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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纠正生产领导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从郏县假劳动模范杨春喜谈起
姚哲
杨春喜的名字去年曾一度轰动了河南郏县，传遍了许昌专区，还接二连三地用大字标题登在了河南日报上，更列在去年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名单上了。
现在呢？无声无息啦！原因很简单——他不是广大群众公认的模范，而是官僚主义者指派的假模范。
杨春喜是郏县一区侯店乡侯店村人，全家七口，有地二十二亩。本人是开饭铺的小商人出身，一张好嘴，“一可以说成十”，对生产却是“会说不会做”。解放后在反对恶霸、土地改革等群众运动中，他因为斗争积极，曾一度被选为乡农协会副主席。土地改革后，该区区委书记李芳去该乡领导生产工作，见他会说会道，就一心培养他作劳动模范。从此到处给杨春喜吹嘘，有意识地捏造与夸大他的生产成绩。有一次，李芳在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联席会上把杨春喜的生产成绩说得“天花乱坠”，因而杨春喜的名字在县委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去年八月间，地委要郏县选派一个劳动模范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县委当即决定由杨春喜去出席。接着就派秘书孙景堂、宣传部张朴及县委卢周林到侯店乡搜集与整理杨春喜的生产成绩。孙景堂等到该乡后，发现杨春喜的作为与劳动模范的条件距离太远，当即回县商讨，但县委仍主观地决定非要杨春喜去不可。因此，孙景堂等又带着摄影人员二次到侯店乡去，首先召开了乡干部会。会上，杨春喜把自己的生产成绩吹了一顿，说什么在一个晚上打了一丈五尺深的浇地井，大路旁挖了粪坑，有新的集肥法，栽树三百多株，打着灯笼一晚上拾粪四十八挑子，等等，乡支部书记、乡长又添油加醋地给他补充了一些。次日，孙景堂等又到他地里看庄稼，一看：村西谷地里带高粱，名叫“二棚楼”，绿豆地里带芝麻、玉米，名叫“三棚楼”，这些庄稼长得稀松平常，玉米长得更坏（除去其他种种原因外，一块地里种那样多的庄稼是什么也长不好的）。当摄影时，周围地里的老百姓都在讽刺地喊叫：“我的庄稼比他好呀！到我地里来照吧！”但进行实地调查的同志却说：“庄稼不好可是有个‘名堂’。”
杨春喜这个“劳动模范”就这样由区到县，由县到专区地吹起来啦！群众说：“一直吹上全国劳模大会了。”
今春县委确定该乡为县的生产重点。县委工作组到该乡做了一次深入调查，才发现杨春喜是个假模范。他的互助组共四户，两户是土匪，一户是二流子，杨春喜本人是个不懂生产的小商人，自当上了乡干部，便不再从事生产，二十二亩地多是派差代耕、代锄、代收、代割的。全村群众不满地讽刺说：“杨劳模是咱全乡培养的呀！”的确是这样的：杨春喜说他一人一晚上打个井，实际上是民工帮打的；挖粪坑两个，其中有一个原是别人的，他冒名顶替了；他吹嘘栽树三百多株，原来仅栽了一百三十五株，而且一株也没有活。今年杨春喜为向山西李顺达等劳动模范挑战所订的增产计划，其中说的“耕二余一”“种三亩烟”“种三亩瓜”等等都是空头支票。而杨春喜互助组的计划，原是区委书记李芳从别的互助组里搬去的。该乡群众不满意地说：“劳动模范就是这个样呀！”“报纸天天吹，没实话！”
中共郏县县委的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给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以极大的损害。在地委整风会议上，县委对此作了深刻检讨，区委书记李芳的“吹嘘夸大不老实”的极端恶劣的作风也受到严厉的批判。同时，该县参加整风会议的三十余名县、区主要干部，通过这一典型事件，普遍地联系自己，进行了一年来各种工作的检查，特别是生产领导中的官僚主义倾向的检查，分别作了分析和批判。经过这次检讨，全体同志一致认识到官僚主义作风的危害，认为必须予以彻底纠正，并树立起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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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推行新医学教育制度获得成绩
今年全国医学校就学者超过已往六十九年所训练的医生总数
新医学教育制度已在全国普遍推行。新医学教育制度是去年八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的。新医学教育制度把培养卫生工作人员分为高、中、初三级；教学方法是采用分科重点制和听、看、做合一的实际教学法。经过一年来在全国普遍推行的结果，证明了这种制度很切合中国目前的实际需要。
旧中国的医学制度因为直接和间接受着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在课程、年限和教学方法上都不统一，更不切合实际的需要。就数量上来说自一八八一年李鸿章在天津开办北洋医学院起到一九四九年止的六十九年间，全国先后成立的高等医学院、校只有三十八所，造就的医生，不过一万六千多人。如以一千人需要一个医生计算，全国需要四十七万五千多医生。仅就数量来说，旧医学制度所造就的医生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
新医学教育制度的显著特点，是在高级医学教育中废弃毕业前不分科的办法，而采取分科重点制，并缩短学习年限。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等均改为五年制（包括最后一年的实习）；公共卫生、口腔、眼、耳鼻喉和药学等科改为四年制（包括实习）。分科重点制是在有系统的科学知识基础上予以适当的专门教育。课程分为主科与辅科。基础课程和临床教学的内容，都服从实际的需要。这样，就使每个学生在毕业后，都能独立担任各种专门性的卫生医疗工作。分科重点制首先在东北各医学院、校推行，目前浙江大学、西北大学、河北大学、山西大学等校和山东医学院等都已采用。一年来，全国四十一所医学院、校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缩短了学习年限，增加师资、设备，扩大了招生人数。今年全国在校的医学院、校学生数为一万九千七百七十人（军队系统的不在内），超过了过去六十九年来所训练出来的医生总数，比较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一九四五年在校学生总额（八千六百多人），则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九。
医学教育目前以发展中级医学教育为主要任务，目的在于训练大批中级卫生干部，使他们既能独立地处理一般保健、防疫、医疗和药剂配备的问题，又可以成为各科专门技术人员的良好助手。中级医学教育以医士教育为主，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业期以两年为原则。如因初中毕业生人数不足，也招收小学毕业生，用一贯制延长修业年限。课程内容，以保健防疫为主，治疗为辅。有严重地方病流行地区的医士学校，其课程即着重该地区的流行疾病的防治。截至去年年底的统计，全国医士学校和卫生学校的医士科，共有二十三所（学生两千六百多人），但到今年上半年已增加到九十余所，现有学生八千四百余人。各地在一年来的医士教育工作中，已创造了一些良好的经验，如东北对教育组织与教育方法的改进，中南迅速踏实的开展医士教育，华东的教材创造等。旧有的和新增的助产学校和护士学校，也都从三年缩为二年，投考资格改为初中毕业，不再招收高中生，并尽量扩大招生名额。其他药剂员、检验员、生命统计员、环境卫生员等中级技术人员学校，也都根据学科性质，分别规定学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并于今年九月召开了全国中级卫生教育会议，对中级教育的学制、课程、教材、编制、设备、学生进修、师资培养等作了统一和具体的决定。
初级卫生教育，一年来也有相当的发展。经过短期训练的妇幼保健员（训练期间六个月）、村卫生员（训练期间三个月）已成为广大农村普及卫生工作的重要力量。初级卫生人员的训练工作，一般由县卫生院负责；护士助理员（训练期间六个月）的训练，由护士学校或医院兼办。据今年上半年的统计，已训练的妇幼保健员有二万六千多人（包括了一部分接生员的继续进修）、护士助理员一万余人。一年来已训练改造旧接生婆七万多名。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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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危害性
——评艾青的“谈牛郎织女”
杨绍萱
编者按：本报于八月三十一日刊登了艾青同志所作谈“牛郎织女”一文，指出文艺工作者在他们的创作中，应该正确地对待我们民族的神话传说；要适当地保留原有神话传说的精神，不要任意地、粗暴地破坏古代人民的纯朴的想像。其中并批评到杨绍萱同志的“新天河配”。这篇文章虽有说得不完全的地方，但它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此文发表后，本报连续收到了杨绍萱同志几封来信反对艾青同志在他的那篇文章中的观点，并认为本报不应该登载那篇文章，要求本报彻底检讨。接着他写了下面这一篇文章。我们认为杨绍萱同志的基本观点和态度都是有错误的。但这是一个关于文艺创作中处理历史题材和神话传说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值得提出来公开讨论。现将该文和杨绍萱同志的三封来信一并发表如下，望大家讨论。
我对于文学艺术无多知识，虽然也知道“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这话是不对的，至于它对于人民有什么样的危害性，那是不怎么明确的，我想一般人也会有同感，觉得“为”它一下算得了什么呢？这要没有具体情况摆在眼前，是不容易想像得到的。好了，艾青先生发表的这篇“谈牛郎织女”（原文见八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解答了这个问题。请大家研究研究看。
一、端正我们对于文艺运动和
戏曲改革运动的观点
我们的文艺运动和戏曲改革运动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文化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过去的中国还是个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国家，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处在封建法西斯官僚买办阶级的惨酷压迫之下。他们大都失掉了文化教育机会。一般地说他们是没有发言权的，自然就更谈不到多么高的文学艺术水平。只有靠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进展，推翻了封建法西斯反动政权，这样一来，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才获得了政治上的发言权。他们才真正有了文艺运动和戏曲改革运动。从而土地改革也好，抗美援朝也好，便就着各式各样的故事，处理成歌曲、小说、以至剧本而演出于舞台。这些作品，不管是文艺修辞或艺术形式，不消说有若干是很幼稚的和很简陋的。这在封建社会士大夫或资产阶级文学家们看来，会觉得是很粗俗的、很可笑的，以为“难登大雅之堂”的。这个运动越发展，他们就越不满意。我们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而是采取最爱护和尊重的态度。我们也并不讳言幼稚和简陋，而是认为没有幼稚就无所谓壮大，没有简陋也难以想像完美，是做为一个发展过程来看的。谁要想把这种所谓“幼稚”“简陋”的人民戏曲文艺运动连根子都拔了，我们断然是坚决地反对。至于我们自己的工作是从这种所谓“幼稚”“简陋”的基础上求进步，这就是我们对于现实文艺运动和戏曲改革运动的基本态度。
二、“为神话而神话”的结果是什么
艾青先生的“谈牛郎织女”这篇文章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这样大声疾呼地说：
“借神话影射现实，结合目前国内外形势，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等等。……这种倾向发展得最厉害……”
艾青先生发怒了，就痛骂这是把他认为“原来很美丽的神话加以任意宰割的野蛮行为。”
你看他所举出的我所写的“新天河配”的“罪证”，有这么四句：“牛郎放牛在山坡，织女手巧能穿梭。织就天罗和地网，捉住鸱枭得平和。”按艾青的逻辑，这都属于“野蛮行为”，为什么？因为他以为这“鸱枭”是“影射”了他文章里的那个“杜鲁门”，其实说，艾青先生是神经过敏了，我写的那个“鸱枭”只是涵蓄一般性的破坏分子，破坏人家的美满婚姻，破坏生产关系，亦即破坏生产，是封建主义的帮凶，自然里边也可能有帝国主义“杜鲁门”。他为什么这样深恶痛绝地反对影射呢？艾青自己可以这样说他是为了保卫所谓“美丽的神话”，另一方面却是坚决地不许动一动帝国主义“杜鲁门”。
艾青先生是保卫“美丽的神话”而反对“宰割”的，不许“借神话影射现实”，下文又网开一面，给我们立了一条法规，说：
“改写的时候必须把主题思想明确起来，把劳动、爱情、反封建这三种基本的观念强调起来。”
这好像是说神话可以改写，可以影射现实，可以反封建，但是有一点不允许，就是不许“影射反帝国主义”，“鸱枭”二字都用不得，谁要“影射”，就是“野蛮行为”，艾青先生你这是替谁说话呢？这就是“为神话而神话”的结果。
我想同志们都知道，毛主席讲过“愚公移山”的故事，在这个神话故事里，愚公所要移的是太行王屋二山。毛主席说：我们要移掉这两座大山：一为封建主义之山，一为帝国主义之山。这不是“借神话影射现实”吗？以太行王屋二山“影射”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我们都受过这个教育，并且是这样做的，现在还在做，我就写过“愚公移山”这个剧本。照艾青的逻辑这都是要不得的。这要叫做“野蛮行为”，那么“文明行为”又是什么呢？这在他的文章里是有解答的，大家看看吧。
三、“任意宰割的野蛮行为”
倒是谁
艾青痛骂别人是把他所认为“原来很美丽的神话加以任意宰割的野蛮行为”，好像他是唯一的“原来很美丽的神话”的保卫者。请看他怎么讲牛郎织女的神话，先引他讲的第一个，他说：
“织女是天帝的第七个孙女，在天河东面织云锦天衣，牛郎在河西面看牛，两人都很勤勉，天帝爱怜他们，让他们结婚，婚后两人贪图逸乐，荒弃劳动，天帝发怒，使之分开，中间隔天河，命乌鸦去告诉他们七天见面一次，乌鸦传错了话，说成每年七月七日见面一次。”
这是“原来”的吗？断然不是的，而是在艾青笔下有了宰割的。这个原来的神话，不必远取，就在八月二十日新民报第五版署名菊农者所引：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絍，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
宋代张来的七夕词：
“人间一叶梧桐飘，蓐收行会回斗杓。神官召集役灵鹊，直渡银河云做桥。河东美人天帝子，机杼年年劳玉指。织成云雾紫真衣，辛苦无欢容不理。帝怜独居无与娱，河西嫁与牵牛夫。自从嫁后废织絍，绿鬓云鬟朝夕梳。贪欢不归天帝怒，谪归却踏来时路，但令一岁一相逢，七月七日河边渡。……”
案荆楚岁时记的版本或有待考之处，而这种引证是严肃的，两项记载大体上是一致的。在艾青笔下的神话却大加了宰割，你看，牛郎织女原是两个男女劳动者，天帝怒恼了，就限制和剥夺了一对夫妻的婚姻权，这个天帝比封建主还厉害，真是象征着奴隶主。两项记载虽出士大夫之手，这个罪恶行为依然记在天帝的头上。到了艾青先生的笔下，天帝的罪行就转嫁到乌鸦的身上，也就是把反动统治者的罪行转嫁于别人的身上。放走了敌人，加罪于人民。人家原来富有阶级对立属性的神话，你把阶级斗争给模糊了，这是为了什么？这是“文明行为”吗？所以真正“任意宰割的野蛮行为”并不属于别人，只能属于艾青自己，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
再看他讲第二个故事，他说：
“织女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在天上织云彩；牛郎是人间的一个看牛郎，受兄嫂虐待。一天牛告诉他织女和别的仙女要到银河沐浴，叫他去取一件仙衣，织女找衣服的时候，他去还给她，并要她和他结婚，她一定会答应，牛郎就这样做了。织女和牛郎结婚后，生一男一女。王母娘娘知道了，把织女捉回去，牛告诉了牛郎，他可以把它的皮披在身上，追到天上去。等牛郎挑了两个小孩追到天上时，王母娘娘拔下发簪在织女背后一划，就成天河，把这一对夫妇隔开了，但他们常常隔河相望啼泣，感动了王母娘娘，于是允许他们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相会时，由喜鹊架成桥。……”
艾青先生说了他是“比较喜欢第二种”的，可是照艾青的逻辑这第二种是被“宰割”了的，因为原来的是天上神话，第二种却加入了一半人间故事，天帝被“宰割”为王母。艾青自然可以说，这不叫宰割而叫创造，哦，一个神话原是历代可以有创造的，那么在伟大的人民革命时代为什么就不许“借神话影射现实”而加以创造呢？人家有了一点儿创造，就又痛骂为“野蛮行为”，这所表现的思想是如此混淆和无理。
四、“模糊了”原来神话的意义又是谁
艾青先生屡次三番地说人家“把原来的神话传说一脚踢开”，“已找不到原有神话的线索”，“使原有神话的线索完全模糊了。”这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因为任何一个编剧者既要采用牛郎织女神话故事，或多或少或好或坏虽等等不齐，总会有“神话的线索”，想完全没有线索是不可能的。要说真正“模糊了”原有神话的意义，说“一脚踢开”，在艾青先生自然不是用脚踢的，可是我们亲眼看见他是用手拿笔拨开的，而“模糊了”原有神话的真正意义。在第一种神话里，他是用手拿笔把天帝剥夺劳动人民婚姻自由的罪行写在了乌鸦的账上，即把反动统治者的罪行他亲笔转写在人民的头上，这样才真正使一般读者找不到为什么产生这个神话意义的线索。这且不谈。再看他怎么讲第二种神话，他说“王母娘娘……允许他们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相会时由喜鹊架成桥。”艾青怎么解释呢？他说：这“是一首极美的想像的诗”。“喜鹊搭桥使牛郎织女能见面。”这也是真正模糊了原来神话的意义，应该说是一种歪曲。你看吧，“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这是王母娘娘圣旨钦定的，所谓喜鹊或百鸟搭桥是在这个圣旨钦定之下进行的。如果说喜鹊或百鸟象征群众的话，那么这种群众是在受着王母封建主义的奴役呀。这个神话不明明是烙着封建阶级的烙印吗？由此可见，艾青所喜爱的神话，所欣赏的所谓“优美”“极美”等等，那里边是充满着人民的痛苦呀。所以说，真正模糊了原来神话的线索，特别是模糊了意义，不是别人，而恰恰是艾青自己。这还不明白吗？对于一个神话故事要没有经过科学的分析，那就只能产生胡涂观念，这也是“为神话而神话”的写照。
五、“完全成了另外一个
东西了”
“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东西了。”艾青先生，你这话算说对了，“完全”固不敢说，但是我们就是要成为“另外一个东西”的。这句话对于艾青先生来说，恰好证明他是一个典型的“为神话而神话”主义者。如果要不成为“另外一个东西”的话，那就只有原封不动，要动就要变样儿，成为“另外一个东西。”历史与革命就是这样无情，它是不管你是什么“为文学而文学、为神话而神话”文学家们愿意不愿意，它是一股劲儿在那里变，这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就是这种变一定会引起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和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们的不满，他们以为“幼稚”“简陋”而不堪入目，以至痛骂为“野蛮行为”，只是他们没有办法来阻挠这个变，那么怎么办呢？那就只有由惋惜而痛骂了。
艾青先生是不喜欢“成另一个东西”的，可是看他所举的两个牛郎织女故事，第二种明明是把第一种“宰割了”，又加上别的东西，就成了第二种的“另一个东西了”，而艾青先生又明明在说他“喜欢第二种”，这是又喜欢“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不是自己拿着自己开玩笑吗？
在这里谈谈为什么必然成为“另外一个东西”？我们要执行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要做到“人民戏曲是以民主精神与爱国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的重要武器”，要想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通过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对于旧故事旧剧本施以科学地分析和适当地批判，然后产生我们这时代的新故事新剧本，也就是艾青所说的“成了另外一个东西”。当有新的思想内容在里边活动的时候，内容决定形式，内容发展则形式自起变化，所以鲁迅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所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这不是很自然地产生了艾青所说的“成了另外一个东西”吗？这是一条必然的科学规律，不管你怎么样反对成为“另外一个东西”那是一点儿也阻挠不住的。这是我们戏曲改革工作的方针——推陈出新。要是不成为“另外一个东西”，那就只有“为神话而神话”——死路一条。
你说神话不能影射现实吗？我说能的。你说不能借神话反映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等等吗？我还是说能的。这个微不足道的“新天河配”就是他的铁证。
现在有这种说法：“写抗美援朝就写抗美援朝完了，何必一定在神话里写呢”？现已证明这不正确，不是一定每个神话都写，而且可以写就写，限制人家不写是错误的，伤害工作的发展。
艾青特别反对我在“新天河配”用了几句新式语言，以为这是“反历史主义”，难免有人为此模糊了认识。有同志节录过一段“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这样说：
“同样地，新学生学了新的语言，也总是把新的语言译成他的本国的语言。但是，只有当他在运用新语言时再不想到旧语言，并且在运用新语言时忘记了祖传语言之际，他才融会了新语言底精神，才能自由地以新语表达其思想。（中略）……所以，在那些革命中，唤起已死的人物，其目的是在于赞美新的斗争，而不在于仿效旧的斗争。……不在于使它的幽灵重新起来行走。”
（解放社版）
在旧剧改革中，一定有新语言走向舞台，修辞自难都很恰当，可以商讨；但是，要一味地反对神话剧历史剧运用新语言和新涵义，那是不合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
六、谈谈戏曲文艺评论
我想做为一个文艺评论家，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从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以至艺术形式里辨别是非，要辨别是非就必须通过科学的分析，指出优缺点，提供可供改进的具体意见，帮助工作进步，这样的常识是大家都知道的。艾青先生这篇“谈牛郎织女”当然属于文艺评论范围，可是他评了什么呢？我反复地看了好几遍，找不出一条够得上科学的分析，找不出一条建设性的具体意见，充满全文的是个人的偏爱偏憎，爱的既不一定是真理，憎的也不一定是过错，这种文章有什么用处呢？资敌而已。
我想做为一个文艺评论家，所担任的是一种专门工作，修养好，能力强，应该是出于热诚善意采取积极帮助的态度。因为全国性的文艺运动和戏曲改革运动，那是出过很多偏差和缺点的，同时也应看到各地方也都在改进。由于这是一个实际工作，关系着一般文化水平和个人技能的问题，只有靠着专家们给以具体的改进办法，做到此胜于彼，才能收到实效，说空话是丝毫没有用处的。
编剧演戏而出现于舞台，这是一个比赛。特别是今年在人民的首都——北京演出了各式各样的“天河配”。究竟谁对谁不对，那是需要评论的，并且从观众、剧团班社到主管部门是已经有了初步评论的。剧本也好、文学评论也好，大多存在了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斗争因素。事实又告诉了我们，要评论就得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武装，倾听群众的意见，如果没有这副武装也不倾听群众的意见，他就必然要凭自己的偏爱偏憎去判断，结果是颠倒是非，颠倒是非才是野蛮行为，违反人民利益。艾青先生这篇“谈牛郎织女”给我们上了一大课，特别使我深深地认识到，这个“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危害性，它很会迷糊人的眼睛以至改变人的立场的，打击了革命而便宜了敌人。这是今年农历七夕乞节演出“天河配”的特种收获，戏曲革命史上留下了一笔记录，它是一篇“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现形记。同志们！为肃清“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思想而奋斗，为无产阶级文艺胜利而努力。
（附）杨绍萱同志来信
一
我读到八月三十一日贵报第三版所发表的艾青同志所写“谈牛郎织女”一篇文章，觉得有些问题。请同志们仔细看看，是不是由于个人的偏爱，对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发展表示了不满呢？原作者虽主观上未必是这样，我觉得在客观文字上似是这样的。希望同志们研究一下。（九月一日）
二
自八月三十一日在人民日报第三版上读到艾青所写的“谈牛郎织女”一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是“为神话而神话”的典型，没有任何思想，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它却做了一件事，就是枪口对内，帮助敌人；打击的是抗美援朝戏曲工作者，帮助的是美帝国主义杜鲁门。这样的所谓文章乃出现于检讨电影“武训传”之后，正当美帝国主义破坏停战谈判的时候。我觉得做为一个抗美援朝工作者，做为一个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这是不能容忍的。请同志们彻底检讨这个问题。（九月七日）三
寄去的文稿想已收到。刻想那篇稿子仅系初步的研究。现在我又写了一篇比较短的稿子，同时把问题稍加补充兹特送上，请供参考。艾青那篇文章发表之后，立时产生了一种恶果，有这样几种反映：
“照他这说法，鲁迅的‘故事新编’就得全部否定。”“照他这说法，古代神话故事怎么变成新民主主义的神话故事呢？”“这有点保守主义，戏曲改革还改个什么劲儿呢？”有正义感的人虽知之而不敢说。看风行船的人那自然为它吹嘘。总之，造成了干部中思想的混乱。我认为艾青这篇文章是一种错误思想的透露，不是单纯一篇文章问题，也不是为了什么个把剧本的问题。论文章的成色，有“低能无知”四个字就够了；在本质上则是违反了戏曲文艺政策。剧本呢？演出之后，全靠群众评论；在意义上，它是引出了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什么思想在支配着戏曲文艺运动，这就关系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领导权的问题。为了这个问题，把意见补充一下，请做参考。（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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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整顿中国医学的建议
王易门
我是近六十岁的人了，从业中医已有二十余年，但我的医学思想是不固执的，是主张革新的。在我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召之下，我益加坚定了改进与发展医术的心愿。
中医是有它悠久的历史的，其理法优长，效能真实，且取得了广大人民的信赖，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自近半世纪以来，中医与西医发展极为悬殊。西医是科学的，尤以近百年来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是不用细说的。中医则日益处于有退无进的瘫痪状态，致使从业者的意志和社会大众的观感也日益消沉与低落。
现在我伟大祖国站起来了，中医的学术和从业者的前途更有了无穷的希望，我们更应加倍努力彻底整理和革新中医的学术。
现在世界上只有我国有中西两种医术，这是很难得的。两者基本理论不同，治疗方法不一，但目的都是为人治病，不应背道而驰，而应共同前进，最后合而为一。本此目的，我建议按三个步骤进行工作：一是平等发展；二是互相攻错各舍其短；三是互取所长合力发展。第一步的真意就是互不排挤，彼此平等，各把自己的学术及其效能作个总结。第二步是使双方各设医院，依据临床治疗实例，互相发现与克服缺点。第三步则彼此舍去缺点，保留长处，合为新的中国医学。
中医是有基本理论的。各科有病症原理，辨症有分析条款，治法有标本正方，连同针灸推按等等，简单经济，往往效果奇速，普遍为工农劳动人民所欢迎。我们为了人民的需要和学术的发展，应谦逊而不自馁，力求进步决不后人，因此须迅速设立机构，从事整理。
中医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但缺乏科学的整理，故应力求革新，走向科学化。中医医师程度不齐确是事实；但试问连教学的机构都还没有，谁去管训练？程度何由得齐？这样无组织、无系统、无机构、毫无依附，长期散乱，就不能革新。中医难学难教，百科兼治，分工不明，这也是事实。业不专不能精，这是学术停滞不进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革新整理中医就更为重要。
如何使中医进行较好的整理呢？我建议：（一）加紧整理中医学术；（二）扩大设立中医研究院；（三）在条件允许时设立中医医院。后两项需要拟定具体办法暂不详述，现在只说在整理中医学术方面应有三个要点：第一、统一理论。中医宗派很多，各凭方技，不重视基本原理，所以统一理论，是唯一切要的工作。诊断大纲、治疗方法，都要按科学系统加以整理。第二、分科研究。研究的办法是每人要求专门化。这样分科越细，研究的结果越精，进步的速度越快。第三、有计划地从事著作。原有的旧医书，是很少适合目前需要的。著作的体例条理需要切实计划，合于实用，使之可以作教学资料，也可供临床备考。著作计划务求周密，选定资料务求审慎。
上述意见，希望关心中医学术的人和医药卫生的行政部门加以考虑，采择施行。我相信在新中国，中医只要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加以革新和整理，必有发展的前途。现时并立存在的中西两大医术，将来终必汇合，对广大人民必能有共同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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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护祖国的森林
刘继卣
（十一）在村里，王清恒有时夜里也起来检查是否有引火物。对房子的烟囱等容易引起火灾的地方，他都非常留心。
（十二）有一次他发现林区有些农民给金矿局做木工，对用火不大注意，就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互相监督小心火烛，并划给他们负责防火的区域。
（十三）群众每年上坟烧纸常易引起火灾。王清恒就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很具体的办法：上坟要两个人一块去，挖坑烧纸，一人看守，最后要把火灰埋上再回家。这方法在他村已实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