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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平原省委召开党代表会议
贯彻整风精神检查半年工作
【本报讯】中共平原省委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五日召开了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会议中根据毛主席在党的三中全会上的报告，检查今年二月该省二次党代表会议以来的工作，贯彻整风精神，进一步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
参加会议的代表着重学习了毛主席三中全会的报告，领会到毛主席报告的精神在于：改善党群关系，团结全体人民，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搞好生产建设，以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据此来检查二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认为：二次党代表会议后，党与广大人民的关系是有改善的，生产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由于：（一）贯彻了生产政策，批判了党内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扭转了重视土改、忽视领导生产的错误，解除与减少了群众“怕冒尖”“怕吃大锅饭”等思想顾虑。群众生产积极性因此大为提高。在领导生产工作上，部分地满足了群众组织起来、提高技术、解决生产困难的要求，并初步取得了领导生产的经验。在灾区则坚决贯彻了生产自救方针，领导二百七十万灾民度过了灾荒。（二）在华北局指示与帮助下，二次党代会后，党的领导作风有了初步转变。干部重视了对政策与上级指示的研究。在各级党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会上，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进行了若干的批评和揭发。并且通过党的纪律检查组织和政府的司法、检察机关处理了一些违法犯纪的事件，清除了干部与群众间的某些隔阂。各地工作中注意了走群众路线，新的工作作风开始生长。
领导思想落后于客观形势的要求，缺乏完整的经济建设观点
但是根据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来严格检查各项工作，则还存在很多较严重的问题。首先在生产领导中，缺乏完整的经济建设观点。在由战争到和平建设这一历史转变上，省委与各级领导上还有很多观点与作法未能完全符合形势的要求。例如还存在一些农村自给自足观点及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忽视对整个经济工作的领导，注意乡村、忽视城市，注意农业、忽视工业；注意生产、忽视运销，合作社与国营经济结合不够，供销问题未能很好的解决；领导不统一与各部门协调不够的现象依然严重存在；因而不能满足农民生产中的宽广的要求，影响了生产。其次是缺乏长期建设观点，只注意季节性生产（注意季节生产是对的），对发展水利、防除病虫害等注意不够。此外还盲目使用某些不适用于目前情况的战时工作方法，例如生产中不适当的提倡快收、快打、快耩，突击完成任务，违犯精耕细作要求，产生命令主义偏向。
在公私关系上，不少同志对私人资本主义是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认识不足，因而存在排挤思想和缺乏领导的自流现象，有时甚至用行政限制代替经济领导。在领导农民生产中，则存在小农经济观点，不重视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在农民与国营经济部门发生关系时，在贷款订合同中总片面地想叫农民沾光，而叫国营经济吃亏。
在领导生产中的另一缺点是缺乏精打细算，盲目性很大。平原机器厂造的水车不合规格，水利推进社缺乏检查，不负责任的贷给农民。其中有许多不能使用，农民名之为“夜夜愁”，损害了群众利益。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尚有关门主义现象
其次，在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上虽有进步，但许多干部对代表会议的性质还认识不清。有的把它当成单纯贯彻政策推动工作的机关，与干部会积极分子会很少区别，因而会议代表性还不够广泛，对团结全体人民孤立敌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大意义了解不够，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和宗派情绪，未能认真的团结四个朋友。有些县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非常不够，一般往下贯彻的多，从下集中上来的少；愿听拥护意见，不愿听反对意见。把打通思想贯彻政策变为“我打你通”“我贯你行”，既不能把党的正确意见经过宣传教育使群众代表自觉接受，也不能吸收代表的正确意见，丰富领导和修改错误的意见。有些代表反映：“你们既已决定，何必找我们来讨论”，因而代表积极性降低，发言减少。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与某些党员干部中的特权思想有关的。
党内缺乏思想教育，发展了居功自傲、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
第三、在组织形式与领导方法上，也未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建立统一领导科学分工的制度。党委事务忙乱，发展了官僚主义，放松了党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建设工作。在转向和平建设中，党内滋长了居功自傲、特权思想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有些党员干部产生“革命成功”思想，并躺倒不干，腐化堕落；个别甚至横行霸道、欺压群众；因而严重的脱离了群众。
领导机关不能结合实际和贯彻党的政策，是产生各种错误的主要原因
会议认为：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是：领导机关对党中央政策精神领会不够，正确地从当地实际情况、群众要求及觉悟程度出发贯彻政策不足。工作中缺乏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多从主观愿望和狭隘经验出发，甚至不关心人民疾苦，对人民不负责任。此外，工作布置多，检查总结少，不能及时发现问题，传播经验，纠正错误，因而使错误得以继续存在与发展。这说明领导上官僚主义作风是很严重的。命令主义错误的形成，有些是应由领导上负责的；有些则是由于执行工作中单纯任务观点，把对上负责与对群众负责对立起来，把完成任务与执行政策对立起来，认为“群众落后”、“要任务即不能要政策”、“向群众要东西非强迫命令不可”，于是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去完成任务。
贯彻整顿干部作风，彻底克服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作风
会议认为：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办法，主要是结合检查工作，认真学习政策和群众路线，提倡调查研究，健全党内外民主制度，实行群众监督，建立检查与总结工作的制度，贯彻整顿干部作风。在整风工作上，会议最后指出，各地要有领导有准备地进行，并要注意：（一）各地委、县委应根据本地不同情况，规定不同的整风的内容和方法。（二）各地负责同志要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下工作，准备一个好的报告，这个报告必须抓住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有分析，有研究，有自我批评精神以启发大家检查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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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南京市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整风
检查工作揭发官僚主义
【本报讯】中共南京市委员会于上月二十三日至本月二日举行了市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该市各机关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均参加。会议检查和总结了南京市一年来的各项工作并对工作中的缺点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开展全市党员干部的整风运动打下了基础。
会议首由市委书记柯庆施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报告，经过会议反复详尽地讨论后，作出全面的总结。会议自始至终贯彻了整风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方针。
会议首先根据政策检查了工作，肯定了工作中所获得的成绩。会议认为成绩是基本的。主要表现在：有秩序地进行了接管工作；一年来，对于这样一座庞大、臃肿的官僚消费城市，有步骤地进行了某些改造；疏散了失业无业人口，组织难民从事生产自救等。目前全市的基本群众大都已组织起来，政治觉悟逐渐提高，替改造旧南京为新南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会议批判了少数干部的急躁心理，即希望一下把南京改造过来。产生这种急躁心理的原因，是没有根据具体情况，认识各种困难。会议认为：城市改造应该是要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的。
会议在检查和总结工作时，揭露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作风，以及部分干部的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乃至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等行为。会议指出：领导工作上官僚主义，首先表现在对中央的政策缺乏深入研究，对本地情况不够系统了解，对主要工作未能及时检查，因而，在某些工作上带有盲目性。如生产救灾工作，由于不十分了解情况，使贷款不能恰当地分配。其次，官僚主义还表现在缺乏科学的分工制度。某些领导同志，成天忙忙碌碌，大小事情一把抓，不能很好地掌握中心环节；对于下级干部缺少具体帮助，或多或少地助长了下面的命令主义的不良作风。会议检查了某些干部违法乱纪的行为，引起了大家的警惕。
会议认为：今后必须在政治上加强政策和实际工作的研究，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在组织工作上，应建立与健全各种制度：做到科学分工，发挥各部门的作用，密切上下级的联系。
南京全市党员干部的整风，在市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已开始进行，并已成立了总的整风委员会，统一领导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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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市鼓楼顶上“浓烟”萦绕
原来是蚊虫飞舞不散
【本报讯】京市鼓楼顶上两角，近几日来，每日下午六时左右，有形似浓烟一缕，萦绕不散。很多好奇者聚集观看。因未能了解事实真象，纷纷揣测，以为楼顶冒烟。该管区公安局为彻底了解事实真象，于十五日派工人架设木架至楼顶，于当日晚六时三十分由公安局派人伴同中国科学院鼓楼教育馆工作同志等，前往观察。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同志会同架设木架的工人等登木架至楼顶，发现是很多小飞虫飞聚不散。当时即用白布罩捕捉此类飞虫甚多。楼下围观市民目睹此情况，疑团顿释，皆报以热烈掌声。据中国科学院的同志称：此系一种蚊虫，生长在潮湿泥水地方，可能是由什刹海飞来。现在他们正在研究此种蚊虫的详情。
（张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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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过乡村人民代表会整顿干部作风
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参事室
我们一个工作组于本年五月底到察哈尔阳高县第十区（半老区）帮助地方干部进行了一个半月的乡村民主建政工作，从全区已建立起代表会的三十六个村的情形来看，各村代表会上，主要讨论解决的问题，一般是属于组织生产及解决度荒困难等迫切的问题；但同时也遇到另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干部作风和干群关系问题。人民对于干部作风颇有意见，要求解决。因此通过代表会，整顿干部作风，也成为这些村代表会重要内容之一。事实证明，经过代表会，整顿干部作风，改进工作，改善干群关系，乃是有效办法之一。现将进行情况和我们的一些体验介绍于下：
（一）经过了解，全区三十七村的干部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类型：一种是本质上好，作风也好，与群众有密切联系，深得群众拥护的，但为数较少。一种是本质上还好，一方面与群众有相当联系，工作也有成绩；另方面在执行工作中犯有某些强迫命令的毛病，作风不正。群众基本上拥护，但对某些毛病要求他们纠正。这部分人，数量很大。另一种是严重的强迫命令，为非作歹，深为群众所不满。这类干部为数虽少，但影响很坏，群众坚决要求撤换或予处分。一般说来强迫命令是村干部中极需纠正的主要毛病。
一、强迫命令作风在领导生产中很普遍。如有些村为追求浸种数字达到百分之百（上级布置的），即实行强迫浸种，并派民兵在村口站岗检查，不浸不让种。有些村在秋耕和春翻地中，为突击耕地，一律禁止车马出村，连经商车马也不准外出，群众说：“养牲口也养下不是啦”。甚至有一老汉耕疲乏了，放牛暂息，被县公安干部田某指为怠耕，把老汉绑起，还罚他家给村干部耕地。
二、滥扣滥罚的情形也很多：如某村因一看田队员来队稍晚，即捆押地窖，并罚土布二匹。有几个村因上民校妇女不会唱歌，每人罚谷半升。发土地证时，因嫌某人要求丈量土地三次，即罚布七匹。取缔会道门中，有些村强迫道徒吃肉啃骨头，并有的被绑起硬灌狗肉汤，至今一见干部进村就跑。田家寨中队长嫌其寡婶要带产改嫁，不仅不给她土地证，且被绑送小区。
三、贪污浪费也严重存在。阳高十区共三十七村，即有二十个村庄的部分干部有贪污情事，还有几村是集体贪污，金家庄支书包生贪污达四十余石谷，王千户岭旧粮秣员贪污约二十余石谷。张官屯村干把齐工粮四石多吃了酒肉。贺塔村买锣鼓、剧幕和演戏，吃喝了村中卖树款三石多粮。群众对于这些极为不满，切盼能早日撤换他们。金家庄村的群众并把包生捉起送区，要求惩办他。
（二）经过代表会，处理这些问题：
有上述情形的村庄，群众的迫切要求是批评某些干部，检查村中工作及财粮收支；或撤换和惩办坏干部，另选村政府。我们就根据政府的政策法令和群众要求，经过代表会来解决这些问题。
一、村政府向代表会报告工作，展开批评：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认为由村干部向代表会报告工作，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教育干部改造作风改善干群关系的最好方法。因此我们在了解情况掌握材料后，即对村干部进行说服动员，根据每一事实，帮助分析情况，弄清是非，肯定其成绩优点，批判其缺点错误，并弄明那些是上级或自己该负的责任，使他们自觉的向群众报告工作，解答质问，进行自我检讨。这样做了之后，群众也提出若干批评意见，吐出了他们长期积压在心头的不满，于是隔阂消除，团结增强。村干部经此民主教育，认识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能开始改正。这样就使得村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至干部较好的村，因民主生活不足，做事往往不和大家商量，事后也不向群众交代，群众也是有某些怀疑或误会的。因此，在此种村庄由村干部向代表会报告与检讨工作，亦属必要。这样作了之后，可以化除群众的疑惑，揭露和孤立坏分子，更提高群众对干部的信赖。如鞍马沟村长积极正派，因对坏分子抓得紧，惹起不满，在建立代表会时，坏分子对村长共提了十四条意见，但无一正确，群众当场驳斥了这些意见，认清了是非好坏，对村长更加拥护，即是例证。
二、重要问题必须通过代表会讨论解决：
由于群众厌恶强迫命令和贪污浪费，他们要求有事大家商量，要求明了村中工作情形，要求财粮收支公开。这是正当而合理的要求。阳高十区已有一些村庄经过民主建政工作树立起一些民主制度：有大事和重要问题，均召开代表会讨论决议报区批准后执行；村政府的工作和财粮收支情况，在一定时期内向代表会做报告。至于较小的问题即由村政府委员会商量办理，日常事情（派饭、派代耕工等）由村政府各部门分头去做。事实证明这是很必要的，这样既可防止少数干部包办把持，有助于克服强迫命令；且可把村中工作和干部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减少犯错误的可能。并且工作由大家来作顺利得多，避免了少数干部的忙乱。现在有一些村庄已学会运用代表会解决问题，如董家庄为处理卖树款，曾三次开代表会商量，意见不一致，争论很热烈，终于获得适当解决。但也有一些村不通过代表会处理重要问题，如桥头村分配一千斤救济粮，仍是由支书和村干部简单分配，致群众认为不公，很不满意，代表也说“我们还代表个什么呀”。
三、由代表会讨论处理贪污失职的干部：
过去干部犯了错误，往往是只由上级简单撤换了事，既不向群众交待，也未对干部进行教育。因此易于发生干部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群众负责的偏差。此次我们为使代表会成为名符其实的人民行使政权的机关，即将这些问题请代表会处理。凡贪污有据者，由代表会讨论适当处理，并令公开向大家承认错误，群众仍不予信任时，即由代表会做出决议，经区批准，予以撤换。个别违法情节严重为群众深所不满的，报区送县处理。这样做时，事前须详细调查研究，弄清事实；并应在讨论中，结合宣传政策法令，帮助大家划清是非界限，使政策法令为群众所掌握。事实证明，人民经过代表会行使政权，撤换错误严重的干部，远较单纯地自上而下的撤换，更有积极的教育意义。经过这样做，群众的主人翁思想也大为提高。
四、选举村干部，健全村政府的组织：
群众对强迫命令，作风恶劣或贪污失职的干部，往往是不予信任而要求部分改选或全部另选的。至村政权为个别坏分子掌握的村，群众更迫切要求改选。在此种情形下，应即按照群众意见由代表会部分改选或另选。改选结果，曾鲜明地表现出：凡办事公正作风正派的好干部必然连选连任，票极集中；个别毛病大的干部及坏分子，也必然要被选掉，这对村干部是一番很好的鉴定和教育。经过改选的村庄群众反映：“一楂比一楂强（指土改前后），这一楂更强，只要好好干，没人换他们”。这说明了群众对新选干部的满意及新选干部和群众联系的密切；也说明了由代表会选举村政府的必要。
五、结合代表会，整顿党的基层组织：
有些村庄中共支部的某些党员，违反政策，作风恶劣，为群众所不满，障碍着党与群众的联系，也须要结合代表会，在支部中加以整顿。如金家庄支书包生贪污不法，为群众所痛恨，此次经过代表会查明事实，由上级党委将其开除党籍，并由区政府送县法办，群众反映很好。又如滴滴水支部集体贪污，影响很坏，支部在群众监督与批评之下，退出贪污款物，支书并向代表会公开检讨认错，表示决心改正，并保证今后在各种工作中起模范作用，群众很满意，挽回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有的支部，因书记毛病大，在整顿支部中也进行了改选，有的并把群众揭发出的缺点错误和个别党员的违法事实，在支部内进行了讨论，教育意义很大。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只有党的组织健全了，才能更好的领导政权。
（三）几点体会：
一、经过向代表会报告工作，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整顿干部思想作风，是很有效的方法之一，对干部和群众都是一个良好的自我教育。但这样做，首先须要调查研究，掌握材料，才能有力地说明命令主义对工作的危害，教育干部自觉地承认错误，进行检讨。其次，由于有些农村民主生活不足，开始时群众往往不敢大胆讲话，因此领导上须要放手发动群众，坚决给群众撑腰，深入说服动员，打破其思想顾虑，才敢于以主人翁姿态，提出批评；另方面，当群众发动起来之后，领导上须要很好的掌握，防止极端民主，和宗派报复。在对待贪污问题上，要查清事实，认真处理；但也要教育群众适可而止，不可硬算老账，形成“清算”；也不可动辄送法院。同时还要警惕流氓坏分子的捣乱破坏，应随时揭露孤立他们。
二、农村民主建政的内容，除开好代表会解决群众当前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外，还应有条件地逐步选举政府。特别在村级，更应如此，因为村代表会与村政府的一致性，表现得更明显些。事实证明：这样做，既合于群众要求，又能通过改选，健全村政府的组织；并因直接行使政权，还能进一步启发群众的主人翁自觉。因此，我们目前进行民主建政工作，虽然主要是开好各界代表会议，但也应视条件的发展，逐步扩大其权力，实行选举政府，不能认为召开各界代表会，就一律不选举政府。
三、在农村进行民主建政工作，还应把各种民主制度（如重要问题定要经过代表会讨论，定期召开代表会及村政府委员会，村政府定期向代表会报告工作，实行财粮收支公开等）帮助建立起来，以巩固民主建政的成果，进一步建设与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村政权。
四、执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是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此次由于村代表会的揭发，使得区领导上知道了许多长期所不知道的问题，因而大吃一惊，深感问题之严重性，认识到如再不认真检讨整顿，将给工作招致更大损失。这样就教育了领导，推动了他们进行自我检讨，把自下而上的批评和自上而下的检查结合起来，将大有助于改进领导作风。如十区区书在区代表会上检讨领导时说：“我们对村干部使用多，教育少，且有迁就思想，发现些毛病，亦未及时认真处理，做工作多在少数村干部中打圈子，未能深入群众，致有时被个别坏干部所蒙蔽，还认为他们好，今后要学习运用代表会这一组织形式和基本方法联系群众，推行工作。”的确，只要领导上克服了官僚主义，那么执行中的命令主义也就易于克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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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记者的稿件必须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吗？
抚顺工人报记者 鲁渤来信编辑同志：
七月份我写了《机修厂事故多质量低的原因在那里》一篇稿子，曾三次拿给机修厂厂长审阅。他都以工作忙为词，拖延不看。后来，我又写信将稿子附去，请他在三日内提出意见后寄还报社。也没得到答复。七月五日，我又去该厂征求意见，厂长汪洋同志提出不同意我批评他厂工作。理由是：厂子是新成立的，机械设备不好，技术水平很低，故完成不了生产任务；要批评，得批评矿务局、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谈话中毫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当时我即将我个人意见告诉了他，汪厂长又表示不满，说要到市委去提意见。这是七月二十六日的事。我回报社后即将稿件交本报社长、总编辑，转送市委宣传部。他们决定不发表该稿。
事情经过是这样。我仍要求将该稿在报上发表出来。事实如有不符，概由我个人负责。如对机修厂工作批评错了，愿受应得的处分。原稿附上，请你们处理。
抚顺市委对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没给予有力支持。我写了稿子交负责同志审查时，他们把稿扣下；向市委提出意见时，他们又采取不理的态度。机修厂厂长汪洋在六月初审查记者写的一篇稿子时，曾当众向记者大发雷霆。事后我写了一封信给市委，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们，可是市委也没追究。通讯员见此情况，根本就不敢写稿。当我们组织通讯员写稿时，通讯员说：“连记者都碰了鼻子，我们顶啥！”
为了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希望你把我的信在报纸上发表，这对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有好处的。这是我的恳切希望。
抚顺工人报 鲁渤
八月十五日
第3版()
专栏：
《机修厂事故多质量低的原因在那里》原文
鲁渤
六月中旬，我写了一篇批评机修厂没完成生产任务的稿件。发表前接到机修厂汪洋厂长给市委宣传部的一封信（此处未说清楚，可能是抚顺市委将汪洋厂长的信转到报社——编者），不同意对该厂五月份工作的批评，认为“与事实不符”。并说任务未完成的主要原因是：“保安检查打乱了中心工作”。记者为了更进一步了解机修厂上半年的生产情况，即再去该厂和工人、技术人员、行政管理干部、党的工作同志交换意见。工人同志都认为提出批评是对的。但这次采访工作遇到了料想不到的困难：因为汪厂长在六月中旬的干部会议上曾向全厂宣布：“今后大家向报社记者供给材料，倘与事实不符，完全由个人负责，同时供给材料时要根据工厂的总结发言”（大意如此）。这种作法是不妥当的，实质上就是限制记者采访。但我还是得到了该厂工作同志的鼓励和帮助，使我深入了解了该厂事故多、质量低的原因，并用这些材料补充了我的文章。
作者
机修厂建设一年以来，职工已发展到一千三百余人。旋盘、铁炉、龙门刨、电锤等设备都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该厂的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但目前，由于行政领导干部有官僚主义作风，致使生产还未走上正轨。
产品质量不好。产品出厂时也没有经过科学检验，仅凭“眼力”评定。因此有人反映：这是“劣货”。例如给制油厂作滑轮两个，因不合标准返工两回。给车辆厂作机车用自动靴头零件二百个，本应用白铸铁铸造，但使用了灰铸铁，计划股计划错了，检查股也没检查出来。结果车辆厂不能使用，把它们全部退回来了。承做制钢厂七百五十斤钢锭模子，半年内完成不到百分之二。有的成品没出厂就成为废铁。出厂的钢锭模子百分之四十有砂眼。制油厂急用的加咸铁板，三月份应交货，但至今还未作完。其损失是惊人的。
事故不断发生，机器损失严重。上半年统计：发生机械设备事故七十二次；伤害事故一百六十八次。五月七日成品车间的电锤坏了，停工二十七天。六月下旬六天中铸铁车间曾连续五次发生三吨铁炉凝固的责任事故，损失达十亿元东北币。
发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一）缺乏制度，纪律松懈。工作时间没有明确的制度，各种安全生产责任制亦不健全。铆焊场的交接簿挂在墙上，上面没写上一个字；旋盘场从七月间开始就未执行。有一个班长说：“交不交都一样，光班长盖戳，工具和机器究竟怎样，工人都不知道交接簿有啥用。”每月经常有三十个工人旷工，出勤率半年来平均百分之九十二。在生产中，对材料消耗及产品质量的检查没有专责制；对机器虽建立了专责制，也没有具体保证，因有的工人怕负责任，管理干部则嫌“麻烦”。三吨铁炉凝固事故，领导上至今也没追究责任。误工废活谁也不过问。因此，机器管理更坏，旋床不稳，开动时震动得很厉害，轴容易坏；机器不常擦、不常浇油，损坏严重。
（二）计划不周。检查成品的部门，连检查标准和计划都没有。承作制油厂皮带轱辘，不按要求条件和时间计划，平均每组作两个，结果只作一个。而且质量不好，又需重作（经工人提出意见后才改正了计划）。制造链板时要经剪切、冲眼、压平、沾火等手续，但却把最重要的沾火手续忽视了。在基本建设工程上，发现的缺点更为严重。锻造场房盖了拆，拆了又盖；小铁道铺了又拆，拆了又铺。暖气沟没等使用就塌倒了，保暖用的两台锅炉一年多还未修理好。
（三）奖惩不明。半年来仅有合理化建议五件。对某些发明创造没有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对工人改造洋铁门子事，领导也没有给予奖励。旋盘场班长罗玉芳提出三班倒的具体交接班办法和制度，一个月后还没得到答复。工人说：“别厂车间都有黑板报，就是咱厂没有。”“光知道人家好，我们想学，无从学起。”工人普遍感到赏罚不明，干好干坏都是一样。铆工郎廷原说：“早晚上下班，好坏都一样”。
完成任务只靠加班加点，不想法改进操作方法和提高技术。
（四）官僚主义领导方法。行政上召集工人开大会时，只是要求完成任务，很少教育工人如何保证任务完成。厂长虽有分工，但互不联系，各搞一套。汪厂长也不经常深入现场了解情况。配备有经验的老工友去掌握铁炉时，厂长不与工人商量，只下了一道“命令”：“化铁炉的炉上作业，已指定张副主任（新调去的）负责，其他人员不得干涉炉上工作。如有不遵守制度，任意动手或干涉炉工操作者，按破坏生产论。”但命令贴出后，又连续发生两次凝固事故（经过大家的努力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此，改善领导方法，依靠全体职工，贯彻民主化管理，乃是机修厂搞好生产的基本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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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坚决反对压制善意的批评
今天本刊发表的鲁渤和马克强二同志的来信以及前此发表的若干类似的来信，说明了某些地区某些单位某些领导同志还没有了解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大意义，因而错误地用各种方法和借口来压制对本单位工作缺点的公开批评。压制公开批评的最普通的借口是说这种批评不合组织纪律，而这种借口的错误已由七月十八日本报信箱“共产党员向党报提出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和建议是否合于组织纪律”解释得非常清楚了。压制公开批评的另一个借口是说批评“不合事实”或“不完全合乎事实”。如果批评者所批评的完全不合事实，那是不应该的；报纸如果发表了完全不合事实的批评稿件，报纸也要负责作公开的检讨与更正。但是现在所发生的并不是这样的事情。至于批评中如果有“不完全合乎事实”之处，只要它是善意的，被批评者也应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来对待它，决不应采取粗暴的或置之不理的态度。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中说：“使得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和建议，纵然这些批评和建议并非完全成熟与完全正确，而他们也不会因此受到打击与嘲笑，乃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吸引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严重步骤。因此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对于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而反对对群众批评置之不理、限制发表和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与嘲笑的官僚主义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激发群众批评的积极性，才能普遍深入地开展群众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事实告诉我们：要普遍深入地开展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对善意批评的抗拒者和压制者进行严重的斗争。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报纸必须负起应负的责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报纸固然不应不负责任地发表违反原则的批评，但也决不应对压制或抗拒批评者采取迁就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抚顺工人报的负责人也应该进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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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有权利向党报反映工作情况
京市总工会
二区办事处 马克强来信
编者按：八月二十八日，我们接到马克强同志批评北京市总工会第二区办事处工作的信，我们即于八月三十日将原件转送市总工会。
九月八日，我们又接到马克强同志的信，说他因前次将批评信投给本报而受到市总工会组织部干部科长郑克风同志的批评。现将马克强同志的两次来信发表于后。
马克强同志对市总工会第二区办事处的意见编辑同志：
一年来北京市总工会第二区办事处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阻碍着工作的开展。现在，我简单扼要的告诉你们，希望你们帮助解决。
工作方面，二区办事处可以说没有很好的检查过自己的工作，也没有向大家报告本单位的工作。开会很多，但不解决问题。对团支部的活动的指示，拖了一个多月还没作出来。某些组的总结往往晚交十天。三日工作书面简报也不交。在产业组，没有一个厂子可以搞生产竞赛的。用手工业的方式处理问题，拖拖拉拉，如登记失业工人时一天才登记十余人，但用了六个干部。
学习方面也表现松散的现象。早晨，大家只学习一个钟头就散了。工会法到今天还没学完。纪律不严，有的同志往往迟到，但没人去督促；有的同志竟随便外宿。
干部的工作情绪多很不好，大家等着整干。有的同志闹情绪，因此，真正能下去工作的同志很少。工作也就推不动了。
希望把以上这些情况转告我区区委或总工会，以便快些解决问题。
马克强
（马克强同志的原信，我们已经转给市总工会处理。这封信是我们请马同志根据前信原意重写的——编者）
马克强同志二次来信编辑同志：
前些日子我向党报反映了北京市总工会第二区办事处的一些工作缺点，并希望你们转给有关部门快点解决这个问题，不叫工作受到损失。
今天北京市总工会组织部干部科长郑克风同志把我叫去了。在他那里我看见了你们转去的信。我对他谈了关于办事处的最近情况以后，他说：“关于二区办事处内部的事，总工会正要设法解决，你应该按组织系统提意见，不应该往报上投稿子；倘有什么意见，找萧明同志谈也可以”（大意）。当时我心里想：我自己既是一个团员，本身有缺点就应该检讨。但我给党报写稿的目的，是为了快一点解决问题，改进本单位的工作。
在我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和七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人民信箱“共产党员向党报提出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和建议是否合于组织纪律”二文件以后，认识我向党报反映情况是忠于革命事业的，并且我是在上级党、团、和行政知道了以后才向党报反映情况的。我觉得我没有作错。
因此，我认为市总工会郑同志把我叫去批评的行为，是与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的精神不相符合的，显然这是压制读者向党报反映情况的行为。
马克强
第3版()
专栏：
独胆英雄李玉琛
白英
特等战斗英雄李玉琛是人民解放军某军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的代表。他最出色的“把红旗插到高台山”的战斗，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一页光辉的史诗。
一九四七年严冬，东北辽西省彰武城外的制高点高台山已经铺满了一层莹白的雪衣。敌人用一个营的主力防守着一个个犄角相望的子母堡。当我军主攻部队一个连的兵力，向高台山西北角往上冲杀的时候，突被敌人在东南山坡地堡机枪的火力所阻截。全连已暴露在敌人的火网内。在这危急的关头，李玉琛毫不犹豫地同班长冒险从侧翼的深沟，连滚带爬地迂回向前，冲到鹿砦（障碍工事）前面，费尽了劲把鹿砦打开了缺口，冒着敌人的弹雨直冲地堡阵地，把爆破筒往一个地堡眼塞进去，只一下子就把这个地堡搞垮了。胜利的红旗飘扬在地堡上。全连正待向上冲杀，但敌人的子母堡又组织起火网，特别是前面一座构筑坚固、有两层枪眼的敌母堡，用轻重火器像狂风暴雨般扫射过来。李玉琛看见情势危急，立刻又连滚带爬的冲到大母堡跟前，把两根爆破筒塞进地堡眼。但是，他刚一拉火，敌人就死劲把爆破筒向外推，一连三次都没爆炸成功。李玉琛急了，暗想要是任务完不成，全连必然遭到敌人严重的打击。于是他紧紧握住爆破筒，死命地把它推到地堡的眼里去。一声巨响，整个地堡垮了下来，他也受伤昏倒。
待他苏醒后，看见敌人在高台山的大小地堡还是喷射出一阵阵的火花，枪榴弹炸在雪地上腾起阵阵的白烟，但全连仍有几个同志冲上山来。他毫不理会自己的伤势，把战友的爆破筒拿过来，向前面的一个地堡冲去，把它爆倒了。这时，其余地堡的敌人，被“独胆英雄”李玉琛的勇猛冲杀和高度爆破技术吓得心胆交颤，不敢再在地堡里蜷伏，急急忙忙夺路奔逃。就在这四五十个敌人正要反冲锋突袭逃走的时候，李玉琛和他的战友又在枪榴弹与手榴弹的烟雾里，检起地堡里敌人所遗留的手榴弹向敌人猛烈投掷，把敌人赶回碉堡，使这座碉堡终于成为敌人的墓地。
这时，剩下敌人的指挥所还在拼命顽抗。李玉琛又一次把铁丝网爆破，夺取了敌人的指挥所，把胜利的“八一”红旗插在高台山的最高峰。
在通辽、打虎山、一棵树、双山子、锦州一连串的战役里，李玉琛也一样表现了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
今年，他被调到珠江三角洲某地“解放营”某连担任教育改造投降及被俘的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投降的国民党官兵在他耐心教育下进步很快，三个月学习期满后，他们都纷纷坚决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
李玉琛是一个生长在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从十一岁起就替地主扛活（做工）、放牲口。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残酷的封建制度压榨下挨过去的。共产党来了！李玉琛分到了地和房，再也不挨饿受冻了。他眼看着解放后人民生活一天天改善，看到丰饶富足的新中国的远景，深刻地认识到过去痛苦的原因，这使他决心为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而斗争，做一个人民忠诚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