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15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西北大行政区一级机关整风中
深入检查工作解决问题
某些部门尚应进一步抓紧解决主要问题
【本报讯】据西安群众日报消息:西北区一级机关整风运动,自第二阶段开始以来,除工业部进行较快,已近结束,财政部因召开其他会议开始较迟外,其余正在深入检查工作,解决问题。
目前有这几种情况——其中进行比较顺利的是,就前一阶段暴露的问题中,分析归纳,找出本机关的几个主要问题,根据某项或某几项具体工作,进行系统深入的检查,彻底弄明问题的实质及其产生的根源,定出切实的改进办法。这样进行的有军政委员会办公厅、水利部、畜牧部、民政部等机关。办公厅的主要问题是在公文制度、报告制度方面。在暴露问题阶段,有些同志曾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是拖、揽、乱。主管公文和报告的秘书处,首先检查了近三个月来的公文处理情况,把公文的数量、性质及处理经过所需时间等,作了具体的分析,发现这方面主要问题是如何提高公文处理的效率及加强公文的实际指导作用。(编者按:这样提是不够具体明确的,如何提高工作效率与加强对实际的指导作用,可以适用于一切工作,并且这也只说明提高今后工作的问题,现在是什么问题呢?这就没有交代清楚。这就难以“对症下药”的定出改进办法来。)而拖、揽、乱的现象,则很轻微。这样就纠正了某些同志不够全面的看法,初步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在这次检查的基础上,该厅已订出了初步的改进办法。水利部具体检查了本年度水车推广及汉、褒、湑水利工程等问题,对提高大家的认识、改进领导作风及建立或改进工作制度等方面,已初步起了良好的作用。畜牧部在这阶段中,计划解决三个问题:本年度牧贷拖延数月之久的问题、铜川羊场绵羊大批死亡问题及请示报告制度问题。在检查牧贷工作时,学委把牧贷计划办理经过,印成详细的书面材料,让大家传阅;学委并事先拟就几个问题,如牧贷工作中所暴露的工作制度问题、部内与其他机关的关系问题、领导作风问题等,供大家酝酿参考,并按问题逐步加以检查、讨论。进行讨论当中,把属于思想作风、工作态度等方面的问题,明确的提出来,使大家深刻的认识;属于工作制度、工作关系方面的,就开始作具体的改进,如公文手续已初步订出改进的办法,并开始草拟各部门的工作细则等。这样使大家感觉整风学习有内容,真能解决问题,提高了学习情绪。
第二种情况是:某些包括部门较多、工作性质不同、或住地分散的机关——如财委系统,检查工作的方法是在财委会统一计划和领导下,由各部门有重点的分别进行检查,在分别检查的基础上,进行定期的综合检查、研究。现在已经检查或正在进行检查的工作有:编余员工的处理、救济失业工人、小型水利贷款等问题。以这些问题为中心,检查了领导关系及分工负责不够明确等缺点,获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从目前进行的情形来看,财委各局、处的进度是不平衡的,有的局、处已经比较深入的检查了主要的工作,有的局、处则作的还不够。而今后值得注意的是:在检查工作方面应加强重点领导,负责同志应亲自参加,以推动整个的工作检查。另外有些机关也是各部门分别进行,从进行情况看,由于力量分散,对整个机关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或多或少放松了的。
第三种情况是:虽已开始解决问题,但没有很好的展开。根据文教委员会分总学委的汇报情况,文委及所属各机关就是如此。文委分总学委领导同志参加了其他会议,但没有使这些会议很好的和整风结合,并兼顾指导整风学习。同时某些负责同志对整风重视不够,在整风第一阶段中,这些机关或部门就没有很好的暴露问题。因此在第二阶段开始,应该解决那些重要问题,领导上好久不能肯定,有的肯定了,却又不完全恰当,以致拖延、变更。有的机关的首长报告,没有很好的准备,作用不大;有的机关首长是偏重个人的检讨,没有全面、深入的检查工作,同时对于如何进行解决问题,更缺乏具体的计划与组织工作,使得大家对检查工作、解决问题,感到无从下手。另外,由于第一阶段暴露的问题中,本来可以随时解决或交代清楚的,却没有解决或交代,遂使有些同志觉得提了问题“没消息,不顶事”。因此就整个文委系统说,除个别单位进行较为正常外,学习情绪一般是不高的(最近已开始好转)。个别机关、部门且有停顿的现象。最近文委分总学委已开始重视此一情况,并拟采用下列改进的办法:(一)加强分总学委的领导;(二)拟在每个机关中确定一件主要的工作,进行深入的检查;(三)首长参加一个业务部门的整风学习,取得经验,指导其他单位。
还有一种情况是:就第一阶段暴露的问题,归纳出几个题目,配合阅读文件,进行讨论分析,最后作出结论。根据某些部门进行的情况看,这样作,因为没有较系统、深入的检查工作,讨论、分析往往不具体,给大家思想上启发不深,收效不大。
再有一种情况,在某些机关中或多或少的还存在着,因为在第一阶段暴露了许多问题,没有作应有的解决与交代,提问题的人要求解决;而领导上又提出了主要问题,有些人又因为工作、业务上的隔阂,不够熟悉,对解决这样的问题没有兴趣,于是形成上边要解决的问题,不能和下边的要求很好结合起来。这样就影响了干部的学习情绪,影响了解决问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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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各地文艺刊物
整顿文风运动初步展开
【本报讯】记者柏生报道:全国各地文艺刊物的整顿文风运动,已初步展开。在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后,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即首先发表了编辑工作的初步检讨,并以“加强文学艺术工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题,发表社论,号召文学艺术工作者以及文学艺术的报纸刊物,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接着各地文艺刊物即热烈响应,并检查了各该刊物的编辑工作,初步加强了刊物的战斗性,密切了与作者读者群众的联系。上月中,在全国文联的发动下,京、津、保等地主要文艺刊物及报纸文艺副刊的编辑人员,又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座谈会,研究、讨论了各文艺报刊的编辑方针、任务,各刊物的分工,与群众的联系,以及目前文艺运动上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创作与批评,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宣传等。各刊物均对自己的工作做了诚恳扼要的检讨,并一致要求在文艺刊物上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加强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加强文艺刊物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这次会议后,京、津、保各文艺刊物对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编辑工作,在思想上更明确起来,使文艺界整顿文风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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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功臣李国英
——全国战斗英雄会议代表介绍之一
特等功臣李国英同志,共产党员,现任华北军区某军某师某团三营营长,三十一岁,出生在河北省安国县南堡村一个贫农的家里。二十岁时,因受不住地主的压迫与日本鬼子的欺侮,毅然离开家乡,参加了冀中第十七团。日寇投降后,先后编入地方旅及野战军,接连升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十余年来,历经大小战斗七十余次,负伤八次,曾亲手缴获武器计有炮一门、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四挺、步枪四十余支,俘敌百余名。一九四六年,在全旅英模大会上获得光荣的头等战斗英雄称号,而后又连立特功,和两个大功,成为出色的战斗英雄。
他的特点:是勇敢、精心计划、善于掌握战机。
他获得全旅头等战斗英雄称号,是在一九四六年后半年,那时他当排长。在此半年中,他参加了该团各个战斗,每次都是表现无比英勇,缴获多,胜利大,其中最特殊的是保北战役的孙村和漕河战斗。
孙村是保定东面敌人第一个强固的据点,十一月三日天明以后,三连爆破了炮楼西侧的房所,他趁着烟土弥漫,带着全排迅速越过深沟冲进去,可是转过几道房院,迎面又是一个深宽丈五的大沟,隔沟蹲着一座五丈高的大炮楼,炮楼上的机枪像爆豆似地向他们扫射。他机警地伏在沟沿,在主力部队用火力封锁敌枪眼时,便连续投过两个手榴弹,烟土掀起后,一跃而起,大喊:“二排随我来!”就奔向吊桥口;敌人见他来势凶猛,便慌乱地向西南逃窜,企图突围,但被我其它部队截住,只得又返回钻进炮楼。他这时趁着敌人措手不及就很快端着枪,上好刺刀,跟进炮楼,喊着:“快点交枪,保证你们生命安全”。于是敌人吓得把机枪、步枪都扔在地上。
第一次漕河战斗,他们负责攻击西面碉堡,起初他带六班冲锋受挫回来,就要求组织再次突击,但未经上级允许。天已经黑了,他匍匐到岗楼四周,反复侦察了地形,选择突击道路,一夜未眠。天将明,他再三要求,声明保证完成任务。上级许可后,他就迅速将全排选编了一个班,带领着他们秘密地绕到敌人侧面,而后他又亲自带着三个人通过围沟,把地雷靠在楼跟下,敌人丝毫不知,爆炸一响,就很快的解决了战斗。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打漕河,他已升为该团三连副连长,他首先召集了战士们说明攻坚的任务,叫一排在前头冲锋,他跟着上去。到了炮楼前边大沟地方,因敌人火力太猛,他便又调上两挺机枪,封锁敌枪眼。他们在稠密的火力下,抢上了沟头的碉堡,他向枪眼扔了个手榴弹,结果敌人一个整连被消灭了。李国英同志缴获迫击炮一门,战斗结束后记了一大功。
随着胜利形势的发展,一九四七年初部队编为野战军。五月末,部队向沧县出发,准备展开青沧战役,这时他正害病,上级提出叫他住院休养,被他坚决拒绝了,他说:“我坐车去也得参加战斗。”到目的地他的病刚好,听说本团任务是攻打沧县城,他便不顾病体,主动找连长研究,以书面向营团首长提出要求主攻;并宣誓保证完成一切任务。
上级批准后,他便整天在主攻的三排,具体帮助编战斗组,研究动作。二营把外围敌人扫清了,他率领战士们到了沧县西关附近,自己带着一个通讯员去看地形,选好了突破口,又爬在城前老百姓房子的门缝中,察看炮楼的所在地,测量城墙的高度和护城河的宽度及深度,看一次怕不准确,一连看了三次,又回来叫排长都爬过去看。反复观察达十三次之多。整夜不睡觉,具体指导打通墙壁、检查器材,把云梯抬到城下附近。
黄昏时候,随着猛烈的炮声,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中,总攻开始了!第一个冲出去的就是他,部队随即跟着上去,这时敌人用火力极力封锁,但在他英勇机智的指挥下,有两个战士首先登上城墙,他在第三名的位置上也上了城。上城后他即缴获了一挺轻机枪。他用缴获的机枪,打退敌人数次的反扑。至此光荣的完成了突破与巩固突破口的艰巨任务,前后只用五分钟时间。而后,他又带领部队继续向纵深发展,猛插到敌人侧后,但因久病体弱,忽然昏迷倒地,经两个钟头急救,才苏醒过来;醒来后,他并不休息,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最后结束。因此次攻克沧县城,他带病执行战斗任务,并起了决定作用,被评为特功。
庆功会上,宣布提升李国英同志为该团八连连长,随即出发攻打固城。该城驻有蒋匪嫡系部队美械化装备的九十四军一二一师三六二团。李国英带领八连由东北面负责攻击隔沟的大庙碉,事先他也是多次熟悉了地形。当我炮火机枪吼叫起来的时候,他就带领二排冲上,扫清鹿砦,爬过大沟,第一个冲锋缴枪的又是他。庙碉敌人被解决后,敌人便整个动摇,开始逐院撤退,他又带领着一个班紧紧跟进,一直追到村西头敌人团部附近。这时他腿部已经负了伤,但坚决不下火线。当敌人向西突围时,他又带领部队堵住街口,解决敌人二百余名。这次战斗,第八连在全团缴获最多,计有重机枪四挺,火箭筒二个,冲锋枪四十余支,迫击炮四门,步枪百余支。此次李国英同志荣记大功。
李国英同志对敌人虽然这样狠,但对同志特别诚恳、和蔼、虚心,对战士不但在战斗中精心计划,关心爱护,平时也经常到连排班去看病号,到伙房帮助炊事员改善伙食。在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他从来没有违犯过群众纪律。
李国英同志,就是这样出色的战斗英雄。去年九月他曾代表华北人民解放军,出席中国人民首届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之一。今年三月,中国青年代表团出国,又被派为部队青年代表,参加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庆祝解放五周年纪念大会,和捷克纪念“五一”和庆祝解放五周年纪念大会。七月间返国,八月中旬又随中国代表团赴朝鲜。虽然如此,他却毫无居功骄傲的表现,特别是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回来后,更加谦逊可敬,他常常对同志们说:“我过去是一个扛长活的,如果没有党的教育培养,没有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我能作些什么呢!革命就是千千万万人的事情啊!”
(转载自华北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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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文艺刊物结合检查编辑工作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本报记者 柏生
自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和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号召加强文学艺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后,各地文艺刊物都相继开始检查工作,在编辑工作上都有了相当改进。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大家对于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一般地都认真进行了分析和自我检讨;对于优点也做了适当的估计,肯定了工作中一定的成绩。
作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指导刊物,全国文联机关报“文艺报”着重了对文艺思想和政策的检讨。“文艺报”检讨编辑工作中主要的缺点是“没有通过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与政治更密切地结合,广泛地接触目前政治上各方面的运动”。而造成这一缺点的原因,是“对政治缺乏高度的关心与认真的学习”,因此“虽然懂得对一篇作品首先要求它的政治性,但还不很懂得要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如何主动地去组织适合于迅速反映当前政治任务的稿件”。对于“在提高文艺思想方面,贯彻宣传与研究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非常不够”。
以刊登文学创作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文学”,在编辑工作的检讨中,特别着重在对作品的分析与研究方面。指出在“人民文学”上是刊登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反映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的英勇事迹,中国的社会变革,生产建设的面貌,表扬了革命的新英雄主义;但是这个刊物还没有达到满足读者的要求,主要的缺点表现在“战斗性不够,发表的作品一般的思想水平还不够高,揭露新旧事物的矛盾不够深刻,反映的面也还不够广,不能及时反映当前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工业建设的作品数量很少”。对于作品思想的检讨,他们特别提出在“人民文学”第一卷里,曾刊登过很不好的作品,如“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这篇作品,作者描写了不健康的思想和作风。又如“改造”,作者把地主阶级对农民剥削的残忍、阴险、狠毒的面貌给模糊了,冲淡了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对立关系。
其他各地的文艺刊物,也都检讨了没能很好的与政治密切结合、与当地人民生活结合这一主要缺点。“东北文艺”检讨出该刊与现实结合不够和缺乏战斗性。在东北这样一个工业基地,该刊登载反映工业建设的作品却还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在编辑思想上没有把选登工业建设作品以及鼓励工人创作重视起来。“长江文艺”的检讨中也说:“由于我们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水平不高,对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的学习不够,以及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南人民进行伟大建设事业和社会改革的各项具体政策还缺乏认真的研究与学习”,因此,对于中南全区一万万四千万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所进行的伟大斗争,在“长江文艺”中,反映得也就非常不足。“湖北文艺”也着重检讨了这点。
从各文艺刊物的检讨中,还可以看出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文艺理论及文艺批评方面。许多文艺刊物都检讨了他们反映文艺战线上各种思想问题的研究与讨论非常不够,没有有计划的组织文艺批评稿件,使文艺批评真正发挥出它在当前文艺思想战线上的作用。“文艺报”说:“我们是注意了文艺思想上的问题的,在每期上,我们都曾组织一些有关文艺思想的文章,但现在看来,内容充实深刻的还嫌不够。我们也曾发动一些讨论,但有些问题没有充分展开。……在有些问题的争论上,我们还不够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态度和意见。”“东北文艺”的检讨中提到他们的刊物上很少反映整个文艺战线上各种思想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大众诗歌”、“长江文艺”、“湖北文艺”、“文艺学习”等,都检讨出各该刊物缺乏富有原则性和战斗性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文艺学习”更提到他们过去“甚至为了怕得罪作者,不敢刊载对于具体作品的批评文字”。同时“文艺学习”也检讨到他们曾发表过一些不好的文章,“特别是第一期刊出的阿垅的‘论倾向性’,这是一篇犯了严重的原则性错误的论文。”他们同意本报“人民文艺”上陈涌的“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文对于“论倾向性”的原则性的批评。“说说唱唱”也检讨到他们在第三、四期上出了一个特殊错误,登出了题名“金锁”的一篇小说,这篇东西在思想上是极不健康的。
其次,关于文艺通讯工作与广大的群众联系方面,各文艺刊物也都做了检讨,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很多文艺刊物的编辑部并详细的检查了他们的通讯工作,发表了专门讨论这一工作的文章。许多文艺刊物检讨了他们的通讯工作组织还不健全,通讯工作基础还很薄弱。有些文艺刊物对通讯工作还不够重视。
“文艺报”检讨了他们的通讯工作,虽然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基础,并获得初步的开展,但是缺点还很多,“在开始的时候,有的同志还对一些要求做通讯员的来稿或一般来信表示了不够耐心和不够热情的态度,因为这些来信和稿件中有许多是新解放区的爱好文艺的青年或初学写作者寄来的,尤其因为其中的一些文化程度较低,不但字写得歪歪扭扭,提出的问题有时也较为幼稚,于是在写回信的时候,就显得耐心不够。”其次,在开始时,缺乏通讯工作中应有的主动性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有的同志曾抱着坐着等稿的态度,以为坐在编辑室里什么好稿子都可以得到。但以后他们对这种思想进行了检讨,而逐渐得到了改进。“人民文学”和“东北文艺”都检讨了虽然对给他们刊物写稿的人是尽力帮助的,但如何更好地具体指导他们在创作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这点作的还不够。“长江文艺”检讨他们的文艺通讯工作,没有在思想上明确地认识到在广大劳动群众中,发展文艺通讯员的重大政治意义。同时,他们还检讨到对读者、作者的意见,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有意识地打开编辑部的‘窗子’,让群众意见,像新鲜空气一样的进到编辑部里来。”
此外,一些文艺刊物检讨了对于帮助指导文艺运动和配合文艺运动这一点上,没有做好。“文艺报”检讨他们未能更好地与当前的文艺运动配合,“虽然不断地发表各地文艺工作的报道与某些经验的介绍或总结,但对于这些情况和经验,我们没有经常的系统的研究。因此,就未能很好负起指导各地文艺工作的责任。”“东北文艺”也检讨说他们“未能更好的与文艺运动密切结合,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刊物没有能和广大的文艺工作干部,特别是有组织的文艺团体——文工团的团员们相结合,反映并解决他们日常工作中所接触的思想上和技术上的问题”。
有个别的文艺刊物更检讨了在他们的编辑工作中,还存在着不自觉的自满情绪,和编委会本身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这是对工作进步的一个很大障碍。如“说说唱唱”检讨,在他们编委中曾有人说:“咱们的成绩还不错,能销两万七千份”。这就是一种极不好的自满情绪。又如“大众诗歌”检讨因为他们编委会本身缺乏经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致使缺点不能及时纠正。
在这些检讨中,大部分刊物是认真诚恳,实事求是的,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和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这对进一步整顿文风,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同时,在广大群众中,已经引起热烈的反响。许多爱好文艺的群众,看到各个文艺刊物的检讨以后,纷纷给这些文艺刊物写信写稿,使这些文艺刊物与群众的联系向前推进了一步。但其中也有一些个别的刊物检讨的不够实际,不够深刻,不够具体,没有抓住重心,只是形式主义的检讨了一些表面的现象,因此它们的工作检讨和自我批评也就显得没有力量,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有些刊物的检讨中特别强调了客观上的困难,影响了编辑工作,因此没有把刊物编好,而不是从主观努力上去检讨自己的工作。有些刊物对编辑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不敢完全无保留的暴露出来,因此显得不够诚恳负责。
认真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提高工作,改进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一个重要关键,任何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现象,都是最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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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德国为什么应当向苏联偿付赔款?编辑同志:
关于苏联准许减少德国赔偿问题,我们有一点疑问,现在我们将对此问题的看法写在下面,希望帮助我们分析一下,并给我们以答复。
现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是人民的国家,是和苏联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同时又因曾长期受法西斯统治与压榨,国民经济也应是亟待恢复与发展的,而苏联又是一向本国际主义精神扶助弱小者,那么何以在今日还要德国的赔偿呢?
如果说因为苏联人民在战时曾受到损失,然而发动战争的是希特勒及其法西斯集团而不是德国人民的愿望;而且侵略战争也同样带给了德国人民以深重的灾难。全世界劳动人民利害是一致的,为什么在解放了以后却仍要他们负担赔款呢?
以上是我们的看法,可能考虑得很不全面,很希望费心给以指正。谢谢。
谨致崇高的革命敬礼
师大数学系二年级读报小组师大数学系二年级读报小组:
在答复你们的问题之前,我们认为先把雅尔达会议与波茨坦会议中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决议说明一下,是有必要的。
一九四五年二月,苏美英三国领袖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达城举行会议,对德国赔偿的问题有如下的决议:
“我们考虑了德国在这次战争中所予同盟国的损失,并认为,德国必须以实物赔偿这一损失至可能的最大限度,是正当合理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苏美英三国领袖在波茨坦会议上,对德国赔偿问题又有如下决议:
“德国对于使同盟国所遭受的损失与痛苦,应尽最大可能的限度,强迫加以赔偿。这种责任,德国人民绝难逃避。”赔偿协定的第一条规定:“苏联所提出的赔偿要求,将以迁移德境苏联占领区物资及德国在国外的适当资产满足之。”
第四条又规定苏联除在本占领区获得赔偿之外,尚可自西方区域获得赔偿,即在德国平时经济所不需的工业设备,而此项工业设备的迁移,应自决定之日(即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起于两年内完成之。
至于苏联应得赔偿款项总额之具体数字,三国领袖在克里米亚会议中,一致协议以一百亿美元作为讨论之基础,而苏联则要求该项赔偿应自一九四五年起在二十年内偿清。但即使是这一百亿美元的巨款,也不能补偿苏联在战争中损失的十分之一。莫洛托夫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莫斯科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曾以无可置辩的确凿的数字,举出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受希特勒德国的侵略而遭到损失的情形。他在演讲中宣称:
“为说明我们国家的这个直接损失的庞大数字起见,我追述德国的法西斯强盗和他们的附庸者整个地或部分地破坏或烧毁了一千七百十个城市和七万个以上的村镇;烧毁和破坏了六百万所以上的建筑物并且使二千五百万左右人无家可归;破坏了三万一千八百五十个工业企业,其中工作着约四百万工人;破坏了六万五千公里的铁轨和四千一百所的铁路车站;破坏和劫掠了九万八千个集体农场,一千八百七十六个国营农场和二千八百九十个拖拉机站;宰杀、抢夺或驱往德国七百万匹马,一千七百万头大角牲畜,二千万口猪,二千七百万只绵羊和山羊。此外,他们破坏和毁灭了四万所医院和其他的诊疗所,八万四千所小学、职业学校、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学院,四万二千所公共图书馆。
这一切之外还须加上数达几百万人员的损失。
“我们国家在沦陷的领土上直接损失一项的总额就达一千二百八十亿美元,苏联提出德国缴纳的赔偿要求的数额为一百亿美元。这个德国赔偿款项只缴纳苏联沦陷于德寇的领土的直接损失的十分之一还不到。苏联这种要求的合理是无可争辩的。”
苏联在卫国战争中间因为西部领土曾被希特勒德寇侵占的缘故,所受到的损失是惨重的,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因此,苏联在战后,是有充分的合法根据要求自德国取得赔偿来弥补损失、恢复经济建设的。
但是苏联只提出一百亿美元,而没有提出一千亿美元或更多的赔偿要求,这正足以表示苏联对德国人民的照顾。早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斯大林就明确地指出:“如果把希特勒党羽与德意志民族混为一谈,与德意志国家混为一谈,那就很可笑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说,希特勒之流会上台也就会下台,而德意志民族,德意志国家则依然是存在的。”
斯大林这一英明的指示,是战后苏联对德国政策的基本原则。战后苏联向德国提出的赔偿要求,所以减轻到这样的程度,完全是为了照顾德国人民可能负担的力量。莫洛托夫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的演说中指出:“苏联代表团这些要求对于德国没有任何力不相应的地方。在战争的年间消耗了六千二百亿马克于自己军事需要,除此之外消费了几十亿马克于准备战争的德国,现在从这些庞大的支出里解放了。假如德国现在只把这些以前在军需上的支出的一部,用作对同盟国的由它造成的损害的部分的赔偿,它不但可保证自己经济的复兴,而且也可保证自己对同盟国家的义务的履行。”
战后苏联对德国的政策,就是要使德国改造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国家。因此,必须彻底摧毁被希特勒法西斯政权作为发动侵略战争、屠杀欧洲人民的经济基础——军火工业,而同时要扶植发展德国的和平经济事业。只有如此,德国人民履行赔偿义务、走向和平民主的道路才有可能。莫洛托夫又说过:“对于德国和平工业的复兴采取积极的态度,才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们不用怀疑,这样进步的政策,一定会获得德国人民本身应有的支持。”由于苏联占领当局的帮助,东德的工业生产在一九四七年年底时,已达到一九三八年(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五十二。在完成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计划时,将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零三。这表明了赔偿支付并不妨碍和平工业的复兴,却使它易于进行。
由于苏联于战争结束后在东德进行了许多符合德国人民利益的措施,同时由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民进行积极的斗争的结果,使去年十月七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成为可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它的伟大的国际意义在于:一个在二十五年之内曾经两度发动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已经转变成为一个爱好和平、民主、自由的独立国家而参加了世界和平民主阵营。它的曾被作为镇压人民屠杀人民的独裁政权已经转变为劳动人民所掌握的人民民主政权了。但这却并不是说,德国人民因此而就应该取消他们履行赔偿的义务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格罗提渥在政府宣言中曾经表示临时政府将执行波茨坦会议关于赔偿的义务,他声称:“由于德国人民盲目追随纳粹统治者的侵略政策而且对那侵犯欧洲人民特别是苏联人民的重大罪孽抱纵容态度的结果,德国人民便把这些过失和责任担当在自己的肩上。”
苏联政府为了帮助德国人民恢复并发展德国国民经济所作的努力,决定将迄今尚未偿清的赔款六十三亿四千二百万美元削减百分之五十,即合计三十一亿七千一百万美元,并将赔偿日期按莫斯科外长会议之规定延展十五年,即自一九五一年起至一九六五年年底偿清。同时,决定将已在波茨坦会议决议的基础上属于苏联的二十三个企业的所有权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
苏联政府这一慷慨的决定,获得了千百万德国人民的拥护与感谢。全德各地人民举行了大小集会,一致表示感谢苏联的义举。德国统一社会党于五月十六日电谢斯大林,电文内指出:“波茨坦协定中所规定的一百亿美元赔偿,决不足以偿付希特勒的军国主义者们对苏联人民所造成的可怕的物质损害”,“苏联政府的慷慨的决定,对于在民主基础上恢复德国的统一和建立我们和平经济的斗争有极大的帮助”。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电文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格罗提渥在政府宣言中的声明,已经明确地答复了你们的问题。德国人民履行赔偿的义务,完全是他们法律上、道义上、经济上的不容推诿的责任,而苏联削减德国赔偿款项这一慷慨的决定,正是它在战后对德国政策的措施之一,这一政策是苏联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它的目的是为了便利德国人民恢复并发展其国民经济,以便于争取和平、民主、自由、独立、统一的德国的实现。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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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模范工人王大玺
陈绮
山海关桥梁工厂因为氧气不够,瓦斯切断器看来很难使用,铁板也就没法切断;冲眼的、平板的、现图的都没有工作了。
八月就要过去,九月份的任务就要下来,可是没有氧气,怎么办呢?
用钻头钻,效力太差了,每小时最多钻一米长!场主任和工会支会主任因此愁坏了。
八月二十七日,厂里召开了生产计划讨论会,切割铁板的办法暂时解决了。这是王大玺的功劳。
王大玺是桥梁工厂的老工人,共产党员,他拿手的技术是风铲。他前后在生产战线上曾立过三小功,共创造新纪录五次。今年五月一日被全厂选为一等模范。
生产计划讨论会上,工会支会主任号召大家想办法的时候,王大玺想到九月份生产任务的重大,便鼓足勇气,提出用风铲去代替瓦斯切断器,以克服无氧气的困难。他的意见得到全组的响应。
八月二十七日,他满有信心地开始了以风铲代替瓦斯切断器的工作。他开动风铲的时候,躬着腰,低着头,每小时铲断三米铁板。风铲“得得”地响着,把他的耳朵震得发痛,而他坚持着这个工作。工人们在他的鼓舞与感召之下,都以风铲来切割铁板。工厂到处是一片“得得”的声音。于是,这个即将停工的桥梁工厂,重新表现了生气勃勃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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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号(中篇连载)
丁克辛 轻影作
二十六、天下变了
重新编班以后,商宝恒看王清权、杨道芳的工作特别卖力,而且都很老实,说一句听一句,处处对他很尊敬。这些,怎么说也不能说人家不好。
郭树德开头两次向他请教技术问题,他感到有点蹩扭。他想,这是做政治工作哩,并非真心看得起他。可是郭树德一遇到问题就和老英雄找他商量共同解决,那一次也是诚诚恳恳的,真心实意的,看不出一点虚假来。日子久了,老商慢慢觉得郭树德这人处事待人确乎不赖(不错),够共产党员的资格。就说两个小青年党员吧,也实在没有叫人挑剔的地方。……
老郑对老商的心思是不清楚的,他以为反正老商是不会信服郭树德的,因为他自己就看不起郭树德年青青的就当上司机。有一次从一面坡回哈尔滨,到阿城站时调车员要他们调车,他就有意胡乱骂起来:
“他妈的,要是我开车就不给他调!”
郭树德没有说什么,认真的把车调好了。老郑回来就兴冲冲的把这事告诉老商,那知道老商说道:
“以后可不要再这样乱骂人!”
“你是怕开会检讨你吧!我可不在乎!”
可是老商竟没有再说什么。老郑想:“你们一个一个都松包吧,看我的!”
果然,又一次到阿城又要调车,他就当面向站上的人顶起来:
“晚上你们睡舒服觉,偏要白天调车,你们负的什么责任?”
站上的人笑着说:
“得了,你们是模范,我们要向你们毛泽东号学习哪。……”
这次郭树德立刻就批评他:
“老郑,这不对,多干点怕什么,叫人家笑话咱们有多难看?”
“嗯,我——”
老郑正要回搅,没想到孙长信开口了:
“你嗯什么,叫全车都跟着你丢人,你可真光彩!”
孙长信自从和郭树德一班以后,看郭树德工作分外经心努力,平时又不断的和他们解释问题,讲革命道理,暗暗地就对他越来越佩服,见老郑两次三番的胡乱吵,也就不满意起来。
老郑脖子一扭道:
“你大地主也训我呀!”孙长信个儿长的高大,人们都笑称他大地主。
老孙瞪起两眼很认真地说:
“别大地主大地主的乱叫!谁是大地主?”
老郑见孙长信真的反对起他来,又知道自己并没有理,就软下来了。
接着在另一次小组会上,孙长信又把这两件事提出来,杨道芳、王清权、老英雄、胡春东和小朱,都发言批评了他。
有的说:
“不愿意调车还骂人,太不对!”
有的说:
“咱们是为人民为革命工作,不是为哪一个人。”
有的甚至说:
“老郑总爱偷个懒耍个滑,调调皮骂骂人;对毛泽东号影响不好,对他自己也不好。”
老郑一看大家都不满意他,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天下变了,就没有敢再说什么,蹩了一头大汗。
临末郭树德说了:
“老郑虽然有这些缺点,可是也不能全怪他。咱们都是从旧社会里来的,谁都有些毛病。以前大家也缺少互相批评互相帮助,要不然,我相信老郑早就把这些缺点改了。老郑也不必难过,大家批评你都是为了你好!”
这时商宝恒说道:
“郭大车这话我老商最赞成!老郑,”他看了看他:“没有什么的,从今以后,跟着大伙走就是了。”
郑笃恭抹着汗,脸发烧,挤着眼皮,眼角上有些泪水,似乎快要掉下来的样子。(附图片)
庄言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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