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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及政务院直属单位
全面检查精简节约
首长负责，统一领导，收效极大
【本报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和政务院直属单位，自七月上旬展开精简节约检查，至八月下旬已经结束。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及政务院直属单位在七月初接获政务院精简节约检查的办法以后，即召开动员大会，进行思想动员，并由各单位负责同志组成四个检查小组，分别负责进行人员编制、经费开支、房屋的修建和分配、交通工具和家具保管等项的检查工作。各组都作出详细的检查计划和检查提纲。党、团支部主动配合。同时学委会布置学习有关精简节约的文件。主要根据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三中全会的报告，号召大家切实体会“国家机构开支大量缩减”的重要意义。经过座谈、讨论，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使精简节约的检查形成热烈的运动，随即展开了全面检查。经过检查，发现如下问题：
不适合业务需要的人员编制及机构需要调整。
（一）对于精简方面的检查：首先研究了上半年的人员编制。上半年拟定编制时，机构刚刚建立，工作尚未开展，有些单位的工作范围和职掌还不甚明确，所以上半年的编制，一部分是不适合业务需要的。有的单位现有人员虽不及编制数额，但工作并未感到难以支持。如秘书处现比原定编制缺二十一人，却完成了工作任务。有些单位，业务范围增大，工作继续开展，工作机构需要调整，工作人员需要增加，如机要处、总务处、资料室、人事局都有这种情况。有的单位，如预算室，职掌及业务范围至今尚未明确。编制上的另一个问题是：因干部少，互相兼职，造成行政部门与企业化单位的关系混淆不清。如交际处与所辖的饭店，修建科与修建公司，交通科与汽车修理厂等机构，人事均未明确分开，行政与企业的业务均未划分清楚。根据以上情况，提出了有关编制的意见：今后确定编制，首先必须明确各单位的职掌与任务，不宜再作偏宽或偏紧的粗率估计。人事局、总务处、机要处，都应考虑组织形式与内部机构的调整。预算室的任务及其与财政部的工作关系，应迅速明确规定。企业单位与行政单位，其机构与人事，必须严格分开。
关于工作人员的质量及工作态度问题：在检查这一点时，主要着重工作态度的检查。在工作人员的质量及工作态度方面，除了检查出个别不称职的人员外，大部分同志的工作态度是很老实负责的，服从组织分配，忠心耿耿的想把工作做好；但也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对工作不够安心。例如：交际处去年十二月以前，不安心工作的占百分之九十，经半年来的学习及工作检查，现在尚占百分之三十。人事局不安心工作的占三分之一。不安心工作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机关工作以及学习等制度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领导上对这方面注意不够。第二是干部本身的工作问题和思想问题。如有的干部因文化水平低，也有因业务生疏，虽怀热情而做不好工作，因而产生失望不安心的情绪；另一些人，由于工作职位未定，工作分配不合自己的理想，老存着搞文艺、教育、或向技术专家方面发展的念头；还有的同志怀念着过去的军队生活，或农村工作，三心二意，不安心工作。第三，有些干部家庭生活困难不能解决，影响了工作情绪的安定。根据以上的检查，领导上对工作人员的学习和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应该严重加以注意，并建立或责成适当机构具体研究解决。
在财政开支上，没有认真执行预算制度，缺乏精确计算。
（二）对财政开支的检查：一、没有认真执行预算制度。自政务院成立至今年四月，临时费百分之五十八是“先斩后奏”的。二、缺乏精确计算，或因情况难于掌握，为了用钱方便而多造预算。如交际处，本年一至五月份的经常招待费，预算数比实际开支数超过六万斤小米以上，三月份则多造百分之百。政府办公厅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份临时费预算十四亿元，实际只开支五亿元。三、不根据预算来掌握开支。如修建托儿所预算二亿元，实际用了四亿元，超过预算百分之百。办公用品平均超支百分之八十五。四、不善于分别轻重缓急。在财政经济困难情况下，今年政务院的房顶全部抹灰。交际处医务所购置手术床及蒸溜锅，用款三百二十余万元，此项也并非必需。五、不按原预算所列项目开支。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政府办公厅一份临时预算费，原列十八令纸，但结果将这笔款买了其他办公用品。某处房舍布置计划取消了，却不向财政部注销预算，并把款领来作为周转之用。六、分散和积压资金。至此次检查时为止，政务院尚欠财政部四十五亿元（尚未报销和不能报销的开支及生产资金、借支、垫款等），原因是各单位均领来垫款不报销，或存放支票。根据以上检查，提出如下改进意见：如召开预算座谈会，请财部参加，座谈预算制度及预算手续；建立预算编制程序，严格会计制度，财务部门与供给部门分开等等。
采购、招待、物品使用与保管四方面的损失及浪费现象需要克服。
（三）在采购、招待、物品使用与保管等方面的浪费问题：购置无计划，不计算需要量，想要什么即大批购置，浪费数目大得惊人。如政务院买长城原纸、日本复写纸、总账单等，冻结现款五千一百多万元。买三轮车十辆（只用一辆），俄、法、华文打字机等，折款五千三百多万元，存放未用。以上两宗共冻结资金一亿元。此外，因买东西无人审查，买来后质坏不能使用，或用少买多，亦造成很大的浪费。招待方面，举行宴会时，因人数不能很好掌握，经常发生剩余食品无人处理的现象，因而造成很大浪费。家具的使用与保管方面，由于购置家具多是各自为政，所以新购者一般没有编号登记，分配后虽有登记对号，但自由搬动太多，不易清点。曾有一个时候，多数家具散放院中。由于库房漏雨潮湿，所存火炉、铁壶、烟筒等全部生锈，十三个电扇的电门走电，九个新双人木床的布和棉花霉烂了。其他关于房屋修建、分配，汽车使用等，都检查出一些问题，并订出改进的方法和制度。尤其在汽车方面，对司机进行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教育，提高了司机的阶级觉悟，检查、反省了旧社会遗留给司机的坏影响。有二十位司机同志自动坦白出偷油的事实，他们在政协会议期间，共偷油一千三百二十八加仑，折款四千五百万元左右。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和政务院直属单位的精简节约检查，由于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统一领导，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启发了大家的觉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尚在进行检查的期间，某些铺张浪费的现象，就已被克服。如还在学习着精简节约文件的时候，就有的单位自动将多余的办公用品、自行车等缴还供给科，并自动的加强了业务学习。这不但对当前节省国家财政开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有着重大的意义，并有助于改进政府机关工作，打下今后长期精简节约的基础。（张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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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津中南西北西南等地
大力救济失业工人知识分子失学学生
【本报讯】北京、天津及中南、西北、西南各主要城市积极展开救济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失学学生的工作。
北京市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从七月二十四日到八月二十六日，在城郊各区登记的，有五千五百八十人。京市失业工人救济处分别组织他们参加工赈工程、生产自救、还乡生产、转业训练，或核发救济金。截至二十六日止，该处已发出各种救济金折合小米一万六千八百二十四斤。
天津市、广西省和西北各主要城市的救济失业工人工作，正在继续积极进行。截至八月二十日左右，天津登记的二万零三百五十八名失业工人中的一万零六百多人，广西省一万五千四百余失业工人中的一万人，迪化七千多失业工人中的六千多人，都参加了筑路、修堤等工赈工程和其他工作，或者转业、还乡生产和得到了救济金。
在救济失业工人工作中，天津市由于主要干部多半是兼职，缺乏充分准备，所以工作进展不快，到现在还有一半失业工人没有得到工作和救济，而已参加工赈的，也有不少不能继续得到工作。西北区也由于若干领导机关没有及时予以重视，曾在一个时期中工作陷于被动。
关于救济失业知识分子，武汉市在失业教职员救济委员会的领导下，失业教职员的登记工作已基本完成。截至二十三日止，共登记八百余人。有的参加了失业教职员讲习会进行学习，结业后一部分将担任职工业余学校文化教员；东北招聘团拟在武汉招聘中学教师六百人，一部分失业教师将应征前往任教；有的得到补助救济；有的生活尚能维持，领到登记证后，等候介绍职业。同时该市救济委员会已和市文教局取得联系，今后各公、私立学校增聘教师时，将尽先录用失业教师。
广州市失业教师、文艺工作者和医务人员，第一期登记的三千零九十五人中，已有两千多人得到救济粮共十万多市斤。另有二百名中小学教师参加了教师暑期学习班，学习后五十人已经就业。现该市救济委员会正在筹办长期救济，开设训练班，或介绍到教师缺乏的农村去就业。
西南区各省区举办的人民革命大学和各种训练班，解决了部分知识分子失业问题，并把他们培养成为今后各项工作的干部。东北招聘团和各部队文工团也吸收了不少失业知识分子。目前人民政府已开始进行登记工作，准备有步骤地解决失业、失学问题。
为了解决学生失学问题，武汉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和文化馆分别举办了青年学习班，使九百三十余失学学生得到学习机会；其中近四百人经初步政治学习，已考入人民革命大学或已找到职业。湖北省文教厅及武汉市文教局并且都作出决定，要求所属各中学普遍招收插班生（三年级下学期除外），失学学生可以投考。湖北省属各中学都增设一班。武汉市文教局并计划在三个较好的私立中学内，试办人民助学金。西南地区在学校中设立人民助学金，帮助无力上学的学生继续学习。现正进行登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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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军政委员会
欢迎中央访问团
中央西南各民族访问团三分团在贵阳受到各族人民热烈欢迎
【新华社西安二日电】西北军政委员会一日晚特举行晚会欢迎八月三十一日抵达西安的访问西北各民族的中央人民政府访问团。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杨明轩在会上致欢迎辞后，中央访问团沈钧儒团长发表讲话。他说：西北各民族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生活在团结互助友爱的大家庭中。但我们还应克服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切实执行共同纲领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为整个国家的民主、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群众日报于九月一日发表评论，对中央访问团的到达表示热烈欢迎。
【新华社贵阳八月三十日电】中央人民政府西南各民族访问团第三分团，由费孝通副团长率领，已于八月十四日抵达贵阳。该分团在贵阳曾受到苗、彝、回等民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在该访问团到达的半个月前，贵阳市郊孟关乡苗族、彝族的同胞，即组织了欢迎中央访问团的欢迎队。住在贵筑县百云乡苗族的同胞和凤凰哨彝族的同胞，也从乡下赶来参加贵阳市举行的欢迎中央访问团的欢迎会。苗族同胞并向访问团献出用苗族人民的风格绣有“世界和平”金字的红旗一幅。
该分团在贵阳市曾与各少数民族的代表和干部，举行了三次座谈会，四次慰问晚会，举办了画片展览会。该团并将携带的衣服、布匹、食盐、针线及制有毛主席像的纪念章，分赠各兄弟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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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南岛海口市
举行首届人民代表会
【新华社海口三十一日电】海口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已于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举行。出席代表一百四十八人。海南军政委员会冯白驹副主席曾莅会讲话，指出海口人民今后的任务，在于更进一步地团结起来，粉碎蒋美匪特的破坏阴谋，支援解放台湾、西藏战争，建设新的人民城市。会议听取了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解放以来的工作报告和今后三个月任务的报告。出席代表一致认为解放后三个多月来，人民政府迅速地建立了革命秩序，接管了蒋匪自大陆败撤下来的庞大机构，收容与遣散了一万两千名蒋匪溃散官兵，适当地处理了大批接收的旧人员，逐步地恢复了海口的工商业。工作是有成绩的。会议同时也指出：在执行工作上某些地方有命令主义的缺点，须加以纠正。会议经过深入的讨论，一致通过了以上报告，并确定以肃清匪特、巩固治安、保证税收和贯彻执行市政、卫生建设计划等，为今后三个月的工作重心。最后，会议选出符恩之、相炜、云应霖等二十一人为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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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滥发调查统计表格
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参事室
（一）
据本年六月份调查，察哈尔省雁北专区阳高县政府民政、财政、教育、实业、工商、税务、水利、法院等八个部门四、五月份要向上级填报的调查统计表格，据不完全统计，共达一百零六种之多（财粮及税收制度表格三十二种尚不在内）。计季报表三十八种，月报表三十一种，旬报表五种，临时性的三十二种。工商部门最多，有二十四种表；实业次之，二十二种；再次为税务，十五种，财政十一种；其他部门均在十种以下。颁发表格机关：中央发十一种，省府发三十一种，专署发五十种，县发十四种。一百零六种表格由县级机关填报的共八十五种，发至区级的二十一种。
察南专区亦有同样的情形，除地委机关及妇联所发表格三十二种外，察南专署所发各种调查表格亦有一百零六种之多（尚不包括司法、公安、武装、银行、合作社）。其中税务占二十六种，民政十九种，文教十六种（内卫生十种），财政十五种，实业十四种，水利九种，工商三种，秘书四种。其中大部分为转发省府的表格，且大部须由县转发到区级填造。
所有以上各种调查表格，内容一般是相当复杂的。如怀来县的婚姻调查表内，包括：婚姻对数、买卖婚、包办婚、父母找的本人自愿、完全自由恋爱、童养婚、早婚等项数字。农副业调查表格更复杂些，有的要统计有多少只鸡，公、母各多少，下了多少硬皮蛋，软皮蛋？有牲畜繁殖情况的调查，有农具数量（包括大车、手推车、耧、耙、犁杖、犁耳、铧、镢、铁锹等各修补、增添多少及男女整劳力、半劳力、牛犋拨工数目等），施肥数量的调查，有各种作物播种面积的调查，而且都分战前（一九三七年）与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的增减比较，还要计算百分比。精耕细作的调查内容为：荒地已开、未开数，梯田、水田、旱田、下湿地数，已耕未耕数，一次、二次耕地百分比，修滩地数与当年能播种和不能播种数，起沙地数，垫地数，积肥、施肥、每亩平均担数等。还有机关部队公营矿场一九五○年所需木材调查。农田水利计划报告表有水利性质、工程种类及状况，群众力量等项。工商业方面则有市场价格定基环比指数表，主要物资（商品）地区差额利润计算表，上销量统计代号报告表等。其他如麻疹病疫调查，要逐岁统计；文盲调查中的儿童年龄（七至十六岁）也要逐岁统计。这些表格中，有许多不独区村干部不知道如何填造，有的连县干部都不懂。如木材以立方公尺计，物价定基环比指数等，都是现在一般县区干部的文化水平所无法填报的。所以上述阳高县府的一百零六种调查表格，就有三十七种（占百分之三十五）未有填报。
（二）
由于上述情况，使县区干部感觉到：表格太多了，内容太复杂了。对填表很为难：报则窘于应付，有些不得不估计或假造；不报又怕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因此发生的问题是：
（一）严重地影响工作，同时助长下面执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如县级机关编制不大，但须有相当的一部分干部经常费力在搞统计数字上。而表格发到区级，更占去区干部的大部分力量和时间，区秘书几乎完全用作统计填表，无法办理其他工作。有些区干部（如阳高十区）形成单纯地为搞数目字而工作，到村之后，只登记一下某些数字就走，在汇报工作时，报告了一大堆数目字，但不了解究竟这些数字能说明和解决工作中的什么问题。甚至有的区干部为催报民兵册子，并非急事，也在夜里派两个民兵，沿村传送催报条子，要坐等带回，条子上并大书：“违者重治”，一路共传五村，于是十个民兵，就为这一民兵册子而费去半夜时间。这类例子，在农村中并不是太个别的，至于村级干部为搞统计数字所花去的力量之多，更可想而知。
（二）搞不来真的，于是就报假的，也助长了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现在有一种较普遍的情形，例如村支书或村长身上多带有现成的农业税调查总表，你一问基本数字，他即拿出叫你自摘；或者是区干部一到，他们即把有关的村干部找在一起，分片把各种数字估计一番即算交卷。这还是较好的。还有不少村干部甚至捏造假数字，虚报成绩，而区里由于领导不深入，亦竟长期被蒙蔽，反认为这些村能完成任务。在阳高十区召开代表会时，赵家寨村的代表就曾批评上面整天搞数目字，但都不确实。他指出该村的生产数目字就是村文书假造的。
（三）
各级领导机关对调查研究工作很重视，这固然是好现象，但为何如此滥发调查统计表格？今后应该怎样？我们的观察是：
（一）许多领导机关，仅注意“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这一句话，（毛主席农村调查序言）但忘记了毛主席同时讲的另一句话：“普遍调查是不可能也不需要的”（同上）。所以每要做一项工作，就有很多调查表格滥发下去（如怀来县进行民主建政工作，就前后印发了十种调查表，为调查生产材料一次就发了十二种表格），不少是为调查而调查，或者是单纯依靠表格来了解情况，庸俗地对待调查研究工作，不用脑筋，不看动态，不学习分析，这种作风很影响我们工作质量的提高。因此必须检查改进各机关的调查研究工作，不应把简单地发些调查表格当作唯一的调查研究方法，应该运用各种必要与可能的方法，如开调查会，搞典型，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个别谈话等搜集材料，经验证明也只有更多采用这些方法，才能了解到必须了解的基本情况。
（二）领导机关制发调查表格缺乏计划性组织性。那些是需要普遍调查的，那些是只作典型调查就够了，那些是需要下面干部调查填报的，那些是需要领导机关亲自去人调查研究的……，事先都未详加计划，形成盲目制发。其次有些表格调查内容重复（如民政部门的基础数字调查与实业部门的生产情况调查及财政部门的农业税调查），也未能很好地加以组织，而是各管各的，造成浪费。所以今后制发调查表格，最好由领导上集中统一审查，防止滥印滥发。并应建立统计档案与资料管理工作，各部门之间应密切联系，可将调查资料组织交流，互相摘用，避免重复调查，浪费人力物力。
（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明显的现象是越到上面分工越细，越到下面越是一揽子。有些领导机关办事常从主观愿望出发，对农村干部要求过高。今后在发调查表格时，必须注意需要与可能的原则，数量和内容，均应力求精简，凡不必需或为下级难于填报者，就不应发出。凡带有专门性或历史性的调查统计，最好由领导机关派专人进行典型调查，决不能轻易作普遍性的调查统计。
各地正在精简整编，都是人少事繁，必须要求上面简政，使下面能集中力量做好几件主要的工作，为此建议各级领导机关，不要滥发调查统计表格，我们认为这是当前政权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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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园地
公安股长侵犯产权有关上级竟予包庇
洪洞县发生了一件公安局股长赵希汴侵犯农民财产的事件。而在这一案件的处理上，赵城、洪洞司法科竟歪曲事实，袒护干部；临汾分院也未及时认真处理。事实经过如下：
赵金林是赵希汴的二胞弟，自幼给了梗壁村的亲戚宗兴胜为儿，改叫宗金林。一九四五年到阎顽军队里当兵。去年太原解放后，因梗壁村宗姓全家死亡，产业卖尽，金林才回到韩略村生母家里，向村政府报了户口，正式恢复赵姓。
去年阴历十月十三日，赵金林奉母之命，赶着一头母驴前往煤窑驮炭，乘机将毛驴赶到赵城会集上，以五石四斗麦价，卖给了李六娃，于是到灵石摆花生摊为生。赵希汴知道此事后，即于十二月初二携带武器前往灵石，通过该地公安队私人关系，将其弟金林捆绑起来，搜去人民币十五万六千元，除代还外债七万三千元之外，其余装入私囊（据金林说，搜去十四万五千元，代还债五万元。）初三日赵家兄弟二人同往赵城，在途中赵希汴对赵金林说：到公安局后，不要暴露咱是弟兄，你只承认在韩略村打短工，别人雇你驮炭，你受骗把驴出卖了。等把驴从李六娃那里弄回来后，咱俩还是亲兄弟。
到了赵城公安局，赵希汴把虚构的情况告诉公安队长焦长茂（过去在部队里认识的，有私人感情）。焦听罢便把赵金林押起来，并派了三个公安队员携带武器星夜到了李六娃家，不问青红皂白拉了驴就走。李六娃全家惊惶失措，不明究竟。父子二人跟到公安局要求解决，而回答却是“明天再说。”
第二天，焦长茂将赵希汴所说的情况，向审讯股长段清华作了介绍。段在审问时硬说李六娃贪便宜买了小偷的毛驴。李保宝（李六娃的儿子）无法分辩，当时只好忍受着。后经该局局务会议研究结果，仍认定赵希汴是失主，赵金林是骗子。并由段股长亲自把原案送到赵城司法科处理。
赵城司法科科员郭隆旺未经调查研究，就轻信公安局的材料，草率地把驴交赵希汴拉走，将赵金林扣起来。
李六娃不服，去找中共赵城县委会和税务局，但得到的回答是：研究未获结果。李回家哭了两天，后来自己到梗壁去调查，才知道赵希汴与赵金林是兄弟关系，并不是雇工。他就向赵城司法科要求重作处理。这时郭隆旺也知道赵希汴骗了政府，使他们把案判反了，乃当面向李保宝承认错误，并数次向洪洞县传唤赵希汴（又经电话催传），而赵竟借故不到案。赵城司法科以赵希汴屡传不到无法处理，即于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将原案移送洪洞县政府，同时把赵家弟兄串通欺骗政府事实，告诉了洪洞县。
可是，洪洞县司法科对该案不加分析研究，一味包庇干部，敷衍因循，仍把赵金林当雇工宗金林看待，硬向其追索驴价，企图了案。虽经李六娃十余次的催促，而该县司法科对李所受冤屈和痛苦却熟视无睹，仅仅口头判处赵金林徒刑三个月，并叫退还驴价玉茭一石三斗（折合麦子六斗五升）、麦子一石（即以赵希汴从赵金林身上搜得之款偿还李六娃，但事实上赵未付给李），对赵希汴欺骗政府讹诈李六娃父子一事却一字未提。
李六娃不服原判，于四月七日上诉临汾分院。该院即向洪洞县要判决书。但该院在数月后始送去四月份的判决书一份，上面写着：“赵希汴、金林不是兄弟关系，李六娃要求退回驴价理由欠妥。”同时竟把赵“股长”职务改写为“警士”，曲予包庇。临汾分院受理后，曾先后传讯三次，赵希汴初则抗不到庭，而后洪洞公安局竟数次来信声明。五月十二日的信上说：“本人（指赵希汴）工作甚忙，无隙前去面谈”；二十二日的信上说：“本局干部因开会无隙前去参加”。以致该案拖延了一个多月（虽经李保宝向临汾法院分院连催五次，仍得不到解决）。五月二十六日，李保宝对分院副院长武志慧说：“我两天还没吃饭，这官司我实在打不起了。”武却答道：“法院不能管你饭吃，谁叫你打官司来？你再等两天吧！”李保宝无法可想，哭着走出了法院。这时他恰巧碰上了山西日报的记者王士元、王丞玉，把受屈情况告诉了他们。记者们当即走访武志慧副院长，了解了该案始末。山西日报于六月五日将该案经过和李保宝和该报记者的谈话一并揭露。临汾分院至此始行票拘赵希汴。赵也就不得不前来投案，对其仗势侵占农民财产的事实供认不讳。分院乃于二十八日判决：被告赵希汴非法侵占人民毛驴，判处徒刑六个月；赵金林出卖自己毛驴，并非偷盗，又撤销洪洞县判处的徒刑三个月，宣告无罪释放；毛驴则由李六娃领回。李六娃等涉讼所需食宿路费，由赵希汴赔偿小麦六斗五升，人民币三万元。
山西省人民法院对临汾分院的判决作了复核，改判赵希汴徒刑二年半，从犯赵金林处徒刑六个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亦于审核山西人民法院的改判后，指示该院对审理失当及违法失职的干部，将依据全部材料提请省府分别按情节轻重予以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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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新海电厂等不断发生责任事故
黄河同志来信建议各工厂作深入检查并制定改进办法编者同志：
山东新海连市部分公营企业工厂，八月份因对安全生产未加重视，不断发生责任事故，损失了大批国家资财。
新海电厂，由于领导上及技工张多奇、张花松等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于六月下旬修理五百基罗变压器时机器被烧坏，损失约合小麦三万余斤。此事发生后，该厂领导上没有追究责任，也没有很好的研究出消灭事故办法。本月十一日孙家山变电所又有一台五百基罗变压器给烧毁了，使连云港挖泥船停工两个月，厂中损失修理等费计四千五百二十四斤小麦。停电时间中各工厂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华兴铁工厂在给东辛农场铸压垅滚子时，对花生铁的数目估计不足，第一次需六百斤重，但只花了四百斤铁，因而未铸成。第二次铸成后，内有一个窖笼，经反工后才铸成。浪费合小麦二千余斤。海州面粉厂二百马力马达的保险丝曾在开车时间爆炸一次，影响了生产。磨子五金瓦，因看管不严，冒烟一次（瓦上油类燃烧，有使全部机房被烧危险）。领导上因放松检查，在八月上旬曾一度磨出劣等面粉，影响销售量。
陇东火柴厂（公私合营），八月下旬因保管不细心，霉烂火柴杆一百一十三包（每包一百斤）。其损失折合小麦千余斤。以上事故的发生，使国家资财受到巨大损失。各个企业部门今后应深入检查，并从速制定有效办法，以消灭事故。
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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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斗英雄李广正
李广正被同志们称誉为一面战斗的旗帜。在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他建立了一特功、四大功和两小功。进军解放广州以后，他又立下了不少辉煌的功绩。
他生长在天津一个贫苦家庭中，十三岁起就靠出卖劳动力过活，当过面包工人和煤矿工人，受过资本家的剥削和日本鬼子的欺凌，生活的磨难启发了他的阶级觉悟。日本投降后，他自动参加了革命队伍，在党的培养下，很快地成为战场上勇敢的战士和优秀的共产党员。
一九四七年夏天开始的四平街攻坚战，李广正在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创造了大爆破的新纪录。他自动请求上级交给他消灭龟缩在四平街伪法院大红楼中的敌人二六三团的任务。白天里，他冒着炽烈的炮火，用炸药炸倒了冲锋道上的一堵砖墙。天一黑，战士们炸开了铁丝网，他就抱起炸药，连续进行了两次爆破，把大红楼的一边炸开了一个突破口。他领着全班战士向前冲锋时，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许多同志受伤了，他愤怒地宣誓：“我死也要炸毁大红楼，为同志们报仇。”当他进行第四次爆破时，硝烟使他昏迷过去；稍一清醒后他爬回阵地，又迷迷糊糊的躺倒在地上。他猛的听到上级向别班交待爆破任务，他爬起来抱着炸药带领队伍又冲向敌人。就这样，从黑夜到天明，他冲过敌人密集的炮火，来回二十四次，用了两千斤左右的炸药，连续进行十二次爆破，终于把一座三层高的大红楼炸塌了一半，全部解决了敌人。在这一次伟大的战役中，领导上给他记了一个特功，并奖予光荣的“毛泽东奖章”。
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他带领一个排坚守城下的阵地，在敌人大量炮弹的轰击和无数次的反扑下，他毫不畏缩，手榴弹掷光了，便和战士们一起扔爆破筒回击敌人。当敌人第九次反扑时，李广正一跃身冲上去，他肩部被敌人子弹打穿了，鲜血染红了军衣；但他若无其事的仍然继续指挥作战，坚守了前哨的阵地。
在广东剿匪时，李广正也表现了他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从今年三月开始，担负从化、番禺、增城三角山地的剿匪工作以来，他领导连队，发动和组织群众，配合兄弟连队，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先后胜利地消灭了冯良胜、张豪戴等大小十余匪股，粉碎了祸害人民的“红门三点金”反动组织。
在生产战线上，他同样是一个模范的战士，领导着全连突破了工具缺乏的困难，开垦了百余亩荒地，向农民学会了种菜种稻，推动了部队的生产热潮。
他从小没机会进学校，在参军后的几年中，也因战争剧烈，空闲时间少，只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一九四七年他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时，听到朱总司令勉励大家要努力学习文化和掌握科学武器，他下决心回到部队里学好文化，做一个朱总司令的好学生。
连队里展开文化学习以后，指导员、文书、事务员、战士都成为他虚心请教的老师。每天清晨，起床号刚响，他便跳起来，嘴里不住地念着课本：“我是人民解放军，人民的战士”；晚间查哨回来，他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细心地辨认生字：“我是第一连副连长，名字叫李广正”。调去剿匪时，虽然没有带新课本，他也能设法找学习的材料。在这样紧张的学习中，他像爆破大红楼一样克服了障碍，学会了一千个字，最近全团举行的文化测验中，他胜利地达到初小毕业程度，可以阅读和书写简短的报告了。
由于他在战争中的特殊功勋以及在生产和文化学习上所表现的成绩，他这次被选为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的代表。
（荔丹）
（摘自南方日报）
第3版()
专栏：
毛泽东号（中篇连载）
丁克辛 轻影作 庄言插图
二十、领导上检讨
李永一走，张代表立刻召开干部会，专门讨论“毛泽东号”的问题。
大家沉默考虑了一会，段长头一个发言，他说：
“毛泽东号带头推行负责制，跑车成绩最大。可是工友们不团结。如果这问题不赶快解决，或解决得不好，成绩就会巩固不住。”
工会主任老陈原是“毛泽东号”最早的司机长，他调去受训时，李永接了他的工作，因此他对商宝恒、郑笃恭等很了解，他发言道：
“商宝恒有个人英雄主义，郑笃恭爱偷懒，老英雄工作好，责任心强，但是把个人利益看得过重，没收他大米以后，说话、态度都变了，看谁也不顺眼，因此就团结不住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宋代表走了以后，咱们对他们只有表扬鼓励，没有很好的进行思想教育，我看领导上要负责任！”
支部书记接着说：
“老陈的意见很对，主要应该由支部负责。毛泽东号没有党员，支部也没有给他们很好的帮助和教育，把他们的阶级觉悟很快提高。”
段长又说：
“我看要想搞好，不叫老英雄下车，就把商宝恒、郑笃恭调走，他们几个在一块怎么也闹不好！”
支部书记不同意：
“把他们哪一个调走，也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的意见是：党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领导，纠正他们的思想毛病，克服各人的缺点，使他们团结起来。”
“这我完全同意！”工会老陈举了手。
“那末具体办法呢？”段长问。
“老的一个不动，把新的换下来，调党员上车！”支部书记回答。
张代表最后也说：
“解放战争由反攻转向进攻，运输任务一天比一天紧，‘毛泽东号’应该带头前进，绝对不能垮下去，我同意支部书记的意见，调党员上车。”
最后决定：把前些日子派去的几个新工友换下来，另调特等英雄郭树德带两个党员到“毛泽东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