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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红色青年》杂志的任务（注）
斯大林
注斯大林的这篇短文第一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红色青年》第一（五）期，现在编入一九四七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印行的《斯大林全集》第七卷。这篇文章对于我们的杂志界有两个切中时弊的一般性指示：第一，杂志和报纸一样，应当是团结群众进行批评以改进工作的武器，而不应当每期不关痛痒地无目的地发表一堆文章完事；第二，各个杂志应当有自己的为人民事业所需要的特定的任务，而不应当互相重复，——至少应当尽可能避免重复。
——编者
斯大林同志在与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论到该杂志的任务时，声明如下：
这个杂志应当把吸收无产阶级的非党的大学生来参加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的工作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这一点只有这个杂志在事实上成为真正的苏维埃大学生杂志的时候才能办到。高级学校、人民教育委员会以及其他机关的工作，当然还有许多缺点。大学生对这些缺点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他们应当揭发，批评和指出这些缺点，以便用共同的力量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因此，必须广泛地吸收非党的无产阶级大学生中间的优秀分子来参加办理这个杂志。大学生应当感到这是他们自己的能帮助他们工作和发展的杂志。
斯大林同志讲到该杂志各栏时，指出如下：
这个杂志的政治栏所必须阐明的只是党和苏维埃政权工作中的基本问题。在这里用不着去作其他杂志的副本。我们苏联的每一种刊物在总的工作中应当有自己特定的岗位。应当有巨大发展的是以下各栏：《大学生生活》栏，《文艺》栏，《科学技术》栏。这些正是大学生自己能积极参加和表现自己的各栏。在《高级学校改革》栏里，除了教师和教授而外，同时必须吸收大学生参加解决个别问题。
这个杂志在实行“向大学生靠拢”这个口号时，就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真正成为苏维埃大学生自己的机关杂志。
（注）《红色青年》是大学生月刊；从一九二四年五月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系中央和莫斯科无产阶级大学生常务局出版。《红色青年》的主编是莫洛托夫。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该杂志改名为《红色大学生》。——《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俄文版编辑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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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翻译界应坚持批评
董秋斯
《翻译通报》创刊以来，编委会接到很多读者（翻译工作者）的来信，提出了很多问题和意见，几乎翻译工作上的每一面都接触到了。因为过去很少大家交换意见的机会，对个别问题难免有不同的看法，也就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准备把所有问题和意见摘要发表在《翻译通报》上，然后整理一下，分成几个总问题和总意见，请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去解答，或分别提出来公开讨论。经过这样的处理，我们希望，对若干重要的问题和纷歧的见解，可以得到适当的解决和一致的看法。能作到这一步，我们整个翻译工作的质量，是会收到提高的效果的。
因为各方面的意见还在继续不断地交来，加上《翻译通报》的篇幅有限，必须分期登载，不能就此告一段落；也因为我们人手太少，又要兼作别种工作，不能随时作适当的处理，这一总结性的工作，恐怕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作得出来。我现在只想就以上所说的诸多问题中提出一个来谈谈。这断乎不是什么总结；不过借此让大家知道，我们翻译界的确存在着问题，而且非解决不可罢了。
我所要谈的是翻译批评问题。《翻译通报》第二期登载了我的一篇《怎样建立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那里边说过的话，这里不再重复。我写这一篇话的动机，主要的是由几位读者的来信引起的。把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大致是：批评在目前的翻译界容易发生流弊，不应提倡。他们所谓“流弊”，有以下几点：
一、使本来慎重的翻译工作者更加慎重，以致不敢动手，把地盘让给那些不负责任的译者和出版家，结果是，好的译本更少，坏的译本更多了。
二、把标准提得太高，使多数新学翻译的人望而却步，新生力量不能扩充，因而无法满足当前对翻译工作的需要。
三、批评难免夹杂不纯的动机，借题目作个人攻击，影响了翻译界的团结。
四、粗制滥造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对人民负责，根本用不着批评了。
我们承认，上述的几点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作以上主张的人，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没有看到问题的全面；只看到批评的“流弊”，没有充分认识批评的重要性。我们不妨就以上几点分别来谈一谈。
先说第一点，正确的批评，不但指出坏的，还要表扬好的，无论如何，不是打击。慎重的翻译工作者，应当从批评中得到鼓励，加强自信心，更积极地工作，何至于“不敢动手”呢？而且就是慎重的翻译工作者，也还需要批评，尤其不应当怕批评。至于不负责任的译者和出版家，那才真是揭发和指责的对象，我们的批评家断乎不会放松的，最近上海一家这样的书店的倒闭就是最好的证明。像过去那样，是非不分，良莠不辨，才是慎重的翻译工作者最头痛的事。所以，我们认为，正确的批评，对慎重的翻译工作者，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决不会纵容了不负责任的人。
其次，标准的高或不高，不是由主观愿望来决定的，是由客观事实来决定的。正确的批评，首先要认识客观的标准，不应作过高的要求；同时还要认清对象，对新学翻译的人，要注重指导和鼓励。事实上，我们翻译界原应该有几种不同的待遇；不但照顾了初学的人，也不至埋没了专家。像过去那种类似“平均主义”的办法是有问题的。在正确批评的适当照顾下，不但不会抑制新生力量，反可使它迅速地扩充起来。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要继续不断的提高，这也是批评的主要任务之一。
至于批评的动机如何，我看倒不是重要问题。我们所说的批评，不是在背后说人，而是与众共见的。只要他批评的有道理，尽管他怀有攻击我的动机，我还是应当接受的。这是作一个现代人应有的风度和识量。假如，他的批评完全出于他对我的嫌怨，一味吹毛求疵，深文周纳，就是编者不加辨别地发表出来，读者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受到最后谴责的，必然是那个滥用批评的人。只有靠了这种民主的公开的批评，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达到真正的团结。适当的批评才是团结的真实基础。
最后，说粗制滥造的时代已经过去，只要稍稍留意一下目前翻译界的情形，就会知道这是不合事实的。旧政权的垮台，并不等于旧习惯旧风气的绝灭。我们还要长时期地与粗制滥造的风气斗争呢。我们的武器就是批评。
广泛的批评在我国究竟是一件新事情，不免要引起若干人的顾虑和不信任。同时，因为这是一件新事情，运用的人容易发生偏向，受批评的人更是觉得难堪，例如，我们现时常见的翻译批评，由于未认清当前应有的标准，未免要求过严；在他们眼中，好像没有一本可读的翻译书，那显然是不对的。也有人把批评翻译当作给小学生改课卷，逐字逐句地校改，这对被批评的人可能有一定的好处，但对整个翻译界来说，并不能起提高的作用，因为这多半不是典型，不是多数人要求解决的问题。
对于批评，被批评的人比批评人的人更加不习惯。我们过去所习惯的是当面奉承，最不喜欢的是当众揭短。批评在表面上类似当众揭短，最使人下不来台。受到批评时，觉悟高、修养深的人，必然勇于接受，并且作自我检讨。但也有一些人，不免千方百计地找借口，为自己辩护，甚至反咬一口，去向批评本身吹毛求疵，以削弱它应有的效力。
例如，对于一部长达百余万字的大书，假若说，非把它从头到尾对照原书校勘一遍就没有资格去批评；就是批评，也不能下任何断语，这在表面上似乎是拥护批评了，实际上却是打消了批评。因为那是任何批评家都不易办到的，而没有断语的批评也就不成其为批评。事实上，一部百余万字的大书，断乎用不着全部看完，只要看到一定的程度，也就可以对译文作出正确的结论。一个译本开头部分错误百出，而后面却译得十分妥贴，世间不会有这样的道理。就是有，也不能算作好译本。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目前的翻译批评，还处在比较幼稚的阶段，离着成熟的境界还很远。主要地因为我们对整个翻译界还不能有全面的认识，不易定出一个不高不低恰如其分的标准；此外，大家还不长于找典型、找重点，不惯于表扬优点，因而不能发挥批评应有的效用。只要我们真正了解了批评的重要性，我们的正确态度必然是体谅它，爱护它，培养它，指导它，使它早日脱离幼稚的阶段，进入成熟的阶段。凡事只有在操练中才能得到成熟。假如因为开始游泳的姿态不好，就不许游泳，世界上再也不会有游泳家了。
因为大家不习惯批评，一遇到批评，不免大惊小怪，这不过是一时的现象，慢慢就要过去的。倒是报纸刊物的编辑人，要认清这一点，坚持下去，不要为一时的哗啦哗啦所动摇。总之，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这时代的主要原则之一。作得不好，我们可以改正，在原则方面，我们是不能让步的。
（一九五○、九、一。）
编者附注：《翻译通报》月刊，创刊于本年七月，现已出版三期。它的宗旨是：“加强翻译工作者的联系，交流翻译经验，展开翻译界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翻译水准。”该刊因系初步试办性质，暂定为非卖品。出版者或翻译者如需参阅，可向北京东总布胡同十号函索。本文作者是该刊的一位编辑人，本文系应本刊邀约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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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高中本国近代史》（上册）
陈昌勃
宋云彬《高中本国近代史》（上册），据广州培正中学历史科教学小组的意见书说，是由宋氏原著《中国近百年史》简编而成的，“原书行文流畅，一气呵成。”改编成课本，为了分章节的关系，失去了原来的优点。我没有看过原著《中国近百年史》，但就我所知，这本课本实在可说是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九三○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的不很高明的节本。李书起于维新运动，宋书从维新运动一节起就几乎完全依照着李书的线索节录，连语气也没有多少改变，有时甚至是整段照抄，再加上一些新近的解释而已。如果要举例，势非抄完全书不可。读者可拿两书对照。教授这本书的先生若能觅得李书做参考，那真方便极了（李剑农另有《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手头没有这书，不能断定课本和它的关系）。
历史著作这东西，原也少有创作。尤其是课本之类，多是编纂而成的；我们并不是说不能采取他人的优点，但是像这样完全拿二十年前出版的近代史著作做底子，在今天新形势之下，无论如何是不够的。何况李书还标明是政治史，这就使得编者虽然企图加上新的解释，却总是不能水乳交融，甚至一不小心，就滑落旧窠臼，失去立场。读者只见到许多反动统治者、军阀、官僚在那里活动，却看不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和革命发展的线索来。
培正中学的先生们称赞这课本“观点正确，条理清楚。”我认为有些溢美。就编排说，意见书说原著书头有小标题，“课本应酌予保留”，这是极正确的见解。课本分六章，章下分节，每节有长达十页的，连分段也懒得分，全编黑压压，不留一空格，（如六四页至六五页，一八八页至一八九页），不但使学生望而生畏，有苦重沉闷之感，而且眉目不清醒，连篇累牍，读了也不容易把捉到中心要点。条理不分明，正是本书最大的缺点。
以下提出个别事实的商榷。
甲、属于原则性的：
（一）第四章《戊戌政变到庚子拳乱》在《甲午战争》一章之后，而以洋务运动附于第四章第一节（《从洋务到维新》），甲午战前藩属的丧失则附于甲午一章。查洋务运动起于一八六二年，远在甲午之前，课本这样编排，在时间观念上不够明晰，不如依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编的《初中中国近代史课本》，以《洋务运动与割地狂潮》为一章，放在《甲午战争》之前，时间上既吻合，且可使学生明白看出李鸿章之流一面在办所谓“富国强兵”的洋务，一面却不断的和侵略者订立许多失地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彻底的投降主义者。揭发所谓“富国强兵”全是欺人之谈，终于“办”出了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的全部破产。
其次“拳乱”二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偷懒（说“偷懒”，因为“庚子拳乱”四字也是从李书节目上抄下来的，相信宋氏不会认义和团的反帝运动是“作乱”，不过编写时信手拈来，不加考虑而已，其实课本许多缺点或错误，都由于“信手拈来”，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匆促成书”）。
（二）三十四页“两广连年饥荒，盗匪蜂起”，错误与“拳乱”同。
（三）四二——四三页，几乎以两页的篇幅引述和解释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而对于太平天国的革命檄文，竟没有只字提及，于史料的取去之间，实在不适当。
（四）四八页对于侵略者替满清帮凶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洋枪队，都称“常胜军”未免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事实上洋枪队在战场上常被太平军击败，称“常胜军”是侵略者及其奴才的自我宣传。又四四页说革命初期，列强采取中立态度，“但太平天国缺乏外交人才”。仿佛只要有外交人才，侵略者就不会给满清帮凶似的。实际上是侵略者乘革命时代，向满清敲诈得许多利益，天津条约订立后，他们的利害跟满清统一起来，急于要消灭太平天国，开拓长江沿岸的市场了。
（五）一一六页“义和团用尽了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水牌、飞剑等等所谓‘法宝’，一些儿效验都没有，仅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克林德。”这真是所谓“务多为博”，列举这许多“法宝”，不但全无必要，而态度上也大成问题，难免有对义和团冷嘲热讽之嫌，至少也不够严肃。又杀克林德的是董福祥军，不是义和团，也应当改正。
（六）二○二页说袁世凯“这一代奸雄，在愤怒、懊悔、惭愧的心情之下与世长逝（按当作“辞”，若说“长逝”，就不能“与世”，因为世界是不会跟袁世凯一同毁灭的）了”。“懊悔、惭愧”四字不知有什么根据。而语气好像对袁贼之死无限同情，连“死”字也不忍说。这是一种文人舞文弄墨，耍花枪的把戏，“以辞害意”了。一三九页西太后和光绪帝的死，皆用“驾崩”，虽然加上括弧，但一般学生不是都会领会括弧的妙用的，其弊与上同。
（七）书中用来叙述袁世凯的窃权、独裁、卖国的篇幅不能说不多，惟独于“表现出袁氏党徒唱民意傀儡剧的经过，同时反映出清末和民国以来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统治民族一种共同的秘密”的伪造民意密电，却一字不提。这就使得他对于所谓国体投票一千九百十三票完全主张君主，“各省国民代表大会在国体投票时竟连皇帝都推戴定了，推戴书的文字各省一律”，觉得“尤为希奇”。诚如陈伯达所说，不体验这些秘密，“就不会通晓中国大地主大买办的政治，就会表现自己的幼稚。”（见《窃国大盗袁世凯》）课本袁世凯帝制一节，可以断定这些采用李著政治史做蓝本，而却把政治史里备录的密电丢弃了，所以说它是不高明的节本。
（八）书中纪年，许多地方用干支，纪月日多用阴历，体例不纯，应一律改用公元。
（九）书中称清帝皆依习惯用年号加一“帝”字，如“咸丰帝”，“光绪帝”，不用名及谥，确实方便，独于西太后则称“那拉后”，似可不必。
乙、属于史实的：
（一）七页“英国国会经过了三天三夜的辩论，通过了对中国的宣战案。一八四○年二月英政府下令动员……”查英国于一八四○年二月派乔治义律为对华谈判全权大臣，为军事行动先声，四月国会通过宣战案，始正式派遣侵略军，以乔治义律统率陆军。课本虽未说明宣战日期，文意似在二月以前。又以二月下动员令，皆欠妥。且国会夜里未必继续开会，各书多说“激辩三日”，课本加“三夜”，恐也有未妥。辩论所以这样剧烈，是因为议员中有人认鸦片贸易是不名誉的贸易，不能因此开战，也应略说，使学生明白英人也不能否认鸦片战争在英国方面说是不名誉的战争。
（二）二六页爱珲条约“（一）割乌苏里江北岸雅克萨一带为俄国领土”，乌苏里江是黑龙江之误。
（三）三四页太平军“取全州，连陷桂阳、安仁、茶陵、醴陵等县。进围长沙，两月不能下，而冯云山、萧朝贵先后阵亡。”按冯云山战死于全州蓑衣渡，萧朝贵则死于围长沙之役。文义有使人误冯云山也死于长沙之弊。
（四）四一页杨韦内讧“石达开闻讯，从安庆赶回”，按当时石达开在湖北洪山，闻变回南京，责昌辉残杀太甚，昌辉欲杀达开，达开始走安庆举兵靖难，初非从安庆赶回。
（五）四五页“曾国藩曾自率一部陆军攻靖港”，查曾贼所率为水师，所以被太平军打败了就投水寻死。
（六）六三页“一八○二年阮福映借法国兵力统一安南，事前允许割化南岛给法国作为酬报，事后阮福映不实践诺言，法政府大为不满。”查一七八七年法安同盟草约，因法国发生大革命没有签押，后来安南王虽曾得法国之助，但决不能说不实行未签押之条约为不践诺言。一八五六年法国再要求实行条约，已隔了六十九年，显然不过是一种借口。
（七）七二页甲午战争“李鸿章在全国上下督促之下，不得不勉强备战，但……只用运输舰高升、操江运载少数陆军……以援牙山……驶至中途，被日舰袭击。”七四页“当朝鲜变乱初起时，仅派济远舰率扬威、平远两舰前往，等到日军大集，济远管带方柏谦以济远舰投降，李鸿章竟尽召诸舰回国。等到日本俘虏朝鲜王，局势更恶化，才又派威远、广乙等舰，先后驶至牙山……行至中途，即受日舰袭击，狼狈逃回。”按二处都未说明日期，应当同是七月二十五日丰岛之役。当中日交涉极端严重时，李鸿章才派兵二千人往援牙山，雇英国商轮高升号等三轮运兵，使军舰操江号护送。天津电报生将消息出卖给日本。二十五日高升轮等抵牙山，原泊牙山之济远、广乙出迎，被日舰邀击。（这一天日陆军开始进攻牙山中国驻军，战争从此爆发）济远逃遁，广乙受伤，舰长举火焚毁，率众奔牙山，高升被击沉，操江投降。课本错误：（一）高升不是运输舰，是英国商船，李鸿章“总要带一些外国关系才敢行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还希望英国因此出面干涉。（二）济远于此役曾升白旗投降，但日舰穷迫不已，始发炮击中日舰逃脱，方柏谦反饰功骗得二千两赏银。后来在大东沟之役，他又逃遁，误撞沉扬威。旧历九月二十四日方柏谦以临阵先逃被戮（《中国六十年大事记》）。课本说济远在开战前就投降，是错误。
（八）七四页“牙山失守，中国大军云集平壤，大战迫在眉睫，李鸿章才派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舰队前往应援。那时候日本海军已雄据朝鲜海面，当中国舰队到达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海面时，即遭日舰攻击，仓皇应战。”七五页“中国舰队大败，经远舰被俘，致远、超勇、扬威、广丙四舰被击沉。”按：（一）八月十三日（旧历）李鸿章派刘盛休统率铭字军十二营乘船往援平壤，由丁汝昌率舰队护送，陆军在大东沟登陆，舰队拟驶回旅顺，十八日（阳历九月十七）在大东沟海面与日舰遭遇。战争发生在中国舰队到达大东沟后数日，课本“到达时………即遭攻击”有误。（二）此役中国兵舰无投降者，经远与致远皆受伤，拟开快车撞日舰，中雷沉没。（三）广丙未被击沉，后于威海卫和北洋舰队集体投日，广东当局曾致书日本要求放还，因为广丙属广东舰队，谓此次战争和广东无关。（四）激战后双方收队，中国虽沉没了四五艘兵舰，但主力舰定远镇远无恙，日舰有比睿、赤城、西京、松岛等受重伤（范书说一艘沉没），死伤官兵近三百名，且中国有水雷艇，日方没有，不敢追击。所以此役只能说是小败，不是“大败”。说“大败”是李鸿章故意夸张，“作为借口，实行一贯的失败主义”（范文澜）。又此役致远管带邓世昌、经远管带林永升都欲撞日舰以俱沉，与全舰兵士壮烈牺牲，陆军总兵左宝贵战死平壤，全家殉难，都应当表扬一下。
（九）一一四页“山东巡抚李秉衡………对义和拳大加奖励，因此酿成一八九七年的曹州教案，李秉衡因此革职，继任的巡抚毓贤，对义和拳仍竭力庇护………于是义和团公开活动。”西太后“听到义和团有法术可以赶走洋人，自然也十分高兴。”查毓贤于一八九六年曹州知府任内，一年中杀义和拳二千余人，因此有“毓屠户”之称，这时候任命他做巡抚，当然是要他来屠杀义和拳，他到任后派兵查办，反而被义和拳杀死数千人。因为事前向清廷夸说过“匪已肃清”，不能请援，而义和拳为了吸收反教群众，提出“扶清灭洋”口号，毓贤原是顽固派，仇恨洋人，至此出告示改称义和拳为“义和团”，表示承认为民间团练，义和团才公开活动起来。这种公开，是经过斗争得来的。毓贤并不是一开始就庇护义和团，而是在屡次被义和团打败，为了保住地位，才被迫和义和团合作的。西太后也是一样，宣战前六日，她还下令“严拿滋事拳匪，交刑部法办，城内坛棚尽行拆除。”但洋人进迫着她，义和团的力量压倒了它，她终于被迫宣战，但对义和团并不“十分高兴”，所以仅仅在宣战后五日，就开始压制义和团，停止对义和团接济。一面进行向帝国主义投降，但一面又令义和团继续围攻使馆。对于这种借刀杀人的阴谋，有揭发的必要。
（十）一一五页“义和团戕杀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也不对，杉山彬也是董福祥军杀的。公使团曾向满清提出把董军调驻于距北京五十里以外之地，董因此深恨洋人。
（十一）一五七页武昌起义前夜，瑞澄“秘密与某国领事相约，请调军舰入武汉，以资镇压。”到底是哪一国，为什么不明白说出来？
（十二）一五九页湖南独立，焦达丰为都督，原注：“焦不久被害，由谭延闓任都督。”按这是立宪派屠杀真正的革命分子篡夺革命政权的阴谋，这种阴谋终于破坏了革命，使辛亥革命陷于失败，应该郑重指出，课本太简略。江苏方面情形也一样。
丙、属于笔误或校对疏忽的：
（一）四六页“秀成誓师纵阳”，“纵”应作“枞”。
（二）五三页十三行“征江”应作“澄江”。
（三）七七页五行“荣城”应作“荣成”。
（四）七八页四行“邵文谦”，“谦”应作“濂”。
（五）一四三页五行“陆浩东”，“浩”应作“皓”。
（六）一四四页十三行“黄笃生”，“黄”是“杨”之误。
（七）一四七页二行同盟会比京第一次会在“一九○三”年，“三”应作“五”。
（八）一五二页七行熊成基“谋刺载洵”，“洵”应作“涛”。
（九）一五七页一五八页三次说到湖广总督瑞澄，“澄”都误作“征”。
（十）一六○页苏抚程德全，“程”误作“陈”。
（十一）二一三页九行“曹琨”，“琨”当作“锟”。
（十二）二一八页“广东督军陈炯明”，应作“陈炳焜”。
最后，应当说：这本课本基本上是正确的，进步的，它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编辑的课本有天渊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但要满足今天的新形势、新要求，它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迫切希望能够加以改编，并愿提出几个原则，作为改编时的参考：
（一）条理要分明，章节标题尽可能扼要明确的把每一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的基本性质配合提出，节之下分段，书头也要有小标题，使学生先有一个明确的观念。行文要多分段，以求清醒。为了课本条理不够分明，和没有小标题，学生大多感到把捉不到书中的重点，我们在教学的实践中，曾不得不另写提纲。
（二）力求精简，全书二百二十六页（假如按一般课本多分段的编排法，可能增加二三十页）；以每学期实授十五星期计，共四十五小时（实际多不及此数），每小时须讲授五页，已嫌咀嚼不烂，何况改编时势需加上新材料，而且课本中实在有许多不必要或累赘噜嗦的地方，应尽量删去，如前述曾国藩檄文和义和团“法宝”。民初政党和派系的演化，都是一些无原则的官僚政客的纷扰，可以简略一点——培正意见书说“不甚详明，似应加以补充”，我以为多说几句，也还是不能使学生弄清楚这些无原则的纷扰，如确有必要，可采取《中国政治史》列表的办法。
（三）补充必需的新材料，如前述袁世凯伪造民意密电，我以为应全部收入。多少叙说和解释，都没有这短短十二封电文把袁世凯的原形（以至蒋介石的什么“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总统”的原形，画得这样清楚。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料也嫌不够；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应增加材料，独立为一节（课本附于《列强对华的经济侵略及其影响》节内），才能更好的说明辛亥革命的性质。
历史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它在思想教育中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政治课还要大。我们迫切需要一本更完善的课本，以便利教学的进行，更好的完成历史教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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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联书店关于《印度》一书内容的检讨与更正
在我店出版的《新中国百科小丛书》中，有一本《印度》，著者麦浪，系一九四九年六月在上海初版。
这本书的第六节（二六页——三○页），谈的是印度的印回冲突问题，著者的主要企图是要说明印回冲突的历史因素，以及英帝国主义怎样利用这个间隙，遂行它的分裂阴谋，以便顺利建立它的殖民地统治。但在标题和文字中间，却犯了很大的错误，引用了不正确的材料，对回教的历史作了歪曲的叙述。我们在审读中没有加以改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们发觉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把这本书停止发售了。现在把其中错误的地方加以改正和删除，重行排印，继续发售。并在封面上加印“校正本”三字，以资辨别。
对于在停售前已经售出去的书，为了使读者了解书中的错误，免得以讹传讹起见，我们希望曾买到这本书的读者，到各地三联书店面索或函索该书重印部分，以便自行拆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审部
一九五○·七·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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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好书推荐
好书推荐
《学校》
盖达尔著 叶至美译 新华书店发行
苏联有许多给孩子们写的文艺作品，用他们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社会的一般情况。这些作品受到欢迎，主要因为它们所描写的形象是真实的，并且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盖达尔的小说，更突出地代表着这些作品。所以，普遍地被孩子们以至成人们所热爱着。
盖达尔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学校》，就通过了一个小学生参加革命的故事，描写了俄国革命前后社会的实际情况，并且着重地写出了这个孩子怎样在革命的队伍里锻炼得坚强。这个孩子—布尔里史，并不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保尔·柯察金那样的无产阶级出身，他是在一个既不穷而又不太富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父亲是革命者，被沙皇枪决了，环境影响他参加了革命。他对革命也抱着满腔热情，同时却也带上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使他在革命队伍里犯了许多严重错误，然而在党的教育下，他渐渐地认识了自己，锻炼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布尔里史的情形，和我们许多知识分子青年参加革命的情形相似：有人以为革命只是一些轰轰烈烈的场面，布尔里史就有一段时间不能认识客观的条件，以为只要游击队避免和敌人主力接触，就是胆怯；当他给敌人捉住之后，也曾经幻想要高呼“革命万岁”，慷慨就义，而不想理智地解决实际问题。我们有些人不愿受纪律的约束，布尔里史就因为这样，才接二连三地犯了错误，使革命遭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这些，对我们说来，都是非常现实的，我们能在这里面得到教训。
当然，布尔里史所以犯错误，并不因为他本质上是坏的，他还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天真、幼稚，在他身上还没有培植起什么阶级仇恨。作者刻划这样一个儿童的心理是非常深刻和动人的。布尔里史犯了许多错误，并没有激起读者对他的反感，相反的只希望着他快一点认识自己的错误去改正它。布尔里史最后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他于是入了党，他有了和那些工人阶级出身的战士们同样的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心。政治觉悟的提高，使我们相信，布尔里史在最后虽然负了伤，但他以后的路子，是会为了革命，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的。盖达尔战斗的一生，很显然地告诉了我们布尔里史已经和以后要成为怎样一个的人了。这本书是值得新中国的少年们、青年们一读的。（本书三联书店最近有另一译本出版——编者）
（中民）
第5版()
专栏：
《绿木箱的故事》
华西连柯原著 贺宜改编 天下图书公司版
这是一篇童话，文笔轻松活泼，富于吸引力，适合初中程度的儿童阅读。
故事是这样的：主人公华尼因为家乡被德寇侵占，被安置在高加索山下的诺其克城里。他时常感到孤独，怀念家乡。后来他认识了沙五儿，他的生活有了转变。沙五儿是一个勇敢坚定的孩子，他给华尼讲了蓝石头的童话。这童话象征着幸福，和劳动人民追求幸福、创造幸福的斗争历史。沙五儿在童话结束后，又介绍他认识了蓝石头的化身、真实的人——柏朗公公，他一刻不离身的背着一只绿木箱，人们都叫他“送幸福的柏朗”，绿木箱则是幸福的源泉。另外他们又结识了艾迪丽——一个机警的女孩子。还有一个瞎眼的公公，他吹得一手好笛子，象征着爱的声音和苏维埃人民的善良。后来德寇占领了诺其克城。这时，一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未死的地主阿尔泰，勾结着德寇，用了各种威胁利诱的方式，企图得到柏朗公公的绿木箱。柏朗公公不为所屈。阿尔泰和德寇就想出了更加残酷的办法，想把柏朗公公最心爱的外孙女淑玛弄来，当着他的面用火烧。这时，华尼、沙五儿、艾迪丽、柏朗公公都分头动员起来，结合着当地的游击队员营救了柏朗公公和淑玛，并保住了绿木箱。后来柏朗参加了游击队，他把木绿箱送给了这三个小朋友。并且说：“把这拿去作为纪念吧。木箱里面，并没有带幸福生活来的蓝石头啊。告诉你们，这只是童话。但是这童话却有一种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人人想过幸福的生活，人人应当亲手去创造幸福。这小绿木箱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呢？只有些帮助人们劳动的小小助手。我因为用这些助手，给人创造了许多快乐，所以大家说我是过的蓝色生活。”“孩子们啊，法西斯疯狗已经在我们领土上践踏了蓝色鲜花，毁坏了无数的华丽城市！但是这些疯狗一定会灭亡的！我们一定可以在废墟上建设更华丽的新城市，培植出更美丽的鲜花的！”这段话，就是《绿木箱的故事》的主题思想。
华尼、沙五儿、艾迪丽、柏朗公公、瞎眼老人，他们五个人代表着新社会苏维埃人民的性格：勇敢，机警，仁慈，聪明，爱劳动，不自私，追求真理及为人类谋幸福的坚不可拔的信念。
这个童话，形式是那末美丽、轻松、有趣，甚至于神奇，真有使你一气读完的力量。而主题思想又是那末严肃、深刻。它不但对儿童富有教育意义，就是对成人也会从它里面得到不少的教益。
末了，还得介绍一下，把外国名著中国化、通俗化的工作，这一本《绿木箱的故事》，是作得比较成功的。
（崇文）
第5版()
专栏：
我对于《高中本国近代史》的几点说明
宋云彬
陈昌勃先生对于我编的那本《高中本国近代史》（上册）加以严正的批评，并且指出了若干错误，我除了表示感激和承认自己的错误之外，原不必再说什么话。不过这个课本的错误还不止陈先生指出的几点，我得趁机会自己来检讨一下；其次，我觉得有些地方陈先生也说得太过分了一点，愿意很坦白地提出来向陈先生请教。
首先我要说明这个课本是从我编的《中国近百年史》里分割出来的（并非“简编而成”）。我动手编《中国近百年史》在一九四六年夏天。那时候我在桂林，找不到什么参考书，只找到了李剑农先生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和华岗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就开始写了。这种工作态度是不对的。这就叫做“粗枝大叶的作风”，是最要不得的。
开始编写的时候，正值国民党反动势力高涨，所以有许多话是针对当时的政治情况说的。例如叙述满清政府的所谓“预备立宪”，就说它是用“拖”和“骗”的手段，那是因为那时候蒋介石正用“拖”和“骗”的手段来破坏政协决议。又如批评李鸿章办洋务和戊戌维新运动，都用了“坏政府”的字样，那是因为那时候美帝国主义说蒋介石政府是一个“坏政府”。这种借古讽今的写法完全是我过去写《杂文》的一贯作风。用写杂文的笔调来写历史书，当然是不相宜的。
《中国近百年史》在桂林没有写成功，我就到香港去了。在香港继续写。那时候参考书有了，材料也搜集得多了，所以脱稿的时候一结算，竟有四十万字（现在分割出来作为课本的一部分只有十二万字左右，不及全书的三分之一）。把版权卖给新知书店，那是一九四八年夏天的事情。要使全书前后详略相称，我应该把前面一部分重新写过，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或者把前面一部分删去，只从一九二五到二七年大革命写起，但是为了书名是《近百年史》的缘故，也没有这样做。
去年我到了北京。那时候中学校正闹着教科书荒，旧的不适用了，新的没有编出来。有人认为我写的《中国近百年史》的前面的一部分可以改排成为《高中本国近代史》，征求我同意。我认为里面叙述恐有错误的地方，须大加修改，但是我手头有旁的工作急待完成，抽不出时间，就由别人替我尽可能地修改了一下，作为《高中本国近代史》印出来了，并且经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推荐，认为“较适于教学”。现在想起来，我又犯了错误；既然自己知道“里面叙述恐有错误的地方”，就应当坚持不把它改为《高中本国近代史》；既然不能坚持，就应该抽出些时间来把它认真修改，或者彻底改编。
现在承陈昌勃先生把里面的严重的错误一一指出来，并且在《图书评论》上发表，可以让采用这个课本的教师依照陈先生所指出的一一加以改正，我十二分感谢陈先生。还有一些错误的地方陈先生没有指出来，我应该趁此机会补充一下：
（一）三三页“一八三六年洪秀全冯云山在广西桂平武宣两县中间的鹏化山设立秘密机关。”一八三六年应作一八四七年。
（二）四五页“一八五四年秋，湘军攻占岳州，进陷武昌，完成其第一部作战计划。”查一八五五年四月间太平军又夺回武昌，直到一八五六年冬天才失守，所以湘军完成其第一步作战计划应该说是一八五六年，不是一八五四年。
（三）四十九页“大抵自郑成功抗明失败以后”，“抗明”应作“抗清”。
（四）五二页“又命袁甲三（袁世凯的父亲）专剿直鲁皖三省捻子”。“袁世凯的父亲”应作“袁世凯的族祖”。
（五）六五页“法军攻台湾福州，毁路政局及马尾炮台”，“路政局”应作“船政局”。
（六）六七页“暹逻政府不得已，于一八九三年把湄公河以东地方及河口的几个小岛割让给法国。”“及河口的几个小岛”应删去。
（七）六九页“日韩在利物浦订约”，“利物浦”应作“济物浦”。
（八）七三页“因此地理无用，人和尽失”，“地理”应作“地利”。
此外或出于作者笔误（如“与世长辞”）误写为“与世长逝”之类），或由于排校疏忽，错字一定还不少。陈昌勃先生说我“偷懒”，说我“匆促成书”，我是完全承认的。
有几处地方我觉得陈先生是说得过分了一点的。例如他说“这本课本实在可说是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的不高明的节本”，又说“如果要举例，势非抄完全书不可”。好像我完全抄袭了李剑农的书，只不过加以删节而已。好在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现在还买得到，只要把李书跟我编的《高中本国近代史》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未必尽然，在这里不多解释。又如说，“四四页说革命初期，列强采取中立态度，‘但太平天国缺乏外交人才’。仿佛只要有外交人才，侵略者不会给满清帮凶似的。”这是陈先生在断章取义。我的原文是：“但太平天国缺乏外交人才，又不能了解资本主义侵略的道理，确定外交方针；而列强也觉得太平天国的胜利会破坏他们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就用武力压迫满清政府，先使满清政府就范，然后再帮助它来消灭太平天国。”现在陈先生不引我原文的全句，只摘出“但太平天国缺乏外交人才”这么十一个字来批评一下，是不能使我“心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