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2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模范工会工作者聂秉举
沈阳市总工会
聂秉举是沈阳第三机器厂工会主席。
去年五月,该厂开始正式生产车床。当时工友车一个六英尺车床用的塔轮需十六小时。六月间,党委对聂秉举同志说:“四厂苗雨亭车塔轮只用四小时。”工友听见了都不相信。老聂就把一部分生产积极分子和一部分“将眼子”(不相信的)工友,共三十多人组成参观团,到四厂去参观。工人们亲眼看见了苗雨亭用四小时车一个塔轮的事实。回来的时候,工友们心里很不服气。老聂当天就抓紧这一机会,和工长杜建元商量,组织工友们赶过“四小时”的纪录。当晚,即有人用六小时车了一个塔轮。以后又缩短到五小时。张尚举和赵国有挑战,张尚举把划六英尺车床,从原订一百八十小时,缩短为二十一小时。赵国有改进了工具,把车塔轮的时间缩短到二点三十分,赶过了“四小时”纪录。这才起了一个名堂叫“新纪录”。
热潮刚在展开,工薪实习团在去年八月间到厂“标定”,当时大部工友对“标定”工作不了解,抱着消极抵抗的态度。聂秉举即深入车间,到处作说服工作,并且主持了一次标定座谈会,发动了五十多名积极分子当场报名,要求标定。但是工友们仍有很大顾虑:“定上额,再少干一点就挣不着钱。”“创多高纪录,定多高额”。老聂就针对群众这些顾虑,找到当时老技术工人党会安,进行个别动员,解释“标定”的目的。党会安思想打通后,创造了车丝杠二点三十七分的新纪录,把好多老技术工人都带动了。赵国有车塔轮又缩短到一点十六分。老聂把群众顾虑又反映到工薪实习团,及时给赵国有、党会安定了额,车塔轮定三小时,车丝杠定七小时,大伙一看工会真不骗人,定出这么多的富余时间,就都争着标定。新纪录就在三厂接二连三的涌现。
聂秉举在新纪录运动中,进行了许多组织工作,又领导工友在完成任务,提高质量方面打了许多胜仗。
去年九月,该厂生产任务是车床三十台。机械局赵局长说:“工会如保证出四十台,局里给四千万奖金。”老聂觉得有把握,就领导工友讨论额定,工友同意大包工制(集体超额奖励),超过一台按全台工时给百分之五十工资的奖励。工友们都加了劲,生产任务月月超过。
由于工友工作紧张,各部分工序就发现了不衔接的毛病。老聂就领导各生产单位,订联系合同,又向行政订集体合同,解决了工序不衔接的毛病。三厂订合同,在沈阳是创举。结果,不仅生产任务月月超过,生产效率也逐渐提高,完成一部六英尺车床的工时在去年六月是三百八十个,到去年十二月就已经降到一百三十八个了。
在创新纪录中产品增加、效率提高,但是忽视了质量,生产出来的车床不受欢迎。工会就提出来:“质量不好,是三厂工会与全体职工的耻辱”的口号。工会号召在质量方面创造新纪录,并且组织了积极分子定出质量目标,保证合乎规格。这些积极分子组成了突击队,工会号召工友参加。凡报名参加的是预备队员,做出成绩的是正式队员。工会又和工友研究,订出质量模范条例,号召争取做模范小组或模范车间。老聂又到现场去,把质量最坏的生产单位,当做工作重点,帮助他们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如铸工场新的铸顶针架,铸出五十,有三十个因砂眼多作废;铸出的铜套,车了一昼夜一个也没车好。老聂就到铸工场召开老年工友技术座谈会,研究出解决砂眼问题的办法。从此铸件质量有了好转。他又抓紧工友的技术学习,提高工友技术水平;团结技术人员,解决生产技术方面的困难。
为了巩固已获得的成绩,使生产在正轨上逐步发展,老聂又深入到该厂的四部,建立了六种制度,又建议行政,把它们推广到全厂。该厂七部的产品质量坏,铣工班废品很多,影响了流水作业。他就加强了对铣工班的领导,使铣工的废品大大降低。
聂秉举这样领导着工友,战胜种种困难,在生产战线上获得很大的胜利。对于工友们,他像兄弟一般地关心爱护着。他不仅注意到在政治上启发工友的思想,帮助工友提高技术水平,也在生活上帮助工友解决困难。
铸工场徒工李恩兴,父亲年老不能作工,母亲瘫痪,二个妹妹讨饭。老聂了解这情况,便发动工友救助,结果大家凑了三百万元,当时买了一千斤高粱米,给他存在合作社里。另从行政要了三百斤米,亲自送到他家。李恩兴的母亲被感动的哭了。邻居也被感动的纷纷跑来帮助抬米。
工友吴耀桢病了,老聂和总支书拿着工会买的蛋糕,亲到他家去慰问。当时有些老工友说:“共产党对工人可真好,工友有病干部亲自去看。”铸工场纪维良被铁水烫伤了,老聂也亲自到他家去慰问。纪维良受了感动,以后他在生产中成为积极分子。在评薪时他说:“定下多少我都满意。”在分配房子时他说:“我知道工厂困难,别看我人口多,现在有小房住就行。”
老聂对独身工友更关心。他常常晚上去独身宿舍给工友上政治课。他对工友们的思想情况和生活上的困难了解的很详细。今年独身宿舍到了一千人,环境卫生成了很大的问题。老聂在宿舍里发动了一个清洁竞赛,作了一面红旗,买了一些奖品,发动工人自己动手。他又给工友预备了一个洗衣用的大锅和洗衣池,每到星期六他亲自督促工友洗衣服。经他一番苦心组织,一千多人的宿舍,整理、打扫得很清洁。
老聂重视工友集体福利事业。他在厂里搞起一个互助会,发动义务献工,做为互助会的基金。现在基金已逐渐扩大,特别困难的工友已先后有十名受到救济。合作社的工作也逐渐发展,每月能卖五十五亿元的货,工友们受益不小。
对于工友们的任何困难,即使是细枝末节,他都放在心里,设法解决。一部分山东工友初来时吃不惯高粱米,老聂就组织大饼子伙房,山东工友感觉很满意。他又提倡搞副业,补助伙食,专门找了一个会养猪的伙夫,给食堂养了三个母猪,现在已下了三窝小猪,评功时,老聂注意到给养猪的伙夫也评上奖,提高伙夫的情绪。
聂秉举今年才三十三岁,做过十六年车工。一九四九年二月起任第三机器厂工会副主任,五月间当选主任。由于聂秉举同志在群众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受到工友一致的拥护和爱戴,在三次改选中,连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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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特等生产模范王治俭
黑龙江省讷河县七区国裕村三合屯,原先是北满草原中一个偏僻小村,但现在却成了全省尽人皆知的地方。因为在这里住着全省著名的特等劳动互助模范、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王治俭和他的互助小组。他们在省、县、区、村树立了劳动互助的榜样,全省劳动人民曾不断地向他们挑战竞赛与学习。
王治俭,这位五十一岁的勤苦农民,和中国千百万农民一样,曾在旧社会里度过了许多苦难的岁月。他从八岁开始,就给地主放猪,放羊,十五岁扛半活。血气方刚的王治俭,不满意这种牛马生活,想从旧社会里打出一条生活的出路。十七岁开始学木匠,不成,二十岁又给地主扛大活。从二十五岁起始,王治俭又做了十二年的泥水匠,之后,又学了石匠手艺。以后的十多年来,他凭着手艺和兼做些农业生产,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但状况并不好。
三合屯在实行土地改革以前,是地主的世界,几户贫雇农,衣着褴褛,食不饱腹。土地改革给人民带来了幸福,大家分得了土地和房屋。王治俭更珍惜翻身的果实,早起晚睡,成天在地里作活。由于精耕细作的结果,一九四八年,他分得的五垧六亩地打了二十四石七斗粮食。当年他被选为全省一等个人劳动模范。
在省劳动模范大会上,上级号召:“劳模要领导好一个互助组”,王治俭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次年——一九四九年春天,王治俭动员了七户农民组织起来。原先大家对劳动互助没有认识,不知道组织起来有什么好处。有人觉得七、八户凑在一块,会闹得日夜不安。人强马壮户更怕吃了亏。王治俭动员说:“咱们试试看,有吃亏的地方想法解决,实在不行,可以随时退出。”当时大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组织了起来。
王治俭小组七户中有六个半劳动力,七匹马,种四十五垧一亩二分地。当年每垧地平均收成粮食五石二斗四升,较土地改革前的每垧地平均收成三石二斗四升,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二。由于这显著的成绩,王治俭荣膺黑龙江省特等劳动互助模范的称号。一九五○年并被邀列席参加了黑龙江省第二次省政治协商会议。接着,该村又有三户农民参加了他的小组。一九五○年春,省人民政府贷给王治俭小组一套苏联新式马拉农具。这时,王治俭小组成了十户,十个劳动力,十六匹马,耕种着七十垧三亩七分熟地。今年他们又开了三十亩荒;全组计划今年每垧熟地生产六石粮食,荒地为四石五斗,共计生产粮食五百五十余石,并争取要达到六百石。这样,每个劳动力须耕作十垧土地,每个劳动力须生产五十五石粮食。
有人会问:王治俭小组用什么方法创造出这样的成绩呢?
王治俭互助小组主要作到了以下几方面:一、贯彻等价两利原则,巩固了小组基础。人力换工是根据技术好坏,劳力强弱,并每天评活分。如春天开荒时人马都累,就较平时多评一分。人与牲畜换工根据季节转换:春耕时牲畜累,规定一个半人工换一马工;夏锄时人忙马闲,规定一个人工换一马工。马的分是一个月评一次。如组员徐焕的马,才买来时,瘦弱不太会干活,评了七分。以后马喂胖了就增加了两分。这样不但合理,还可刺激组员买好牲畜。二、民主解决了先铲后铲问题。先铲后铲在夏锄中最容易发生纠纷。王治俭小组规定民主评定谁家的地先荒,先铲谁家的;并按照劳力多少、地亩多少的情况灵活运用。三、解决了劳力少地多和地少劳力多的问题。铲趟前,他们算好全组的人力是否能负担全部土地的铲趟任务,如能就在组内以记分方法换工互助;不能时则由人少地多户雇人临时补助。四、合理分工发挥劳动效能。全组男女老少分别参加各种劳动。如有的种田,有的在家修仓房,盖马棚或做其他零活,彼此记分换工。妇女儿童也都参加了适当的工作。使用新农具时,一般是让体力较弱者充任。这样就使强弱劳力均能发挥同样的工作效能。
同时,王治俭小组做到了精耕细作。首先在施肥方面,一九四九年全组四十五垧一亩二分地中,上粪(指猪马粪)二十七垧;一九五○年七十垧三亩七分地中,施肥(指猪血、麻油等)四十三垧,上粪二十七垧。第二、在选种方面,他们每年的籽种都是经过复选与发芽试验后才下种。小麦是克华优良品种,大豆是紫花四号和四粒黄。为了防止虫灾,播种前小麦种经过王铜消毒;其他种籽都用烟秆水浸过一遍。第三,多铲多趟。土地改革前,一般农户的土地顶多铲趟两遍。一九四九年,王治俭小组的土地大部做到了四铲四趟,放秋垄,和拔大草。一九五○年全部土地做到了四铲四趟,并有十二垧土地做到了五铲五趟,及放秋垄,拔一遍大草。王治俭小组能多铲趟的原因,主要是较其他互助组播种早五天。更由于他们创造了“双破单掏”的办法,提高了耕作技术,省了工,进一步的做到精耕细作。第四,使用了先进的苏联新式马拉农具。一九五○年春耕时,他的小组节省了五十五个人工,三十六个马工,且提早六天完成春耕。夏锄时使用了四台铲趟机,节省了一百五十个人工,和七十个马工。第五,扩大耕地面积,直接增加了产量。一九四九年,王治俭小组开荒八垧,一九五○年开荒三十垧。王治俭本人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五垧六亩土地,如今已增加到十一垧。两年来,全村已开荒二百三十余垧。早先荒凉草原,今天已是遍地青青的庄稼了。
王治俭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深深懂得: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也懂得要想集中大家的智慧,搞好生产,领导者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小组会,检讨会已成为全组最感兴趣的例会。人们在会上,研究下种,讨论开荒,商量生产上一切的事情或进行批评自我批评。王治俭常说:当组长不讲民主,就没法推动工作;当组长是不能独断独行的,大家有缺点就应开会检讨。
王治俭互助小组每季度的工作,事先都经过支部讨论;然后再在小组里详细研究修改,做出决议,拟订计划,遵照执行。他们每次都能按照计划完成并超过它。正如组员高庆惠所说:“有计划就有了个目标,干活更起劲。”是的,农民们在生产组织中,逐步地改变着散漫的习惯。
王治俭懂得培养积极分子,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他对组员高庆惠等,采取了多帮助、有进步就表扬,邀请参加区村干部会等方法,启发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觉悟。积极分子在各种工作中都起了一定的带头、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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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警卫英雄贺福祥
本报记者 朱波
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的保卫英雄代表贺福祥同志,现任公安部队中央纵队某部连长。从一九三三年参加革命以来,经过党的十七年的培养,使他锻炼成钢铁似的战士。他一贯表现了对党无限忠实;工作负责及吃苦耐劳的精神。早在红军时期,因为他在战斗中的英勇,即曾得到部队的物质奖励,在延安时期曾被选为团的劳动英雄、学习模范及特等练兵英雄。一九四九年又光荣的被选为师的特等保卫模范,并获得北京市公安局的荣誉奖状。今年八月被选为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会议的保卫英雄代表。
贺福祥同志是陕西清涧县白家畔村人。从小就具有一种倔强的性格。幼年时,他父亲因生活困苦要把他的小妹妹卖给人家,他对这件事坚决反对,和父母吵闹,他母亲说:“你不叫卖小妹妹,你能养活住她吗?连你吃的都没有!咱家穷有啥法呢!”母亲说着就哭了,他也难过的流出了眼泪。从此在他思想上即开始对旧社会发生无比的痛恨。
十三岁起,贺福祥就随着父亲和哥哥,给清涧县白家畔地主白云思种地。他看到地主毫不费力的把他家收种的粮食抢走,看到地主家孩子经常对哥哥和他自己的欺侮打骂,特别是地主白云思的老婆,怎么侍奉也不能如她的意,一天辛辛苦苦的为地主做活,换来的是一顿臭骂,换来的是全家饥饿。这些,在他父亲、哥哥都能忍耐着,但他可就不愿忍耐,常常和地主闹、甚至对骂。他母亲不知为他向地主赔过多少礼。有一次他母亲为了能保住种地主的地,买了一些猪肉给地主送礼,贺福祥无论如何不同意,但他母亲终于给地主送去了,气得他一连四天不吃不喝,一家人愁的光哭,后来还是他二叔左说右劝,才把这件事情放过去。一提起贺福祥来,他母亲总是说:“多倔强的孩子呀!真像一头牛!”
一九三三年的春天,正是刘志丹、高岗等同志开创陕甘边区的时候,贺福祥同志参加了本村地下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活动。在中共支部的领导下,他很勇敢的随着其他同志向地主及反革命武装进行斗争。当时清涧县因为还是反革命武装统治着,敌人对共产党员及共青团员进行疯狂的屠杀。但是贺福祥和其他同志丝毫没有动摇或恐惧,而且斗争的更顽强更激烈了。他们到处贴共产党的标语,甚至在国民党匪军连部里也出现了共产党的传单。黑夜里,到处是“打倒日军、地主”的口号声,使国民党匪军不得不夹起尾巴逃走。就在国民党匪军从清涧跑走的第三天,刘志丹、高岗同志率领下的红军到达了当地,收拾了附近的民团(地主武装),领导当地农民把恶霸地主也斗争了。后来红军开拔时,十九岁的贺福祥也就随着红军四十二师三团先锋连走了。预先没有经过部队同意,他的身体又小,部队不要他,不要他也跟着,一直到了安定县。先锋连连长对他没办法,就将他送到红军司令部里,交给刘志丹同志处理。并将贺福祥的情形介绍给军部。当时刘志丹同志不在,只有高岗同志在军部里。“你为什么不走?”高岗同志听了先锋队长的报告后问他。“我要参加红军。”贺福祥同志很快的回答说。这时候赶巧志丹同志从外面回来,听见他说要参加红军,接着就问:“你知道红军是干什么的?”“谁不知道红军是为穷人的?”福祥同志当时有些不高兴,就这样反过来问志丹同志。志丹同志笑了,很亲切的注视着福祥同志。最后福祥同志又把参加共青团及向地主、反革命武装斗争的情形说了一遍,就这样刘志丹同志批准他入伍了。
当时陕北的反革命武装力量远远超过红军,红军的武器又不如敌人,弹药没地方供给。虽然生活那样艰苦,但红军的战斗情绪始终是高涨的。那时因为没有武器,贺福祥背着一把大砍刀,到处蹦蹦跳跳。每次战斗,都表现了一个人民战士的勇猛顽强的气概。有一次先锋连配合着另外的几个连队,围歼马鸿逵的一个骑兵连,贺福祥同志的头部负了重伤,流的满身是鲜血,但是他仍然坚持战斗到最后。还有一次攻打延长县城,同志们都抢着当突击队,最后经上级批准贺福祥为突击队第四名。开始登城时,他很快就冲到第三名突击队员前边去了。由于他的勇敢、行动敏捷,很快的攻下了一个碉堡,使部队顺利的攻入城内,消灭了国民党匪军的一个整营。这次战斗中,贺福祥同志活捉了当时的延长伪县长。
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国民党发动数十万反革命武装对陕甘边苏区连续进行三次围剿,均被红军粉碎了。贺福祥同志在反围剿的每次战斗中,都表现出无比的勇敢和顽强,因此获得了部队的奖励。一九三四年,经过战争考验的贺福祥同志,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五年的十月,中央红军胜利的和陕北红军会师了,与此同时,当时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也转移到陕北。贺福祥同志被分配到中央军委通讯连当通讯员,还和其他警卫人员一起担负着保卫工作的任务。
从一九四二年以来,贺福祥同志调到中央警备团,光荣的成为毛主席的警卫战士,一直到现在。贺福祥同志在工作中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在警卫工作中,表现得特别机警、稳重、勇敢及高度的热爱领袖的精神。因为贺福祥同志清楚的懂得爱护领袖就是爱护我们的国家。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的数十万匪军开始向人民革命圣地延安进攻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更便利消灭胡匪军,暂时离开了延安。毛主席领导着西北人民解放军,消灭蒋胡匪军,坚持陕北战争。并指挥全国,布置大反攻。这时贺福祥和警卫连其他同志,都在为毛主席的安全而紧张的工作着。每个同志都在想,为了毛主席的安全,随时准备把自己的性命献出来。在这一时期,部队活动的地方经常只离敌人六、七十里路甚至一、二十里路的远近。有一次由于胡匪军逼近了,不得不在夜里冒雨行军,爬上一座高山时,就迷失了路,派出很多同志四处去摸,很久也找不出一条路来,但在后面的山头上,蒋胡匪军燃起了一堆一堆的大火,如果等到天亮了再走,那是很危险的。大家都非常着急,贺福祥同志用贴在地面上听动静的办法,听出远远有一两声狗叫,于是向着狗叫的方向走去,结果找到一位老汉,领着部队达到目的地。又一次行至葭县白龙庙附近,距离胡匪军不远,清脆的步枪声连续不断的响着,这是后面的部队和敌人接触上了。这时应很快的保卫毛主席至安全的地方,但葭芦河的一道湍激的洪水挡住去路,当时贺福祥同志随着其他警卫人员英勇的泅过黑龙潭,很快想法架桥,使毛主席安全渡过去,转向较安全的地带。在警卫工作中,贺福祥同志有时一连站六、七小时的哨,具有顽强的吃苦耐劳精神。
贺福祥同志的机警、勇敢,还不只是表现在警卫工作中,而且表现在其他各种工作上。在随从毛主席时,贺福祥同志除去警卫任务外,因为他对陕北地形的熟悉,有时还担负着侦察任务。有一次胡匪以两个旅的兵力出来扫荡,当天晚上得到的情况,有人说退走了,有人说敌人还没有退走,最后还是派贺福祥同志去侦察,一直侦察到敌人到过的村子里,才弄清敌人真正退走了。
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了,在全国基本获得了胜利。进京以后,社会情况更加复杂,保卫工作更加重大了。贺福祥同志,警惕性提的更高了,他认识了今天的情况比在陕北时更复杂。因此,他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加兢兢业业,那怕是一件细微的小事,也不会马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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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妇女生产模范李田英
刘献忠·李兆麟
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不但担负起了全家十一口人的生产任务;而且还领导了全村的生产,日渐走上生活富裕的道路。这就是李田英被选为出席全国工农兵英模大会的劳模代表的简单理由。她是山东广饶三区三柳树村的人,一九四六年,丈夫参军后,一家十一口的生产责任就落在了她的肩上。
三柳树村共四十七户,二百零三口人,只有一千二百九十六亩土地。村里自一九四五年就组织起了插伙组,由于她积极的推动,到一九四七年,全村已全部组织起来了,这些互助组织现在还是很巩固的。
李田英是个生产能手,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不但自己积极带头生产,而且能够组织推动全村群众积极投入生产运动。一九四九年春天,上级号召“多锄一片地,多上一车粪,多打一成粮”。她立即动员妇女下坡锄地,她首先研究出了小孩共管的办法,因此全组十余个妇女全下了地。夏锄开始时她特提出:妇女一个工应顶八分工(过去是七分工),经过动员与算细账后,全村百分之九十的妇女都下地生产,并组织了三十七个妇女下洼锄地,六天锄棉四十一大亩。
一九四九年春种后天不下雨,春苗全部旱死,李田英又动员大家抗旱,让群众点种并再种些地瓜,群众思想搞不通,有的说:“从来就没有听见说过抗旱,旱是天意。”又有的说:“抗旱有水的地方行,咱这里吃水都困难,那有水浇地?”但李田英始终很耐心的教育大家说:“靠河用河水,靠湾用湾水,无河无湾就多锄两遍地(意思是多锄可以抗旱)。”同时又说明种地瓜一亩比二、三亩庄稼的收入都好。经过反复的说明教育,群众思想搞通了。于是他一面动员全组在靠河处种了三亩庄稼,一面去买地瓜秧子,费了许多工夫终于把地瓜种上了。不久天下大雨,她立即组织群众抢种,不料阴雨连绵,种的庄稼又被水涝了,于是她又领导排水,并抢种了百亩萝卜。
去年麦收时,村里牲口少,不够用,为了耕种及时,她动员本组妇女进行秋种,六个人拉耧,四个人送粪,四天时间就种了十二亩八分麦子,全组七十六亩麦子也很快种完。今年政府号召多种棉。起初群众不愿种,她便用去年种棉好处的实际例子教育大家,结果今年全村种了一百五十亩斯字棉。
副业生产李田英也是一把能手。一九四六年黄河春修的时候,全村二十六个男劳动力就去了一半,每天还要一个男劳动力负责拉水。这时正是晒盐最好时候,但家里只剩了十二个男劳力,本来就忙不过来,那能去晒盐呢?群众都愁没办法,如果这季盐晒不好,全村的生活就会发生困难。这时李田英就动员妇女晒盐。她首先动员好了军属周俊英、孙培荣两人,后来又动员了八个妇女,连自己九人,分成三组,在第二天村民大会上就研究如何晒盐,并同男子挑战。会后下滩时,有的妇女还害羞,李田英即首先脱了鞋子撩起裤腿,背上粪篮子下了滩。在滩上她帮妇女们分工后,自己就开始抬盐(每次百余斤)一上午她抬了四十九趟。下午妇女们即拉斗子打水,男的拉双绳女的拉单绳。这样便解决了缺乏男劳力无人晒盐的困难。因此不但解决了村里生活上的困难,并且转变了男子对妇女一向歧视的旧观点。
由于去年的旱、涝、虫、雹等灾害,收成不好,李田英就领导妇女积极备荒。全村六十一个妇女,组织了五十一个人去打黄蓿菜种子,六天打了四百六十口袋;并附带在路上拾干柴、拔青菜,光晒干菜即晒了一千二百斤。回家后又动员妇女去割荆条,但因这是一个艰苦工作,好些妇女都不愿去。李田英又提议:在家的妇女一天活顶八分工;割荆条的顶九分工。她自己虽有两个月的小孩,但仍带头割荆条。由于她的模范行动,全组立即有十二个妇女下洼,另有六个男劳力帮助捆和运,四天半就割了三十多车荆条,换了六千三百多斤粮。去年虽有严重的各种灾害,但由于她的领导和推动,全村的收成,除吃用外尚有余粮。
在李田英的领导和推动下,全村群众积极的参加了各种生产,因此也逐渐改善了生活。三柳树村在没有组织起来以前,因全村地少人多,普遍穷困,家家都吃草种子(黄蒿种子等),吃净粮的很少。自从一九四六年李田英领导插伙生产以后,全村便渐渐走上了生活富裕的道路。如村里最困难户孙学廉,全家八口人,只有三分地,每年的收获不能维持最低生活,个个饿的面黄饥瘦,他的伯父就是饿死的,老婆也因饥饿在外要饭;但自从他参加插伙生产以后,生活便逐渐好了起来,现在喂了一个骡子,还和别人合买了一辆大车,并盖了三间新房,现在还打算再买个牲口参加秋收秋种工作。
李田英积极领导群众生产,在家里的地位也提高了。她十七岁出嫁的时候,娘家连床新被都给他作不起。到了婆家、丈夫、婆婆嫌她脚大,经常打骂她,指着她说:“你就是放牛、打水的角色”,吓的她整天缩手缩脚的,连话也不敢说。但是自从她一九四六年入党后,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积极参加劳动以后,便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她现在是村党支部宣传委员和村妇女会长。她的公公说:“不是她,咱全家吃啥?”婆婆也把她当闺女待了,丈夫也不断给她来信帮助她进步。现在全家愉快的过着富裕、和睦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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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连旺改造柴油化铜炉
本报记者 药夫
孙连旺是唐山铁路工厂铸工场熔化工。今年四月,他改造柴油化铜炉成功,提高了化铜效率。化一炉铜由三点半钟缩短到一个钟头;由一公斤柴油化七公斤铜提高到一公斤柴油化十二斤铜;由三个工人熔化铜一千二百公斤,提高到两个人化铜二千四百公斤。全年节省二亿二千四百五十余万元,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此次被中国铁路工会直属工会选举为出席全国工农兵劳模代表会议的代表。
孙连旺已经做了二十九年工,在唐山机厂就有二十年的工龄。在多年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看炉经验。解放后,为了尽速恢复人民的铁路,活特别多,化的铜赶不上用,每一个工友都非常着急。孙连旺就决心改造化铜炉,以增加化铜效率。有机会他就根据自己的办法进行试验,将化铜炉底加厚了一点,铜块少放了一些,果然,每天开炉由一、二次提高到三次了,铜水也较前清,可是场主任只是向上级报告“放的铜少些”。其实他已将炉底作了初步改造。
今年三月轰轰烈烈的新纪录运动和合理化建议运动在铁路工厂沸腾了起来。机械场向铸工场提出订立联系合同,中心条件就是铸件中带砂眼的活不超过百分之九。铸工场各翻砂组反复研究提高质量的方法,铜房组工友都说:“铜水不清就爱出砂眼。”有的又说:“化铜水赶不上翻砂活,效率慢,每天要剩下砂型。”孙连旺感到不安,他想:“这怎么办呢?责任在我一人身上。”沉默了一会,他突然向大家提议:“要想铜水清,化铜快,非彻底改造炉身不可。”消息很快传到上级,工会同志马上动员他向行政上提合理化建议,下午魏厂长和工厂党委书记宋春涛同志又亲自来谈话,孙连旺满怀信心的说:“我敢负责任。”建议很快被批准了,并且决定利用星期六和星期日两天修好,最多只能误一天生产。
修炉这天,孙连旺天刚亮就吃了饭到铸工场。在砌炉时,他细心的观测、丈量、安排,身上、脸上粘满了黑色黄色的泥和油,他把一块块耐火砖紧贴在铁壁上。照原来的计划将炉底加厚三寸半;过火眼放大到四英寸,又改成了“偏心”,使铸铜水更加方便;没有合适的弯砖怎么办呢?便打碎耐火砖和上红泥来代替。改炉的计划如期完成了。
改炉工作已到最后考验的关头,孙连旺特别紧张。热盼成功的工友们都围在一旁看。孙连旺小心打开火嘴,炉口立即吼叫起来,接着他调节风力,增减油量,用铁棍探试铜水温度,熟练而紧张地操作着。第一炉通常要三小时半,这次不到一小时半就够温度了。孙连旺又细心的探试后,向大家说:“铸吧!”人们一阵忙乱,白色的铜水滚滚流出,火光映红了每个人的脸,铸工小心的铸在砂模里,铜水溅出无数的火花;接着第二炉又在吼叫了,溶化时间缩短到一小时。仅在这一天便连续出炉六次,产量提高了,又因为铜水清,铸件得到意外的成功,孙连旺胜利了。


第5版()
专栏:

  纺织模范常永芬和她的技术学校
常永芬是辽东省营柞蚕公司织绸二厂的女工,今年二十岁,是新纪录创造者,是模范的青年团员,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她有过七年的工龄,从私人工厂来到公营工厂以后,生产上更加起劲了。她时常记得自己从十三岁起当学徒的时候,每天饿着肚子还得去干活的苦处,她也时常记得自己是个青年团员。刚到织绸二厂的时候,正赶上厂子里开展新纪录运动,她就开动了脑筋,努力练习捻头,下决心创造新纪录。在去年十一月十日,她创造了用一点四十九分钟捻三○○号规格绸子的二七六○经线头子的新纪录,节省工时两点十分;每月能节省一百二十九小时,可织六百五十七码绸子。当时厂子里的定额是四点十八分,工友们都用接头的办法,最快的是三点半,一般的是五、六个钟头。常永芬在厂子里的发奖大会上,曾对大家说:“我们应该向毛主席保证,我们要保持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拿出我们所有的力量,多想新办法,创造更多更好的新纪录。我把捻头的技术教给大家,我们提高质量和产量,努力完成全厂全年的生产任务!”大家立即响应常永芬的号召,学习她的技术,争取完成并超过生产任务。
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她们第一次订立了师徒合同,常永芬是老师,有六名学员(女工友五名、男工友一名)。当时团的支部领导上对技术学习应由行政领导的思想不够明确,因此在技术学习当中就碰到了一些困难,就拿钉学捻头用的架子来说,团支部书记跑来跑去,忙的满头大汗,也没有解决问题,工会主任问他:“钉架子干什么?”他说:“学捻头!”工会主任就说:“你做的这个架子打耗子都不死,风一刮都能刮跑!”由于架子不顶用,也没有很好的学起来。这样,就使师徒合同在初期所起的作用不大。
省企业局领导上在一个座谈会上批评了柞蚕公司的行政和工会,不努力推广新操作方法。柞蚕公司的领导上开始重视了这个问题,召开了常永芬小组座谈会,研究学习捻头的办法。
常永芬教大家学技术非常诚恳耐心。如刘金宸捻的最慢,常永芬就在一旁细心的指导,发现他比别人多费一道手续,就立即纠正过来。常永芬拿自己教技术的高度热情来鼓励大家,使大家学习技术的信心提高。因为车间架子不够,大家需要以换工互助的办法进行学习。有的工友因织绸技术水平低,和别人变工时常把甲等绸子织成乙等或丙等,有的因换工时把自己的绸子织坏了,就闹情绪,有的哭着说:“再也不换了,给她捻头虽然我练习了技术,可也给他节省了时间,看她把绸子织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常永芬对这样的学员经常进行耐心的教育。大部分学员情愿因此少得工资也坚持了技术学习。行政和工会对织绸间的工友也进行了教育,并正式宣布:“无论谁在换工的时候都要注意质量,谁织坏谁负责任!”这样一来,工友们学习技术的劲头更大了。
在“三八”节那天举行第一次测验,王世荣、阎淑云、曲堃坤都超过了合同上规定的条件;其他三名工友在合同到期举行测验时,也达到合同上规定的条件。常永芬在教的过程里,自己的技术也提高了一步,捻一个五○三绺,只用一点二十九分就可以了。常永芬在教徒弟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她却谦虚的说:“这主要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单靠耐心教,但他不虚心学也白费呀!”
在第一期师徒合同结束时,开了个座谈会,总结了这一阶段技术学习的经验。为了满足更多青年工友学习捻头技术的要求,就在四月十八日签订了第二期师徒合同,有五十六名工友(男工友二十三名、女工友二十三名)参加学习,第一期出徒的六名学员也成为老师。领导上给它起个名字叫“常永芬技术学校”。这一次的学习条件比上一期好的多了;木架子合乎标准了,又建立了会议制度,经常讨论和解决学习里的困难。曲桂英、徐荣、姜桂香已提前四十五天出徒。
现在的织绸二厂工友们,已掀起了学习技术的热潮,有的工友为了要学技术,在下班以后还不走。现在全厂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工友,都学习了捻头的操作方法。捻头的技术不但在织绸二厂推广开了,织绸一厂的工友们也在热烈学习,大家在车间里写上了大字标语:“向常永芬学习!”“走常永芬的道路!”
(转载《新中国妇女》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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