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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富贵村的张富贵
提起张富贵在山东是家喻户晓的，他是胶东文登县富贵村的人；他是从一九四二年起连续当选为村、区、县、省劳动英雄，这次又被推选为出席全国工农兵劳模代表会议的代表。
一、张富贵的互助组
“组织起来”是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张富贵充分领会了这一点。当一九四三年民主政府号召组织起来参加生产时，张富贵首先响应，他在村里马上组织了五家搿犋小组；并创造了由母组发展到子组的新的组织办法。最初因为没有组织经验，一个小组一年垮了好几次，后来他积累了经验，重新整理组织，把组里积极分子分出去领导新组，因此张富贵组被称为母组，其他的被称为子组。在张富贵组的推动下，现在全村八十三户，已全部组织起来，共有十五个互助组。
张富贵小组是采取自由入组、自由出组的自愿原则组织的。在每年春种后、麦收后、秋收后，互助组都要重新整理一次，在组里展开民主讨论，建立各种制度和生产计划。凡经过民主讨论的决议，大家坚决执行，以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更主要的是张富贵的小组里及时发扬和提高了劳动的积极性，并及时检查总结劳动中的优缺点，以求改进和提高；再加以精耕细作和生产技术的改良，因此产量年年提高，群众生产情绪也不断上涨，大大的改善了全村的生活。
二、精耕细作、改良技术
张富贵很讲究精耕细作。他的地都是深刨到八、九寸深，而且都是刨后再耕一遍，他常说：“地年年刨，可以抗旱防涝”。秋天种麦前他总是先刨一遍，铺上粪后，再耕一遍，他说：这样不但易于捉苗；而且还可以防乌麦。照张富贵亲身的体验，庄稼多锄一遍有一遍的成色。他说：“麦锄三遍面充斗”。他的原则就是多锄，小麦、豆子、花生等一般锄二、三遍，苞米、谷子、高粱等高杆作物一般的锄七到九遍。
张富贵他知道技术改良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所以他很愿意接受科学知识和技术指导。前年冬季，上级号召冬耕，但那里的群众都没有冬耕习惯，不易推动。张富贵就在县农场指导下选择了九分地，作品种、施肥、耕作法等试验；并分为深耕细作、不深不细的耕、粗耕三种，每种三分地，春季种上苞米，但到秋天收获量则各有差别：精耕细作者是九十四斤，不深不细者是八十三斤，粗耕者是六十六斤。因此在去年冬耕中全村及附近都不仅多耕而且都深耕细作起来。张富贵在种地上，对施肥、选种也顶认真。他常说：“种大芽子粗，不选好种不多施肥就不能多打粮！”冬季农闲时他就展开积肥工作，并且想出很多积肥方法，如沤粪、沤绿肥、人造尿……等试验成功后又向外推广介绍。对耕作方法和优良品种的推广也很努力，他推动全村把胜利百号地瓜与洋地瓜作对比，爬蔓青豆子与一般豆子作对比，花生平垅与大垅作对比，以求得实际效果，使群众都采用优良品种。张富贵常说：“听上级的话，相信科学方法，决不会有差”。所以他在生产技术上事事首先接受科学指导，然后从实际工作中创造了新的办法；并且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三、惊人的生产成绩
一九四四年全村生产成绩是耕五余一（耕五年可余一年粮食），张富贵作到耕三余一。一九四五年全村耕三余一，张富贵耕二余一。一九四六年全村耕二余一，张富贵耕一余一。一九四七年因蒋匪进攻胶东，人民踊跃支前，在劳力极端缺乏的情形下，全村收获仍然很好，不但保证了缴足公粮支援了战争，张富贵仍做到耕一余一。一九四八年全村除支前外，还余粮二万斤，张富贵做到耕一余二。一九四九年因风、雹、旱、虫、涝、春荒等各种灾害袭击之下，全村只有少数缺粮外，余皆可自给自足，张富贵仍保持了耕一余二的惊人成绩。
今年全村生产比过去更进一步，样样庄稼都是丰收。张富贵今年的庄稼全部种的是优良品种。村里农民按照历年经验估计，张富贵今年能收一万三千斤粮，将超过他的地级产量（三千五百九十二斤）三倍以上。
四、穷村从此变成富村
富贵村原名望海随家村，一九四六年因全村生产达到耕二余一的成绩，张富贵达到耕一余一后，使该村农民清楚的认识到了张富贵就是自己的榜样，因此在一九四七年经人民政府的批准，群众就把这个贫困象征的望海随家村名，改为“富贵村”，村里的纺织社也改名“富贵社”。
富贵村在翻身前，全村六十七户有二十户是村饭的；四十几个是抗活度日；很多单身汉，永远娶不起老婆，张富贵那时也还在为人看牛。自从一九四○年共产党在这里建立民主政府，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生产运动后，农民家家都有了地种，经过几年的努力生产，现全村有地一千零三亩。张富贵也变成了二十四亩多地六口之家的中农了。现在的富贵村已是一片新的气象。不少农民正打算在秋后盖新房子、建筑墙垣，家家都在添养猪羊，全村学龄儿童没有一个不上学的；青年妇女们几乎全都学会了写信；村里还组织两个通讯组，经常给报纸写稿；青年们在青年团的领导下，每晚凑在俱乐部里非常活跃，最近统计全村已有四十九对男女自由结婚；二十七个单身汉娶了老婆。全村充满着和睦、友爱、互助的气氛，大家为着更美好的富裕生活而劳动着。（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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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顺达领导西沟村走向富裕
一、共产党带来了幸福
提起平顺县来，熟悉太行山的人，会知道这是个“金、木、水、火、土，五行俱缺”的地方，山大石多，土地贫瘠。西沟就是该县一个偏僻的自然村。
共产党给穷山沟带来了幸福。几年光景，西沟村起了天大的变化：抗战以前，全村共有耕地一百七十一亩，内有一百一十四亩是租种外村地主的；现在呢，经过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大生产运动，全村农民已拥有耕地二百二十四亩，而且每亩平均产量已由一九四三年时的一石二斗，增至二石一斗。牲口也大大兴旺了，一九四三年全村有羊五只，牲口十五头；现在这个二十三户的小村，有着一百二十七只羊，四十三头牲口。这里本是“糠菜半年粮”的地方，农民们的经常食粮是“糠圪塔”；现在西沟村农民一天三顿都是吃的纯粮。他们已搬进新修的房子，并且每人都有铺有盖，还做到一年三换衣裳（单、夹、棉）……农民蔡荣河说得好：“咱们过去是一篓担就担完了的家当，现在一百担小米也不卖了。”
这就是土改后新中国新农村的缩影。这个新农村由穷变富的过程，是与共产党的领导，与该村劳动英雄李顺达的领导分不开的。
李顺达原是河南省林县人，十八年前逃荒来到西沟村。当时全家五口人，一无所有，佃居破窑三孔，租种地主十二亩七分地。人民政府成立后，由于他领导全村组织起来，由穷变富，因而博得了全村农民的爱戴与拥护。一九四四年秋被选为平顺县头等劳动英雄，同年，太行解放区一届劳英会和一九四六年太行二届劳英会上都被选为全区一等劳动英雄。现在他是西沟行政村的中共支部书记。
二、穷村变富村的道路
李顺达怎样领导西沟村由贫困变为富裕？
组织起来，克服困难。一九四二年，平顺遭了旱灾，加之战争的进行，工作繁忙，劳畜力缺乏，群众的生产与生活十分困难。顺达根据当时群众克服困难、坚持生产的要求，积极响应了党所提出的“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号召。一九四三年春，以党员为核心，首先组织起一个六人的互助小组，八天开荒七亩多，积柴一万八千余斤，启发了群众生产自救信心与互助的积极性，互助组很快的发展到十六户，又分成了三个小组，李顺达被选为大队长。接着互助组又发动了互借互济，解决了组内没粮吃的困难，一股劲开荒一百二十多亩。秋后收下山药一千余口袋，全村度过了当年的灾荒。一九四四年，全部开的荒地种成了谷子，秋后收谷一百二十余石。秋收只李顺达家十九亩地，就打了四十九大石粮食，生产初步扎住了根。
二十多户的小村，参军和外出工作的即有八人，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战勤任务又十分繁重，加上大调民力捕打蝗虫，劳畜力感到不足。李顺达领导全村组织起来，精确计算，订出十五天的送肥、耙地、耕地、下种计划，吸收半、辅劳力，进行科学分工，顺利完成了下种。
一九四五年秋收时，村上男全劳力大部参战到前方，各组只剩下一个男劳力。顺达动员十九个妇女，十三个老汉，与全部儿童组织起来，三天就把全村的谷子割完。王四则参战回来后对人说：“我在外面参战，看见刮大风实在不放心，回来时一看，庄稼都给我收割了。多亏组织起来。”
一九四九年七月间，天旱不雨，群众生产劲头消沉。李顺达召开支部会议，讨论防旱，克服了“见苗三分收”的消极等待思想。会后全体党员积极行动，领导全村群众立即降低生活水平，吃糠，采集野菜并组织运输赚钱买粮食三百余斤，糠七百二十斤，干地蔓三百八十斤，克服了困难。
精耕细作，讲究技术。西沟村过去耕地习惯差，有的一年只耕一次，还有少数的根本不耕。李顺达在一九四四年劳英会上听了各地介绍犁三遍的经验后，回村便做试验。他首先把自己门前的七分地犁了三次，结果多打了粮食。用自己的实际例子，扭转了群众春不犁地的旧习惯。
一九四七年以后，该村劳畜力困难已基本克服，农民开始要求提高技术，上级也提出了“精耕细作”的号召。这时，顺达即领导互助，加工加肥，提出了“人翻了身，土地也要翻身”的口号，打破了农民“种地没巧、出力就好”的错误经验。
李顺达又根据历来的锄苗经验，研究出梯田的谷苗距离三寸至四寸，圪岗地五寸至六寸，坡地二寸至三寸，改变了过去认为多留多收，稠比稀强的守旧习惯，提高了土地产量。
改良农具。李顺达在生产中发现用三条腿耧播种，苗稠不通风，容易坏庄稼；用两条腿耧播种垅宽，通风，锄苗还省工（三条腿耧一亩需七个工，两条腿耧一亩四个工），又易于发动妇女参加劳动，收量也大。一九四七年汤阴战役，村上的男劳力大部都参战去了，沟前沟后的谷子差不多都是他用两条腿耧种上的。结果各家的收成都较往年增加三分之一。到四八、四九年播种时，他村已全部改用两条腿耧。今年互助组并已开始使用单把犁，解放式耘锄，喷雾器等新式农具。
改良品种。一九四六年，上级号召种金皇后玉茭，顺达在自己三分地里作实验，结果每分地种一百棵的金皇后每亩可多打粮一石。当即组织群众参观。第二年全村就种了四十七亩。同年推广温汤浸种，群众不相信，经过李顺达二年的试验，结果收效良好。一九四八年全村浸种的达总数三分之一以上，四九年浸种的已发展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最不相信浸种的路河山，今年也开始浸种。另外从四六年开始根据“母壮儿肥”的道理，年年提倡选种。一九四七年组织了田间观摩，选出优种进行展览。并提出“三要三不要”的口号，三要是：旱地选没旱死的能抗旱，圪道地选没淹死的能抗涝，虫吃地选没被虫吃的叫“苦根苓”能杀虫。三不要是：不要放在潮湿地方；不要让老鼠糟踏了；不要放在烟薰的地方。到今年优种已推广到百分之六十，并全部作到浸种、拌种。
三、民主之家
一九四六年春天，顺达根据生产的逐年提高，经过家庭会议，民主讨论订出了五年生产建设计划：盖房子十一间，打水井一眼，修碾一盘，每人添三身新衣，一条被子。在全家一齐动手积极劳动下，于一九四八年秋（共三年时间）即百分之百的完成了计划。接着又制订了第二个五年建设计划，经全家将近二年来的努力，又已接近全部实现。
李顺达的家庭五年建设计划能在三年内提前完成。全家的民主和睦，发挥了男女老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顺达全家，由于实行了民主管理，科学分工，做到了田间生产和家务事，都是有条有理的。才富（顺达弟）胡昌（雇工）顺达三人领导农业生产和牲口运输，桂兰（顺达媳妇）前巧（顺达弟媳）廷先（顺达妹）由李顺达娘（去年已死）领导管理家庭生活和纺织、喂猪等副业生产。三个月全家开一次家庭会议，个人对自己在生产中生活中的表现，进行检讨，对别人有啥意见提出批评。每个季节的开始也召开家庭会议，安排生活，订个全家计划。然后再订出个人计划。因之，全家大小都能自觉的努力生产。在日常生活中，李顺达和他娘也注意听取大家意见。开始建设时，才富提出：“咱盖房子，用人多吃的多，先修好碾，打好井，马上就能用。”采纳了这个意见，省工很多。
由于李顺达相信政府政策，细心领导家庭，经过了将近八年来的大生产运动，全家在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上都有了突出的提高。现全家十二口人中有七个共产党员（三个在外工作），有十一间房，三孔窑，三十亩五分地，五头牲畜，三十四只羊，二十余亩山林，每年的收入合粮食八十石以上。
四、李顺达的领导经验
（一）坚持互助政策：互助组认真贯彻等价两利、出入自由的原则，并做到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结合。李顺达的互助组从四三年成立以来逐年发展，主要关键即是组内正确执行了互助政策。
李顺达互助组的等价交换，一般是以劳力强弱折死分，按活不同折活分，技术好的加分。如杨来发锄苗技术特别好，一天加二分，宋买锁锄苗技术仅次于来发，一天加一分。使用牲口时，以地好坏（平、坡、劣）牲口好坏分等。这样的折工计分方法，全组的群众都觉得合理公道。
互助组内有民主制度，好的奖励，坏的批评。李顺达领导互助组每一季节终了，都经过小组讨论，总结成果，进行检讨，评选模范。对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都有很大推动作用。
西沟村互助组织在顺达领导下，能够及时的摆脱停留在单纯克服劳畜力困难阶段的经验束缚，从一九四七年以后即大力领导提高技术，使互助组在新的生产条件下，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使西沟村的生产也得到了更多的收获。
（二）有明确的生产计划。李顺达的领导生产是从订按家计划做起，再订出全组计划，推广到全村计划。一九四六年春，李顺达小组有些户产生了自满思想，认为：“生产都已达到耕三余一了，今年不好好互助生产，也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李顺达便开会启发：“光达到耕三余一还不算，要达到丰衣足食才更好。”领导全村二十三户都订了按家增产计划，指明了新的生产奋斗目标。
李顺达领导家庭建设，掌握了以发展生产为主，如他家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即是在生产有了剩余的基础上开始的。他计算每年的农业生产除去吃只能余十五石粮食，要完成他的建设计划，每年则必须四十石粮食购买木料与其他开支，所以便发动了全家进行副业生产，在农业生产上也特别加工。结果做到在完成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时，家里不但没有亏空，而生活仍过得富裕。
（三）重视思想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不仅是顺达家庭的特点，在全村也已成为习惯。顺达的做法是“遇事开会商量，思想一致后大家动手”。互助刚成立的那几年，组员们往往在做活好坏，或谁先谁后上闹意见。但经过李顺达领导互助组开会，大家互相检讨后，都得到解决，组员关系得到了进一的步巩固。（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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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德彪领导的王家坪
力文
中国农民“一盘散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还有人过低估计中国农民的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力量，就让他看看陕北绥德县王家坪吧！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匪军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气焰正高，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这并没有吓倒陕北人民。当七月十二日匪军窜到王家坪的时候，全村看不到一个人影，每个窑洞都空空的，锅也没有了，只剩下一堆残灰。匪兵们烧毁门窗，捣烂窑顶，村边的大路几乎掘遍了，依然没有搜索到一粒粮食，一条被子和一件衣服。天黑了，虽然还没听到枪声，不屈的村庄，却使得匪军不敢安然睡觉，饥饿得啃着生瓜。匪军没敢多逗留，第二天便窜回绥德城了。
王家坪距县城百余里。匪军窜走后，王德彪回村把亲眼看见的匪军兽性行为，告诉隐避在外的村民，村民咬紧牙说：“粮食沤了不让胡匪吃，衣裳沤了，不让胡匪抢走。”“咱们的军队外线作战去了，胡匪军总会被消灭的。”他们还讨论了匪占村庄“坚壁清野”（即掩藏物资）的经验教训，取出隐藏在窑顶上和村附近的粮食、衣服，转移到离村十多里的地里，埋藏好，撒上土，再种上庄稼。村干部分工领导备战。发生情况时，王应法、王曾耀等三人组织婆姨娃娃转移：一个人解决住宿问题，一个人供给吃喝，一个人当“路引”；王德彪领导着年轻力壮的民兵当后卫，掩护撤退。村与村之间都取上联系，一有敌情，村村传送消息。所以，匪军十一日从绥德县城出发，次日上午窜到王家坪的时候，人们早已在拂晓前便转移了。
当解放军转入反攻，胡匪开始溃退的时候，王德彪又领导全村人民卷入支前拥军的热潮中了。他们从地窖中取出粮食，驮粮的牲口少，十几岁的孩子，五六十岁的老汉，一次背上几十斤，赶到三百里以外的前线，送给自己的队伍。
王家坪人民有着如此强烈的憎和爱，不是偶然的：王家坪过去本是地薄石多的穷苦山庄，全村三十户人家，种着一千二百多亩地，有九百多亩是租自外村地主的；很多人欠着还不清的账，吃不上粮米，只是靠山药蛋、瓜菜糊口。一九四○年王震将军赶走了反动头子何绍南，新的政权建立了，在减租减息民主改革运动中，土地渐渐转到农民手中，生产情绪大为提高，又经过一九四三年以后的大生产运动，发展合作互助，改进耕作方法，扩大耕地面积，还创办了义仓和学校。全村生活迅速上升。胡匪进攻以前的一九四六年，已达到丰衣足食的地步。全村可收粗粮三百四十余石（革命前农民收入不足百石），一般农户，不仅不吃糠菜，还有余粮。当他们的安乐生活遭到破坏的时候，便激起他们的强烈反抗。
“坚壁清野”斗争的胜利，使王家坪医治战争创伤，有着较好的条件，但困难是很多的。牲口减少了，全村十四头驴，只剩下两头。由于胡匪扰乱，耕作粗糙不按时，每亩作物产量降低一半以上。王德彪及时的鼓励大家：“现下胡匪走了，要加劲生产，补上一九四七年的损失，恢复一九四六年生产水平。”王德彪和积极分子王继周等研究村中情况，首先要解决的困难是增添牲口。可是，不少人还耽心买了牲口会加重支前负担，他便召开群众会，讨论和规定出鼓励买牲口的出差办法。王德彪自己先和别人伙买了一个大驴，他知道王常延想买半个牛，又看到常延和王继庵两家合得来，便对继庵说：“你买一个牲口有困难，常延也想买半个牛，你俩合伙好吗？”在王德彪带头影响和具体组织下，一年中全村便添了四头牛、五个驴。德彪又领导讨论了多种夏菜等防荒办法，计划种夏田四百二十六亩，用娃娃点种，点种比撒种节省黑豆两石多。王德彪互助组作出具体生产计划，又帮助其他组，计算怎样变工耕作，抽出劳力打短工，搞运输，增加副业收入。从一九四八年二月九日到三月二十八日，个半月的光景，王德彪组挣工赚洋一百九十万元（西北农民币），有的组挣到二百万元。一九四八年底总结生产工作，王家坪播种谷子、高粱等一千二百一十二亩，另外种麻子一百七十一亩，洋芋一百二十三亩，做到普遍锄三遍，二分之一的秋地犁耙两次。耕作的加工使每亩平均不到三斗的产量增至六斗，基本上恢复了一九四六年胡匪进攻边区以前的生产水平。
随着生产的恢复，一度遭受灾难与挫折的王家坪，又在蒸蒸日上了。妇女纺织合作社恢复了，花买得贱，布卖得方便，省出了工夫，妇女纺织情绪更高了。有个妇女叫徐玉兰，一九四九年和婆婆两个人，纺线一百斤，织成一百八十丈布，一家五口人换上了新衣裳，还买到一个耕牛。赶走胡匪军的那年，王家坪发疟子的人很多，王德彪筹办了医药合作社，派人到县医药社买回一批治疟疾、肚子疼的特效药。人们见药品治病有效，不再求神拜药了，减少了群众的痛苦。学校也恢复了，小学生在校内外活跃起来，每天带着识字牌回家，教自己的哥嫂、妈妈，学会“纺车”“棉花”等应用生字。十四岁的王来起教他嫂高秀英，教的认真，学的灵敏，不到半月工夫，秀英认到几十个生字，自己的名字会写了，还学会打算盘。（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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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牧业模范工作者热吾什
天云
哈萨克族的畜牧专家——热吾什，是新疆伊宁区畜牧场的场长，也是一位饱经风霜、兢兢业业于畜牧事业的模范工作者。他从事畜牧、兽医工作已八年之久；他把进步的科学的理论知识与技术运用到群众的畜牧事业上去。他领导着新疆伊宁区畜牧场二百余名职工把当地的畜牧事业改变为一个新的面貌。牲畜死亡率已大大的减少了；低劣的品种也渐渐变为优良品种了；繁殖也加快了起来。广大的新疆牧民的牲畜，已进行了普遍的畜病治疗与防疫工作，保障了他们唯一的财产（牲畜），也保障了牧民们的生活。
伊宁畜牧场曾从苏联引入马、牛、羊等优良畜种与当地土种进行杂交，至第六代即与苏联的良种相似。据伊宁畜牧场一、二两场今年统计：种马厂共有马一千四百九十四匹，苏联种马五匹，现已培育骏马一千零三十匹。种牛厂共有牛四百五十六头，苏联种牛七头，改良牛亦有二百七十五头。种羊一、二厂共有羊三万一千六百五十二只，培育苏联种羊则有二万四千八百三十三只。此外，羊子配种，普遍实行了人工授精法，据去年一年统计，用人工授精的即有四千九百四十六只，今年计划争取到一万只。并准备将人工授精的科学方法，普遍运用到牛种改良上。
在牧场中，因为饲料调配适当及管理的周密与科学化，该场所养育的土种畜，亦较当地一般牲畜高大强壮。在这点上，热吾什和他的伙伴们，是信守着米邱林关于“某种动植物，因后天环境而养成或改变了的特性，能够借着遗传而遗传下去”的学说，并遵循着米邱林的道路，因而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在牲畜的防疫与疾病医疗上，他和他的伙伴们创造了显著的成绩，从去年至今年六月，十二县医好病畜达四十五万三千五百七十七头。每天至少医疗病畜五百头以上，平时经防疫注射的牲畜数目更多了。该场在培养种畜方面，连年来不断的扩展着，新疆伊宁区一带的牧民中间，普遍获得了该场所培育的种牛、种马和种羊，牧民们当牵着这些毛色润泽、力强体壮、精神旺盛的牲畜时，就常常想着热吾什了。
热吾什幼年时代的家庭，只有着一匹马的财产，主要靠父亲制造木碗来维持生活。他在伊犁上小学的时候，是一个半牧半读的学生。
热吾什九岁又转入阿拉木图公费学校读书，在这里他学到了化学、生物，特别是对他有着特殊兴趣的畜牧学。整十年的努力，奠定了他继续深造的基础。毕业后，他考入阿拉木图的畜牧兽医大学。在四年的大学艰苦岁月中，他一直兼做着苦役，曾当过砖瓦窑的工人，也做过畜牧兽医大学的附设兽医医院中的饲养员、勤务员。也就在这期间，他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始对苏联这个国度有了初步认识，正如他所说：“在大学里，我学到了两门学问，在自然科学里，我认识了米邱林学说；在社会科学里，我体验到了苏联所走的道路。”
一九四二年热吾什在大学毕业后回到伊犁兽医医院担任兽医职务。他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六、七年中，他对反动派非常不满，但热吾什并未因此而颓丧，相反的他一直仍在坚持着他的艰苦的事业。去年解放后，他即被升任为伊宁区畜牧场场长。他在工作中是紧紧地依靠群众，经常和大家一起研究牧场一切问题。他说：群众的智慧是丰富的，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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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滩上的治水模范任樟元
今年初夏，浙江的衢州连日大雨，四乡的山洪奔向衢江，江面波涛翻滚，水流湍息。
衢江流过叶家村，那里有一块黄金滩，滩水筑有一条防洪的工程。它防护着十七万八千亩稻田，保障十四万人口的用水。但凶恶的山洪，冲毁了防洪工程。眼看着稻田和用水要发生问题，广大的群众日夜焦急，对于这庞大的工程，却没有信心去修筑。部分落后的农民还“求神拜佛，靠天保佑”。叶家村农会主席任樟元这时就向群众说：“求神是没有用的，只有靠大家动员起来”。
在一次群众会上，任樟元问到会的群众：
“黄金滩过去啥人修？”
“大财主拿大家的钱来修！”
“修得好不好？”
提起大财主，群众激动了。有的说：“他们揩油，不负责！”有的说：“随大财主高兴，顶多派点人丢点石子，马马虎虎填填！”任樟元掌握住群众的情绪，他说：“好！国民党和大财主拆烂污，今天我们翻了身，有人民政府的领导，黄金滩也一定修得好，只要大家一起干！”群众被动员起来了。他从县人民政府领来了开工需用的经费以后，计划动工，但是缺乏桩木。旧历五月初二，天下着大雨，山路都被淹没，他决计上百里路外的岭头渚去采办。木材办好了，急着要回来，因为水太大，没有一条船肯开。后来他找到了一条船，仍不愿开，他说：“假如我老头子淹死了，我也不找你们算账！”船夫敌不过他的执拗，载着他从岭头渚开出，过横塘口，激流汹涌，小木船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随着波涛狂奔，几乎把木船卷没了。当全村的人正焦急地盼望着他回来的时候，他回来了，带着全身雨水，拖着疲倦的身子，露出兴奋的笑容回来了。全村的人为他庆幸，为他欢呼。
他的忘我的精神，坚定了群众对修堤的信心。到旧历六月二十日，提防顺利完工。十七万八千亩稻田和十四万人口的用水有了保障，并打下衢县四个区增产的基础。此外，他并动员群众修筑了石室堰和德坪堤。他的模范行动和团结群众一起前进的事例是写不完的。在春季治虫中，他自己打通了思想之后，曾发动了二万四千五百八十八个人，捉获稻苞虫七百余担又二千五百多斤，螟蛾一万八千五百六十三只。在订生产计划时，他又挨户告诉大家要结合节约度荒：“国民党赶跑了，不抽壮丁了，大家不要出壮丁费了；财主家的礼，用不着送了，糕饼、鸡子、毛肉钱不费了；靠天无用，还要买啥香纸蜡烛？”大家都照他的话去做，安度了春荒。他爱群众，群众也爱他。他这次上北京，成千的人为他送行，许多人都偷偷地在他的旅行袋里塞进了点心。
什么力量促使他成为群众爱戴的人物？这是由于他看见了共产党，提高了阶级觉悟。他五十年的历程，充满了血和眼泪。他三岁跟父母逃荒讨饭，不久父亲死了，不到六岁，他挥着柳条鞭给人家放牛，整天被主人咒骂、毒打。九岁那年，母亲受不了折磨，在被财主一阵毒打以后，离开了人世。从此，他成为孤儿，流浪乞食为生。到二十八岁，跑到浙赣路做工，三十四岁到衢州租种了一点田。衢州解放后，他翻了身。从屈辱和苦难生活中过来的任樟元，他懂得谁是劳动人民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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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章怎样办合作社？
林韦
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底所著《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有一段说：“地广人稀、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边区，要贯彻政府的经济政策，组织与倡导人民发展经济，就必须依赖真正群众化的合作社起杠杆作用。因此南区合作社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这里所讲的南区合作社，其领导人就是老共产党员刘建章同志。
一九四七年春节毛主席到刘建章的村上去时，曾经对他说：“你们为群众办了很多事情，你们办得很对，以后还应该更多的为群众办事。”
刘建章时刻牢记在心上的，就是要更多的为群众办事。凡是能帮助群众减少困难、增加收入的事，不管别人别社办过没有，他都尽力去办。一九三六年南区合作社创始时，只是以群众凑集的少数股金办一些消费事业，供人民以布匹、火柴之类的必需品，使人民省去跑路的工夫，卖得也较市上便宜些。一九三八年以后，他们的合作社进而组织群众运输、生产、办理信用业务。生产组织，有油坊、粉坊，一九四一年以后更有纺织厂（组织妇女纺织）、织袜厂、口袋厂等（消费业务除卖杂货外，更有药社、货栈、骡马店等出现）。这些生产组织虽然还不是生产者本身的合作事业，而是合股的雇佣企业性质；但却在吸收农村游资、发展手工业生产上起过相当作用。同时解决了若干失业工人与干部家属的职业和生活问题。在当时当地是有利无害的，切合需要的。运输方面，从沟门上一百多头牲口的运输队，发展到一九四三年的延安全县运输大队。人员一百八十七人，驮骡七百二十头（折合数），成为强大的运输力量。同年在沟门上成立信用合作社，以二千七百万元的股金历年放款达三亿元以上。以后蟠龙等地也仿办五处。毛主席在总结南区合作社的特点时，第一条就是“冲破了合作社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不拘守成规。”“以消费合作社开始；但它的事业，却发展到南区全体人民经济生活的各方面。”
刘建章领导的合作社，一方面为人民谋利益，一方面也是协助政府完成财政经济工作任务的有力机构。它把贯彻政府财政经济政策与谋取人民当前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办法是把人民对政府应缴纳的负担变成群众的股金入到合作社，由合作社经过周转取得利润后，代群众出负担。一九四一年以后的包运公盐与包交公粮，是最出色的例子。延安群众分散地各自到盐池去运盐交公，来回一趟一个月，只能驮一百五十斤。加上牲口的伤亡生病与路费，运一千五百万斤盐是消耗很大又难完成的。这时，南区合作社把应交政府的盐数折成价，让群众交钱或交其他要卖的物品给合作社，作为群众的股金，由合作社包运。运来盐卖出获利，替群众交公盐。包交公粮也是如此。一九四二年开展大生产运动时，农民怕多打粮要多负担，情绪不高。合作社便让群众按上年公粮数交与合作社（也可用他物折交），将来公粮如有增加，合作社负责。如有减少，多收之数还给群众。同时将群众预交公粮即作为群众的股金。这样，合作社固定了群众的负担，使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有的并愿预交二年公粮。此外，教育费、哨站费、有奖储蓄券等，都采取了这种办法。既省去政府个别收费之烦，也使群众将来可以增加收入。政府组织移民与救济难民中，合作社贷款、借牲口给移民、难民使用，也起了贯彻政策的作用。对这些做法，毛主席在总结中说：“它以公私两利的方针，作为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使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公与私的利益，个体与集体的利益，密切的结合起来。”依照毛主席指示的这一精神，刘建章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以后的战争期间，曾组织包运军火、包送兵差、救灾等各种业务，获得不少成绩。
为着把群众微薄的经济力量组织成为强大的经济力量，他们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办法。上述在承办专门业务中扩大群众股金，是被广泛采用着的办法。除去各种生产入股与负担入股之外，一九四四年并创办了学生伙食供给入股。合作社为兴办一个小学，让每一学生每年入米一石，办教育合作社，以经营利润作为学生与学校一切开支之用。三年后即完全公费。这一办法，以后又发展到半工半读的合作职业中学。其次，是在储蓄性业务中扩大股金。其中包括养老扶幼信任入股（孤寡残废者入一定股金，由合作社按月供给衣食），放款入股（借信用社一万元，可顶一千元股金），存款入股（利息百分之五作股金），有奖储蓄与公债入股，金银首饰入股等。再次，是在交易中扩大股金。群众向合作社买犁、铧等农具时，将所付货款中超过合作社购入价格的部分作为买者的股金。有的农妇到合作社买棉无钱，即借给她几斤，织了布卖给社，除了偿还原借，其余作股金，并继续拿花去纺织。还有卖针入股办法：第一年按市价卖，第二年按三分之二，第三年按半价。买者三年所付针价均作为自己股金，三年后即可每人每年配针一小包（二十五根、够一年用），不再要钱。可惜到第三年正值胡匪进攻，将要配给的针埋锈了。
因为这合作社真能给大家办事，所以经过两次大灾难都没垮。一九四二年大水冲去大部资产，一九四五年物价暴跌，大量抽股亏损，都不久就恢复旧观。但在一九四七年战争时期再次损失全部资产百分之九十四以后，因刘建章和其他有经验干部全部在外工作（有的担任了省级合作领导干部），至今元气还未恢复。但刘建章相信，现在环境与物价已稳，只要将来有人好好干，一定还会干起来的。
刘建章因为长年地苦苦工作，现在害着脑病，一时不易全好。但他仍在担任延安专区合作社的指导任务。并使该区合作社业务由过去的单纯办消费进到收购猪鬃、皮毛、肠衣等，转天津出口；收购盐、碱、桃杏仁等向南运销。给陕北人民找出更多生产之道。从前这些物资大半赖私商收购，收价太小，农民吃亏，故多不愿生产。延区合作社适当提高价格，产量便逐渐增大。去年茹核（药材）只收四千斤（私商占一半），今年即收二十万斤（私商占十一万斤）。光这一项挣米三十万斤，换回棉花，解决了两万人的穿衣问题。
谈到他办合作社的经验时，刘建章强调提出几点。一是有供有销，不拘泥于一种或几种业务。二是民主作风，遇事征求群众意见，办有益群众的事，用事实去说服群众。三、组织形式不必拘泥。如监事会不起作用，就不必硬设。把理事会弄好就行。四、必须有一批有能力、懂政策、肯为群众办事的干部和积极分子。现在不够，应该赶快培养。往外调干部要照顾地方情况。五、国家对合作社应该多给点照顾，不要让个别合作社吃亏。（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