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河南省各地注意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工作
河南省自六月份以来，先后展开了对农村干部、农民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初步纠正了部分农村干部的轻敌麻痹不问政治思想，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在全省土地改革工作基本上完成之后，在部分农村干部中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以为革命已经最后成功。渑池县后营乡农民协会委员张书生，不愿再继续干工作，他说：“农民协会委员按理该三个月一换，现在我干了八个月了，还能叫我干一辈子？！”鄢陵县乡干部刘海江说：“有了地，有了房，有了牛，有了剪发头（指妻子）就够我的了，再当干部就没好处了。”有的虽然还在继续工作，但很消极。至于农民中的麻痹松懈思想也很严重，表现在不愿参加会议，有些民兵都把“刀枪入库”，特别是在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以后，这种思想的发展更为严重。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也随之发生。有些村因群众不来开会，便决定：“群众不到会，罚工一个，小组长不到会，罚工两个。”这一来，不法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便乘机活动，造谣破坏，甚至反攻倒算、篡夺乡村领导权。如陕县七区侯桥乡地主就篡夺农民协会领导权，“清洗”了四十个忠实农民。农村各项工作因此不能顺利开展。
中共河南省委发现上述情况后，即指示各地党委立即加强对农村干部与农民群众的政治工作。河南日报于八月十九日发表论文，号召各地加强对乡村干部、农民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严厉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此后，各地即先后召开了县区乡各级干部会，农民代表会，宣传员会议，民兵代表会议，有些县还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了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和镇压反革命的教育。继这些会议之后，各地通过发动农民群众查翻身、查爱国公约、讨论时事问题，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的思想。这个宣传教育运动所动员的宣传力量是非常大的，据遂平、上蔡两县统计，一个月来，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的人数即达二十万余人。他们运用连环画、“土电影”、黑板报、广播筒等宣传形式与宣传工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工作，效果很大。许多原来消极不工作的干部，现在又积极起来，纷纷表示要革命到底。广大农民起来和不法地主、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据潢川、陕州、洛阳四个专区统计，有八百三十五个不法地主和恶霸向群众低头了。很多农民表示“敌人存在一天，咱们一天也不能放松斗争”，“和平是争取来的，不加紧抗美援朝，就没有和平”。在此觉悟基础上，当地党委即发动检查和修订爱国公约，并展开了爱国增产捐献的运动，农民已缴款一百亿元。同时，各地优抚工作也有进展。上蔡县三区贺楼乡农民提出了烈军属的地要“四先”（先犁、先耙、先种、先收）“三保证”（不使烈军属住漏房子，不使烈军属缺吃水，不使烈军属的地少打粮食）的口号。此外，经过这次宣传教育，很多地区的农民对新民主主义的农业生产有了初步认识，自动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登封县八月份就整理与巩固了五百六十八个互助组，九月份就发展到一千五百个。
但是，个别地区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发生了一些偏差，如开展这一运动之前，缺乏充分准备工作，工作开始后，因农民一时不能接受，即粗暴地提出“谁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谁就是坏蛋”，强迫群众接受教育。这些是应该纠正的。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简评
党员不能有个人的自私目的
长治上湛村共产党员在讨论到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时，暴露了某些党员的思想是如何的混乱，有些党员竟表示要“公私兼顾，才当党员”、“牺牲个人利益，还得考虑考虑咧”。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它说明在农村中有部分党员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十分模糊，他们参加党带有强烈的个人目的。所谓“公私兼顾”便是一个典型的错误提法。在这里这些同志把个人利益同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在“兼顾”的思想下要求把党的利益服从个人的利益。少奇同志曾指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最高原则。”“在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可以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这就是党员无产阶级意识的纯洁的表现。”党员的个人目的决不能是离开党的利益的独立的个人目的。少奇同志指示道：“党员个人的目的，只能够是党的部分的目的，如我们的党员要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要加强自己的能力，要去领导广大群众的胜利的革命斗争建立各种革命的组织等，这些如果是个人的目的，那么，这是为了党的利益，也是党的部分目的，党正需要许多这样的党员与干部，但除此以外，党员就不应该有个人地位、个人英雄以及其他等等个人的独立目的。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离开党的利益，以至走到在党内进行投机。”那种提出“公私兼顾”的条件的人，很显然是违反上述指示的，因而也就破坏了党的原则，降低了党员的标准。
第3版()
专栏：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
关于检查司法干部思想作风及对干涉婚姻自由杀害妇女的犯罪行为展开群众性司法斗争的指示
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在执行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中，必须认真地坚决地向封建婚姻制度的遗毒及干涉婚姻自由残害妇女的犯罪行为，进行群众性的司法斗争。为了达到此目的，各级人民审判机关对于因婚姻问题伤害、虐杀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案件，凡已判决确定者，如有错误而合于再审的条件，应即进行再审。其尚未判决确定者，应即迅速依法处理，务使每个犯罪者都受到应有的惩罚。
同时，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应就司法干部中处理婚姻案件的思想作风，组织一次切实的检查。对于正确地积极地执行婚姻法与宣传婚姻法的干部，应给以表扬；对于处理婚姻案件有拖延不决、草率敷衍、强制调解、重罪轻判甚至违法裁判等错误的干部，必须追究责任，指出其错误的思想原因，及其错误所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对人民的危害，责成其严格检讨改正，个别情节重大的失职干部，必须给以应得的处分。检查结果，应采取适当方式在群众中与干部中公布，以教育群众与干部，严肃法纪。各级司法机关应注意人民日报及当地报纸对于处理婚姻案件错误的揭露，有关的司法机关必须迅速予以检查向报纸作负责的答复，并报告我们。
此外，各级审判机关为了有力地与干涉婚姻自由杀害妇女的犯罪行为进行司法斗争，对于其中有重大教育意义的案件，应在事实审理明确并有充分准备后，召集群众进行公审宣判；使惩罚犯罪与启发群众自我教育预防犯罪相结合，与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及其婚姻制度遗毒的群众运动相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分院与省（市）人民法院并可就全区或全省范围内选择典型性的案件，采取提审或就审的方法进行示范审判，以推动全面、大力贯彻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
十月十一日
第3版()
专栏：
山东省人民法院滕县分院
纠正丰县法院对婚姻案件的错误判决
朱树人等滥用职权维护封建婚姻制度应作深刻检讨
山东省人民法院滕县分院纠正丰县人民法院滥用职权维护封建婚姻制度，打击妇女争取婚姻自主斗争的错误判决。
丰县第九区陈双楼村陈守端，今年六十一岁，于八年前以小麦一石二斗将二十四岁的青年妇女胡氏买来作妾。胡氏到陈守端家后，经常遭受陈守端及其妻子的虐待。去年十月间，胡氏在地里刨红薯，又被陈守端用农具痛打，死而复苏。胡氏感到自己的生命没有保障，即想逃出火坑。十一月十日夜，胡氏带着七岁的女儿伦妮，携白布一丈、棉被一条及小孩衣物逃出。因为是孤身妇女，胡氏无处奔投，便向陈守端之侄陈正升求救。陈正升连夜将胡氏送往二区亭台集张郑氏（陈正升之姨）家暂住。胡氏在张郑氏家居住数日后，因生活无着，由张郑氏介绍给二区杨庄村干部杨作营作针线活。以后，胡氏与杨作营发生了感情，又经张郑氏介绍，两人即结婚同居。因为不了解婚姻法，两人未到区政府办理登记手续。今年二月，陈守端发觉胡氏在杨庄与杨作营同居，即以胡氏“私奔另嫁，拐带逃跑”为由，告到乡、区人民政府。后区人民政府又将此案介绍到丰县人民法院处理。在丰县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陈守端供认胡氏是他“用一石二斗麦子买来的”。
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丰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树人及其他处理此案的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向封建婚姻制度斗争、争取婚姻自由的胡氏并不予以积极支持，反附和了陈守端的错误控词，错误地认为胡氏因不堪虐待而逃出的行动是“非法”的，胡氏与杨作营结婚为“违法”，擅将胡氏扣押十八天，搜去人民币四万元，并将帮助胡氏逃出火坑的陈正升也扣押了一个多月。另外，还判令胡氏要在全区扩大群众会上公开检讨，将七岁女孩伦妮判给陈守端，并称胡氏走出时携带衣物为“非法”，判令胡氏如数交还男方。
丰县民主妇女联合会不同意丰县人民法院的不合理的判决，遂将此案处理情况告知专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及山东省人民法院滕县分院。省人民法院滕县分院即令丰县人民法院纠正此一错误判决。但丰县人民法院不仅不纠正，反而对于陈守端的无理上诉表示同情。现省人民法院滕县分院已撤消了丰县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全部判决，重新判决为：胡氏与陈守端离居；伦妮归女方抚养；陈守端负担伦妮生活教育费每月五十斤粮食，直至伦妮十八岁为止；女方带走的白布衣物归女方所有，任何人不得讨取。
（转载济南大众日报）
编者按：山东丰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树人等司法干部，竟维护封建婚姻制度，滥用职权，错误判决，打击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积极性，并抗拒上级司法机关的正确指示，是极为严重的错误行为，值得深刻检讨。山东省人民法院滕县分院能及时纠正丰县人民法院的错误，并对此案予以正确处理，以及滕县专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特别是丰县民主妇女联合会重视妇女权益，坚持原则，使对此案的错误判决得到纠正，是值得表扬的。山东省人民法院滕县分院还应督促丰县人民法院有关干部迅速做出书面检讨，在群众中公布，并寄交本报发表。
第3版()
专栏：
竹溪县司法科轻判违犯婚姻法的案犯
郧阳人民法院分院提出改判意见
湖北省人民法院郧阳分院不同意竹溪县人民政府司法科对王昌学干涉婚姻自由、殴打妇女明秀英的过轻判决，提出改判意见。
湖北省竹溪县二区九村明秀英于一九五○年二月与本村（九村）李家隆结婚。婚后双方感情恶劣。明秀英于同年旧历十二月到县司法科提出离婚。当时司法科忙于镇压反革命工作，遂将此案介绍回区人民政府请其调解；区人民政府又让村人民政府调解。此时，秀英住地组长兼村民兵班长王昌学，企图让明秀英嫁给他的本族王宇川，便对秀英说：“如果你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包管你能离婚。”秀英不答应。王昌学便约好闾长王宇新，共同威胁秀英说：“你不答应，就不准你离婚。我们不说好话，村里写信也不写好话，到区里也离不了，到县里也不行。上面要根据我们的话才能办事。”秀英仍不答应。王昌学怀恨在心。今年三月间，区人民政府给秀英写了介绍信到县司法科办理离婚手续，并附有村上的材料一份（大意是说双方感情并不太坏，不能离婚）。县司法科片面地相信了村里的材料，认为双方感情并未达到破裂程度，即判决不准离婚，劝双方回家安心生产。秀英回家之后，李家隆即以“终究逃不出我的手掌”、“离婚是胡闹”等语相讥讽，并发生争吵。李家隆自以为“赢了官司”，又向组长王昌学报告，谎称：“明秀英在家横吵横闹，殴打父亲，请求制裁。”王昌学为解旧恨，乃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命民兵将秀英捆起；闾长王宇新也帮助召集附近妇女三十多人，开起斗争会来。王昌学命令秀英跪在地上，用木棒打一下问一句：“你还离婚吗？”直到秀英被迫答应“不愿离了”才住手。王昌学还不满足，又诬陷秀英“想用毒药毒死李家隆全家”，迫使秀英承认。秀英坚不承认。王昌学便向到会的妇女说：“这样的人该斗不该斗？”平时妇女都害怕他，见问，只好说“该斗”。这样一直斗争了三四个钟头。中间，闾长王宇新也参加捆打明秀英。斗争之后，王昌学又伪造明秀英承认毒害李家隆全家的口供笔录，并规定明秀英三年不许出大门。秀英遭此毒打，身受重伤，直到第七天才到区人民政府报告。区人民政府调查情况属实，遂将此案转送到县，经县司法科验明伤痕，又派员前往肇事地点调查，证明情况属实，且群众反映王昌学一贯作风很坏，时常打人骂人，要求政府予以惩办。司法科就作了如下判决：李家隆与明秀英的感情确已破裂，达到不堪同居的程度，改判李家隆与明秀英离婚；王昌学干涉婚姻自由，滥用职权，挟愤棒打明秀英，应负刑事责任，判处王昌学缓刑六个月；对本案关系人王宇新等分别进行批评教育。
湖北省人民法院郧阳分院对于竹溪县司法科的判决表示不能同意，认为王昌学是民兵班长，应为守法模范，并应协助政府将政策法令贯彻到群众中去。王昌学不但没有这样做，竟干涉婚姻自由，滥用职权，斗争殴打要求婚姻自由的明秀英，事后又伪造口供，禁止明秀英行动自由，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竹溪县司法科只对王昌学判缓刑六个月（该判决没有主刑，仅判缓刑六个月是不适当的），对王宇新只给以批评教育，是过轻的。此外，王宇新帮同王昌学召集妇女，并参与斗争殴打明秀英，应为被告，竹溪县司法科的判决中认为王宇新是“关系人”，是不妥当的。湖北省人民法院郧阳分院对此案的判决意见是：王昌学处有期徒刑三年；王宇新曾帮同王昌学威胁和殴打明秀英，并与王昌学共同召集妇女开会斗争明秀英，也应给以适当处分。湖北省人民法院郧阳分院已指示竹溪县司法科按照上述意见执行。
第3版()
专栏：
我们永远在一起
——致伏契科娃的信
编者按：古丝妲·伏契科娃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英雄、“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作者尤利斯·伏契克的夫人，现任捷克斯洛伐克反法西斯联盟副主席。这次，她应邀前来参加我国国庆节庆祝典礼。
一
亲爱的伏契科娃同志：
从捷克到中国是一条不短的路，但是我们两国人民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为和平而奋斗的目标是一致的。伏契克的光辉著作“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和你在和平事业中不渝的努力，是使我们非常感动和衷心敬佩的。我们读了伏契克的书后，加强了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信心，我们认识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我们要学习像伏契克那样憎恨敌人热爱人民。伏契克是和平的杰出战士，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向伏契克致敬，向您致敬，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你们一直站在反法西斯的最前线，同人类共同的敌人作战。伏契克虽然死了，但他的精神仍然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他的未竟的事业有千千万万的人来继续努力。亲爱的伏契科娃同志，我们是永远在一起的。
清华大学 桂裕芳、刘庆宸
二
亲爱的古丝妲·伏契科娃同志：
当我们知道你们要来中国参加我国建国两周年国庆典礼时，我们是多么兴奋呵，我们十分欢迎你们！你们带来了捷克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在你们回国时，也请将我们中国人民对捷克人民的热爱带回去！
捷克和中国，虽然相隔很远，但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尤利斯·伏契克同志的精神，给我们很大鼓舞，使我们更加热爱和了解捷克人民。他是捷克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亲爱的古丝妲·伏契科娃同志，请你转告捷克的兄弟们，中国青年正在学习伏契克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无限忠诚和他的革命乐观主义与顽强斗争的精神。他的“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是我们中国青年最热爱、最宝贵的书。上学期我们学习并讨论了它，它使我们感动得流泪，使我们更坚强，我们知道了一个人要为人类的和平事业而奋斗才是最有意义的。
你们来到中国，我们没有什么好的礼物送给你们。现在奉上“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中译本及我们全班同学的签名，以表示对你们的欢迎与敬爱。
北京外国语学校英文系三级二班全体同学
第3版()
专栏：
全国妇联召开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
决定推广妇婴卫生和育儿常识为今后首要工作任务
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国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在二日至十二日在京召开了第一次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两年来各地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的情况，并决定了今后的方针任务。
会议指出：两年来各地的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在迅速的发展中。全国各地的公私立托儿组织（农忙托儿组织除外）比解放前约增加了九倍，受保教的劳动人民的子女达五十万以上。其中以工矿托儿组织发展最快。许多农村也开始设立季节性的互助变工的农忙托儿组织。今年全国建立的农忙托儿组织达一万多处，比去年增加了一百零六倍强。托儿组织的发展大大减轻了部分劳动妇女的负担，使她们把更多的力量放到劳动生产上去。全国许多地区进行了旧产婆改造工作和推行了新接生法，产妇疾病和婴儿死亡率已较前大为减少。
会议指出：各地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对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缺乏全面的认识，有些地区把工作偏重在儿童保育方面，认为妇女儿童福利工作只是办好几个托儿所、解决部分女工、女干部的孩子问题。有些地区把托儿所的标准提得过高，脱离实际，因而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为更多的劳动妇女及其子女服务。
针对这些情况，到会代表反复地进行了小组和大会的讨论，最后一致同意今后的工作任务首先是在广大劳动妇女中推广妇婴卫生和育儿常识。
会议认为：作好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不仅仅对妇女解放事业有利，主要的是它可以增加国家各方面的劳动力量，直接有助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而且它又是保障民族健康和后代幸福的必要条件。因此这是十分重要的光荣的艰巨的革命工作。会议号召全国的妇女儿童福利工作者要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满怀信心来从事自己的工作。
会议特别强调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的群众观点与全面观点。目前全国各地的学龄前儿童，每千人中只有六人受到托儿组织的教养。大多数的产妇和初生婴儿还在落后的旧法接产下，受着死亡的威胁！因此妇女儿童福利工作必须积极配合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大力和普遍地推行新法接生，宣传育儿知识，减少妇女生育的疾苦；降低婴儿死亡率。
会议也明确指出了要办好妇女儿童福利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发动群众，运用群众的智慧和劳力来克服种种困难。关于这一问题，会议上交流了许多典型经验。如上海市的里弄托儿站，沈阳的小学教员哺乳室，平原省的妇幼卫生工作都是成功的例子。
经过十天的会议，到会的代表都觉得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提高了工作的信心，纷纷表示回去后要贯彻会议的精神。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妇联在京常委、执委，北京、天津和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妇联的福利部长，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专家，长期从事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的干部和有关机关、团体的代表共一百五十余人。会议由全国妇联福利部长康克清主持。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李德全都亲自指导了会议的进行。
会议期间，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曾到会与全体代表见面，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曾向会议作了政治报告。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毛主席万岁！”
——记“人民革命老根据地礼品文物展览会”
本报记者 白原
这几天，在北京的中山公园内，举行了一个“人民革命老根据地礼品文物展览会”。这里所展览的东西，只是中央人民政府各老根据地访问团带回来的礼品和文物的一部分，而且大多数是南方老根据地人民所赠送的一部分。沿着一道长长的走廊，挂满了各老根据地人民送来的锦旗。从这一道锦旗的走廊走进去，在第一间展览室里，摆满了许多从各老根据地所保存下来的文物：各种手抄、石刻、石印的马列主义的著作以及毛泽东同志当时所写的一些文章，各种文件及宣传品；当时老根据地所用的各种钞票、货币、证章、印信；与敌人作斗争的各种武器及其他极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在这些文物中间，有一本“横店乡革命委员会”的“群众帮助买飞机钱数簿”，那是一九三三年在中央根据地保存下来的。当时因为环境的关系，飞机虽然没有买到，但是当时的群众的愿望，在今天实现了。在闽浙赣根据地，有一面“少共闽浙赣省委会”献给弋阳县洋里区湾里二村姚旺林（一九三四年为国民党杀害）的妻子胡秋荣的红旗，旗上什么也没有写，只写了两个大字：“胜利”。胡秋荣为了给这两个字作证，把它一直保存到现在。有一面川陕边根据地的红旗，是李家俊烈士在一九二九年当局势紧急时交给一位农民杜文锦保存下来的。杜文锦把它藏在一棵古树洞内，一直到解放以后才取出来。靠着这一面红旗的旁边，摆着一颗差不多有半尺直径这么大的木头印，好像是曾被斧头砍过的一样缺了一小半边，但依然可以清楚地看见印上所刻的一个带着斧头镰刀的大五角星。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人民掌握了政权的地方所用的一颗大木印，后来被保留在一个曾被敌人摧残过无数次的乡村中。此外，还有一块“平江第十区第七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牌子，一九三一年当革命形势紧急时，由湖南平江县六区清平乡一位姓江的农民收藏起来，直到去年才取出来。它为我们证明了，革命人民的意志，无论什么斧头也砍它不掉的。
在许多当时的战斗武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长枪、手枪、铁制或瓷制的手榴弹、大刀、刺刀、短刀、长矛、尖串……。有一把特制的镰刀，中间是直的，一边是弯的。这是广东南雄县二区邓坊乡三村民兵队长朱伦忠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用来进行生产和战斗的武器。有两把长短大小完全一样的精致的小剑，在这里一同放在一起，一把剑柄缠着红色绒线，一把剑柄缠着绿色绒线。绿色小剑是广东揭阳县盘岭东州乡林万意烈士在自卫队中所用，后来留下给他的儿子的。红色小剑是乡自卫队队员林锡华所用的。他现在仍住在盘岭东州乡。这两把小剑都是经他收藏保存下来的。有一把二、三尺长的大刀，俗名叫做“鬼头刀”，是鄂豫皖根据地一位叫做邓业余的战士在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后所用的武器。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年，他用这把大刀与敌人作战，杀过许多的敌人。一九三二年邓业余随红军走了以后，将大刀留在家里，他的弟弟邓业忠便把它接过来，一直保存到现在。另一把广东南雄县大塘乡农民芦道有所保存的大马刀，是大塘乡的芦元生在一九二七年参加赤卫队时发给他的。一九三○年当地农民起义，芦元生用这把大马刀杀死过当地的土豪。在芦元生被捕牺牲之前，他将这把大马刀藏在墙壁里，后来被芦道有发现。有一枝一九二九年时期的来福枪，是鄂豫皖根据地一位赤卫队的战士给他的弟弟陶治英留下来的，自从他随红军一起转移，离开家乡以后，陶治英将枪藏在池塘里面，后来池塘的水枯了，又转埋在自己耕种的田地里，直到解放军南下以后才从地下取出来。
和以上这些文物放在一起的，还有许多留给我们永远纪念的东西。从那些背包、子弹袋、臂章、帽子，使我们在今天还能够看见他们那时候的样子。有一个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叫周贤发，一九三一年攻打敌人住着的一个村子时，被敌人的子弹从左胸打入，子弹在身体里保留了二十年，一直到去年才从左腰处取出。他把它送到这里来，为了叫我们不要忘记那个血海深仇。一个广东五华县的妇女名叫巫曾桂娣，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家庭遭国民党匪帮劫掠，一无所存，用一个破瓦钵来煮粥、烧水，过了两个月才向亲友借来了煮饭的锅子，于是她就将这一个破瓦钵小心保存起来，留作纪念，一直保存了二十三年。她说因为她知道，共产党总有一天要回来的。有一个精细的瓷制的茶罐，是湖南平江十二区新蟠乡一个战士的遗物。这个战士随军北上时，将这个茶罐交给了他的儿子。一九三一年当地环境恶劣，这个战士的儿子就用一个大瓦罐把它装起来，埋在自己屋后的菜地里，一直埋了十八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后才取出来。在展览室的当中，和其他几件较大的物品在一起，摆着一截从一株竹杆上截下来的粗大的竹子，上面有刀刻的标语：“实行土地革命”，“中国革命成功万岁”。这是一九三一年湖南平江县的少共区委书记郑楷成所刻的。刻有标语的竹子一共有六株，都长在平江县七区焕新乡的辜家洞村。郑楷成已经在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匪帮杀害了，但是因为当地人民的小心保护，经过了二十年，这些竹子一直长到现在，已经长到饭碗这么粗了。
在礼品展览室里，陈列着许多食品、衣物和用具，差不多每一样东西的上面，都写着一句同样的字句：“献给亲爱的毛主席”。东北延吉县小营子村的一个烈属金信淑，给毛主席送来了烈士金学俊生前所用的一套餐具。今天，当我们看着那些碗碟，看着那一双筷子，我们应当想起我们的幸福的生活；我们应当想起，为了这一个生活，有多少人流了自己的血。在许多的物品中间，有一双酱色的线袜子，是延安新市场的一个老祖母（烈属）买来送给毛主席的。在这一双袜子上，这一个老祖母用密密的针线，为毛主席缝起了结实的袜底。我们好像看见她在夜晚的灯下一针针地缝着，想要把她所有的心意都缝到这一双袜底里。我们又好像看见这一个老祖母在早晨从延安的新市场走出来，手里拿着她这双缝好的袜子。她一心想着北京的毛主席，就好像过去想着延安杨家岭的时候一样。在另一个陈列着许多老根据地人民送来的食品的地方，有一瓶炒菜吃的香油，湖南桂东县的一位烈属把它盛在一只小花露水瓶子里，送给毛主席。在这些东西里面，包藏着多少说不尽的话、多少人间最珍贵的感情！有一个劳动妇女，在看了展览会以后从展览室里走出来，一个在展览会工作的同志问她有什么意见，她说：“我不会说，也不会写，……”她想了一会，最后只说了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有四个到这里来参观的军人同志，在看完了展览会以后，在展览会的意见簿上写道：“毛泽东同志，你是这样伟大！我们永远握紧手中枪，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直到帝国主义最后灭亡。”
第3版()
专栏：
兄弟会晤
马克明 秦征合作
（一）八月十一日清早，汉口申新纱厂里欢声沸腾，工人们正在欢迎三百多位农民代表。这些农民代表是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从河南、湖北两省邀请来武汉参观的。工人对这些长年在田野间辛勤地为纱厂生产原料的棉农，久已在心坎上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友谊，今天相逢，自然特别亲切的。
（二）当工人招待员引导着农民弟兄们步入梳棉间并向他们介绍了劳动模范女工周桂香时，周桂香和她所管理的钢丝车立刻被农民们紧紧包围起来。
（三）六十六岁的棉农吴金祥抢上去，向周桂香激动地说道：“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那能有今天的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