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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
巴金
编者按:这是中国出席华沙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代表巴金先生准备在大会上发言的稿子,当时因各国代表团发言的人很多,此稿未用。
我从中国来。这个一直被西方人当作谜一样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曾经发过灿烂光辉的文化。这个国家有着广大的山明水秀的国土,丰富的地下宝藏和四亿七千五百万刻苦耐劳的人民。但也就是这个国家,它的人民一代一代地呻吟在专制独夫的残暴政治和封建地主的剥削手段下面憔悴死去。他们忍饥受寒,像牛马似的劳动着,换得他们的简单的生存。但是他们也从没有失去斗争的勇气,反抗的火不断地在他们中间燃烧,他们前仆后继地起来争取他们的自由。终于到了这样的一天,人民的力量成了一股烁金炼钢的烈火,烧尽了一切专制政治和封建主义的恶草毒树。于是一个新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产生了。
我从中国的上海来。上海,这个世界闻名的都市,有人唤它做罪恶的城市,有人称它为冒险家的乐园。一只一只的远洋轮船载来一批一批的冒险家,他们从海外运来原料,利用这里的廉价的劳动力制成商品,取得了广大的市场。他们建造了高楼大厦,过着舒适豪华的生活,而上海的人民却蜷缩在寒冷的小屋内,摇动的搁楼里,坚硬的人行道上,甚至在苏州河上的乌篷船中。在这里成千上万的工人为着微小的工资把生命消耗在不卫生的工作条件下面。在这里小孩挨饿,妇女受辱,和平的人民被人枪杀,人间最可宝贵的东西——劳动力被浪费被糟塌。这就是帝国主义百年来蹂躏中国的成绩。然而在今天这一切都像梦魇似地消灭了。上海跟别的中国城市一样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人民革命的洪流把帝国主义的肮脏污秽冲洗干净了。新的上海产生了。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光辉的开始。我在这里提说这个,并不是有意夸耀人民革命的成就,引起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恐惧。我只是来说明:中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反动的统治者,是为着一个和平的企图——把中国建设得更好,更美丽,而且这已经有事实证明了;同时也给世界一个榜样:一个古老的民族怎样可以新生。
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宣传和平的,我的任务是把人类连结在一起的。我愿意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家都有住宅,每个小孩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可以说,我们比谁都更爱和平,更宝贵和平,更需要和平。我们的丰富的文学遗产中就有不少光辉的反对非正义的战争的诗篇。我们需要和平,因为只有在和平中我们才可以得到充分的建设的机会,而且我们是经过了长时期的战争之后才达到和平的。
但是现在这和平受到威胁了。美国帝国主义者不让我们享受和平的幸福,不给我们以和平建设的机会。他们的铁蹄已经踏到我们的国境,他们的烽火已经烧到我们的眼前。我们的土地被轰炸,我们的人民被扫射。在太平洋的彼岸还有人发出“战争的畏惧掩蔽了人类的希望”的叫嚣。似乎大残杀马上便要发生,大毁灭立刻就要到来。在今天的确有一片大的乌云盖在人类的希望上面。落在朝鲜领土上的成千成百吨的美国的炸弹便是对人类文明的严重的威胁。
但是人类的希望是任何大的乌云所掩蔽不了的。特别是在今天和平不是一个梦,一个理想。它是万人的愿望。它已经有了团结在一起的八亿的保卫者,不,这只是一部分的数目。因为谁都知道在全世界的人民中没有一个人不爱和平,没有一个人不恨战争。没有一个人不愿意跟他的同胞,跟他的邻人和睦相处,没有一个人不希望用他的智慧和他的劳力来共同创造新世界的文明。渴望战争,想从战争中得利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这一小撮人我们称他们为战争贩子。他们鼓动战争,发动战争,用种种的花言巧语把天真的年青人骗上战场,用种种的野蛮残暴的手段把和平的年青人驱入战地,杀害无辜的生命,毁灭和平的城市,替他们开辟广大的市场,奴役弱小的民族。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年青有为的生命牺牲在这样的战场中了。
侵略者的王国就是用这些白骨赤血造成的。他们不断地用种种渴血的方法扩大它,巩固它。现在他们更想拿我们祖先累世的劳力和智慧创造出来的文明作代价,换取他们宫殿的金顶,完成他们的“万世不朽”的霸业。
但是他们的这个好梦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中国人民不让它实现,全世界的人民也不让它实现。他们要扩大,巩固他们的王国,我们要摧毁它。我们用语言,用行动,用事实来摧毁它。
作为有良心的作家,我们有责任结合人类,帮助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撇开不同的信仰,撇开不同的宗教,撇开不同的语言,只要是善良的人,只要是爱人类的人,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为保卫和平而奋斗,为创造新的文明而奋斗。我们有力量使受骗的人睁开眼,我们有责任救出那些即将充当炮灰的年青的生命,我们更有把握看见侵略者的王国的崩溃。
“拿我的王国换一匹马”,驼背的暴君理却三世曾经这样绝叫过。可是到了那时候他连一匹马也得不到了,他失了他的王国,也失了他的生命。有一天那些新的暴君也会发出同样绝望的叫声。在败亡的时候暴君们是多么地没有力量,他们的王国也就成了不堪一击的纸糊的东西了。
我离开我的家动身到这里来的时候,我的五岁的女儿依恋不舍地抱住我的颈项说,要爸爸早回家来,要爸爸带礼物给她。我爱我的女儿。每个父亲都爱他的孩子。年青的一代的确是可爱的。我们这一代已经受够战争的苦难了。可是我不愿意看见年青的小眼睛上有一滴泪水,我不愿意看见谁伤害一根柔嫩的头发。我相信所有的父亲都是这样的。我们应该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一个更美丽的将来。为着年青的一代,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


第5版()
专栏:

  和平战士——诗人奈鲁达
袁水拍
在十一月二十日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的和大会议上,半夜的时候,讲台上传来一个迟缓而沉痛的声音,它控诉资本主义国家内和平拥护者所遭受的迫害:“在拉丁美洲、美国、法国、意大利、非洲和近东,成千成万的和平拥护者被投入牢狱。和平集会遭到禁止。和平战士在街上被警察开枪杀死。……”接着那声音像诗句一样震动着人心:“我们听到许多无比的英雄故事。我们知道那些优秀的同志们倒下去的地方。我们向所有遭受警察恐怖的和平战士致敬。我们永远忘不了他们。……”
他的控诉成为全体代表一致的控诉。他的抗议成为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一致的抗议。他的提案成为大会的决议——就是那一共只有九句话,但是燃烧着愤怒的感情和充满着勇气与信心的《关于和平战士遭受迫害问题的决议》——二届和大的三个历史性的文件之一。
那提案人就是智利的,也是全美洲的,最伟大的诗人,本届国际和平奖金的光荣获得者巴勃罗·奈鲁达。
他来自南美洲,来自智利。那里盘踞着华尔街的独占资本家的仆从们。杜鲁门企图把拉丁美洲变做美帝国主义的可靠的后方,变做反苏、反人民民主国家、反新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原料与炮灰的供给地。美帝通过它的爪牙,残暴地镇压那里人民的民主运动,迫害和平拥护者。在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数以千计的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者被反动政府逮捕,甚至枪杀或者瘐死狱中。此次出席大会的古巴和墨西哥代表团,包括托里达诺在内的二百名代表,就曾经在古巴遭到拘禁,经过群众的抗议示威,反动政府才不得不将他们释放。巴拉圭的代表在大会上曾把一件整个背部染红了的血的衬衣举起来给大家看。衣服的主人,巴拉圭的一个大学生,就是为了拥护和平而被杀死的。除了拉丁美洲,其他凡是美帝国主义这章鱼的具有吸盘的脚能够伸去的地方,和平斗士们也都遭受着同样的迫害。因此奈鲁达的愤怒的,战斗的呼声获得了会场一致的回响。
诗人本人就是一个被迫害者。他不能回到他的祖国智利去,那里的反动统治者刚萨勒兹·魏地拉准备了牢房和枪弹,守候着他。急进党领袖魏地拉曾由于包括智利共产党在内的民主联合阵线的胜利,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大选中,当选为总统。他宣誓实施民主政治,保护工人权利,进行土地改革。奈鲁达也在那时任国会议员。但是不到一年,魏地拉就叛变人民,推翻改革,把国家的主权出卖给美国。一九四七年四月反动政府将共产党阁员排出内阁,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屠杀罢工的矿工;十月间先后与苏联、捷克斯拉夫绝交,和阿根廷、巴西组成反共阵线。奈鲁达被控叛国罪。但是他反而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在国会,公开控告了智利总统的背叛祖国的罪状。他的两小时的正义的申诉博得了全智利人民的拥护,同时也招受了法西斯统治者的更乖戾的愤怒。诗人遭到通缉,被迫逃亡。非但在智利他不能存身,整个南美洲的受华尔街畜养的警察侦探,到处追逐着他,嗅着他的踪迹。在流亡时期内,这个属于智利人民的歌者反而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更多地接触祖国的劳动者,更深刻地了解他们的充满苦难和斗争的生活。他的思想和感情也更密切地和他们融合。他穿走着一个城市又一个乡镇,一个山村又一个海港。工匠、马夫、水手、工程师、鞋匠、葡萄园的农民、矿工、锡匠和他们的白发的母亲,年青的妻子……都像接待自己的亲人一般殷勤地,同时也冒着最大的危险,留他住在他们的贫穷的木屋里,躲避魏地拉的猎犬们的追逐。诗人把这一段生活写在那首美丽的长诗《逃亡者》中:
就是这样,一夜又一夜,
在那漫长的黑暗的时间里,
全智利的海岸降落着夜幕,
我从一扇门走到另一扇门,
一个逃亡者。
祖国土地上的每一处的
卑微的小屋和双手
期待着我的足音。…………
所有的门都为我而开,
所有的人都说:“他是我的兄弟,
请带他到这所穷苦的小屋里。”
智利的反动政府怎么能逮捕到这样一个受人民拥护的共产党议员和作家呢?但是当时欧洲和美洲的进步作家们都担心着奈鲁达的安全。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波兰举行的世界文化工作者保卫和平大会上,以毕卡索为首的进步作家们一致抗议奈鲁达的受迫害。在苏联,爱伦堡和其他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也联名抗议智利当局的暴行。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巴黎一届和大的最后一天的夜间,这位被大家关心着,挂念着的诗人却意外地突然出现在大会的讲台上。他的老友爱伦堡在他的文章里激动地记载着这一兴奋的场面,他说奈鲁达“胜利地避开了美洲警察的跟踪。他走上讲台,像战士走上战场……从苏格兰来的矿工,从朝鲜来的女教师,约里奥——居里,从波兰来的铁路工人,和有名的苏联飞行家曼雷塞也夫——不同国家的不同工作的人民——一致热忱地倾听他的语言,虽则听不懂,可是心心相印。当时有一个法国工人不能自持地,愉快地喊叫了起来:‘巴勃罗·奈鲁达!这真是巴勃罗·奈鲁达啊!’……我拥抱他。我展开他的近作。他和他的勇敢,他的美妙而胸怀伟大的诗篇——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那次大会上他朗诵了他的最近的一些作品。
在这一次华沙大会闭幕后,波兰和平委员会和波兰作家协会召开了一个国际诗歌朗诵会。参加朗诵的有各国诗人:苏联的西蒙诺夫和吉洪诺夫(前者朗诵了他的旧作《在加拿大会场上》,后者念的是他刚在华沙大会上作的《为了世界上最美好的幸福》),中国的萧三,法国的加玛尔拉,西班牙的亚尔倍蒂(戴望舒曾译过他好些诗),黑人诗人鲁克曼,波兰诗人布朗尼奥斯基,以及立陶宛、塔什克、印度等地一共十几位诗人。这个为了《让那伐木者醒来》一诗而和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共同获得文学部门的和平奖金的奈鲁达,在挤满了大厅和阁楼的近千观众的热烈掌声中,第一个走到台前去朗诵他的诗篇。
他是一个高大魁伟的四十多岁的人,半秃顶,略显肥胖,微黑的脸上长着一对忠厚而诚恳的眼睛。他安详地迟缓地念着,不大看手里的稿子,他的声音是柔软的,那些带着丰富的谐音的西班牙语韵脚,和顺地流入人们耳中,好像是一条喃喃的小溪所发出的声音。我听不懂西班牙文,也听不懂波兰语和俄语的两种翻译。可是幸亏过去已经读过一些英译的奈鲁达的作品,所以了解他所读的是他纪念一个被谋害在西班牙狱中的革命青年,密盖尔·艾南台斯的一首短诗(中国已有徐迟的中译,载《大众诗歌》)。这首诗是悲伤的,也是愤怒的;它包孕着深厚的爱,也泄吐着锋利的仇恨,如像这样的句子:
叫他们晓得,杀你的人,
他们要用血偿命。
叫他们晓得,给你上刑的人,
他们有一天要见我的面。
可是当我们听他念这首诗的时候,我们的诗人几乎是没有表情的。他不像一个技巧不大到家的演员那样,在外形上努力去表现什么。但是从他的轻轻的调子微高的声音中,我们体会了他对西班牙人民的爱和对法西斯统治者的厌恶和诅咒。只有在一个时候,他改变了他的不易觉察的表情,我看见他抬起头来,一边念着,一边闭着眼,绉着眉……我想这是他念到那最沉痛的地方了吧。
玛德里的英勇保卫战的记忆,西班牙的优秀的子弟兵的面影,恐怕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占据着他的心灵的吧?西班牙内战是使他认识资本主义的罪恶,使他的思想转变和改变创作作风的重要契机。残暴的德意法西斯在英法帝国主义的纵容和帮助之下,用飞机和大炮镇压西班牙的新生的人民的政权,他们屠杀了马德里的妇女小孩,也枪毙了优秀的民谣诗人洛尔加。原来写着难懂的诗的智利驻玛德里领事奈鲁达从这时候开始站到人民这一边来,从此用他的笔和西班牙政府军和国际纵队的战士们一起向法西斯主义作战。在国际帝国主义把西班牙扼死后,和所有的革命者一样,奈鲁达不但没有丝毫悲观,并且更坚定勇敢;不但用他的笔而且用他的一切工作和行动,用他整个的生命投入了革命斗争。在法西斯的阴影掩罩在欧洲,好几个国家沦陷在纳粹铁蹄下的时候,他正式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战斗接着一个战斗,他终于看见了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看见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覆灭。他以无比欢欣的心情,和对社会主义的坚强的信念,歌颂斯大林格勒,歌颂红军,歌颂“世界人民的母亲”——苏联,歌颂伟大的斯大林!
约七百行的《让那伐木者醒来》以不少的篇幅歌唱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建设事业和赞美着新的人类苏维埃人的伟大。作者用形象丰富的字句说明这个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是不可战胜的。他向美帝国主义者发出有力的警告:
如果你要去碰碰这座堡垒,你就会倒下,
像工厂里的煤一般被消灭……
作者呼吁美国人民不要让他们自己被战争贩子们拖进新的侵略战争中去。他告诫他们,无论他们的皮靴踏到那里,那里的人民一定会起来抵抗他们,消灭他们,无论西班牙、法国、希腊、委内瑞拉、智利、秘鲁、意大利、保加利亚……以及中国,到处的人民都将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痛击侵略者。这是一首满溢着温柔的爱情和激荡着斗志的诗。他用强烈的诗句向敌人宣告全世界人民心里的一句话:我们爱和平,因此我们要用一切力量来消灭敢于破坏和平的匪贼!
笔者很荣幸地能在大会闭幕那天的和平奖金给奖会上认识了这位三数年来敬仰着的诗人,也在诗歌晚会上听到他的朗诵诗,并有机会谈了一些话。
他非常高兴他的诗能有中文译本。他说,“我是多么关心你们啊!我时常记着你们。”他停了一停,他的巨大的躯体躺在沙发里,沉思的眼睛望着前面。我想他也许是在回忆着那些在智利各处流亡的黑夜,当时他怎样想到在遥远的东方,强大的人民的力量正在驱除同样一个出卖人民和祖国给美国资本家的残余势力。
“中国的胜利给殖民地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你看见我在诗里写到中国吗?”他问我。
我告诉他,我读到不止一处。在《伐木者》中,他这样预言似地写着:
不要登陆
中国:蒋介石这只走狗不再会在那儿,
而迎接你的,将是漫山遍野的农民的
镰刀和一座地雷的火山。
他微笑地说,“可是,那时候,蒋还在。”
他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他敬重毛主席,兴奋地在《伐木者》的中译本上题了几个字:“万岁,毛!万岁,中国人民!巴勃鲁·奈鲁达,一九五○。”
在上面所提到的那首悼念西班牙革命者的诗中,他也特别提到了毛主席,用这个光辉的名字来安慰他的已经牺牲的战友:
密盖尔啊,远离奥松那监狱,
远离残酷,毛泽东率领着你的被摧残的诗歌,
战斗着,走向我们的胜利。
诗人是把中国的胜利看成也是他们的胜利的。是的,这胜利是大家的,是“我们”的,是全世界人民的!
去年九月美洲和大在墨西哥城开会时,奈鲁达在他的报告中也曾经鼓励全美洲的和平拥护者们说:“我们很光荣,也很幸福,能够活在这个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一个诗人打胜了一个足以改变千千万万人类命运的战争。这个诗人的名字是毛泽东。”
正如爱伦堡所说的,作为一个战士的他,在外表上却不易觉察出来。他说话迟缓,音调柔和。他的动作,例如翻一本书,点一枝烟,都是很轻轻的,悠闲的。为了要找一本他的西班牙原文的诗集给我,他在旅馆的房间里,每一张桌子上,慢慢地找了几遍才找到。但是,从别一方面看来,他的正直的面貌,从容的姿态,诚实的眼光,是和他的诗一致的。他深厚,他的胸怀里包含着对世界的爱。他的诗常常写得很长很长,仿佛说不尽他的爱似的。他的温柔的抒情使读者心醉,使读者难以相信那些辛辣的讥刺,充满鄙夷的诅咒也出于同一个诗人之手。也许正因为他有这样多的爱,才有那样深的恨吧。
在谈话中,他提到了在大会上发表无耻演说的美国特务罗奇。我第一次看见这位朴质的诗人发出轻蔑的笑声,带着俏皮的讽刺说,“你听见吗?罗奇要中国走铁托的路!”
我说,“你既然这样关心中国,希望你能够到我们中国去旅行一次。”他说很愿意有这个机会,可是现在事情很忙,各处跑,很想有一间房子住下来一个时期,可以写作。他很高兴我送给他的四期《人民画报》,他希望我常常寄一些东西给他,可以让他从图片和艺术作品中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
我很想再和他谈谈关于诗,关于智利,可是外面已经来催他几次去开会,只得向他告辞。
回国以后,萧三同志告诉我,奈鲁达曾经这样对他说,“当你回去,见到毛泽东的时候,请你告诉他,我爱他,我很爱他。”听到这样深情的话,我仿佛又看见了这个南美洲的遥远的国家的一个微黑的诚朴的面影。这个国家今天正被美帝霸占着,可是它的人民已经觉醒,他们勇敢地向他们的统治者帝国主义的走狗喊出了“不为外国出一个兵!”的响亮的口号。(附图片)


第5版()
专栏:

  幸福
姚锦
我是鸭绿江边一个机务段上的段长。那天,去道轨上检查被美机扫射了的机车,我正轻轻摸弄着车身上被子弹射穿的孔、被打坏的汽缸,忽然看见我的老婆金冬姬朝这边走来。她有什么事?她是附近铁路医院的护士长,平日相当忙,不容易脱身出来。
“送去的伤员有变化啦?”走近了,我问她。头两天我们把在美机扫射下受伤的一位同志送医院去了。
她摇摇头,递给我一件藏青色新织好的毛衣,转身好奇地张望着密密麻麻的子弹孔。她说:
“妈妈由汉城写信来了。美国飞机在到处轰炸!”
我看看她,她的脸色很平静。我的老婆说中国话比我说朝鲜话流利。当然,她虽说生在鸭绿江那边岸上,但她是在这边岸上——中国的土地上长大的。
我常想:好像苹果树和榆树,在不同的土地上茁长,一只有力的手把它们的枝干连接起来。革命也就像这样把我们连接起来。由于信念同一,我和金冬姬结了婚,已经十年了。
“今天怎么有功夫?”我看她摸着子弹孔,在发愣,这样问她。她对我笑笑,把毛衣又接了过去,说:“我上宿舍等你,想跟你谈件事。……”说着,就走开了。
她一边回头向我打招呼,一边迈过道轨,穿过了转盘道。
午后的阳光柔和地照着和平建设气氛中机务段上的一切事物,照着铁轨、煤台、水塔、高耸的烟囱、场房的铅皮顶、工人休息的红砖房、……同时,也照着在我眼前被毁坏了的机车。
“什么都是刚学会管理,什么都是刚走上轨道,好日子正在开始。——不,怎么能让人来扰乱我们和平的生活?!”收拾好工具我走回运转室,一路这样想。
段上的工人为了抗议美机暴行,正展开爱国主义的生产竞赛,人人都忙。直到天黑下来,我才回宿舍去。推开门,看见冬姬坐在灯底下缝补孩子的破棉袄。灯光照着她松散的发髻。我洗了洗脸,在她对面坐下来。
“毛衣穿上很贴身,”我拉扯着刚穿上的新毛衣说。她看了我一眼,放下针线,把孩子的棉袄拍了拍,撂在枕头上,说:“天凉了,去的时候带给小龙去吧。”小龙八岁了,段上人叫他“国际主义的果实”。为了纪念她死在日本鬼子迫击炮弹下的弟弟金龙九,我们给孩子起个名,叫小龙。
我倒了杯热水喝,递给她一杯。她握住杯子看着我。
“跟我谈什么事?”我问她。她半天不答话。
“什么事?……”我又追问了一句。她慢腾腾地喝着水。
“人人都想望过好生活,过幸福的生活,可是——”她看着我说:“谁如果对大家的生活减轻了责任感,谁就不会有幸福。”
当生活由动荡的战争年月,转变到稳定的建设时期,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安定了以后,冬姬常对我说起这个想法。——近几年,什么什么都走入了正轨。由外形上,就看出我们生活的安定来了:冬姬的举动里添进了更多的稳静。我的头发拔了顶,发起胖来了。我们把小龙送进了学校。放假天,一块去接孩子,到附近市场买买东西,去鸭绿江边散散步。两个人都工作得很安心,对自己的业务十分有感情。生活是幸福的。……
“为什么又这样想起来了?”我问她。
“这两天我老这样想。——”她有点不安地说:“我老想告诉给你——”她把身体往前挪了挪,停顿了一下,说:
“——我很想回国去呢。”
水喝到一半,我停下了。看了看她,一时说不出话来。……冬姬,我的老婆,想离开我和孩子,回国去?……我的心里像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了块石头一样紊乱起来了。
“你打定了主意?”我忽然带着不高兴的口气说。
她盯住我的脸,点了点头。
“——我——不同意。”半天,我不自主地这样说。把水杯放在桌上,看着她。
她把眼睛睁得大大地,眼光里流露出矛盾和痛苦。我忽然发现她的脸那么瘦削,下巴尖尖的,嘴变大了。
“怎么?——你不同意?”她又是埋怨,又是苦恼地望着我,重复一遍我的话。低声说:“你不会不同意。那不是你说的话。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愿意我们离开。……这样守在一起,在这时候,心里平安?幸福?……”
我烦乱地摸着头顶。事实上,我也听说这些天有好多朝鲜同志回国去参战,不过,没有好好停下来想一下我自己的老婆。我觉得——她不是在这里做了很多工作,很有成绩么?铁路医院里的工作不是也很重要么?……而且,怎么可能呢,刚安定下来的生活又突然动荡起来?……这需要么?……我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两趟,眼睛停在孩子的旧棉袄上,又不自主地说:
“孩子呢?……”
冬姬扯弄着手帕角,抬起眼望了我一下,低下头去什么话也不说了。
灯光安静地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窗户被夜间的小风吹得轻轻地发响。——我被冬姬的沉默压倒了。忽然,心里像有小虫子乱爬动一样,惶惑起来。我感到了深刻的自责和苦痛。
我走过去,在她面前坐下,看着她那有着坚定的表情的直鼻子、薄嘴唇。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和这个沉着、顽强的朝鲜女人在一起生活过来的日子,每一个回忆都闪着锐利的光芒,刺激着我。……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那是一九三七年冬天。天上飘着鹅毛似的厚茸茸的雪片,寒冷使遍山野的积雪冻结成沉甸甸的厚冰层,吹折树木的西北风在山头上、森林里刮了起来。——我们那股游击队,不到七十人,在黑河岗附近碰见了敌人的“森林守备队”,政委决定了一部分人立即转移到万两河山沟去,那儿有一支友军。另一部分人留下“打掩护”。有个朝鲜小同志,十六岁,叫金龙九的,要求留下他。金龙九的爸爸是被日本鬼子用煤油灌死的,妈妈把他和大两岁的姐姐交托给一个朋友,让他带着两个孩子渡过鸭绿江,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政委不同意留下金龙九,因为他是队伍里最年轻的,他还没有分配到一杆枪,只在腰里插带着一把匕首,脚上穿着一双过膝盖的日本军靴,幌里幌荡地。
可是,趁大家没注意,他偷偷地躜回来了,在战斗激烈的时候,拾起了受伤同志的枪射杀敌人。被敌人迫击炮弹崩裂起来的弹片打伤了头部。
政委派我送他追上转移的队伍。
西北风刮得很凶,我撇下“打掩护”的同志们,背起金龙九穿过森林。——夜色降临到大森林里,雪不下了。树枝上的浮雪迎风乱舞,像下雾一样,让人望不清前边的路。转移的队伍留下的足迹被浮雪掩盖消失了。
我撕下块破布给金龙九头上扎了扎,细小的血流顺着他的额角往下滑。我脱下外衣裹住了他,背起他在黑暗里摸索。
一直往万两河方向走。没有月和星,怒吼的冷风撼动树木,山地越走越不平,我也不知道走了多少时候,走了多少里,觉得已经接近天明了,我出了一身汗。
正在那个时候,我遇见了万两河山沟里友军放出来的步哨。原来,还有七里地就可以到达万两河友军司令部。他们派其中一个身材不高的同志送我走。说起话来,才知道是个朝鲜女的。她用中国话固执地说:
“我给你背背伤员!”顺手把挎着的枪硬递过来。“这伤员是个孩子呀?”她背得很吃力,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一边问我。
“十六岁,朝鲜小同志。”我怕她会和伤员一起摔倒,左右照顾着,一边回答她。
“什么名字?”她敏感的问:
“金龙九。”
她突然停下了,把伤员往地下一撂。骇了我一跳,赶紧走过去扶住。——她掏出火柴,划亮了,一手遮住风,照着金龙九苍白的脸。我看到她很年轻,是个眉目秀丽的女战士。她在金龙九耳边轻轻地叫了两声,眼里光亮一闪,忽然涌满了泪水。
“是我的弟弟!”她转过脸对我说。
她就是金冬姬。……我们是在艰苦的、对敌人斗争最激烈的环境里认识的。
在灯光下,那个十二年前的女孩子,现在梳着妇人的发髻,沉静的坐在我面前。她在中国长大起来,在中朝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朽战斗里长大起来,已经是个有八岁孩子的妈妈了。……但是,我在变得稳静了的外形下,看见了和过去一样的冬姬。她是一直这样思想着的:“谁如果对大家的生活减轻了责任感,谁就不会有幸福。”
我记得强烈的责任感使她战胜了多沉重的痛苦。并且,给过我多有力的支持。……
那是一九四二年春天,在延吉。冻雪融化了,泥土潮湿而松软,温和的风在街道上吹拂。夜间,我接洽了一件工作,由朝鲜的“冷面屋”(注)里走回家。刚看见窗户的灯光,黑暗里走过来三四个人,枪口对准我,我被捕了。
审讯接连三昼夜,但是没有从我口里逼出什么来。一天夜里,牢门打开了,看守喊我的号码。
审讯又开始了。
“这回怎么样?”在使用了一种新刑具以后,一个留着日本胡子的翻译把我昏昏沉沉的头推了一下,问:“说不说?……”
我理也没理他。——日本鬼子用拳头捶桌子,大声喊:“把他的证人叫来!”
他们把一个头发蓬乱的女人推进来了。我看见了冬姬。那时候她是在一个市立医院当护士,也有工作关系。但她被捕,因为特务打听出来她是我的老婆。
“这是谁?”翻译走近冬姬,指指我说:“让他说出来,放了他。”
可是,冬姬扬手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把翻译打愣住了。“厉害呀,”日本鬼子在一边大笑起来,猛然,止住笑,恐吓道:“好,丈夫不说,打你!”
冬姬看着他,眼光冷冷的。那是多么轻蔑的眼光呀!我们在敌人的监视下交换了温柔的一瞥。
时间好像静止了一样,我咬紧牙,闭住眼,忍受着去听那鞭子抽击的声音。只是鞭子抽击的声音,没有呻吟,没有哭泣,……
这个朝鲜女人就是这样的人,我的老婆金冬姬就是这样的人。
想起过去的一切,我感到自己在冬姬面前变得渺小了。我发觉这两年的和平生活削弱了我的警觉性、战斗性。在情感上我逃避动荡不安的生活。……正像质量不好的木头容易生虫子,我这种人,生活一安定,稍微不警惕,麻痹、自私的小虫子就容易生长出来。
我很痛苦,责备着自己。冬姬看我半天没说话,抬起头来,低声说:“现在怎么能过舒服日子?”她不安地凝视着我。……是的。我应该早懂得她的感情。朝鲜,她的家乡,那里有她的同胞,她的母亲,在大部分土地上人们建设了美好的生活。现在,美国飞机在她的家乡上空飞,炸毁城市和乡村,美国兵在她的家乡横行、她的母亲——那忍受过日本鬼子侮辱的母亲,又开始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难道她不该回国去么?
我一把拉住冬姬的手,惭愧地羞红了脸。我爱她,爱和平的生活,爱美好的生活,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却有人不让我们每个放假日愉快地去看孩子,在美丽的鸭绿江边散步。
斗争并没有结束呵。——应该警惕!
我和冬姬的感情是在对共同敌人的仇恨和斗争中巩固起来的。我们共同打击过一个敌人——日本强盗,现在,要在一起抵抗另一个敌人——美国强盗了。
冬姬微笑地望着我,近些天来我第一次在她的眼睛里,重见到那样幸福的眼神。
(注)“冷面屋”是朝鲜人开设的饮食店,专卖朝鲜人喜欢吃的冷的面食。


第5版()
专栏:

  为了世界上最美好的幸福
尼·吉洪诺夫作 刘群译
我们从地球的各个角落聚会到这里,为了世界上最美好的幸福,孩子们捧着鲜花走进会场,分明是来了春之使者。
 墙外是一座光荣的城市,这里的窗子上飞舞着和平鸽子,在鲜花丛中,在桌子上面,站着华沙的小女孩子。
 有这样的事情呢:重重艰难都已过去,好像一行简单的句子在你的眼前飞扬;我真的亲眼看见:孩子的轻柔的手,抚摩在中国的肩膀上。
 她用愉快的眼光看着辽阔的世界,就像看着这个辉煌的大厅似的,我们的心灵仿佛听到了,她还没说出来的一切的一切。
 她叫安涅拉?还是亚达?所有的名字都归她所有——整个宇宙都含在她的美妙的眼光里,条条大路任凭她去行走。
 而且在映射着光辉的纤秀的美丽里,不单单是童年生活的祝贺——孩子的容颜里的一切未来,都值得而且请求着我们的佑护。
这首诗是苏联名诗人及苏联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吉洪诺夫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华沙二届和大会场上所作。当时一群波兰儿童来到会场向大会献花,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和秘书长刘宁一把两个捧花的小女孩抱在怀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诗作成后,作者亲将稿子送给中国代表团,说这是他给中国人民的一份礼物。
诗中所用“安涅拉”与“亚达”两字是波兰儿童常用的名字。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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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侵略的野兽消灭 江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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