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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河北地方工业清理资产告一段落
呆滞资金投入再生产
河北省营地方工业,最近普遍地核定了资金,实行了独立经营,为今后实行经济核算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经过核定资金,节省了大量资金。据十六个厂矿统计,一九五一年较上年度计划生产量增加百分之二十九,但占用资金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三。另据十三个厂矿的统计,资金周转率已由过去平均一百八十八天周转一次,缩短到一百一十点九天周转一次。在核定资金中清理出的积压资产,合款达十六亿,已投入了新的工业生产。
该省地方工业数十个厂矿,在一九四九年秋,由冀南、冀中、冀东等行政区合并于河北省工业厅统一领导。当时各厂矿规模较小、资金薄弱、财务制度不一,且又处在物价不稳定的情况下,就确定了分散生产、统一经营、逐渐整顿的方针。在一九五零年,各厂矿普遍地清理了财产,组织了厂矿检查,建立了厂矿保安、机器检修、工资调整等制度,为经济核算制创造了初步的条件。但在这种统一经营过程中,各厂矿多是只管生产,不管赔赚,企业领导干部,有严重的供给制思想。各厂矿缺了原料、资金,就向上级领取,很难正确地计算盈亏,严重地影响了经济核算制的实行。为此,省工业厅于本年第二季度,决定以厂矿为单位独立经营,并核定了各厂矿的资金需要数目。
经过此次核定资金后,该省工业厅和所属厂矿,在使用资金上逐渐作到了心中有数。工业厅掌握了各厂矿实际需用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数目,并确定了专款专用制度。各厂矿也确实了解到有那些地方浪费和积压了资金。经过核定资金,确定独立经营后,各厂矿生产与经营的积极性都较过去提高了。临清保定等铁工厂因为修理零活,不能做生产计划。资金核定后,这些工厂根据市场需要,明确了“面向农村”的方针,适当地增加简单机械器具的制造,作出了切实可行的计划,因而得以经常生产。
河北省地方工业各厂矿此次核定资金,大部充分发动了车间、小组和工人群众,讨论和制订定额计划,因而使资金得到合理的使用。保定发电厂行政领导干部认为“只有多存煤才不会停工停电”。但经车间工人讨论,根据本市购煤与运输条件,一致提出:“少存煤好处多,不但烧新煤,节省煤,烧火时有把握,保管时还减少自然火灾的危险。”这些意见被该厂领导干部采纳了,使煤的资金全年可以周转九次,较过去占用资金减少百分之四十。各厂矿不少车间、生产小组由于建立了资金定额制度,把生产环节紧密地衔接起来,并严格执行材料领发制度,使生产过程中占用的资金也大量减少。同时,也纠正了厂矿领导干部中使用资金“宽打窄用”的错误思想。(曾润)


第2版()
专栏:

徐州车辆段清理资产工作有成绩
清出大批积压资金及账外材料
济南铁路管理局徐州车辆段自八月中旬开始清理资产后,已收到很大的成果。在这次清点与定量运动中,清理出来的多余资金,占存料总值的百分之七十九点八。在清理资产中,发现了材料上严重的呆滞现象。例如:三十五公厘的元铁,定量只需五十公斤,而查出的实存量为五千零六十八公斤,足够八年之用。又如八十八公厘的洋钉,定量为二公斤,库存数足够二十年之用。清理出的铁木螺丝,足够二十四年之用。此外,在这次清理资产中,查出了价值二亿余元的账外材料。
徐州车辆段为了把清理资产工作搞的更好,曾在七月份组织全段职工,展开关于清理资产工作的学习。在学习中,特别注意纠正某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材料可多不可少,有备无患”的供给制思想,启发领导干部首先作了检讨,这样,就启发了全段工人认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为八月份清理资产打下了良好基础。由于徐州车辆段领导干部对清理资产工作很重视,所以此项工作进行较快,也比较彻底。例如配件修制场,客、货车修车场,车电场等,都事先把所有的工具材料排列起来,等待清理资产人员清点。此外,各场、室主任都亲自下手,协助清理资产,并检查各车间的“小仓库”,督促所属单位作到无遗漏的清理与登记。
(邢良民)


第2版()
专栏:

青海省各厂矿初步核定资金
发现一个厂占用八个厂的资金
青海省工业厅为了纠正所属各厂矿严重的资金积压现象,打下正式核定资金的基础,初步审核了各厂矿的流动资金。该省某皮革厂用着四个厂的资金;某煤矿用着五个矿的资金;某毛织厂用着八个厂的资金。由于审核资金是个新的工作,某些领导干部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在审核过程中,曾发生了不少的偏向。最普遍的思想偏向,是认为:“多比少好,宽比紧好”,因而尽量多要资金,不愿真正克服资金的积压现象。没有发动与组织广大的职工群众积极参加审核资金的工作,是另一种偏向。虽然各厂矿都成立了核定资金委员会或核定资金小组,但都抱着依靠会计科的思想。如某电厂会计科向工务科搜集材料储存量时,工务科曾说:“你们看着核吧!你们认为行,我们就同意。”又如毛织厂由会计科召集计划科开会及清仓时,该科负责同志本是核定资金委员之一,但他却说:“我还是个委员吗?”这些对于核定资金工作漠不关心或不热心的现象,反映了青海省某些厂矿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不注意经营,错误地把生产和经营分离开了。
青海省人民政府工业厅对上述错误思想,坚决地展开了思想斗争,采用了说服教育和反复审核的办法,终于防止了这些思想在核定资金工作中的阻碍作用。
(朱毅)


第2版()
专栏:

土地改革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北京大学教授 马大猷
土地改革是要“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这个伟大决定的正确性是我在这次到川南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中所深刻体会到的。在工作中我看见了伟大的生产潜力,大大地增强了对工业化前途的信念。
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地束缚着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生产无法发展,国家的工业化也不可能进行。××县集峰村农民邱银章的情况给我们一个有力的说明。邱银章佃了地主熊杨氏一片田,每年产量二十八石黄谷(每石三百二十四斤)。根据佃约(是按国民党官定格式写的,共有十二条),邱要预先交十石黄谷作为押金,准备地主处罚,每年要交租二十二石半,另交豆租二斗,稻草二百捆,义务作工十二个,义务为地主碾米并且替地主交纳一些租税,最后一条规定邱银章不得作其他生意,违背时要加处罚(年节送礼和其他“规例”还没有写到佃约上)。在这样严重剥削下,农民在丰年中也只有麦糊,杂粮糊口,荒年就只有逃荒讨饭了。农民对这种残酷剥削,只有忿怒的忍受,否则地主一来夺佃,立刻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川南农村中,房屋是跟着田的)。那年收成好一些,地主立刻就来加租加押,农民不但得不到好处,反而要遭殃,他们又怎能有兴致发展生产呢?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再加上过去反动政府的压迫,很多农民要变为赤贫(在川南像这样的赤贫要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甚至于家破人亡。集峰村的尹惠章是一个典型例子。尹惠章的父亲原来是个佃中农,在一九一九年还有一百五十两银子,作为押金,向地主黄家佃了六十石田,不到六年押金被罚得只剩了五两,尹家就被夺了佃,赶了出来。又拿着五两银子向另一地主佃了二石土(旱地),生活就更困难了。后来尹惠章的父亲只好把自己一个女孩抱出去作童养媳,把四弟兄养大后,让他们出去给地主作工。尹惠章十六岁起替地主看牛,每年赚一斗米。这样的贫苦生活过了十几年,因为弟兄们逐渐长大,劳动力多,又集攒了一些钱,希望能再佃些田来种。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攻我国的时候,国民党在前方节节退让,在后方却大抓壮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七年九月间接连地把四个弟兄的三个都拉去,至今没有消息。尹惠章怕再被拉,就拜萧和尚作老师出了家,老人不久也死了,这一家就这样完了。这就是劳动人民在反动封建统治下的归宿。事实上像尹惠章这样保全了性命的还是侥幸呢,许多农民都说:“如果再不解放,我们都要被地主惩死。”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少数寄生阶级荒淫无耻的享乐,使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终年劳动,不得一饱,大大地妨碍了生产的发展,限制了国家的工业化。
土地改革废除了不合理的封建剥削制度,使农民初次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占收成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地租不再向地主缴纳了,农村购买力自然要大大地增加。在另方面,因为农民不再为地主服劳役,过去不事生产的地主也要被强迫参加劳动,农村的劳动力也大大地解放了。用川南情况作例,土地改革中每个农民平均可分二石田,如果一个主要劳动力平均负担一个五口(包括本人)之家,他一家可分到十石田。一个主要劳动力平均可以耕二十石田以上,所以至少有一半劳动力可以作其他工作。如果把全国农民因土地改革而解放的劳动力合计起来,数量是很惊人的。这部分农业人口逐渐转变为工业人口,其力量之大,当可想见了。事实上,如果把改良农具,改良耕作方法等所节省的人力算上,我们的工业生产后备军的实力还要雄厚得多。这个工业生产的潜在力量是我国工业化最宝贵的资本和最可靠的保证。
我们的工业生产后备军的质量如何呢?是不是像帝国主义分子所宣传的,有些知识分子也盲从呼喊的,我们的农民是既贫又弱又愚?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人多也只是一种负担,对工业化不但不是动力,反而是很大的阻碍。和农民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后,我深刻地认识了帝国主义分子恶意诽谤的无稽,也认识了农民的伟大和智慧,建立了对工业化的绝对信心。
经过长期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农民的贫是不待言的。以川南为例,一般的田租都是“铁板租”(佃约载明“天干水旱,颗粒不得短少”),大约是丰年产量的七成左右,即使在丰年剩的粮食也不够吃,遇到旱涝,全部收入还不够交租。像这样,农民怎能不贫呢?很多农民住在猪圈牛棚旁边,生活的贫苦是城市中人想像不到的。集峰村的金福全大爷,今年已经七十二岁,家中几乎是一无所有,一条被子已烂成一条一条的连不到一起,在夏天为节省起见只穿一条短裤,皮肤已受惯了风吹雨打日晒虫咬,他最大的奢侈就是每月买菜油四两作点灯和吃用。在这种极端贫困情况下,农民是不是就悲观失望、不努力工作了呢?恰恰相反,农民的勤劳勇敢是任何困难都吓不倒的。土地的使用程度几乎到了极点,山上一直到山顶都开垦了梯田,田坎、田边也都种上了粮食,甚至在石头上都铺了几寸厚的土,种上了高粱和菜蔬。家庭中,人人都从事劳动,织布绩麻打草鞋直到挑盐巴,挖煤炭(开土窑),凡是可以做的事不管怎么艰苦,都有人做,老人儿童也没有一个空闲的。农民就是用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向自然搏斗,克服生活的困难。土地改革后,农民头上压着的两座大山都已推倒,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拦阻农民的充分发挥力量,为美好的未来而奋斗了。
农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我在出发前也了解自己能力的薄弱,晓得要依靠群众的道理,但总觉得自己至少计算的本领还不错,所以就带着一支计算尺,满怀信心的踏上征途,准备有所表现。一到川南,看到的都是梯田,弯弯曲曲,奇形怪状,以前所学的长方形、三角形甚至于梯形、扇形的公式都不中用,计算尺的威力也无从施展。相反地,农民根据他们丰富的经验,不但可以根据一块田中可以下多少种,估计出面积来,并且再进一步,又根据土色,风向,水源等条件估计出产量来,估计的准确程度可做到只相差百分之一或二,这是学校里训练出来的任何专家都做不到的事。在分田时,全村一千多人,在一天中就公平合理地把大小,肥瘦,高低不等的几千块田分完了,毫无争执,人人满意。在其他工作中,如斗争地主,调查地主生产资料情况,以至于征收没收,分配果实等,农民都表现了无比的智慧。分配果实能完全按照贫苦程度和需要情况办理。在土地改革中,农民的智慧第一次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因而做出惊人的成绩。
经过土地改革的锻炼,农民的觉悟程度也大大地提高了。在二百多户的集峰村中涌现了七十多个积极分子,不分昼夜、耽搁自己的活路,任劳任怨,义务地为群众服务。中农沈玉昆因为须要整天在村中工作,无法进行生产,就半夜里起来到田中耕作;贫农曾光才常常为了开会,帮助青年学习,领导儿童团活动等连续好几顿饭不能吃;六十多岁的贫农兰什发和青年一样地积极参加了所有活动,并且领导了查田评产工作;武装部长邱银章(贫农)因为保证村中治安,白天在村中工作,晚上还出去巡逻,并且常常不分昼夜地到几十里外出差,他在全部土地改革过程中只有一天没有到村上来,第二天他就来检讨说:“我犯了错误,昨天我去割自己的谷子去了。”——这都是高度觉悟的表现。查田评产工作,一共用了两天,在全村中查出了国民党时代隐瞒的黑田(水地)百分之二十五,黑土(旱地)百分之一百四十七,有一个小组竟查出黑田百分之五十二,黑土百分之二百八十九,这些收获主要的是小组中自报公议的结果(大规模的复查中,只查出了黑田千分之四),没有群众的高度觉悟,这是不可能的。在分田工作中,也充分地表现了团结互让的精神,不但本村的人互相未发生争执,其他田少的村庄派来二百多人参加分田也受到热烈的欢迎,并且得到特别照顾,这种高度阶级友爱的精神给我很大的启发。在对地主斗争中,群众的觉悟也有充分的表现,在面对面斗争中,农民用斗理斗法的方式表现了无比的威力,把地主完全斗垮,认罪认赔;在反分散运动中,经发动群众,一个村中追回来的地主分散财产就要值一百多石黄谷;这样伟大的力量使封建地主阶级完全低头降服了。
在处理个人问题时,农民也表现了正确的认识。因逃避壮丁而做了和尚的尹惠章在土地改革期中因对宗教毫无信仰而还了俗并且结了婚。他在向贫农徐温卿(寡妇)求婚时说的话是很多知识分子说不出来的:“过去封建社会逼得我出了家,现在毛主席来了,我得了解放,可是‘十个指拇儿摁不住几个跳蚤’,一个人有多大本领,单独生活总是苦的。我知道你的脾气不好,但是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常开检讨会,我错了,你检讨我,我下次就不那样了;你错了,我也可以检讨你。”徐温卿说:“有什么活路,我愿意抢着做,我就看不惯懒惰的人。”尹说:“我也是那样。”他们结婚后,感情很好,生产积极,这个新式家庭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通过尹徐的婚事,当地一般农民都已建立了对新式婚姻和新式婚礼的认识,继续又有两对爱人圆满地解决了他们的婚姻问题,给婚姻法作了有力宣传。
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农民的动人表现是写不完的。我这次受了“土改大学”的教育,个人收获远超过以往两年学习的所得。我们的贡献是微薄的,如果还有些贡献的话,主要的就是使中央人民政府与人民之间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农民深深地感觉到毛主席对他们的关心,大大地增加了“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衷心地喊出:
“翻身不忘共产党,享福要谢毛主席。”在土地改革过程中,通过抗美援朝工作和政治教育,农民对祖国的认识也大为提高,因而更加强了对祖国的热爱。农民现在不但抢着要参军,并且要参加人民志愿军。当一个农民青年因身体不合格而“考”不上兵时,他的失望是很难劝解的。在增产捐献中,农民对集体力量有深刻的认识,中农沈玉昆说:“我们每个人捐一千元,全村就是一百多万,全国的捐献就可以买很多飞机大炮去抗美援朝了。”因此运动开展得非常热烈。全村共认捐了六百万元,三天之内便已经交足三百万元以上。土地改革后的农民迫切地要求文化,很多青年要求参加青年团,并且希望将来参加共产党,他们对新中国的光辉灿烂远景是一心向往的。
这就是我们的工业生产后备军;人数众多,勤劳,勇敢,智睿,觉悟,热爱祖国;解放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生产力量还不是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么?


第2版()
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 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指示
全国棉纺织厂自下月起突击增产两月
供应广大人民所需要的纱布并增强抗美援朝力量
为了供应广大人民对纱布的需要,增强抗美援朝力量,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遵照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决定与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出突击增产的指示。指示规定:全国公私营棉纺织工厂从十一月一日起一律突击增产两个月。本来实行两班制、每班工作十小时的工厂,每周增加一班,或者是每班增加一小时。为了避免工人过度疲劳,加班之后,不得加点;加点之后,不得加班。原来开三班的,一律每周增开为二十班。在突击增产期间,两班制加点部分的工资,由厂方另增百分之五十发给。加班工资由厂方另增百分之一百发给(但本来每天开两班,每周开六天七夜的,不作加班论)。同时为了保护职工健康,凡是参加加点的职工,每人每天由工厂津贴鸡蛋两枚。
指示要求各地纺织工厂立即组织动员,发挥职工群众的爱国主义劳动热情,提高产量,保证质量,节约原料,保持并发扬去年突击增产二十支纱的荣誉,完成国家今年所给予的光荣的增产任务。(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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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进安全卫生设备推行技术保安
东北国营工矿死亡事故大减
东北区国营工厂、矿山的保安工作已有很大改进,事故次数大为减少,技术保安检查已成为厂矿生产中经常的主要的工作之一。据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统计:全区矿山方面今年一月至五月事故次数较去年同时期减少了百分之五十,死亡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五十点三,负伤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一点六。工厂方面今年一月至四月事故次数较去年同时期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八点七,负伤人数减少了百分之十四点二。一年多来,全区有不少厂矿已消灭了重大事故。例如旅顺电业局已有二十二个月未出人身事故;通化某煤矿除了两年来没有死亡事故外,今年上半年又基本上消灭了重伤事故。
东北解放初期,由于伪满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厂矿中根本没有什么安全设备,加以部分领导生产的干部强调客观困难,不重视和不积极设法改进保安工作,以致事故不断发生。其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对这些不积极改进保安工作的干部及时作了批评,并强调指出一切事故都可经主观努力减少或消灭,保安工作在各厂矿才逐步改进起来。一年多来,东北各国营厂矿已先后进行了三次保安大检查,解决了十万余个技术保安问题,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厂矿中成立了技术保安科(股),专门负责检查生产中的安全问题。在保安大检查中,各厂矿采取多种多样的宣传鼓动方法向职工群众进行技术保安教育,改变了一般工人的“听天由命”不重视安全操作规程的思想。如军工各厂的算事故账,鸡西城子河煤矿的事故展览会,鞍山钢铁公司耐火材料厂发动受伤工人向大家分析受伤原因等方法,都深刻教育了全体职工。工人们认识到技术保安检查的意义后,就认真遵守保安制度,并自己动手解决保安工作问题。如电工局今春保安大检查中解决问题两千多件,其中工人自行解决的就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二。各厂矿经过保安大检查,普遍重视了劳动保护问题,积极改善了安全设备。仅今年春季保安大检查中即改善保安设备三万件以上。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在检查后拨给各厂矿改善安全设备和购买劳动保护用品的金额即达数百亿元。目前,各煤矿的通风问题已基本解决;各工厂较易伤害工人的机件,大部分都添置了防护设备;某些厂矿的高温、烟害、毒害也得到了显著改善。如鞍山钢铁公司耐火材料厂矽石车间在矽石干碾机上安装了防尘罩后,车间里飞扬的石粉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抚顺矿务局胜利矿不但使用喷雾器防止了煤尘飞扬,而且解决了过去从未解决的矿井中工人喝水问题。(新华社)


第2版()
专栏:经济生活简评

经济生活简评
郭金玉重新回到互助组
山西老区平顺县川底村合作社主任郭金玉,在今年春天退出了互助组,到秋天又回到互助组来了。郭金玉早在一九四三年就参加了互助组,凭着组织起来的力量,克服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劳力、畜力不足的困难,生产条件逐年改善,生活也逐渐富裕。在这种条件之下,郭金玉滋长了“单干”思想。他家有五口人,十三亩多地,一头耕牛;他认为凭着他这个劳力,“不松不紧就能把地种好”。于是他退出了互助组。秋收以前,全村“比庄稼”的时候,郭金玉发现自己的田比互助组的田每亩要少收六斗粮食!难道是郭金玉劳动得不积极么?绝对不是,他自己劳动得是很积极的。问题在于一个人劳动,常常忙不过来。他锄地的遍数赶不上互助组;他家里存着四十多担粪,也因劳力不足,不能运到田里;秋禾黄了,郭金玉也无力一下子收回家,眼看黄熟的谷粒,就要掉到地上。这时郭金玉觉悟过来,又回到了互助组,得到大家的帮助,才顺利地把庄稼收割到家。
郭金玉的这番经历,对许多农民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因为在土地改革以后,特别是经过几年大生产运动以后,有些农民的“单干”思想又抬头了。郭金玉为了个人发家而离开互助组;碰壁以后,仍然回到互助组,这就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力量,证明分散生产的农民,只有走合作互助,也就是走集体主义的道路,才是真正的出路。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吉林、梅河口铁路分局工人纷纷提出增产节约计划编辑同志:
吉林铁路管理局吉林分局营城第一养路工区铁路劳动模范田忠林小组,热烈响应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主席、中央铁道部滕代远部长的爱国增产节约的号召。全组工人一致认识到只有增加生产、节省经费,才能进一步巩固国防,发展生产,加强抗美援朝的力量。全组在作好养路包工制、经济核算制和保证加速车辆周转的基础上,提出三项爱国增产计划,并向全东北铁路各工区提出友谊竞赛。
吉林铁路管理局梅河口分局调度所梅沈台(梅河口沈阳间调度台)全体工人为了响应增产节约的号召,于十月上旬研究克服车辆不够的困难的办法,提出了保证计划。他们不仅保证完成运输任务,并且已订立了五项具体计划,要为国家增产节约三十一亿元。
郑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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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响应曲耀离互助组售棉挑战编辑同志:
山西平遥七区安固村全体棉农,看到报载曲耀离互助组向全国棉农发起爱国售棉储棉挑战的消息后,都自动热烈地响应这一号召。十月十四日早晨,全村干部、学生、妇女和全体棉农,高举着国旗,扭着秧歌,用五辆大车拉着棉花向香乐镇棉花初级市场国营花纱布公司售棉。该村棉农在一天内共售给国家皮棉三千二百斤。他们的口号是“把棉花全部卖给国家!”“以原料支援工人老大哥”,“抗美援朝,建设祖国”。安固村棉农的爱国行动,给其它各村棉农以很大影响。
岳增理 阴启暄 杨家瑞编辑同志:
我们在十月十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曲耀离互助组“向全国产棉区互助组及棉农发起爱国售棉储棉竞赛”的挑战书,我们愿意向他们应战。
我们的互助组今年春天才成立,过去没有种棉习惯。今年政府号召多种爱国棉,我们才种了棉花。棉花虽不算丰收,也比种大田强得多,所以生活都得到了改善。
为了繁荣国家经济,及时供给纺织工业原料的需要,我们互助组现在已将摘下的新棉七百零四斤送到合作社,并保证:一、将今年所产棉花全部卖给国家;二、作到随摘,随晒,随卖给合作社,并且保证适合工业需要的规格;三、计划明年把棉田扩大到四十七亩,并将今年“斯字棉”的腰花全部留种,保证明年全种“斯字棉”。
河北滦县西三里庄 刘守成互助组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东北贸易部商业干部学校
校舍工程一再返工浪费很大编辑同志:
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商业干部学校在沈阳修建的教室、宿舍等工程,是由该部基本建设工程处委托私营大丰建筑公司(乙种建筑公司无设计资格)和企康、兴源两建筑公司(丙种建筑公司无设计资格)负责设计施工的。在设计时,三家公司只到现场看了一次,未做土地耐力试验。基本建设工程处亦未到现场审核,便盲目批准了设计。当要开工时,商业干部学校、基本建设工程处以及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员到施工现场察看地形,见到邻近工程因地基下面有流砂,正在打桩,他们没有对本工地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就决定先施工开槽,并初步确定教室及宿舍的地槽,每平方公尺各打三根三公尺桩。今年七月四日开槽后,发现土质太松,下面有流砂;地槽有一面地形太低,距地表面零点八五公尺处,在沈阳冻层一点二公尺以上。因此,地槽还需加宽加深。基本建设工程处又决定改变设计。由于地槽设计屡次变更,致延长工期二十天,多用劳动力八千个,三公尺桩四千四百根。据不完全统计,需追加预算十亿元以上。我认为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领导方面应纠正该部基本建设工程处盲目批准设计的不负责任态度,从速将商业干部学校的工程设计周密研究,避免再发生类似情形。
百川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我们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前,对思想作了检查
编者按:这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范容、王以明两同志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后写给该部的一封信的摘要:
我们已于五日抵达广东江门市。沿途经过汉口、广州。每到一处,都听了当地政府首长关于土地改革工作的报告。我们结合报告,联系自己思想,检查了参加土地改革的动机是不是纯?是一条心呢(和农民一条心,无条件地为农民服务)?还是半条心(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既参加了土地改革,心中又惦记着别的,不服从工作的利益)或是两条心(不是为农民服务,而是为地主阶级服务)?检查结果,肯定了绝大多数同志基本上是一条心的,但还不能说完全没有毛病。如有的同志想借此机会游山玩水。这实质上还是半条心。我们想到自己参加革命以来,对待工作往往从兴趣出发,这也只是半条心。这次,关于土地改革的学习,使我们的思想提高一步,认识到参加革命就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一定要争取对待任何工作都是一条心。这是土地改革工作的第一课。
范容 以明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我投书检举了特务安体俭
人民政府已认真负责处理编辑同志:
我于今年三月二十日检举冀东特务安体俭,函请人民日报转有关机关调查处理。我已于三月三十日得到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的复信,说已转当地公安机关查办。现又接公安部本月十八日的来信,大意是:“你致人民日报社函检举特务安体俭的材料已转来我部,经当地调查材料属实,并经过数月调查审理,已于九月三日将安犯判处死刑。”
我接到信后非常感动,亲切地体会到现在的政府真是人民的政府,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政府。人民政府合理地处理了这一问题,使我六、七年的冤抑得以平伸,给甘心出卖祖国的汉奸特务们以应得之罪;更重要的是给人民报了仇。
为了这一案件,我本想亲到当地人民法院去控诉,因不能放下工作,又知道政府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就没有去。现在事实证明了我的想法是对的。人民政府就是名符其实的人民政府,他是能给人民办事的。我有义务向读者们指出这一点来,故请将此信披露,希望大家拥护人民政府,并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
读者 王郁芳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逼死杨维美的有关人员
必须受到国家法律制裁编辑同志:
读了人民日报九月三十日所载宜兴妇女杨维美因婚姻纠纷被迫自杀的消息后,我感到极端愤怒。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得到了解放,可是,在我们欢腾鼓舞庆祝胜利的今天,居然仍有少数妇女同胞,受着封建压迫,甚至被迫自杀,这是多么刺耳的事啊!我完全同意人民日报九月三十日“政法工作简评”中所提出的意见,宜兴县人民法院必须重审这个案子,并严惩违反国家法纪、侵犯人权的有关人员。
太原市人民银行 侯应邦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金华法院应重新处理滕桂芬案编辑同志:
看了十月九日人民日报第三版所载坏分子俞章全乘机逼死妇女滕桂芬一文后,我对俞章全及有关罪犯非常痛恨。像俞章全有意识地破坏婚姻法、假公报私的恶劣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今天是人民做主的新社会,我们绝不允许这种坏人继续为非作歹。因此,我同意人民日报编者的意见:金华县人民法院对此案有关的某些罪犯的过轻判决,应重新加以处理。 王德仁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好好学习婚姻法,不让坏分子钻空子
——读金华县滕桂芬被迫自杀一文后编辑同志:
浙江金华县人民法院对浦口村坏分子乘机逼死人命的判决,确如人民日报编者所说,“是过轻的”。
坏分子俞章全企图通过干涉俞宪邦、滕桂芬的自由恋爱,鼓动群众,打击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已逼死滕桂芬),转移群众在土地改革中的斗争目标,这种行为,是一种有计划的反革命行为。对这样的坏分子,应该予以坚决镇压,至少应强制他进行长期劳动改造,否则正气不能抬头,人民利益就会受到损失。
坏分子俞章全之所以能逼死滕桂芬,一方面是因为滕桂芬本身软弱,没有坚决斗争下去;另一方面,是因为浦口村干部及群众对婚姻法了解不够,给了俞章全进行破坏活动以可乘之机。由此也提醒了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婚姻法,向群众宣传婚姻法,提高警惕,严防坏分子钻空子。
华北大学工学院 马毓田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要从“李雷事件”中获得教训!
——读者来信综述
本报“党的生活”栏九月二十五日发表了“中共吉林省委决定开除李雷党籍”一文后,先后收到十七个读者的来信,他们对李雷卑鄙的行为,一致表示痛恨,对中共吉林省委对此问题的处理办法表示拥护。同时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李雷这种调戏与污辱女生和女职员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党的纪律,并且违反了国家法律,应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读者来信中又提出:在文化教育工作阵营里和其它工作岗位上,类似李雷的人还存在着,他们以这是“生活细节”,“不要封建”等为藉口,拒绝同志们的批评。这是不能容许的。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保持共产党员的标准,必须从“李雷事件”中获得教训,警惕腐化堕落思想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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