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2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关于版本问题
陈伯达
编者按:本文是陈伯达同志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题目是编者加的。讲话的时候距今虽将近一年,但所提出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是严重地存在着。我们发表此文,并同时发表了北京图书馆对版本题的一些意见,希望借此唤起出版工作者的注意。
早就听说大家在这里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这是很有意义的。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来参加,很感遗憾。今天到了这里,同志们要我来讲几句话。我对这一部门的工作没有任何研究,讲不出什么,仅就出版工作上的“版本”这一问题来表示一些意见。
搞出版工作的人,常常忽略了在出版上一个重要的问题——版本问题,以为出版一本书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只要作者把稿子交给我们,我们把它排印出来,印刷得好,封面搞美观一些,就算尽到我们的责任;至于书的内容有没有排错,校对是否校好,就一概不管。这只是“为出版而出版”的草率态度,没有对作者负责,也没有对读者负责。如果不提出严重的注意,是会常常闹出很大的错误来的。从前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报》,开始错字很多,后来毛主席提出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它搞到一字不错。由于把这个任务提高到政治任务去,结果才把这个周报渐渐搞好,错字也就少了。因为经过毛主席对这问题的重视,大家才可以看到,有一个时期延安出版的书籍,校对的确不差。许多人常说很多书籍和文件的版本是以延安出版的为好。当然,我们的出版工作,有时不容易搞好,是受了客观环境的限制。那时我们许多地区都被敌人分割着,印刷事业很简陋,而且许多文件甚至书籍,都是要经过无线电报来拍发的,因此就容易弄出许多笑话和错误来。但是,受了客观的限制,电报错了,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呢?不会的。只要我们对工作采取认真的态度,电报传达有了疑问,我们不妨去电询问,再不明白,我们再问。最好把它弄明白了我们才印。文章真的读不下去,我们就宁可不要印它,因为印了错误的东西,反而会发生坏的影响。因此,对一个出版工作者来说,除了文章是选择出版的主要条件以外,校对是第一重要的工作。首先必须要把校对这一桩工作搞好,其次才能注意那些封面装钉之类的问题。校对这个工作,是一个困难的工作。前代的人把校对叫做“校雠”,我以前不求甚解,还不大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毛主席有一次演讲,说了它的意思,我才知道是要我们把校对错字当做和敌人斗争来看。我有几本书,都是我自己校过的,一遍二遍的校,以为不会错了,但结果还是有错,可见校对之难。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困难就不去征服它。
其次我要提到的是再版的问题。我们如果要再版一本书,我们不能依样画葫芦地再版一次,印出就算,对作者完全置诸不理。我们必得在再版之先,先问一问作者,关于要再版的书,他需不需要修订增删,或有错字要改正。一本书是有它的时间性的。从前出版的东西,今天拿来再版,可能有些新的问题,作者可能需要增添或修改,或者加上什么说明。出版者就应当考虑这一个问题,给予作者对他的作品一个很好的改正或说明的机会。他也可以决定有些书是否有再版的必要。如果不需要再版就不必再版,不需要修订就不必再修订。这种征求作者意见的方法,对于读者和作者都是有很大的益处的。今天我们的出版工作者,仍然时常忽略了这一种手续。例如前天我接到一本再版的《近代中国地租概说》,其中没有说明何年何月初版,或根据什么版本再版或翻版的字样,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我在初版时的一个说明给删掉了。这样,就会使读者无法明白这本书是在什么时候写的。书里面所引的材料都是五六年前的材料,而且常常提到战时的字样。那么这战时,是什么“战时”呢?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呢?还是一九四六年以来人民解放战争的“战时”呢?这就使人难以捉摸了。这种情形,读者如不是一个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是很难理解的。所以我以为:我们的每一本书都要印明何时出版,何时再版。翻版所根据的是什么版本,也必需加以注明。这也就是说明我们的出版工作者重不重视历史观点的问题。什么是历史观点呢?我们的读者读一本书,他也要以历史观点来阅读的。这书是什么时候出版的,在什么地方出版?它所收的材料,截至何时为止?这些问题,都可能影响到他读这一本著作的理解程度。因此我们的每一种出版物,都必需注明出版年月、出版地点。再版年月、再版地点、根据什么地方的版本等。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在北京新华书店出版,某年某月某日在上海再版,根据的是某某地方的第几版之类。有了增删或修改就应当加以说明,某某章节已经改动或已经增删。一个版本经过作者的增改就与原来的版本有了分别,我们根据好的版本印出书来,就可以帮助读者省却了许多困难或不了解的问题,对读者是一个大大的好处。我国过去对版本很重视,有一种学问称做“版本学”的,就是专门研究版本的学问。今天我们的出版工作者,决不应当忽视这一个问题。再说现在我们翻译的许多书籍,也必须讲究外国文的版本。外国的版本,也有新旧,也有增删。所以我们必须根据最新的、最正确的版本来翻译。
我再重复地说一遍:
今天我们的出版工作者,不能再“为出版而出版”,必须把出版这一工作提到政治原则性的高度,除了稿件本身自应严格审慎外,第一要重视的是校对;第二,在再版时一定要问作者是否需要修订、增改或者有什么说明;第三,翻版时要注出所翻的是根据何种版本。我们要把这一工作认为是最严肃的政治工作,对人民对革命都要负责。
其他想不出什么,就说这一点点吧。


第5版()
专栏:

  介绍一批苏联经济建设书籍(中)
刘及辰
三、关于加强和贯彻经济核算制的
上次介绍的那些书,是着重在苏联整个国民经济计划方面的;以下让我进而介绍一些关于苏联企业内部计划的书。
苏联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基础是建筑在企业内部计划上的;而企业内部计划的关键又是在经济核算制的实行。所谓经济核算制,就是领导每个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它的目的在于有系统地提高每一卢布的开支与每吨原料燃料的经济效果,并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减低生产费”;“它的任务,在于保证最合理的、最节约的生产组织”。苏联经济核算制的实行,保证了苏联经济计划的精确进行与提早完成,给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我们东北国营企业,由于学习苏联实行了经济核算制,已经在减低成本、增加利润以及提高产品质量上获得了显著成绩。今后我国公私企业,都应立即向东北看齐,实行经济核算制,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以加速恢复和发展我们的国民经济。
我要介绍的关于经济核算制的书有下列几种: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核算制》(上、下辑)
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译印
《如何贯彻经济核算制》 东北新华书店编印
《加强经济核算制克服工业生产中的浪费》
东北新华书店编印
《定额管理》 东北新华书店编印
上列四本书(《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核算制》下辑除外,后面另有说明),前两本是着重在经济核算制理论上的分析和阐明,后两本是偏重于一般应用上的说明和介绍,都该算是目前学习经济核算制的好书。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核算制》上辑,原系一九四四年苏联政治文献出版局出版的。它从理论上系统地阐明了关于经济核算制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了解经济核算制本质的一本好书。本书首先是由计划经济经由价值法则来说明经济核算制的,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法则是以新的形式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它不是盲目地运动法则,而是社会所意识到的、利用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工具”,“社会主义社会下价值法则所发生的作用,不是引起物质与劳动的浪费,不是引起社会财富和社会生产力的无味消失;相反的,为合理并有计划地运用价值法则而展开的斗争,必能保证物质和劳动最大的节省,保证社会资源与社会主义社会全民福利的增长。”而使社会能够有计划地运用价值法则,那就必须使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所以“经济核算制就是企业活动最合理的、最能使企业活动适应价值法则任务的组织形式。”由此可知,经济核算制是和计划经济分不开的。本书也明确地指出了:“经济核算制只有在它服从计划,服务于计划并为完成计划而斗争的时候,它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要想服从计划和完成计划,也必要照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利益;否则,若用计划外的办法以提高利润,那就是阻碍整个经济发展的违反国家的行为。“因此,经济核算制的领导必须是布尔什维克的,在推行经济核算制的原则时,必须照顾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利益,因为只有为了这种利益而进行斗争,才能获得共产主义的胜利。”其次说明货币和经济核算制的关系;苏联经济核算制只有通过货币计算才能实现,诸如制定计划、计算成本、判别社会必需的劳动消费量、以及那些包括在经济核算制中的具有刺激作用的各种制度,都必须通过货币计算。所以“在管理社会主义企业方面,为了实现统计和监督以及实行经济核算制,没有货币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中,找不到另一种可以统计整个经济的工具。”此外,对于经济核算制企业资金的组织、国营社会主义企业的商品成本、成本价值与价格、经济合同与商业经济核算制、企业的收支平衡,以及国家利用货币流转实现卢布对计划执行进程的监督等等,都做了有系统的分析和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核算制》下辑是由四篇译文汇集的,内容十九和《如何贯彻经济核算制》、《加强经济核算制克服工业生产中的浪费》两书重复,后两书能包括前者,而前书却不能包括后二者,在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如何贯彻经济核算制》,篇幅较大,有三百六十页,包括的方面很多,是关于经济核算制的一本综合性的书。所讲的不仅是经济核算制的本身问题,还包括了业务领导问题和贯彻经济核算制的种种方法问题。内容新颖丰富,值得我们一读。特别其中的埃·布列格里的《苏联经济核算制的本质》和可凡烈夫的《个别经济核算制是提高利润的重要方法》两篇,是我们更须要精研细读的。该书第一篇首先叙述的是苏联经济核算制的发展,说明了经济核算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阶段中,其内容或实行方法都有着本质上的变化。苏联政府起初“深知重工业对于改革全部国民经济和提高国家经济力量及国防力量方面的意义,而对于暂不能生利的企业特别是重工业给以财政上的必要援助。”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苏联政府为使全部重工业都成为国民经济的生利部门,便于一九三六年完全废除了对于企业的补助制度而施行了有关巩固经济核算制的各种方策。”这样一来,“各工业人民委员部便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这一期间所得的利润总计,已由四十一亿增加为九十九亿,即增加到两倍以上。”苏联经济核算制的内容及其方法的这种变化,使国家增加了如此巨额的财富,这完全是靠着苏联政府能巧妙地掌握经济发展的规律并适当地采用了正确的方策。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建设道路中,苏联的这个经验是再宝贵没有的。其次说明的是苏联经济核算制的特征,先把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性原则”之不同做了一个本质上的分析:“所谓‘经济性原则’就是对于一切事情,毫无止境地去追求利润”,而“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制原则,恰和这资本主义‘经济性原则’相反,因为它的基础并不是个人利益而是社会全体的利益。”接着就又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的基本特征:“经济核算的根本特征,就是唤起各企业在物质上对其业务成绩的关心,以刺激各企业的活动,使其完成和超过完成计划。”“苏联对企业的财政政策是为了加强以经济核算制来管理企业,废止以往多年用政府经费来增加企业的固定资本及流动资本的办法,而采取了尽量倚靠企业本身积累来增加其固定资本及流动资金的办法。”苏联的这两点经验,对于我们的企业管理和经营也是非常宝贵的。凡各企业经理及其他从事管理企业的人都要把以上两点经验时刻记在心头,设法使其实现。
其次,可凡烈夫的《个别经济核算制是提高利润的重要方法》这篇文章,主要的是介绍了苏联个别经济核算的经验和成就。以前苏联企业经济核算制的推行,“被认为只能以工场为单位,最多也只能以一班为单位……个别工人的节约指数是不加以计算的。”但自从最近推行了个别经济核算制以后,产品质量又大见提高了。毕连智尼可夫斯克苏打工厂的经验告诉我们说:“个别经济核算制能造成超计划的积累,更好的利用流动资金,提高生产技术知识,改造产品的质量。”这是苏联最新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
“加强经济核算制克服工业生产中的浪费”,主要的是讲经济核算制上一般技术问题的,它对于生产费用的分类、成本的组成、计算成本的方法、减低生产品成本的方法,以及提高质量的方法等等,均有说明。在契尔柯夫的《生产费用的分类及成本的组成部分》这一篇中,首先提出的就是一个典型的费用分类项目(项目繁多,不便列举),同时并说明了分类的意义:“为了知道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生产成本,必须按照以上所列的项目对一切费用加以估计”,“生产品成本的核算的正确建立,是受着费用分类……来决定的。”契尔诺夫的《怎样降低生产品的成本》一篇,对于影响生产品成本变化的基本因素,诸如对于劳动生产率物材的消费、行政管理和销售费用等等影响到生产品成本变化的要素,都做了简明的分析和说明。另外,曹鲁的《关于标准成本计算》和《标准规格的管理问题》两篇,也是值得一读的好材料。前一篇所讨论的是关于原料标准成本、人工标准成本、标准制造费用、以及标准制造工费等等的订定问题;后一篇是关于战后工厂原材料的购入问题及用购入品生产成品的标准规格管理问题。
《定额管理》,是讲定额问题的,它告诉我们说:“所谓定额,这就是根据一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设备来确定一定产品的标准质量,确定为生产该项产品所使用的原料、材料、人员的标准数,确定生产某种产品的标准生产时间,确定使用某种机器在一定时日产品的标准数量,确定各种经费的标准数量,确定机器的折旧等等。”本书有斯大林的《新的人材和新的技术定额》一篇,这里批评了以技术落后性为出发点而规定的技术定额的缺点,批评了离开实践而讲科学原理的错误观点,批评了不需要任何技术定额的错误观点,同时又正确地指示了一个规定定额的标准:“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技术定额,应该是一个介乎现行技术定额与斯达汉诺夫和布塞根等人所达到的标准间的定额。”这种平均先进的定额和动员企业内部潜在力量有着密切关系。第二篇伊凡诺夫的《论平均先进定额与工业潜力》,就是阐明这个问题的。它在说明了为了发动企业潜力在规定定额时所应加考虑的种种问题以外,并介绍了由各个不同的经济部门引起的各个生产要素的作用不同,及由苏联国家计划所规定的技术定额的分类。另外,本书还有几篇介绍了东北工业实行定额管理的经验,也是很有价值的。
以上所介绍的是关于经济核算制一般的书籍;另外还有几本属于技术应用方面、处理个别问题的、更切合具体实用的小册子,也都很好,兹介绍于左:
《工业企业的技术工业财务计划》切普洛夫著、金志军译
东北新华书店印行
《减低成本的途径》卡马洛夫著、苏铭熙译
东北新华书店印行
《苏联机械制造业之生产费及成本减低法》布尔墨斯特洛夫著
新华书店印行
《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计算》塔土耳、克拉斯诺夫合著、马斌译
大连经济研究会出版
《苏联工业企业如何运用流动资金》阿·埃木·比尔曼著
东北工业部经济处译
《贸易部门经常费支出计划》伊凡尼柯娃、米拉歇维奇合著 杨作人译
时代出版社发行
《工业企业的技术工业财务计划》,是一九四八年作者在莫斯科苏联全国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所作公开讲演的记录。这里首先指出了旧的工业财务计划的缺点在哪里,并如何制定新的正确的技术工业财务计划。其次说明了技术工业财务计划的任务是什么,它的内容包括着多少部分,怎样编制技术工业财务计划,全年的怎样做,季度的怎样做,准备阶段有几个步骤,都是怎样做的,完成阶段是怎样做的等。最后说明了怎样执行状况的核算和监督,并根据那些文件去执行。本书简明扼要,条理清晰,是从事企业经营管理工作者的一本优良读物。
《减低成本的途径》,简明而生动地描写出荣获列宁勋章及劳动红旗勋章的莫斯科“镰刀与铁锤”冶金工厂的工作经验,它对于该厂是怎样争取了高度劳动生产率、减低生产费的途径,以及如何实施了经济核算制和其所获得的成就等等具体情况,都做了生动的介绍。(作家书屋也有此种译本,名为《苏联工厂减低成本的经验》)。
《苏联机械制造业之生产费及成本减低法》,是著者布尔墨斯特洛夫根据他在机械制造业计划部门中继续工作二十五年所搜集的材料和他与各工厂及车间的计划部门工作者们讨论的结果而写成的,它对于生产费、产品单位成本计算、成本降低计划,以及成本费和成本降低法等等,都做了简洁的说明,并附有图表,以资参考。本书内容虽着重在机械制造业,然有许多材料亦可通用在一般企业上。
《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计算》,把苏联工业企业对于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分类及估价等经验,都做了一个科学的具体的且有系统的介绍。这里对于流动资金与固定资产给了一个明确的概念,并指出了应该怎样去划分类别,怎样去进行折旧。书中列有实例图表,明确具体,切合实际应用。
《苏联工业企业如何运用流动资金》,是一本小册子,是苏联真理报经济编辑比尔曼在莫斯科中央讲演厅的一篇讲演稿子。它对于工业企业运动资金的具体组织,加速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周转率的种种方法,以及加速流动资金周转率在国民经济发展上所起的重大效能等,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且从本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苏联企业流动资金的使用远比资本主义国家的为优越:“美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如有一个美元的固定资产,总须有一个半美元的流动资金,这是不得已的勾当;但同时在苏联的工业中,如有一个卢布的固定资产,则只须有较固定资产为少的七○个哥比的流动资金。利用社会主义的经济财富,有很多的企业从流动资金的使用中,得到了非常大的成就……。”在苏联计划经济制度下,克服了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种种不合理的使用,使流动资金逐年增长,达成了庞大的数量:“一九四八年一年中流动资金的增加额即达一百七亿卢布,一九四九年随着国民经济力的增大而投向流动资金的新资金已达二百三十六亿卢布。”
《贸易部门经常费支出计划》,是一本关于贸易部门经费核算的难得的好书。它首先对于贸易部门经常费给了一个明确的概念;接着就简洁地说明了经常费减低的条件、经常费在考核成绩上的重要意义、编制经常费计划支出的重要原则、货物流转及商品类别对于经常费支出水准的影响关系、以及劳动生产力对工资支出水准的影响等等问题;其次,是把分析经常费支出的重要性和分析工作的主要方法,加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最后,更详尽地分析了经常费支出项名称,把它分为十八项,分别地说明了它们在贸易部门中所具有的意义和计算的方法。本书是从事贸易部门工作者必读的一本好书。
经济核算制,决不是仅靠统计和会计数字就可以实行得好的,更必须走群众路线。诸如发动劳动竞赛,设立工厂委员会,彻底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合理化建议,以及实行责任制等等,都是加强和贯彻经济核算制的重要方法。关于这类的书,我读过的有下列的几本:
《生产竞赛》 新华书店编印
《企业管理民主化》 东北新华书店编印
《合理化建议》 东北新华书店编印
《生产责任制》 东北新华书店编印
《集体合同在苏联》 巴舍尔斯特尼科著、立群译
东北新华书店印行
列宁早就看到竞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力量。他在工农取得了政权后第二天,就把组织竞赛规定为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上列《生产竞赛》一书中第一篇文章,就是列宁那时为了号召组织竞赛而发表的。列宁揭破了资产阶级作家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和私人进取心极端赞美的欺骗性,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大规模运用比赛的可能。同时他又号召了广大人民要对资本主义社会残留下来的恶疾糟粕,诸如顽固守旧、奴才习气、自私自利、疏忽、草率、急躁、胆怯以及其他腐败习惯,去作殊死的斗争。他最后指示给大家:“只有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会扫除那些保守思想,才能建立一种新的劳动态度。”本书另外的几篇,是关于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文章,叙说了劳动在苏联是一种多么光荣的、高贵的、勇敢的、和英雄的事业。劳动在苏联所发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多么伟大而无穷尽的。要之,苏联企业经济核算制的贯彻实行,计划经济的超额完成,主要是靠着社会主义竞赛的。
《企业管理民主化》一书,其中一部分指出了为了搞好生产应如何走群众路线,另一部分是分别地说明了企业管理化的组织形式及其具体组织的办法。第三部分是介绍了苏联企业部门的生产会议,指出了苏联企业内部的生产会议是工人和企业结合着血肉相关的感情机构,它成了苏联工业最伟大的原动力,它成了决定工厂重要问题,努力动员并应用超计划完成生产任务的一切可能,以及广泛开展自我批评、克服缺点、发扬创造性积极性的园地。
《合理化建议》一书介绍了苏联实行合理化建议的经验及其成就。合理化建议是苏联管理工厂和贯彻经济核算制的重要方法之一,不消说它也是依靠工人阶级办好工厂加强经济核算制的群众路线的最好方法之一。它是民主管理工厂的生动体现,没有它,苏联的工业不会有像今日那样的辉煌而活跃的发展。苏联在一九四九年上半年仅仅钢铁工业所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就有五万五千多件,使劳动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十六,生产成本降低了百分之七。
《生产责任制》一书,是叙述了东北铁路和某些工厂学习苏联经验而实行责任制的成绩和苏联的一长制的。本书第一篇为斯大林的《劳动组织》(一九三一年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演说),这里批判了对于不断生产制的曲解和无人负责的现象,并正确地指示出了“现在的任务是要消灭无人负责现象,改善劳动组织,在企业里正确布置劳动力”。其次几篇是介绍了东北乘务负责制、安东公营工厂的生产责任制、本溪铸造厂改行的三班专责制以及华北农业机械总厂专责制的经验和成绩。在这几篇里,把责任制的特质、优点,无人负责现象存在的原因和产生的环境,对于负责制的某些曲解,以及应该如何推行负责制等等问题,都有详细的说明及介绍。
最后,《集体合同在苏联》一书,著者是苏联的法学博士,他依据苏联劳动法及其他有关法规阐明了苏联集体合同政治的、法律的与道德的意义,这是本书的特点。在他依据法律条文阐明集体合同的意义时说:“苏联的集体合同是一种双方的政治经济文件。其中不仅包括法律条文,并且包括社会主义道德的条文,这道德的意义是很大的。但这并不是无目的与不负责的援引‘正义’或‘善良道德’,像资产阶级法律所规定的契约中所常包含的一样,其实他们的那些条款不过是想证明剥削阶级的任意胡闹都是正确的而已。”又说:“政治、道德及法律因素在集体合同中之结合为一重要特点,显示苏联集体合同与资本主义国家集体合同之间的差异。苏联社会制度之社会主义的性质,苏联的政治制度,没有人剥削人,劳动者与苏维埃国家之目标一致,这些条件决定了前述的结合。”“因此,集体合同,就是有第一等的国民经济意义及第一等的政治教育意义的文件。”这短短的三段话,就足以表现出本书的精神和特点。这里不但揭穿了资本主义国家集体合同中所援用的虚假的‘正义’伪装,且又充分地阐明了苏联集体合同中所包含的内容丰富的涵义。我们若把本书从头至尾仔细读一遍,一定会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和收获。这里我要附带说明一下:这本书,就我已见到的,有四种译本,除前列译本外,还有下列三种译本:
秦佚译、大众书店版《苏联的集体合同》
李相崇译、中外出版社版《苏联集体合同》
林达译、中华书局版《苏联的集体合同》
另外还有《集体合同》(东北新华书店编印)一书,也有一读的价值。它把集体合同和劳动效率工资制度的关系做了一个正确的说明,复又介绍了苏联企业和东北企业签订集体合同的实际经验。同时我们由这里可以看出,集体合同对于贯彻经济核算制所发挥的作用是如何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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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版本的一些意见
北京图书馆
一 书刊版权页的著录问题
书刊版权页究应著录那些项目,这是需要有个比较划一的规定的。譬如书名、册数或册次、著者——要是译本的话,将原著者的国籍、著者原名以及译名一并注出,更属必要——译者、出版处及详细地址、出版年月、版次等等。如一书为修改、增订,或修正本,更必需注明。过去有好些新出版的书刊,对于这方面太不注意了。版权页著录过简,有的连版权页都没有的,出版年月就无从标明出来。有些期刊也不注明刊期,如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等,有的也不注明卷期。这些也希望能有个一致性的规定。
二 关于翻译方面的问题
(一)同是一个原本,因为译者的不同,就把它译成两个书名了。例如最近出版的《北朝鲜》和《我们看到了朝鲜》,根本就是一个原本。还有《孤村情劫》和《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也根本是一个原本。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没有权利强求其译名统一,但我们要求的是翻译书刊必须附注原文名称,这就不难解决这个问题。这应该是出版家和译者所乐于给读者和图书馆工作者帮忙的吧!
(二)翻译的书籍,一个原著者的各种不同著作,有因译者的不同(甚或同是一个译者)就把一个人译成两个不同的译名了。例如:《全国新出版图书目录》一二三面所著录的A·龚察尔、A·冈察尔、冈察尔等;又如,Sholokhov,M·A·,译名就有如下的不同:萧洛霍夫、邵洛霍甫、梭洛霍夫、梭罗霍夫、萧洛浩夫等。又如最近出版的《苏联国民经济计划》,与《苏联国民经济计划的设计》,本来就是同一原本,因为译者的不同,就把书名和原著者的译名都分歧了。这实在是极应谋求划一,或至少必须注出原作者的原名来的,至于标明原作者的国籍当然更属必要了。
(三)苏联作家有复姓的。通例复姓之间都是用一小“横”,但很多译者是不注意这一点的,或者就随便加一个小圆“点”,这是很容易和单姓的全译混淆不清的,我们希望出版家与译者注意到这一点。
(四)有些译者的署名,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其取消“出版时署名听便”的自由,但我们希望通过出版总署或其他新书评介、译者著者小传或介绍之类的文字,能够使它统一起来。这里我们可以信手指出的,如《季米里亚席夫》一书,署名涛译,而又有《季米里亚希夫传》一书,署名朱滨生译,其实原来同是一书,译者同是一人。我们作这样判定,是费过不少翻检之劳和考据工夫的。但还不敢确定其是否正确。
(五)有的翻译书籍因为版次的不同,就往往把一个书名改成两个。如李霁野译的《卫国英雄故事集》,在重庆出版时书名是叫《死后》。像这种情形,我们也希望其他译者能和李先生一样,由自己作一附带说明。
三 关于书名、页次、校对和印刷方面的一些问题
(一)有的书因为出版处的不同,竟把一个书用两个名字出版出来,如三联版赵冬垠的《价值与剩余价值》就是生活版的《经济学初步》。还有些集子,内容相同,由于出版处的不同,竟把书名滥用起来,这种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了。我们希望以后这种情形尽量减少才好。
(二)有的书往往因篇章的各自独立,页次也是各自起讫的。这使读者和图书馆工作者统计起来非常麻烦。我们建议凡是一种篇章页次各自起讫的书籍,能够在单独页次之下,加印一个总页次的号码,像商务版所出版的万有文库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
(三)有好多书校对的都不够好,以后希望尽量纠正这项对读者不负责任的缺点。
(四)有些通俗读物中,插图占有相当的比重,似乎也应当把插图的作者标注出来。
(五)儿童读物希望能印刷得清楚,装订得特别坚固,纸张也要用好点的,因为有的书儿童看不了几天就破烂了。现在一般连环画的装订都不很结实。
(六)现在一般儿童对阅读连环画的情绪非常高,但适合儿童的却很少,希望多出版些适合儿童的。
编者按:我们完全同意北京图书馆所提的如上的意见,并作补充如下:
一、版权页是出版物的标志,是应该郑重处理的。这不只是出版工作的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最严肃的政治工作”,诚如陈伯达同志所说:“这也就是说明我们的出版工作者重不重视历史观点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书籍原是在解放前出版的,重版时,在版权页上不是标明“一九四九年某月初版”,便是标明“一九五○年某月初版”,而内容是有许多地方与当前政治形势不相符合的,这样不但使许多新读者搞不清楚,而且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在我们所收到的读者来信中,对于这种“初版书”的责难是很多的。八月十日上海大公报《读书与出版》发表的《关于重版书籍》一文,曾就三联书店所犯错误,具体指出了许多例证。三联上海办事处曾以公开信说明:“我们所称初版,是以三联这个单位第一次印行而言。”这理由是片面的,同时也不能解释更改书名这一更错误的事实(除了北京图书馆文中指出的《价值与剩余价值》与《经济学初步》外,我们还接到读者长春东北师大杜平先生来信指出三联版《哲学研习提纲》与前以实践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哲学初级研习提纲》,是同书的异名两印。)三联应该重视读物的历史观点,同时即为了照顾它本身过去的光辉历史,也应该在版权页上有详细的著录。这一问题不只涉及三联一家的出版物,我们希望一切公私营出版家都不要忽视这一问题。
二、翻译书籍应该详细记明原本作者本名、国籍、原书出版年月、原书原文名称,也都是必要的。《现代世界民主运动史纲》一书,只在封面和扉页中出现了原本作者的中译名,有一篇译者序,对于原作者、原书出版年月及在何处出版,却无一字提及。《新越南》标明了原作者国籍,而原书哪一年出版的却找不着说明。写书的时间是该书内容的一根重要线索,忽视了这一点,定会影响到读者对著作的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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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新地理》
苏·N·米海洛夫著 陈原译 海燕书店版
这本书是苏联培养爱国主义的通俗科学读本之一。从横的叙述中,把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和全苏联各国的自然环境与经济政治建设,作了明确而生动的叙述描写。作者引导着读者作“地图上的旅行”:从莫斯科出发,首先巡视它的周围,其次,沿伏尔加河直下高加索,越过西南部草原到西北部的海,再从北部林地到乌拉尔、中央亚细亚,然后横跨西伯利亚到太平洋。文字生动,系统简明。这本书不仅帮助读者了解苏联的地理环境,而且更主要地让读者知道: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面,人们如何征服自然,变革自然环境,使大自然为人类社会服务,使人类得到更舒服而美好的生活。
这本书不同于旧式的地理教科书,尽是些地名的堆砌,它所提出的每一个重要地名,每一条河流,每一个山峰,都能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本书当中,每一条河流或每一个矿山,都和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联结起来,都变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我们感觉:在这本书里,河名或地名不是孤立的名称,而是有血有肉与现实生活有关联的实体。
我郑重向读者介绍:这本书是值得读的,在你读的时候,像读一部轻松美丽的小说,但是其实在读一部科学事实的地理书。
从爱国主义的立场看,这本书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模仿的。
地理和自然的讲授对人民爱国主义的培养有着很大的帮助。加里宁指出苏联学生们认识祖国及其大自然的必要和重要性。他在论《战争与教育》的文中写道:“我们的土地森林,我们的河流和大海,各企业中心,集体农庄,我们的学校——所有这一切都能作为教育的丰富材料。儿童是敏感的,必须对他细述每年飞回祖国的各种季候鸟的故事,在各江湖里所生存的鱼类——这是认识自然的好功课,同时也提高了一个儿童对祖国的热爱。”他又说过:“我们常常谈到爱国主义的教育,但这种教育应从深刻的认识自己祖国来开始。因此,我们必须研究祖国的地理。”
我们已知道地理是培养爱国主义的有力工具,要发挥这工具的最大效能,优良的通俗地理读本是值得注意的。这书是一本顶好的范本,它的描述体裁、文字技巧和地理事实,处处值得我们作爱国主义教育读物来重视和模仿的。
苏联人如何征服自然、改变自然环境,本书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地方,都给以生动的描绘。由于自然环境的改造,新的生活就很自然地涌现出来了。
拿远东的青共城做个例子罢:
“十三年前泰加的树木被拔去,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机器制造中心——青共城的基础。这个城是为了奖励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命名的,那时他们负担起在莽林中建设一个新的工业城的艰辛任务。
“在古老的渔村上面,现在已有成座成座的大砖屋。其间屹立着巨大的钢铁构造的厂房。过此,则新建的木房子一直伸展到辽远的群山去。地面给开掘了,铁轨给敷设了,到处都在不断的建设着。只有从飞机上才可以看见这个年青的城市的轮廓。
“青共城有着伟大的景色。每一桩事情都表现了力量、美和大规模的建设。
“年青的苏维埃男女认为在此地是一种光荣。这个城是根据斯大林的建议给建立在辽远的阿穆尔河上的,这是工业的英雄主义的化身——在几次五年计划时期,是这英雄主义变革了苏联的面貌,尤其是苏维埃远东区的面貌……”
可以说,本书中任何一个地方读者都可以发现地理的描叙是交织了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气息的。(节录科学普及通讯第六期)
(陈励)
《苏联历史》
潘克拉托娃主编 天下图书公司版
“我们需要这样的苏联历史教科书,在这本书里,大俄罗斯人历史不与苏联其他民族的历史相分离,这是第一。在那里苏联各民族历史也不与整个欧洲历史相分离,并且一般的也不与世界历史相分离,这是第二。”(斯大林)
一九三四年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和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认为苏联各学校中的历史读本和教授本身,都不能令人满意。主要的缺点是“教科书及教授本身,都带着抽象的和公式的性质,提供给学生们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定义,而不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和依照年代的次序,讲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以及历史人物的特点等以教授本国史;这样就以抽象的社会学的规式,代替了本国历史之有系统的讲述。”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由潘克拉托娃教授主编的《苏联历史》,就是根据斯大林等的意见和上述决议编写的教科书,经苏俄教育部审定,为高中程度的国定教科书。在《苏联历史研究提纲》(达楚克主编)的参考书目中,是教科书中唯一被选入的著作。原书共分三卷,“从古代史一直叙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天下图书公司所出的这册《苏联历史》,是原书第三卷各篇的译文——从《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篇中叙述到苏联人民伟大的爱国战争胜利结束、新五年计划制定为止)。
这一册《苏联历史》就是一部苏联建国史,它是按照历史年代的次序讲述历史事件,对于重要的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和年月日等,都有详尽的叙述;并且文字生动,一点也不令人感觉枯燥乏味。同时这部历史,不仅仅是俄罗斯人民的历史,而且是苏联各民族共同打倒沙皇制度,共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也就是说,俄罗斯人的历史没有与其他民族的历史相分离。至于苏联各民族与欧洲及世界历史的关联,也没有为著者所疏忽。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对于苏联经济文化等重要的建设,不作冗长的空谈,而是简明确切地陈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黄碧云)
编者按:该书原书第一卷,现已由中华书局译出,称为:《苏联上古中古史》;据中华书局广告,原书第二卷《苏联近世史》已在移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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