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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浙江省在棉麻收购工作中的政治教育问题
李斌
浙江省各地为顺利进行棉麻收购工作，在各级党组织与棉麻收购委员会的领导下，先后召开了棉农麻农代表会、合作社员代表会以及其他各种会议，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凡政治教育进行得充分的地方，农民已开始踊跃地把棉麻卖给国家。如海宁部分地区即已展开了组与组、村与村的群众性的爱国售棉售麻挑战竞赛。余姚县长河镇曾聘请宁波纺纱工厂工人介绍工厂生产情况及工人对农民的热爱，密切了工农关系，推动了爱国售棉运动。农民说：“工厂纺的线细、匀、快，比我们织土布不知要好多少倍，我们用的犁、锄、刀都是工人制造的，工人农民血肉相连，谁也离不了谁。”这样就推动了棉麻收购工作。
但是，许多地区的农民存棉留麻现象还很严重，不少农民还存在着严重的不顾国家利益的“看高惜售”等思想。如发动群众较好的萧山县南阳乡第九村，农民出售棉花的数量也仅占收获量的百分之六十九左右。这反映了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工作还有问题。
部分干部对教育农民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因之把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工作简单化了。如有的干部召开一、二个农民大会，只是说说“国家需要棉花，我们应该把棉花卖给国家，谁把棉花卖给国家谁就爱国，谁就光荣”，就以为解决了农民的思想问题。但由于不少农民对于把棉麻卖给国家，对保证国家工业原料的供应、稳定物价、巩固工农联盟和巩固国防因而也是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的重大政治意义认识不足，所以他们的回答说：“国家出钱多了自然卖给国家，还用你来说三道四的，耽误工夫。”
另一方面，目前有些地区的宣传工作还存在着片面性。有的干部只是进行对比教育，即只是组织农民回忆国民党统治时期棉农麻农所受的各种剥削痛苦，认识土地改革后人民政府扶助农民生产及合理收购政策的好处等。这当然是很必要的；但没有注意引导农民认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因而有些农民认为把棉花卖给国家，单纯是为了“报恩”。甚至部分中农还说“卖棉是贫农的事，贫农应该向国家‘报恩’，中农可以不管”。还有一种单纯算经济账的偏向。如有的干部单纯地宣传听涨不听落、保本保值等，结果反而助长了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有的农民就反应：“将来棉花一定还会涨，不要着急卖棉。”慈溪县有一个区干部宣传售棉有四好：“不被虫咬；不被老鼠咬；不会被火烧；不会被老婆偷掉。”这显然是毫无政治内容的宣传。结果农民思想没通，并造成妇女不满。
有些地方对工农联盟的道理还讲得不清楚，甚至曲解了爱国售棉售麻对巩固工农联盟的意义。如有的干部只是说：“棉花卖给国家是为了使工厂不停工，工人不失业。”事实上，即使工厂停工也不仅仅是工人失业对工人不利的问题，而且对国家对全体人民都不利，因此对农民也不利。这样的宣传，使农民错误地了解卖棉花给国家是单纯为了救济工人。
上述问题已为若干领导机关所发现。这些问题的适当解决，将使浙江全省的棉麻收购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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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简评
党的生活简评
反对居功自大的庸俗习气
有某些党员干部，因为自己有了一点点本事和“地位”，就发展了居功自傲的思想，成为目光短小的庸人。东北沈（阳）安（东）铁路线本溪机务段长、共产党员陈永发就是一个例子。陈永发有熟练的盘车技术，曾受过上级表扬。但是，他不是因此更加虚心地学习，作好党的工作，而是自吹自擂：“我是党委委员，又是段长，比总支书记还大。”并把党、工会、青年团的干部分为四级，把自己算作最高的一级，把党委、工会等干部看成是他的“附属品”。“七一”前，上级党委决定奖励一部分模范工作者，总支委员会开会决定了受奖者的名单，他却私自填上了四名，并说：“上级有的是钱，多报几名没啥。”有个工人提出：“外段机车不漏气，我们也应该做到这一步。”他不仅不肯虚心接受这个合理的建议，反说：“那块平地没有坑？”打击了工人的积极性。该段曾在半个月（从七月一日到十五日）内，发生三十八件较严重的事故。段上曾几次开会研究，陈永发一次也不参加。当本溪机务段中共总支委员会对陈永发进行批评教育时，陈竟加以拒绝。
陈永发的居功自傲已发展到向党闹独立性的地步，使工作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应该指出：陈永发所以有一点熟练技术，所以能被选为本溪地区党委委员和本溪机务段总支委员，正是党辛勤培养的结果。可是陈永发却把技术和政治上的进步当做个人骄傲自大的“本钱”，更严重的是竟对党表现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一个共产党员不管个人有多大的本事，不管历史上有多大功绩，只要他一旦居功自傲，向党闹独立性，就会毁弃前功，不能继续前进。斯大林同志说：“应当记着：使布尔什维克增光的，不是骄傲，而是谦逊。”凡是有陈永发这种错误思想的同志，都应该牢记斯大林同志的教言，摔掉骄傲自大的包袱，好好为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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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
萧也牧
编者按：自本报发表“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陈涌作）后，“文艺报”、“中国青年”和各地报刊都展开了对萧也牧的小说的批评。这些小说曾经为一部分读者所接受，其中有个别作品如“我们夫妇之间”，曾经比较地流行，而且被改编为电影。经过揭露并批判了这些作品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后，作者和曾经受过这种作品影响的部分读者已经得到了教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现在我们把作者的一篇检讨发表出来。我们认为作者的自我批评和决心改正错误的精神，以及文艺界对这种错误思想的严正批评，是有益于文艺工作的正常、健康的发展的。
几个月来，同志们对我的作品所进行的批评，我认为这对我是一个极其宝贵的教育，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我的错误。
我先谈一下我从事文学活动的经过，从而检查到错误的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晋察冀边区做群众工作，同时，开始写作。所写的作品，取材大半是真人真事，略加取舍，很少加工。大部是二三千字左右的短篇，在读者中并无影响。
来北京以后，自思写来写去，总是写不好，于是下决心要写规模较大一点的作品。
开头，我打算要写关于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的小说，手头的材料确实不少，自以为生活也熟悉，但一动手，不论题材、人物、生活，都显得很生疏，写起来非常吃力，终久写不出来。但不写，又不甘心；总还是念念不忘地要写小说。
我正感困惑时，恰好听到一种议论，据说城市里的读者不大喜欢读老解放区的小说。原因是读起来很枯燥，没趣味，没“人情味”。至于什么人的“趣味”，什么人的“人情”，则说得很模糊，我也没有想这个问题。又说：生活随处都有，最好的小说要写日常生活，要从侧面写，这才显得深刻。又说：为了争取城市里的读者，必先迎合他们的胃口，才能提高他们的水平。至于城市里的什么读者，工人？小市民？资产阶级？则没有说清楚。
这些议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企图争取群众、争取思想领导；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向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挑战。但我却反以为是有道理的。同时，我也想到，如果当真把自己的小说写成和旧的小说一模一样，那么，这样的小说，已经有了不少，不必再写了。并且自以为懂得写小说是为了革命；懂得要通过文艺作品达到教育读者的目的的，所以也还是要写革命队伍里的人和事，只是取材的角度不同，写法不同而已。
于是，在一九四九年秋天，我写了“我们夫妇之间”；同年冬天，写了“海河边上”。
写“我们夫妇之间”的原来企图是：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琐事，来表现一个新的人物。这个人物有着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憎爱分明，和旧的生活习惯不可调和；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倔强的、直爽的，然而是有缺点的，那就是有些急躁，有些狭隘。但这些缺点并非是本质的。这个人物就是小说中的张同志。为了烘托这个人物，拉了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克来作陪衬。
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以及写好之后，我也曾经考虑到一些问题，主要的是李克这个人物。他既然是经过改造的，然而确有些荒唐，说不过去。但我想：所写的都是些日常生活琐事，并非是他的主要的一面，并不影响大体。同时，我认为这篇小说主要是写张同志；我也并没有说李克好，最后他还表明自己需要继续改造。我想这样一来，就可以交代得过去了。
至于“海河边上”这一篇，原来的意图那就更简单：当时，我在天津的工厂里工作，看到有些青年工人，因为婚姻不能自主，感到有些苦恼。于是我就凭空编了一个故事，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新社会里，只要自己努力争取，就能达到婚姻自主。但如果纯粹写恋爱，觉得不像样，于是就穿插上一些生产、学习、青年团等等的事情。
但总觉得没有十分把握，因为在我的同伴中，还没有像我这样干过的，所以这两篇小说发表以后，总还是怀着试探的心情。
但这两篇小说发表以后，所得到的赞誉，确是出乎我的意外的。这两篇小说，不仅有青年知识分子的读者，而且还有工人读者，甚至在我的同伴中，以及老干部中，不管他们说的有意无意，总之是有不少人说好的。
因而我很兴奋，甚至有些陶醉了。从此，我的写作的速度，也大异以前，过去，写一篇二千来字的散文，常常要写十天半月；而今，一夜之间，可写六七千字，于匆忙之间，写起中篇——“锻炼”来了。写这个中篇原来的企图是写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以后，怎样在斗争中逐渐得到改造的过程。
其间，确实也得到了丁玲同志的忠告。丁玲同志对我说：“我们夫妇之间”写得很虚伪，这样写下去是不行的。但当时我并没有接受丁玲同志的忠告。渐渐，在旁的同志中也不断听到对我的作品不满的意见了，自己确也觉得有些不对头了。在一九五○年秋，“我们夫妇之间”这一篇，我曾经作了两次删改，例如：张同志不骂人了，李克一进北京城那段城市景色以及“爵士乐”等等删掉了，张同志“偷”李克的钱以及夫妇吵架的场面改掉了，凡“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等字样删掉了。结尾处，李克的“自我批评”中删去了“取长补短”等字眼，在李克自认的错误之前，加上了“严重”“危险”等形容辞，并且把李克改成参加革命才四五年的一个新干部等等。
但不管怎样删改，其结果，只动皮毛，筋骨依旧。
“海河边上”这一篇，发表以后，我也曾作了一些修改，那是把发表时编者所删掉了的章节，全部又增补上去了。而这些重新增补上去的东西，正好是这次同志们批评这篇东西时，常举的坏例子。
这一切，说明我还没有认识我的错误。
直到同志们对我的作品展开批评之后，我还曾经试图把这些被批评的作品加以增删，但没有真的这样做。原因是：思索结果，除非要把所有的字句全部删去，才能不见到它的错误的痕迹！我把自己所写的作品以及批评我的作品的文章，重新细读一遍，并加以分析，推敲，思索，这时，我真正发现：我完全错了！同志们的批评是正确的。
以上这些作品，不论我原来的写作企图如何，确是有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
首先是严重地歪曲了生活的真实。
“我们夫妇之间”这一篇，客观的效果仅仅是告诉了读者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老干部不论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也好；工农出身的也好，都是非常的可笑和糟糕！把女的写成了一个愚昧无知的泼妇；把男的写成了一个毫无革命干部气味的市侩式的人物。他们之间的生活仿佛成天是在吵嘴、逛街、吃小摊……既不见他们工作，也不见他们学习，只见他们整日沉没于鸡毛蒜皮的琐事之间，不能自拔。像这样的干部怎样能为人民服务呢？怎么能掌握党的政策和管理城市呢？这和现实的生活不仅是有距离有出入；不仅是歪曲，而是伪造。客观上，对于革命干部是一个恶毒的讽刺。
“海河边上”这一篇，把恋爱描写成为生活里边最主要的东西；看成是工作、学习的动力，为了恋爱甚至可以牺牲一切的。而把这种极端错误的观点硬安到一个工人青年团员的身上，把他打扮成一个“恋爱至上”者。
“锻炼”这个中篇，它既颠倒了抗日战争初期的真实的情况，一笔抹杀了群众斗争的功迹，又曲解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结果，书中的主人公——马军，经过了“千难万苦”，结果仍然是一错再错，未得到任何改造。这显然是违反了生活的真实的；因而，原来企图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目的完全落了空。
对待人物的态度我同样也是错误的。一种是对待工人农民以及工农出身的干部，例如“我们夫妇之间”中的张同志、“锻炼”中的白老黑、丁大富等等，我的态度是轻浮的、虚伪的，甚至是玩弄的态度，写到他们的缺点，则津津有味，增枝添叶，伪造事实，不惜采用讽刺的手法，竭力渲染。甚至写到他们的优良的品质时，也是抱着一种玩弄的态度：“哈！哈！你看他多么进步呵！”“嘿！我真不如他们！惭愧惭愧！”不一而足，仿佛这是在歌颂，但实质上却是在讽刺。另一种例如“海河边上”中的大男、小花等等，则把他们的思想、感情，直至他们的生活趣味，彻头彻尾写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态度也是错误的，首先肯定了他们混身都是缺点，其次就抓着这些缺点大开玩笑。最后抽象地替他们作了一个结论：“我感动了呵！”“我要改造呵！”“我的错误真严重呵！”但既没有挖掘这些缺点的本质，也没有指出改造的途径。只让他们跳来跳去，叹息流泪，好像是在做戏，弄得狼狈不堪，结果仍然未得改造。
所以，我的作品引起了同志们的反感和许多正直的读者的公愤，决不是偶然的。
这就是同志们所指出的：我的错误首先是立场问题；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弄错了，一切都错了！因而严重地歪曲了生活的真实，对待人物——劳动人民的态度是轻率的，找不出一点点真诚的感情，甚至是玩弄了人物。作品的风格是虚伪的，凡所用心写处，也正是发泄低级趣味到了顶点的地方，因而写作的技巧也是拙劣的。所以，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
我随即追求我所以形成错误的根源。
开头，我想我的作品所以犯了错误，主要的原因是写得太草率了，如果写好一篇作品以后，多请人看看，多改几遍，如果还是不行，干脆就不发表，那就可以避免犯错误。这种想法，显然也是不全面的。但连这一点我也没有做到。事实恰恰相反，作品的粗制滥造达于顶点，例如“锻炼”：想到那里写到那里，信口开河，不加思索，写一节发表一节，写好以后，连一遍也没有改。写到应该描写群众斗争的场面，觉得不好写，于是几笔带过，是有意偷工的。写到后来，怎么也写不下去了，于是干脆从康濯同志的短篇“明暗约”里一字未改地照抄一节。所以会这样，主要的原因是自己存在着极端不纯的个人动机，为了达到自己成名的目的，对人民的事业，完全失掉了责任感。这是形成错误的原因之一。但也不完全是这样，例如“我们夫妇之间”这一篇，写作过程倒并不草率的，已酝酿了一二年，构思达数月，确也下过一番功夫的。但这篇作品，在我的坏作品里边，却是最典型的一篇。
我又想，这是因为我的作品所摄取的题材不对头。我不应该写那些看不出任何意义的鸡毛蒜皮的事；我不该写我不熟悉的事（例如写工人）。我的作品错误最大的，正好是写了这些不该写的。
但我为什么偏偏要写这一些呢？丁玲同志在批评
“我们夫妇之间”时说：“……你为什么偏要写这样一对夫妇呢？我想这是同你所熟悉的，作为你小说人物的模特儿的一对夫妇有关的。那我要问你，你对于所采用的模特儿真的觉得是工农结合的典型吗？那不会是的。如果说你真对这模特儿感觉兴趣的话，那也只不过因为你是太同情，太喜欢那男主人公李克罢了。”（点是作者加的）
丁玲同志说：“………你在晋察冀边区住过不少年，也做过群众工作，经过各种锻炼，为什么一到北京就又让李克这样的人物在你的作品中洋洋得意呢。……”
丁玲同志的话是完全符合我写这篇作品时的情况的。在我进北京以后的一年间，确实思想上很混乱，严重地脱离生活，脱离了政治，津津于生活琐事，不能及时自拔，并且以为这些生活琐事是很有意义的，把“我们夫妇之间”中的张同志的那些喜欢吵架，骂街，甚至狭隘，保守……以为是“新”人物的品质，而看不出这个人物身上本质的东西。同时，对这个人物，确实也没有真正的爱，而是为了迎合某些读者的趣味，完全违反了自己的内心说话，所以感情是十分虚伪的。这一篇小说，全部的故事是我伪造的，人物却真是有模特儿的。但这两个人比我所描写的，还是有基本上的差别，我是把这两个人的缺点加以夸大和集中，结果变成了他们本质的东西了。但从李克那个人物身上，倒是可以看出我某些方面的暗影。
而我硬把它写成了一篇小说。结果正如丁玲同志说的：“……你所描写的人物，在表面上你是替她们打扮了一下的，但这种打扮不过为的是出乖卖丑。因此说你是不喜欢这个工农出身的女干部的，并不过分。……当然，你可以正面批评她们某些缺点，只要你是严肃的，真真从心里尊敬这些人。或者你的确看见过像你所描写的这种无修养的工农分子，……那么你为什么要写她呢，为什么又要把她装扮起来，给她插上正确的革命干部的旗子，出她的洋相呢？”我的错误也就在这里。这里也可以看出我的态度是很不老实的，感情是虚伪的，而且是明知故犯的。
在“海河边上”中的大男，他对恋爱的看法；“锻炼”中的马军，他对农民的看法，对农民运动的看法，以及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平心想来，也是属于我这个作者的。
我在创作上的这种错误的倾向，在我的早期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出来。在一九四三年，晋察冀边区阜平县一带遇到了严重的灾荒，有一天晌午，我从树林子里过，看见在一棵杨树底下，躺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孩，四肢瘦得像烧火棍，上下一般粗，肚子鼓鼓的像扣着一口小锅。他旁边倒着一只小筐子，筐里的杨树叶被风吹散了。他是来采杨树叶的，家里的人也许正等着他回去用杨叶充饥。然而他因为劳累和饥饿，在这里睡着了。叫他他也不醒，半张着嘴，从嘴角里流出一片涎水，肚子一起一伏，睡得正甜。有几个长脚蚂蚁，在他睫毛上、嘴唇上……爬来爬去，他觉也不觉得。我又看到一个老太太因为饥饿而干瘪得出奇的胸怀以及她那渴望食物的神情……我把这一些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叫“第一课”，主题是写人们怎样和灾荒作斗争的。同时，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康濯同志，也写了一篇同一主题的小说，题目叫“灾难的明天”。这两篇小说比较起来，论对于灾荒的描写后者还不如前者，但对于人们怎样征服灾荒这一点，后者是有力的，充满着信心以及乐观的战斗的精神，能鼓舞人们前进，但前者虽然也写了人们在和灾荒作斗争，然而是抽象的，无力的，看了使人觉得在这灾荒的面前，只有束手待毙了。后来，我曾经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是两个青年作者，文化水准、生活经历也仿佛，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边，写了同一主题的小说，为什么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呢？这个问题，当时，我得不到解决。
我把这事和现在所犯的错误联系起来看，问题也就比较容易看得明白了。因而感到很不安。我的错误决不是偶然的，决不仅仅是一个创作问题。
过去常听说：作者自己不是一个新人物，决不能对新的人物有所理解；也永远不可能看出生活里边最本质的东西，甚至对人民的灾难，也丝毫没有责任的感觉，表面上看来，是“同情”，是“怜悯”，实质上是以旁观者的姿态，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人民的缺点也就成为自己津津乐道的东西，加以夸大就成为本质的东西了。那么，那怕在工农群众中生活很多年，仍然是没有用处的，我的经历以及我的错误，就是一个铁证。
在我过去的工作中，也曾发生过缺点和错误，受了批评也是痛悔不已，虽然也作了一些改正，得到了一些进步，然而是不彻底的，原因是把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看成是个人的得失，把受批评看成是自己的“不幸”。在感觉痛苦的同时，就企图“从个人主义哲学和个人奋斗中去吸取力量。”而不是
“从共产主义的宇宙观中从群众的斗争中去吸取力量。”因而就没有“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深入到群众斗争中去，而是“暂时地、有条件地、半身心地”仿佛是在作客。日久以后，事过境迁，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又采取了放任的态度。由于以上的原因，致使自己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小资产阶级立场，始终没有得到切实的改造。
因此，我的作品里边所反映出来的：对于生活本质的歪曲，那虚伪的风格，那低级趣味，那玩弄人物的态度，以及严重的个人主义的创作动机；把创作看成是个人的事业，看成是获取个人名誉地位的敲门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投机取巧、粗制滥造……那种低劣的品质，无一不是我骨头缝里的东西。进了北京以后，遇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文艺思想向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挑战，自己不但毫无警惕之心，反以为是。这是因为自己的骨子里原来就有这些东西，是“里应外合”的结果。丁玲同志说：“原封不动的或动得非常少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总是不甘寂寞的。他也革命，但如果他在广大的工农兵队伍里找不到群众时，他就又要回到小资产阶级的行伍里去找群众了。或者，他在工农兵队伍中做个不十分为人注意的战士感觉艰苦时，他也就容易驾轻就熟地回到小资产阶级中去出风头。……”这就是我形成错误的根本原因。
我的作品所以犯错误，归根结底一句话：是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思想未得切实改造的结果。由于我的作品所散布的毒害，是难于计数的。在我来北京后一年多时间里边，自己背上“作家”的包袱，装成教育青年的样子，晃来晃去，披着无产阶级的外衣，出卖小资产阶级的货色，而毫无自知之明，至今想来，真正地感觉到惭愧。
我确实已经走到错误的悬崖的最边沿，不能再走一步了。今天放在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今后创作不创作的问题了！我知道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像我那种有着极浓重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思想、感情、观点的人，如果不立刻加以切实的改造，是决不会有出路的。我必须加以切实的改造，不论路途是多么遥远；也不论为了要改造自己，而所需承担的巨大的痛苦，我是有决心一切从头来过，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取得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立场的。
为此，我必须切实地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划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界限，确立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思想。
为此，我必须重新长期地、全身心地、无条件地，投身到烈火般的群众的斗争中去，向工农兵学习，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从实践中改造自己，培养自己真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根除自己虚伪的品质。为此，我必须严肃地认真地做好工作。应当首先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中的一员，然后才能谈到从事创作。
最后，我想谈一点检讨以外的事。
我对同志们对我作品的批评是感激的，因为这不仅是为了读者，同时也为了我的改造。
在这个时期内，我也曾接到了不少读者直接寄给我的信，他们希望我切实改正错误。有些读者先于我作了检讨，他们说：过去喜欢我的作品是一个错误。在这些读者的面前，我感到惭愧的同时，也感到了这种热情的可贵，我当以今后的努力来回答大家。
但同时，我也接到了另一种信，虽然只两三封，他们以“同情”的口吻，希望我坚持错误。其中有一封是从南京寄来的，署名贾贝，但无通信处。他说：过去，我的作品他一篇也没有读过，自从报纸杂志上对我的作品展开批评以后，才逐篇细读。才发现了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作家。他说：那些批评是不公平的，“希望”我“批判地”接受。不论人家批评得怎样，他们仍然是很“拥护”的。在远地的一本杂志上，则还在赞扬我的文章。在这些读者的面前，我感到我的责任的重大，从而也具体地体会到“倾向性”这三个字的实际意义。在我感到痛心的同时，也感到了有更加提高警惕的必要。
我应当对于那些到现在还对我的作品表示“拥护”的人们诚恳地说明：假使你们是出于对我的作品的真诚的善意的同情，那么我希望我这篇自我批评的文章能对改正你们的观点有所帮助，你们对我的“同情”和“拥护”是错误的，值得你们同情和拥护的是真正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作品。假使对我的“赞扬”和“拥护”是别有用心，那么，我想你们是一定要失望的。我已经清楚地知道真理是在那一面。
我的作品中的错误，是我文学活动的历程上的一个很大的污点，我当以我的努力来洗刷这个污点。我要通过对我自己作品的检讨，清算文艺战线中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错误，以此来参加保卫人民文艺中的现实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战斗。
（原载第五卷第一期“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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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出版总署
关于加强年画工作的指示
两年以来，新年画在全国人民中已受到热烈的欢迎，在教育群众上起了很大作用。但在年画工作中仍存在着若干缺点，有些作品的题材内容单调贫乏，人物形象不够美丽，作品的产量尚不及旧年画多，发行尚未深入农村；因此新年画还不能完全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而旧年画的改造又尚未有计划地进行。为加强年画工作，各级人民政府文教、出版行政机关及各地美术团体在布置年画工作时，务须注意以下各点：
（一）加强年画创作的领导与计划性。各地文教主管部门，除动员和组织新旧美术工作者制定创作提纲和审查他们的画稿外，应根据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和人民的实际需要，制订创作题材计划，向作者提供有关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并协助其搜集人民生活中各种英雄模范事迹，以进行创作。在美术工作者较多的地区，应召集创作讨论会与作品初稿观摩会。此外，并可利用春节文化娱乐活动期间，在农村、工厂、部队中举办年画展览。防止年画工作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只顾创作、不问效果的现象。
（二）充分利用与发挥民间年画的优良传统。在内容方面，凡有关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希望与追求（如平安、长寿、多儿女、丰衣足食之类），对于美好风物的欣赏与爱好（如山水、风景、人物、花果之类），以及为人民所熟悉的优秀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民间戏曲的故事画等等，都可以适当地加以保留。在形式方面，诸如四扇屏、农历图、月份牌、中堂屏幅及连续故事画等等，一向为人民所喜爱，应该很好地运用与改进。
（三）团结年画艺人。改造旧年画是改革旧有文化事业中一个重要的项目。团结民间年画艺人并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又是改造旧年画的重要前提。在年画艺人较多的地区，文教主管机关应举办年画艺人短期学习班。此外，必须组织新的美术工作者与年画艺人合作，重视年画艺人的原有技术，供给他们新的题材和资料，并在创作上对他们作切实和耐心的帮助。
（四）克服年画出版工作中的混乱现象。去年出版的年画中，不少内容错误和有害的旧年画尚在继续翻印发行，对广大群众产生不良影响。在年画出版事业较多的地区（如上海、天津、山东潍县等处），文教主管部门及出版行政机关应切实调查年画出版情况，召开年画出版工作者的会议，说明年画出版工作对于广大人民的利害关系，调整他们的出版计划，帮助他们审订旧的画稿和组织新的画稿。对于内容错误的年画，应劝告出版商进行修改；对于内容反动和有害的年画，应禁止出版。
（五）改进年画的发行方法。年画只有经过良好的发行才能到达广大人民手中，根据过去情况，除了少数地区能运用民间年画的发行方式或创造新的发行方式外，一般尚只在城镇的书店门市发售，未能深入广大农村。今后应注意采用各种方法，以达到家家户户都能买到新年画的目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 沈雁冰出版总署署长 胡愈之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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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年画在全国已有很大的推广
如何领导旧艺人改进旧年画问题亟待解决
两年来新年画在全国已有很大的推广。据现有材料统计，一九五零年全国二十六个地区所出版新年画共四百余种，发行七百余万份。今年有三十一个地区出版新年画五百八十余种，发行总数达一千五百余万份，比去年增加一倍。今年的优秀作品如林岗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古元的“毛主席与农民谈话”，张仃的“新中国的儿童”，李琦的“农民参观拖拉机”等，均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新年画工作虽然获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着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其中除售价较高和发行工作不够深入外，主要问题是有些作品题材内容贫乏单调，人物形象不够美丽，因而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同时，旧年画的改造工作尚未能有计划的进行，旧年画出版数量仍然很大，其内容，一部分是宣传封建旧道德（如“二十四孝”、“朱子治家格言”之类）和封建迷信（如门神、灶王爷和福禄寿星之类）；另一部分虽没有太大的毒素，但缺乏教育意义（如一般的戏剧历史故事和仕女画之类）。如何领导旧艺人改进旧年画为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但这件工作有的地区尚未着手进行；已着手进行的某些地区，则又对年画艺人提出不恰当的要求，不顾他们在政治和技术修养上的限制，如要求他们立刻画革命斗争的题材并改变他们的原有画法等。
根据上述情况，为进一步地加强年画的创作与出版发行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与出版总署于十月二十日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年画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文教、出版行政机关及各地美术团体，在布置年画工作时，注意加强年画创作的领导与计划性；充分利用与发挥民间年画的优良传统；团结民间年画艺人并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和业务的学习；调整年画出版业的出版计划，克服年画出版工作中的某些混乱现象；改进年画的发行方法，使新年画能够深入到广大的农村。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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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文化生活简评
报纸不应滥用方言土语和陈腐的外来语
六月六日本报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中，曾批评了不加选择地滥用方言、土语和外来语的现象。但还有些报纸至今依然滥用方言土语甚至陈腐的外来语。例如九月五日黑龙江日报第三版“推动工作的动力——爱国思想教育”一文，在第一节内仅仅四百余字，即用了这样五、六句土语：“二十二个劳力，种一百三十垧地，帮帮硬”，“他们不会分工调扇”，“帮铲二遍地的时候”，“平常不大上会的老年人”等等。“帮帮硬”是可以代之以“满不算一回事”的，“分工调扇”四字仅用“分工”即可，“帮铲二遍地的时候”，就不如用“快要铲二遍地的时候”，“上会”虽是群众的说法，但它是一种不正确不健康的语言，而且容易和上庙会的“上会”相混同。该报九月四日第三版的一个标题，更运用了很难解的简称特别是陈腐的外来语：“齐铁三通阀小组”。“齐铁”究竟是指齐齐哈尔铁路局，还是指齐齐哈尔铁路工厂，还是两者通用呢？乍一看，很容易误认“齐铁三”是个人名。而“三通阀”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语言（它是表明一种铁管接头的东西）。这些不健康的语言，决不应该在报纸上出现。
方言土语并不是绝对不可用，而是必须批判地采用，必须选择那些合理的、合乎逻辑的，而又为大多数人所惯用的语言来用。报纸只有严肃地对待语言问题，才能在“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中站在斗争的前列，并引导群众前进。因此，报纸所用的语言，应该是经过严格选择的、纯洁健康的语言。否则，它将会助长语言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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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零讯
文化零讯
▲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一大队，在朝鲜完成工作任务后，于二十四日返抵北京。该队队员共一百三十九人，包括红十字会各地分会和其他医疗机构的医务工作者，在今年三月由北京前往朝鲜。该队在朝鲜各地分别担任内外各科医疗及各种防疫工作，七个月来，有不少成绩，深受朝鲜人民欢迎。该队到达北京时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中华医学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和朝鲜驻华大使馆等单位代表二百多人到车站欢迎。
▲广州市在本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举行全市第二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参加大会的运动员有七千四百七十人，其中工人运动员有九百五十一人，农民运动员三百一十七人。大会举行了田径、集体竞技、球类、游泳等比赛和各种集体表演。大会各项竞赛中有五十三人打破了该市第一届运动会纪录。特别是工人运动员的成绩有显著进步。如工人陈书煌的跳高成绩达一·七四公尺，已接近全国最高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