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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加强党支部对宣传网的领导
——北京市中小工厂宣传网工作的情况和问题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据最近统计，北京市城内九个区的七十三个中、小工厂党的支部中，已有六十二个支部建立了宣传网，现有宣传员三百五十七人，其中党员一百九十六人，团员一百二十三人，群众三十八人。宣传员人数占全市中、小工厂职工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六弱。
目前，中、小工厂的宣传网可以分做四个类型：
第一类，宣传员很活跃，宣传工作能够深入人心，真正做到了替群众解决思想问题，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例如，解放印刷厂，本来党和群众关系很不好，群众有事常常背着党员做。但自从建立了宣传网，党支部抓住了“做好宣传工作”这一环节以后，经过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订立和修订爱国公约、增产捐献等运动，党和群众之间的隔膜消除了，群众的意见和问题也能及时反映到支部来了，宣传员成了一切群众活动的核心，他们不仅要替群众解决时事学习问题，而且要帮助群众解决生产问题、入党问题、生活问题，甚至是工资问题。党、政、工、团的干部普遍反应：“这回上下可通气了”，“工作好做多了”。
第二类，宣传员很积极，从表面上看，宣传工作也很活跃；但工作不深入，实际作用不大。例如，国营汽车修理厂，每天有人读报；黑板报、问答栏的内容也经常改变；话剧团、歌咏队也常有活动。但是工作很肤浅，不能或很少能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推动生产工作。据宣传员自己统计，在一个生产组内与宣传员联系较密切的群众仅有三分之一左右，许多群众还不知道该厂已经设立了宣传员。
第三类，宣传工作还没有成为经常性的工作，建立宣传网以后和建立宣传网以前所差无几。例如，新闻摄影局美术印刷工厂，一直就没有摆脱“有运动，才有宣传”的状况。全厂三百多工人，唯一的宣传工具就是几块中心内容不明确的黑板报。红星铁工厂，只有一块黑板报，宣传员虽占全厂人数的十分之一，却不能经常进行工作。据统计，在第八区已经建立了宣传网的九个支部中，有七个支部是推一推，才动一动的。
第四类，厂内政治空气不浓，宣传网作用不大。例如，新华印刷二厂，在全市热烈纪念“五一”节时，支部把宣传“五一”节的工作抛在一边，仅仅开了一个建厂一周年的纪念会；宣传员和党员唱了京戏，却忘记了做政治性的宣传。福兴面粉厂在修订爱国公约时，只是简单地在工会干部中布置一下，没有任何宣传工作，结果修订的很不好。
在以上四个类型中，第一类是极少数的，第二类、第三类较多，第四类亦较少。
在中央公布建立宣传网的决定时，人民日报社论
“密切党和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关键”一文，曾明确指出：“这样的宣传网，一旦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起来，我们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就将百倍的密切了。它将保证我们党的宣传工作能够随时随地向人民群众来进行。这也正是党的宣传工作的基本要求。”如果用这个要求做标准，衡量一下中、小工厂的宣传网工作，那么只有第一类型的支部才符合这个要求。这种情况说明：必须迅速提高第二类、第三类并立即改变第四类的状况。这就是说必须：一、加强思想工作，克服宣传工作中表面上轰轰烈烈，实质上没什么具体成就的缺点。二、使宣传工作与日常的各种具体工作结合起来，成为经常性的工作，消灭“有运动，才有宣传”的现象。三、坚决克服不向群众做宣传工作的自由主义和命令主义倾向。
在提高宣传网的工作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要加强支部对宣传网的领导。因为支部领导不好是使宣传网工作迟迟不前的根本原因。
在目前，仅仅第一类支部、对宣传网的工作建立了比较系统的领导和管理。能够经常在支委会上讨论宣传网的工作，能够按时做计划、布置、检查宣传员的工作，召开宣传员会议，抓住宣传工作的基本环节，注意搜集、研究群众的思想情况，并能领导群众性的宣传组织，一起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
第二类支部虽然建立了比较经常的领导和管理工作，能够按时布置、检查宣传员的工作，召开宣传员会议；但所有这些事情都只是支部宣传委员一个人搞，支部书记未加以领导帮助。此外，又因忽略了群众思想情况的调查、研究，忽略了对群众性宣传组织的领导，使已经建立起来的领导工作，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
第三、四类支部，没有经常的领导工作和固定的领导制度，除不得已，很少在支委会上讨论宣传网的各种问题，没有什么工作计划，不能按时布置、检查宣传员的工作和召开宣传员会议。据统计，在第一区已经建立了宣传网的四个支部中，没有一个支部坚持了工作制度。在第七区已经建立了宣传网的七个支部中，有六个支部不能按照区委宣传部的规定，每月做出工作计划，其中立安铁工厂自四月份到现在只开过一次宣传员会议。
不难看出，除第一类支部外，其他支部的领导是很薄弱的，是没有充分执行或根本没有执行中央建立宣传网的决定中所规定的各项领导任务的。
支部领导薄弱的原因虽然很多，如许多工厂没有脱离生产、专做党的工作的干部，有些支部是由几个情况各异的工厂中的党员合组而成的；但主要的还是因为领导思想有许多错误，没有主动地积极地克服困难。
据我们的调查，有些同志还常把生产工作和宣传工作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只有减少宣传工作，才能专力搞生产工作，新闻摄影局美术印刷工厂的支部书记曾说：“我们出的印刷品本身就是宣传品，比我们的宣传工作还重要。”“行政工作忙，生产上又常出错，宣传工作被忽视一些是自然的。”有些同志还不了解为什么要建立宣传网。如道路工程事务所某分支书记曾表示，不建立宣传网也可以。有些同志还不知道宣传员在政治上、组织上与一般群众性宣传组织的区别，认为宣传员和一般宣传工作者差不多。新建面粉一厂支部向来不单独召开宣传员会议、布置与检查宣传员工作，这样就使宣传员降低到一般宣传工作者的水平，逐渐失掉其骨干作用。此外，有些同志还习惯于把宣传工作当作一部分人的工作。有些同志对宣传员任务的理解很简单，认为宣传员唯一的任务就是宣传时事。
以上情况说明，加强支部对宣传网的领导必须从两方面同时着手：一方面是改善组织领导，一方面是提高干部思想认识。今后区委应协助支部：一、认真贯彻中央建立宣传网的决定，反对部分干部不重视宣传工作的倾向，批判部分干部中各种错误认识及其根源——经验主义。二、建立对宣传网的系统的领导和管理工作，树立定期研究党内、外政治思想情况的制度，并与各方面配合，逐步解决其他问题（如干部问题）。
区委对支部的具体领导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区委对支部的具体领导，支部领导要作有效的改进是很困难的。
在宣传网的领导工作中，区委已经做了两件事：一、布置工作。二、为宣传员做报告。但另一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一、缺乏经常的系统的工作检查。二、没有认真的使用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指导其他单位的方法，帮助支部克服具体困难。三、思想领导差，有些区甚至没有领导支部学习中央建立宣传网的决定。这些缺点的长期存在，一方面使支部中各种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另一方面也使区委本身总不能由所谓“没有经验”“不知道怎样领导宣传网”的状况中解脱出来。
区委应切实注意改进以上缺点：一、建立系统的全面的工作检查制度，及时提出方针性的改进意见，指导全面工作。二、立即着手进行重点培养工作，逐步丰富领导经验，帮助各支部解决具体问题。三、加强对群众思想情况的调查、研究，注意宣传内容的改进，加强对支部的思想领导。没有这些改进，具体领导是谈不到的。
和区委对支部的领导一样，市委对区委的具体领导也很重要。过去，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工作是不够健全的。首先，没有进行系统的管理工作。其次，在工作进行中缺乏具体指导，在检查和总结宣传网工作时这点是必须提及并引起注意的。
全市中、小工厂的工人总数，和大的公营工厂差不多，在他们之间进行经常性的宣传工作非常重要。因此，宣传网工作必须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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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简评
官僚主义者把坏分子当作了劳动模范
辽东盖平县在选拔劳动模范工作中，由于县的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致将一个政治品质极端恶劣，思想反动，为群众所痛恨的坏分子慈德义，“选拔”为全县特等植棉模范，全省一等植棉模范。甚至还介绍他参加了党。
慈德义在伪满时，受过日寇的奖励；土地改革时，给地主通风报信，破坏土地改革，霸占妇女。慈德义当“选”为全省植棉模范后，就向群众摆威风说：“我慈德义和省主席一个桌上喝酒吃饭！”“县长脑子里装着我慈德义！”其实慈德义的所谓植棉模范，只是他特意弄了四亩多“幌子地”，专给政府干部参观的。今年紧张的夏锄期间，慈德义雇了六十多个短工给他铲地，自己不参加生产。盖房子时，先后动员群众大车十辆，人工二百多个，给他拉石头、砖头。盖起新房子后，又办了九十八桌酒席，请人大吃大喝。钱花光后，就到县政府借了两千斤粮食。群众意见很多，只敢背后议论。慈德义却对人说：“我当劳动模范全凭自己，发家致富是凭个人的本事，什么朝代都一样。”可是官僚主义者，竟对此一无所知。盖平县长虽曾去过刘家屯两次；但一去就找慈德义，并且是“来了就问，问了就记，记了就走。”
这样当然看不到慈德义的一切恶劣行为，听不到群众的各种意见。斯大林同志说：“布尔什维克一脱离群众，一失掉自己与群众的联系，一染上官僚主义的尘垢，就会丧失任何力量，而变成空架子。”盖平县的某些领导人员，正是这种“染上官僚主义的尘垢”的“空架子”。
盖平县的这一严重错误，虽然已经纠正，但对工作已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该县领导上还应作深入检讨，其他地方的领导人员也应记取这一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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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
罗汉岭前吊秋白并忆鲁迅先生
曹靖华
我常想，二十多年来，中国革命文艺及革命文化的战士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残暴卑鄙的白色恐怖下，始终坚贞不屈，英勇战斗，走上正确道路，树起革命文风，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毛主席及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而鲁迅先生与秋白同志并肩奋战，粉碎了敌人的迷雾似的文艺思想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对第三种人及对“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战，对中国当时文坛，确是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像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等几篇文章，连敌人也不能不折服。这些都诚如鲁迅先生得悉秋白落入国民党魔爪中时，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夜来函所云：“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这确是中国人民不能弥补的大损失。
这里顺便说明几句：“它”是秋白，是生平与友人通信用的符号，“鲁迅书简”中偶尔可以遇到这样的名字。这是由“维它”或“史维它”简化而来。后两名从一九二三年起，在他主编的新青年季刊（由月刊改的）上，偶尔可以见到。而“史维它”及“史铁儿”，均由STR（如“海上述林”书脊上所印者）之音译而来。STR则为STRACHOV一字的缩写，也就是秋白俄文姓CTPAXOB之英文拼音。“鲁迅书简”中偶尔还可遇到 “它嫂”两字，这就是称秋白爱人杨之华同志的。
秋白被害后，十六七年来，中国革命人民，尤其是中国文艺界，始终怀着悼念他的沉痛的心情。但对他就义时的情景及就义后的种种，除当时报纸略作记述外，至今再未见提及。秋白是我生平受教最大的严师益友，也是冰雪中过从甚密的相知。他被害后，十余年来，再一忆及，他的声音笑貌，就活现目前，而对杀他的敌人，则更恨入骨髓了。
十余年来，时时幻想着怎能有机会去凭吊一下秋白墓及就义地，并对当时的情况作一番访问呢。
今年七月，中央人民政府组织了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令我参加。我才有机会赴长汀凭吊秋白就义地。
八月二十四日晨九时二十分抵长汀，这是一九二七年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福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车直驶西街县人民政府。因事先未与县府联系，县长早晨即因公下乡，由朱其昌秘书招待。我们述明来意后，朱秘书立即派人邀了张仁福、刘玉堂两位来。
张仁福是职业抬棺人，是当时亲殓秋白，替秋白抬棺人之一，现年五十八岁，住长汀西街。其他三个抬棺人现已无下落。刘玉堂是贫农，拾粪人，现年四十七岁，住距城约五里之黄田背村。这是现在能找到的秋白就义时仅有的两个目击人。
长汀中学西，有一小公园，当时名列宁公园，敌人占领后，改名为中山公园。这是秋白就义前用刑餐的地方。
由此往西，距城约半里许，公路北有小山一座，名罗汉岭，岭脚及山腰处，荒冢累累，气象阴森。岭前有一小草坪，直抵公路。原为清末收容聋盲无依老人之养济院废址，现虽成草坪，但尚有屋基可辨。草坪正中即秋白就义地。
由此往西，不及一里处，公路以北，丘陵起伏，名盘龙岗，为秋白墓穴所在地。遗骸今年七月已由长汀县府起出，装入瓷坛内，存县府。墓仅剩一穴，黄土乱砖，堆积穴旁，土色新鲜，宛如昨日所掘者。当时曾口头请朱秘书转达，建议长汀县府，将遗穴填起，修一衣冠冢，并立碑石，留作纪念。
据张仁福说：秋白同志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在长汀东约九十里之水口被国民党钟绍葵所俘。被俘后，押至长汀，囚西街福建省立第七中学伪三十六师宋希濂司令部内。当时居民均不知被押者为何人。
同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将囚人押至中山公园吃刑餐，园内虽未住兵，但因囚人用刑餐，门禁森严，居民不能入内，故当时园中情况，一概不知。隔墙听有歌声，至所唱何歌，也难辨别。据云所唱者为国际歌。
当日上午约十点钟，刑兵将囚人押往刑场，未绑。囚人着小衫，短裤，鞋袜，意态从容。行至罗汉岭前，靠山脚处草坪正中间，面对罗汉岭，盘足而坐。刑兵即宋希濂卫士，用盒子枪由背后射击，一弹毙命。事后，居民见布告，始知被害人为瞿秋白同志。
被难后露尸至午后四时左右，始有人送棺木一具，张仁福说，他亲自代为装殓，并抬至盘龙岗埋葬。
拾粪人刘玉堂说，他当日上午，同平常一样，入城拾粪，由西街经过时，正遇秋白就义。所述目击详情，与张仁福无出入。
午后四时半离开长汀。夕阳里，汽车徐徐的驶过了秋白的就义地，直向瑞金驶去了。
罗汉岭慢慢的留在身后……秋白的面影，浮现到我的心头，秋白的音浪，激荡着我的耳膜……
秋白，那大约是一九二一——二二年吧，我们在莫斯科，你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医生说你的一叶肺已经烂了，说你顶多不过支持三几年。但你总不肯休息。讲课时，有时累得面色苍白，连气都接不上来了，但你还是‘诲人不倦’地讲下去。后来真支持不下去了，就在莫斯科近郊疗养，我几乎每星期日都去看你，你每次都是兴奋得忘了病，忘了一切，口若悬河地谈论着。你说苏联真是一座琳琅满目的革命的宝山，你要拚着你的病弱的生命，把革命的宝贝更多地运回中国来。
你那时躺到床上，床头没有台灯，你就把吊灯拉到床头，拴到床架上，俯到枕上写文章。你要把当时还是“世界之谜”的苏联实况，把“共产主义的人间化（注）”告诉给斗争中的中国人民，告诉给世界劳动者。你要在工农大众面前，把帝国主义者对苏联的谣言揭穿，叫大家辨清道路，不要信那些吸血虫的鬼话！
秋白，那大约在一九二三年吧，你回国住在北京东城你的一个本家那里。我去看你，有一次我把我的第一篇译稿——柴霍甫的“蠢货”交给你看，你看毕就在你主编的新青年季刊上发表了。那给了我多大的鼓舞呵。你教我多学习，多介绍。你说中国文艺土壤太贫瘠了，教我作一个搬运肥料的肥田的农夫。
我记得，你住的房间里有一张小风琴。你正在译国际歌，斟酌好了一句，就在风琴上反复地自弹自唱，要使歌词恰当的合乎乐谱。你说国际歌已经有了三种译文，但是没有一种译得好，而且能够唱的。你要把它译得能唱，让千万人能用中文唱出来。
秋白，在学习俄文中，我常把所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原意懂而中文不易表达得好的那些词句，同你商量。有一次，我随便提到柴霍甫的剧本中两个人物吵嘴时那样最普通的例：“Видапи，мы”，我照直译为“我们见过的”，你改为“我们见识过的”。这些小节，将近三十年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加一个字，显得多么生动！秋白，你能把极枯燥艰深的哲学论文，译述得那么细腻，委婉，动人！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文章，透过你的天才的笔，在中国广大的文艺读者的心中生根，开花了。
大约是一九二四年吧，你在上海，我把我译的第一部译稿——柴霍甫的“三姊妹”，寄给你看了之后，改了一些地方，就介绍给文学研究会列入丛书出版了。你当时写信说你完全用药养着命，在极端艰险条件下，从事革命工作。我时常写信向你请教，每个问题你都详细地解答，有些简直是长篇大论地详述。
大革命失败后，我逃到莫斯科，不久你也到了那里。旧地逢故人，真不知话从那里说起！一天傍晚，我们在大教堂附近的莫斯科河畔散步，你谈到我走后武汉各方面的情况……王一飞同志被害了，罗觉同志被害了……最后你谈到中国极需要苏联的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的介绍，你教我专力在这方面工作。你说应当把介绍苏联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当作庄严的革命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那是一九二九年吧，我由列宁格勒到莫斯科，临走前到你住的地方——柳克斯去看你。你总是像从来那样的昂奋，那样忘我地为中国人民打算。你谈起文艺大众化问题，谈得几乎使我误了火车。
那是一九二九年呢？一九三○年呢？你最后一次到了列宁格勒，在我家里畅叙半日，不意那些相会，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的会见！
你回国后，一直到一九三三年我回国以前，我经常收到你同鲁迅先生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对苏绝交的情况下，想尽方法给我往列宁格勒寄书刊。其中有你们办的半公开，或不公开的刊物，如“文学导报”，“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前哨”等等。我在那些刊物上辨出了你在白色恐怖下，用宋阳，易嘉，范易嘉等等不同的笔名，写出了火热的，战斗的文艺理论批评的文章。
我那时也不断寄些苏联的书报，托鲁迅先生转给你，有时为防特务没收，每种寄双份，甚至寄三份，分批寄，或经西欧转寄。用尽心思要逃过国民党的没收，把苏联的书刊寄到你手里。记得你收到格拉特柯夫的长篇“新地”时，立即译了出来，并且还写信告诉我说：“这书已译好，交商务印行，出版时，我要写一篇序文印在书前，这序文只有五个大字，就是：‘并非乌托邦！’”谁知你无限心血凝成的那部译稿，沪战时，竟被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烧毁了。现在仅剩你遗稿中的第一章的残稿。秋白，你的译稿被强盗烧毁了，但是，你替中国革命打算的一颗赤心，任何强盗的烈火都烧不毁的！秋白，你理想中的“新地”，为了这“新地”你终于慷慨以身殉之，这“新地”，在英明的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中国出现了！
一九三一年秋天的时候，我在列宁格勒利用暑假，译完了“铁流”的附录部分，没有功夫再将该书最主要的一篇长序译出来。鲁迅先生又急着将书出版，于是就请你在那“岩石似的重压下”，将那篇序文译了出来。鲁迅先生当时往列宁格勒去信说：“铁流长序在此已另请人译，那人你是认识的。”但却没想到是你。那真是作者之幸，译者之幸，中国广大读者之幸呵！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恐怕是空前的译笔了。鲁迅先生在该书编校后记中说：“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少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一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读者倘将这和附在卷末的‘我怎样写铁流的？’都仔细地研读几回，则不但对本书的理解，就是对于创作，批评理论的理解，也有很大帮助的。”接着又说：“在现状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较好的书，这书虽然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
秋白，在那样阴暗的时代，你都是用烈火一般的热情，来鼓舞对苏联文学的介绍。当“毁灭”出版的时候，你用J·K·的笔名，给鲁迅写信说：
“你的‘毁灭’的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苏联的名著，因为它们能够于伟大的十月，国内战争，五年计划的英雄，经过具体的形象，经过艺术的照耀，而供献给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现在做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和N同志的努力；可是，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谁？！‘毁灭’和‘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秋白，一九三四年二月七日的午后，我到了上海，到了当时不公开的鲁迅先生的家里。晚饭后，鲁迅先生把我引到一个房间里。那房间虽不很大，但却极整洁。后面有一个窗子，靠窗有一张条棹，棹上铺着雪白的棹布。棹上放着削好了的铅笔，毛笔，墨盒，信封，拍纸簿等。棹前放着一张靠椅。靠后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鲁迅先生站定之后，从容而低沉地说：“这是秋白逃难住的房间，一切布置照旧，你就住在这里吧……”说毕我们就又到了二楼鲁迅先生的书房而兼作卧室里。靠窗是一张书棹。我坐在棹右边的藤躺椅上，鲁迅先生坐在棹前的转椅上，棹左边坐的是广平。鲁迅先生一面回想着，一面从容而低沉地继续说：“……那是秋白逃难住的房间。他不断受猎犬搜索，追逐。他像地老鼠似地到处逃。有时一天迁三四个地方。有时被追逐到不得已时，跳上野鸡汽车，兜几个圈子，到半路再下来走。到最危险的时候，就逃到这里，住到你住的那个房间里……他等了好久，没有等着你，不能再等了，到那边去了。”他习惯成自然地随口说出了“那边”两个字之后，想到是在家里说的，于是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到苏区去了。”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来了，他去了……”我只感到沉重，口里说不出话来。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凝视着鲁迅先生的沉思的面孔，心里想着：“先生，你用自己的生命，在最危险的情况下，来庇护一个布尔塞维克！……”
这样的革命的友情，宇宙间什么暴力能够折损呢！
秋白走了，鲁迅先生念念不忘地怀着惜别的心情。他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的信中说：“它嫂平安，唯它兄仆仆道涂，不知身体如何耳。”
秋白被害后，鲁迅先生在悲痛之余，用“诸夏怀霜社”来编印“海上述林”作纪念。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的信中说：“我们正为它兄印一译述文字的集子，第一本约三十万字，正校对，夏初可成。”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七日信中说：“它兄集已排完……几乎都是发表过的，然无论如何，这么一来，他的译文，总算有一结束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函中说：“它兄集上卷已在装订，不久可成，颇好，倘其生存，见之当亦高兴，而今竟已归土，哀哉。”
但是，秋白，你所努力的“新地”，在毛主席领导下实现了。你的“新地”上开遍了使全世界亿万人羡慕的中国人民胜利的奇花。这奇花是用你自己的和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灌溉出来的。
秋白，这诚如二十年前你所要大书特书的：“并非乌托邦！”
（注：秋白的一篇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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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的爱
胡效儒
编者按：这里刊登的是十月四日西安“群众日报”上的一篇国庆征文。作者用简练的笔墨，写出了一个人民解放军战士在一天当中所遇到的几件事情。从这些日常事情中显示了新中国人民的新的思想面貌与爱国主义精神。
这些天，我一直被这些事情激动着，并且常常用愉快的心情去回忆它。一想起来，就要向同志们指手划脚地讲。说一阵，大家总要高兴一阵。这，也许有人会认为很平凡；不过，从这里，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祖国是怎样被广大的人民所热爱啊！
那还是六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另外一个同志，乘坐了一辆军车，西行到长武去。这个车的号数，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我还记得那是一辆载运军鞋的十轮卡。驾驶者是一个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务过的司机（我们和助手谈话时知道的），和穿着军人服装的一个助手。我所要说的是关于这个助手的故事：他今年才十九岁，四川人，叫王学敏，身体挺结实。沾着油渍的衣服上，挂破了好几处，手上还有血疤，看情形像是被什么铁东西碰伤的。
王学敏同志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他对于祖国美满的将来，抱着极大的希望，这种希望鼓舞着他，使他无论在什么时候，总是高高兴兴的。
我们已经看见过好多次了：车一停下来，那个穿便服的司机，一面擦汗，一面挥动扇子，跑到路旁树下去纳凉。嘴里不住嘀咕着：“啊呀：真热死人。”
王学敏——那个可爱的助手——这一下就更忙了。太阳如火，他的心比火还热。灌水添油；踏踏轮胎；一会儿仰卧在车底下，看看这，摸摸那；一会儿爬进车厢，仔细地检查装满军鞋的麻袋，看有擦破的地方没有；一会儿又用拭布小心翼翼地揩着车头，揩一阵，抚摸一阵，好像妈妈对孩子的抚爱一样。太阳像一盆烈火，人们都向阴凉处钻，只有他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他是站在盛夏季节的太阳光下。 “同志，歇会儿，凉一凉吧。”我开始抱着爱慕的感情，向他打招呼。他笑了笑走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擦了一把汗，全神贯注地望着车子，热情地对我们说：“这样的东西，在祖国是很宝贵的。爱护它，就可以多用几年，节省下这一部分财力，做成飞机、大炮，运给志愿军，多消灭几个美国鬼子多好！”
车走到长武亭口坡头上，突然浓云密布，下起倾盆大雨来，他急急忙忙用油布盖好车厢，仔细地把一切应拾掇的都拾掇好了，似乎祖国的一针一线，也不能让平白无故地遭受损失。
像这样的事，在祖国很普通，正因为普通，我们才更明白，广大人民群众是怎样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啊！
本来还要走一里多路，我们才抄小路到某地去，可是怕司机麻烦，就乘车停的这会儿告别了他们。汽车飞驰而去，我们在泥泞的路上走着。这时，远远地有一辆客车向西驶来，突然停在我们面前不动了。一个穿工人服装的司机向我们招手：“同志，坐上车吧，路太烂了。”
“谢谢你，我们马上就要走小路啦。”
当我们说明原因，谢绝乘坐之后，车棚里的旅客们，差不多同一时间，抢着从车窗递出三个草帽来，非叫我们戴上不可。我们扭不过，接了一个，还来不及道谢，“嗡”的一声车就开走了。
这时，我的感情像滚开的水一样沸腾了。我想：人民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热诚纯朴啊！这就是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保卫祖国、保卫胜利的军队。想到这里，我又不能不回忆起在部队中，我看见很多战士为了练习投弹，半夜起来，偷偷地跑到操场里去；他们总是那么用心卖力地练习，手腕肿得胖胖的，还继续坚持。有一次，我这样问一个战士：“同志，痛吗？连胳膊都肿啦。”他干干脆脆地说：“怎么不痛！不过，同志！总比全国人民遭灾难强得多啊；朝鲜人民不是被美帝国主义残害着吗！？我们绝不能让这些野兽在咱们的国土上横行。”说到这里，他把手榴弹模型举得高高的说：“敌人不是挺怕这个家伙吗？为了祖国人民永远的幸福，你想，这点儿痛，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后方的解放军战士们，就是这样忠实地做着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的工作。
我和我的一个同志在雨地里继续前进着。一段陡坡出现在眼前了，可是雨越下越大，路滑的搭不住脚，怎样走呢？后来在一座破烂的土地庙前停下来，准备待一待，雨小了再走。这时，迎面来了一个小学生，个儿小得很，看样子至多有十一、二岁，眼睛大大的，脸上露着微笑。裤腿半卷，精脚，走得那么矫捷活泼。一见我们，先来了个举手礼，随后热情地问我们到那里去。当他知道我们要下坡时，不由分说，两只小手拉了我们两个人往他家走去，边走边说：“可不要再走了，会滑到沟里去的！”
原来他叫张小贵，父亲在农忙前参加了志愿军，家中就剩下他和妈妈两个人，妈妈很能劳动，日子过得挺可以。
一到家，他先?喝着妈妈做饭。
房的正中央，悬挂着毛主席像，小贵抬头望一望这像，然后扭转头对我们说：“这幅像是妈拿钱叫我买来的。妈说：毛主席是咱穷人的救命恩人。”随后，他从衣襟底下掏出一个小本子，衣服虽然淋湿了，但本子还干干的。我顺手揭开一看，里面歪歪曲曲写了几行小字。
“二婶捐五个鸡蛋，是买飞机的。五学叔捐麦一升，买大炮打美国强盗……”
啊！他刚才是冒雨募捐去的。不知怎的，我对这个普通小学生，心里非常敬爱起来。我站起来，拉着他的小手，抚着他的头说：“小弟弟，你真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孩子，这么点年纪，给祖国干的工作可不小哩。”我的话显然对他是个鼓舞，只见他乐的眼睛眯成一条线，小手在空中挥舞起来，笑着说：“这些东西，我都可以把它变卖成钱，现在已经有三万七千五百元。往后我还要好好宣传，要捐更多的飞机大炮哩！”接着他很天真地爬在我的膝盖上，指着我的胸章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他说：“共产党，毛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些字，我都能写好。”突然，他一本正经地问我： “解放军叔叔，你猜我为啥写得好？” “你说，我猜不透。”我故意逗他。
他笑嘻嘻地望了望我，俏皮地偏着头说：“因为我爱他们呀。”
现在我所要说的故事已经完了。朋友们，你的感觉如何呢？在我，每当回忆完这段小故事，我就更加明白：我们的祖国是怎样受它底人民的热爱与拥护啊！这种热爱与拥护，就是祖国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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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不应该用体罚来代替纪律教育
在学校里认真地对少年儿童进行纪律的训练，应当是学校思想教育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但，要使学生养成遵守纪律的品性，或具有在行为上的高度教养性，并不是用任何粗暴和野蛮的办法所能达到的。可惜有许多小学教师或教育工作者，完全不懂得这一点，他们对待不遵守纪律的儿童所采取的“教育”办法，仿佛只有体罚。如施行鞭打，禁闭，扭耳朵，刮鼻子；有的学校，因为一个学生向别人要香瓜吃，教师便召集学生开个斗争会，叫大家打他。很明显，这种管理儿童的方式，是与新民主主义教育政策和新教育的精神完全相违背的。但据我们所了解，这类事件仍不断在发生，这说明了，在我们部分教育工作者中间，还严重地存在着封建的残余思想。因此，各地区的教育领导部门，应重视这个问题，适当地进行检查，找出一些典型事例来教育我们的工作同志。因为这个问题关系着我们新一代儿童的教养与成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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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刘胡兰”剧中处理凶手伏法的情节是合理的
根据本报读者高贵萍、万荣知、一笑、戴庄等七人分别来信及山西日报读者来信反映，自报载杀害刘胡兰的凶手大胡子张全宝伏法的消息后，有些读者认为在“刘胡兰”歌剧中，当我军解放山西文水城时“大胡子”被击毙的描写，与今天“大胡子”张全宝伏法的事实不符，因此对该歌剧的真实性发生怀疑。这种怀疑是不必要的。因为“刘胡兰”歌剧是根据刘胡兰的生平和她的英雄事迹，集中地、概括地用艺术表现出了中国人民的英雄典型。如众所知，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的任务，决不仅限于描写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要善于掌握正在发展中的和善于从现实的发展中预见未来可能出现的远景。“刘胡兰”歌剧里，描写“大胡子”在我军解放山西文水城时被击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事实证明虽然当时“大胡子”没有被击毙，现在终于落网伏法。当时歌剧中对此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不但满足了人民群众复仇的愿望，而且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有种错误的看法，往往把历史上的某一件具体事实与艺术的真实性混为一谈，要求艺术上所表现的情节和某些具体事实的细节完全一致。六月二十五日山西日报上，编者以“答读者问”的形式，答复该报读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时，就表现了这种不正确的观点。编者认为，歌剧中枪毙了“大胡子”，而今天又抓到了“大胡子”，“这说明当时我们的调查工作还不细致”。这种答复是错误的。该报编者把艺术的真实，狭隘地理解为各种事实机械的再现。他所谓“‘实事求是’的本质”，无非是把艺术完全禁闭在真人真事的圈子里，取消了艺术中科学的预见性的描写，这是完全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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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零讯
文化零讯
▲“学习”杂志第四卷第十二期，已在十六日出版。这一期发表了郑昌的论文，题为“‘毛泽东选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最完全的典型”。作者对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践密切不可分离的原则，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阶级分析的方法、观点等几个重要问题，都作了扼要的介绍。这一期还刊载了一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阎素的“学习‘实践论’的一点体会”。
▲二十日为“中国青年”创刊二十八周年纪念日，该社在十九日晚召开纪念会，到会者有首都青年界文化界人士二十余人。会上首由该社总编辑韦君宜致词。青年团中央副书记蒋南翔在会上指出“中国青年”应发扬过去战斗传统，紧密结合实际斗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于光远、胡韦德、刘念渠等一致指出：“中国青年”一年来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今后更应加强思想性与战斗性。该社社长杨述最后在发言中指出今后“中国青年”要加强国防建设与增产节约的宣传，加强思想斗争，在青年中肃清帝国主义的反动思想，并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按：“中国青年”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创刊。由当时革命青年运动的杰出领导者恽代英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复刊。目前该刊为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销行达二十一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