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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
苏联哲学博士 尤金
编者按：尤金博士的这篇文章是他在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纪念斯大林语言学著作发表一周年会议上的讲演，于六月二十二日节要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十月四日，他在北京重作讲演，对原作又作了一些补充。此文译出后曾在“学习译丛”第五期发表，现在对字句略有校改，重新发表于此。一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的一个杰出的贡献，它对于一切社会科学都有极大的意义。斯大林同志创造了牢固的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同时还以许多新的原理与结论丰富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斯大林同志在这部著作中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民族与民族语言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发展前途、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等极重要的原理。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中重大的一步。
斯大林同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科学上、首先是语言学问题上的伟大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曾经提出过许多关于语言的本性和关于语言科学等有指导性的原理，而斯大林同志则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全部语言科学的牢固基础。他从这一知识领域中永远地肃清了唯心论、庸俗唯物论和形而上学，而确立了这一门科学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语言科学获得了对各项基本问题的十分详尽的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首先是对语言下了一个深刻的定义，认为语言是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起作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也将是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根据斯大林同志所下的定义，语言是人们用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手段、工具。“思想交流是经常极端必要的，因为没有思想交流，便不可能使人们在与自然力的斗争中，在为生产必需的物质财富的斗争中调协其共同活动，便不可能在社会生产行动中获得成功，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组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便会停止生产，便会崩溃，便会无法继续生存。”（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解放社版，第二三页）在科学上还未曾有过如此全面的和极其确切的关于语言的定义，也不知道语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目前科学已为这样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说武装起来了，这种力量为语言学的全面发展开辟着无限的取之不尽的可能性。
斯大林同志所制定的关于语言与生产、语言与经济基础、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及其它社会生活现象的关系的学说，是一部天才的学说。斯大林同志光辉地证明了，语言既不包括在任何经济基础以内，也不包括在上层建筑以内，于是斯大林同志便充分地揭发了语言的特殊性，认为语言是一种为一切社会生活及活动范围服务的社会现象，揭发了语言在社会生产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语言不是一个社会内部这一种或那一种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全部进程和基础历史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全社会、社会所有各个阶级、几百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的创造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全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所有各个阶级的需要。”（同书，第四页）这些原理使苏联的语言学摆脱了深刻的危机，摆脱了马尔及其追随者所造成的荒谬绝伦的混乱状态。
斯大林同志在其著作中不仅研究和解决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一般的问题有关的语言学问题，如语言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关系，而且指明了语言学的内在的特殊性，指明了构成这门科学的核心的东西——它的内容和它的发展道路；他天才地说明了关于语言的产生、关于有声语言是唯一的和真实的语言形式、关于语言的基本词汇和语言的词汇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意义等问题，指出了语言的文法构造的意义，认为文法是词的变化规则和造句
（句子使人类思想具有一种物质的语言的外壳）规则的综合。斯大林同志解决了语言学方面的若干其它问题：批评了语言发展的阶段论，揭穿了庸俗化的所谓语言有阶级性的理论的实质，确定了习惯语和同行语的实质及其作用，批评了马尔所谓有声语言亦将废止，以及关于历史比较法的反科学的唯心论理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语言科学更进一步的和顺利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语言在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上——从氏族、部落、部族的语言以至民族的语言，都是全社会统一的、共同的语言，是对社会所有成员同样服务的，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怎样。大家知道，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
斯大林同志揭穿了马尔及其追随者关于“语言融合”的反科学的理论之后，便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前语言的融合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语言的融合的实在过程。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是统治的力量（编者按：这里所指的是通常的阶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而言。）在这里只有民族的与殖民地的压迫，没有民族的平等，因此这时语言的融合就表现为争取某一种语言的统治地位的斗争。斯大林同志说，显然的，在这种条件下，比方说，两种语言的融合，结果不是新的语言的形成，而是其中一种语言的胜利和另一种语言的失败。
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的条件下，民族语言的发展问题则与此不同。当资本主义在所有一切国家中已经灭亡，剥削阶级已被消灭，民族与殖民地的压迫已被铲除，各民族间的互不信任被各民族的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而各民族语言有可能因合作而互相丰富的时候，——斯大林同志指出，在这种条件下，就根本谈不到什么一些语言的被压制和失败，和另一些语言的胜利了。“在这里我们将遇到的不是两种语言——其中一种遭受失败，而另一种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而是好几百种民族语言——这些语言，由于各个民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长期合作，便首先分出最丰富的单一的区域性的语言，然后区域性的语言才溶合为一个共同的国际语言，这种语言当然既不会是德国语言，也不会是俄国语言，更不会是英国语言，而是吸取了各民族语言和各区域语言的精华的新语言。”（同书，第六一页）
斯大林同志在这些天才的原理中指出了民族与民族语言在共产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获得胜利的条件下的发展道路。
在苏维埃科学中，语言学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这一门科学在共产主义文化的伟大建设事业中，在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事业中一定要起重大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部著作中提供了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研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典范，提供了一个创造性地解决社会科学中各种极复杂问题的榜样。二
斯大林同志关于语言学问题这部著作的伟大意义，并不限于它仅对于语言科学直接所作的那种贡献。正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任何一部天才著作都是以新的方式说明许多理论问题一样，在斯大林同志的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以新的方式说明了社会科学中一系列极重要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是他的各种经典著作、特别是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部著作的继续与进一步的发展。斯大林同志追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根据科学认识的新材料而光辉地论证了哲学与历史唯物论的根本问题。“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部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巨大发展，它使哲学适应于今天全部科学的发展，适应于今天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经验。
斯大林同志在这部经典著作中提供了唯物史观及社会发展规律的完整理论。他指出，社会的物质生活是第一性的现象，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现象、从生的现象，“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现实，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客观现实的反映，存在的反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四六页）斯大林同志指出，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有决定性的主要的力量是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的统一，其中生产力构成生产的内容，而生产关系则构成生产的社会形式。“社会的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在基本上也就会怎样，社会底思想和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也就会怎样。”（同书，第一五三页）生产方式归根到底本身决定着全部社会现象：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和理论。
斯大林同志的这些原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制定的诸原理之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
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一部新的著作中向前发展了他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中所叙述的那些基本原理，并使之具体化。如果说斯大林同志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中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了经典式的定义，指明了生产方式的实质，认为它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中决定社会面貌的主要力量，指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全力地着重指出了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指出了进步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那么斯大林同志在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中则更加前进了一步：他主要地考察和发展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和联系的辩证法。
首先应当指出，斯大林同志光辉地详尽地说明了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正确地科学地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一种形式的政治制度被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制度所代替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理解社会意识的发展规律。斯大林同志的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因其富有在苏联消灭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与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及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伟大历史经验，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斯大林同志的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本身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提供的一切主要的东西，同时这些原理还估计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逝世以来这一时期社会历史发展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经验所提供的一切新的东西。
在斯大林同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发表以前，有时候人们竟把生产力、技术列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内。应当指出，甚至连恩格斯这样一个对于经济制度、经济关系一向是提供马克思定义的人，于一八八三年在其致斯塔尔根堡的信中亦把经济关系与生产力看成一个东西，把生产与运输技术，以及地理环境统统包括在经济关系之内。（恩格斯写道：“其次，在经济关系的概念中还包括这些关系据以发展的地理基础”）
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在其许多著作中对于生产方式、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发展问题作了极端错误的论述，认为这些东西归根到底是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性而来的。
在我们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及其它书籍中时常见到把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混淆起来与同一看待的现象，结果得出错误的和有害的结论。无疑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生活物质资料的生产，产生并归根到底决定着一切社会现象的作用，其中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会政治制度，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但这可以说是一般的，好像是代数的公式。这一公式所谈的，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而不是某一类型的政治制度与整个上层建筑是由什么直接决定的。
斯大林同志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中指出，生产关系是积极地影响生产发展的生产力的社会形式。而在语言学问题的著作中，斯大林同志则向前发展了生产关系的问题，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根基，即经济基础一点上。斯大林同志确切地指出，生产、生产力并不直接决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的思想、理论，而是经过经济基础的中介。同样地，上层建筑也不是直接反映生产中的各种变更，而是通过基础的各种变更来反映的。“……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改变不是直接发生，不是立刻发生的，而是在基础改变以后，通过在生产中的各种改变的折光，通过在基础中的各种改变来反映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解放社版，第八页）
大家知道，生产关系所回答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所有制形式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生产关系的基础。因此很显然地，正是由某种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直接产生全部社会上层建筑。例如国家、法律这样一些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在某一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及其基础——所有制形式的直接表现。列宁教导我们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说，法律是被提升为法规的统治阶级的意志。
由此可见，社会的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和社会思想并不是由生产力、生产和技术本身自动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
资本主义各国现存的生产力水平早已完全准备成熟，以致在这些国家中可以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了。然而，纵然生产在这方面准备好了这一点，但是生产资料却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这里的经济制度、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因此，要不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生产力已经成熟到可以实现这种过渡了。
所以说，斯大林同志的关于社会经济制度、关于经济基础的原理有着头等重要的科学意义。
对于社会经济基础这一问题的看法存在着两种极端、两种危险。第一种极端是企图把经济基础这一概念归结为生产，归结为技术。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使得我们对于社会的发展规律得出庸俗的机械的理解。大家知道，生产的发展必然引起经济基础的更换、死亡。可是，从庸俗的机械的理解经济基础的观点看来，随着经济基础的更换，生产、技术亦应当死亡、消灭。然而大家都知道，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所创立的生产、技术，不是加以消灭，而是使其为新的社会服务。其次，这种观点势必走到这样的地步，认为似乎是生产、技术本身自动地决定着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思想与社会制度。然而，事情远非如此。例如美国的生产、技术，比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不知道要高多少，但美国的经济制度、经济基础则是资本主义的，而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却在顺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的基础。
另一种极端是把经济基础与生产力、与生产分离开来加以考察。这就使得社会中的阶级关系，人的关系被看成为某种抽象的东西，被看成为与物质生产过程无关的东西。结果，使人认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似乎是本身自然而然地存在着，而生产也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着，它与阶级关系、与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全然无关。从这种观点看来，政治观点、科学、哲学等等，是人们仅由于其思想活动而创立的某种实质，而不是由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产生的。其实，每一种经济基础与竖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都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定的生产发展水平所产生的。
例如，大家都知道，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但它是一种这样的社会关系，就是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握有生产资料，因而有可能剥削、而且正在剥削着社会上的另一部分人，即未曾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所以当唯心论者，尤其是孟什维克证明，资本、价值，从它们与物质生产过程无关一点说来，是一种纯粹的社会关系的时候，这已经是最纯粹的唯心论了，这里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关系理解的气味了。
斯大林同志对于经济关系、经济制度所作的论述的意义，就在于它扫清了对经济基础的庸俗的机械的理解，也扫清了对经济基础的唯心论的理解，并使我们对于经济基础得到了一个确切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斯大林同志关于经济基础的天才原理，是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三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说，每一种经济制度都产生出适合于它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部著作中详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的学说，规定了何谓上层建筑，有那些社会生活现象是属于上层建筑之列的，并指出了上层建筑在消灭旧的、过时的基础与创立和巩固新的基础当中所起的作用。斯大林同志给上层建筑作了全面的说明，并以语言为例，指出，并非所有一切社会现象都必定或者是属于基础，或者是属于上层建筑。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些现象是在许多历史时代、许多生产方式中创立的、替许多经济基础服务的，而在每一个特定时代则替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服务的。斯大林同志指出，科学的任务，主要地也就是在于，不仅要考察什么东西是许多现象所共同的，而且还要考察什么东西是某一现象所特有的。
斯大林同志使我们对于什么是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点得到了一个极其确切的理解：“基础是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同书，第一页）
从斯大林同志的这些原理中可以确切地得出结论说，上层建筑本身包含着社会思想、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思想、观点的，符合于该经济基础之需要的制度。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现象，而上层建筑是第二性的现象，从经济基础派生的现象。
斯大林同志强有力地着重指出了上层建筑的短暂的历史性质。“上层建筑是同一经济基础存在着和活动着的一个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要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它要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同书，第六页）
斯大林同志对基础与上层建筑两者的相互关系的辩证法所作的天才分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分析，从马克思主义科学中彻底地肃清和铲除了各种孟什维克的、认为上层建筑是一种消极地追随着基础之后、在社会发展中不起伟大改造作用这种观念的残余。斯大林同志说：“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这并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只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后，就要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帮助自己的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来根除和消灭旧基础与旧阶级。”（同书，第三页）
由此可见，上层建筑，按其本性看来，乃是一种极大的积极力量。一切社会科学工作人员，而且不仅是社会科学的工作人员，要在历史、经济和政治各种问题上正确地确定方向，就必须时刻注意到斯大林同志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的这一方面。上层建筑的极大的积极力量之产生，是由于上层建筑是由该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和永久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创立的。对基础与上层建筑两者的相互关系所持的实在的概念，应当以经济基础本身含有内在的矛盾为基础。在阶级社会里——这就是阶级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斯大林同志驳斥了那种非科学的见解，这种见解认为阶级矛盾的存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存在，似乎会引起社会之分崩为各个阶级。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有产者和无产者相互之间便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他们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部分。有产者如果在他的支配下没有被雇佣的工人，便不能生活和发财，无产者如果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他也便无法继续生存。”（同书，第一八页）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所固有的。他们相互之间的斗争，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思想、理论，以及适合于它们的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它力图永久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它在自己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适应于它的上层建筑。由此可见，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制度及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
国家在阶级社会里具有着特殊的作用。统治阶级依靠国家而以强力迫使劳动者服从剥削者，以强力力求保存其对生产资料所有权之不受侵犯，保存他们的经济基础。斯大林同志早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中就指出过，如果资本主义还能够维持的话，“那末这首先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政府保卫着它”的原故。（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解放社版，第五五页）
为了判明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与法律对于保存自己的基础所起的作用如何，就必须看一看现代的资产阶级国家，尤其是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美国的政府，美国的整个国家机器，完全操纵在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手里，执行着它们的反动政策。
在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及其它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各方面都实行了反动的政策。列宁就曾经天才地指出过，帝国主义时代的政治上的反动是垄断资本的经济上的上层建筑。列宁指出：“政治制度是经济制度的上层建筑物。我们知道，例如，现代欧洲诸国的各种政体，都服务于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列宁文选”两卷集，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中文版，第一卷，第七一页）
但是，单凭强力一面，即令是像国家那样强大的力量，也不足以使资产阶级得以维持其统治。为了迫使劳动者自愿地服从剥削者，还需要有精神力量。为此，就需要在适当的、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方向上予人民以精神上的影响。社会思想、理论、宗教、哲学、艺术、及其它社会观点这类意识形态的力量，就是为这些目的服务的，它们也是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斯大林同志指出：“基础之所以创立自己的上层建筑，也就是为了要使上层建筑替它服务，要使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起来和巩固起来，要使上层建筑积极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绝履行它替基础服务的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走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走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并终止其为上层建筑。”（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解放社版，第三、四页）
由此可见，上层建筑对社会各阶级不是漠不关心的。上层建筑就其本质看来，在阶级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
不言而喻，统治阶级只不过是把那些他们所需要的、为他们的目的，即保存与巩固现存经济制度的目的服务的思想、理论、艺术、哲学等观点包括到他们自己的上层建筑的武库里。因此，很显然地，统治阶级总是力图消灭、排除那些违反他们利益的思想、理论，和那些违反他们利益的艺术与哲学观点。为了证实事情确实如此，我们又得以各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的情况来作例说明。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特别是在美国、英国、法国及意大利，目前在思想战线上正进行着残酷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及其仆从们拚命反对一切进步的思想、理论，反对一切不适合于统治阶级的哲学与艺术观点。资产阶级拿出一切最反动的、仇恨人类的东西作武器，一方面来恐吓人民群众，另一方面来毒害他们的意识，使他们都变成顺民。
谈到思想体系的阶级性时，还必须弄清一个根本的问题，这就是关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哪些领域应归入上层建筑之列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近来在我国杂志上曾发表了许多文章，而在许多作者中间却存在着极不相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科学是属于上层建筑之列的，而另一部分人则不把科学归入上层建筑，而把它直接归入生产之列。有些作者把艺术与文学列在上层建筑以内，而另一部分作者则认为上层建筑不包括艺术与文学，或者是仅仅包括反动的艺术与反动的文学，而进步的艺术与文学则不属于上层建筑等等。
要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要正确地对待这些问题，只有从唯物地理解社会发展规律和估计到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特殊性的观点出发，并根据对于这些形态特点的具体分析，才是可能的。
要正确回答这些已被提出的问题，首先就必须以一切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社会物质存在的反映这一无可争辩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出发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切现象，都是由物质生产的需要所产生、所决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本身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过程，其中亦包括精神生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总是以历史上特定的形式、以某一生产方式的形式出现的，因此一定的生产方式必然产生出与它相适合的思想、理论与制度。
在各个历史时代，生产力、技术、科学的发展是极不相同的。而这只是取决于生产方式的性质，取决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因而除非使生产关系，亦即除非使全部社会关系革命化，便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占得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而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先前一切世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宏伟得多。自然力的被征服，机器的采用，工农业上化学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交通，电报的传达，一洲一洲大陆的垦殖，河川的通航，好似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从前哪一个世纪能料想到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沉睡在社会劳动里面呢！”（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四○页，第四二页）
资本主义早已终止其为进步的生产方式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生产力、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最大的障碍。
苏联的历史证明，目前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保证生产力、科学、技术、文化无限制发展的唯一的生产方式。三十年来，苏联在生产、技术、科学、文化发展方面获得了如此伟大的成就，以至于几乎为一切有着二三百年发展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
从这些例子当中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即社会意识的一切领域，包括自然科学、艺术、文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等等在内，其发展都是由物质生产的需要所引起的，并在其发展中取决于社会必需的物质资料之生产。这就是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社会的思想、精神生活各个方面和各种形态的发展所应采取的唯物论态度之基础。
当我们谈到关于社会现存的思想、理论和观点的发生问题时，事情就是如此。但是大家知道，思想、理论和观点，当它们发生以后，就具有积极的力量，并且反转过来影响物质生活条件。其次，社会意识的一切形态，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所以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每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特殊性和自己发生与发展的规律。
例如拿科学来说，这里就很显然，决不能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混为一谈。自然科学的目标、对象的性质本身，就使它具有自己的、例如与社会科学不完全相同的特殊性。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生活、经济、阶级斗争、国家、法律、宗教、艺术和文学；社会科学是与社会生活直接联系着的，并且本身就是参加社会斗争的一种积极的形态。每一社会阶级都直接地关心这些科学，因为这些科学关系着阶级本身的生存。因此，社会科学，从直接的意义上说，就是阶级的科学。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要以具体、历史的态度去理解社会现象，从马克思主义的即唯一科学的观点去观察社会现象。上层建筑表现着哲学、政治、法律等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制度。各个阶级的政治、哲学和法律的观点，在社会科学中获得了最完全和最有系统的表现。例如，大家知道，有着资产阶级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有着无产阶级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也有着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其中每一种都企图从本阶级的立场来说明历史过程，来说明当前的社会状况。但是，只有无产阶级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才客观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是符合于进步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才是客观的和真正科学的。
社会科学和理论，都是为各个阶级经济利益而斗争的一种直接的和积极的形态，都是反映社会政治观点的阶级性的科学，所以，它们包括在上层建筑之内，因为“人的社会意识（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各种观点与学说），也是反映着社会经济制度”。（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六六页）
至于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则有若干不同。这种科学是研究与社会制度性质、与社会阶级没有直接关系的现象。物理学、化学和数学所发现的规律，这不是阶级的规律。这些规律，如果它们是正确的，并且最一般的自然规律是在多世纪中起作用的，那么就是为一切阶级所必需的。例如，万有引力是在一切历史时代都同样起作用的。生物学所研究的规律，也不是阶级的。又例如，有产者和无产者，都同样从属于生理学的规律。从此应当得出一个直接的结论，就是不能够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本性混淆起来，虽然两者都有共同的地方，即它们都是由物质生活条件所产生的，以及两种科学都被社会阶级用来扩大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用于其它目的的。其次，自然科学在事实上是处理那种在几百年或几千年中很少变化的现象，例如，有机体种类从阿里士多德时代以来，其一般轮廓仍旧一样。相反地，在这一时期，人类历史上却更换了几次所有制形式、若干生产方式了。在自然科学史上，有过许多重大的发现，经过几次革命，这几次革命使得旧的关于自然规律的观念为新的观念所代替。细胞的发现，达尔文的学说，原子赖以构成的最小质点的发现等等，就是如此。自然科学上的这些变革、革命，并不是常常同社会革命，同一个基础被另一个基础所代替，一个上层建筑被另一个上层建筑所代替符合一致的。
这样一来，自然科学就其本质说来能够发现而且正在发现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够发现而且正在发现那种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而且不依赖于每一时代社会制度性质的客观真理。
研究自然的科学，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它们照例是和生产直接联系着，直接为生产服务的。物理、化学及技术科学的任何一个重大发现，都引起生产中的重大变化，而生产则返转过来直接影响自然科学的发展。现代大企业在自己机构中都设有大规模的科学研究所，它们都是直接地为生产的需要服务。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现代技术，都是以科学的材料做根据的，正如社会主义社会的技术，是以同一的现代科学为依据的一样。这样一来，可见自然科学是和生产直接联系着的，并一视同仁地替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
自然科学的这一切特点，使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即自然科学按其本来直接的面目，并不适合于那些使它具有上层建筑特性的条件。斯大林同志指出了上层建筑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不是与生产直接联系的。他说：“上层建筑与生产及人的生产行为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只是经过经济的中介、基础的中介与生产发生间接的联系。”（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解放社版，第八页）
同时，毫无疑问的，自然科学虽不完全是上层建筑，但它本身却包含有若干上层建筑的现象，并和上层建筑相联系的。不论是社会科学或是自然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因而它们必然地都是以某一世界观，即该社会所产生的哲学观点为根据的。恩格斯早就指出过，不论自然科学家愿意与否，他们必然地以哲学为指导。自然科学家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里，不是属于这个就是属于那个社会阶级，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参加社会生活的。任何科学的性质，并不限于只是搜集事实及给予分类。材料和事实的总结，要靠某一世界观的帮助。从科学的发现中，得出某种带世界观性质的结论。在这里必须指出一个对于自然科学十分重要的事实——科学思惟所必需的要素，这就是假设、定理、类比等等的存在，这些都是由学者们在他们能够以实验材料证明其正确以前就创造出来的。学者们所采取的一定的哲学观点，对于自然科学家这方面的科学活动有重大的影响。
现在任何一个进步的学者都知道，辩证唯物论的哲学，乃是一种使自然科学发展获得空前成就的极伟大的力量。自然科学中的世界观因素，已经把自然科学和上层建筑联系起来。世界观、哲学随着每一新时代而改变，自然科学家们的世界观也随着每一新时代而改变着。
自然科学完全是替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的。学者们及其一切研究所、实验室，都依赖于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则给他们提出合乎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一定任务。尤其是在我们今天，统治阶级为着本阶级的政治的目的而公开地和厚颜无耻地利用自然科学来同工人阶级、同劳动者作斗争。美帝国主义者对自然科学建立了最残暴的垄断和监督，利用它来达到自己准备新世界大战以夺取世界霸权的侵略目的。这类事实如美国的猿猴诉讼，就证明他们对自然科学进步思想的摧残已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资产阶级的走狗学者们有意地伪造现代自然科学的结论，以便为帝国主义的统治作辩护。生物学中死心塌地为反动的帝国主义政治服务的莫尔根、门德尔主义，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资产阶级生物学者为了这个目的而曲解了这门科学的全部实质，使它完全服从唯心论，尽力挖掉它的一切唯物论的东西。
我们从所有这些事实当中应当得出一个结论，即自然科学是以有机的和无机的自然为研究对象，它们是直接替生产服务的，自然科学本身并不直接是阶级的科学，并不包括在上层建筑内。但是，由于在阶级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世界观，大多数学者在自己的科学工作中都是以这种世界观为指南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大多数学者都是把自然科学发现中的结论去适应这一世界观；由于自然科学是替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生产服务的，并且统治阶级不仅将自然科学应用于生产的目的上，而且还应用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目的上，所以自然科学中也有着获得上层建筑性质的因素。
（明日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