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护厂英雄金龙山
袁水拍
一双磨了二十九年的手
密密麻麻的小字,一个一个地,慢慢地正在笔记本上写下来。从纸的一头写到另一头,不留下任何空白。握钢笔的,是一只起了重重叠叠老茧,每一个指甲都磨损了的粗大的手。这双手在炉子边,船壳下,已经磨了二十九年。当它还是稚嫩的时候,它牵着母亲的衣角,在家乡高邮,一起去帮地主家打短工,放牛。十岁,这双手在上海的垃圾堆上检煤屑,拾布角;也和欺生的检垃圾小孩打架。十一岁,这双手开始在江南造船所拉风箱,烧铆钉……直到现在,它割钢板,做旋工。这双手曾经拿过两角半一天的最低的工资,也领导过七千多失业工人,向日寇索取了二十三亿元解散费和维持费。这是一双具有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辉革命传统的辛勤劳动,英勇斗争的手……。
金龙山正在招待所里写着准备在大会上的发言。钢笔在粗大的手里显得太细小。他笑着说:“我写字写不好,以前更不像样,最近在党校学习了几个月,写得比较快了些。”他告诉我只读过八个月私塾。可是我看他的字写得很整齐,认真。他聚精会神使用着他所不熟习的另一种工具。我对他说,你有了那样顽强战斗的意志和钻研学习的精神,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的。
于是我请他谈谈他在上海解放前怎样领导江南造船所的护厂斗争的经过。
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
当人民解放军胜利结束了淮海战役,南下长江,进军京沪的时候,伪海军司令桂匪永清阴谋要把这有了八十余年历史,能够修建万吨船舰和制造飞机的全国最大规模的造船厂的器材和技工,迁往台湾。工人们识破这个诡计后,就在党的领导下,提出了“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的护厂三反口号。在这个号召下,短短两个星期内,就有一千多工人组织了三个护厂大队。金龙山是船体厂的生产组组长,担任第二大队大队长。这个运动立刻遭到桂匪及其特务的压迫,派遣了一个师的海军陆战队进驻工厂。特务们用逮捕和“军法处置”来威胁。工人们并没有被吓倒。相反,他们把护厂队的组织,由公开转到地下,更加坚决地和反动派进行斗争。金龙山一向在工人中威信很高。当一九四六年他组织失业工人时,曾经被国民党警察局抓去讯问过,问他认识那些人。这个十一岁进厂做学徒,十三岁学打拳,十六岁教拳收徒弟,二十岁加入青帮,二十九岁加入共产党的冷作工人镇静地回答说:“在上海我有同行七千,徒弟五千,弟兄三千,一共认识一万五千人。”反动派忌惮工人的力量,终于释放了他。
在组织的布置下,金龙山进行着动员工作,由于历年来不断参加领导工人运动,他和群众的联系十分紧密,许多工人在他的鼓动下,拒绝搬厂。他对一般政治水平不高的工人说:“我们有了工厂才能有工做。工厂不保护好,我们就没有饭吃。只要有这个厂,我们就有饭吃。”这几句话抓住了工人的心理。他对热作、冷作和技术工人说:“我们不是搬运工人,不会搬东西。”他又鼓动搬运工人的领班逃开,使敌人不能组织搬运工人。敌人以银元作饵,来欺骗技术工人去台湾,金龙山就向他们进行说服劝阻的工作。他说,那时候,他整天不做旁的事,就是发传单和偷偷地找人谈话。有一个技术工人几次三番动摇,金龙山耐心地劝了又劝,一共七八次。最后在临上船前,那人到底留了下来。
卸一只螺丝花半点钟
匪帮的陆战队用“不搬就要枪毙”的话来恫吓工人,也还是没有效果。最后只得命令专门镇压工人的一百多名特务武装“警卫营”去搬。“那更好了,这批人不懂机器,不会拆卸,也不会搬运。”金龙山谈到这里兴奋地说:“匪帮强迫我们拆卸,我们专找一些旧的不能使用的或者无关紧要的零件,慢吞吞地拆。卸一只螺丝花半点钟。大家尽量拖拉敷衍。把重要的和好的器材留下来,或者偷偷掩藏,埋在地下。结果只搬走了一些笨重的铁板和三角铁。”
“仓库的负责人也被我们说服了,”金龙山说:“管钥匙的人今天这个请假,明天那个跑开。能打开的只是一些放普通器材的仓库。匪帮开来三艘登陆艇和一艘商船装东西。本来一艘登陆艇好装三千吨,结果只装了一千吨。”
我问他怎样装的。他说:“那就要动脑筋,我们把器材装载上船时,故意横七竖八地乱放。一方面和工程师也团结好,欺骗敌人,说必须把方箱搬走。”金龙山给我解释,方箱是美国人运来的一种临时搭浮动码头用的巨大的铁板空箱,箱与箱连结起来就可以做码头用,这是不重要的东西,可是体积庞大,最费地位,搬了三百多只舱里就放满了。
技工也被团结在一起,他们避不到厂,十架起重机,只开动了三架,开始搬的第一天是这样。到了第二天,一架也不动了。只好用最原始的工具来杠运。
到了解放前半个多月,敌人眼看搬不动,就逮捕工会的领导分子。工人去保,不放。条件是要保证有两百人搬。工人商议后,答应了。可是他们动员了一些老头子和小孩去凑数,当然搬不走多少东西。
有一次匪徒命令把八门海军用炮装上船去,工人们故意把船身装得不平衡,当黄浦江退潮的时候,连炮带船全部翻进了江。金龙山微笑地说:
“好容易搬了一个多月,只装满了两条船,结果还要沉掉一条!……这样沉掉的,解放以后我们马上捞了起来。”
九桶汽油变成清水
桂永清匪帮临到解放前夕,再也无法可施,就只有把造船所破坏。但金龙山和他的同志们团结了工人和敌人进行各式各样灵活的斗争,来保护人民的巨额财产。他们把坏机器放在厂的中央,把好机器移到侧边安全的地方,把贵重东西分散储藏,把工具带到家里掩埋,把十二桶敌人准备放火燃烧的汽油换去了九桶,变成了清水。……到了五月十九日,敌人派陆战队架起机关枪把守厂门,不准工人进厂。一十一日,敌人灭绝人性,丧心病狂,用炸药爆炸,并放火焚烧这劳动大众艰苦创造的中国最重要的造船厂。
金龙山说,那时候,他在家里听到厂里爆炸的声音,想到他工作了廿九年的工厂受到破坏,说不出地痛心和愤恨,“我那时的心,像被锉刀锉着一样!”可是同时,他也想到:国民党反动派末日到来的时候,也正是工人阶级翻身当主人的日子。二十五日早上,天还没有亮,金龙山睡在张家宅的一个庙里,起来到外面小便,看见好几匹马拴着,仔细一看,啊!原来就是月月年年盼望着的解放军!他立刻跑去叫醒附近护厂队队员,一下子集合拢来,和厂门口的解放军一联系,就进厂了。周围布下哨岗,护厂队一部分编成人民保安队,保卫起自己的工厂来。
节省了十亿元
另一部分的护厂队就组织成抢修队,迅速抢修被敌人破坏的工厂。金龙山领导的第二大队一半二百多人,组织抢修,由金龙山负责。江南厂三只船坞中,三号船坞最大,损失比较轻。金龙山和工人们一商量,告诉大家支援前线的任务紧急后,决定抢修三号船坞,用吊车把沉在水里的闸门吊起来。但受行政方面命令修理三号船坞的工程师计算后,认为金龙山把闸门连水,带舱里的泥沙和舱外泥沙的吸力,这总的重量估计得不正确,用吊车无论如何吊不起。只有筑坝后把坞里的水抽干,才能吊起。这个工程很大,至少要三个半月才能完成。金龙山认为任务紧急,不能等那么久。凭他和别的几个工人一二十年来的工作经验,认为他们对闸门重量的估计是正确的,而使用吊车的方法只要一个半月。行政和工人一起开了几次会,金龙山甚至说:“如果不成功,我愿意把头砍下来。”最后,行政同意了。工作进行中经过两次失败,他没有灰心,依旧领导工人坚持下去,直到把闸门捞起。全部修理工程在四十二天内完成,比他原来的估计还提早三天。计算采用他的方法,共节省工料费十亿元之巨。
工厂的其他部分也迅速地修好了,行政部分的一个负责人说:“如果当时用这样的速度来替匪帮搬工厂的话,怕不连泥土也一起搬光!”
但金龙山微笑地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这是大家的功劳。要没有党的领导,党的培养,我能做什么!”(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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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公斤白煤一公里 每月节省二十二亿
——记上海公交公司特等功臣张德庆总工程师的创造
靳以
我把创造的字样放在标题里,可是当面和他谈起来的时候,他立刻就温和而谦虚地摇着手说:
“不是,不是,早就有了的——”
“我是说用在汽车上,有这么好的功效,……”
这才使他不再推辞了,可是他又想起来:
“也不是我自己的创造,是我们大家的创造。”
“对了,这一点正是顶可贵的地方,因为您懂得和工人团结,与群众联系,您放下总工程师的架子。”
他不是一个健谈的人,说到这里他就用手抚着灰白的鬓发,默默地微笑着。
我们已经谈过了,我也看过一些资料,我觉得首先应该提起来的就是他那:
不骄傲,不居功,信任工人的智慧,共同解决问题的作风。
他是工程师,他也是教授,他是在帝国主义国度中学来本领。可是在人民的新中国,他才发挥了他的长处,他才施展出他的本领,他才被人民认识了,也受到人民的尊敬。当赵丹和黄宗英在上海人民电台朗诵他的事迹,他忍不住热泪盈眶了。他快乐,他感奋,他深深体味到:不管是脑力劳动者或是体力劳动者,不管是苏联的工程师或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留学的工程师,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增加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人民的褒扬,人民的爱戴。
说到他所创造的白煤车,他就要说那是由于领导好,工会协助,大眶努力的结果。
“我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受嘱设计白煤车的,设计好了之后,实用起来,就发生一些困难,也发生一些问题。于是我们就印小册子,说明它的原理,上大课,共同解决问题,工程师,技工,司机大家在一起集体讨论,结果是什么困难,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是工程师都会设计,技工都会修理,司机都会驾驶——保证不抛锚。新司机,只要学习五天,就什么困难都没有了。”
“这才是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合作。”
“工人本是一家人,不分彼此。”
白煤车的创造,实现了
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反封锁反帝的具体表现。
在被敌人封锁的时候,我们的汽油产量又非常之少,我们又非常需要交通工具,张德庆先生的创造就极其有价值了。
我请他告诉我白煤和汽油的比较,他告诉我只是在最高马力的时候打七折,可是公交的车子马力高,改用白煤以后没有影响。至于价格方面,照上海的市价来说,只合到汽油的八分之一。
“会不会损坏机器?”
“如果滤清得好,不损害机器的。现在我们用三道滤清。我们应用拖车,就为的是随时可以拆除,就是带着拖车,照样也可以用汽油。”
“那么将来我们有了汽油,是不是就不用白煤车了?”
“那也不一定,因为成本低,划算得很。苏联二次五年计划也还用白煤的。”
“是不是白煤比木炭好些?”
“不,只是便宜些,它比木炭更容易抛锚,因为白煤不容易起化学作用,灰分高,容易结渣。”
“可是我很少看到公交的汽车抛锚的。”
“我不能说绝对没有,可是非常少,这就是工人们的努力负责。”
他随时不忘记和他共同工作的伙伴们,而我也亲自体验到,上海解放以后公交的工人们是如何在工作上有飞跃的进步。
“我听说您是解放以后才到公交公司服务的。”
“不错,可是在反动派的时候,我就在公交公司,后来我离开了。”
“那您为什么离开呢?”
“看不惯,受不了闲气,我到德士古公司做事。解放以后,我想回来,工人同志们也要我回来,我就回来了。”
这是简短的几句话,可是在一般人中间,物质的报酬是显然有很大区别的。从这一点也可以充分地看出来他怎样。
看轻了个人的利益、看重群体和国家的利益
我们的新中国,我们人民的自己的国家,在经济建设的高潮中,需要多少像张德庆先生这样的工程师啊!他今天站在工人农民的行列中,到北京来开劳模大会来了。
他的感想和他的愿望
“大家都想像不到政府这样重视我们,照顾我们,保护我们。当初没有想到,所以我们没有好好做准备工作。我们所得到的颂扬远超过我们所应得到的。回去再不好好做,那可真对不起自己,也以不起我们的国家。”
“在评功以后,是否有情绪不好的?”
“没有,只有更积极的,这也是一个考验,大家都要努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如果全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都像张先生这样,团结在一起,那就什么问题都不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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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杞和代照岭供销社
一 王杞不怕困难,坚决要办好村供销社
代照岭是武乡五区的一个行政村,所辖九个自然村,共一百五十九户,五百三十六人,耕地三、三二五亩。村社于一九四五年成立,当时凑集一百九十股,股金为八、○○○元(冀钞)。又结合群众一部门争果实,推出三个干部,置平机(即织布机),闹作坊,跑买卖。由于合作社干部脱离群众和贪污浪费,搞了三年,业务不能开展,结果引起群众不满,将原入股的斗争果实全部分去,所买家具占住资金,不能周转。遂形成欠外不能还,外欠收不起。社员反映是“活捉社”“吃干社”,干部也打了退堂鼓。
一九四七年十月王杞同志来领导合作社,初到社内,工作不摸,村干部不理,外欠要不回,资金周转不开,群众瞧不起。但王杞同志不畏困难,坚决要扭转村社在群众中的印象。乃减去一个干部,自己省吃俭用,以“勤买勤卖勤跑腿”的办法,解决社内资金困难。一条扁担,起早搭黑,从外地挑些用品,便宜供给群众,并主动与五区区社联系,坚守信用,取得区社信任,敢于赊给货物,因此业务逐渐扩大,经过一年的辛苦经营,归还外欠小米三石,分红每元六元三角,挽回了村社信用,打下后来改造的基础。
二 热心替群众办事,供销业务逐渐开展
一九四九年四月,王杞从县上回来,宣传办理供销社的好处,群众不理,妇女们说:“瞎王杞,合作社能办啥事?你说供销社能为群众服务,现在我们纱车缺锭子,就替我们办办吧!”王杞说:“咱试试看,办好是合作社的功劳,办不好是咱没能耐。”当即调查好需要数字,跑到附近段村集上买回锭子五十只,供给妇女使用,既省钱又好使,妇女都满意,男人又说:“春耕缺乏农具肥料。”王杞听到反映急忙请来林县老胡(在群众中早有威信的老铁匠)到村修打农具四百五十件,并解决肥料一千四百斤,大家无不欢喜。妇女们说:“合作社也能办事,今年不愁没布衫啦。”男人们说:“不是合作社坏,是过去办的人不好,王杞能办事,咱们还是把合作社好好搞起来吧!”
恰巧这时县社拨来一批海盐、毛巾、箩头(装土用的农具)等必需品,群众看到,这些货比段村集上既便宜,又方便,都争着来买。王杞便抓紧宣传,动员大家齐来办理供销社,并清理四年老账,拉出清单,贴到街上。村里人都争着看,有五个人说:“咱欠合作社的账,不应再欠不还”,当即自动交款;村社就在黑板报上表扬,动员大家还账,不几日外欠全数收起。
五月村社确定按时供给群众食盐、棉花、麻饼,换取社员粮食。七月掌握季节推销小麦七十石。去年冬天王杞接受产销会议精神,依靠县社抱定“群众有啥咱推啥;群众要啥咱弄啥”的原则,用订合同办法从县社拿回棉花三百一十斤,布一百六十尺及其他零货供给社员,换交县社大麻和小米,不但完成了冬季物资交流任务,也满足了社员需要。送粮中间,并组织运输车九辆,赚米二十八石,社员们说:“合作社真是咱们的家业了。”
三 各村供销社交流经验,代照岭村社受到赞扬
今年春耕开始,合作社响应政府号召,发动群众种棉。但因群众历来没有种棉习惯,王杞便用种棉种粮对比算账打通思想,发动二十户种棉二十亩,供给棉籽一百三十一斤。并调剂优良谷种四斗作为试种实验,领导史炳旭互助组用白酒拌种,黑矾杀虫,供给白酒十一斤半,黑矾十一斤。又供给社员箩头,铧子一部,总值五一九、七○○元。麦收时节,王杞考虑农忙中社员买货误工,难免小贩钻空投机,乃担货下乡,上门供销,并通过流动供销,推动各自然村成立供销组,由组长吸收反映,统计需要,按时供给。半年来供给社员食盐、棉花、白纸、布匹、毛巾火柴等生活日用品,总值九、九四六、四七○元。推销剩余产品:粮食、瓜子、鸡蛋、羊毛、大麻及杏仁绳头一部总值六、三○九、○○○元,供销总值一六、七七五、一七○元,半年流动资金周转达十三次之多,与县社交易额一六、三四八、九七○元,占交易总额的百分之九七·四。作到上靠县社,下靠社员,柜内不存款,资金周转迅速。因此今年县社召开合作社代表会,交流工作经验,代照岭村社受到大家的赞扬,小良、广志、老凹等十余个村社喊出口号:“走王杞方向”,县社也称赞他说:“逢集赶集、送粮,背集担货下乡,成为县社的有力助手了。”
去秋社员自动存粮,合作社附设了信贷部,今年存粮一三·四石,下种前全部贷给二十一户群众(月利存一分贷二分),大部用于生产,结合群众自己资金买牛、羊,或修房屋等。春末还粮日期,贷户反映“青黄不接还不上”。王杞即召开贷户会议,征求了贷户意见,另向银行贷小米八石,还给存户,贷户挪到夏收后归还。有的社员说:“今年打下麦子,除去负担,我把余粮全部存入信贷部”,果然麦收后增存小麦二八·一石。
四 教育启发社员实行民主办社
王杞除去吃苦耐劳,热心积极,而且虚心细致,善于听取群众意见。去秋社员体会“合作社真能办事,就是资金少,应该增股”。王杞便先后两次提出扩大资金增加股份,社员由一九○增至三五二,每股由三升增至五升,集起股金一七·六石。而且为了教育社员,启发社员民主办社,召开了社员大会,总结供销成绩,具体算账,使社员认识合作社能为他们解决困难,省工省钱。并从检讨过去合作社垮台的原因的基础上,订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民主制度:确定不分红,社员十人编成一个小组,二十五人选一代表,由代表产生社委会,半月召开一次,研究供销业务,事先由社员提出需要品名数量,社委会综合意见组织配售;一月召集一次社员代表会,事先由社内总结上月工作,制定下月计划,通过社员代表提议修改,作为决议执行。今年前半年王杞不但向社代会(小组长参加)作了工作总结报告,而且着重表扬了遵守制度的村(青龙瑙、小新店)和特别热心的人(史炳旭、武志成等)。会上代表提出三点意见:(一)对组织生产上没有深入领导、创造经验、改进技术。(此点应由技术委员,和互助组研究提高,合作社可在药械、农具等供销上给予帮助。)(二)村社业务必须加强计划性,有些作的不够,夏天社员要木锨十五把,只供给了八把。(三)资金一七·六石,家具占五石,县社入股七石,流动资金只有五石六斗,必须增股扩大资金。王杞当即接受了意见,并由大家决定股额由五升增到一斗,据不到十天的统计,增加社员七人,新增股金麦子一○·六五石。
目前,社员和村干无不热烈拥护王杞,爱护供销社。去春农忙,社员便自动组织,为王杞代耕,今夏一个商人在太平庄、白草烟等村卖火柴,不但索高价并且还说:“供销社的洋火是假的”,社员武小狊、魏改莲(女)听见,就反驳道:“你不能随便侮辱供销社。”由于王杞同志自己热心为群众服务的精神,接受县社的领导,扭转代照岭供销社由过去的单纯营利观点,逐步的发展了供销业务,因为切实为群众解决了许多问题,受到群众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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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董晨厂长
他领导东北石岘造纸厂实行了最科学的管理制度。
董晨是东北石岘造纸厂厂长,他学习了苏联先进管理生产经验,研究新的管理方法,在旧有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图表管理生产的方法做为整个管理方法的纽带,从而使生产全貌为之一新。在产量上,亚硫酸纸浆较伪满最高标准已超过百分之三十五,新闻纸的产量超过伪满最高标准一倍。质量方面,保证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一等品和特等品。并不断减低了成本。
坚决克服困难,创造有利条件
石岘纸厂的技术设备条件并不好:厂子有十三年的历史,战争的破坏,外货供应的困难,许多机器东凑西拼,有的机器如二号机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石岘又是一个偏僻的山谷,工人的技术水平不高,百分之十五以上是学徒,老技术工人只占百分之二十三左右。全厂组织机构非常混乱。
董晨同志没有向困难低头。去年五月间,他首先从改变旧的组织机构,加强车间领导下手。他取消了过去科、股、班的组织机构,大胆以工艺过程的现有规律,提出以一长制的车间管理制度:厂长直接领导车间,车间设主任,直接领导工长,组织生产。他又派遣人员到车间帮助工作,使车间主任专心来领导和完成生产计划。通过群众制定定额,修正定额;实行了各种专责制;在新纪录运动进一步开展的基础上,把过去十三等三十九级的工资制度,改为七级工资制,并实行计件、计时超额奖励办法。
这就给今年实行生产指示图打下了基础。
提倡实行生产指示图
石岘造纸厂生产过程相当复杂,特别是像制造亚硫酸的木浆由原料投入机器,需要经过八十二小时,六个加工工艺过程,其中只要有某一生产单位脱节,就会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
董晨同志研究了这些实际情况,学习苏联管理企业的经验,他决定试行科学的图表制,并向大家说明实行图表制的意图和要求,指出明确的方法和步骤。
生产图表制就是用图表标示出各个部门甚至个人的产量、质量及计划完成的情形,是容易使群众了解的图表。它是顺应生产体系的自然规律,溶合了总的生产计划、管理制度,组织了各种生产过程,各部门、各人成为一个整体的管理生产的纽带。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会议指出:各企业的生产计划必须在详细编制的生产图表的基础上执行。董晨厂长自本年一月开始推行这一先进的管理方法,已得到了具体的成绩。
脱离了手工业的管理方法
苏联专家谢尔吉克夫对石岘纸厂的管理方法所下的评语是:“在基本上已脱离了手工业的管理方法,走上企业化管理方法。”
生产图表明确指示任务,使工厂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有了明确的职责。随着生产的高涨,工人自身体验到有实行工资合理分配的必要,从而要求学习,要求考工,便利了现在八级工资制的推行。生产图表的运用使技术人员和生产结合,和技术管理工作结合。例如在现在十二名车间正副主任中有五名是技术人员,在八名科级技术管理干部中,技术人员占有五名。参加车间生产的技术人员占总数百分之七十八,作到了有职有权,同时改变了新纪录的性质,使百分之五十六原属于提高劳动强度的新纪录到六月一变而为有百分之七十是属于技术改进。在生产指示图中可以发现生产过程中最弱的环节,这样就指出了发展的方向,于是就先全力突破这一弱点。新纪录的发展也就随生产中薄弱环节而转移。石岘厂就是先设法提高亚硫酸系统中最弱一环的制药部门,使他由日产二八八立方米提高到三○七立方米而最后达到三二九立方米。在药液问题解决后弱点又转移到木釜,又使木釜缩短了蒸煮时间,同时加大放锅量。随着而来的,精选成为木釜放锅的障碍,因此,又把精选能力提高,抄泵机产量也提高。一连串有组织的改进,创造了一连串的新纪录(半年来创造新纪录四十六件,价值东北币一百六十七亿)。
此外,在执行生产图表的管理方法过程中,又改进了两次定额。工人遵循标准工作法操作,保证了质量,改善了各车间的流失情况。在检查制度上保证了机械安全运转,并在有计划的进行事先的检查与修理,发挥了机械最大的性能。如木釜发挥了最大性能,每单位有效容积的放锅量日渐提高达到苏联标准。
生产图表好似一根筋络,把整个工厂的全部活动的规律与管理方法结合在一起,使这规律与活动的内容更加充实与生动。这些成绩也就是董晨同志的潜心研究,团结全体职工,推行新管理方法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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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模范干部王振堂
四合屯在他领导下,由穷变富:耕地面积由土改前的六百四十五亩,扩大到二千零九十亩;粮食产量较土改前增加近五倍,超过伪满时代最高年产量的三倍多。
出席这次全国劳动模范会议的代表王振堂是东北著名的农村模范干部之一。他现在是黑龙江省肇源县四合村的村长。该村四合屯三年多来,在王振堂的领导下,由穷变富,获得很大的成绩。该屯耕地面积由土地改革前的六百四十五亩,扩大到今年的两千零九十亩;粮食产量去年为五百一十石(每石五百斤),今年可提高至一千零三石,较土地改革前的一百八十石增加将近五倍,并超过伪满时代最高年产量的三倍多。牛马等耕畜亦由土地改革前的三十匹增至八十四匹。
王振堂是一个替地主当了整整三十二年长工的老雇农,虽然勤劳生产,但仍然房无一间,地无一亩。土地改革以后,他翻过身来了,并且先后当选为屯长、村农会主任、村长等职,一九四九年又被选为黑龙江省特等模范干部。他所领导的互助组被选为模范互助组。四合屯农民生产的发展与生活的改善是与王振堂的模范领导分不开的。
四合屯的互助组织,由一九四七年的插秧组,逐渐发展,至现在,互助组的范围已经包括全屯。全屯二十七个劳动力组织在一起,人力畜力都按劳动力定分,按分换工。这种劳动互助组织,发挥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技术与耕作水平,因而使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该屯农产总量逐年增长情形如下:一九四八年二十四个劳动力,种地九百六十亩,秋天打粮四七○石,比一九四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一六○。去年二十二个半劳动力,种地一千一百亩(开荒二百多亩),打粮五一○石,比一九四八年增加百分之八点五。今年估计最低可打一千零三石,将超过去年百分之九十七。
王振堂在一开始组织劳动互助时,就注意使农业与副业生产结合起来。一九四七年秋天歉收,大多数人粮食不足。这时王振堂组织了人力,一面收秋,一面打柴,解决了一九四八年的灾荒困难。别的村屯因农忙时口粮缺乏,缩小了耕地面积,他们却能及时下种,并且作到了二铲二趟以上。一九四八年他又组织打苇子,打鱼,加上妇女儿童副业的收入,全屯共计收入八千万元(东北币,下同),占农业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一九四九年全年该屯副业生产收入更达到四亿元,可折粮三百石,占农业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组织起来进行副业生产的结果,不但改善了该屯群众生活,而且积极地支援了农业,使得互助组更加巩固起来。
王振堂的领导,不仅是善于组织,善于计划,善于接受科学技术,而且善于走群众路线。他培养了于长江、张淑贞等积极分子,组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他凡事都在领导集团内进行研究,补充自己意见的不足,并经过这些骨干分子去发动群众。同时,王振堂还提出“谁挣钱归谁”的口号广泛地发动了妇女和儿童;此外还改造了懒汉。因而,全屯都卷入了生产运动。
四合屯互助组在王振堂领导下今年使用了马拉式的新农具,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计开荒九百六十亩以上,超过原计划六百亩的百分之六十。洋犁开地比笨犁开荒翻的土既匀且细,因而提高了耕作质量。播种时又使用了新式播种机,种地五百多亩,节省了很多劳动力。在收麦时使用了割小麦机,四匹马,八个劳力一天就割四十亩。打场机用六匹马,十个人,一天能打五十亩,比用?子省工一半多。由于新式农具的使用,大大提高了耕作水平,因而今年小麦丰收,每亩打到四斗多。该屯秋禾生长得也很好,谷子披肩高,大豆齐胸,现在仅新开的九百六十亩荒地,估计就能打四百八十五石。因此,四合屯的农民现在对使用新式农具已有很大兴趣,他们准备在秋收时,尽量使用新式农具。
在王振堂及其他干部领导下,四合屯的群众几年来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结果,生活已普遍上升。四合屯从前叫穷张家围子,土地改革前全屯二十八户(地富三户,中农二户,雇贫农二十三户),沙岗子地六十四垧五亩,只有三十个牲畜,两台车,农民生活极端贫困。一九四七年半数以上农民没吃的。因此,附近的人把四合屯叫做“山狼水贼”之地。
一九四七年当地土地改革完成后,王振堂就积极地组织全屯农民群众搞好生产。他为人公正,所以深得群众拥护。如一九四七年冬天搞副业挣了钱,他就先给赶车的买上了衣服,自己却在以后才要,这样就使得大家生产更有劲了。他的互助友爱精神非常好,看见屯里那家困难,就主动地想办法帮助。全屯农民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经过三、四年的生产互助,现在生活已经大大改善。全屯大部农民已上升为中农和富裕中农,三户过去一无所有的赤贫户,亦升为贫农,接近中农。
随同经济生活上升,文化也提高了。从前屯里没有学校,一九四七年只有三个地主小孩上学。一九四八年才有七个。一九四九年屯里建立了学校,就有三十个小孩上学。今年上学的更增加到四十二个,全屯学龄儿童已无一失学者,连过去放猪放马的穷孩子都得到了学习机会。此外该屯成年人也相竞学习文化,现在他们中好多人都能看报写信了。(附图片)


第7版()
专栏:

  拆不散的互助组
—劳动模范陈廷山领导的互助组
多想办法,多和组员商量,多打粮食,并且照顾副业,庄稼人就愿意互助起来了。
陈廷山的互助组,是由六户农家、在一九四七年组织起来的。第一年,每个劳动力平均打粮七石;今年发展到十一户,预计平均每人可打粮二十五石。
陈廷山互助组的事迹传遍了辽东省,传遍了东北区,成为互助组的旗帜。
陈廷山互助组增产粮食为什么这样快?陈廷山说:“增产方法要多样,抓住肥的(主要的)不放松。”
他们组里多是涝洼地,十年九不收,垅小沟浅,见水就淹。陈廷山研究了情况,想出了办法,领导大家,把三垅改成两垅,挖了二十一条排水沟。原来五、六斗产量的地,经过改良,一亩地多打了一石二。耕地年年多上粪,春耕用大铧、硬牲口,往年二铲二趟改成二铲三趟,增加了土地抗旱、抗涝和肥力。
一九四九年初,陈廷山到省里开劳动模范大会,听了首长关于种水田多打粮的报告,心里好像开了个窃。回到村里,他便把全组的劳动力和现有的地亩仔细算了一下,估计地亩不够种。他便和组员商量开水草甸子(沼地)种稻子。他村这水草甸子是伪满的开拓团开的,因排水不好不打粮食,就给荒了。甸里草根树根多,普通犁杖开不动。陈廷山想出把犁辕上装上一把犁刀,耕时犁刀先把草根割开,这样犁杖就能用了。水田开出了十亩,但不会种稻技术。第一次把三百多斤稻种生坏了。有人讽刺他们说:“大米饭不容易吃啊!”陈廷山并不灰心,去找附近种水稻的朝鲜农民学习。第二次就种的很好。可是又有问题,水田水不够用,这时陈廷山又领导组员挖沟,把绕着村的三股水合引到水田去。结果十亩水田,收了二十四石粳。村里别的小组也都学他们开垦水甸了。去年冬天,陈廷山第二次参加省劳模会,讨论到提高互助组问题。他回乡后,在区、村各种会议上,都宣传了组织起来的好处,并介绍了经验。今年春天,他领导的互助组增加了三户,并更加注意技术改良。播种前,进行了精细的选种。播种时用王铜消毒,用血粉拌种。同时又采用了省府奖给他们的开荒犁、除草机、水田除草器等新农具。自己又买了一台熊岳?耙,和一架小洋犁,大大节省了劳动力。
陈廷山互助组里做出这些成绩,组员们都说是陈组长领导的好。他介绍自己领导经验时这样说:互助组好,就是难搞;要想搞好互助组,当组长光说漂亮话不行,总得想出办法来多打粮食。
当组长不能像烟袋——一头热(自私自利)。譬如铲地,组员都想给自己先铲,组长就该先说话,自己铲后。作一个谦让的样子,再让大家讨论。当组长的不分工,大家分工有尊有让。这就叫“肉肥汤也肥,谁也不吃亏”。
当组长要会打算,怎样才能省工?省出劳动力怎么办?能省工,能给劳力找着出路,组员干的才能有劲。所以分工就要有计划,看地多少,远近,好不好耕种,什么庄稼,然后再根据劳力的强弱,有无经验,把老头小孩也配搭上。我们组总是好天铲旱田,下雨给稻田拔草、挖涝地排水沟、或修小田坝。去年全组从春耕到秋收就八月节歇了一天,组员还都高兴的说“不累”,越干越有劲。
当组长要经常了解组员思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组刘云增是个硬实小伙子。两口人土改分了六亩地,一条牛,组里都欠他的工,老刘觉着在互助组“好像给人家扛活”。可是没有开口,陈廷山发现他这种思想后,就在小组会上提出来,大家商量结果把去年开的荒地给他二亩半,下欠的工,大家再开三亩荒还老刘。这样老刘干的就更带劲了。组里陈兰华的牛工价比一般的工价低了。陈兰华不吭声把牛牵回家,不给别人使了。这时,陈廷山就领导大家商量,给他增加了牛工价。
陈廷山说:光这样还不行。当组长的还要当“妇女会长”。就是组员家的妇女情况也得了解、组织她们搞副业。要不,有的会扯腿。村里去年养鸡、养猪、编草帽、拉脚和打柴共收入六千零三十六万元(东北币),占农产收入的百分之二十。
陈廷山互助组是有事大家商量,同意才办;不同意再商量。四年的经验,组员都看出个人利益和全组利益一致,再不计较个人的小利害。他们做出很好的成绩,但并不骄傲。常常和别的互助组交流经验。还帮助单干户解决困难。这样,逐渐吸引了单干户参加或组织起互助组来。
陈廷山说:“庄稼人不用问,多打粮食就高兴。一样干活,小组多收成。这样的互助组拆也拆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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