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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用“废料自述”的宣传方法克服了浪费现象
——介绍丰台车辆段宣传员陈秉文的宣传工作
小孟
天津铁路管理局丰台车辆段宣传员陈秉文，用“废料自述”的宣传方法，反对浪费器材，效果很好。今年六月，陈秉文从天津开了第一届宣传员代表大会回来，发现段内废料堆里扔着不少可用的材料；工友都愿意用新材料，不愿意用旧材料，有些材料能用也不用，能修也不修。陈秉文想，浪费材料将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必须提醒大家注意。怎样引起大家的注意呢？他想起了宣传员代表会上有人介绍了“电灯泡流泪自述”的宣传方法，打算也进行一个“废料自述”的宣传。主意既定，就去和党支部书记商量。党支部书记同意这样作，陈秉文就着手筹备了。他先请木工工友做好一个废料展览台，把废料堆里拣出来的车门吊练、小元肖、风管堵等材料放上去，并且每件上写了一段“自述”，订上单价。如小元肖上写道：“我叫小元肖，那个车辆离我都不成；但是主人不爱我，随随便便把我扔。”又如风管堵上写道：“你们苦来不如我，当初造我费了劲，如今把我当粪土，叫我怎么不诉苦！”“废料自述”的展览，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每到下班时，展览台前就围满了人。甲检工人看了回去问工长：“展览台上的废料是不是从咱们这里拣去的？”当天晚上，他们开了小组会，一致通过：能修的材料，决不扔掉，争取原来原走，保证成品的质量。
陈秉文布置了废料展览以后，又注意工人的反应。他发现现场地上洒了很多黑轴油，油门门口又洒了很多洗手油；事务部门有人常拿表格纸当大便纸用。他就又把黑轴油和表格纸张放到展览台上。并用自述形式进行批评。
经过这一段“废料自述”展览后，全车辆段浪费材料的现象大大减少；但是辅修组的工人还做得不好，小零件仍然到处乱扔。有一回，该段张段长，在辅修组工作的车道上，拣了不少的肖垫板、小眼圈等材料，送给宣传员陈秉文。陈秉文就用铁丝把那些能用的材料串起来，挂在展览台上，并附了一篇“废料控诉辅修组”的文章。指名批评。工人们一看，互相警告说：“废料已控告辅修组了，咱们可得加倍注意。”辅修组马上开会进行了检查。并向职工大会保证：“以后再不丢材料，能用的一定要用。”
总括废料展览期间，仅仅制动组就从废料堆里拣出来三百条镙丝、一百五十个小元肖；修好了六个坏风表、十五个暖解闷。这一批材料的价值，如果计算一下，是很大的。
从废料展览宣传中，“浪费材料为可耻，节省材料为光荣”的思想慢慢地成为风气了。这时，陈秉文又编了一段快板，提名“废料道谢”，公布出来，表扬利用废料最多的徐凤鸣；进一步鼓励了工人，增强了他们的节省材料是光荣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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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武乡县委为总结今年丰产运动经验
调查先进村支部在丰产运动中的工作状况
山西省武乡县今年的爱国丰产运动已胜利结束。中共武乡县委会为了总结经验，加强对明年增产运动的领导，曾在十月中旬组织了调查组，分赴洪水等九个先进村调查今年党组织领导爱国丰产运动的经验。
根据调查结果，这九个村的主要经验大体如下：首先，洪水等村党组织，在爱国丰产运动中注意了对党员、群众进行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因而使大家克服了单纯“发家致富”的思想，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提出了“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口号，并成为实际行动。夏征中，监漳村虽有很多麦子被雨淋得生了芽，但群众自动地拿好麦子缴公粮；没有好麦子的，就到距村八里的西营集上去换回好麦子来缴公粮。魏庆芳缴的一石公粮，全部是好麦子。程来水不但自己换好麦子缴公粮，而且动员自己的叔父和邻居都缴了好麦子。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洪水等村的党组织，主要是通过宣传网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各村党组织已发展了宣传员一百四十三名，组织了读报组六十八个，共订报纸一百七十份，其他刊物四百三十六份，有两千六百多群众参加读报学习。加上黑板报、群众文化馆、文化棚等等的宣传活动，群众就能经常受到党的政治教育。
其次，洪水等村的党组织，领导群众制定并执行爱国公约，实行“组织起来”，成功地开展了爱国丰产运动。洪水等九个村共有百分之九十三的互助组制订了爱国公约。各村爱国公约还经常按照每个季节的生产中心任务和本村人民代表会有关生产的决议加以修订。这样，爱国公约推动了爱国丰产运动。同时党组织加强了对互助组的领导，九村已有百分之九十的户，参加了互助组。并已有五十一个互助组，向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互助组应战。这些互助组不仅执行了互助政策，而且已从劳畜力互助发展到技术互助。今年各村已开始改进耕作技术，九村共调剂土壤一千九百二十二亩；里砌外垫，加工加肥的有三千二百六十五亩，共占总土地的百分之十六。并已有十八个互助组，集体购买了四十四件新式农具，试用了单耙犁地的耕作方法。全村开始改变了过去“豆地不耕，麦地不锄，种子不选、不浸”的旧习惯。因而产量增加。窑上沟王锦云互助组种的金皇后玉茭，每亩产量就有七百斤。其他村也有在采用新式耕作法后，谷子每亩产量达到四百斤的。这给今后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树立了方向。
由于进行了上述各项工作，所以保证了今年爱国丰产计划胜利实现；有些村还超过了计划。洪水等九村共有土地三万一千七百七十四亩，夏秋两季总共收粮食四万四千八百三十二石，平均每亩产量一石四斗一升，每亩比去年增产二斗零七合，比战前增产三斗零八合。农业总收入平均每人有六石二斗五升，比去年增加将近一石。再加上副业生产的收入，每人共有七石左右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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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本创造发行新纪录的通俗读物
——介绍“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通俗本”的编辑发行经验
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通俗本”一书，在三个月（本年五月至八月）之内，总印数达到了九百万册的新纪录；单是华东区在此期间内就发行了约五百七十万册（编者按：据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报”第三十期载，截至十一月二十九日止，本书总印数已达一千零四十二万五千册）。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工作的经验，值得各地重视和学习。
这本通俗的小册子能够获得这样巨大的成绩，首先是由于它的出版密切地结合了国家的中心任务。当五月下旬这本书出版的时候，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华东各地大张旗鼓地进行，这本书就正好适应了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其次，是由于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工作都是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与帮助下，经过周密的布置，紧密依靠群众，广泛地组织了社会发行力量，充分动员了工作干部来完成的，在工作过程中并创造了一系列的好的方法。
编辑工作的严肃认真，是这本书的特色。五月初，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要华东人民出版社编写一本关于解释惩治反革命条例的通俗读物。具体的要求是：在每一条条文后面要有尽可能通俗的说明，并且要有图解。华东人民出版社在五月十二日把这本书编好送审。为了审查和修改原稿，华东局宣传部特地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邀集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人民法院、文化部和华东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参加，在会上作了逐条逐句的讨论。初稿中一半以上的篇幅，根据会议中提出的意见，重新改写过。改写以后，再送给宣传部负责同志审查，又重新改过一道，然后付排。在付印之前，又由宣传部负责同志看了清样。地方党委机关这种严肃负责的精神保证了这本书的政治内容的正确，提高了地方出版社的工作。苏联真理报今年八月十八日的一篇社论曾经这样指出：“苏联各出版局的出版工作者执行着巨大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他们有权取得党组织方面的经常帮助和具体领导。地方党组织应该时刻领导各个出版局的活动，指导它们的工作……。”华东局宣传部帮助本书的编辑工作，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各地党委机关和出版社都应该学习。
本书的编绘者包括了华东人民出版社、解放日报社、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三个机构。集合几个机构的力量来集体编写重点读物，这一经验也很重要。各地出版社在每一时期的工作中，都可以定出几种重点读物，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编写。这样就可以保证重点读物应有的质量。
这本书不但在政治上做到了完全正确，也在内容形式上达到了通俗的要求。书中在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每一条条文后面，先作总的扼要的说明，指出本条的中心意思；然后是浅明的“字义解释”，较生僻的字还有注音；再后是按照条文内容绘制的图画。这样的编法，是可以减少识字不多的人的阅读困难，帮助他们了解条例的中心内容和基本精神的。这确是编写通俗读物的成功经验。这本书出版后，立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反应：这本书不但意思好，图画也好。有一些农民原来不认识、不懂得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某些字和辞（如“怙恶不悛”），看了这本书之后，也得到解答了。
一本好书出版了，当然不等于一切工作都完成了。若不做好发行工作，还是不能尽到它应有的作用的。在这方面，“主动发行，重点发行”是重要的经验。这是出版工作最后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也是依靠了各级党委的推动和各种社会力量的配合协助的。华东局宣传部曾特地发出电报，通知各级党委协助推广。新华书店华东各地分支店除了联合同业、邮局、代销处外，在城市就通过工会、公安局、青年团、民主妇联、工商联合会及其他机关、学校、团体、图书室、读报组，在农村就通过地方党委动员区乡村各级干部和各种农村组织，组成了一支宣传推销大军。新华书店各分支店的工作干部也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推销。上海分店服务科蒋炽倩在星期日深入里弄宣传推销，一个上午销出一千余册，并动员她母亲在里弄中推销了约一百册。宜兴的张渚区大部分是山路，支店同志们挑着书爬山，夜里宿在草棚里，有的地方水淹到膝盖，都没有影响工作，热情很高。
此外，在本书的发行工作中，注意了宣传工作。许多推销员向群众正确地说明了阅读本书的政治意义，收到了大量销行的效果。而定价低廉也帮助了本书的销行。（华东人民出版社经过仔细计算，把价格定得很低，每册仅八百元。）群众反应：“我只要少抽一包烟就能买一本。”有的妇女说：“只要我的鸡多生两个蛋就行了。”
由于上面这些原因，这本书的发行数量才达到了如此高的纪录。有些城市，平均五人有一本；苏南区平均每十一个人有一本；皖北肥西县城南区的两个乡，有的两家买一本，有的一家买一本，平均起来不到三家也有一本。
这本书所起的政治作用，可以从下面一些反应中看出来。一个农村妇女说：“过去我看到解放军
（指人民政府）杀特务，我就说解放军什么都好，就是杀人不好。这次看完这本书，觉得是要杀，因为特务太坏了。”皖南南陵县第九区塘村的学习模范陈快英说：“看了这个小本子，懂了政策又学了文化；人民政府真会替人民办事。”干部也说这本书对他们有帮助，如皖北肥西县城南区巢河村农会主席吴志平说：“过去自己对国家法律不了解，看到这本书才懂了，自己才敢向群众宣传。”
这本书的发行工作，不是孤立进行而是同党和政府的政治任务，群众团体的政治活动相联系的，这就不但使这本书的政治教育力量普及到广大群众中，而且也使发行机构扩展了经常的发行关系，开辟了许多新的发行路线，从而也引起群众对通俗读物出版事业的关心和要求。苏北一个妇女买了这本书后，隔了一天就到书店去，吵着要求编一本婚姻法图解（编者按：华东人民出版社现已出版了一本“婚姻法图解通俗本”）。农民要求把农业生产政策、生产知识、卫生常识编成图解，要求出版“看图识字”一类的课本。有的妇女要求出版“妇女尺牍”，帮助自己学习写信，以便在跟参军的丈夫通信时，不再请人代笔。
这一切都证明了工农群众通俗读物出版工作的前途是极其广阔的。那种看不起这种工作，认为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不值得费大力气去做，认为属于政策法令方面的书不易为群众所接受，或强调“农民文化低，农民没有钱，农民没有读书习惯”因而不愿面向农村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一本书的发行成绩就是最有力的证据。（最突出的例子是：福建最初只打算发行二万册，后来却销售了六十万册以上。）今天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是远远落后于群众的需要的。国家的出版机构和发行机构，应该注意研究怎样编写内容正确、形式通俗的出版物，怎样在通俗读物中尽量发挥图画的效用，怎样使文字浅显易懂，怎样把群众所能接受而且乐于接受的出版物主动地送到群众手里，怎样在重点发行工作中建立起经常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发行关系。在地方出版社中，尤须把做好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列为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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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清算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教学思想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龚祥瑞
钱端升先生说：“不久以前……我自以为在七八年前，我已经抛弃了旧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现在他“恍然大悟”，知道“错了，大大地错了”。他又说：“像我这样的一个旧知识分子决不是这样的容易改造得过来的。旧的不先除掉，新的是进不来的。而什么是旧的、坏的，自己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见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钱先生是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同时是政治学系的一个教授。他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也是法学院教师们共同的问题。因此，我想就钱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来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今天我就只揭露一些政治学系的缺点，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展开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解放前的政治学系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政治学系，为英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垄断。在那里，人们学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洛克、卢梭等的“契约论”，孟德斯鸠、边沁、弥尔等的“议会制度”，英、美、法、德、瑞（士）等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宪法”、“行政”和“外交”等等。就政治学系来说，所谓“旧民主主义”，指的就是这些。
十二年前，王铁崖、楼邦彦、吴恩裕和我从英国留学回来，那正是国内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最尖锐的时期，即是疯狂的法西斯主义最猖獗的时期。我们和老师一样，只知“生吞活剥地搬外国”。我们把帝国主义所豢养的走狗工党拉斯基的漫天谎话从英国搬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我们宣传了那种英美垄断资产阶级用来欺骗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我们使不少可能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禁闭在所谓“经济—平等；政治—自由”的公式里。就是这样，我们替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完成了一个可耻的任务：就是以那冒牌的“社会主义”与假民主主义为旗帜，“安慰”了、麻痹了动摇的、惧怕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拉着他们倒退”，和我们一道面向帝国主义一边，面向反动派一边。我们也就这样替国民党反动派培养了一批官僚、特务走狗。政治学系的教育就这样一代比一代更为具体地体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文化思想的侵略。
我们从西洋贩了假东西和“鸦片烟”回来，毒害青年，这是和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分不开的。拿我来说吧。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徒的家庭里，父母是城厢的雇工，我幼年受到了封建主义的压迫。在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先进分子所预备的道路，就是解放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同时也解放自己的道路；一条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所预备的道路，就是“先把自己铸成大器”、然后去剥削和压迫人们的道路。我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所谓“先把自己铸成大器”，依我当时的了解就是“出人头地”。所谓“出人头地”，依我现时的了解无非就是爬到人民的头上，做人民的统治者，用剥削和压迫的方法来解决我一己的贫困，满足我一己的“安富尊荣”。由此出发，我就被帝国主义和他在中国的走狗所俘掳了：我依赖美国教会，苦苦求读于一个教会学校；我考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我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我投靠过反动统治阶级；我曾一度充当反动派的官僚。至此，我和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完全一致了，我从一个被剥削、被压迫者变成一个剥削者、压迫者。于是我完全迷失了自己的前途。
像我这样的人是不算少的，他们口头上说的是“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一切为了自己——个人主义。这是很多留学生从思想到生活的公式。这公式体现了解放以前的政治学系教授的思想。
解放以来的两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人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两年来，人民期待着我们的觉醒，学生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课程改革，我们自己也感到有重新学习的必要。
解放以后我们的教学内容东西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是那个骗人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了，而应该是这个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胜利和幸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大家都明白了的。因此，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学校的领导下，政治学系的课程有了一些改革。
但两年来，我们进行了一些什么样子的改革呢？
第一，课程的名称改了，而课程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变革或者很少变革。“西洋政治思想史”改为“国家学说史”，但所讲的仍旧是柏拉图、亚理斯多德、卢梭的故事；“比较政府”改为“资本主义国家”，但所讲的主要部分仍旧是英国、法国、美国的政党政治和政府组织，而对于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建筑在这个经济基础上的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没有加以揭露；“行政学”改为“行政组织与管理”，但所讲的仍旧是关于组织、人事、文书、物料的一些零碎的片面的知识。其他的课程如“国际公法”、“宪法”，在内容上仍然保持着旧的一套。
第二，在教学上我们只能从书本上生吞活剥地搬用一点东西，而所搬的也是可怜得很，没有系统。有时，甚至拿人民的敌人拉斯基等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所写的东西来做所谓“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作。
第三，在课程改革的进行中，我们开列了不少新课程，如“马列主义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地方人民政府”等等。但这些课程，不是没有人来教，就是教的人对它没有很好地进行过研究。
政治学系的改革工作进行得这样的慢和这样的少，是有原因的，它和北京大学旧的历史传统分不开的。
但是有些教授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他们认为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得相当的快，相当的多，并且有了很好的成绩。我以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以为这个思想障碍如不去除，我们是不能前进的。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对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是陌生的，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彻头彻尾是资产阶级的，我们至今或多或少地还服膺着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新鲜事物还缺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能力。我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我们应该承认，两年来我们所做的改革工作仅仅是一些形式主义的改革。人民所需要的不是这样子的改革，而是彻底的改革。
一个郑重地对待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应该是谦虚的谨慎的。但是我们系里的有些教授对自己的所谓“外国知识”却抱有一种不正确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虽然没有革命的斗争经验，对中国问题不了解，但是却有“外国知识”，搞外国问题是有办法的。因此以国际问题的“理论家”自居，并在同学中提倡什么“英国专家”、“法国专家”……。人民不要像我们这样的“理论家”。人民所要的是真正的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家。
毛主席早就对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指出了一个办法：“回到实际研究中去。”（见“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第七页）两年来我们联系实际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是由于满足于那种形式主义的改革，有些教授对政府业务部门一年来所给予我们的协助是不加以重视的；对于如何培养国家政权工作干部的问题也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他们认为那是短期训练班的任务。
口头上说理论要和实际一致，而在行动上却服膺着那条资产阶级的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这便是政治学系教授的思想现状。
问题的关键在那里
政治学系的教学工作改进得这样的慢和这样的少，关键决不在于“没有教材”。关于国家的学说，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宝库里是丰富极了。关于政权工作也是这样。问题在于我们对新东西不喜欢学习，或者不善于学习，或者学得不够努力。
问题的关键决不在于“没有可聘的教授”（久经锻炼的革命家在我们的国家里是很多的），而在于我们把自己的“学术权威”估计得过高，把革命斗争经验估计得过低。系里除钱端升院长、许德珩教授和吴之椿教授外，其余教授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生，都曾到过英国留学，又都是拉斯基的门生。就是这样，我们结成了一个小小的宗派。我们不欢迎校外的人士和新力量加入到我们系里来。我们看不起人家。我们关起门来读自己的书，希望“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同时，这里还必须指出，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宗派里，曾长期存在着无原则的纠纷，各怀“心思”，影响了工作。在这一点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要负责任的。
问题的关键决不在于“得不到联系实际的机会”。人民政府已为我们准备了种种条件。例如，一九五
一年五月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彭真副主任在“关于政法工作的情况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中，就有“对各大学政法学系课程改革，应予以协助。”一条。因此，我反对“等待政府来团结我们，我们不主动与之联系”的那种实际上是拒绝改革的思想。
问题的关键也不在像法学院钱端升院长所说：
“旧的不先除掉，新的是进不来的。”我们不是机械的阶段论者。旧东西是不会简单地自行消灭的，新东西也不是简单地自流自发生长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进行思想改造了。
根本问题是我们的思想问题。因此，我完全同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的意见。他说：“如果高等学校的教师们还是服膺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还是固执着自己的个人主义、客观主义和宗派观点，而得不到确实的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诸如院系的调整、课程的改革、教学法的改进等等，都是难于进行和贯彻的，一切关于改革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难免成为具文。”（见学习第五卷第一期）两年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经验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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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文艺工作者七百多人
参加土地改革和治淮工作
近一个月来，上海的文艺工作者和学习文艺的青年，先后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和治淮工作的，已有七百多人。第一批是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组织的，共六百多人，在十月下旬分批出发，其中包括文艺教授、专家、导演、演员如向?、丁善德、熊佛西、莫朴、章枚、陈烟桥、汤晓丹、秦怡等，和音乐、美术、戏剧等专门学校的学生。十一月下旬，又由上海市文艺工作者联合会组织了六十八人参加治淮工作，八十八人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其中，包括文艺专家和导演、演员，如顾仲彝、杨村彬、瞿白音、王人美等，和一部分曲艺工作者（如评弹、地方戏演员）。另外，还有六十多人参加上海当地各工厂的民主改革工作。这批文艺工作者有组织地参加土地改革、治淮和工厂工作，进行体验生活和改造思想，对于今后上海文艺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将发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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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语法、修辞讲话（第六讲）
吕叔湘、朱德熙
第九段 省略号
引文中的省略号。省略号一共六个圆点，占两个字的地位；有人喜欢点上一长串，那是不必的。
省略号的用法可以就它应用的场合来分别讨论。第一是在引用现成的言辞的时候。例如：
（一）“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
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
有很多晓得唱了的。（毛）
（二）巴特勒还说：目前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
“我们将不能购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事实上，我们将要破产，无工可做，也无饭
可吃。”
（三）因此他们才会告诉他们的家属：“……你
一定听到朝鲜人民军与中国志愿军要把俘虏
杀掉。不要相信这些话。……”（报）例（一）只引用歌词的第一句，底下都省略了，用省略号表示。例（二）的引文当中有省略，例（三）的引文前后有省略，都用省略号表示。
引文外的省略号。第二是在写自己的话的时候。这里的省略号代列举，作用等于“等等”或“之类”。例如：
（四）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
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
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鲁）这个省略号现在有用得太多的趋势，有许多地方不如用“等等”或“之类”。下面这句的“或……”很别扭，没有这样的用法：
（五）它虽然不是写生产，或……仿佛对目前的工作没有大的相关，可是对于人的头脑仍是有用的。（教）如果写自己的话，而不是用来代“等等”，那个省略号就没有意义。如：
（六）金斗燮号召坦克手说：“为祖国为人民的
时候到了！坦克是人民的财产，我们要与坦
克共存亡！”他们便拿起步枪和手榴弹跟敌
人肉搏。……（报）“标点符号用法”里说得好：“省略号不该随便用。必须让对方知道的意思，决不能省略，那自然不需用省略号。不必让对方知道的意思，不说就算了，也不需用省略号。”
对话中的省略号。第三是在记述别人的话的时候。这是介乎前两种情况之间的一种情况，既不是写自己的话，也不是抄录已经有过记录的话。这里的省略号有好几种作用。例如：
（七）一个叫金松万的副大队长站起来说：“我
要用中国话向亲爱的中国同志报告……”。
（报）这里的省略号表示真正的省略，跟前面（一）（二）的情形相同。按说，记述别人的话跟抄录现成的记录不同，本来很难得一字不漏地记下来，总是多多少少省略一些。如果全都用省略号来表示，必定满纸都是点子。所以一般习惯是不管记下来的是否完全，不用省略号。可是（六）不同些，记下来的显然只是一番话的一个起头。但是作者只要记下这位朝鲜同志要用中国话向中国同志报告这一点，底下的话倒无关重要，不必写出来。因此不得不用省略号来表示。可是有许多作者非常喜欢用这个省略号，我们在剧本和小说的对话里常常遇到，并不都有必要。前面引的两句话还是值得记住：要让读者知道的就写出来，不必让读者知道的就不写出来。多用省略号反而叫读者迷惑。
（八）对……对不起！我……我大概是走错门
了。（曹禺）
（九）一米，二米，三米……八，够深了。（教）
（十）对啦。让我想一想……我们是一九二八年
认识的。（茅盾，译文）
（十一）两口子闹不好，也兴休了……呃，你看
我又忘了，是……是兴离婚吗？唉！就是这
么个事！你……老康，你不知道我是好命苦
哟！（康濯）这四句的省略号都不表示省略。（八）是形容一个人心里慌了，说话结结巴巴的。（九）是表示“三米”之后“一”“二”“三”到“七”都没有数出来，直到数完了是“三米八”，才说出个“八”。
（十）是形容“想一想”。（十一）也是形容一边说着一边想着，说得断断续续的。这几句省略号，
一方面表示词语的停顿，一方面又表示声音的延长，说的话断而未断。有人在这里用破折号，那也不能算错。不过假如要区别这两个符号，那末可以说：凡是“戛然而止”的宜于用破折号，凡是“余音袅袅”的宜于用省略号。像这一句：
（十二）小唐说：“准备好，笨牛来……”“来”
字刚出口，就叫敌人的机枪打中左膀子，鲜
血顺着袖口流了出来。（报）就是应该用破折号而用了省略号的例子。
前面说，省略号表示声音的延长，事实上也不见得当真前一个字的尾声一直延长到后一个字开始，中间可能有静默的时候。因此又有用省略号表示静默的。例如：
（十三）是制造局吗？请纪席夫斯基听电话。
……喂，是谢尔盖吗？你怎么啦？……不，
暂时还没有谁来。（报）
省略号与句逗号。最后还得谈一谈省略号前后的句逗号。一般的趋势是：省略号的前面是个完整的句子，后面用句号，然后加省略号，如例（二）和例（三）的第二处，表示省略的是另一句（或几句），不是一句的一部分。如果前面不是个完整的句子，虽然可以用逗号或顿号也不用，如例（一）和例（四）。例（十）和例（十一）第一处的省略号前面也是完整的句子，但是不用句号，因为上面已经说过，这里的省略号不代表省略而表示声音的延长。例（七）在引号外面加句号。按一般的习惯，冒号之后的引文的句号应该在内，现在大概是因为引文末了是省略号，所以移在外面。其实这个句号是可以不用的。还有在省略号之后用句号的，如：
（十四）我向他致贺说：“同志！庆贺你们的
成就！万丈高楼从地起，这是你们的功绩
……。”（报）假如上面句子已完（这个例子好像是这样），句号应该在省略号前；假如上面句子未完，下半句已经省略，也无需用句号来结束了。
第十段 分读号、连读号、
专名号、书名号、
着重号
分读号。分读号是一个圆点，用在外国人的姓和名的中间。例如：
（一）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这里如果用顿号，会叫人误会是三个人。
连读号。连读号是一个短划。在欧洲文字里，连读号的主要用处是表示某一类型的复合词（合两个词为一个词）。我们现在的文字根本不在词和词中间留空白，当然用不着连读号。只在专名和专名结合的时候用得着。例如：
（二）约里奥—居里。
（三）一九○八年的罗脱—高平协定，一九一七
年的蓝辛—石井协定。（报）
（四）图为伏尔加河—顿河运河的第十三号水闸
建筑工程现场。（报）
（二）是一个人的复姓。（三）是两个人，（四）是两条河，但在这里都成了一个意义单位。这里的“—”的意义是“和”，但是这个“和”的意义不是顿号所能表示。
这个连读号也有用得不得当的，如：
（五）几年来，美国的垄断资本家们在“援助”
着英国和其他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邱吉尔—
艾德礼—贝文们对之都是感激涕零的。（报）这里的三个人名之间只有一种普通的并列关系，用顿号尽够了。底下是一个该用连读号而没有用的例子：
（六）尽管说印度的佛教间接带来了“希腊佛教
艺术”的影响……（期）这里的“希腊”和“佛教”之间应该有连读号，才能表示这个艺术是希腊艺术和佛教艺术结合的结果。没有连读号，很容易引起读者的疑问：难道希腊也有佛教吗？（照“伏尔加河—顿河运河”的例子，假如我们不用“京汉路”这个简称，而用“北京汉口铁路”，那末“北京”和“汉口”之间也要用连读号的。）
连读号在一般书刊里都印成一长划，跟破折号没有区别。也许是因为短划不显，如果不能改过来，那就只能算作破折号的另一种用法。我们的意思，这两种符号的基本作用不同，破折号是“断”，连读号是“连”，假如技术上没有特殊困难，还是有分别好些。
专名号、书名号。专名号是直线，加在人名、地名、以及各种机关团体的名称的左边或右边。书名号是波浪式的线，加在书名、篇名、刊物名的左边或右边。
现在除教科书里还用外，一般书刊很少用这两种符号的。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排印费工，可是这两种符号使用时常常有疑难问题，也使人不大愿意用。例如专名线只划在专名旁边还是一直划到专名底下的“国”“省”“县”“洲”“先生”等字的旁边，很不一律。又如“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读者来信组”这些名称，加线不加线也不很一律。诸如此类的游移两可的情形实在不少，不但这一个书店跟那一个书店的格式不完全相同，同一书店的这本书和那本书也不完全相同。所以，如果这两种符号还要应用，需要有一个很详细的规定。
不用这两种符号的书刊里，书名改用引号，人名、地名不加符号，人名、地名以外的专名也有加引号的。参看前面第六段。
着重号。文章中有重要的语句或字眼，就用得到着重号。不是意义重要的语句，但是有特殊理由要读者注意的，也可以加着重号，如前面第七段例
（五）。
着重号一般是用圆点，加在右边。如果只是一两个字，多数人不用旁点而用引号。有时候同时要用到两种着重号，第二种就用旁圈；也可以用浪线或直线（尤其在不用专名号和书名号的书刊里）。在横行的书刊里，往往只有一种着重号也用浪线或直线，用圆点的反而较少。
（本段完，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