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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九五○年北京市的教育工作
北京市政府文教局局长 翁独健
北京解放两年了，北京市的教育，有很大的变化，也有很大的成绩。
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指示，北京市的教育方针是：“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我们是在这个方针之下来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建立新的教育。
现在，在庆祝北京解放两周年的时候，让我们概括地报告一下我们在一九五○年执行上述方针的情况。
一
一九五○年北京市的中小学教育有一些发展，工农群众的教育有很大的发展。
在中小学教育方面，其发展情况如下表： 项别 解放前 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年 中 班数 ８０７ ７２９ ８２５ 学 学生数 ４５９５２ ３３５４９ ４３６９９ 小 班数 ２１８５ ２９７６ ３５１７ 学 学生数 １１５３６４ １３３１０４ １５３８３４
（中学学生数五○年较解放前减少，是因为有一部分学生在解放后投考革大及南下工作团，有中华、九三、文华等十一校并入国省立中学，不属市领导，实际数字是有很大增加的）。
这些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增加的学校和班次主要是在劳动人民集中的区域。
二、一九五○年暑期，中学入校的新生，工农子弟占全部录取名额的百分之三十一，小学入校的新生，工农子弟占百分之五十一强。
三、除中小学方面有大量的工农子弟入学以外，另有儿童识字班学生二万九千四百余人。
四、在中等教育方面发展了技术教育与师范教育，工业学校增加了九个班；财经学校增加了四个班；师范学校增加了三个班，三个学校共增加了学生五百四十七人。私立职业学校增加了七个班，学生一九五人。
在工农群众教育方面，一九五○年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职工业余教育。这方面的数字如下表：
项别 数字 职工业余学校 ３５７９２人 工人及成人夜校 １８７４４人 农民业余学校 ５１２０人 农民冬学 ２１３６２人
这里必须说明：
一、这样的工农劳动人民的文化教育，在解放以前是根本没有的，解放以后一九四九年初步地开展了。但是，大规模地，有计划地发展，是在一九五○年。
二、工农教育经过一九五○年的努力，建立了比较正规的机构和学制，并编选了教材，使这种教育进入经常巩固的状态。
三、除业余的工农文化补习教育之外，还建立了工农速成中学一所，六个班，学生二百三十七人。工农干部文化学校一所，六个班，学生二百四十人。入学的完全是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
四、北京市在解放以前，仅有民教馆两个，书报阅览室两个，现在有十四个文化馆，四十一个书报阅览室。
从上述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北京市的教育工作，基本上执行了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
二
在一九五○年，我们在改进学校教育方面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在教育内容上有了一些初步的改革：（１）政治课有了确定的内容，高一、二讲社会科学基本知识，高三讲共同纲领。（２）加强了时事教育，特别在一九五○年下半年抗美援朝运动中，展开了爱国主义的时事教育，对学生的政治觉悟有很大的提高。（３）教师经过了政治学习，水平提高了，开始把政治思想教育贯彻到各科教学中去。（４）中学的数学，物理，化学，采用了教育部拟定的精简教材提纲，小学也减少了一些作业。
在提高教员的政治和业务水平与改进教学方面：首先是小学在一九五○年下半年确定由区文教科领导，中小学确定了校长负责制，并初步建立了各种工作计划和汇报、检查制度，加强了教员的学习。中小学教员在一九四九年政治学习的基础上，一九五○年上半年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下半年以抗美援朝为中心进行了时事学习。这个学习，对教员的政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肃清了一部分落后教员的亲美崇美思想，有许多从来不参加政治活动的，现在也参加了学生的宣传工作。有很多教员自己批判了过去反动的教育思想；批判了历史教学上的《循环论》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地理教学上的《环境决定论》等等。国文，史地，美术，劳作教师结合抗美援朝运动，创造了新的教学方法，改进了教材，把爱国主义的思想贯彻到教学中去。第二，与政治学习的同时，中小学教员有计划地进行了业务的学习，中学组织了国文观摩教学，小学组织了历史，地理观摩教学，很多学校教师学习了教育政策的文件，阅读苏联教育书籍，中小学教师都举办了轮训班，参加学习的有一○一人。第三，在教学方法上开始实行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学原则，除课堂讲授之外，同时注意实验参观，并添置仪器设备，加强实物教学。
学生政治教育的改进，教员政治与业务水平的提高，其效果主要表现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在这个运动中，极大多数的学生参加了反美宣传和各种政治活动，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中学生五千余人，一般的学生对政治的关心，显著地提高了。
在改进学生的健康方面，我们从三方面着手：（１）号召学生参加课余生产，以改善伙食（中学生参加的有两万七千余人）。从五月以后，很多学校的住宿生平均每人每天能吃到半斤菜。（２）提高助学金并增加名额，现在得到助学金的中学生有七千四百八十人，现在一般学生的伙食费由五十斤米提高到六十斤米，增加了菜量，肉量，细粮，营养情况获得初步改善。（３）改善学校卫生环境，小学增设了卫生室，医药箱，举行了健康检查，预防注射。但学生的健康情况，还须要从各方面积极改善。
三
在一九五○年的工作中，我们的经验是：
一、应该加强重点领导。
二、应该加强视导与检查。
三、应该加强工作的计划性。职工业余教育之所以有成绩，是因为定出了具体的计划，设立了专门领导机构。
四、改革教育和改进教学的关键之一，是提高教员的政治业务水平。
五、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应该更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
因此，我们在一九五一年，工作的方向是巩固与提高，把已有的成绩巩固起来，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首先是以抗美援朝为中心内容，有计划地，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方面，应该认真学习苏联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基本教学精神和教师对学生关切负责的精诚态度，并加强领导与研究工作。在教师学习方面，应进一步有计划地举办系统的关于政治和业务方面的业余讲座，以提高教师的政治与业务水平。对于私立学校，应该继续本着公私兼顾通盘筹划的精神，加强行政和教学的领导。对教会所举办的学校，要坚决彻底地肃清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影响。最后，而且是重要的，对于学生的健康应该切实有效地加以改进。惟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巩固与提高的目的，我们才能使教育真正为工农，生产，国防建设服务。北京市的教育工作者们！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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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家两年来的变化
贝满女中数学教员 步春生
两年以前我象个冬眠的虫子，钻到土里去逃避严寒。那时，我不知道春天是否会来。我是剥削阶级出身，在燕园度过我的大学时代，在教会学校教过书，对残酷寒冷的现实，我丝毫没有战斗的勇气，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回到家里，关起大门当主妇。丈夫陈景云是个非常老实的好医生，我赞成他的纯技术观点。他负担全家的生活，我就只管看孩子。那时我曾想：生为一个女子是比生为一个男子好些，可以躲在家里不碰那污浊的社会。我把家庭布置的很舒服，还顾着三个佣人。朋友们都说我是个好内助。孩子们一个个像消过毒似的，大孩子长到十一岁，没有大人接送还是不许出门，甚至和邻居都没个往来。我们不愿闻问政治，好像自己是超乎一切。虽然有时候也觉得郁闷，那就只有发发牢骚，第二天仍然毫不变样的过下去。
解放的锣鼓像春雷似的惊醒了我。我走出了大门，呼吸着温润的带着春草香味的空气。呵！一切都活跃起来了！我住的胡同里，住下了年青的红脸庞的解放军。他们爱孩子们，孩子们也爱他们。我开始把孩子们撒出去，也开始和邻居们往来。现在，我们的家和外面逐渐打成一片，我的十一岁的大孩子文泰也被批准为青年团候补团员了。让我回忆一件动人的事实吧！一天晚上文泰躺在床上忽然把我叫去说：“妈妈，你知道吗？我们的学校现在建立了少年儿童队了，我又参加少年儿童队了。”他的眼里闪着快乐的光辉。他小小的年纪就觉得这是很愉快很光荣的了。他给了我鼓舞，也给了我力量。学生时代的热火又在我的身上燃烧起来！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爱伦堡在第一次世界和大上的报告，我的心燃烧到了白热程度，脑子里从早到晚老转着一个念头：“我也要去救火！”但那时景云正在伦敦学习，我需要照顾四个孩子。于是我决定先充实自己：看一些政治的和文艺的书籍，后来又集中读毛主席的著作。十年不读书的我，自然是有许多问题不能自己解决的。这时我遇见了郑德芳同志。战前我们是好朋友，“七七”事变后她去了解放区，虽然十二年的分离，在她已是平地建起楼阁，而我这边却是遍地野草一片荒芜，但我们一见之后，又和十二年前一样的熟悉起来。她给了我很大帮助，通过她，我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共产党，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
一九五○年二月，我走出家庭，在贝满女中当数学教员。这个任务叫我十分惶恐，我立刻好好地，虚心地学习。王鸿文同志是一位青年教师，按年龄她差不多能作我的女儿，她叫我“妈妈”，这“妈妈”可凡事都去向“女儿”请教。学校里的党，对我帮助很大，经常教导我。当我和一些同志认为“没时间多读书，真急人”时，党支书陶凤娟同志就指出：“实际工作也一样能帮助人进步。”她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从此，我才把实际工作看得和理论学习同等重要。陶凤娟同志是我十年前的学生，今天虽然她的工作作风非常谦虚，但我仍像小学生一样常去找她解决问题。就这样，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开始了我的集体生活。
“五一”劳动节，我随着学校去天安门参加庆祝会并受检阅，那天下了一阵大雨，但是大家都坚持着，而且兴奋地完成了游行。上灯后我回到家里，全家都在等待着我，并安排了很热的一锅水，预备我回来立刻洗一个暖浴，我一面洗，一面怀念着我们一同去的同志们和同学们，我想住校的人们那能每个人都得着暖浴啊！我很不安心，但是第二天早晨我一进校门就听说昨天由大会布置下来，每个单位都准备滚热的姜糖水给参加游行的人喝，到夜晚又有政府和中共北京市委员会的同志们来慰问。我立刻想：新中国真是一个美满的大家庭！
景云是一九五○年一月从伦敦回到北京的，在北大医院工作。在这以前，我随时将祖国的和我们家庭的变化写信告诉他。我一直觉得他未能亲身经历这伟大的、空前的、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是一憾事！他回国后，我尽力为他弥补这损失，将所知道的传达给他。当我学了刘少奇同志在“五一”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就找了个机会将这篇东西介绍给景云看，这讲话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到了“五四”的前一天，我和文泰都准备第二天再受检阅，景云就开始考虑他参不参加的问题。但我不了解北大医院的情况和他对检阅的看法，因此没有帮助他做决定。结果他还是留在家里写讲义。到了十月一日，景云就完全肯定地、兴奋地参加了教育工会的队伍，到天安门广场去接受检阅，这天回来我已很疲乏，而他到晚上还带着孩子到儿童医院的屋顶上去看焰火。
十一月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们全家都行动起来：文泰首先在学校签名参加志愿军，我领导贝满女中教育工会（我自九月当选为工会主席）配合行政和学生会，掀起时事学习和宣传工作的热潮，景云则参加了志愿手术队，并且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出发前方去了。我几次晚上带回学生写的慰问信来读，这给了孩子们很大的教育，他们也都写了好些慰问信，连在初小二年级的文元、也费了很大力气写了两封信给朝鲜小朋友。三岁的文宜也爱说：“杜鲁门你混蛋，麦克阿瑟你混蛋。”我想：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成长的孩子，对于“混蛋”的认识也是更深一步的。
今年一月十三日，我听了伍修权代表的报告后，孩子们都围着我问这问那，我就向他们作了一次传达，孩子们安静地兴奋地听着，比任何时候都有纪律。我想：这样小的孩子都这样关心国事，新中国的远景该是多么灿烂啊！他们的态度也教育了我，我该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应该赶快抓紧时间啊！
我很羡慕景云，他常有信来，从他信里可以看出，他的工作热情非常高，进步也非常快。他最近来信要我整理一些骨科用具设法带去送给手术队，他说：“我们的家庭是革命的家庭，一切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我们要尽力贡献我们的一切。”就这样，我的全家都在前进着。当然，我们还有不少的缺点，但是才只有两年的工夫啊！我们的生活就整个变了样，两年来我的家庭的变化，给了我这样的经验，我们不能等待进步，必须虚心学习，努力工作，争取进步！我们不能一个人闹进步，还必须大家团结、互相鼓励，一起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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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会议
审查课程改革实施情况
钱副部长指出各校课程改革的优缺点
【本报讯】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为检查全国各高等学校对高教会议中通过的《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决定》的执行情形，于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在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年度教学计划审查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主要在于促使全国各高等学校重视教学计划，逐步走向计划教学。并于审查工作中，了解各学校课程实施的情况，吸取经验，发现问题，作为课程改革工作的参考，以便于今后更好的推进课程改革工作。会议期间，教育部马叙伦部长、钱俊瑞、韦悫、曾昭抡等副部长均出席讲话。一致指出这次会议的审查工作对今后课程改革工作的重要性。
会议中，审查工作是按小组进行的，分为、文、法、理、工、农、师范六院共二十三个小组。由教育部邀请了京津地区的大学教授和专家一百二十人共同执行审查工作。根据已报部的一百三十五校的材料，首先择重点校系进行深入审查，以取得经验，其它则作了一般的检查。此次审查内容着重下列各点：（一）教育计划的完整程度。（二）公共必修课程的开设。（三）政治课的开设是否照部规定。（四）实习有无适当的布置。（五）学时或学分是否超出规定。（六）学习时间的分配是否合理，学分的计算法是否按照规定。（七）课程开设是否合乎精简原则。（八）课程计划是否能达到在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实行适当的专门化。（九）选修课程开设的系统性。（十）教学内容与实际联系的程度。（十一）整个系的教学的计划性。
二十六日上午参加审查工作的全体人员举行茶会。会上马叙伦、钱俊瑞、韦悫、曾昭抡等正副部长均出席讲话。马部长指出：今天教育部是根据新的教育方针，首先是改造旧教育，使能适合新社会建设需要的方针，来进行检查的。课程改革工作是改造旧教育的重要一环，过去课程改革方面所作的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收获，今后应继续努力去作。此次审查教学计划可作为进一步推进课程改革工作的依据。韦副部长和曾副部长指出这次审查教学计划工作在教授专家的帮助下，有很大收获。钱副部长并综合了几日来各审查小组所提出的问题和经验，作了一个报告。
钱副部长首先指出全国二百零六所高等学校中，现已呈报教学计划的有一百三十五校，这说明大多数学校是重视教学计划的，但有七十一校尚未呈报教学计划，这是需要提出批评的。其次他指出在这次审查中发现的各校实施课程改革中的优缺点：各校一般都能重视政治思想教育，规定了政治课的学习，教学内容也趋向于理论与实际的联系，课程的安排也逐渐走向计划性，而且很多学校都已成立了教研组，在教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但也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如少数学校对教育计划重视不够，有些学校尚未能依照课程改革决定的精神很好的进行课程改革工作，有的学校呈报的教学计划比较形式主义，不能实现，有的学校课程繁杂，有不少因人设课的情形，有的学校选课特别多，有些课程内容不适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个别学校在拟定教学计划时，轻率地取消了某些课程，有些教本或参考书，内容杂乱。以上缺点都是需要纠正的。但因尚未作总结，还不够全面，仅供参考。最后他着重指出：今后教学上应努力的方向是贯彻高教会议的课程改革方针，使教育密切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使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此外他对各审查小组提出的关于师资、教材、设备等问题，也分别作了指示。茶会上许多教授、专家均发表意见，对于贯彻课程改革方针，以及解决师资、教材、设备问题提出建议。最后由曾昭抡副部长根据目前具体情况和条件做了解答。
会议二十六日下午结束，各审查小组并有书面总结报告给教育部。教育部将根据审查结果对于各院校推行课程改革决定中的一般问题，作出指示，对个别院校推行课程改革有成绩者，予以表扬，对于推行课程改革不力者分别予以批评指示。（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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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华北军区后方医院指导员王来有
压制休养员在报上批评领导
一月十三日的华北解放军报揭露了华北军区第二后方医院一分院第三连政治指导员王来有压制休养员在党报上批评领导的事件。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和十二月十日该连休养员张孟良、林小权等五同志曾投函华北解放军报，揭露和批评三连领导作风上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并要求三连负责同志进行公开检讨。当时华北解放军报为了慎重处理起见，即将张、林的信件转到华北军区后勤卫生部调查处理。十二月十一日张、林等同志又去信说：“连里王指导员发觉我们向报社写信后，他不但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并叫我们五人准备在军人大会上受“教育”，原因是说我们不了解事实，私自向报社寄稿，除强迫写“悔过书”外，还要受处分和声明稿件作废……”这样王来有直接违背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及华北军区政治部关于执行此决定的指示。十二日华北解放军报即将原件转军区卫生部调查处理。卫生部领导上对这一问题是很重视的，十二月九日即曾派工作组赴该院进行调查处理，于十二月十八日事毕返部。据工作组调查指导员王来有压制批评确是事实，经过情形如下：
当王来有同志知道张、林等同志向报社投函揭露自己的官僚主义后，不但不进行虚心的自我检讨，并借口批评不完全是事实；医院工作比过去有进步和该信未经过自己审查等原因，即批评张、林等同志直接投书报社批评领导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并迫令张、林等写悔过书，第一次不行又叫写第二次，并准备召开军人大会进行斗争，对批评者加以报复。经卫生部工作组和总院于院长在干部会上指出其错误后，王来有同志仍不检讨，坚持错误，他说：“他们（指批评者）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写了悔过书。张、林二人是主笔，其他是胁从者。我们的工作有缺点，但比以前好的多啦！应该处理他们……”为了帮助王来有同志认识自己的错误，十二日分院在党委扩大会上将中央的决定与华北军区的指示两个文件进行了研究，在大家的帮助下，王来有同志才初步承认了是个错误。十三日在排以上干部会上，工作组负责同志曹思文科长把所调查的材料向大家报告之后，指出了王来有同志压制批评是不应该的，是违犯原则的。十五日在全体工作人员和休养人员大会前，院部政治处李主任并和王来有同志进行了个别谈话，帮助他进行反省。可是到了会上王来有同志仍是强辞夺理不虚心检讨，还直问大家：“你们说这以后大家就可以随便写稿批评了吧？”大会的第二天虽然他承认了这句话是不对的，但在最后自己的书面检讨里只把工作中的缺点进行了检讨（这是很必要的），对违犯中央和华北军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错误还是一字不提。这说明他对这一错误还没深刻认识。
为了执行中央及华北军区的决定，正确的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华北军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认为王来有压制批评这一违犯党纪的原则性错误，是应当受到纪律制裁的；故将这一事实在党报上公布，并责成后勤卫生部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的处理办法，和帮助王来有同志彻底认识与纠正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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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拒绝批评和压制批评的恶劣倾向作斗争！
——华北解放军报社论摘要
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和军区关于执行中央这一决定的指示发布以来，曾经引起了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有的单位还进行了讨论学习。这一时期，各级报刊批评性的稿件较前增多了。但是总的说来，批评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展，不少批评性的稿件是匿名的，或再三地要求发表时不署真名实姓，而报社将一些批评稿件发表或交付有关机关处理后，总是迟迟收不到他们处理的结果和被批评者的答复。领导机关、负责干部自我批评的稿件则更少。这一方面反映了批评者有害怕因批评受到打击和报复的顾虑，但主要的却说明了中央关于在报刊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尚未得到各级领导机关足够的重视，特别是某些领导机关和干部尚存在着不民主甚至压制批评、拒绝自我批评的恶劣作风。这种恶劣作风的存在，不能不影响我军区部队工作的改进。华北军区第二后方医院第一分院三连政治指导员王来有同志压制休养员向报纸投稿批评的事件，就是一个标本的例子。
王来有同志压制批评和拒绝自我批评的理由：（一）批评不完全符合事实，自己工作已有进步；（二）批评者动机不纯；（三）批评没经过他本人同意。显然，这都不能成为理由的，因为：第一、批评是否符合事实问题，根据调查的结果，部分是属实的，而所批评的缺点，如护理工作差、管理教育耐心解释不够、伙食账未能使大家知道等，则是肯定存在的，因而这一批评是值得重视的；“即令批评只包括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那末就是这种批评也应该欢迎，细心地倾听，抓住其中健全的核心”（斯大林：论自我批评）加以检讨。“如果你们要求他们的批评百分之百正确，那末你们就会消灭任何来自下面的批评的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评的可能性”（斯大林）这是不应该的。这对于领导机关和干部思想作风的改进，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而且这样下去是危险的。第二、关于批评者的“动机”问题，首先应该看批评者的内容，如果批评本身对我们确有好处，不应因为批评者的“动机”而反过来加以报复和处罚。应该首先作出自我检讨，然后向批评者说明事实，请批评者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这是允许和必要的，决不容许不检讨自己，而对批评者采取压制打击。第三、至于批评未经王来有同志审查，军区指示中曾规定：“不禁止任何人越级申诉或直接写信给报社”。这对于某些作风不够民主的单位和干部，在保证批评的开展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当一个被批评者发觉批评者的批评没有直接向自己提出的时候，就更应当引起自己的警惕，虚心的检讨自己的作风，找出为什么批评者不敢向自己直接提出问题的原因，加以检讨改正。因此，从任何一方面来说，这些理由是不能存在的，即便它的理由全部存在，也只能在报纸或向上级领导机关申述，向批评者解释，而绝不允许压制批评和拒绝自我批评，这是企图剥夺党员的批评权利，直接违反了党章、中央决定及军区指示的一个原则性的错误。
军区后勤卫生部对执行中央和军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是严肃负责的，他们曾专门派了工作组，并责成第二后方医院负责同志对这一问题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处理。在调查处理过程中，检查了该院该连的工作，召开了军人大会把问题弄清楚，该分院负责同志和王来有同志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都作了书面检讨。毫无疑问，这一批评，已起到了推动该后方医院和该休养连改进工作的初步效果。但是，卫生部检查组和医院的领导上，对王来有同志压制批评、拒绝在报纸上自我批评这一原则性的错误，强调指出不够，也未提出处理的意见，本报至今也未收到该部对这一问题的检讨和决定，这说明卫生部对违反中央和军区关于这一问题决定和指示的错误，仍缺乏深刻认识和足够的重视，仍应进一步检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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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金陵大学对美帝的控诉
柏生
一八八八年创办的南京金陵大学的全部历史，都是与美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紧密地联系着的。
一八五八年，美帝利用英法联军攻打天津，强迫满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规定美国传教士有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从此美帝的代办们便披着传教士的外衣，一批一批来到我国内地，设立教堂，创办教会学校。在一八八八年，美国基督教的美以美会傅罗在南京创立了“汇文书院”，由美国侵略分子福开森任首任院长。以后美帝又在南京建立了“宏育书院”。一九○七年，汇文、宏育合并，名为金陵大学。
金陵大学从开始创办起，就暴露了美国流氓强盗的凶恶面孔。金大巍峨壮丽的校舍，就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泪造成的。金大二千三百四十亩的校舍基地，全部都是附近居民的祖坟和住宅，是美国强盗用欺骗强夺的手段把它霸占下来的。在金大的旧档案中，有两份材料可以做证据。有一份叫做“荐忠会与汇文书院交涉始末记”，详细记载着美帝如何无理强占荐忠会的六百十五方基地，双方如何打官司，结果美帝贿买了荐忠会的会员，白白地侵占了这块土地。还有一个材料是新安嘉会堂寄给美国教授索还土地的信，这封信里写着美国强盗强占了他们的一块坟地。这块坟地是嘉会堂在“前清嘉庆年间购置，于今将有百年”，并且还有契据为证。但强盗们狡赖说这块坟地是他们的，就蛮横地在这里“搭盖蓬架，从事发掘，据工人云已挖出棺木多具”，“似此侵人地权，损人枯骨，未免使地方人民失望”。但尽管中国人民怎样愤怒和抗议，美帝依然霸占了这二千多亩基地，挖掘了中国人民的祖坟，建筑起金大的校舍，并且把这叫做美国的财产，并要金大会计处每年纳交一元美金作租金，作为美国产权的标志。
这个由美国强盗创立的大学，建立了一整套殖民地的教育制度。全部课程都说明了它是为谁培养人才的。新生入学填表，就要用英文。所有的实验、报告、参考书、成绩单以及学校的布告、演讲等，都用英文。甚至工友到校外买东西时拿回来的中文发票，也要翻成英文，才能报销。金大课程中的历史，是美国历史，文学是美国文学，农村经济是美国的农村经济。金大办了几十年，经过中国人的无数次争取，到一九二四年才有了中国文学系，但始终是一个点缀品，得不到重视，国文教授的待遇也比其他教授低。《中国通史》课程，也是到一九二五年以后才有的。在金大师生面前，只有通向美国的路才是“大路”，只要你到美国去镀一下金，回来就“身价百倍”，否则永远没有出头的一日。金大的一些女同学，学美国式的涂口红、插花、和美国式的睡觉姿式。总之，一切都是美国的“好”。在这种教育制度下，有些被蒙蔽的同学，甚至怪自己不该是中国人，不该生在中国。这就是奥斯汀所说的美国对中国人民的“友谊”！
当政务院公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决定》后，金大全校三十二个学习小组立即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漫谈。首先联系到美帝文化的侵略事实，于是联系到美帝在金大的侵略行为。经过这次认真的挖根扫毒运动，金大把生长在自己学校里的毒根都挖出来了。
据金大农学院院长办公室职员戴龙孙先生的揭露：金大首任校长美国流氓特务福开森在一八八七年来到中国，披着“促进文化”的外衣，向满清政府密告革命党人——四川巴县邹容、浙江余杭章炳麟等六人。其中除章炳麟一人逃亡日本外，其余五人均殉难。福开森当时并给满清奴才端方打了电报：“武昌兼督端制台钧鉴：秘密苏报悖逆，革命猖狂，已设法由沪道商美领事，会同各领事签押，工部局即允拿办，六人中现拿五人，苏报馆主笔在内，俟讯定即发转，余党案情后达，刻正审度机宜。开森。场。”福开森因杀害革命党人“立了大功”，在义和团事变时，满清政府派他为委员，与美日修订条约。后来又被蒋匪尊为上宾。这就是金大首任美国校长的“促进文化”的“辉煌功迹”。
为了更进一步的“促进文化”，该校美国校长先后聘来了许多所谓美国的“专家”和“教授”。从该校农经系教授戈福鼎先生、经济系主任曹国卿先生、农经系教授崔毓俊先生等的控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专家”、“教授”是怎样在这座学府中公然干出令人难以容忍的罪恶事实来。戈福鼎教授指出首任农经系主任卜凯（美籍）及农经系教授路易士（美籍）是美帝派到中国的间谍。卜凯是一九二一年来到中国，他利用该系学生暑期作业进行调查中国土地及人口。他和他的前妻——臭名远扬的赛珍珠共同盗窃了中国学生的调查成果，他自己写成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把这当成他的资本，返回美国重进康乃尔大学。他利用中国学生的材料，获得“博士学位”，于是又披着“博士”的外衣重来中国。而他的太太赛珍珠也分得了他丈夫偷来的材料，以无耻的歪曲，写成了一本侮辱中国人民的小说《大地》，赛珍珠就因此出了名。她因此认识了美国出版界的大资本家，并与大资本家勾搭上，结了婚。卜凯第二次来到中国时，受了华尔街老板，煤油大王洛克菲勒之命，收集我国农业经济情况，洛克菲勒并从他的洛氏基金中每年拿出一万五千美金，委托太平洋国际学会负责叫卜凯作中国土地的调查。于是卜凯就利用了金大农经系毕业同学进行这项工作。当时崔毓俊教授毕业于农经系，就是被卜凯派到云南进行土地调查的。崔教授控诉到这件事情时异常的愤怒。就这样调查达五年之久。蒋介石匪帮也帮助美国华尔街老板来完成这项调查任务，竟允许卜凯从空中摄影，攫取我国防机密，将中国黄河、长江的发源图等都偷摄了，以实现其有“计划”有“系统”的调查阴谋。而美国当局因为卜凯掠夺中国经济的“伟功”，便派他做了当时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进一步进行公开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勾当。
另一个和卜凯同样有“伟功”的路易士，也以农经系教授之名，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勾结，要学生做银价调查，把中国各地白银价格和物价的关系做了全面的了解。曹国卿教授控诉说：那时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因银子在世界市场价格低落，美帝为了照顾拥有墨西哥银矿的大资本家的利益，就把白银价格提高，收购白银。路易士的报告帮助美帝掀起白银的暴烈涨风，将中国财富吸尽，造成一九三六年美帝为了对我国大举进行经济掠夺而签订的《中美白银协定》的有利条件。美帝由于路易士的银价调查的帮助，先后两次公开无耻的攫取中国白银共约一万四千万两！
在抗战前一年，美帝更派遣美国财阀摩根的一个爪牙贝德士到金大教授历史，实际上是进行毒辣的特务活动。贝德士与日寇和汪精卫勾通，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一九四五年贝德士又盗窃了日寇侵略我国时用的军用地图，这明显的说明了美帝要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老路！
金大农学院院长靳自重也愤怒地揭露了前植物系美籍教授史德蔚的罪行，他把同学们用血汗努力采集来的中国植物标本，和桐树种子等运往美国卖钱，并把桐树种子运到美国种植，以便夺取中国的桐油市场。他还侮辱中国人说：“你们现在还不会保存标本，我替你们带到美国去保存”。他无耻地偷盗了中国标本，还诬赖了一位在金大工作二十多年的中国职员唐义，把唐解职，唐义活活气死了。
今天，当金大全校师生员工彻底地认识了美帝的文化侵略罪恶，一致控诉而且拒绝美帝的津贴时，美帝更千方百计进行阴谋活动，于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通过代理人毕律斯会计主任，想把“津贴”变成英镑，由印度方面汇来，以图改头换面，继续实行它的文化侵略阴谋。
但中国人民究竟是站立起来了，金大的全体教职员工也都站立起来了。金大六十三年来曾涌现了不少爱国师生，与美帝进行各种斗争，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是因为与美帝分子进行斗争而被“开除”出校的。今天，金大全体师生员工都怒吼起来了。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的处理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上，我们兴奋地听到了金大代理校长李方训先生控诉美帝文化侵略的愤怒的声音。金大从此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了！美帝的任何阴谋诡计都没有用处了。金大要最后地、彻底地、完全地肃清美帝在金大进行的文化侵略的影响，建设人民的新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