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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工厂支部应当宣传郝建秀工作方法
毕可瑞
推广郝建秀的工作方法，是每个工厂党的支部和宣传员的责任。国营青岛第八棉纺织厂织部甲班的党支部，八、九月份曾以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为中心工作。因为宣传工作做得好，收到了很大效果。
织部甲班支部在开始宣传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时，就遇到了一些思想阻碍。例如，织筒、整经与纬纱等车间的工友说：“郝建秀工作法是细纱间的事，咱这里没有白花，学他干什么！”穿扣工友说：“织筒与织布场可以学，他们用电力，咱用手穿来穿去，学那个法子是自找麻烦。”党的支部发现这些思想情况后，首先向工人指出了郝建秀工作法的精神是合理地分配与使用劳动力，以达到增产节约的目的。经过这样的宣传，克服了工人中的不正确想法。接着，支部又决定把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提高到爱国主义高度，与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政治任务结合起来，组织宣传员进行政治宣传。根据支部的规定，宣传员董秀珍、丁秀英就向工友这样宣传说：“咱们的国家还困难，美国鬼子还在侵略朝鲜，霸占台湾，全国人民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咱们学习郝建秀工作法，增产节约，就是最好的抗美援朝。”“咱们的工厂现在赚的钱有三样用处：头一份是拿去建设国防，保护咱们的祖国，让咱们过好日子。再一份是用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工人福利事业上，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新建的工人宿舍、通风设备、医院、托儿所；现在又在修建大澡塘子，都是这份钱。第三份作工资发给咱们了。咱们增加生产就是为了增强国家建设，就是为了咱们自己过好日子。”纬纱室工人听了都说对。在学习郝建秀工作法过程中，当提出将纬纱盒子改为小车，由换梭工自己推（节省人力）时，有的工人又觉得“累人”，宣传员丁秀英就说：“前方志愿军不分黑白天，拚死拚活，不就是为了国家的和咱的安全吗？咱这点‘累’都受不了，怎么对得起志愿军！”准备部宣传员郭万玉、王秀美运用小组检讨会来进行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政治宣传，当时有人说：“我们学习郝建秀工作法，提高了经纱质量，布场工人就多拿了工资，好处都是布场的。”郭万玉、王秀美就给他解释道：“布场多拿一点工资是小事，少出一匹坏布就给国家增加好几万元钱，给抗美援朝多增加一分力量，就可以保卫住咱们的国家，与咱们都有好处。”工人们恍然大悟。整理间工人提出：“检查出一个小毛病，就像捉了一个小偷，检查出一个大毛病，就像捉了一个特务。”布场工人提出“少出次布多捐献”的口号。抗美援朝增产捐献，在整个织部甲班已形成一个热潮，工人们都认识到本身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这就保证了郝建秀工作法的胜利推广。
在政治宣传的基础上，党的宣传员又注意了技术上的宣传，因为工人们对郝建秀工作法的政治认识提高后，急于要求技术上的提高。但织部又无一套完整办法，支部便根据这种情况，又决定党员、宣传员带头和大家研究技术、提高技术。准备部宣传员郭万玉在工作中发现：王桂英打结的方法好；侯秀美插纱和扫车的办法好；牟淑仙注意节约，浪费少；刘云香清洁工作做得好；她就把这些好方法集中起来，进行宣传。同时，宣传员在宣传中又批判了一些保守落后的工作法。
这样，郝建秀的工作法就在织部甲班推广开了，并且很快见到了工作的效果：次布由百分之九降到百分之三以下，纬纱室工人由最多换二十八台增到三十台，并作到了扯纬纱尾巴，消灭了纱把，节省了两个扯纱把的人工，每天可节约两磅纱把回丝。布场工人都学会了巡回路线的新工作法，并有一半看车的工人已经使用新的工作法。整理部已开始合理地使用劳动力，并节约了缝布头的线等。
工厂党的支部必须重视推广先进经验，工厂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成为先进的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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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简评
反对无原则纠纷
中共平原省济源县委会内部曾因剧团问题闹无原则纠纷，影响党的团结，忽视了抗美援朝的重大政治任务。济源县有两个剧团，一个为公家领导的大众剧团，因方向不明确，演出不为群众欢迎。县委宣传部长段彪主张加以整顿，改为文工团，县长、县委许子善表示反对。另一个为私人举办的中州豫剧学社，演出节目还能吸引一部分观众，段彪乃与该社接洽，将其改为新生剧社，对于大众剧团则不再过问。而县长许子善则大力扶植大众剧团，擅自拨发公粮两万余斤，派人到北京买戏箱，到洛阳请角色，造成两个剧团竞争、对立的局面，党内也就闹开无原则纠纷，互相攻击，并且大部分县委委员都卷入了这一纠纷之中。当时，抗美援朝运动正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开展，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党的干部，用全部精力领导这一重大的运动，而济源县委却津津有味地在搞无原则纠纷，这当然不是党员干部应有的态度，而是个人主义的无聊举动。
这一场无原则纠纷，在新乡地委直接帮助下得到了解决。县委的大部分同志都作了检讨，写了反省报告，表示决心纠正错误。但，制造纠纷的主要人之一许子善，仍未进行检讨，这是非常错误的。应该进行严肃的检讨并由领导方面迅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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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实我们的学识
为纪念我们的伟大导师鲁迅先生，我觉得我们有省查我们自己的必要，否则纪念容易成为形式，伟人成为偶像，对我们并无多少好处。
鲁迅先生是博学的人。我们怎样？这一声“惭愧”，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据我看，今天的文艺工作有一个相当明显的趋势，即分工已见效，而贯通不足。因为人民政府重视文艺工作，因为人民需要文艺，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就都忙起来，搞戏曲改革的搞戏曲改革，编鼓词的编鼓词，搞话剧的歌剧的电影的也都各守岗位，热心的工作，而且都有一些相当好的成绩。这是个令人兴奋的好现象。可是，因为大家对任务的时常努力，和对业务的深入学习，就难免把心思专放在某一件事上，眼界也不知不觉的缩小了好多。比如说：有的搞戏曲改革的就专从某种民间戏剧的形式上技巧上想革新的办法，闭口不再谈话剧歌剧；或者本来是演话剧的，并不很懂民间的戏剧，一旦参加了戏曲改革工作，就苦心的下工夫，一定要教京戏或地方戏的演法照着话剧的道儿走，而忘了京剧或地方戏固有的好处。又好比：某些搞惯了民间曲艺的，就深深的钻入曲艺的形式中，连新诗什么的再也不看一眼；而个别的热心创作新诗的呢，也许就不去看看民间曲艺。这样，虽然大家并没有分宗派闹意见，可是对文艺工作的进展就无意中不能不有所阻碍，在人力财力和时间上不能不有所浪费。
我知道，某些精研古代文学或古代美术的专家，往往借口保存传统的艺术技巧，而忽视了新艺术的建设理论，也不肯学习新的技巧。同样的，某些从事新文学或新美术的或者也不关心我们固有的文学美术的传统。这样的两不碰头，就教推陈出新的运动受到损失。
鲁迅先生的渊博，助成了他的伟大。他的对中国古代学术的知识，放在另一个人身上，也许适足以教他成为一个有保守性的学者。可是，他既博古，又通今；既知东方的文学，又注意西方的；既创造，又热心翻译。他的学识使他心中有了一架最准确的天平，公平正确的秤量了一切；成见不能成为他的砝码！
学习鲁迅，我们除了应在更加紧学习思想之外，还要多多的学本领。别教成见阻止了我们去接触古代的或现代的文学艺术。学识越丰富，我们的心里才越宽绰，成见才会越减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成见的胚胎。
以我自己来说，我不懂音乐。这就教我吃了亏。在我写一篇鼓词或一首歌子的时候，我只能从思想上感情上调动文字，而不知道它们的音乐效果如何；而我所遇到的制谱的人呢，也许恰好不辨平仄，没有多少文学修养，于是作词制谱费了许多时间力气，结果还是“倒字”不少，唱起来难听。同样的，因为我不懂电影剧本的技巧，所以我只能写个故事，由懂电影的人去改编为电影剧本。自然，这种合作原不是坏事；可是，费两道手到底多费了时间与人力。况且，假若给我改编电影剧本的人恰好没有什么文字与文学的修养，他就可能把个生动的故事弄得毫无生气，技巧都对，而没有艺术的味道。哼，白费了两道手！我切盼能去学一点音乐，学一点电影剧本写法。我也希望会制谱的人，去研究研究昆曲的精密制谱法则，会写电影剧本的人多学点别的文艺本领。丰富我们的知识，对自己对事业全有好处。反之，各自死抱一角，不问旁的事情，文艺工作就必定吃很大的亏，人力财力都不免浪费。这点事虽是以我个人为例，可是这个东拼西凑，慢慢腾腾的现象恐怕是普遍存在的。这值得我们反省。要使文艺提高，须先提高文艺工作者的学识、本领。
我们切不可随便的自居为专家。那会教我们自满，封锁起来自己。我们不可能成为无所不知的，但是必须争取多知多懂。我们目前的工作没有一件是为了世外桃源预备起来的。我们不能因专工而孤立。举个例说：假若我们为写了一些鼓词而自满，自称专家，我们便孤立起来。结果呢，我们只是给旧鼓词添上了一些照猫画虎的新段子，跟文艺全面的进展就不大发生关系。日久天长，我们就会在文艺大军里掉了队。反之，我们若是也关心新诗与新音乐的发展，而且把新诗、新音乐，与鼓词结系起来，我们便会有更新的试验，创作出内容与形式全新的东西来。这样，我们便不只是鼓词的侍从，而是它的创作者。同时，一个新诗人而不肯向民间曲艺去学习语言的运用，词汇句法中的音乐性等等，而干脆坐待有朝一日鼓词会变成某一派的新诗，那么新诗就会暂时退休，或且永远不会接近民众。我们今天的工作不是保守昨天的成就，而是争取明天的新胜利。我们不能孤立的看问题，因为几乎没有一个文艺问题是孤立着的。我们的方向是一个，已由毛主席给我们指示出来，我们必须充实自己，多知多懂，才能很快的，不多绕湾子的，走向毛主席指给我们的那条大路上去。在解放以前，我们可以抱着一技之长，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今天，人民与人民政府都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与期望，我们就必须用更多的学识丰富自己，从而创造出足够为人民服务的作品来，不能再用那一技之长，专取守势。我们要用新武器装备起自己来。社会上越需要我们，我们不是越得长本事吗？
我们钦佩鲁迅先生的渊博，好，就跟他学吧，把我们自己也变成个文武昆乱不挡的人才，好担当起更多的更重的文艺任务；愿与文艺界的朋友们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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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零讯
文化零讯
应邀参加我国第二届国庆节庆祝典礼的蒙古人民观礼代表团团长、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作家策·达木丁苏隆，于十日上午九时访问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该会副主席茅盾、周扬亲自招待，交换两国文艺等方面的情况。蒙古代表团团长赠我国文艺界珍贵礼品多种，计有表现外蒙古人民幸福生活的油画两幅，外蒙古刺绣三块及书籍多种。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于最近先后收到朝鲜作家联盟、罗马尼亚作家协会、德国文化复兴联盟、缅中友好协会等团体赠送我国文艺界的大批礼品。除书刊外，并有古乐器、精制的手工艺品等。其中朝鲜作家联盟所送的锦旗，由许多朝鲜著名作家签名。另有精制像簿一册，粘贴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的英勇事迹的照片。
前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九月十九日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正式接办，并将该两校合并改为公立金陵大学。由原两校行政当局、教师和学生会代表十三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后已告成立。该会正副主任委员由李方训、吴贻芳担任。全校教师、学生、工友一千五百余人，在九月十九日举行庆祝学校成立大会。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唐守愚、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柯庆施和各界代表等五十人都出席致贺。
今年五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两校合并并改为公立的消息公布后，全校师生莫不欢欣鼓舞。在暑假中，有四百多师生员工留校协助清点物资，他们在十天中就把两校的清点工作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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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
苏联哲学博士 尤金
四
列宁指出过，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是单纯地存在着的，每一种形态中总有着旧的垂死形态之残余和新的未来形态之胚胎。在每一社会制度的阶级斗争中，都有垂死的但是还在极力挣扎并同胜利了的制度作斗争的阶级之代表参加，在这一斗争中也有新的生长着的经济制度之代表、新产生的阶级之代表参加。
由于每一历史时代有着彼此进行斗争的各种不同的和对立的阶级，所以每一历史时代所产生的思想、观点和制度远比统治阶级利益所需要的为多。在思想体系方面，两种思想——垂死的保护着旧基础的思想和新的保护着新生基础的思想——展开残酷的阶级性的斗争。在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内部长久地存在着封建制度的残余。与统治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并存，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也产生、巩固和发展起来了。
随着经济基础的更替，在这个基础上所树立起来的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要被消灭和被改变。这意味着那些坚持、保护和服务于垂死基础的政治制度、法律就要死亡，其理论、思想、哲学观点和艺术观点就要被更替。但是，在旧社会内部产生的一切先进的新的事物却不会死亡，而要获得新的更强盛的力量。
因此，文学和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是可以理解的。文学和艺术本身表现社会的最充分艺术的与美学的观点，因而为它们反映着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的利益，所以它们是有阶级性的；因而它们也包括在上层建筑之内，因为文学和艺术正如社会科学一样，不能不积极参加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的斗争。每一时代的文学和艺术都反映出该经济制度的全部深刻的矛盾，并且它们本身就是经过斗争、经过矛盾而发展起来的。把文学和艺术排斥在上层建筑之外，这就是说否认它们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性，这就是说否认它们为增强或者消灭某一基础而积极斗争。但是这却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即在我国正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时期，曾经反对艺术文学中使用与党内生活有关的概念、术语（如“左派”、“右派”等——译者注），他写道：“最正确的就是要在文艺领域里应用属于阶级一类的概念，甚至于运用‘苏维埃的’、‘反苏维埃的’、‘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概念。”（《给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的信》，见一九五○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第五版）。显然的，苏维埃的革命的文学曾经积极地帮助社会主义基础建立和巩固起来，而反苏维埃的反革命的文学是为在我国保存资本主义关系而进行斗争的。
但是，将艺术和文学归属于上层建筑，因而认为过去各个历史时代所创造出来的宝贵的和伟大的东西都会死亡，这是很大的错误，因为由经济基础所产生的上层建筑是随着基础一起而灭亡、更替的。
普式庚的创作，无疑地，是由俄国社会发展的贵族时代所产生的。但是普式庚的天才却高出于自己的时代，高出于统治阶级的贪婪利益，他看到了农奴制度和专制政体的如此丑恶的方面，因而不能不站起来反对这可鄙的东西。他看到了农民生活的艰难和贫困及其痛苦。他同情法国革命，同情俄国社会中进步的反农奴制度的思想，但是当时俄国发展的条件，没有使普式庚达到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思想。普式庚于是开始歌颂比他周围更崇高的人类生活的理想。他用完善的艺术形式体现了这些理想，以致他的创作在俄国文化史上成为俄国人民的一个极伟大的成就。普式庚的创作经历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时代。他对非正义、压迫和野蛮的愤怒的攻击，像是敲响了警钟，号召人们去同地主的与资本主义的对人的非正义的压迫进行斗争。因此，普式庚的创作在社会主义时代获得了自己真正的繁荣，这是很自然的。
所有这一切是否意味着，普式庚的艺术创作就不是阶级性的或者是超阶级的呢？绝不是的。柏林斯基就曾很好地分析过这种假象的矛盾。关于普式庚，他曾写道：“将有一天，他会成为俄国典范的诗人，不仅美学的感情，而且道德的感情都将依着他的创作而形成和发展起来。”（《柏林斯基全集》，俄文一九四八年版，第三卷，第六四○页）。但柏林斯基同时并天才地看见了普式庚创作内容的历史限制性。柏林斯基关于《欧根·奥涅金》这篇长诗写道：“普式庚以奥涅金、连斯基和妲姬雅娜的人物描写了俄国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并且他多么真实，多么确切，多么完全而艺术地描写了它啊……诗人如此充分地和光辉地在这篇长诗中反映出来的个性，处处都是这样优美的，这样人道主义的……你可以在这里处处看到这样一种人，他的灵魂血肉全属于构成他所描写的那一阶级的实质的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你可以在这里处处看到俄国地主……他就在这个阶级里攻击着与人道主义相矛盾的一切；但是阶级的原则对于他——乃是永恒的真理……。”（《柏林斯基哲学选集》，俄文一九四一年版，第二六五页）
普式庚的创作是与人民的创作，是与俄国人民许多世纪间所创造出来的美学的艺术形象有着极深刻的联系。普式庚天才地反映了人民的创造。因此，他也就超越了地主的贪婪利益，因此沙皇及其臣仆们都仇恨普式庚，并迫害和杀死他。但是在这种种条件下，想把普式庚的创作从他所生活与创作的那个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割离开来，那就是反历史主义的。
历史上有过许多例子，其艺术家摆脱了与本阶级的联系，而转到另一阶级的思想、政治立场上，为了推翻他从前所属那一阶级而进行斗争。
所以，统治阶级抛弃他的创作，不把它放在自己上层建筑的武库里面，并且反对它，这是很自然的。在历史上常常有过这类的现象。列宁关于托尔斯泰，这样写道：“按出身和教养来说，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高等的地主贵族的，——但他摆脱了这一阶层的一切习惯和观点，并在其晚年的著作里，以热情的批评打击了当时一切以奴役群众，以群众的贫困和以农民和一般小农的破产为依据的国家、教会、社会和经济制度……。”（《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一六卷，第三○一页）在实际生活当中，也有着这样的现象，即艺术家如果他是现实主义者和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心和政治信仰，而起来反对自己的阶级。恩格斯关于巴尔扎克写道：“他的伟大的作品，乃是为高等社会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而作的深长不绝的挽歌，因为他是同情那一被宣告死亡的阶级的……我认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老巴尔扎克最宝贵的特质之一，就是他不得不去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心和政治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八卷，第二八——二九页）
至于其它社会观点和理论，也都是一样。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都反映社会各阶级的利益。但是随着旧基础和旧上层建筑的死亡，一切在旧社会中是进步的东西却保存下来。例如，大家知道，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和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成了马克思主义发生的来源。
有些同志，把文学、艺术，甚至哲学都排斥在上层建筑以外，借口这似乎要走到对旧遗产中的一切宝贵的东西的否定，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以书呆子的态度来对待问题，不能很好地了解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发展之特质。恩格斯早就解释过，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不是由新的经济、新的基础完全从新创造出来的，因为不论是文学、艺术或是哲学等等，都不能够在光秃的地面上发生的。它们是在旧社会范围内所已达成的思想材料和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起而代替旧基础之新的经济基础，只是规定适合于这一基础的利益与需要之意识形态的新的发展方向。
恩格斯说：“经济——在这里没有重新创作出什么，但是它规定现存思想材料改变与进一步发展的样式，可是甚至就是这一点，它绝大部分也是间接地实行的，因为政治、法律、道德的反映，给予哲学以直接的极重要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俄文一九三二年版，第三八四五页）
显然，这也完全可以用来说明文学和艺术。起来代替反动旧阶级的新的先进阶级仍然继续着和发展着旧遗产中最宝贵的东西，这也是很显然的。无产阶级乃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它是迄今世界文化所创造出来的一切优良成就的当然继承者。
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著作中，天才地阐明了旧基础和旧上层建筑灭亡、及新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新上层建筑创立的规律性。斯大林同志这些原理的特殊说服性就在于他以苏联的经验论证了这些规律。斯大林同志说：“在最近三十年中，在俄国消灭了旧的资本主义基础，建设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同时，也就消灭了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并建设了适合于社会主义基础的新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说，旧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已经被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了。”（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解放社版，第二页）
列宁说旧基础和旧上层建筑的更替是在社会革命过程中实现的，斯大林发展列宁的这一思想并使之具体化了。列宁写道：“对于人类发展中革命时期的高度估价，是从马克思历史观点全部总和而来的……正是在这些时期才最有力地表现出各阶级在社会生活形式之规定中的直接作用，才建立起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层建筑然后在新生的生产关系之基础上长久地保持起来。”（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俄文一九四○年版，第一九四页）
随着社会主义基础的建成，在苏联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由两个彼此友好的阶级——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所代表着的生产资料之全社会所有制——全民的和合作社的所有制，构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础。而共产党所领导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道德、苏维埃的艺术、文学、以及苏维埃社会的其它观点与制度等等，则构成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与一切过去的上层建筑原则上不同的。它已不是替剥削者的利益服务，而是替劳动者的利益、全社会的利益服务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乃是一种极伟大的革命的创造力量。它给予苏维埃经济基础以巨大的影响，并通过它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在历史上任何时候，国家和先进思想从没有像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党在苏联所有的这样的力量。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整个体系中的指导的和领导的力量。它也是全体苏联人民的伟大的组织的与动员的力量。共产党的政策是苏维埃社会的生命基础。在社会主义时代，由于剥削阶级和对抗性矛盾的消灭，以及由于经济的计划性，上层建筑和基础的相互关系有了新的改变，从而特别地扩大了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影响的力量，并通过基础对于生产力的反影响的力量。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极伟大的力量，给予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以决定性的影响；上层建筑的作用，在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不断胜利的过程中将要更加增大起来。
列宁、斯大林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乃是建成共产主义的主要工具。它正在规模日益宏大地实现经济组织的和文化教育的职能。
斯大林同志的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用新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武装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干部，帮助他们更深刻地去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保证共产主义胜利的规律。这一学说也武装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向它们指明：它们为了消灭和粉碎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首先是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争取工人阶级胜利、建立工人阶级政权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就应当如何指导自己的斗争。
斯大林同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从新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业已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的问题。斯大林同志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著作中，给辩证法的各个规律作了经典式的说明。这些规律带有普遍的性质，它们对于外界的一切现象——自然、社会和思惟，都是适用的。辩证法的规律依着物质运动的形式而各个不同地表现出来。它们总是表现为具体的规律。在阶级社会历史中，量变之进到质变，旧质之进到新质，总是经过突变，经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我国历史上的这种最伟大的突变、最伟大的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国经过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我们正处在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逐渐过渡时期。
斯大林同志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步一步地从理论上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发现和制定了过渡时期的规律，即社会主义时代的规律。斯大林同志在其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总结党与人民的经验的巨大活动中，创立了全面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完备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研究了关于在苏联可以建成共产主义以及关于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在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辩证法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如何表现的规定，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新的和极伟大的发现。社会主义是社会生活发展的一个新的形态，因之辩证法的规律也就用新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不同于有敌对阶级存在的社会。斯大林同志写道：“一般说来，要告诉那些醉心于突变论的同志们，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突变的法则，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常常适用于属于基础之类的或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两个敌对阶级的社会来说，突变是必须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突变就不是必须的了。”（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解放社版，第三○页）斯大林同志用苏联农民经济改造史中的典型例子来论证了这一原理，他说：“我们曾在八年到十年的时间中实现了我国农业从资产阶级个体农民的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的制度，这是一次消灭在乡村中旧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可是这个改革的实现，不是经过突变，就是说，不是经过推翻现存的政权和建立新的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经过从乡村中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到新的制度的逐渐过渡来实现的。这件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这是从上而下的革命，这次变革是由现存政权主动进行，并获得农民基本群众的拥护而实现的。”（同书，第三○页）
从斯大林这一原理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发展也是按照辩证法规律来实现的，即社会主义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也将产生社会生活的新质的现象。由一个质态过渡到另一个质态，就其规模的巨大来说，将带有革命改造的性质。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将是我们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极大的飞跃。由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将是苏维埃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巨大的质变。共产主义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将使科学、技术的发展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峰，将使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更高度的水平。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这些巨大变革，按其速度和按其规模来说，将与革命的飞跃式的改革具有同等的意义，但是这些变革，并不带有而且将来也不会带有社会革命的性质，这种进步将与社会制度的更替无关，而将在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不经过突变来实现的。这些改革将自觉地和逐渐地由国家、共产党自上面准备起来，它们并将由全体人民自觉地与积极地实现起来。
斯大林同志所发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这个新的辩证法的规律性，乃是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非常伟大的贡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因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有了新的理解而丰富起来，这将更加提高我们干部的思想、科学的水平，和加速我们向共产主义的前进。
斯大林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由一个质过渡到另一个质的问题之解决，乃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范例，而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则是应如何创造地研究我们生活中的新现象，应如何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在科学中应用最伟大的革命力量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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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只是讲了讲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著作中所提出的和解决了的若干问题。这部著作还包含有许多其它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关于语言与思惟关系问题的提法和解决，就属于这类问题。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原理是：“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它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术语和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完全没有语言的材料和完全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解放社版，第四四页）这个关于语言在思惟的发生与发展中即人对于外界认识中的作用的原理，从新的方面阐明了科学的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之唯物论的性质，而击败了现代唯心论，现代唯心论不仅使思惟脱离外界，而且使思惟脱离语言，也就是说，照唯心论者的意见，思惟乃是一种从上面赋予人的神秘的“气质”。这个极为重要的论题，是专门科学研究的对象，应作专题报告。
斯大林同志在其著作中用新的力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以历史的态度来对待各种社会现象的原理。斯大林同志再度表明了教条主义和书呆子对于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重大问题的危害。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即当资本主义尚未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和多少平稳地向上发展的时候，曾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某一国内取得胜利，它只有由于一切国家或大多数文明国家中的同时胜利而才能取得胜利。到二十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已经明显地转变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它已由上升的资本主义向下发展，而不平衡发展的法则则规定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熟时期的不同，这时列宁得出天才的结论说：现在革命在一切国家内的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了，而现在革命首先在单独一个国家或者在若干国家内取得胜利则成为可能的了。斯大林同志指出：这两种结论适合于两种不同的时代，其中每一个结论对于自己的时代都是对的。而死啃书本的人和书呆子却不去根究问题的本质，而是形式地引证这两种不同的公式，他们认为二者当中只有一个是对的，一个是不对的。但是，斯大林同志说，这两个结论都是对的，可是不是没有条件的，每一结论对于自己的时代都是正确的。
对于另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国家问题，也是一样的道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说过，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国家一定要衰亡。斯大林同志说道，死啃书本的人和书呆子根据这种理由，当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胜利以后，便开始要求我们的党设法使苏维埃国家尽快地衰亡。斯大林同志天才地说明：恩格斯的公式并不是简单地过时了，而它是就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或在大多数国家内的胜利说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内胜利，所以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便从对于今天世界形势的研究出发，得出结论说：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社会主义革命仅在一国内获得胜利，这时候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应当削弱，反而应当巩固和全力加强自己的国家、国家机关、侦察机关和军队，如果这个国家不愿意被资本主义包围所击溃的话。
斯大林同志用这些解决社会主义革命根本问题的例子，再一次地表明了他以真正的辩证法解决各种新问题及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典范。
我们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因新的天才的创造而丰富了起来。斯大林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部著作证实了他的一句话，他说过：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不能够停留在一个地方，马克思主义应当根据科学的新材料和工人运动的经验、人民群众的革命经验而不断发展和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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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同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思想生活中的一个突出事件。这一著作光辉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之伟大创造力。马克思主义不断地由新的经验、新的知识发展和丰富起来。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乃是关于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
这个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式的定义，向我们的科学工作的干部、向思想战线上的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责成他们要根据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总结，来研究新的理论问题。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任何科学只有在自由批评和不同意见的斗争的条件下才能发展起来。
斯大林同志的这部著作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鼓舞了苏联的知识分子、全体苏联人民去实行新的创造性的大胆尝试，鼓舞了他们去为共产主义胜利而树立新的功绩。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著作，以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知识武装了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它并以对于革命规律的理解，以对于最后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斗争规律的理解，武装了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及附属国家的共产党。（秋江、列兵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