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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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今天是“一二·九”运动十六周年纪念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二·九”运动不但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而且教育了广大爱国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纷纷走上革命武装斗争并与工农兵密切结合的道路。这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北京学生在街头宣传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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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及所属六个局
发动群众反对贪污浪费
现已取得极大的收获:严格了财政制度,加强了群众爱护国家财产的观点,改进了领导,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本报讯】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及其所属六个局,在反对贪污蜕化、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中,充分发扬了民主,发动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检查,因而大大地改进了领导,提高了工作效率,教育了干部和群众。这一运动共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该部领导上指出了着重检查的六个方面:贪污受贿,盗大公家肥小单位,工作失职,利用工作方便、窃取肥私,铺张浪费、违反制度,脱离群众。同时发动群众向各级领导提意见并由财政部党的总支委员会、干部处、秘书处、检查处、会计室等单位组织了七个检查小组分赴各局检查;使自上而下的检查与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相结合。由于充分发扬民主、保障民主,这一阶段基本上作到了使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暴露了许多重大问题。在违反财政纪律方面,如税务局将罚款九十五亿元不交国库,私自存入银行,得利息七亿余元(原东北币)算做机关收入;粮食局将以前修仓库剩下的材料修防空洞,又向公家报销了六亿元(原东北币),以增加机关的“小家底”;盐务局拿公款做买卖等。属于因工作失职而发生责任事故方面的,如军费局在某市修建仓库,因计划不周,造成返工,损失人民币一千余万元;物资局的甘油,因运输、保管不好而变质,需多用加工费十四亿元。在铺张浪费方面最突出的要算物资局。物资局领导干部嫌旧有沙发、铁床等家具不漂亮,要全部换新的。浪费二亿余元。有的单位有一亿余元的“小家底”,所以违反制度,擅自开支,不合理的“补助”等现象很严重。
在运动的第二阶段,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了检举、坦白、揭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清是非,一面谈事实,一面批判思想,以求大家取得一致认识,从思想上提高一步。经过这两个阶段,在制度、干部思想等方面都暴露了不少问题,群众认识大为提高,机关里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在此基础上,转入了第三阶段。从事生产的单位有计划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作出增产节约的具体计划。在机关里并提出提高内勤、加强外勤的办法。如该部及所属各局共抽调三百余名干部到各业务系统去作基本建设、公粮、税收、财政纪律等四个方面的检查工作,并提出要层层深入、面向现场、抓住关键、发现与解决问题。机关内部剩下的工作人员则须提高工作效率,处理日常工作。
这一运动的收获是巨大的。(一)严格了财政制度,加强了群众爱护国家财富的观点。各局现在把“小家底”一律清点交公,一切不合制度的额外补助也已停止。由于认真执行了制度,机关开支骤减。军费局过去办公杂支,水电费超过标准三倍,现在已逐渐接近标准。各局汽油消耗也普遍减少,财政部过去汽油消耗每月超支二大桶(七百多斤),九月份以来,不需补助,尚有结余。专卖局的出差旅费,从未认真按制度执行,报账时就常引起争执,现在执行认真了,干部没有意见,做总务和会计工作的同志也普遍地说现在的工作好做了。这一运动提高了群众思想觉悟,使群众深切感到国家财富是人民的劳动果实,浪费国家财富是不能容忍的现象,因此必须处处精打细算,厉行节约。(二)干部责任心加强,工作效率提高。表现在机关中不必要的公文往来、表格填造减少,开会时间缩短,每个人都在积极钻研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效率。这次财政部及其所属各局普遍抽出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人员下去检查工作,原有的工作任务并未受影响。过去嚷干部不够用的单位,因为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同样能抽调干部下去检查工作。专卖局某处廿四个干部中有十六人下去检查工作,余下八个人做了廿四人的工作。过去,税务局会计处的审核库据票,十个人忙得无时间参加学习,还常常加夜班,又累又麻烦,谁也不乐意做;经过简化手续后,改为科目审核表,五个人不加夜班就能做完。(三)改进了各级领导,加强了团结,机关政治空气增强。过去领导上认为本部门没有多大问题的,结果都发现了不少问题。因此提高了领导的警惕性,考虑问题更加虚心。干部之间的关系也有所改进。
由于党支部在运动中始终起着坚强的核心作用,因此在群众中威信大为提高,工作人员纷纷订出增产节约具体计划送到总支委员会,并准备订到爱国公约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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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方严斥美方荒谬无理的要求
指出谈判无法获得进展美方应负全责
【新华社开城八日电】八日的朝鲜停战谈判的小组委员会上,对方代表对于我方所提出的邀请中立国家成立监察机构的建议,仍然拒绝表示态度,声称在其他各项原则全部确定以前,根本不能讨论我方十二月三日的两项原则建议,并坚持一切在十二月三日以前已经为我方所明确声明绝对不能接受的无理建议和要求。我方代表指出:对方的这种态度是不准备解决问题的,是不希望谈判能够迅速进展的,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我方再次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其境内一切设备的处理都属于他自己的内政问题,不容许任何人加以丝毫的干涉。对方提出的所谓限制军事设备的建设和限制民用航空事业的主张,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军事分界线既已确定,双方的武装力量就自然应该限期撤出对方的后方和沿海岛屿与海面,对方坚持在我方后方保留其武装力量的企图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更没有理由的是对方坚持以武装部队与人员的轮换和武器、弹药的补充为藉口,在停战期间继续从朝鲜境外运进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并坚持对方应有自由出入朝鲜全境进行一切视察的权利,而对我方建议的双方共同邀请中立国家的代表成立监察机构,负责到非军事区以外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视察的合理主张,则拒绝表示态度。美方这种态度正足以表明他是在追求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我方代表在十二月八日的会上痛斥对方的这种无理态度,并严词指出如果对方坚持这种荒谬无理的建议和要求,则谈判将无法获得进展,而拖延停战谈判的责任将完全在于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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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
关于一九五一年度公私企业旧有的年终
双薪或年终奖金问题的处理办法的指示
由于全国工资制度尚未完全调整和统一,很多地区的公私企业尚未建立起合理的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而工人实际上又是把年终双薪或年终奖金计算在工资内的。因而在原有年终双薪或年终奖金制度的公私企业中在新的合理的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未确立以前,取消旧有的年终双薪或年终奖金是困难的,也是不合理的。为此,本委对一九五一年度公私企业旧有的年终双薪或年终奖金问题的处理办法,特作如下指示。一、所有公营企业单位,一律照本委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关于某些公营企业原有年终双薪或奖金问题的处理办法”处理,去年曾作合理调整者,可仍按去年办法处理。
一九四九年本委公布的办法如下:
(1)所有公营企业单位,原来不发年终双薪或奖金者,一律照旧不发。
(2)所有公营企业单位,原来发年终双薪或奖金不超过半个月工资者,按原规定数目发给。
(3)所有公营企业单位,原来发年终双薪或奖金超过半个月工资者,除发给半个月工资的双薪或奖金外,其超过部分折半发给,但最高不得超过两个月的工资(包括上述半个月工资在内),并可分期发给。
二、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署、行,不问过去有无年终双薪或类似年终双薪的旧例,今年起一律不发年终双薪。
三、私营企业一律按照各该企业去年标准发给年终双薪,如今年盈余特多者,除按去年标准发给工人职员双薪外,还可由工会和资方经过协商,按照“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办理。如营业情况不好,无力发给双薪者,可由劳资双方协商,酌量减低或不发。如去年因营业亏本未发年终双薪或奖金,但今年营业确有盈余,而又有发给年终双薪旧例者,可由工会和资方经过协商,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发给与否或发多少。如劳资双方原来订立的集体合同或契约中已有规定者,按规定发给。
四、发给年终双薪或类似年终双薪的办法,从工资制度或奖励制度的原则上讲是一种不完全合理的津贴制度,随着生产的继续恢复和发展,此种制度的缺点亦将更加暴露出来,因此,本委拟议从一九五二年起,要求全国公私企业采取积极步骤结合改革工资制度和推行合理的奖励制度,以代替年终双薪或奖金的旧制度。主任 陈 云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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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绥远省召开省市级机关工作人员大会
决立即在全省展开反贪污运动
【本报讯】绥远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十一月一日召开的第十四次政府委员会上,通过关于在全省展开反贪污运动的决定以后,绥远省人民政府李维中秘书长在十一月五日召开的省、市级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作了“与贪污渎职作坚决斗争”的报告。报告中指出,绥远省贪污现象是比较严重的。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全省今年一月到六月前后处理的贪污、渎职案件达四百一十二起中,被盗窃损失的国家资财达三十六亿四千三百余万元(另有三百二十七件贪污渎职案件的损失数字还没有计入)。现在已经结案二百四十九件。案犯被判处死刑的三人,被判处徒刑的一百七十五人,其他则被判处短期劳役或教育释放。贪污人员以财经、企业部门为多。贪污人员中,绝大多数是新干部,占百分之九十八。其次是村干部,也有个别较老的干部。按地区来说,以陕坝专区为最严重。仅据该地区后套所发生的四个案件统计,共损失国家资财小米六十二万五千多斤,折合人民币六亿八千七百五十万元。如把这些粮食用在本省生产救灾方面,每人每天口粮按半斤计算,可供三千四百七十四个灾民吃一年。如把全省被盗窃的国家财产三十六亿四千余万元用在生产救灾方面,可供二万灾民吃一年。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盗窃国家财产的可耻行为,在政府工作人员中是如何的严重。这种破坏革命事业的腐化行为,是人民政府的法律绝对不能容许的。
李秘书长分析发生贪污、渎职案件的原因时说,这首先是由于有反革命分子和出身于剥削阶级、旧社会恶习沾染太深、缺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人员大批混入革命阵营。这些人虽然经过二年来的学习改造,但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反动阶级的剥削思想。一遇机会,就卑鄙地进行贪污,窃取国家财产。其次,是个别较老的干部虽然受过多年的革命教育,但由于进入城市后经不起剥削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袭,滋长了享乐腐化的思想,因而丧失立场,贪污受贿。从领导方面来看,对于贪污问题,在个别部门是注意了,但一般说来是重视不够的。平日对干部政治思想教育进行得很差,对贪污行为警惕不够,对贪污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缺乏检查制度,对贪污案件处理得很不严肃。有的甚至因贪污是普遍现象而采取放任态度。这就助长了贪污分子的气焰。合作社中流传着这样的话:“贪污少了开个斗争会,贪污多了送法院休息几天。”正说明这种情况。
最后他指出:绥远省必须立即展开群众性的反贪污运动,借以教育干部、端正工作作风。要提高警惕,和贪污、渎职分子作坚决斗争。务使贪污现象不再发生以至完全消灭。并要追回一切贪污物资,补偿国家人民财富所遭受的损失。
十一月六日起,省一级各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已展开反贪污、反浪费的学习。各盟、专区、市、县、旗也正着手布置反贪污斗争。
为了集中处理贪污案件,绥远省人民检察署、人民法院、公安厅、人民监察委员会和人事局五个单位已组成联合办公室(以绥远省人民检察署为核心),并已在十一月三日起开始办公。(杨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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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举行图片展览和讲演会
庆祝保加利亚宪法颁布日
【新华社八日讯】十二月五日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为庆祝这一节日,已于本月六日开始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小型图片展览。展出内容有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工业发展的比例图表、工农业建设及人民生活的图片等。该局并于本月八日下午在国际俱乐部举办讲演会,会上首由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洪深说明讲演会的意义,继由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刘清扬主讲“祝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日并报告其建国以来之发展与建设情况”,说明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日的重要意义,并盛赞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及中保两国深厚的友谊。保加利亚驻华大使彼得科夫即席致词,感谢中国人民的友谊,并祝两国的友谊更趋巩固与发展。会后放映保加利亚革命战争故事片“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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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国青年代表团离开中国
【新华社八日讯】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澳大利亚、锡兰、古巴、阿根廷、智利、南非等六国青年代表团共四十二人,在十一月初离京南下,访问了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汉口等城市。代表们在各地参观了工厂、农村、学校、展览会、工人休养所等,受到中国青年的热烈欢迎。代表团看到了新中国二年来的辉煌成就,中国人民与青年建设祖国的巨大热情,以及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意志。在杭州铁路工人休养所代表们听到一位老年工人讲述自己怎样把两个心爱的儿子送去参加志愿军,而自己又怎样报名志愿去朝鲜服务,不少代表被感动得流泪。六国青年代表都表示回去后要加强宣传新中国,加强和平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反对武装日本。澳大利亚和锡兰青年代表团的一部分代表已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由广州经香港回国,六国代表团的其他代表在本月初回到北京,七日搭机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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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足球比赛第六日结果
【新华社天津八日电】一九五一年全国足球比赛大会第六日四场的比赛结果如下:华东对铁路,二比零——华东胜。华北对西北,七比零——华北胜。东北对解放军,二比零——东北胜。中南对西南,二比一——中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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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行思想改造运动
要吸取“一二、九”的教训
——中国青年报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六周年的社论
今年纪念“一二、九”,正值全国各地学校师生开始展开思想改造运动,要以无产阶级思想批判非无产阶级思想。关于这方面,“一二、九”运动中有一些经验教训,是可供我们今天来借镜的。
十六年前的“一二、九”运动,从一开始就蓬蓬勃勃地发展,一直发展到全国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一二、九”运动所要求的民族独立与人民民主,业已完全实现,这个运动是胜利了。为什么它能够得到胜利呢?这必须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二、九”运动中明确地指出了知识青年要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引导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在人民大众和他们的军队的火热的对敌斗争中,锻炼了“一二、九”的学生们,使之成为坚强的工农化的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二、九”运动也有可能昙花一现,也有可能如中国历史上有些学生运动一样,开了花也不能结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从运动开始起就贯彻到运动的各个方面。“一二、九”运动中的事实证明,如果在某一时候或某一方面不合乎毛泽东思想,那一时候或那一方面的运动,就表现出迟滞和损失。
“一二、九”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卖国反动政府的运动,参加“一二、九”的青年们,一般地是懂得只有坚决反对日寇及其走狗,并以人民的力量战胜他们,中国民族才能独立,中国人民才能得到民主。但是,究竟怎样坚决反对日寇及其走狗,如何得到胜利?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处理就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这里只提及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阵营内部,也有过各种形态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且这些小资产阶级思想也曾四处散布,企图扩大影响。其中有一部分是表现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上,他们所想的统一战线不是以工农人民为主体,以共产党和人民的革命力量为主体,而是想以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主体,在学生运动中就是要以国民党官办的伪学生团体为主体。他们提出了“无条件的统一”口号,甚至主张不惜将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革命组织取消以求得“统一”。又有人反对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写了所谓“青年思想独立宣言”,主张青年应当既不相信共产党也不相信国民党。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另外,还有一种“左”的思想倾向,在工作中提出过高的不能为大多数群众所接受的口号,企图脱离群众进行孤军作战。“左”的冒险主义和右的投降主义的思想,都很快地被批判、被纠正。没有容许这些错误思想滋长起来,在实际工作当中占有统治地位。学生救国联合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是取消,而是大大地发展。“第三条道路”被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所唾弃,运动不是孤军作战而是日益团结了广大群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直接保证了运动的胜利。如果让那些小资产阶级思想来领导,队伍将会垮台,群众将会走散,运动除了失败还有什么前途呢?
“一二、九”运动正和任何革命运动一样,没有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不能成功的。这是因为:如果无产阶级思想不占有领导地位,则非无产阶级思想——例如小资产阶级思想就要占有领导地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观性与片面性,使得他们在对敌斗争中发生左右摇摆的现象。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是不可能也绝不会和平共居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运动,如果不去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就会被小资产阶级思想所侵蚀,使得运动改变了面貌而遭受到失败。因此,为了人民和革命的利益,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改造,促进它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是完全必要的。“一二、九”十六周年的今天,全国解放已经二年了。祖国各方面的建设都得到伟大的成就。在新中国不断前进的基础上,为了继续前进,巩固原有的胜利,开辟更美好的前途,毛主席提出了思想改造问题。今天来进行这一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就必须吸取“一二、九”的教训,认清楚非无产阶级思想如果占了领导地位会对革命发生怎样的危害,分清敌我界限,以无产阶级思想,批判非无产阶级思想,确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理论对于革命知识分子是重要的,我们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实践对于革命知识分子是具有更多的重要性的,我们又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和工农兵结合,以求得自己的改造。
十六年前,“一二、九”时代的知识青年,是在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并努力与广大工农群众结合的,但当时处在反动统治地区,反动统治者不让学生有学习革命理论与到工农群众中去的自由。“一二、九”的学生,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在人民自己的革命根据地中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目前全国业已解放,人民自己的政权提倡大家学习理论,提倡和工农兵结合,给我们学习理论与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但是,这还只是供给我们以思想改造的前提和基础。彻底地解决思想问题,那是需要下决心,需要有思想斗争,需要经过长期斗争实践的考验和锻炼的。
今天的知识青年,比起“一二、九”运动的时候,有了很大的进步,也有了更好的自我改造的条件,我们相信只要下定决心,思想改造一定完全能够得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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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宗显终于检举了贪污分子
姚善堂
反贪污腐化、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不仅教育改造了革命政权机关里的工作人员,而且也启发了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这里,让我介绍一件东北安东市人民检举贪污分子的事实吧。
还是九月的时候,安东市金汤区一个市民——张宗显,看到全市各机关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后,兴奋地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真光荣、伟大、正确。”他这样想:“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人民这样认真负责,我们怎样才能对得起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呢?”
他住在粮市街四组。原先和市税务局计划科长石积庆(现在是省税务局计划科副科长)的家属住一个院。过去,每逢年节或办喜事的时候,就有商人给石家送礼。张宗显虽然知道这些事,因为他认识不清,所以根本就没有提过这些事。自从开展反贪污蜕化运动以后,他想:“石积庆是个干部,接受私商贿赂,一定会使国家受到损失。我检举吧,对他不好看;不检举吧,这样下去他就完了,国家也可能受更大的损失,怎么办呢?”这一矛盾,在他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张宗显经过再三的思考,他又这样想:“我是区的人民代表,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为了担负起人民所托付的责任——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应该检举。”他终于鼓起勇气于九月二十五日那天,在安东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揭发了石积庆的这些事实,受到了到会人民代表的热烈欢迎。
× × ×
人民代表会议开过后,石积庆知道自己的问题被揭发。他还不认错。他的老婆到粮市街张宗显家附近的邻舍放风,并谩骂:“张代表这个小子作事太坏了,一无冤二无仇,一口一个‘大叔’叫着,他怎么能作出这个事呢!”石积庆本人也曾两次找张宗显探听消息,张宗显因听了石积庆的老婆这些话而心里不安,也没见石积庆。当时,个别落后商人也埋怨张宗显作事不对,甚至对张讽刺打击;张的老婆也大发脾气。张宗显碰到这些阻力,思想又发生了变化:“石积庆是个科长,我是个老百姓,这不是惹下祸了吗!”情绪也不安起来了。
可是,这种错误的想法也只能是暂时的。因为许多人通过这次运动提高了政治认识,觉得张宗显的行动是爱国的行为,都纷纷向政府提意见,要求石积庆承认错误。省、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进行调查,确实证明石积庆由于接受了私商贿赂,使私商偷漏国税,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失。如石积庆明知某纸店造假账,因自己受贿而不去查账,使该商号漏了好几千万元的税款。省、市人事局及省、市税务局根据这一情况,除表扬了张宗显的行动外,并督促石积庆向群众坦白认错。
× × ×
十月十七日,安东市金汤区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会上,石积庆向群众坦白了自己的错误,批判了自己的行为,向张宗显和全区人民作了检讨,表示要坚决改正错误,并希望人民群众监督。张宗显受到政府的表扬,又看到石积庆向他道歉,受了很大的感动。他说:“过去没听说过有那个政府的官员向老百姓道歉;在今天的会上,石科长不但坦白认错,还表示今后以实际行动痛改前非,真是表现了人民政府对人民的高度负责精神,这使我更进一步地认识了自己的政府。”在他的带动下,当场又有不少人检举了贪污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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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厉惩办贪污分子
贺战军 张思之
北京市人民法院自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起,至今年十一月三十日止,一共受理了五百三十七件贪污案。这类案件的发生不是日趋减少,而是日益增多:一九四九年的十个月中受理了一百一十案,一九五○年全年受理了一百九十六案,而在一九五一年的十一个月中就受理了二百三十一案。最近十个月来,有三百五十一名贪污犯被判了罪。罪行严重、被判处死刑的有七名。甚至在司法干部中也发生贪污受贿事件。如最高人民法院办事员顾裕尚冒充审判组长,四出招摇撞骗,连续贪污五千九百六十万元(顾已被判处死刑)。据统计,北京市(包括中央级)各机关、团体、学校发生贪污事件的单位近一百个。事件发生在财经部门的最多,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弱;发生在政法部门的占百分之十五强;发生在文教、军事等部门的共占百分之二十五。干部贪污的以新干部居多(大部分是曾在国民党政府中工作过的人员),占百分之九十弱。在老干部中,也竟有人犯了贪污罪。在我们十个月来受理的贪污案件中,国家财产因贪污而受到的直接损失达十六亿二千四百多万元。北京市人民政府公营企业公司科员孙宝琮、技师崔家庆奉命去东北采购木材,竟勾结私商合谋贪污公款达东北币三十七亿元(两犯均被处死刑)。中国百货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业务员刘振尧,竟拐带公款五千万元潜逃(已捕获归案)。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总务处职员霍曾纶等九人集体勾结私商,盗取库存公物,变卖得利,先后有好几十次,贪污款额初步查明的有一千多万元。如果我们不严肃地制裁这些罪犯,并坚决地展开反贪污的斗争,那么,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无疑将受到不利影响。
这些罪犯窃取国家财产的方法,一般地是拐款潜逃、挪用公款、伪造账目、涂改单据、收受贿赂、索取回扣、侵占盗卖、浮报截留、勾结私商出卖标的等。产生这些罪行的主要原因,有下列几种:
第一,许多曾在国民党机关工作的干部还没有根除国民党的思想和作风,尚未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和“廉洁的、朴实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共同纲领第十八条);或者是虽然革命多年,但因政治上思想上锻炼不够,经不起剥削阶级腐化生活的诱惑,发生了动摇。中央公安部生产科科员杨占鳌参加革命多年,竟拐带公款二千三百万元,去上海、苏州一带游山玩水、宿娼嫖妓,就是显明的事例。
第二,有些机关、团体还没有健全的管理经济的组织机构和一定的制度,首先是会计制度和检查制度。这就大大地便利了贪污犯窃取国家财产。清河镇供销合作社就是因为连账簿都没有,被岑振东等贪污、浪费公款达一千万元。
第三,对贪污分子姑息放纵,重罪轻判,使一部分干部觉得贪污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更加肆无忌惮。如国际新闻局干部李嘉尘利用职权,贪污公款达一千二百八十五万元的严重罪行,仅判了四年徒刑(将重新审判)。
应该怎样和这些犯罪行为做斗争,怎样防止这些犯罪行为呢?
第一,发动全体人民和一切贪污行为作斗争,对破坏国家经济建设、贪污受贿的不法分子进行无情的检举,揭发。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在人民群众中普遍地“造成一种精神的气氛,这种气氛排斥偷盗的可能性,使偷窃人民财物的盗贼,不论‘快乐的’或‘不快乐的’,都不能生活与存在。”(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解放社版)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做巨大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
第二,各机关、团体,特别是财政经济机关,应该严厉地纠正轻视国家财产的观点。把会计制度和检查制度健全起来,乃是当前急务。北京市人民政府税务局内四分局就是因为没有健全的制度,而被掌管罚金收入的干部赵锡康挪用了公款一千余万元私购股票,造成国家巨大损失。应该引为教训。
第三,应该坚决纠正对贪污分子的姑息放纵和重罪轻判。有些“善意”的人替贪污分子这样辩护:“干部生活太苦呀!一百多斤小米怎么能过活呢?将来薪资提高了,贪污现象自然就没有了!”这种说法,是只顾个人利益、对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缺乏责任感的表现,是错误的。另外有一些人,错误地引用“治病救人”的格言,作为重罪轻判或不判的根据。他们不懂得:姑息放纵是既不能治病,也不能救人的。严惩贪污分子,则正是为了其他干部不致走上蜕化的死路。列宁这样说:“不把受贿者枪毙,而给了这样开玩笑似的软弱而轻微的判决,这对于共产党人及革命者乃是可耻的行为。”这些深刻的教言,我们应当牢记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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