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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向压制批评的官僚主义作风作坚决斗争
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吸引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严重步骤。”(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但有些党员干部,甚至某些领导干部和党的组织,对此仍认识不清,因而对批评者不是“采取欢迎与保护的革命态度”,而是采取了打击与压制的蛮横态度。湖北沔阳县第一区党员干部昌干臣等压制批评、打击批评者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湖北日报六月十一日“读者来信”栏,曾刊登了批评中共沔阳县第一区委员会某区委不重视抗美援朝工作的信件。但该区党员干部昌干臣、祁国标等竟认为写稿人——中共沔阳县委员会党员干部胡克庆是故意找“岔子”,便辱骂胡克庆是“特务”,是“破坏一区工作”,要将胡送公安局法办,并动手打了胡克庆两下。祁国标则提起板凳要打胡克庆,并说打死胡,他“情愿去坐牢”,后被人阻止。对于这种压制批评的严重事件,该县的县委宣传部长徐子溶、一区区委书记夏甫庆却漠然视之,只对昌干臣等轻描淡写地批评了一下,反转过来,却让胡克庆检讨写稿态度。这是完全丧失原则的作法。
湖北日报与这种压制批评的官僚主义倾向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斗争。该报在收到胡克庆的申诉书后,即转交中共湖北省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湖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即指示中共沔阳县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迅速处理这一事件。但沔阳县委会竟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将这一问题拖延了一个月之后,反而作出用组织手段压制批评者的错误决定:建议中共湖北洪山县委员会处分胡克庆(胡此时已调洪山县工作)。湖北日报为坚持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除拒绝发表上述错误决定外,并在报纸上发动读者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从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二十六日止,共有四十六位读者参加了这一讨论。他们在来信中除表示支持批评者外,并批判了昌干臣等压制批评的错误,认为他们是怕揭发工作中的缺点,好像“微生物见不得阳光”一样。该报除在短论中,希望沔阳县委员会帮助昌干臣等认真进行检讨以外,又派人到现场进行了调查。
由于湖北日报的坚持斗争,中共沔阳县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才作出新的决定,分别给予昌干臣、祁国标以党的纪律处分(昌干臣当众警告、祁国标当众劝告),区委书记夏甫庆作深刻检讨。昌干臣等并在报纸上作了公开检讨,认为造成这一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缺乏正确的认识”,并表示今后要“加强学习”“改正这些错误”。(见九月十三日湖北日报)
类似昌干臣等这样蛮横地压制批评的事件,在其他地区的某些党员干部中也曾经发生过。例如热河建昌县税务局长曹国治把批评稿压起来,不让寄给报社;吉林市土产公司经理刘向臣、支部书记许观烈,藉口写稿没经过“批准”,来压制批评者;宁夏省人民政府建设厅长郝玉山拒绝批评,打击记者。这些压制批评的事件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虽然已发布了将近一年半之久;但仍有不少党员干部甚至一些领导干部和党的组织,对于群众批评,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抵抗思想。这就不能不继续引起各地党组织的严重注意。
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湖北省委员会等曾有力地支持了报纸的批评。中共中央中南局更于十月九日指示各级党的组织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展反对压制批评的学习,并检查压制批评的违反党纪行为。中共中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直属党委亦同时发出通知组织此项学习。无疑的,这些坚持党的原则和发动群众向压制批评的官僚主义者展开坚决斗争的精神和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有些党的组织和报纸对于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决定的必要性还认识不足,因而在开展群众性的批评中,常常发生草率从事、放弃原则和有头无尾的现象。例如,八月十四日的西安群众日报曾以第一版很大的篇幅揭发和批评了宁夏省人民政府建设厅厅长、党员郝玉山压制批评的事件,这是必要的。但至今已将近两月,压制批评者一直没有在报纸上表示态度。宁夏省政府党组织也没有表示对这一问题处理的意见。又如,该报八月十九日的“读者来信”栏,也曾发表了四篇“对郝玉山压制批评的意见”,“编者按”中并表明:“今后将陆续发表此种意见”。但此后也一直没有再见下文。因此,希望该报和宁夏省政府党组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把这一事情交代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错误,保持党的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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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无锡市夜党校进行了共产主义教育
中共苏南无锡市市委会举办夜党校,对新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进行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教育。教育的内容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的性质,党在现阶段的任务与最终目的,党员的标准等。从一九五○年五月起,该市夜党校已举办了四期。受过教育的新党员八百零五人,青年团员七百六十六人,群众六百六十七人,共计二千二百三十八人,其中工人有一千七百七十七人。
受过夜党校教育的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党的性质都有了初步的认识。在学习以前,有不少同志不懂得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不懂得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错误地认为共产党是穷人的党、农民的党,或是知识分子的党。对共产党为什么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也闹不清楚。学习后,工人学员说:“原来共产党就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今后我要更加爱护自己的党。”很多人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实行新民主主义,它的最终目的则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他们并愿为实现党的最终目的而奋斗。因此有很多人要求入党。大家在学习后都体会到对党的建设理论的学习极为重要。丽新厂学习小组在讨论中,普遍认为:“这次学习像指南针一样,给我们指出了方向,今后要好好学习党的纲领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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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崇高的荣誉
——访问北方老根据地人民代表
新华社记者 雷朋
应中央人民政府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的北方老根据地人民代表,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各界人民的热爱与尊敬。他们的英勇斗争事迹被到处传诵着。
代表中大多数是在蒋匪与日寇的血腥统治下长期坚持斗争的优秀人物。其中有被东北人民尊称为“抗日联军父亲”的李升。他在“九一八”事变时,以六十五岁的高龄参加了解放祖国的战斗行列。一九三二年,他在松江省汤原县鹤立岗组织农民进行抗租斗争,收缴了敌伪的武器,建立了汤原县抗日游击队。就在同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前中共满洲省委会的交通员。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抗日联军遍布南北满,交通联系十分困难。有一次他奉命去与周保中将军所领导的抗日联军第一军联系,由哈尔滨步行出发,在冰山雪岩,密林莽丛的长白山中,苦寻了四十天,才在山顶找到了第一军的密营。中共满洲省委往外派遣的大批干部,都由他掩护伴送,如著名的杨靖宇、冯仲云、李兆麟将军和赵一曼烈士,都曾扮装成他的儿子和女儿,由他护送到工作岗位。一九三九年他不幸被日寇逮捕,受尽非刑,但他始终没有讲出一句话。在狱中七年,他与其他被捕的共产党员一起继续与敌人进行斗争,直到沈阳解放。
陕甘宁老根据地人民代表崔玉振,早先是一个工人,曾参加过“五卅”运动。后来他到了江西中央老根据地工作,又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他参加过很多次战斗。一九三九年,他腿部受伤残废,在陕北宜君县休养。蒋匪侵占该县后,他仍英勇坚持斗争,白天砍柴维持生活,晚上作宣传活动,鼓舞群众斗争意志。他虽与党失去关系四年,但是仍积存了整整四年的党费,该县再度解放后,即将党费全部交给了党。
代表中还有不少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仅献出了自己的丈夫与儿女,而且自己也与男子一样英勇坚持斗争的革命母亲。其中有早期参加东北抗日工作,掩护过赵一曼烈士,被尊称为“抗联母亲”的吕老太太。有绥远省龙胜县被尊称为“进步老人”的孟玉河,她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前后曾掩护过革命干部八十多人,她丈夫因此被敌人逮捕,非刑拷打而牺牲。她常常教育她的儿孙说:“为八路军就是为我们自己。”平原单县代表张雅民,一九三八年她曾担任该县游击区的区长,一年多内她组织了有五百余人的民兵区中队。她曾亲自带领民兵,在该县大泉庄与敌人战斗,缴获了三八式枪四支,打死打伤敌人六人,她还活捉了一个敌人。当革命需要的时候,她又送自己的儿子和侄子参加了人民军队。
代表们怀着无限喜悦和兴奋的心情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参加了国庆典礼和各种盛大集会,参观了首都的名胜古迹和工厂农场。他们为伟大祖国的强盛和两年来建设的巨大成就,感到兴奋和骄傲。北京历史博物馆专门为许多代表作了画像。代表们到处被欢迎的人群所包围,受到各界人民亲切的慰问。石景山工人李友强对著名的女英雄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说:“你对革命献出了你的女儿,你就是我们的母亲。”代表们都非常兴奋和感动,他们说:我们要永远跟着毛主席走。(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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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生活

为消灭报纸上的错字而斗争
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报刊出版处 高子君
我们要实现“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这一口号,起码要做到:消灭报纸上的错字,特别是消灭因错字而造成的政治性错误。因此,报纸工作人员,必须改变“错字难免”,或把错字看成“技术问题”的错误观点,切实树立一字一句都对人民负责的思想作风。
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为纠正华东各报不断出现错字的不良现象,曾于去年九月十八日通知各报进行一次检查,找出错误原因,订出改进办法。此后,又接连在“新闻与出版”第六期、第十期、第十六期发表了“坚决消灭报纸上的错字”、“为进一步彻底消灭报纸上的错字而斗争”、“大众日报关于报纸中的错误和文字缺点的检讨报告”等文章。同时,读者也不断向各报提出批评。在各方面督促之下,有些报纸(如山东大众日报、南京新华日报、浙江日报等六家报纸)编辑部已重视了这一问题,并建立了检查制,因此,一年来,报纸上的错字已较前减少。这是进步的方面。
但还有不少报纸编辑部,由于对消灭错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或者依然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或者使已规定的检查制度流于形式,以致有些报纸仍不断出现错字,甚至由错字而造成政治性的错误。
例如,在镇压反革命的报道中,四月十二日上海大公报五版,在“坚决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一文中,将“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错成“在反革命工作中”。四月十日解放日报四版在“缉椝中学订出具体计划进行镇压反革命教育”一文中,将“协助政府对亲友进行镇压反革命宣传”错成“协助政府对亲友进行反革命的宣传”。五月二十三日山东大众日报在三版“太平麻痹思想两种表现的批判”文中,将“至少缺乏积极参加镇压反革命斗争的充分自觉”错成“至少是缺乏积极参加反革命斗争的充分自觉”。
在抗美援朝的报道中,也同样发生过这种严重的错误。如四月十六日浙江日报四版“怎样在农村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文内,把“抗美援朝”错成“援美援朝”。
在政策宣传上,浙江日报总编办公室在审阅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浙江分校“初步树立了正确学习态度”新闻时,把“劳资两利政策,不是为了调和阶级关系,而是为了发展生产”改为“劳资两利政策,不是为了发展生产”(引自“浙江日报通讯”第二期“报纸检查”一文第一项“政策原则性错误”举例)。这就完全歪曲了人民政府的政策。这些错误显然是政治性的错误。
此外,还有因为搞错一个字或一个标点而完全歪曲了原意的。如五月二十七日苏北日报读者来信栏所刊登的“吴元益完全有恋爱自由,乡长为什么要绑他”的来信中,有几个字原是“……我是一个青年因最近……”,编者却将“因”字错看为“团”字,并主观地在“团”字下面添了一个“员”字,结果将该读者错成为“青年团员”。又如浙江日报五月十七日三版“杭市华新、纬成等十余厂千余工人开会,悲愤控诉反革命罪行”的报道中,把“说到特务周芳怡,徐福美的仇恨更深”句中的“,”点,错成“、”点。因这一“点”之错,结果把控诉者徐福美也错成为特务了。这就完全歪曲了事实。
上述这些错误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在人民的报纸上,不断地出现这种错误,大大损害了人民报纸的尊严,并且在客观上有时候为敌人作了义务宣传。
对于这些错误的严重性,各该报编辑部也并不是完全不了解;有不少报纸已作过多次“更正”或检讨;但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错误竟一犯再犯呢?根据华东各报的检查报告来看,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有些报纸编辑部工作人员,还没有真正认识报纸上的每字每句都对千百万群众的思想行动有着影响;因而,没有完全树立对人民严肃负责的思想作风,使这种错误一犯再犯。皖北大众报在“怎样消灭报纸上的错误”一文中,曾这样检讨说:“皖北大众报犯错误的规律是:某一个时候出一个大错,于是大家认为问题严重了,开会检讨,进行批评,订出改进办法,精神为之一振。在很短的时间内,错误比较少一些(但仍然是小错不断);几天过去,又渐渐麻痹起来,照旧是小错不断,大错又犯;于是再开会、再检讨,就这样循环下去。”这是一种类型。另一种类型是,有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每张报纸有几万字,在工作过程中又要经过那么多人的手,错几个字是难免的。”还有人说:“一期报纸错几个字,还不是一样指导工作,有什么了不起的,还值得大惊小怪!”这就说明,这些同志,把作为思想斗争武器的报纸,竟视为无足轻重的东西,甚至向群众作了错误的宣传,还认为无关紧要,不值得“大惊小怪”。试问,向群众作了错误的宣传还不奇怪,那么什么才奇怪呢?
其次,是由于编辑、记者思想上的懒惰和主观主义。如有些编辑人员,有时因不尊重事实,不尊重作者原意,大笔一挥,任意删改,也常常弄得与原事实不符,或者面貌全非。另外因原稿字迹潦草,使排字工人、校对人员难以辨认而发生错误的也有。
第三、有些报纸忽视校对工作,如上海新民晚报在关于错字问题的检讨报告中,即曾说过去他们有一个基本错误,是忽视校对工作,视校对工作为单纯的枯燥的技术工作,因而校对工作人员也不安心于本身业务。又如南京人报在前一个时期专做校对工作者仅有一人,兼职者二人。试想人手这样少,又要按时完成任务,这就很难避免发生错误了。
根据上述情形看来,若干报纸编辑部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自由主义和恶劣的粗枝大叶作风。
为有效地和这些有害于人民新闻工作的思想作风展开不调和的斗争,消灭报纸上的错字,必须加强全体工作人员的政治教育,加强他们对人民事业的责任感。并经常研究改进工作的方法。具体地说:记者写稿时,字要写清楚,不要写那些“龙飞凤舞”的“才子字”。编辑改稿时,一定不能改错事实,对稿内人名、地名、时间、事情经过等须校正无误,然后再发稿。凡是原稿涂改得难于辨认的,应誊写清楚,否则,审稿人就应不作审查;排字房亦有权抗议排此种稿件,以杜绝因此而发生的错误。校对工作是保证报纸不出错误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它是政治性的工作,必须把它作好。同时,校对工作人员在校稿时遇有怀疑的字、句、点,都不要轻轻放过,应及时提出来和编者研究,直到证实无误为止。那种以为校对工作完全是技术工作的看法,是不对的。
要保证上述制度的贯彻执行,还必须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对因错字而造成的政治性错误,必须追究责任,对犯错误的给予应得的处分,以教育大家。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而无错者,应给予表扬与奖励,以树立大家学习的榜样。总之,只有使报纸全部工作过程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树立起正确的工作态度,养成一字、一句以至一个标点都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工作作风,才能彻底消灭报纸上的错字。要求报纸工作人员共同为消灭报纸上的错字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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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意志
南方老根据地江西瑞金代表 黄秀英口述 王定国笔记
我是毛主席曾经住过的地方——江西瑞金县一区沙洲坝人,成份是贫农,今年四十三岁。我从小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经常挨打受气。红军来到我们家乡以后,我受了革命教育,一九三○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东法乡民主政府工作。一九三五年红军北上抗日,我被留下来坚持地方游击战争。后因环境恶劣,我把游击队里的女同志分散安置在老百姓家里,帮助老百姓打柴过生活。后来敌人捉住我,要我交出游击队和枪枝。当时我想:“宁可自己牺牲,决不叫革命受损失”。敌人吊打了我三次,关了一个半月,我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
从狱里出来不久,我和杨荣桂结了婚。一九四五年,敌人逼迫杨荣桂当保长。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农民抗丁、抗粮、抗税。到夜里就召集贫农开会。要丁的来了,青年人就上山去。敌人要粮要款,我们就派给富户出。当年秋天,反动政府大量派粮派款,在我乡派了二百二十石粮,群众拿不出来,我想,红军北上时,留下我在这里坚持工作,不管国民党多么凶残,红军一定要回来的,我应当坚持到底。于是我一面鼓励杨荣桂和敌人斗争,一面将群众组织起来抗粮不交。以后国民党派来了三个催粮人员,进门来又打又骂,说我们抗缴粮款,违犯“国法”。这时我恨极了,一面拿着扫把乱打一阵,一面呼唤村子里的人来帮打。全村群众都来了,大家把三个坏蛋捆在树上,一齐动手打,直打得半死不活。当时有人提醒说:“怎么办?叫反动政府知道了,我们全村还得活吗?”经过大家商讨,决定索性把他们打死,远远埋掉,免出后患。后来我村的叛徒赖英向反动政府告了密。我们得此消息,即赶快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坏蛋的尸体焚毁,灭迹。当时大家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不等他们来,我们先走。”于是全村群众连夜上了山。天还没亮,反动政府派了很多兵来捕捉我;但他们扑了个空,只搜去了三个老太太和两个女孩子。敌人没有办法,把全村的鸡鸭牲畜都给杀吃了,并把我家烧得片瓦不留。敌人抓不到我,便到处张贴布告,上写着捉到我赏给八十万关金,抓到杨荣桂赏给六十万关金。由于我藏的严密,敌人还是抓不到我。反动政府又拿烧掉全乡房子威胁全乡的农民回来,但是由于二千多农民紧密团结,坚决反抗,反动派终于未敢这样做。两个月后,又是叛徒赖英告了密,反动派把我捕去。他们对我用尽了一切毒刑:第一套是灌辣椒水;第二套是把十根花针扎在我的十指内,又用两个针扎到乳房里,把我痛晕过去;第三套是用锥子在我手膀上挑一道沟,把鸡毛蘸上洋油,插到肉里点火烧,我连痛带臭又昏倒了;第四套是过电;第五套是打地雷公。敌人的毒刑丝毫没有使我屈服。我想:“我们杀死吸血鬼是正义的行动。要死,我一个人死,决不能连累大家。正义一定会胜利的!红军回来必定会给我报仇!”想到这里,我就更坚决,更勇敢。敌人的毒刑越残酷,我越不怕。我对反动法官说:“你们这些狗党汉奸们,你们不是中国人?暗里和日本鬼子勾结,公开的杀害无数的革命人民,你们的良心何在!你不要看我是个女子,我有高贵的民族气节,我有优良的品质,你们无理的要害死我黄秀英,我告诉你们,更多的黄秀英跟在后面,要杀,你们杀吧!”我激愤地滴下了热泪,旁边的人感动得眼泪也夺目而出,我开始得到了安慰。我想:我死了是有价值的,广大群众是同情我的。最后法官判了我死刑,可是一点根据都没有。沙洲坝的人不服气,就上告到伪赣州高等法院。我在瑞金被关了五个月后,便被解到伪赣州高等法院,又被押了三年,还是没问出我的口供来。敌人无法,只好宣判我无罪。全乡群众卖裤子当袄凑了些钱,才把我保回来。群众看到我受苦受罪,如同见了亲人,大家悲喜交加,哭成一团。我感动地说:“大家不要哭,把眼泪变成力量吧!我今天能回来,是我们大家不怕牺牲斗争胜利的结果。我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一定能和红军见面的!今后我们更应加强团结,巩固组织,保卫民主圣地——沙洲坝!”
现在全国大陆解放了。我的罪没有白受,我们的伟大斗争胜利了!我过去因为受到蒋匪帮的残酷迫害,神经有些失常;但是从解放以后,听到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回来了,我兴奋极了,病也逐渐好了。胜利的光辉重新照耀在沙洲坝。现在,毛主席曾住过的房子又加以刷新,比过去更美丽;毛主席原来用的家具,又按原样摆设在房里,供全国人民观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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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问冀西老根据地
曾文经
英雄的人民
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晋察冀分团于七月十三日开始到河北省西部山区(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进行访问。
在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在敌人的后方,是一个经历无数次残酷斗争的战场。日本法西斯强盗,曾经年年向这山地“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疯狂地想要把那里的人民杀光,把房子烧光,把财物抢光。可是,冀西人民是从来不屈服的,他们英勇地抵抗了八年,冀西永远像铜墙铁壁一般地屹立着,永远是一座不可战胜的堡垒。
在八年抗战中,冀西人民群众中涌现出多少英雄豪杰!那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狼牙山五壮士,那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李殿冰,那出没敌人据点捕杀敌伪汉奸特务的郝庆山,那大摆地雷阵的五丈湾游击组,那双腿残废仍然匍匐着去侦察敌情和坚持生产的荣誉军人张树义,那“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他们对于革命事业,都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至今人民还在用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种艺术去描写和歌颂他们。可是,冀西人民的英勇抗战,向来就是群众性的集体事业。那些千千万万经常袭击敌人的民兵,在战场上奔忙着救护伤员的担架队员,日夜赶做军鞋的妇女,积极生产捐献公粮的农民,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他们对抗战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对革命事业是有重大贡献的,他们不愧为英雄的人民。他们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今后是还要争取更多的光荣的!
曲阳石匠献玉果
访问团进入冀西的第一天晚上,程子华团长正在和大家在灯下谈话,突然门外跑进几个穿着粗布短衫的人来。他们用感奋得颤动了的声调说:“我们是曲阳县阳平村的工人,我们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翻了身的。我们今天听说中央人民政府派访问团到这里来,便特地跑了二十几里路回村去,把自己用刀刻成的许多玉果带来,拜托你们带到北京去送给毛主席”。大家把托盘上的礼物打开一看,呀,多么鲜美的果品!桃子、梨子、苹果、葡萄、苦瓜……摆在桌上,简直像刚从树上摘下来似的。人民的艺术天才,是多么的高超!他们对于自己的领袖,又是多么的敬爱!
这些果品是用汉白玉刻成的,汉白玉出产在离曲阳城二十余里的黄石山上。那一带的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是感谢不尽的。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的扶助下,修成了一条长达五十四里的大渠。这道大渠灌溉了七万亩的土地,使这一带的人民,既不愁旱,也不愁涝,年年丰收。黄石山附近的石匠,都在这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做工和耕作,他们特别敬爱毛主席,绝对不是偶然的。
千人墓前的怒吼
七月十四日,我们访问团的一部分,冒着风雨走三十里的山道到阜平县的平阳村去慰问“平阳惨案”死难同胞的家属。“平阳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的滔天罪行之一。一九四三年的秋天,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了四万余兵力,向北岳区(当时晋察冀边区的一部分,包括冀西、晋东北等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剿灭扫荡”,日寇荒井部队在平阳村附近山沟里把当地人民搜捕出来打死、烧死、煮死,或用机关枪扫射。他们把孕妇的肚子剖开,用刺刀挑出未足月的胎儿;他们把罗耀村妇女救国会主任刘耀梅砍了头,从她腿上割下肉来包饺子吃。他们在平阳杀死了一千人左右,造成了血海深仇。现在平阳村后的山坡上,建立有一个六、七尺高,一尺多宽的白石墓碑,上书“千人墓”三个大字,下面刻着惨案发生的经过,碑的背面刻着被惨杀同胞的名字。“千人墓”的左方,有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坟墓。这个女党员叫做林超,曾在太原当过女工,抗战后到晋察冀边区做妇女工作,在那次扫荡中被敌人俘虏,英勇就义。
帝国主义侵略军虽是极端的凶恶残暴,可是,人民是杀不绝,房子是烧不尽的,而帝国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在抗战胜利以后,平阳村的人民已经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在被敌寇焚毁的废墟上已经盖起了许多新房子,目前全村总人口,也比抗战期间增加了。
平阳村的人民对于帝国主义永远是仇恨的。当访问团代表在“千人墓”前致哀时,一提起美帝国主义释放日本战犯,单独和日本媾和、重新武装日本时,全村群众都愤怒地高呼:“日本战犯那怕跑到天涯海角,将来一定要抓来严办!我们一定要积极援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做好抗美援朝工作,打垮美国侵略军队!”
阜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心脏
七月十五日,访问团到了阜平县城。阜平是一个光荣的山城。一九三一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开到此地,阜平人民曾一度建立了红色政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晋察冀边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阜平县城召开,推选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作为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最高领导机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也大都设在阜平境内史家寨城南庄等地。
在整个抗日期间,阜平全境都是在我们抗日政权控制之下。阜平人民不仅非常英勇,而且是非常勤劳的。
阜平县境内,不是濯濯的童山,就是浩浩的沙滩,全部耕地仅占全县土地面积百分之二,平均每人只占有可灌溉的水地四分、旱地八分。沟沟叉叉里的梯田,都是用毛驴把土壤一筐一筐地送到山上去垫成的。山上的谷子只有尺来高,一亩地一年只能产一斗。当地人民只好渗和着糠、红枣、树叶来过日子。所以人们这样传说:“阜平三种宝:米糠、树叶、大红枣。”“山里的庄稼,一半长在树上”。
自从阜平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以后,阜平人民便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组织起来和自然作坚韧的斗争了。一九三九年秋天,沙河发大水,把南北岸的耕地都冲了。农会便号召大家组织起来修滩地,晋察冀军区教导团也积极帮助群众修滩。当时粮食都吃完了,大家都吃着树叶修滩地,后来人民政府从敌占区的人民中动员一部分红枣来,分配到修滩委员会。每天每人也只能吃到四十个枣子,然而,阜平人民是最勤苦耐劳的,就在这一年,他们竟把八十里的滩地修成了。在这以后,虽然敌人多次到阜平“扫荡”,到处烧杀抢掠,但由于人民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并采取种种方法来扶助阜平人民发展生产。阜平人民从那时起就开始摆脱了过去“糠菜半年粮”的苦况。他们高兴地说:“杨大人该歇晌了!”(这话的意思是:不再吃杨树的叶子了)
可是,自从一九四八年后,连年发生了旱、涝、风、雹、虫灾,阜平人民的生活又不断下降了。然而,阜平人民是有丰富的度荒经验的,他们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要凭着双手去获得生活的最低条件的。
今年一月,中央人民政府派河北省人民政府杨秀峰主席到冀西山地视察,他给阜平指出了生产发展的方向,同时给阜平拨来了寒衣赈款十九亿元,贷款十五亿元,赈粮二十二万斤。这不仅使阜平二万多的灾民,安然度过了春荒,而且还对阜平的长期生产建设,有了很大的帮助。这些款项已经由农民用来购买耕畜九○七头,羊一二、一九九只,猪四○五口以及农具和种籽等。到了现在,养羊的成绩,已由去年的五万只,增到七七、二○○只。而由于牲畜的增加,土地的施肥量已达每亩六十担,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其次是修建了护滩工程三十一处,整理梯田四千一百亩,修大小渠十六道以及打井、购买水车等。此外又发放烤烟贷款,建立烟叶烤房,贷出喷雾器和杀虫剂等。虽然眼前阜平人民仍有困难,但这一切措施确已使阜平的建设事业增添了一番新气象,而对今后阜平人民的生活更是一个有力的保证。阜平人民都知道毛主席是非常关怀他们的。他们说:“毛主席,待人强,又买驴马又买羊!”又说:“咱们不好好生产,就对不住毛主席对咱们的关心了。”
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之一
访问团带着敬慕的心情,走了四天山路,由阜平县城赶到建屏县西柏坡村去瞻仰中共中央在解放战争后期的所在地。
西柏坡是富有历史意义的地方。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反动军队进犯延安以后,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等仍留在陕北,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先带着中央机关一部分人员来到华北,就住在西柏坡。同年九月,在这里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草案。一九四八年春天,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也都到了西柏坡。中共中央正式在这里办公。毛主席就在这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等三大战役。这三大战役的胜利,使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成了定局。一九四九年二月,在毛主席领导下,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决定把革命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去。于是中国革命史揭开了新的光辉灿烂的一页。
西柏坡的景致很幽美。一个马蹄形的山坡,环抱着村庄的北边、东边和西边。村庄的南边是一大片肥沃的田地,大部分种着稻子和苇子;稻田的前边便是日夜奔流的滹沱河。山坡两旁栽着许多柏树,也有一些种着谷子和棒子的耕地。村庄中间和四围,密密地种着各种树木,往往有黄土墙的平顶房子从葱茂的树丛中显露出来。环境是很清静的,只有悦人的鸟声不时顺风送来。
那时候,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住所都很简陋,室内陈设也很简单。为了避免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反动军队的骚扰、特务奸细的破坏,中共中央从陕北迁到西柏坡居住,当时对外是秘密的。但根据地中心区的人民,大体都知道这是为人民办事的最高机关。当地人民都为这机关人员的紧张严肃的作风,和蔼可亲的态度所感动。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迁移到北平。这一带的人们轰动起来,都争先恐后去看看毛主席和其他中央负责人住的地方。邻近各村的人民,也爬山越岭来看。他们都说:“毛主席在这里住,真是咱们建屏县人民的最大光荣呀!”
永远跟着共产党
访问团在冀西进行了十多天的访问,备受当地人民的欢迎。村村锣鼓喧天,准备了茶水瓜果,男女老幼排成队列夹道欢呼,而在这些欢呼中,意味最深长的便是“永远跟着共产党”的一句话。
老根据地的人民(主要是农民)喊着这句话,是说明他们要求工人阶级政党的永久领导,要求工农联盟的永远巩固。老根据地人民在过去由于共产党的领导,获得了民主,获得了土地,他们与共产党是同生死、共患难的。现在全国解放,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现在是要为全国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是要为国家工业化而斗争。这都是要把农民引向更加幸福的康庄大道。这是全国农民特别是和共产党有特别深厚感情的,具有更高政治觉悟的老根据地农民一定要走的道路。
冀西山地的人民,过去曾被日本法西斯进行严重的摧残,近年来又遭受天旱的重大威胁。但河北省人民政府已经解决冀西山地的若干困难,并开始为今后长期建设打下一些基础。我们相信冀西人民只要永远跟着共产党,他们就一定能克服种种困难,一定能更快地争取新的富裕的生活条件的到来。


第3版()
专栏:文化生活简评

文化生活简评
对戏曲改革中的反历史主义倾向应展开批评
对戏曲改革中的反历史主义倾向,各地文艺工作者已加注意,并进行了一些批评,这对于澄清戏曲改革中的混乱思想是有帮助的。在“长江文艺”第四卷六期上,中南文联筹委会文艺批评小组对黄铸夫的京戏“新渔家仇”(载武汉“戏剧新报”)进行了严正的批评。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违反历史、歪曲现实,在政治思想和艺术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剧本。它对国际性的重大政治事件及苏联、中国、朝鲜的相互关系,作了错误的描写和比拟。在创作方法上,违反现实主义原则,套用了京剧“打渔杀家”的全部情节、人物、语言,来表现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作者把“打渔杀家”中的倪荣改为苏大,影射苏联,李俊改为华二,影射中国;萧恩改为阮恩,影射朝鲜。将倪、李、萧三人的“封建结义”关系,比拟苏、中、朝三国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友好团结。用阮恩把他的女儿桂英自幼许配华二的儿子华逢春(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来庸俗地比拟中朝人民传统的革命友谊。将战斗的朝鲜人民描写成自卑、软弱,没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混为一谈。对苏联的描写也是歪曲的。对敌人的描写,也有严重的错误。把侵略朝鲜的头等战犯麦克阿瑟比作“打渔杀家”中插科打诨的教师爷,他对发动朝鲜战争表示:“玩出人命怎么办?”对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说,他是“奉上边差遣,概不由己。”并将杜鲁门、艾奇逊等战争贩子写成令人发笑的小丑,丝毫没有揭露敌人凶恶残暴的反动本质。
该剧作者黄铸夫对于大家的批评,不是虚心、认真地加以考虑,而说别人所指出的错误,并不是他的“原意”,是别人的“误解”和“没有很好看他的剧本”。这种对待批评的态度显然是不妥当的。
应该克服庸俗的插科打诨
戏曲中的插科打诨是用来调剂剧情,增强演出效果的。但有很多旧的戏剧中的插科打诨是非常庸俗的。据本报读者吴运兴和其他报刊读者的反映,有些戏曲演员(特别是丑角)常常在插科打诨时,说些迎合落后观众的低级趣味的话,把政治口号或其他词句加以庸俗化。他们既不顾及时间、地点和人物身份,也不顾及戏曲的内容和效果,在舞台上任意运用这种词句,影响极坏。像石家庄大众剧院演出“打渔杀家”时,把丑角教师爷的原词“好吃好喝又好交,闻听打架我先跑”改为“自幼生来性情刚,为人民服务要自强。”结果把一位替地主恶霸服务的狗腿子说成为人民服务的人了。还有的戏曲把老爷向夫人跪拜比作“世界和平”。像这种违反历史真实,把政治名词庸俗化的现象,应该引起戏曲工作者的注意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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