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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许昌地委整风会议上
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会议缺点：分析不深入，纠正办法不具体，限制了对工作的改进。
【本报讯】中共河南许昌地委整风会议于八月十六日开始，九月五日结束。会议经过学习文件，检查了政策执行情况与干部作风，首先着重批判了干部中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土地改革后有些干部错误地把土改中的“依靠贫雇，团结中农”路线搬运到生产中来，因而对生产中的一些具体政策，如借贷自由，土地买卖自由，雇工出租自由等有思想抵抗，就不认真执行这些政策。由于地权未确定，贫雇农不敢在分得的土地上加工上肥，并有少数有困难的，有依靠政府和挤中农的思想；一般中农不敢加紧劳动，发展生产。根据这些情况，会议上仔细研究了当前的生产政策，反复解释保证借贷、出租、雇工及买卖土地等自由，明确了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使全体农民生活走向富裕是今后农村生产的唯一正确方向。
其次，揭发了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干部中的强迫命令作风，经过去年两次群众工作会议的揭发批判，今年的情况已有所不同。去年下半年区干部打人者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今年上半年占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三。这种错误多半发现在治河、征粮等需要向群众解释动员的工作上。某些领导者把积极性和强迫命令混淆起来，认为“虽犯错误，但工作积极”，于是“检讨检讨了事”。这种错误思想放纵了下面干部的命令主义错误。（编者按：强迫命令的错误并不只表现在打人或随便扣押人骂人等违法行为上。一切不根据群众觉悟程度办事，不向群众进行耐心的解释说服，不虚心地和群众商量的粗暴和简单的工作方式，都是命令主义的表现。在这一点上，许昌地委整风会议的检查是不够的。）
官僚主义作风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在动员群众完成工作任务时，各级党委不掌握政策认真领导，而是交给某一部门去办后就根本不管了，再不通过党的组织，对这一工作的监督与检查。这就发生了很多严重危害人民利益的事件。六月间运粮中，全专区就累死冻死耕牛一百五十余头之多，严重的损害了人民利益。二、在生产工作上，领导机关满足于一般号召。下边就以“数字”来支应上级，滋长了形式主义作风。有的则滥发表格、指示，结果一事无成。三、在镇压反革命分子上，采取无原则的宽大，有的地方为了“犯人吃饭多无法报销”而释放了不应释放的犯人。四、不爱护国家财产的现象相当严重。根据以上检查，会议提出了：以加强干部政策教育，布置任务发指示要调查研究分析情况，开展党内外的民主运动，加强纪律性等作为改进领导的基本办法。
会议中，领导上注意了随时纠正偏向。首先，在开始摆情况时，若干单位领导上不放手发扬民主，有的忙于对下边的发言作解释，有的要求别人的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有的支部把小组反映给主席团的材料追回；有的还存有“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而隐瞒错误。领导上发现后，都及时给压制批评者以批评，公开揭发隐瞒错误者的错误，自上而下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并纠正了纠缠于个人历史包袱或部门关系等问题上的偏向。
其次，在检查开始，有些支部漫无中心的罗列了几十条甚至几百条意见。然后是“我们说完了，看领导上检讨吧”。领导上对于这一堆意见则无从下手分析检讨。有的支部是摆一点整一点，一个事实加一个帽子，因此钻不进去。纠正这一偏向的方法是逐步集中几个主要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揭发材料；然后从中选择某个问题，做为典型，进行全面的分析检查。
（中共许昌地委整风会议通讯组）
编者按：许昌地委在整风会议中检查了农村生产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揭发了若干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对于这些错误还缺少深入的分析，对命令主义的认识即是一例。纠正的办法也还不够具体，这样对于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作用是有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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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定襄县政府
漠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案
人代会常委会对政府提出批评
【本报讯】本月二、三两日，山西定襄县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扩大常委会，除常委出席外，并有农民、商界代表及政府科长等二十一人列席。会议听取了政府关于第一、二、三届会议提案处理情形的报告，并进行讨论和检查。在政府关于一、二、三届会议提案处理情况报告中，暴露了该县政府对代表会议的提案极不重视。一届会议的提案及对提案的解答竟找不见；二届会议提案及解答随便散放一旁；三届会议有关文教科办理的提案又为该科督学张建英遗失。政府对一、二届会议提案的执行情形毫无交代；有关民政、司法等科的提案是些什么，各科都弄不清，至于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办理则根本谈不到。此次会前政府对这些情况从未注意检查纠正，而一直是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三届会议一百六十八件提案，虽比前两届提案较注意办理了，但一个月来除会上当面解答了二十五件外，已处理的只二十三件，正办理的五十八件，而尚未办理的即有六十二件。此次扩大常委会上，对政府这样漠视群众提案的严重情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批评。农民代表及商界代表均先后对政府提出批评。他们说：“丢了提案，这是政府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应该很好检讨。”讨论当中政府亦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水利委员会邢富林在检讨中说：“过去我只是对上级政府所给的任务重视，不办理怕上级处分；但对群众提出来的问题认为不重要，认为不办理也不要紧。”经过此次会议的检讨与批评，对改进政府今后的工作是个很大的帮助。大家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以前的常委会只是少数人报告一下政府的工作情况，对代表会议的提案如何处理均没有检查。政府干部一致表示：“今后一定要加强群众观点，接受人民意见，把工作做好。”
最后一致通过请政府将一、二两届会议提案抓紧办理，并对政府提出批评，对文教科遗失三届代表会议提案，建议政府查明责任，予以适当处分。
（王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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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省部分县整风有偏向
【本报讯】据吉林市吉林日报消息：吉林省部分县份在整风中因为对整风的目的、要求、重点还不明确，发生下列各种偏向：第一、整风没有重点，抓不住当前的主要问题。如磐石县先从县府秘书室、银行、税务局、公安局、县立中学、农业科、县联社、企业科、粮食公司、公粮仓库等各部门开始整风，并首先在县立医院、百货公司作重点试验，结果没有解决有关领导上的方针政策问题。九台县规定每星期一、三、五在各科内整风，二、四、六科长以上干部研究，星期六全县二十五个领导干部集中汇报交流经验，星期一领导同志集中全县机关干部上大课讲各部门整风情况，并把农业生产政策、财经工作、供销工作、人代会、税收、领导一元化及领导作风、干部政策、公安司法等平列起来，由主要负责干部每星期开两三个会研究。这样，样样俱全，没有中心，势必使整风工作流于形式。第二、整下不整上，着重检查个人不着重检查工作。九台、磐石、敦化等县截至八月底，虽在百货公司、粮食公司、税局、法院、县企业科、县联社中检查出很多问题，但没联系到县的领导，只是县府科员天天写反省笔记，因此造成干部对整风抱消极态度；磐石县有的干部甚至因为整风而要求调动工作；敦化县有些部门的干部在整风中感到苦闷，县领导上不很好研究领导整风方法是否对头，只是单纯的用批评、处分来解决问题。第三、把过去的老问题搬出来，不分析不研究，不提解决问题的办法。如蛟河县从七月十五日学文化结合检查工作，所发现的问题只是“宣传部掌握不住党内外思想情况”、“农业科调查数字不确实”、“土产公司有单纯任务观点”等问题；九台县在整风中发现的问题是：“县委工作有形式主义，布置多，检查少”等等。这些都是过去的老问题，也是在检查领导工作中须要解决的问题，但他们只停留在这些问题上，没从各方面进行深刻的检查，把它的内容与当前的主要工作结合起来，认真研究如何克服和纠正的办法，结果形成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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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中国出版事业的成长与发展
记出版事业展览会
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筹委会主办的出版事业展览会于十七日晨十时在北海公园举行揭幕式，由胡愈之署长主持。到有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全体代表及各机关首长。四个展览馆随即正式开放。除第四馆是展览苏联出版物外，兹将第一、二、三馆介绍如下：
第一馆的大门是一本高阔各数丈的大书，参观的人，由书的中间进入，馆内有系统地陈列了从鸦片战争起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各个历史阶段所出版的书刊。从这些出版物中，可以看到人民出版工作对广大中国人民的觉醒、团结、进步和统一，曾经起了巨大的作用，成为中国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从鸦片战争起，直到人民解放战争获得基本胜利为止。其间经历了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民族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等几个伟大的历史阶段。人民的出版事业在这些阶段中，都成为宣扬革命主张，发展革命组织的有力武器，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到来，新的出版事业担负了宣传鼓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的任务。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流传，使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展开了新的丰富的一页，也使中国出版工作获得了新的生命。
每一阶段的主要书刊在这里均有陈列。在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起来摸索着寻找出路，开始出现了许多有关“声、光、化、电”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介绍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的译书，其中有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书籍和严复、林琴南等翻译的代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书籍。太平天国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大革命，农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也出版了自己的书籍，《醒世文》等书就是当时用以鼓动农民革命，和统治者作斗争的武器。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失败以后，上层知识分子纷纷发出救亡图存的呼声，主张变法维新，出版了报纸和许多小册子，这里陈列的有戊戌维新运动前一年康有为、梁启超所主办的《时务报》，以及变法失败后的《新民丛报》和《六君子》中的谭嗣同、刘光第等人的文集。辛亥革命时，作为同盟会机关刊物的《民报》在这里也有陈列，还有许多孙中山、章太炎的革命运动书刊。“五四”运动是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新青年》杂志的出版在马列主义思想的传播上曾起了很大的作用，进步的文学作品也负起了启发青年思想，鼓舞青年斗争的任务。一九二一年以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就是负起这个责任的两条支柱，这里陈列了这一时期的大部分著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青年》和《向导周报》曾是革命群众在思想上的领导者。
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人民在农村中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到抗日战争时，这个根据地更形扩大了，虽然，由于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封锁造成了很大的物质困难，但人民的出版事业并没有因此而停顿，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本和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仍大量出版。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人民出版事业和反动派进行着各种方式的残酷斗争，这里我们看到国民党反动政府虐杀人民出版事业，大量查禁书刊的公文；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革命的出版物曾不断的用秘密发行甚至用伪装的方式通过反动派检查官与宪警的封锁而传播开去。我们可以看到以毛主席《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为内容的书面，却印上了“文史通义”四个字，革命的出版物就是这样与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这个力量，是革命的敌人消灭不了的。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在一九五○年一—六月份，全国出版书籍共有九千五百余万册，其中包括各兄弟民族语文的书刊。
第二馆的陈列品表现出我国印刷技术的进展，书刊出版的过程。这里有系统地分成了四个部分：凸版印刷部分，介绍了从诗笺谱到新年画的印刷和各种木刻作品，以及浇字、刻字、排字、纸型、浇版、照相制版等一系列的印刷过程；平版印刷部分，介绍了石印、照相制版、油墨印刷、地图等制版和印刷过程；凹版印刷部分，介绍了邮票、画报和宣传画的印制；装订部分，介绍了不同时代的各种书籍装订方法。这里陈列的有最古装订法的《全唐文》和最新装订法的《人民政协纪念册》。
第三馆是我国三千年来民族文化遗产的展览室。其中有远古纪元前二千年的殷代甲骨（平原省安阳县出土的）；汉代的木简、汉魏石经拓片、六朝、唐代的写卷，以及宋、元、明、清各代的雕版书籍。这个展览室的东西，正和第一馆的展览品相衔接。看完两馆以后，在我们的头脑里可以深深铭刻着我国民族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
（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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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处检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本报记者 商恺
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处的检查作风检查纪律运动已于七月七日结束。此稿因送有关机关阅看，致拖延过久。但该处检查工作中的几点经验教训，还是值得各地注意的，故仍加以发表。——编者
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处检查作风检查纪律运动，经过首长动员、学习文件、检查工作等阶段，历时三十三天，于七月七日结束。这次检查工作，获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领导思想与领导方法上，是存在着若干缺点和偏向的。行政处晁处长曾用一个恰当的比喻来总结这次检查工作的经验教训。他说：行政处的检查作风纪律运动，最大的缺点是事先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这好比厨师做饭炒菜，如果事前不明白做什么饭，没有将米面、菜蔬、油、盐、酱、醋等准备妥当，等到燃起火来，便会发现缺这个少那个，手忙脚乱，陷于被动。结果，自然不能将饭做好。
领导上盲目自满，检查工作失去明确目标
这次行政处检查工作的主要缺点和偏向表现在：首先是领导上对于在此次检查作风纪律运动中，要解决那几个主要问题，事先是不明确的。当行政处的负责同志和党的支部接到上级关于检查作风检查纪律的指示后，曾存在着盲目自满情绪，认为行政处工作中没有大的问题，检查起来也是平平常常。因而也就不会在事先进行调查研究，以明确行政处工作中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了。即使说有一些官僚主义作风，也是了解得很抽象的。这使领导上就不可能去围绕本部门当前主要工作，制定出一个具有明确目的性的检查工作计划；而是笼统的规定：从某日到某日学习文件，从某日到某日小组漫谈等。正是由于领导上缺乏明确的目标，就感到缺少具体办法，影响了领导整风的信心。据该处领导干部谈：后来反复研读了中共中央以及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整风的指示，才进一步的领会了整风的精神，明确了整风的内容、方法和目的，增强了领导信心。事实上他们也只限于就指示研究指示，这样对整风精神、内容、方法和目的的领会仍然是有所限制的，并且是抽象的、模糊的。例如：为解除干部中“没整头”的思想，在启发动员中，未能举出全处工作与作风中的主要问题，来启发大家；而是列举了一些什么传达室、招待所有人对待客人态度不好，这就是官僚主义等个别事例。因而使大家错误的领会到“这样检查，大大小小谁也有点”。这样虽然解除了“没整头”的思想，但无形中又引导了大家去追究一些生活细节，与个别问题，放松了对部门中主要问题的检查。
自上而下轻视学习文件，检查工作缺乏武器
其次是从上而下轻视学习文件。行政处于六月五日至十日学习指定文件。老干部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党群关系等，都是十几年来的老问题，谁还不知道，学它干什么！新干部则不从联系实际来体会文件精神，而是在词句上打圈子，这样就钻不进去，感到非常乏味。就是行政处的领导干部，对学习文件的重要性，也是认识不足的。当他们看到行政处老干部多半文化程度低，新干部政治水平差，文件多，时间短，学习中困难很多，便错误地认为学不好文件，还可以到实际运动中去体会整风精神，逐渐提高对问题的认识。因而也没有采用口头讲授结合实际讨论或其他适当方式来帮助大家学习。结果在六天中，对文件只一般的潦草的读了一遍，有的人连一遍也没有读完。虽然也举行了几次座谈会，但因不能联系实际，讨论就不能够深刻。后来事实证明，大家对文件的精神与实质，确实是没有领会的。
干部顾虑此起彼伏，检查工作避重就轻
文件没有读好，这就没有准备好检查工作的武器。在检查中，干部的思想顾虑，此起彼伏，障碍着运动的前进。小组漫谈会上，干部情绪不热烈，暴露问题不大胆，谈起来多是避重就轻，只谈一般的，不谈具体的，或是谈一些生活细节。有的领导干部，对于在群众面前暴露问题有顾虑；甚至还有拒绝别人提意见的。管理科长张文山，就因为别人当面给他提了意见，拍桌子大发脾气，影响很坏。后来经过多方启发动员、小组漫谈才有所改进。但小组会上仍是自我批评多，互相批评少。因此在正式检查中，批评与自我批评仍是没有展开。
领导干部检讨报告不及时，使某些干部产生怀疑和不满
检查工作中的另一个问题是：领导干部没有起到带头作用。本来在总结检查工作之前，行政处的主要干部，应当先做一个有调查有分析并提出主要问题的检讨报告，启发和引导大家检查主要问题。但由于领导干部不了解本部门工作中存在什么样的主要问题；又怕一次检讨不好，再做第二次检讨报告，还不如一次报告好。于是一直等到大家检查后，根据大家意见，做了一个检查总结报告。这就不符合于自上而下检查总结工作的方法和它所起的重要作用。以致引起一些干部的怀疑与不满，曾有人反映：“光让咱们检查，他们（指主要干部）是不是也检查？”在这种情况下，检查工作是不可能深入的。
忽略检查主要问题，必然偏重于个别和个人问题的暴露
在检查工作中既然抓不到主要问题，就必然偏重于个别和个人问题的暴露，结果使检查流于形式。例如：交通科长坐汽车太多，管理科长态度不好。还有的人提出：擦粉是腐化，到别的机关吃顿饭是贪污等，甚至还有的人为一句无关重要的话争吵不休。在这一阶段中，领导上对这些显著的偏向，虽然也曾随时予以纠正，但由于基本方向不明确，不能引导大家的检查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当然只能纠缠在一些小问题上。行政处各部门的检查总结，连同晁处长的检查总结在内，多半都是戴上一个官僚主义的大帽子，下面便是工作布置多检查少、工作制度不严格、干部事务主义等一串小帽子。然后每条下面列举几条零碎甚至互不相关的事例。到底行政处以及各部门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官僚主义表现在那几个主要问题上？它给予工作有多大的危害？思想根源在那里？并没有从这次检查中得到明确的解决。
自然这次检查工作也还是有成绩的。比如揭发了某些干部的贪污行为，领导干部的事务主义，工作不深入，党员干部的包办现象，同时也解决了某些党员间的、领导与干部间的不团结问题。检查后，党群关系获得改善，干部情绪较前高涨，但由于领导上存在以上几个缺点，而使在检查工作中就不能发现与解决该处工作的主要问题，运动还局限于一些零碎片断的个别问题上，收效就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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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坚决依靠工人群众搞好企业
本报工人通讯员王辉华同志批评公营山东电器厂党、政、工会的领导作风的来信，值得有关方面严重注意。这封来信，具体说明了该厂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作风怎样使工作流于形式，没有收到实效。四月份成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五月份提出开展合理化建议的号召，六月份工厂管理委员会决定建立“合理化建议推行委员会”及推行小组，七月份把开展合理化建议列为中心工作任务，但“直到现在，该项工作依然没有开展”。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过去该厂领导干部对工人意见一贯不够重视，而这一次也只有一般号召，没有深入动员，没有检讨过去的不民主作风，所以群众在思想上仍有顾虑。”这是因为“该厂在工厂管理委员会初建立时，行政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工人没有管理能力…………”而直到今天，“在某些问题上还有很多民主作风不够的表现”。领导上因为没有依靠工人搞好企业的思想，所以不深入动员，不向工人详细解释工厂管理委员会的决议，不广泛征求工人群众的意见，不及时处理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因而工人群众的力量就发动不起来，合理化建议运动就不能开展，而有关的机构就成形式主义的东西了。
王辉华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就是：“希望该厂领导上迅速树立依靠工人群众搞好企业的思想，开展民主运动，发扬工人的积极性，把工厂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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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园地
公营山东电器厂
合理化建议为什么搞不起来？编辑同志：
公营山东电器厂，从四月份成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以来，有很多严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现在我把主要的几件事实告诉你们：
该厂在五月份就提出号召：开展合理化建议。但因为过去该厂领导干部对工人意见一贯不够重视，而这次也只有一般号召，没有深入动员、没有检讨过去的不民主作风，所以群众在思想上仍有各种顾虑。很多工人说：“提什么意见？还不是老一套，说了不做。”个别工人还有害怕的心理，不敢提意见。六月份，该厂工厂管理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建立“合理化建议推行委员会”及推行小组；但结果仍然没有实行。七月份，领导上把开展合理化建议列为七月份的中心工作任务，但直到现在，该项工作依然没有开展，甚至仍有部分工人还不知“合理化”为何物（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内，只有两件建议，但领导上没作适当处理）。
该厂职工代表会原规定半月召开一次，但除工厂管理委员会成立时开过两次会以外，以后一直没有召开。而工厂管理委员会在召开会议前没有广泛征求工人意见，也不早些通知委员们，使委员们未能在会前作充分的准备；会后又未能把决议向工人群众做详细的解释和传达。
该厂在工厂管理委员会初建立时，行政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工人没有管理能力，工人的意见零碎无系统，工人不了解大问题（虽然现在这种想法已逐渐克服了，但在某些问题上还有很多民主作风不够的表现）。如该厂实施加强工具管理制度时，事先没有深入向工人宣传解释，使工人了解其意义；而只是下了一道通知给各工作间，即开始施行。（每星期六交还工具，逾时不交即按丢失论，月底由工资内按价扣偿）。因此，许多工人都很不满意。另一方面，该厂虽早已公布了奖励办法，但很多工作有成绩的工人都没有得到奖励。又如该厂三月份电池部生产的各种电池，由于没有建立检查制度，腐蚀不能用者达百分之四十，其余也多是劣品（该厂曾准备将劣品换牌子出卖，但未被批准），使人民资财遭受很大损失（当时估计，约值千余万元）。而领导上对这种严重损失，竟漠然视之，不去及时追查责任。
该厂工会工作亦做得很不好，失去了保证按期完成生产任务的作用。有些部门将近半年没开过小组会。工会全体会也是如此，已近五个月没有开会了（只在选举参加电业工会候选代表时开了一次会）。工会负责同志，只是强调有困难，不去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发动群众。该厂党的工作也做得不好，譬如总支在七月中即根据当时厂内具体情况向全体党员提出了“战斗起来！开展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的口号，但只是号召一下，结果无声无息的放了下来。
到现在为止，该厂工作仍停留在这个所谓“困难”的圈子里。希望该厂领导上迅速树立依靠工人群众搞好企业的思想，开展民主运动，发扬工人的积极性，把工厂搞好。
工人通讯员王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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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园地
济南建筑工人感谢毛主席
——李炳章、李暖、王钧、卞汝良等来信编者同志：
我们是建筑工人。在敌伪时代，我们在包工头子的把持垄断下，受着层层的剥削和压迫；任凭你有多么好的技术，你要不走门子托人情，就找不到活干，即使托人找到了工作，工资也不过拿到五、六成。平时包工头子把我们当作牛马、当作奴隶，时常受到他们的打骂，遭到他们的白眼。
济南解放以后，我们参加了修建济南和铁路沿线房子的工作。公家为了纠正以前的弊端，为了工人弟兄多得些实惠，特采用自办方式，不让包工头子从中渔利。公家发下多少工资，我们就得到多少工资。
干部对工人生活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我们有了病，就给看病，受了伤，就给治伤。举两个具体例子吧：修理济南南郊五十二号宿舍时，木工李润生砍伤了手，负责干部立刻将他送到医院去治疗，疗养期间除照常发给工资外，还给他的家里送了小米五十斤；瓦工吴建梅建大礼堂时摔伤了腰，当时即把他送医院，在两个多月的治疗期间不但照发工资，领工的张处长还亲自跑到医院去慰问他。
我们在各处工作时，不但领工同志对我们和霭可亲，处处体贴，各站的护路同志也经常协助我们，随时照顾我们的生活，帮助大家解决困难。
一年来，我们认识了毛主席的伟大，认识了共产党的政策真正是依靠工人，团结工人，并且把工人当作了主人。因此，我们全体工友都能自觉自愿、诚心诚意地努力工作。济南及铁路沿线纵横两千余里的一百多处工程，不须监工督促，大家都能自动的加油干活，争先恐后的分头抢修，使每个工程都能先期完成。全部工程结束以后，领导上又把我们介绍到生产建筑部门去工作。从此，我们的生活安定了。
济南市建筑工人李炳章、李暖、王钧、卞汝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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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园地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排演新歌剧《王贵与李香香》
定国庆日起在京上演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周年纪念，正积极排演四幕八场革命恋爱新型歌剧《王贵与李香香》。该剧系根据李季原诗，于村改编，刘郁民、欧阳山尊导演。内容是描写陕北初期革命史实。故事发生在三边一个叫死羊湾的小村庄内。剧中男女主角王贵与李香香，两人出身贫苦农民，从小遭受地主剥削、污辱。思想中蕴蓄了烈火般的反抗意志。与全村人民和游击队一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地主崔二爷展开艰苦的斗争。在斗争中表现了高尚的革命气节，终于获得胜利。在解放家乡死羊湾，活捉地主、狗腿子及白匪军后，由香香的父亲、游击队长和群众主持着，当场举行革命婚礼。导演采用了喜剧的手法来处理这个新歌剧。作曲梁寒光运用了陕北民歌的特色及其旋律，以全部管弦乐队参加伴奏。全剧对白极少，完全由歌唱及音乐交织起来。该剧经两月排演，现已决定国庆日起在京市北京剧场（真光）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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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园地
北京市人民法院对金光彦的批评的答复编辑同志：
读了八月二十九日“人民园地”发表的《机关、干部在人民法律面前可以特殊一点吗？》一文以后，我们认为有把此事经过情形说述一下的必要。
六月五日，我们接到天津市人民法院的信，嘱托我们将建中公司在京市国祥胡同四号粉丝厂房产全部查封拍卖，抵偿该公司对吉林财政厅生产管理处的欠款。七日本院派员会同该管派出所予以查封，并委托该厂职员金光彦之妻吴漱蕙讨保保管，十四日，依法通知原被告双方，将粉丝厂移交原告。二十四日发给了财产转移证书，并以书面通知该管派出所将房产全部启封移转。原告代理人阎禔收到本院财产转移证书后，经清管局的介绍，将房产卖与海军司令部。该部为急于进行工作，限粉丝厂职员金光彦在三天后搬家。但金光彦不同意。本院遂派马英等二同志前去调解，将搬家期限改为五天；金光彦又不同意。我们即通知双方到法院解决。根据金七月二十七日的意见，并为了照顾金光彦的搬家困难，决定将搬家期限展为十天。当时我们叫金光彦出去，留下阎禔进行个别谈话的目的，是要叫阎照顾金光彦的搬家困难，不要坚持五天的搬家期限，避免当庭争执，形成僵局。金光彦遂误认为我们偏袒一方，实际是他的偏见。
至于金光彦所种作物问题，金说“法院为何不先说明不付代价的理由，而要先问海军司令部是否可以付代价？既然这样问，那就是说事情决定于对方付不付”。关于这一问题，二十八日法院通知阎禔、金光彦调解迁房问题时，本院执行科李科长首先问过他为什么还要求赔偿损失。当时李科长虽认为在原则上不应赔偿，但在金的要求下，不妨征求一下对方意见，如愿出一点钱的话，也可以进行调解，以结束这一小小的纷争。可是阎禔不同意，我们只好以如下理由答复金光彦：你系粉丝厂的职员，又是在粉丝厂的地皮上栽种，本人如因此而有所损失，应向该厂经理王正伯请求赔偿，不能要求阎禔或海军司令部给予一定代价。并在限金光彦讨保十天腾房时，宣布作物不归他所有，如有不服，可另行上诉。金竟不通过本院也不会同派出所，竟将已熟及半熟作物强行摘去。经派出所报告了金的这种蛮横行为后，我们乃将金光彦传到，指出他这种作法不对，最后叫他回去等候调查。
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我们认为：自七月十四日建中公司经理王正伯答应将粉丝厂财产交阎禔抵偿欠债后，到二十六日通知派出所转告金光彦启封移交阎禔，其间应先通知金光彦之妻启封，撤销其保管责任，然后再交阎禔接收。这是我们在处理手续上的缺点。在阎禔将房产卖给海军司令部并与金光彦发生腾房和作物纠纷时，我们一面照顾海军司令部的工作情况，一面对金光彦搬家的困难也根据他的意见加以照顾，由五天展期十天。对金光彦所种作物代价问题，我们已告诉他应直接向王正伯追索，阎禔和海军司令部并不负赔偿责任。建中公司欠债案件，系由天津法院处理，我们并未把金光彦当作本案当事人之一，因此，我们在处理腾房及作物问题时纯属调解性质，并非正式开庭审理。金批评我们片面照顾机关干部，是与事实不符合的。
北京市人民法院
第3版()
专栏：
毛泽东号
（中篇连载）
丁克辛 轻影 作 庄言 插图
三十一、再接再厉
“人家半个月抢点一百多分钟，听说了吧？”
“听说了！”
“技术速度四十一点八公里。”
“真棒！”
第三个插上去了：
“他们冬季三个月的工作成绩也宣布了。”
“总结好了吗？”“怎么样？”“怎么样？”人人乱嘈嘈，谁都想抢先知道：
“每月行车到多少了？”
“七千五百公里。”
“省了多少煤？”
“一百六十六吨。此外还节省混合油五十二公斤半、材料费八百四十万元！”
“你看看人家！”“配叫毛泽东号！……”
“还有哩，听我说听我说，局方规定甲检公里三万五千，他们延长了……”
“延长五千？一万？”
“都没猜着！是一万九千六百多！”
“还有哩！”
“不用说啦，不用说啦，反正别人是追不上啦，看他们一月份的吧！”
一月份来了。
飞快紧张的过去了。
还是跑一面坡，还是上坡道。
竟突破了一万公里！——跑了一万零四十七点六！
远远超过了局定标准！
是全段机车的最高纪录！
也是“毛泽东号”有史以来的最新纪录！
这影响是巨大的，新运行制很快在全段推行开了。
全段得奖金五百万，“毛泽东号”就占了三百万。
郭树德在小组会上提议：这成绩是和工厂包修组分不开的，应把奖金分给他们一部分。
第一包修组欢欢喜喜地接受了四十万奖金，他们说：
“到底是毛泽东号，公平大方！”
“以后把车修得还要细，还要好！”（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