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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粤汉铁路武昌分局积压资金的情况
张敬先
粤汉铁路武昌分局所属各段各处，都严重的存在着资金大量积压现象。如该分局电务段存料价值十一亿以上，而实际只需一亿以上的材料就够周转。机务段第一次清点存料价值二十四亿以上，而实际只需二亿就够用了。积压了十倍以上的资金。有些材料根本就不是本单位需用的或急需用的。如电务段就有镀锌铁线一万二千五百多公斤，价值一亿五千万以上；硬铜线六百六十公斤，价值二千五百万以上。因为没有建设任务，就一直摆在仓库里。
与清理库存同时，分局所属线路职工在“路料回家”、“废料大翻身”的口号下，为国家搜集了大批的宝贵财产。如分局工务段收集了一千九百多根钢轨，可以修十几公里的铁路；轮渡处收集了十六吨旧钢板；长沙桥煤厂收集了值二十亿元以上的材料（桥梁钢板等）；机务段清出了五六十吨“废料”；检车段清出了八十八吨“废料”，价值一亿二千多万元。有的工人说：“几十年没有动过的东西，这次都翻了身！”而这些“废料”有的是可以用的
（如电务段就在“废料”里找出一百多公斤铁丝，价值三百多万元），有的是须经过加工才可以用的，有的是须要重新回炉的。
清理结果，使干部群众都懂得了爱护并合理使用资金的重要性。如机务段长说：过去不但群众不知道有多少家当，就连我们也是糊里糊涂的，现在心中才比较有数了，经济核算也有基础了！机务段有的工人说：“要是国家把我们积压的资金运用起来，不是又可添十个机务段吗？”工人群众的认识提高以后，对国家的财产就很重视。如电务段有的工人说：“过去没有材料就不干活，现在要打打算盘，利用旧的材料了。”检车段有些工人把埋在地下的东西挖出来，并说：“这都是国家的财产呀！”此外，工人还自觉地献纳了不少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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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籽棉加工迟缓
不能及时供应工业需要
自九月新棉大量上市后，河北省各地收棉机构曾大力开展购储新棉工作，并超额完成九月份收购任务。但因该省多数地区收棉机构不能及时将籽棉轧成皮棉，打包调运，以致影响对纺织工业原棉的供应。目前全国各地纺织工厂均已恢复全班，天津等地有的且已改每日二班制为三班制，并积极组织突击增产任务，因而各地加紧调运原棉予以支持，成为当前紧迫的任务。
河北省在籽棉加工方面进行是比较缓慢的。截至十月中旬的不完全的统计，该省收购的籽棉，未加工者在八千二百万斤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合作社所积压的。如石家庄专区约积存一千四百多万斤，邯郸专区二千多万斤，邢台专区和南宫、威县等县约一千多万斤，其他各产棉区也均有积压。若干地区如：临漳、临清、成安等县积压之籽棉，部分已有发热、发霉现象。据该省财政经济委员会调查研究，认为产生积压现象的原因有四：（一）在新棉收购工作开始之前，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该省财政经济委员会，虽早已指示应积极准备轧花工作，以实现“快收、快轧、快运”的要求，但各级收棉机构并未认真执行；（二）某些县为了解决本县肥料问题，不愿籽棉出境和有的合作社存在本位主义观点，企图把籽棉留下慢慢组织社员加工，不愿调给城镇动力轧花车加工，同时也不积极组织非社员人力轧花车加工。（三）合作社付给动力和人力轧花车的加工费太低，因此曾有不少动力车宁愿停车不予加工；人力轧车因农忙未过，再加加工费低也不愿轧花；（四）各级领导机关对此类现象没有及时深入检查并加以纠正。
该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为此曾发布指示，要求各积压籽棉机构，特别是各级合作社克服一切困难，积极组织轧花工作。要求各级财委加强检查督促。并决定提高轧花加工费（动力轧车每百斤加工费提高四至八斤小米，人力轧车提高四斤），以期推动这一工作走向正常。（林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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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认识了劳动人民的智慧
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 工程部水土保持工作队 郭钫
今年春天，我参加淮河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当我翻过许多荒山秃岭，穿过一条条的沙河深沟时，几乎不相信是在春天。山上没有青丛茂林，河沟尽是枯草白沙，昔日的山林变成了荒岭，肥沃的田地变成了沙滩。为什么土壤冲刷到这样地步呢？当地农民告诉我：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苛捐杂税、拉丁逼款，使他们不得不往山林区垦荒。同时，反动军队除了勒索柴粮，强拉壮丁和滥用民力外，还要上山任意砍伐林木，结果山区土壤就一年一年被破坏了。像河南省泌阳县板桥水库上游一带的山区，在抗日时期还有很多树林，但至今已棵木不存，山坡的岩石都裸露在外面。伊阳县有些地方在五十多年前还是林木参天，现在已经寸草不生，当地群众已不得不到五十里以外去另谋生活。这说明反动统治者无限制的剥削压榨人民，任意破坏林木，不仅使山区人民活不下去，更严重地是破坏了山区的土壤，从而淤高了下游的河床，造成水灾的根源。
水土保持工作是“根治淮河”工程的一部分。在我参加做水土保持工作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书本知识必须和劳动人民的经验相结合。尽管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任意摧残和压榨剥削山区人民，但并未减低劳动人民向自然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多少年来，他们在山沟里建筑谷坊，把山坡改造成梯田，在山地开旱渠，已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这些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群众许多经验超过了我在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比如山区农民为使水流减缓，就在山沟里种柳树或建筑谷坊；为使谷坊巩固，就在谷坊上下坡栽茅草和小树，有的还在侧面留一个泄水道；当谷坊内淤积很多泥沙的时候，他们就种上苇草，待苇草长过数年之后，再实行翻耕。这样就使贫瘠的山沟变成了肥沃的良田。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
在水土保持工作的施工过程中，最初我认为依靠群众仅仅是把技术要求告诉给民工，同时对他们加强技术指导和检查，这样就可以保证工程适合标准。事实证明，我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有的民工队工作很起劲，工程做得合乎要求，工作效率也比较高。可是有的民工队却强调困难，工作不安心，工程做得也不合标准。这使我深刻认识到，我并没有解决“依靠群众”这个问题。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不仅仅是把技术告给群众就算完事，而是要相信群众的力量，深入到群众中去，耐心地帮助群众解决各种思想问题，并虚心向群众学习，启发群众的觉悟，把保证工程标准变成群众自己的事，这样就可以避免工作中的偏差和错误。因此使我认识到，在施工中密切联系群众是保证工程标准，提高工作效率的主要关键。
今春的施工，使我更深刻地体会了毛主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名言，但是我感觉到自己学习的还太少，今后必须更加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人民需要的一个技术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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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离开了工人，可真不行呢！”
平原省妇女农业劳动模范 陈金
我是村上的读报组组长。看到报上常说“工人农民是一家”“工人是老大哥”，“工人领导农民”等话。有时在县里开会听广播也这么说。我每回总是闷得慌，想不通。我想，工人整天在城里做工，又不懂庄稼活，叫他下农村领导农民，还不领到岔地里去呀！有人说工人会制造机器，我说机器这洋玩艺，还不都是外国人造的呀！这回我在天津参观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以后，才知道我的看法全不对。我一上火车就受到工人兄弟的热烈照顾，工人把农民看成一家人。后来我参观了展览馆，又参加了工农联欢大会，真受感动。在联欢会上，几个工人兄弟围着我，问长问短，敬烟敬糖，真亲密的像兄弟姊妹一样。从谈话里边，我才知道他们天天想法给农民生产有用的东西。我明白了，在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下，“工人农民真是一家”。
在展览馆里，我看到很多新农具。有耘锄、步犁、切片机、棉花播种机，还有水车。一问都是工人老大哥自己造的。我看上了两样东西：一样是耘锄，它能窄能宽，很轻便，用牲口拉着一天能锄三、四十亩地，我在家领着俺们妇女锄地，紧赶慢赶，一人一天才锄二、三亩地。我要买个耘锄回去。再一样是小水车，造的很轻巧，一个人就能推动了。别说用牲口拉，就是人推，一天也浇三、四亩地。我们在家绞辘轳，怪能干的人，一天也才浇一亩多地，还累得腰痛腿酸。要不是工人老大哥创造了这些新农具，农民的生产几百辈子也提不高。“工人领导农民”我算想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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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郭全德进天津
——记农民郭全德参观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后的思想变化
贯文
火车从榆次开了，郭全德挨着个小窗户坐着，一面抽烟一面想：咱自小从平原林县逃荒到山西长治宋家庄，十三岁上给地主放羊，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八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抗旱浇地有成绩，当了水利模范；去年参加了省劳动模范大会，学到了“组织起来比单干强”，今年的互助组，由四户增加到八户，明年该怎办呀？正愁着没办法，上级教来天津参观、学经验；心里真高兴。天津是大地方，各种物件一定有。离家的那天晚上，去找当村七十八岁的梁东狗子：“老大爷，你缺啥东西我给你捎点来。”梁东狗子说：“全德你甭捎，省得我上当，庄稼人进城我经着过，咱这土眉熊眼的老山汉，明明卖三千，他得给咱要四千。”
郭全德没有进过城，可是庄稼人受骗的事他听人说过，他想：“梁东狗子说得不对吧！如今毛主席领导，还会有那种事？”又想：“毛主席领导得好是真的，可是天津才解放了两年多，能变得那么快吗！”
路过的火车站数不清，站站有人欢迎欢送，下了天津车站，就更不用提了：下火车上汽车，这个问“同志们累不累”？那个夺过行李来往汽车上扛。郭全德还是提心吊胆，铺盖抱得紧紧的，小心被贼偷走。天津的工人、市民这样热情，郭全德却认为是“城里人变戏法”。在天津住了两天，他就觉着自己想错了。进了房东家，茶水、洗脸水，准备了个周到；已经活了四十五，还没有看到过床上那样白的单子，走动有招待员领着，买东西受优待，“作梦也梦不到这种美事，梁东狗子说的是个啥呀！”“同志，给我几颗洋麻籽。”
走进展览会，郭全德看见眼前摆的样样都新鲜，样样都好看。“毛主席领导，咱这家当多么大呀！”到了经济作物馆，看见了洋麻，郭全德想起了一段故事。去年从省劳动模范大会开完会回到家，给农民群众宣传种洋麻，群众说：“拿出洋麻来我看看。”全德在省里没有要点洋麻带着，拿不出来，群众就不信他的宣传了。一九四九年推广水车也是这样，已经和四、五家商量好了伙买一架水车，睡了一宿觉就又变了“卦”，有人还背地里吹气：“全德，看你怎么办！”千说、百说的动员，算是买上了一架水车。水车一浇地，大伙红了眼，想不到这家伙顶那么大事，纷纷要入股买水车了。
想不到来到天津又碰见了洋麻，这回可再不能马虎过去。讲解员说，种洋麻和种潞麻的方法差不多。郭全德把讲解员说的话记在了心里，怕忘了又请讲解员记在本子上。临走时说：“同志，把洋麻给我一缕、麻籽给几颗好不好？”讲解员送给了他几十颗麻籽和一缕麻，全德通通用纸包起来，心里想：“这回村里人该相信了。”那天吃饭的时候，他给五马村的张和气说：“我打算回村动员群众，明年比今年多种一百五十亩，把潞麻都改成洋麻，一亩洋麻比二亩潞麻收的还多，工厂里用着又方便，这样好事谁还不抢着干！”铁钉碰上了吸铁石
走到重工业馆，郭全德好像铁钉碰上了吸铁石，动弹不得了。
重工业馆里放着一架“木炭引擎抽水泵”，郭全德问：“这家伙干什么用？”讲解员说：按在井上浇地用，一天能浇二、三百亩，烧上二十斤木炭就够了。全德一听兴头上来了，蹲在机器旁边一个劲地瞅，机器不大，这么一个“机关”那么一个“机关”，不用大车拉，推着就能动，有这么个东西，天旱不发愁了。嘴里不由得说：“工人能耐大，真称得起老大哥，莫说叫咱做这机器，看看就眼花了。”
从前上级党组织也常给郭全德讲：“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要接受工人阶级领导。”上级不给下级说谎话，可是全德总想不通：“工人阶级怎的个领导啊？”郭全德看了展览会，才体会到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有远见、大公无私，他才心服了。单人拧辘辘把子顶不住牛拉的水车，这架“木炭引擎抽水泵”开销不大，能顶好几架水车干的活；拖拉机后面按上机器，能把地里的全套活儿干了，能耕、能耩、能收、能装；苏联的集体农场，有电灯、电话，作饭都用电，咱山沟里有上一条牛、两间房、几亩地就觉得日子过得不错了，谁知道还差得远呢！“工人老大哥就是火车头，咱这车皮挂不上火车头，日子甭想过得再好。”
在天津住了七天，郭全德觉着一眨眼就过去了。临走的前两天开工农联欢大会，几个码头工人拉住了他的手，请他吃点心，告诉他“一家人别客气”。郭全德心里想：“过去工人农民谁都见不着谁，现在毛主席领导的变成了一家人。”心里有千万句话，嘴里说不出一句来，两眼瞅着工人同志，停了老半天才说：“咱比亲兄弟还亲！”紧跟着眼睛湿了。（原载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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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经济生活简评
清除基本建设中的无政府现象
华北酒业专卖总公司所属河北省分公司衡水酒厂，在今年进行基本建设时，不经上级领导机关批准，擅自变更原有的工程计划，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该厂为了多建筑一些办公室和宿舍，就把计划中的三幢仓库改为二幢，把计划中应该新建的一座造酒厂房，改用修补过的旧曲房顶替，而用这些资金，建筑了十三间办公室、五十七间宿舍。这样一来，不但国家在将来必须增加投资以建筑曲房，并使该厂一九五二年的产曲计划受到严重影响。
就规模来说，这件事情的本身并不很大，但其性质是很严重的。因为衡水酒厂在这件事情上破坏了国家的经济计划。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各自为政的无政府的行为。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中，先建设什么，后建设什么，那些产品应该多生产，那些产品应该少生产，都在国家的统筹计划之中。有一个单位不遵守计划而擅自行动，就将产生脱节现象。大家应反对这种无政府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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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简讯
经济简讯
▲江西省各地人民政府认真监督执行江西省与其他地区签订的土产交易合同和协议。截至八月底止，全省所有已到期的合同和协议，大部均已按照合同的规定期限交货；交货总值占全部到期交易合同总值的百分之八十二点八。
▲湖南、江西两省的手工造纸和纸浆生产，今年有显著发展。今年湖南手工纸的产量估计可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六十三，江西纸浆产量可超过预定计划二倍半。两省所产纸张和纸浆，除供应中南地区的需用外，并供应华东造纸厂需用的部分纸浆。
▲皖南区合作社已有很大的发展，全区现有基层合作社四百二十三个，社员一百五十五万三千多人，社员人数已达全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八，部分经济作物地区的合作社社员更达当地人口的一半左右。
皖南区合作社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今年一月到八月份内，皖南区合作社为农民推销剩余的农产品和土、特产品总值达一千四百多亿元。以全区三百五十万农业人口计算，合作社平均为每个农民推销了价值四万元的产品，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期内，合作社代各国营贸易公司供应农民各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价值一千一百三十多亿元。
▲宁夏省人民政府为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正组织三万头骆驼从吉兰泰、察汉两盐池驮运盐斤。这次驮运总数为一百万担，约为去年宁夏省池盐外销量的两倍半。驮运终点站为磴口和中卫；从这里盐斤即可由水陆两路分运绥远、察哈尔、山西、陕西等省。一百万担驮运任务完成后，该省回、汉、蒙各族人民将增加财富三百八十余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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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热火大锤下锻炼
龚业雅
我是一个快五十岁的家庭妇女。今年五月十七日，我随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九十九人）由北京到西南工作。在重庆学习了半个月。即随川东队出发赴合川县工作。直到八月十七日农民开了胜利大会，我们才在农民欢天喜地的气氛中离开乡村。
两个半月来，我在一系列的激烈斗争实践中，得到深刻教育。在热火大锤下，我逐渐地站稳了阶级立场，并加强了群众观点。
记得云门乡十一村的贫雇农代表，曾在一次小组会上讨论“谁来当家作主”的题目。讨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贯彻土地改革政策的总路线。会开了四小时，农民群众踊跃发言，充分发挥了民主精神。在讨论过程中，我认识到农民的智慧是惊人的，农民的思想是突飞猛进的。讨论开始，农民的思想较模糊，当提出“谁来当家作主”时？就有人说：“要北京的工作同志来当家作主。北京同志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可以吓倒地主威风。”但是经过再三讨论，就有人出来批判这种思想，而提出要中农来当家作主。因为中农能写会算，对庄稼又很在行。经过讨论再讨论，又有人出来批判这种主张，因为中农在斗争中不太坚决。他们的讨论是一步一步深入，思想是一步一步提高，结果大家认为土地改革只有依靠贫雇农才对头。他们说：“土地改革运动，好比农民和地主开仗，必须要贫雇农打先锋，中农帮忙运子弹；富农不倒向敌人那一边、安心生产就好了。”这个结论，不正和土地改革政策的总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相符合吗？因此，当我们交代政策时，群众不但自觉自愿地来参加讨论，而且还觉得这个政策根本就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
就在发动群众，传达政策的这个阶段，我们都是走群众路线，由点到面地放手发动群众。大会讨论，小组座谈，吐苦水，讲翻身，一步一步逐渐去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到时机成熟了，就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制订了十项共同行动纲领，由全体代表通过实行。这个纲领内容，都是依据群众自己的话写出来的。例如：“要开贫雇会，吐苦水，挖穷根，讲土改，讲翻身”，“天下农民是一家，团结起来力量大”，“农会整顿好，贫雇做领导”，“讲理讲法，斗倒恶霸，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等等。这些话，全是有声有色，简单明了，既代表群众要求，又显出群众力量。我从这些工作中，结结实实地上了一堂大课。我体会了什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真理。我也认识到只有实行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路线，才能圆满地贯彻与实现政策。
毛主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事实给我们证明了：这是千真万确的。
西南农民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广大农民确是被地主阶级挤成“干人”了。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前，气焰十分嚣张。他们收买无业流氓，组织“暗杀团”、“九路军”，放毒、放火，谋害工作人员，还散布谣言，威胁农民，企图破坏土地改革。他们向农民说：“你反对我，我让你马上见阎王！”这种话完全表现出地主阶级狰狞丑恶的面貌和反动实质。但是正由于封建势力对农民这样凶狠残酷，所以农民的反抗性和革命性也就特别强。尤其是妇女们，一经觉悟了，她们就会迅猛异常地把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埋藏在内心的愤慨和仇恨，像狂风暴雨一样地喷发出来。她们在斗争会上、诉苦会上，以及其他工作中，都表现出惊人的力量。
云门乡十一村举行妇女诉苦会时，一位七十四岁的刘大妈——她的头发、牙齿全脱光了，两个眼睛也全瞎了，但她一定要孙女把她牵引到会上。她说：“这是千年难逢的翻身大事，就是有一百里地远，我这苦老婆子，爬也要爬去！”她到了会场，马上高声问：“北京来的大姐在那里？”我到了她身边。她伸出干枯的颤抖的双手，把我从头上摸到脸上，摸到身上，又摸到手上。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然后亲切地向我说：“大姐，你是毛主席派来帮‘干人’翻身的吧？我受的苦太多了，苦得啥子也记不清楚了。但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的眼睛本来是明亮的！只因地主太可恶了，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压迫我，我就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躲在人背后哭，一点一滴地把眼泪哭干，我就变成瞎子了！”仅仅这几句简单的话，引得全场姊妹们都哭诉起来。她们说：“钱债钱还！血债血还！”“以前是穷在路边无人问，富在千里有远亲。现在可不同了，毛主席都派人来看我们‘干人’！”“‘干人’的屁股，要坐在‘干人’的板凳上！”“去穷根，栽富根，打倒封建人！”“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地主阶级不消灭，干人永远翻不了身！”这些话，充分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她们立场坚定，有丰富的阶级感情！正由于这种思想感情，才使她们团结起来，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会上，是看得很清楚的。
假如我们看问题不提高到阶级的高度来看，不能以人民的爱为自己的爱，以人民的恨为自己的恨，那么，在激烈斗争的关头上，就会表现立场不稳，感到自己的思想感情中，存在着浮浮飘飘的动摇性，甚至认为农民斗得过火，甚或认为这个运动“糟得很”。只有了解了几千年来农民对地主阶级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然后才能在实践斗争中，接受考验，接受锻炼。
在某一个斗争会上，一个老年的恶霸地主，站在群众面前。他已经被斗争了二天二夜，两个脚肿得很厉害。当时我心里就有点怜惜他，觉得应该让他坐。但是当我注意去体会当时农民的气愤，和地主的顽固，然后问自己：几千年来，地主和农民可曾平起平坐过没有？农民被地主吊打剥削过几千年，可有人注意过怜惜过没有？今天是农民推翻地主阶级的斗争，我们还怜惜他，怕他受委屈吗？我不是要来打倒封建势力吗？现在当我面对着激烈斗争时，我还是站在农民前面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后面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对面反对他们呢？我感到羞耻和惭愧！我马上坚定了我的立场。
的确，我就是这样地在一系列的激烈的斗争中，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一次再一次地考验和锻炼。我对敌人有了坚决斗争的意志，对自己人有了团结和帮助进步的热情。这种认识，现在活生生地存在我思想意识之中，它是人民群众给与我教育和启发的结果，它是从革命实践中逐渐培养起来的，它是永恒不灭的。
从西南回到北京，当日就接到我儿子从哈尔滨寄给我的礼物——他们团委会奖给优秀团员的一本学习手册。在第一页上，他题了几句话，我看了很受感动。现在抄录在下面，作为我的结束语：
“为了庆祝你——亲爱的妈妈，胜利归来，将这本对我有重大意义的小册子献给你。做一个优秀的革命工作者，是光荣的，同时也是愉快的；但是一切光荣和愉快，不正是毛主席、共产党、和祖国人民赐给我们的吗？为了这一切，我们应该加倍努力提高自己，努力完成任务。希望妈妈，戒躁戒骄，团结群众，培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真实感情，终身为真理斗争，为和平奋斗，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更愿妈妈，珍贵这次土地改革实践中的体验；因为这正是您参加革命斗争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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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全国铁路主要车站与列车中应该大力宣传婚姻法编辑同志：
婚姻法在某些地区之所以没有贯彻得好，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宣传得不够。这从报纸上陆续发表的某些干部干涉婚姻自由，被干涉的男女——特别是妇女，因为不了解婚姻法的精神，缺乏坚持斗争到底的勇气而自杀的事实，就可以得到说明。所以，要使今后婚姻法贯彻得好，做好宣传工作是重要步骤之一。
全国铁路各主要车站与列车中，是群众经常集中、而流动性又最大的地方，过去，在和平签名、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运动的宣传中，曾发挥了很大作用。因此，我认为婚姻法的宣传工作也应该在各主要车站与列车中开展起来，希望全国铁路各宣传部门重视这项工作。
上海铁路局 胡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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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美满婚姻”一文给青年男女指出了争取婚姻自由的道路编辑同志：
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的“美满婚姻”通讯，报道了芜湖市郊区飞行村的两对新婚夫妇——王道毛和押弟子、芮传家和小腊梅子，怎样摆脱了封建婚姻的痛苦，而和自己情投意合的对象结了婚，建立了美满愉快的家庭生活。这是一篇极其生动感人的报道。当宣传员在淮安城区鱼市镇三街时事课堂上把这篇报道宣读后，有些妇女竟被感动得流了眼泪。她们深深体会到新婚姻法已给青年男女们带来光明和幸福。
像“美满婚姻”这样一类的通讯，我认为各地报纸应该多加刊载。因为它对于贯彻婚姻法，扫除封建思想残余，都有积极作用。就我自己所知，有些基层干部（尤其是农村干部），就曾以“随便离婚结婚，一定会把社会搞乱了”为藉口，来限制感情恶劣、无法同居的夫妇离婚；甚至情投意合而愿意自由结婚的青年男女，也为他们百般阻碍。所以，宣传婚姻法时，一方面应揭露压迫、杀害妇女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应配合以自由婚姻和美满婚姻的宣传，这将更会有力地从事实上打破那种怕“把社会搞乱了”的思想顾虑。
贯彻婚姻法的宣传，还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思想斗争，希望报纸运用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来加强这一斗争。
苏北淮 安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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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婚姻要自己作主才好
——宋为华和赵长林结婚后积极生产
北京郊区十一区牌坊行政村小店自然村妇女宋为华，由父母包办婚姻结婚，今年二十岁就守了寡。“好马不背双鞍，烈女不嫁二郎”，这是父母、乡邻们的教训。可是，宋为华又常听村干部们说：“婚姻自由了。寡妇嫁人，旁人不能干涉。”宋为华心里矛盾着、斗争着。
同村有个赵长林，二十三岁，身体好，工作好，又是青年团员。宋为华觉得赵长林可不错。不久，赵长林认识了宋为华，知道宋为华也是生产能手。他俩一遇到，总是心里火辣辣的；想说话，脸一红又过去了。终于有一天，他俩在园子里谈了话，赵长林鼓足勇气先开口：“咱俩人是不是能……。”宋为华没等他说完就接着说：“咱俩谁都知道谁，就怕父母不答应。”俩人畅快地谈了心里的话。
过了不久，赵长林和宋为华更肯定了：要冲破封建婚姻制度，要自主结婚。宋为华在赵长林鼓励下，决心向封建家庭斗争到底。他俩高高兴兴地去区政府领了结婚证。但是，宋为华的父母都不同意。
宋为华坚持了两星期多的斗争，终于打通了父母的思想，在九月二十八日和赵长林结了婚。
结婚后，俩口整天起早睡晚，劳动生产，现在他们计划一起去上冬学学文化。老乡们说：“咱村谁也没有人家小俩口那样亲热”。有一位老太太说：“咱们岁数大了，还是小伙子们自己作主的好。”
王大明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得到了解放
我家住在洛阳市东北隅大众街，我今年十九岁。我十五岁时与张木川结婚，到他家时虽然年小，可是开荒，推磨，挑粪，锄地，挑水做饭，我啥都干。但就这样，也是经常受婆母打骂。解放后，人家的媳妇闺女都参加了妇联会，我却在家不能出来。这次，我街进行了民主改革，重新组织了妇联会。青年妇女来动员我参加妇联会时，我婆母虽还是不叫我出来，可是我却强着出来了。在我光荣地被选为妇女代表后，婆母心中不满，当会场打骂了我一顿。后来在工作组的帮助下，我家开了家庭会议，互相批评检讨，才搞好了家庭婆媳的关系。婆母叫我去上了夜校，并允许我去开会，我今后也要对婆母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得到了解放，我有说不出的高兴。今年国庆节我特地定了学习、工作和生产计划：
（一）学习计划——我在夜校所作的作业每日保证完成任务，不拖延时间，每日写大字三十个，小字一百个，读会一课书，学期成绩还保证在七十分以上，并且要尽量的帮助别人学习。
（二）工作计划——我要努力把受压迫的妇女解放出来，使她们不受压迫。政府有啥号召我努力宣传，并把政府政策传达到群众中去。群众有啥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也及时报告给政府。
（三）生产计划——我往年一亩地上十五担粪，今后保证上二十担粪；往年谷子麦子锄二遍，今后要锄三、四遍。我每天还做鞋底一只，多多的生产来抗美援朝，保证完成爱国增产捐献计划。
洛阳市治安街妇女代表 席秀珍
（阎宝山代笔）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世界文化史讲话”内容有错误应予纠正编辑同志：
最近读了光明书局一九五一年四月第九版的陈和山编著、曹伯韩校订的“世界文化史讲话”，发现其中有不少模糊的甚至是有害的观点。
这里举几个例子：
该书第十三章“世界的大发见”最后一段说：“欧洲文化由此传遍于世界……文化高的国家与之接触，则吸取其精华，滋补其不足………而文化经济两皆落后的国家，则只能取其糟粕，不能接受其优点，甚至抵抗不住，结果造成黑暗、混乱、丧失其独立发展的条件，沦亡为殖民地。”这样说来，好像落后的国家之沦亡为殖民地是咎由自取，吸收了人家的“糟粕”，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关似的。显然，编著者的观点是非常混乱的。
在该书第十章第三节中，编著者说：“他（释加牟尼）及他的几个大弟子，都是坚苦发奋，力求改变当时人生观的大思想家。可惜因为印度的物质生活比较别处容易，气候亦甚温暖，极易引起人们的惰性的发展，把这件事不甚重视，所以终被婆罗门的阶级制度所限，而不能发展更新的文化思想。”这就是说，地理环境注定了印度人民的“惰性”，因而也就注定了印度文化的“落后”。这种论调显然是荒谬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又如，在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旧教自身的改革运动”中，编著者在谈到“耶稣会”时，对这个组织的反动本质一字不提，反而说“他们传教，谨守道德”。
再如，在该书的“结语”中，编著者论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说：“……此种现象如何，我们将留待后来的史家去研究，因为现在正在继续变化的进程中，一切高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尚未能完全实现，我们不能先事批评。”这种背谬事实的话，真太令人奇怪了！
“世界文化史讲话”一书是解放前著的，销行颇广，它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放以后原封不动地出版，是应该受批评的。这或许不止是这一本书的问题，希望出版界加以注意。
长沙市落星田 尚嘉
第2版()
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上海华明书局和连环图画“金耳环”编绘者的检讨编辑同志：
九月四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太原读者张伯明同志的一封信，指出本店出版的连环画
“金耳环”歪曲了人民解放军的立场，错误地描写了人民解放军的军纪和军民关系。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我们诚恳地接受这一批评，并已把“金耳环”全部停售。
上海华明书局陈福墉
“金耳环”编绘者钱予凡的自我检讨编辑同志：
本人在一九五○年三月间，采取微明同志一个短篇通讯“金耳环”的内容编绘成连环画。我在编绘前对原著并未深刻研究，在绘制过程中，也没有发觉错误。这是由于自己政治水平不够和创作上存在着轻率作风所造成的。这种敌我不分，模糊阶级斗争的作品，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为了克服以上错误，我决定今后要努力提高政治水平并严肃创作态度。我对张伯明同志致诚挚的谢意。
钱予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