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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贸易部和中国店员工会全国委员会
关于在国营企业中开展以减低商品流转费用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运动指示
减低商品流转费用，是国营贸易企业降低商品成本，完成国家所给予的任务，壮大资金积累，加强经营管理的一种必要措施，也是实行社会节约，积累国家财富的重要方法。国营贸易企业的商品流转费用定额管理工作，自去年开始建立以来，由于各级贸易行政部门及国营贸易企业全体职工的努力，在节省费用开支上，已获初步成绩，但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情况，必须进一步的加以改进。这些不合理的情况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不按计划调拨或计划不当而造成的商品相向运输或迂回运输所引起的在运费、装卸搬运费，运输中的损耗与保险费加大的损失。第二，由于在计划上经营上缺乏预见性，商品供应不及时而造成不必要的商品积压和资金停滞，增大了保管费、保险费及利息的支出，并妨碍了国家资金的合理使用。第三，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所造成的超额损耗与责任损失。第四，业务费及管理费上的开支不当与某些铺张浪费现象。为了克服这些不合理现象，减低商品流转费用，加强国营贸易的经营管理工作，使国营贸易企业逐渐走上经济核算制的轨道，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与中国店员工会全国委员会决定在全国国营贸易企业中，开展以减低商品流转费用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运动。
一、以减低商品流转费用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运动的总要求是：各级国营贸易企业领导人及全体职工应在竞赛运动中改进工作方法，创造典型经验，树立模范旗帜，把国营贸易工作从现有的经营管理的基础上提高一步，以达到减低现有的商品流转费用开支水平。在全国范围内，为实现本年第四季度较既定的商品流转费用计划节省四千亿元，和一九五二年度节省一万五千亿元而奋斗。
二、各大行政区贸易部、华北五省二市商业厅、局及店员工会应根据本指示的精神，在减低商品流转费用的总要求下，依照各地区、各公司、各单位的不同情况，分别制订以减低商品流转费用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运动办法，发布联合指示，提出适合于本地区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各专业总公司应根据本指示发布减低商品流转费用的指示，规定本公司全季全年争取实现的总的目标，及各区公司各直属公司的奋斗方向与奋斗目标。在目前，国营贸易批发机构应以减低商品流转费为劳动竞赛的中心内容，零售机构应以扩大卖钱额为中心，并在这一中心要求下，减低各项费用开支。
三、国营贸易企业部门，应成立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委员会或其他类似机构，由企业领导人、工会负责人、商品流通费用专管部门、模范工作者代表，与在群众中有威信的技术职工代表组成之。这个委员会是制定本企业单位（不包括所属）减低商品流通费用计划，领导执行和定期检查总结的领导机构
（国营零售企业可试办成立类似工厂管理委员会的组织）。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工会与行政应进行适当的分工，市商业局、省商业厅及大行政区贸易部应与店员工会举行定期的联席会议。以求齐一步调，并讨论决定须由双方会商解决的问题。
四、在竞赛运动开展之前，各级贸易行政部门及店员工会，应督促所属企业负责人及工会组织共同作好一次商品流转费用的检查工作，找出以往在商品流转费用开支上的浪费现象，及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经过劳动竞赛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召开职工大会，进行总结，初步提出本企业的奋斗方向与奋斗目标，克服思想障碍，在全体职工中进行讨论酝酿，初步奠定开展运动的基础。
劳动竞赛委员会，应于每季度前，在现有的费用计划及经营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减低商品流转费用的具体计划，作为全体职工奋斗的依据，此项计划应通过计划部门汇总逐级上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及各级贸易行政部门。
各级贸易企业须通过竞赛运动中的先进经验和费用开支实绩，从业务活动中找出各项费用开支的规律数字（定额）作为编制计划的基本依据，以期逐步奠定费用定额工作的基础。
在竞赛运动中必须树立坚决依靠职工群众的思想，加强工会工作，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智慧，开展合理化建议，并经常利用业务空隙时间，随时召开减低费用的各种专门会议，邀请基层工作人员参加，吸取职工群众对改善经营管理、减低费用的意见。
五、为了保证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运动的完成，各企业单位的工会与行政之间，应订立集体合同，各工作部门之间，可订立联系合同。各企业单位应于每季终了时，由竞赛委员会进行检查及总结，报告各区省市贸易行政部门及上级公司，并逐级总结上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根据检查总结的结果，召开全体职工的民主评奖选举模范大会，对运动中的模范工作者给予精神上、物质上的奖励。各企业单位应按月提出职工薪金总额的百分之五作为奖励基金（供给制者按全部生活费计算），由各企业单位竞赛委员会自行掌握，以便及时奖励。其奖励办法由各大行政区、华北五省二市贸易行政部门及店员工会（各专业总公司由本身竞赛委员会）参照东北贸易系统职工爱国主义竞赛奖励试行办法自行拟定之。各级贸易行政部门，须将节约与浪费的具体情况和运动中的经验，广泛地介绍和推广。
六、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运动必须与各种政策、业务经营及职工福利相结合。因此在运动中，应防止与纠正脱离政策、脱离全盘的经营管理工作只从费用上打算的错误观点和本位主义倾向，并须注意职工的劳动保护。
各级贸易行政部门，国营贸易企业及各地店员工会应于接到本指示后，切实研究，密切配合。各级店员工会在地方总工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有关计划、总结应及时向其请示报告。
十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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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年来东北工人农民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运动
东北工人和农民在一年来抗美援朝运动中，热烈展开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为巩固祖国国防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去冬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不久，东北各厂、矿职工即纷纷响应先进生产者赵国有所在车间的挑战，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这是一九五零年东北国营工业生产上超额百分之十一点六完成了全年计划的有力保证。今年一月，东北职工向马恒昌小组学习和应战的运动使劳动竞赛比以前更为广泛与深入。据第一季度末不完全统计，全区参加竞赛的职工已由去年年底的七十万人增加到一百二十余万人；并涌现了六千六百多个马恒昌式的先进生产小组。在今年下半年，东北工人的劳动竞赛运动又有了极重要的发展，这就是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主席所号召的以发挥工业潜在力为主要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普遍展开。根据目前各地增产节约计划统计：全区国营及公营厂矿在原有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可多为国家创造价值等于一千余万吨粮食的财富。到八月份为止，仅国营工业系统，即已完成价值等于四百二十六万七千余吨粮食的增产节约任务。在这一运动中，工人们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积极想办法、找窍门，使工业的潜在能力得到很大的发挥。如橡胶第四厂的职工，在七月至九月的三个月中，就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其中三十件已被行政采用。该厂预计到年底能增产节约价值等于六万吨粮食的财富。
在农村中，东北各地农民在著名劳动模范韩恩及其互助组的带头推动下，于去冬即已开展了大规模的副业生产竞赛，为今年的大生产准备了条件。今年春季，东北农民又纷纷响应山西省李顺达互助组的挑战，广泛展开了爱国丰产竞赛运动。东北全区参加竞赛的互助组共有十二万个左右。农民们在丰产运动的鼓舞下，生产热情空前高涨，战胜了自春耕以来旱、涝、虫等各种自然灾害，及时完成了春耕夏锄计划；棉、麻等工业原料作物和大豆、小麦的种植面积，均超过了原订计划。东北各地的耕作技术也普遍较往年提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户都进行了种籽消毒和发芽试种的工作。各地的施肥量也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
在夏锄开始后，东北各地农民为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普遍在原有丰产计划的基础上增订了增产捐献计划。今年各地农民对大豆、高粱等主要农作物一般均铲趟三、四遍，对棉花则普遍做到五铲五趟，有的铲趟到八、九遍。为保证增产，各地农民还广泛采用青苗追肥办法，这在东北很多地方都是创举。目前，各地农民正热烈展开“随割、随拉”、“细收、细打”的秋收生产竞赛，并积极完成捐献飞机大炮的缴款计划。（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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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日用品工业大量增产
供应秋后农民需要
为供应秋后广大农民的生活需要，上海市日用品工业正大量增加生产。国营百货公司华东区公司为准备秋后供应，今年夏季的采购额已占到去年夏、秋、冬三季总采购额的百分之七十，今年下半年的进货计划又较上半年增加了近两倍。到八月中旬为止，华东区公司已与上海三百一十九家厂商签订了定货或包销合同，指导和扶助上海日用品工业进一步扩大生产。去年因产品滞销生产一度萎缩的火柴工业，今年上半年的产量已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七，八，九两月的生产数字又大大超过上半年的水平。肥皂是今年秋收到临前最先出现的旺销产品。私营皂烛工业上半年的肥皂产量即比去年旺季增加百分之七十三，八、九两月份的产量更超过了抗日战争以来的最高纪录。九月份的卷烟产量超过五月份百分之七十六。热水瓶工业的增产尤为显著。据太湖西山西里村的调查，全村二百多户人家，差不多家家有一只竹壳热水瓶。在农民的普遍需求下，上海竹壳热水瓶七月份产量达到五千九百余打，较三月份提高了一倍以上。上海的手电筒工业也正大量增产，以满足全国各地合作社的批购要求。其他如搪瓷、钢笔、纸张等的生产，也都在积极扩大。
上海市日用品工业在面向农村大量增产的过程中，曾克服了若干原料供应上的困难。如热水瓶工业，过去依赖国外进口原料生产铁壳水瓶，解放后
一度遭受困难。今年二月，该业在国营企业指导下，制造以竹壳代替铁壳的热水瓶，结果克服了原料困难，成本也减低五分之四以上。最近他们又创制一种喷漆竹筒壳，既美观又不易损坏，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销路更加扩大。手电筒工业过去因为铜料来源困难，生产曾受到限制。最近部分工厂已创制一种纸柏管代替铜壳。如以全市日产一千打手电筒计，每日即可节约用铜一千二百余斤；且制造手续简化，产品成本随之减低。此外如肥皂工业利用硬化油脂代替柏油，制革工业利用猪皮代替牛皮，也都部分地减轻了这些工业原料来源的困难。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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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西南土地改革谈到民族工商业
章乃器
一这次到西南去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分配在川东合川县第四区，工作期间是六十五天。现在，把我对于土地改革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关系的体验谈一谈。
内地的工商业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和土地有关系。西南地区在土地改革以前都曾经进行过减租、退押运动，许多工商业者要拿出一些资金来退租、退押，这就相当地打击了他们的情绪，也影响了他们的活动资金。在土地改革开始的时候，乡镇的工商业者就害怕自己也要被打倒。他们怀疑：地主和工商业者同是剥削阶级，为什么一面打倒地主，一面又要保护民族工商业？
实际上，地主和工商业者虽然都有剥削，但是剥削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地主阶级的剥削，是野蛮的超经济的阻碍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为什么？这与它的衰老、顽固和落后是分不开的。
“老而不死是为贼”。孔老夫子这句话对于人来说并不全对，对于历史上衰老没落的剥削阶级来说，却是毫无例外地适用的。当一个阶级变成了特权阶级，可以不劳而获、尽情享乐，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削、压迫别人，它必然会变成非常保守、顽固、自私，而且残酷。地主阶级就是这样。作为一个地主，一般地只知道收租、享乐；只知道加重对于农民的剥削，以提高自己的享乐。对于经营的改善，农具、土壤的改良和水利的兴修，他们不但从不注意，而且往往绝不过问。由于一般地主只知损人利己，一味处心积虑占别人的便宜，没有一点向前发展的思想，他们性情的残酷是必然的。小说、戏剧上描写这种人非常阴险毒辣，那是事实。因此，不但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观点来说应该实行土地改革，就是从道义的观点来说，这种人也是应该打倒的。二
川东土地的占有非常集中。合川县四区有一个村，百分之八的地主，占有全村土地百分之七十八点六。在重庆附近的农村中，地主阶级占有土地有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地主不但垄断了大量的土地，而且垄断了大量的房屋。在川东，一片土地上往往盖上一所佃户居住的房屋。乍一看，好像地主是很周到地替农民安排住屋，实际上却是一种最残酷的剥削方法。采取这种方法，农民要佃到地才能安家，夺了佃就丧了家。因此，农民对地主很难反抗；同时，地主对农民的经济情况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农民精耕细作，多下肥料，把田种好了，收成增多了，地主便要加租。农民从事副业生产，养了肥猪，或者包零工多得了一些收入，地主马上就要增加押金。如果农民不依，他就以夺佃来威胁；总要吸尽农民的脂膏，使他变成“干人”为止。在四川，一般地就是把贫苦的农民叫做“干人”的。
四川有一首民谣说：“干人头上三把刀，重租、厚利、押金高。”四川地租之重，确为各省所少有：地租一般地达到土地正产的百分之八十；有的竟到百分之一百——这叫做“满租”。租佃条件也十分横暴：有所谓“铁板租”，租约中规定：“不问天灾水旱，不准短少升合；如有短欠，扣除押金。”剥削的方式更是无孔不入：有所谓“豆租”，就是说农民在田埂上种豆也要收租；还有“谷草租”，是说连稻草也要交一部分给地主。“天下乌鸦一般黑”，西南地主可能是最黑的一群。
租太重了，明知农民纳不起，于是便要在出租土地的时候先收很高的押金，使农民无论如何都欠不了。农民从那里来这笔押金呢？那就往往只好借高利贷“饮鸩止渴”了。当然高利贷往往还是向地主阶级借的。一遇灾荒，地主有“铁板租”条款的保障，可以不受丝毫损失；农民便要丧失了押金，也就是承担了全部的天灾损失。
加租、加押是毫无限制的。在解放以前的七八年期间中，由于土地占有进一步集中，地主更可以为所欲为。一年加租、加押一次是很普遍的；有的一年竟要加到两次。反动政权增加赋税和地方保甲的摊派，固然是用加租、加押的方式转嫁给农民；甚至地主家中的婚丧消耗，也要取偿于加租、加押。尤其残酷的是反动政权发行了几次的伪币，农民交押金时币值高，结算或退押金时币值低，那种货币贬值的损失，也往往转嫁给农民。
经济上的剥削制度必然要有政治上的统治来维持。川东地主阶级的统治组织是很周密，而统治手段是很毒辣的。他们除了勾结反动党团，包办保甲之外，和土匪、特务、道门、帮会也打成一片。黑暗的统治笼罩了农村：农民稍有反抗，不是公开拘押，便是私刑拷打，甚至任意处死。反动政权的拉丁、拉夫等暴政，给地主阶级以更残酷的压迫农民的武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灾祸，便成为农民的普遍遭遇了！
事情很明白：农民不但生产情绪低落，而且穿不暖、吃不饱的结果，连从事劳动生产的体力也减弱了。在流离、逃亡当中，又要消耗大批的劳动力。所以，尽管要求种田的人多，农业生产力必然还是衰退下去，土地也由肥沃逐渐变为贫瘠了。由于农民购买力的衰退和农业的减产，更由于帝国主义商品的倾销，民族工商业便不可能发展。民族工商业家面对着反动政权摧残民族资本的虐政，旁边又有土地投资本稳利高的诱惑，一般地是两条心的，是没有经营积极性的。因此，资金纷纷流到土地上去，人口继续壅滞在农业里面，形成了土地占有更加集中、农业人口更加相对的过剩，而工商业更加不能发展的互为因果的循环。这就是川东在解放以前旧社会盘旋在绝望和堕落的泥淖里的惨况。刘少奇副主席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里所说：
“这就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当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了。
农民在谈话当中常常说：“倘使共产党再不来，我们真都活不下去了！”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当作救命恩人，把毛主席当作大救星，的确是从心坎里流露出来的。中国农民是有革命传统的，那种极端黑暗的情况是不大可能再继续下去的。不是有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就可能是一个张献忠式的暴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前一条路是十分正确的，是对国家和人民十分有利的。三
我们已经知道：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总是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的；它们在垂死以前的最后挣扎是疯狂的。但那内中的真实情况，我们是在参加了土地改革以后才体会得更深刻。那作为历代反动统治基础的地主阶级，久已习于不劳而获、养尊处优、颐指气使、横行霸道，要他们一旦放弃自己的特权，放下威风凛凛的架子，向过去认为是自己的“家奴”的农民群众低头认罪，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确是一件难事。满清王朝“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政策，就是这种思想造成的；而现在，一小撮的蒋匪帮还在勾结帝国主义幻想卷土重来，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地主阶级的顽强反抗，方式尽管不同，本质上是毫无二致的。
西南解放以后，地主阶级在初期联合国民党残兵和土匪，公开武装叛乱，反抗征粮。土匪武装人数，一九五○年三四月间最多时曾达一百万人左右。他们的政治代表人，堂皇地驻在重庆、成都，公然向地方当局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书面警告，要求对他们采取“妥协政策”。由于西南当局领导的正确，解放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广大人民的努力，西南全区展开了全面的剿匪运动以后，不到半年时间，大股土匪溃灭了。同年八九月间开始清剿土匪、反对恶霸、减租、退押运动，全区土匪基本肃清。地主阶级的反抗乃转入潜伏阶段；造谣、暗杀、投毒、破坏生产建设、幕后操纵农民协会等方式，普遍展开，直到土地改革时期，这一类的阴谋还不时发现。他们对于缴纳违法赔偿的顽抗和狡赖，更是花样百出，丑态万端。他们的最后挣扎的确是疯狂的。
作为一个反动统治阶级及其成员，往往是剥削愈残酷、罪恶愈重大，最后挣扎也愈疯狂。革命人民对于他们唯一可能的答复是更加严重的打击，直至敌人无条件投降而后已。土地改革之所以必须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地主阶级长期的野蛮的剥削和压迫是一种原因，最后挣扎的疯狂是又一种原因。四
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一面要消灭封建地主阶级，一面要保护工商业。作为一个阶级来看，民族工商业者的利害，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害是相反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者之所以能够参加革命队伍，是因为他们还处在资本主义的青年时期；不但没有长成为一个足以妨害生产力发展的反动统治阶级，而且曾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摧残。中国的资本主义成分，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可以经过节制与领导，向有利于国家与人民的方向发展；这又不同于那野蛮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剥削。因此，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就具有发展爱国主义和从而产生的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具有这样的历史条件，就能够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之下获得发展。
在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要能符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很明显，在解放以前，中国民族工商业者是没有前途的。那就因为缺少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自由竞争的发展更给我们以足够的教训。在那些国度里，资本家们已经由无限度地剥削劳工、掠夺殖民地人民，肆无忌惮地阻碍进步，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进到了为着扩大市场不惜制造战争，大肆疯狂屠杀了！他们的罪恶已经超过了地主阶级，他们不久要被彻底消灭已经不是理论上的推断，而是有了以俄国革命为首的一连串的历史事实证明的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者有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他们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光明大道，这是非常幸运的。五
民族工商业者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就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主要的是为工农大众服务。在目下，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工人人口仅次于农民，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是在迅速增长着。工农大众的购买力都在不断地提高。他们是新国家的基础，为他们服务不但是一件做不完的事业，而且是极其光荣，极其伟大的任务。
在重视劳动，尊敬劳动人民的意义之下，我们民族工商业者一面为工农大众服务，一面还要向他们学习。要学习他们的忠诚老实的美德，学习他们的勤劳刻苦、努力生产的精神，更要学习他们的敌我分明、坚决斗争的意志。对于工人，我们还要学习他们的高瞻远瞩、大公无私、坚持真理、坚持进步、贯彻到底的可贵的特质。必须如此，我们工商业者才能摆脱原有的对于革命事业的两面性和软弱性，为新中国的建设奋斗到底。有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必须承认：我们这些在旧社会里长大起来的人们，是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许多旧社会的思想意识的。这些便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敌人的房屋、家具、器械、飞机、大炮，以至生产技术，我们都可以保留下来加以利用；敌人的思想意识却决不能加以保留和利用。然而，思想意识一经沾染上了之后，倒是一件最不容易去掉的东西。尤其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那根基的深固是决不下于封建主义的经济制度的。这种敌人的思想意识，过去曾经给我们以很大的毒害，使得我们犯了很多的错误，今后是必须加以彻底肃清了。
帝国主义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意识，主要的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一到中国，便在封建主义的散漫分裂的思想里面生了根，变成了脱离祖国的买办思想，和对国事不关心、对人民不负责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又在封建主义的超经济剥削意识里面生了根，成为殖民地式的原始积累的掠夺思想。从自由主义发展出来的独占思想，更在封建主义的行会意识里面生了根，成为殖民地式的垄断资本主义。这种种思想意识的结合，就在经济上发展而为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我们打倒了，然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还没有被肃清。
封建主义所遗留给我们的思想意识，主要的是保守观念，暴利思想和行会意识。这种种的思想意识，有的是以旧的落后方式出现的，有的是以帝国主义所灌输给我们的比较新的方式出现的。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都是敌人的思想意识；但，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是更基本的。由于商业是在封建时代生长出来的。在中国有了久远的历史；所以，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残存在旧工商业当中的要比残存在近代工商业当中的多得多。反之，帝国主义的思想意识，则残存在近代工商业当中的要比残存在旧工商业当中的多一些。这是民族工商业必须经过改组和工商企业必须进行民主改革的理由，也就是我们民族工商业者必须进行自我思想改造的理由。六
西南民族工商业的领导同志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号召大家割断封建的尾巴，这是完全正确的。西南的民族工商业者多数是这样做了；他们勇敢地割断了土地的关系，有许多也割断与地主阶级的联系。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国工商业者也已经摒斥了帝国主义的宣传毒素，提高了爱国主义的精神。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我们现在要求全国工商业者更进一步从思想上割断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尾巴。我们必须毅然决然地去掉旧的敌人的思想残余，才能很好地向工农学习而取得迅速的进步。
毫无疑义，两年来，绝大多数的工商业者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由于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这一个进步一般说来，当然还是不够的。具体地说，虽然许多工商业者都已经大大地提高了经营的积极性，但是，不少的工商业者还在固执保守观念或者采取彷徨观望的态度。暴利思想固然是大大地减少了；但是，仍然有些人在钻空子投机取利，也还有些人结合了保守观念和暴利思想，尝试囤积居奇。小店铺和小作坊里面，虐待学徒的事情也时有所闻。结成了小宗派小圈子，希图对人民进行不合理的巧取豪夺的，也还有人在。这些都是严重地违反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
两年来事实的教训是这样：那些衷心接受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提高爱国主义，充分发挥经营的积极性，忠诚老实地为人民服务的工商业者，一般地都获得了事业上的发展，并得到人民的尊重；那些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积极经营事业，而从事于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以至逃避税收的工商业者，一般地都遭遇到事业的挫败，甚至受到人民的制裁。一面是光明的大道，一面是黑暗与灭亡；何取何舍，不但是非分明，得失成败也是很分明的。因此，最后我愿意再提出：全国工商业者必须进一步从思想意识上割断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尾巴！
一九五○、一○、一○，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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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东北铁路举行的增产节约广播大会收到效果
十月十四日下午，苏家屯车站俱乐部里聚集了三百多名休班职工，收听关于东北铁路系统增产节约的广播。在广播大会未开始以前，各车间的生产小组都在热烈地研究着如何以实际行动响应增产节约号召，通过那些具体办法增加收入，怎样找“窍门”发挥潜在力量。第二车间配车小组调度员赵永富首先提出：将十月份订的编组超轴计划，增加到四万五千吨粮食（原定四万吨）。广播大会开始后，滕代远部长和余光生特派员号召东北铁路系统职工：发挥潜在力量，给国家增加一万亿元的财富，各站应学习哈尔滨站的技术作业过程，马梅多夫取送车法和李锡奎的调车方法等。在哈尔滨站杨茂林小组向各站提出挑战的时候，苏家屯站货运部门职工当时就沸腾起来。出纳员尚士仁马上拿着讨论好的保证条件，跑到工会去向中心会场打电话。他向大会念保证条件：“第三季度苏家屯站货运部门职工，保证多装三百辆货车，整车零担装载量达到二十四吨半，节省车皮二百七十辆……。”这时候范文学青年调车组也来向大会打电话提保证。他保证：学习李锡奎先进调车工作方法，消灭大小事故……。广播大会闭会的时候，职工们都纷纷表示：“开动脑筋，多想办法，给人民增加一万亿元的财富，巩固国防，早日把美国鬼子打垮。”苏家屯车站 李湘国
编者按：东北铁路运用广播大会的方式，鼓励职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传播增产节约的办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种方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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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峰峰矿务局四矿
群众性反浪费运动推动了生产编辑同志：
河北省峰峰矿务局四矿全体工人，在该矿中共支部统一领导和工会的推动下，八月份普遍检查与修订了爱国公约，掀起了减少坑木消耗的群众性反浪费运动；并在这个反浪费运动的基础上，展开比保安、比生产、比吨耗、比效率的四比运动。这样，仅八月份的坑木消耗就比定额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五点五，节约了七十一万斤小米；而且还消灭了死亡和重伤的事故。但四矿工人并不因此自满，他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并加以继续提高，因而于十月十五日，提前两个半月光荣地完成了一九五一年度的全年生产任务，并超额生产了四百四十三吨煤。
王若萍 洪光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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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河北大清河河务局
根据政务院节约木材指示
检查浪费木材的错误编辑同志：
我们学习了人民日报八月十七日刊登的“政务院关于节约木材的指示”后，即对本部门使用和保管木材方面作了初步检查，发现确有不少浪费现象存在。如今年大清河春修时，我们计划在新盖房分洪口固定工程的底槽上每隔一公尺打木桩一根，共要打六百余根；但当打桩四百余根后，计划就改变了，要每隔五公寸打一根。后来我们又觉得桩太小，要再加三十余根大桩。这样使原来打的一部分小木桩就失去了作用，因此不仅浪费了木料，也浪费了人力。我们在蠡县采办木桩时，把不能用于河工的树也伐了，共伐倒了一九八棵，能用的却只有一二九棵。我们在新城、高阳、博野、蠡县四县存放木材的地点有三十九处，其中只有六处保存较好，其余三十三处存放的木材均因雨淋日晒，腐朽不少。四县共计存放木桩二、五六○根，腐朽的即达三五九根。像这样浪费木材的现象还很多。造成浪费的原因，是有的干部没有认识或不重视木材在我国建设上的重要和缺乏的状况，在设计工程时，存在“宁有勿无”“宁多勿少”的想法；购买木料时只求数量，不顾质量；用料时不用旧料，认为存着方便。因此今后应该注意的是：一、要认真学习节约木材的指示，并加强爱护国家资财的教育，使每个干部的认识都提高一步。二、设计工程时，对需用木材的规格、质量，要认真负责，精确设计。三、购买木料时应根据需用规格质量采办。四、使用木料时应严格掌握材尽其用的原则，不使长材短用、大材小用；并且应该尽先利用旧料。五、对现存木料进行清理，能用于河工的妥善保管待用，不能用的即作妥善处理。
河北省大清河河务局 何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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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荣誉的人”教育了我编辑同志：
读了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登载的“荣誉的人”一文后，我更加感到志愿军英雄们的确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祖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崔建国排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我，并使我自己感到十分惭愧。我在工作中骄傲自满，瞧不起不如自己的人，有时甚至还妒忌别人。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怎能与志愿军英雄们的伟大精神相比拟呢？
“荣誉的人”教育了我，使我真正地知道了荣誉是什么，英雄是什么，我一定要学习英雄们的榜样，在各方面提高自己，献身于党的事业。
淄博总工会 刘宗岐编辑同志：
我以无限崇敬和激动的心情，读完了贵报发表的“荣誉的人”一文。志愿军战斗英雄崔建国同志和他全排战士们光辉的战斗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对世界人民的责任感，与对帝国主义强盗的痛恨，鼓舞他们去英勇顽强地战斗，并创造这样辉煌的战绩。他们是真正勇敢的人、荣誉的人和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我是一个青年团员，“荣誉的人”教育了我。我决心学习崔建国排英雄们对祖国及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与他们崇高的革命品质，并要学习他们争取时间的精神，努力学习，在将来做一个才德兼备与体魄强健的新中国的干部。
北京大学政治系 沈荣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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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认识了“活教育”的本质编辑同志：
读了陈鹤琴先生的“我对‘活教育’的初步检讨”及柳湜先生的“写在陈鹤琴先生的‘初步检讨’之后”等两篇文章，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解放前一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念书。当时，我自己对于陈先生的“活教育”的课程论和“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的方法论非常感觉兴趣。过去我常想政治是污浊的，社会是黑暗的，只有在教育界中整天和朝气蓬勃的青年或天真烂漫的儿童在一起工作和生活，才能得到些安慰。我幻想将来有机会时选择一个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地方，自办一所生活学校，让儿童在那里一面生活，一面学习，多多接近大自然，广泛地吸收知识；生活中需要什么就学习什么，甚至于自己种菜、养猪、料理炊事。在学习过程中儿童不懂的地方就去问老师，问懂了又去做。因此，当我毕业后，在江西省立宜春中学师范部教书的时候，我就曾经对学生大事鼓吹这种所谓“新型”的“活教育”理论，希望他们醉心于“教育救国”。殊不知我这种自鸣清高，在教室里夸谈“教育救国”的作法，正是为反动统治者服务，作了他们麻醉人民的宣传工具。
解放后，经过两年来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的锻炼，我逐渐了解到我过去不问政治、为教育而教育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在今天，我们必须从思想上清除这种“超政治”“超阶级”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遗毒，认真地在教育工作中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和任务。
江西省立宜春中学 敖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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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和龙县人民政府企业科等单位
对砍伐和销售木材的错误的检讨
编者按：八月二十九日本报二版刊登了李贵龄同志批评“吉林省人民法院等机关擅自采伐销售木材”一文后，大部分被批评的机关单位已进行检讨。现将这些检讨发表于后。我们希望其他被批评机关单位迅速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在报纸上公布。
一、和龙县人民政府企业科的检讨
我们去年冬季代省人民政府搬运陈材时，竟违反国家规定，擅自砍伐柞榆等硬杂木作车立柱。这是我们平日对国家护林政策法令教育干部不够所致，我们应作深刻检讨，今后要加强对干部的政策教育，纠正错误。
二、延边专署企业科的检讨
我们确曾销售木材，计卖给公营机关六千八百二十八立方公尺，卖给私商一百五十七立方公尺；特别是没有经过上级批准卖给私商，助长了私商投机倒把的行为，这是极端错误的。现我们已将存余的陈材呈报省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处理。此外，我们声明一点：就是我们只是拉出了陈材，没有采伐一棵新树；部分车立柱是安图县政府林政科卖给我们的，我们没有砍伐。
三、蛟河县人民政府企业科、农业科、公安局、法院及黄松甸子区政府的检讨
我们诚恳地接受李贵龄同志的批评。我们这几个单位缺乏整体观念，清理林场，拉出陈材，虽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但我们思想上主要是从解决本单位的财政开支出发的。现在我们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应当改正。最后我们有以下声明：我们所搬运的木材，是经省林政机关批准的陈材，并未擅自砍伐新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