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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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建筑业工人和技术人员万余人
集会控诉罪大恶极的封建把头
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受群众要求决予依法惩办
北京市建筑业工人和技术人员一万多人,本月一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大会,控诉建筑业中刘启麟等十名罪大恶极的封建把头。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将对这些把头,分别予以审讯,根据他们的罪行,依法惩办。
在控诉会上,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张鸿舜讲话时指出:封建把头制度是发展建筑业的大障碍,是压在建筑工人身上的石头,必须彻底、干净地粉碎它。他说明:对于罪大恶极、群众痛恨、有严重剥削压迫行为的大把头,要坚决反对,并要求政府依法惩办。对没有严重罪行的中、小把头必须争取改造,要他们向工人低头认错,拿出技术,与广大工人站在一起为基本建设事业服务。
工人孙国梁头一个登台控诉大把头刘启麟的罪恶。他说:大把头刘启麟无恶不作,把咱们工人的脖子掏得出不来气,他不准工人入工会,造谣工会是“税局”。诬蔑咱们“抗美援朝”,说这是政府要工人捐钱。工人对刘启麟的压迫稍有反抗,就立刻被他解雇。有一次,工人被他开除了二百多。孙国梁流着眼泪控诉把头打骂工人兄弟的罪行,他列举刘启麟怎样光图赚钱,偷工减料,破坏国家建设的事实。他要求政府严惩罪大恶极的大把头,彻底消灭封建把头制度。工人温良恭控诉大把头徐芝森强占工人的老婆,把头的狗腿子佟俊祥鸡奸小工。以前工人对他们这些兽行,连提都不敢提,到今天工人们才出了这口冤气。温良恭继续控诉说:大把头刘启麟等这一伙恶霸,除开毒辣地用克扣工资、延长工时等办法剥削工人之外,还偷窃建筑材料、虚报“黑工”。去年在三个工程中,刘启麟一共贪污了六亿七千万元。大把头于富贵是世袭的封建把头,他掌握着较大的土工工程,他有两个老婆、三个管账先生、一个秘书,残酷压迫、剥削工人,整天大吃大喝。工人萧炳光控诉时,问道:“他们的钱是那来的?”工人们一致回答说:“剥削咱们工人的!”他问:“要不要清算?”工人们一致回答:“要清算!”紧接着,台下群众又不断高呼“消灭把头制度!”等口号。大把头支振斌同时是大恶霸、大汉奸,工人吴耕野等控诉他当过日寇的“剿共建国军副司令”,残害人民,拐卖妇女,无所不为。解放后,他混进某军事机关经管建筑工程,用“卖底合标”的办法,勾结私商合伙贪污。大把头张世汉今年到处乱包工程,工棚还没搭好,就把工资拐骗潜逃。
控诉结束,由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王斐然处长讲话,他说:军法处根据大会控诉,接受大家要求,立刻加紧调查依法处理。(全场高呼:“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市建设局局长王明之、市劳动局副局长马光斗都在会上讲了话,一致表示坚决支持工人反对封建把头制度的要求。在自由讲话时,工人代表王大川说:“共产党和工会领导我们把封建把头斗倒了。我们一定保证提高生产、不浪费材料,以实际行动来答谢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切。”工程师顾传询说:“今天,我们搬掉了压在头上的大石头,看见青天了。我深深认识到要搞好建筑工程,必须和工人团结在一起,斗倒封建把头!检举那些还隐藏着的封建把头!”北京市营造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刘元敬说:“封建把头像一堵墙一样,把劳资双方隔离开,一方面假借厂方名义向工人盘剥榨取,一方面蒙骗工人向厂方要挟勒索。现在劳资双方紧密团结起来,一定能彻底摧毁封建把头制度。”公营隆华建筑公司副理王挺说:“公司行政方面一定为工人撑腰,把封建把头斗倒!”大会在下午五点多钟结束,散会时全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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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卫生工程局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
查本市原有的粪道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占有制度。封建的粪道主占有市民厕所,自行买卖、租赁、转让或雇工经营,对工人进行残酷的控制和剥削,迫使工人向住户强索月钱、节钱,并在粪干中搀假,操纵粪价,影响农业生产,又到处设置粪坑、粪场,存放粪车,妨害公共卫生。其中有些粪道主,本身即粪阀恶霸,过去勾结日伪和国民党反动势力,欺压中小粪商,霸占粪道,豢养打手,打骂、逼死、甚至活埋粪业工人,殴打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北京解放以来,仍蔑视人民政府法令,违犯劳资集体合同,阻止工人参加工会,霸占公厕,抗拒政府迁移粪场的命令,甚或阴谋聚众捣乱,危害社会治安。
为了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和镇压反革命,为了整顿全市公私厕所、粪便管理和改进公共卫生,特决定:
一、废除封建的粪道占有制度,一切粪道和厕所都归卫生工程局管理,任何人不得强占、买卖、租赁、转让。
二、依法惩办有血债或有重大罪行的粪阀恶霸。
三、粪业中的独立劳动者和一般粪商,在严格遵守政府法令、保证居民厕所清洁、按期向政府登记的条件下,仍准继续使用现在所经营的粪道。
四、粪道主出租的粪道,一律由卫生工程局接管,与原承租人重新订立管理、使用契约。
对于依靠出租粪道维持生活素日又无不法行为的一些贫困老弱的粪道主,在粪道归公后,其生活由政府另予以适当照顾。
五、影响公共卫生的粪场、粪坑,应遵照卫生工程局规定的时间、地点予以迁移。
六、无固定粪道专以偷掏粪便为业的“跑海的”,是一种不正当的职业,应行转业。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罗瑞卿
副局长冯基平
张明河
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局长 曹言行
副局长陈明绍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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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改革封建的粪道占有制度
北京市逮捕罪大恶极的粪阀恶霸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和卫生工程局于三日发布关于改革封建粪道制度的布告,三日晚北京市公安局将罪大恶极的粪阀恶霸于德顺等二十二人逮捕。
北京市的粪道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占有制度。粪道主占有粪道、厕所,自行买卖、租赁、转让或雇工经营。粪车整天在街上来往存放,到处设置粪场、粪坑,妨害公共卫生。在农村需要用粪的季节,他们就操纵与高抬粪价,谋取暴利;并在粪干中掺假,严重地损害农业生产。有些粪道主,过去勾结日伪和国民党反动势力,极残酷地压迫剥削工人,甚至逼死、活埋工人,欺压中小粪商和广大市民,称霸全市,成为粪阀恶霸。
在解放前,粪业工人过着非人的生活。工人除掏粪、拉粪车、晒粪之外,有的还要给粪道主担水服役,作其他苦工,从早忙到晚,所得的工资却很低。有的粪霸根本不给工人工资。如工人张宁一,给粪霸苗兰生掏粪三十年,张洪顺给粪霸刘殿芝掏粪二十一年,都没有得到过工资。工人因生活困难,被迫向住户索取月钱、节钱。资方可以随便解雇工人,工人却无路可走。工人一年中,除阴历正月初一休息一天以外,其他时间都不能休息。在日寇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大粪阀恶霸于德顺等把工人的
“身份证”收起来,工人略一不慎就被开除。他们还勾结敌伪宪兵、警察把工人送往东北当劳工。
在粪阀恶霸刘春江手下作过活的工人,没有一个没挨过他的打骂的。工人张连邦赶车时把腿摔伤,粪霸苗兰生不但不给他医治,人还没死,就被活埋了。粪霸曲寡妇,不给工人孙谦工资,反而毒打了孙谦一顿,孙谦被逼得走头无路,就吊死在曲寡妇的院中。解放之后,粪霸们仍继续压迫和残酷地剥削工人,擅自违反劳资集体合同,压低工资,有拖欠工人工资多至二千斤玉米的。粪霸们打骂虐待工人的现象虽然稍有减少,但仍继续存在。
一般粪商和粪业中的独立劳动者,多从大粪阀手中租用粪道,掏出来的粪被迫卖给粪阀恶霸。他们所占有的粪道有些被粪阀恶霸占了。
粪阀恶霸不仅在粪业中称王称霸,在全市人民中也是横行霸道。大粪霸于德顺,过去勾结国民党和日伪反动统治势力,一直盘据着伪粪便事务所主任和“粪夫职业工会”会长的职务,与粪霸特务分子金仁甫(绰号“金七爷”)勾结,并以大流氓赵佑三(绰号“赵四皇上”)为助手,雇用律师,豢养打手,欺压粪业工人及中小粪商,称霸全市。一九四八年,于德顺、金仁甫等曾组织打手到西直门外去阻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参加爱国游行的学生队伍。有些粪阀恶霸甚至霸占别人的妻子,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如粪霸聂永禄曾逼死弟妇,强奸妇女三人;粪霸赵德禄竟强奸其亲生女儿。
北京解放之后,这些粪阀恶霸毫不悔改。在一九五○年十月,粪霸杨存治、明传有等聚伙反对人民政府收回与改建公共厕所,抗拒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管理公厕,竟强行租用,并扬言一夜开了三个会,组织了一万人准备向人民政府请愿,阴谋扰乱社会治安。
此外,还有一部分自己没有粪道,专门偷掏粪便的“跑海的”。他们是从事一种不正当的职业。其中的恶霸头子还开设“锅伙”,以各种封建行会手段欺骗和拉拢一般“跑海的”,专事打架斗殴,扰乱社会治安。跑海的恶霸头子宗耀明等,在北京解放以来,曾三次聚伙捣乱,并煽动“跑海”中的坏分子说“法不压众”,“闹出乱子我们负责”。
北京解放以来,粪业工人、郊区农民和全市广大人民,不断要求严惩粪阀恶霸。北京市历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都有要求改革封建粪道制度的提案,市人民政府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乃于十一月三日逮捕了这些粪阀恶霸;同时公安局和卫生工程局发布关于改革封建粪道制度的布告,废除封建的粪道占有制度,一切粪道厕所由政府管理,独立劳动者及一般粪商,只要他们严格遵守政府法令、保证居民厕所清洁、按期向政府登记,政府仍允许其继续经营粪道。这样就彻底废除了封建的粪道占有制度,搬掉了压在粪业工人头上的石头,使本市的粪便管理工作得以在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逐渐走上正常的道路,为改进今后城市公共卫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贾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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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昌县司法科纠正重罪轻判的错误
将杀害儿媳凶犯李胡氏改判死刑
经过检讨,司法科处理婚姻案件的官僚主义作风大大克服。
武昌县人民政府司法科曾于去年六月错误地将杀害儿媳的重罪凶犯李胡氏判处轻刑,帮凶就未判罪;在当地群众及中南、湖北民主妇女联合筹委会等督促下,武昌县司法科已在最近纠正错误,改变原判,判处主犯李胡氏死刑。
李胡氏是武昌县第六区凉马坊乡李脚手村有名的“母老虎”,她经常打骂虐待儿媳,并依仗宗族势力欺压当地居民。一九四零年,她曾把九岁的童养媳方米伢活活打死。去年六月,她又在丈夫李明聪和次子李文焕的帮助下,打死大儿媳汤兴伢。汤兴伢在十二岁时,便到李胡氏家做童养媳。汤兴伢曾因不堪残酷的虐待跳塘寻死,幸被邻人救起。一九四八年,汤兴伢十七岁时,便被迫与李胡氏的大儿子成亲。婚后月余,她的丈夫被国民党匪军抓去当兵,汤兴伢继续受着李胡氏的百般辱骂和殴打。去年六月,汤兴伢因回娘家过端阳节,多住了一天,回来时,便遭到李胡氏毒打和辱骂,汤兴伢逃到村外王氏祠堂里躲避,被李胡氏、李明聪、李文焕三人撵上,并被他们边打边拉地拖回家中,邻人上前解劝时,李胡氏说:“这是我们家事,谁也管不着,打死人,我坐牢!”她遂把房门关起,叫李明聪把汤兴伢捆起,把汤兴伢打得半死,又用短木棒乱捣汤氏的下体,汤氏因而致死。当时李明聪等为掩蔽其杀人罪迹,竟将尸首吊在楼梯上,伪装汤氏是自缢而死的。但事实是瞒不了人的,该村群众纷纷向乡、区人民政府报告李胡氏的犯罪事实。该村妇女委员张先荣、公安助理员刘祖邦、六区副区长赵庆云等先后前往验尸三次,发现死者全身有二十三块破皮露骨的伤处,死者脖子里虽有绳痕,但舌头并未吐出,显然死者并不是自缢而死的,当将李胡氏拘送区人民政府。李胡氏初次被讯时,供认了犯罪事实。区政府就写了案情报告,并附尸体图形,连同李胡氏本人一并交县司法科处理。不料李胡氏到县司法科后,一口抵赖罪行,只承认曾打骂过儿媳。县司法科传去作证的该村村长、农会主席,因受李明聪的拉拢,丧失立场,都为李胡氏作假证明说:“汤兴伢是吊死的。”县司法科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单凭口供定案,认定汤氏是自缢而死。李胡氏只以虐待儿媳罪判处徒刑一年。该村群众对县司法科的判决,大为不满。有些妇女说:“平白无故打死妇女,不让偿命,妇女还翻什么身!”
今年五月,李胡氏带着湖北省人民法院武昌监狱释放证回家后,见人就骂:“你们把老娘弄到法院该怎样呢?没怎样吧!我在养老院(指监狱)每天三顿饭好得很,我还不愿回来呢!”这件事当即助长了该村群众中的封建残余思想,有些经常虐待儿媳的婆婆更得意起来。村妇女委员张先荣等研究后,认为“人民政府把材料搞错了”。她们看到李胡氏的释放证上把打死儿媳判成虐待儿媳,于是纷纷检举李胡氏的犯罪事实。乡政府在妇女群众检举下又把李胡氏送到区人民政府。但李明聪马上捏造了个农民联名信去保,区政府信以为真,次日,便把李胡氏放了回去。该村妇女群众非常激愤坚持控告。乡政府在她们监督下,再次把李胡氏送到区人民政府并转送县司法科。七月六日,全区十九个乡和一个镇的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联名写信,向专区以至中南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民主妇联及武汉各大报社呼吁,请求重新判处该案。七月八日,由中南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委会、湖北省民主妇女联合会、湖北省土地改革委员会、湖北省人民法院联合组成的调查组,深入出事地点进行调查,终将案情弄清。武昌县司法科根据调查材料,改判李胡氏死刑、李明聪徒刑五年、李文焕徒刑三年,并经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批准,于八月六日,召开全区一万多人的公审大会,将李胡氏当场枪决。(新华社)
湖北省武昌县人民政府司法科错误处理李胡氏杀害儿媳案件,已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命令,进行了严格检讨,并已开始改变过去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该县人民政府司法科工作人员由于对贯彻执行婚姻法、坚决消灭封建婚姻制度、保障妇女人权这一重大社会改革的严重政治意义认识不足,因此在去年六月对该县六区李脚手村妇女汤兴伢被害致死的重大案件,未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即轻信被告口供及证人的假证,犯了重罪轻判的错误。经当地妇女群众一再检举后始行改判,将凶犯李胡氏处以死刑。但在改判过程中,该县司法科干部并没有根据这一错误认真地进行思想上的检查,从而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以致又发生该县农民孙兴荣打死妻子而未能及时发现的事件。直到八月下旬,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指令该县司法科严格检讨,这才引起该县司法工作同志的重视。他们在检讨中认识到这次错误发生的原因首先是干部思想里严重地存在着忽视妇女人权的封建残余意识,对婚姻法没有认真学习。该县曾经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干过十八年司法工作的一个工作人员,在检讨自己的错误时承认,当他承理这一案件时,完全没有想到婚姻法,在他思想里仍然存在着旧社会的封建观点,认为公婆打媳妇和妇女自杀是件平常的事,因此便不加分析研究,草率处理。其次是该县在司法工作上存在着严重的粗枝大叶与官僚主义作风。经过这次检讨,该县司法干部已在思想上和作风上起了显著的变化。从九月下旬起,该县司法科将司法工作干部组织了流动审讯调查小组,配合区、乡村干部,下乡调查与办理婚姻案件。他们并通过典型案件,宣传婚姻法,召开群众会公开审讯。这种作法效果很好。在十多天的工作中,他们就发现了十二个妇女因婚姻纠纷而遭伤害的案件。他们改变工作作风认真处理这些案件后,已受到妇女群众的热烈拥护。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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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肃对待整理神话剧的工作
——从“天河配”的改编谈起
马少波
在戏曲改革工作中,不少艺人以至干部把神话和迷信混为一谈。有的剧团把“探阴山”、“关公显圣”、“连台封神榜”等迷信神怪的戏,错当作“神话戏”演出,一任迷信戏假神话之名贻害观众,甚至有人错误地认为“有神说话”就是“神话”;有的剧团演出神话戏,未能把神话戏中的迷信成分认真加以修改;有的剧团把“白蛇传”、“闹天宫”等神话戏当做迷信戏,强令停演。在神话剧的改编工作方面,有些同志虽作了不少努力,但也发生了一些偏差。
首先,是把神话现代化,用神话影射现代斗争。例如有人写“牛郎织女”,以郑里老人(真理老人)根据了科学法则,修炼镰刀斧头,教导牛郎织女劳动,送给他们工具等情节来宣传劳动创造世界。用耕牛象征拖拉机,喜鹊代表和平鸟,并将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治螟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土地改革宣传等许多内容都包括在内。或者将喜鹊改为和平鸽,穿插了和平鸽与鸱枭之争,用以影射目前国际形势。再如山东某剧团演出的“百花园”,以百花园的神比拟中国人民;东竹林的神比拟朝鲜人民;以猪老美为首的精怪,比拟美帝国主义。并以众仙给百花老人祝寿,猪老美幻变人形混进寿堂作为内奸,结果被众仙识破,隐喻镇压反革命;以猪老美率领众怪进扰东竹林,百花园的众仙援助东竹林将他打败,隐喻抗美援朝;当东竹林派人向百花园求援时,百花园还有两位仙人对援助与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猪老美被击败之后,又来了一个缓兵之计,派一个妖怪出面谈和,谈判中有“划线为界、互守信约”的台词,隐喻“三八线为界”。最后谈判不成,开打,众仙战败猪老美,闭幕。有的袭用封建统治阶级对于民间神话的纂改歪曲的说法,再加以不恰当的发挥,如上海有人根据“荆楚岁时记”所载:“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絍。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其一年一度相会”的故事编剧,竟写成牛郎织女为了加强劳动观念,类似爱国公约的性质,夫妻每年相会一次,完全出于自觉自愿,据说以此鼓舞今人的生产热情,加紧抗美援朝。这是对于作为民族传统的神话的一种破坏,同时也是对现实斗争的一种歪曲。
另一方面,是正确地保持了原来的神话,但却没有对其中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因素,加以分析、选择,发挥其积极的,亦即民主精华的因素;而抛弃其消极的,亦即封建糟粕的因素。其结果缺乏教育和鼓舞的力量。例如吴祖光同志改编的“牛郎织女”剧本,虽然比旧本有了很大的改进,在所有新编的“牛郎织女”剧本中算是比较好的,但仍然残留了“天河配”旧剧的庸俗成分;而且把作为青年劳动者象征的牛郎织女的性格处理得过于软弱无力,缺乏反抗斗争的精神,减低了牛郎织女神话的积极意义。
无疑的,以上这些情况,对于美丽健康的民间神话,是一种损害。所以这样,是由于作者对神话整理工作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缺乏严肃的态度。
如众周知,神话是人类幼年期的产物,是古代人民对于自然现象出于强烈的好奇心理的一种大胆的探求,如对日月的进行,星辰的出没,山川河海风云雷雨的变幻,草木花卉鸟兽虫鱼的生长与死亡,所产生的一种天真的解释和美丽的想像;乃至当时社会生活斗争中的经验、理想和不平之鸣,也多寓于神话传说。世界各民族都各自有其初民的神话,中国神话的材料——虽然只是一些片断的材料——蕴藏于民间传说及散见于古籍的很多,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口头文学中色彩鲜艳的部分。例如“女娲补天”的故事:“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幼,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见“淮南子、览冥训”)这一段洪水神话表现古代人民的想像够多么辽阔!改造世界的魄力和胆量够多么强大!比起北欧神话所说的“神奥定杀死了冰巨人伊密尔以后,将他的头盖骨造成了天,又使四个最强壮的矮人立于地之四角,撑住了天,不让天崩坠下来”的故事,不仅是很有趣味的巧合,而且是毫无逊色!再如“大禹治水”、“鲁班造桥”、“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白蛇传”、“孙悟空大闹天宫”等等神话,都是多么健康而美丽!虽然古代人民对于宇宙秘密的探求,今天看起来十分幼稚可笑,以自然科学的尺度去测量,简直是荒诞不经;但是在远古时代,这一切天真的解释和想像,却表现了人类幼年期的惊人的智慧!我们看到近代科学上飞行的成就,不能不尊重我们的祖先当他们企图战胜野兽的时候,所发生的长了翅膀或驾云腾雾在天空中飞行的幻想。因此,在修改或编写剧本时必须注意区别迷信与神话,因为神话大都是古代人民对于自然现象之天真的幻想,或对人间社会的一种抗议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这种神话非但无害,而且是有益的。
迷信戏或者有些戏的迷信成分所以应该否定,就是因为它是宣扬宿命论,给人民以迷信的毒素。封建统治阶级关于阴曹地府循环报应的安排,与古朴纯真的民间神话,是有着严格的本质的区别的。特别是通过戏剧表演来恐吓和麻醉人民,诱迫人民相信命运,从思想上就范,听天由命,是应该反对的,旧剧“滑油山”就是最坏的典型之一。
在旧剧里,有些剧本是神话和迷信夹杂在一起的,这需要加以缜密的区别。如京剧“宝莲灯”(包括“劈山救母”)虽然其中包含一些神怪迷信成分,但基本内容却写出了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正因如此,现在“舍子”、“打堂”还在流行。整个“劈山救母”如把迷信部分删除,可以改成一个反封建压迫的神话戏的。试想把一个无辜的女人活活地压在华山背后,对于封建压迫是多么强烈的写照!而青年一代可以把高达千仞的山岭劈开,拯救苦难,又如何象征着中国人民坚强的斗争意志!最近在京演出的越剧“宝莲灯”,虽然还有若干缺点,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尝试。
神话或者有些戏的神话成分之所以应该肯定,就是因为它是表达了人民的心声,通过了类似神怪的形式,给人民说明一种积极思想。如“火焰山”、“闹天宫”之对于封建统治的反抗,“白蛇传”、“天河配”、“柳毅传书”之反对封建思想,“中山狼”之批判无原则的博爱等。在旧社会中,反动阶级不允许人民讲道理和懂道理,因而许多不平之鸣往往借重于神话形式表现出来。
有的戏不全是神话,而有一点神话成分的,也常被误认为是“迷信”。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双蝴蝶,这是神话,不是迷信。因为这只是通过梁、祝的化身,“比翼双飞”,来象征对于封建压迫的抗议,正如“布谷鸟”的民间传说一样,同是表现人民的斗争意志,是光辉的民族艺术成就,不应当作迷信看待。
神话与民间传说不是同一个东西。整理民间神话或传说不应伤害其中美丽的情节和纯朴的想像,而应充分发挥其中积极的因素,抛弃其消极的因素,使其更健康,更美丽,这决不是“为神话而神话”,或“为艺术而艺术”。这与把神话“现代化”的处理,也有着原则性的区别。
杨绍萱同志在他的“论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危害性”(载十一月三日本报)一文内却否定了以上的这种看法,他认为可以用神话来影射现实,反映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等等,并且竭力这样提倡。我以为是不妥当的。杨绍萱同志甚至认为反对借神话反映抗美援朝,就是反对抗美援朝,就是替杜鲁门说话,更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这是很简单的常识。譬如我们写抗美援朝的作品,反对把敌人简单地骂成乌龟,反对用谩骂代替战斗,以端正我们的创作态度,正确地运用文艺武器,难道不是为了加强战斗!这难道真是像杨绍萱同志所说的“打击了革命而便宜了敌人”吗?这难道是像杨绍萱同志所说的不拿神话反映抗美援朝就是“资敌”,就是“不允许动一动帝国主义杜鲁门”吗?只不过是对你的作品提出了一点批评的意见,竟至于把自己的同志推到敌人方面去,杨绍萱同志这种无理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
杨绍萱同志举毛主席在某次讲话中曾用“愚公移山”的譬喻为例。杨绍萱同志说:“在这个神话故事里,愚公所要移的是太行、王屋二山。毛主席说:‘我们要移掉这两座大山:一为封建主义之山,一为帝国主义之山。’这不是‘借神话影射现实’吗?”毛主席在讲话中用譬喻,这是“借神话影射现实”么?我们认为这是借寓言故事解说现实,正如列宁、斯大林常常借艺术文学的说明之助来加强自己的论据,赋予它们以鲜明性一样,就是所谓“说理著文,非喻不醒”。以“愚公移山”的寓言为例,说明劳动人民改造世界的顽强意志,这与杨绍萱同志借神话反映抗美援朝的“理论”完全是两回事,这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呢?我们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体验生活,常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比喻决心,如果我们编成剧本,就允许以老虎比拟工农兵,以虎穴去比拟工厂、农村和部队了吗!这种不正确的辩护,完全证明了杨绍萱同志思想上的混乱。以历史影射现代已经不可,何况神话!据说有的同志这样说:“以历史影射现代有甚么不可以呢?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郭沫若先生的‘屈原’不都是影射现代的吗?”这种说法,是完全错了的,这是没有想到鲁迅先生写“故事新编”、和郭沫若先生写“屈原”的时代是什么时代!现在又是什么时代!鲁迅先生和郭沫若先生不懂得历史科学么?不,他们对于历史科学比我们懂得太多。他们那时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很困难公开宣传革命思想,显然的,他们写历史故事和历史剧本,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对敌作战的方式之一,目的不是为了写历史,而是假借历史透露一线阳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过去艺人在戏曲演出中的“插科打诨”,对于时政世俗,喜笑怒骂,冷讽热嘲,都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今天,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特务分子以民主自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传革命思想,又有什么隐晦曲折的必要呢?难道还有人限制你去宣传抗美援朝么!那又有什么理由必须借历史去影射抗美援朝,借“插科打诨”去宣传抗美援朝呢?又有什么理由必须借神话去转弯抹角地反映抗美援朝呢!杨绍萱同志说:“现在有这种说法:‘写抗美援朝就写抗美援朝完了,何必一定要在神话里写呢?’现已证明这是不正确。”我们主张正确地真实地反映抗美援朝,反对以神话去歪曲抗美援朝,难道不是正确的么!事实证明:错误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杨绍萱同志自己。
严肃对待整理神话剧的工作,我们必须反对将神话现代化;必须确定较好的神话剧目,有计划地加以整理和上演,克服与防止迷信神怪戏借神话之名任意上演的现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戏曲工作者必须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到表现现代题材,而不要把编演神话戏作为一种逃避现实的出路。中国丰富的历史事件中,有现实教育意义的题材是很多的,例如农民革命的历史题材就是。特别是现代人民斗争生活的题材,更是丰富无比,应该以此作为主要泉源,创作人民戏曲,坚持人民戏剧创作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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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护祖国的森林
刘继卣
(十四)王清恒虽然不在防火季节也时刻关心着山林工作。例如县农场随便在林区拉木材,被他看见了就马上报告政府加以制止。
(十五)王清恒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全县护林员也发生了很大影响。在一次全县护林员会议上,他向大家提出挑战条件:
一、保证他的防火区不起一次火灾;
二、如果邻区起火,他保证带队前往扑救,做好联合防火工作。
全体护林员都积极应战,并表示要学习王清恒的负责精神,为保护祖国森林而努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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