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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乌盟通讯
蒙古人民幸福的日子开始了
（一）过去的苦难
乌兰察布盟的面积约三十九万平方里，是一片辽阔广大的草原。由于过去连续遭受满清、日寇、蒋匪等反动统治的摧残，当地人民生活在极其落后与穷困的苦境中。举例来说，整个四子王旗四千多蒙民中只有一所小学。惜勒哈达一带二百五十个牧民，粗识蒙文的只有七个人。贫苦的牧民，穿着褴褛的衣服和磨透了底的靴子。蒙古包铺着几片碎毡，下雨的时候，包里漏满了水。疾病和灾害经常袭击着牧民和他们的牲畜。现在，全乌盟约有十万人口，其中蒙民约二万五千人。他们散居在大约二十九万平方里的草地上。有时骑马走一天也遇不见一户人家。这里的人口多年来不断地在下降着。四子王旗十四年前有六千五百余人，现在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八。牲畜数字的下降更是惊人。日寇初侵占四子王旗时，全旗有羊约三十五万只，现在连同“民地”（乌盟称农业区为民地）在内，共有羊十一万七千只，减少了二倍多。
乌盟人畜数字为什么会这样下降呢？据初步了解，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
第一、性病是造成乌盟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我们统计一百个已婚妇女生育的一般情况：生一个孩子的有二十六人，生三个孩子的只有八人，其余主要均由于性病关系而不能生育。性病是蒙民中相当普遍而严重的疾病。据北京大学抗梅队在四子王旗初步调查：惜勒哈达一带二百四十二个牧民中，梅毒患者占百分之六十四，白乃庙一带二百个牧民中，梅毒患者占百分之七十五。此外，还有不少的淋病、软性下疳等患者。
造成性病的主要原因，与长期的反动统治是分不开的。三百年前，满清在蒙地施行毒辣的“灭蒙十策”，大倡喇嘛教，并强迫男子出家当喇嘛。以四子王旗为例，喇嘛即占全旗男子百分之三十六以上。可以结婚的男子逐渐减少，再加上蒋匪帮统治时期大肆拉夫抓兵和屠杀进步的青年，造成了女多男少的畸形现象。现在，除开喇嘛外，全乌盟女子比男子多一倍，很多女子找不到结婚对象。这里喇嘛虽不准结婚，而乱找女人已成公开事实，这使男女性关系异常混乱。我们在草地见到不少像英的格玛这样的女子：她十三岁已开始被迫同男子发生性关系，十五岁拜斧子梳头（梳头是蒙地女子已婚的标帜），二十五岁当查不干齐（蒙地尼姑，仍留居家中，并可结婚），现在仍有很多男友来往。其次，封建的婚姻制度也是造成男女性关系不正常的原因之一。这里过去基本上是由苏木达（相当区保长）包办或买卖婚姻，女子处于被压迫的地位。结婚年龄，男子往往超过女子一倍，很多女子被迫和她们所不爱的男子结婚，甚至有抢婚事件发生。
第二、医药卫生条件很差。草地没有一所诊所和医院。一般牧民病重时，多数去请喇嘛医念经。我们在三台村见到一位被疯马咬伤的牧民，喇嘛念经后告诉他一百天不能出门，不能过河，伤就会好的。但已经过了七十多天，这位牧民的伤势反更加重了。这儿偶尔也有外来的“江湖大夫”，有时不但治不好病，而且设法敲诈牧民的牛羊。有一位牧民治脚上一个小痈，就花了六只羊。我们计算一下，把这位“大夫”所用的药品，都以十倍计价，连同治疗费在内，一共不过三万六千元人民币，连半只羊都用不了。但是像这样的“医生”，牧民也是不容易请到的。
牲畜数字下降的原因，除日寇和蒋匪统治时期进行暴征与掠夺外，与之俱来的还有狼害、冻灾和畜病。
一九三八年以来，日寇向四子王旗一地每年强征牲畜万余头。从一九四五年蒋匪帮代替日寇统治后，除暴征外，并进行无情的掠夺，四子王旗每年冬季征收食用的羊，即达一千二百多只，大批的马被征作军用。根据该旗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牲畜下降的状况看，三年来马减少七千三百九十三匹，羊减少二万一千七百四十七只，骆驼减少五百三十余只（其中有一部分是受狼害、冻灾、疾病的损失）。住在脑包头的一位牧民丹包阿尔却为了躲避蒋匪军的掠夺，过去每天都赶着牛羊到山上去过夜。他说：“那时候碰见土匪（指蒋匪军）连靴子也要被脱走的”。
狼害是灾害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乌盟大约有三十六万牲畜，而每年平均被狼吃掉的牲畜有百分之二十左右。茂明安旗牧民屈路有大小二十七匹马，去年被狼吃去九匹（有七匹小马）。达尔罕旗王庆寺路三百只羊，一夜被狼咬死三十只。牲畜因疾病而受到的损失仅次于狼害。以今年达尔罕和四子王两旗所发生的牛瘟为例：牛死亡达八百头。羊普遍长癞和生一种“哈特”（蒙语）病，死亡率也在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由于草地木材缺乏与牧民的日趋贫困，牲畜没有棚圈，有的甚至连围墙也没有，每逢冬春两季，在部分较寒冷地带即发生冻灾。一九四七年冬，四子王旗二苏木宝音托格一百五十只羊冻死一半。今年五月的冻灾，全旗六个苏木冻死羊五百六十八只，马五十余匹。草地没有兽医。牧民长期受封建迷信的宣传教育，对于狼害和疾病一贯是“听天由命”。他们说：“狼是天狗，愈打愈凶”；牛瘟是“瘟神下降”，除焚香祈祷外，便是请喇嘛念经，亦不加以预防与治疗，这便造成牲畜大量的死亡。
（二）走向新的生活
乌盟解放后半年以来，在共产党及乌盟自治政府领导下，已开始了新乌盟的建设工作。今年四月间，全盟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致通过贯彻执行战胜疾病和灾害，走向“人畜两旺”的决议，并决定了开展“打狼保畜”运动的计划。四月中旬，打狼运动即在各旗普遍展开。东三旗有近千（占东三旗人口百分之十）的牧民在旗政府所组织的打狼运动委员会领导下，进行这一个轰动草原的运动。参加的并有妇女六十名、喇嘛三十名。第一次打狼，仅二十天时期，全盟六个旗共打死大小狼一千零九十五只，超过全年计划打狼一千零五十只的总任务。打狼运动中发挥了群众的创造性，并涌现出很多的英雄模范，达尔罕旗用循环围剿的方法，使狡猾的母狼亦无法逃脱。那格道尔吉一个人打死十八只狼，获得“打狼英雄”的称号。四子王旗旗长宝音比利格领导四个打狼组，并亲自打死七只狼。他在领导中表现了勇敢、机智、刻苦、负责的精神，博得全旗人民的敬仰与爱戴。自从打狼运动进行后，狼害已不像过去那样猖獗。大部分牧民不仅认识了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和自己力量的强大，而且打破了过去“狼是天狗，愈打愈凶”的迷信思想。
在“人畜两旺”的号召下，内蒙自治政府牛瘟医防队从今年三月到五月曾两度到东三旗进行扑灭牛瘟的工作。虽然因工作不够及时，同时医防队人员不敷分配，仍有部分牲畜遭到损失。但经过治疗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病牛都好了。四子王旗经防疫注射的牛有三千多头，使该旗牛瘟基本上已经肃清。现在，乌盟自治政府为保护和发展牧畜，已发动牧民进行打草、盖圈、搭棚等工作。人民银行绥远分行并发放畜牧贷款十四万斤小米，帮助牧民解决困难。
在各项工作配合进行下，牧民生产情绪提高了。我们走过的地方，到处都会看到那些辛勤的妇女们，从早到晚都在劳动着。她们像爱护自己孩子一般的爱护自己的牲畜，夜晚睡在羊群的旁边，守护着自己的羊群。
最受到乌盟蒙民热烈欢迎的，还是绥远省卫生局派往乌盟的梅毒医防队和由北京去的北大抗梅队。他们在乌盟盟旗政府的协助下，有重点地进行了梅毒治疗与调查工作。北大抗梅队到达四子王旗大虎拉和白乃庙两地不到半月时间，从各地聚集来检查的牧民，就有六百人以上。离大虎拉六十里的土和木的牧民也冒雨来检查。第七苏木的牧民们，听说这是毛主席特别从北京派来给他们治病的医生，有病没病都愿意来检查，很多牧民感动的说：“共产党的天下，真是大变了，过去花钱也找不到这样好的医生啊！”
我们在脑包头曾经遇见一位梅毒初愈的妇人，她名叫儿克吉玛。三个月前，梅毒病已使她不能行动，头发都秃落了，她说：“那时候真没想到自己还能活下去。”经过省医防队治疗后，儿格吉玛头发重新长出来了，放羊、挤奶样样劳动都能做了。当她谈到医防队的时候，感激得留下泪来。她说：“盟旗政府帮助我们消灭人和牲畜的仇敌——梅毒和狼，我们蒙古民族幸福的日子是真正开始了。”
自然，这块曾经被反动派长期搜刮、掠夺和蹂躏的土地上，蒙民的灾难还是深重的。现在，还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梅毒患者渴望得到治疗。狼害和疾病依然相当严重的威胁着牧民的牲畜。今天我们新乌盟的一切建设工作刚刚开始，距蒙民的要求和希望仍然很远。如：关于如何彻底肃清全乌盟的梅毒，我们还没有一个全面而周密的计划；这个计划除治疗外，还必须包括如何进行教育和对一些旧制度的必要改革，使男女性关系走向正常合理的途径。关于保护牧场和牧业方面，我们过去曾发生过强垦牧场和在牧地乱买牲畜（尤其是母畜）的事情，这些都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今后特别要注意认真执行人民政府关于“保护牧场和牧业”的政策，好好帮助乌盟人民把这块比较落后的地方建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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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园地
武汉长江日报批评武汉化工厂事件的教训
林韦
武汉长江日报五月二十八日发表新闻一则，报道公营武汉化工厂由于盲目生产，产销脱节，经营不善，产品质量不好，成本加高，因而销路滞塞，资金冻结，致使所属肥皂、机油、玻璃三部先后全部停工。同时发表短评一则，评述化工厂停工教训。消息发表之日，市工业局宋孟明局长即打电话要记者去面谈。采访这一消息的记者戴枫去后，该局公营企业处处长傅子英指责说：“这样批评停工就是宣布了化工厂的垮台，打击了公营企业的威信，无形中抬高了私营企业，这是原则错误。”要报社负责更正。并称：“我们市委、工业局对化工厂还没作结论，你们倒先来做总结，提出经验教训来了。这应该是你们今后采访上的一个教训。”宋、傅并一致认为该稿未经有关领导机关审阅即行发表，这是最大缺点。六月二日，化工厂经理杨国庆等又到报社谈：“记者戴枫私自偷偷摸摸召开工人座谈会搜集材料，也不要厂内党政工负责人参加。刚巧碰上坏分子，因此所得材料不正确。”六月中旬，长江日报为弄清事实而举行座谈会，邀请有关方面参加（工业局因有事未出席）。会议一方面肯定报纸报道的基本事实与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化工厂四月份工作总结中，也有与报纸所载完全相同的缺点，但他们认为只应在内部批评），化工厂方面应做检讨；另一方面，肯定报道有缺点，即只报道了停工，而未报道停工期间的整顿工作及职工在思想上业务上的提高。且这一消息发表前十日（十八日）该厂已经复工，产品质量也有了改进，而报道中未曾提及。这方面报纸应作检讨。同时指出：原稿未经有关机关审查，并非错误；而化工厂和工业局在事后威胁工人，使工人不敢再接近记者，并借口营业受到影响，企图挑起工人对报纸的不满，则是一种压制批评的错误行为。最后双方同意各自检讨，在报纸上公布。会后，长江日报的编辑记者都做了检讨，只等化工厂检讨送来时一同发表。但经一再催促，直到七月初旬尚未送到。企业党委陆天虹给报社的信说：“如果企业局不同意，化工厂不敢将检讨投寄报社。”至此，报社乃将全部材料整理，报请中共中央中南局及中共武汉市委处理。武汉市委于八月十六日召开市委会议，通过《关于支持长江日报对于武汉化工厂所做批评的决定》，并责成工业局宋孟明局长与该局傅子英处长检讨抵抗报纸批评的错误。市委的决定与宋孟明的检讨，长江日报的检讨，一同在八月三十一日长江日报发表。傅子英的检讨亦于九月一日发表。事件至此圆满解决。
从这次事件中，我们应该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就是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必须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都能深刻认识：在报纸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使人民事业不受或少受损害的最好方法。另一方面，必须使报纸的编辑和采访人员认识：公开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应该有明确的目的性，这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克服工作中现存的主要缺点与错误。一般地说，大家都是承认这一点的。但实际做的结果，往往证明了某些同志并不真正承认这一点。从武汉化工厂和工业局方面说，他们自己明明知道该厂存在着记者调查发现的各种缺点。但他们觉得这些缺点只能在内部总结中说，而不应公开批评。公开批评会“打击公营企业的威信”，使“营业受到影响”。但是，五月份以前报纸并未批评；为什么产品也会滞销到不得不停工的程度呢？可见使营业受到影响的并不是报纸上的批评，而是自身存在着报纸上所指出的缺点。如果能克服这些缺点，使产品质量提高，合乎市场需要，成本降低，营业状况就不会长期坏下去。至于所谓“威信”问题，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注）有一段话讲得很好：“自我批评的抑止者或不懂自我批评意义的人，通常都借口保持领导者的威信而采取限制和抑止的办法。然而人所共知，领导者的威信之所以破坏，只能是因为他们自己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非党的态度。假如工作人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试图狡辩明显的事实，推卸责任，抑止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末他无疑地将失去旁人的尊敬，因为大家都可看出在他们面前是一个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错误的懦夫，是一个不愿改正自己缺点的坏工作人员，是一个有着微末的、庸俗的自尊的人。而相反地，假使工作人员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坚决为改正错误而斗争，这只能巩固他的威信，引起人们对他的尊敬。每个人都将说：这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有勇气的人、可以信赖的人，因为他把公共事业的利益放在狭隘的自尊之上。”进行深入的教育，使干部、党员彻底明白这种道理，是消除抵抗、开展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步骤。这是一方面。
在长江日报方面，对于批评是为了推进工作这一目的的认识是不够透彻的，这从最初发表的稿子可以看出来。记者写的原稿已经提到该厂在停工期间进行了整顿工作，取得改进，编辑在发表时为什么又删掉了呢？发表的前十日该厂已经复工，为什么不说明呢？对一般公营企业中的读者来说，要他们接受化工厂停工的教训，是有益的；但是，让大家学习整顿与改进的经验，则是更加有益的！对化工厂本身说，则当时更迫切、更重要的是认识整顿以后还存在什么问题，而不是整顿以前曾经存在过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经过自己的总结，一般地已经认识了过去的问题。如果原稿上整顿部分写得不够具体，或不够正确，则是进一步采访补充与修改的问题，而不应一笔删去。删的结果，就使这一报道对当前工作的指导作用大大减弱。被批评者只能从这里找到已经由自己发现了的缺点，而找不到他们更迫切需要的新的帮助。就报道的真实性说，这样的报道只有片面的真实，过去的真实，当前的真实则没有写进去。要使报纸上的批评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片面性是必须克服的。这样的报道会使读者感到化工厂至今还是那么糟。
武汉市委支持长江日报的批评，那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批评基本上对督促工作的改进是有帮助的。但长江日报同志们却不可因此忽视这篇报道的缺点。应该认真克服这种缺点，使报纸的批评更适合于党中央对我们的要求，更有效地发挥其推进工作的作用。这种缺点不仅存在于长江日报，而且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其他许多报纸，包括本报在内。所以大家都应该提起注意，共同努力来克服它。
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四期，卡尔宁作《批评与自我批评——布尔什维克的培养干部的方法》。王子野译。见新华书店之《论批评与自我批评》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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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兵战斗英雄刘九江
李振华
察哈尔省民兵战斗英雄、生产模范刘九江，是察省灵邱县道八村人，农民出身，一九三七年冬天参加共产党。
一九三八年，日寇占领灵邱县城，党给了他组织民兵进行对敌斗争的任务。他就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了七个优秀青年为民兵骨干，组织自卫队站岗放哨，捉拿汉奸。一九三九年，民兵发展到十四人。当时敌人不断出动，他们除了几个手榴弹，没有别的武器。于是他们想出了办法，用铁壶装上炸药，作成地雷，封锁敌人，显示了很大威力。一九四一年，八路军驻到他村，见他们没有武器，便送给他们十二支步枪、四百余发子弹。他们掌握了武器以后，又重新整顿了民兵组织，把民兵分成侦察、爆炸、射击三个小组。为便于教育训练，晚上集中睡觉，白天拨工生产，休息时学习爆破、射击、打扭击战、联防战。
一九四一年十月，日寇从灵邱出发，“扫荡”阜平。刘九江组织群众转移，坚壁清野，掩护抗日干部，带领民兵阻击敌人。不幸被敌人捕去。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他宁死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脱险后，他养好了伤，又继续英勇地战斗。在严寒的冬天，他带领民兵深入敌据点活动，用铁壶地雷炸毁敌人汽车一辆。十二月又配合邻村民兵摧毁了上寨伪村公所，捕捉了两个汉奸。一九四四年十月，敌人奔袭上寨村，刘九江带领民兵连夜出发，赶到雁翅布上地雷阵，用步枪诱敌进入雷区，毙敌二名，终于迟滞了敌人的前进。当敌人奔袭大高石村时，有九个干部被俘，刘九江即带领民兵配合部队在道八山侧击敌人，救出了他们。同年秋天，配合全区民兵在门头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粮时，他带领一个班担任警戒，掩护群众装粮，不料被敌包围。他奋不顾身，向敌冲击，掩护了群众和民兵的安全转移。
刘九江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带领民兵作战，成绩很大。一九四四年他被评为灵邱县战斗英雄，出席了雁北专区英模大会。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内战。一九四五年冬，刘九江同志自动要求出征，带领一个民兵排，夜间爬到山阴城下，抱上炸药，将城墙炸毁。一九四七年秋，敌人经常出扰抢粮，他带领民兵排深入广灵川下活动，保卫了边沿区的秋收。
一九四八年春天，在察绥战役解放天镇战斗中，他带领担架连，在猛烈的火力下，奋不顾身抢救伤员。他对伤员的照顾无微不至，伤员在担架上不能动弹，他用自己的饭碗给伤员接尿。平津战役中，他带领担架连出征时，对队员异常关心，亲自给打水打饭，并向他们问寒问暖。胜利完成了任务后，他受到县武委会的表扬，并奖给“支前模范”的荣誉称号。
刘九江是一个“劳”“武”双全的英雄。他们的拨工互助组，从一九四一年一直坚持到现在。华北地区战争结束后，他积极领导全村生产，组织拨工互助，深耕细作。去年六月，村中遭受水灾，被冲地一百二十余亩，有七户土地全部受灾。当时，刘九江在群众中进行了解释教育，动员努力生产战胜灾荒。秋收以后，他把全村的粮食计算了一下，只够吃到年底。于是，他根据全村人口、劳动力和技术，组织了二十八个青壮年去口泉背煤，六个木匠则到外村做工，并领导留在本村的五十六人，打柴五十一万斤，还组织妇女做鞋。今年夏天又组织一部分劳动力出外打短工，一部分留在家里生产拨工互助。经过他精心计划，终于度过了灾荒。因此，今年一月，道八村被评为生产度荒模范村。八月，他又荣获省人民政府“生产奖章”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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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号（中篇连载）
丁克辛 轻影作
二十三、多碰头，多批评多检讨
郭树德在车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不大意不马虎。交班下了车，就找大家去闲谈，从工作上、人事关系上，广泛征求对领导上各方面意见。又和王清权、杨道芳规定好，不断交换情况。……这样，很快就把车上各人的脾气、性格、工作态度、家庭负担、思想情况、相互间关系等等摸的差不多。有一天他对两个青年说：
“依我看，过去车上不团结，主要是老英雄领导方式不好，段上张代表、段长和支部书记他们，对老英雄的具体帮助不够。”
王清权道：
“商大车不好闹，有技术，很骄傲，他谁也看不起。”
杨道芳也说：
“还有郑笃恭，很调皮，最反对老英雄。”
郭树德说：
“你们说得都不错。不过老商这人我看还很好。有技术的人，在过去的时候总有点自大。开车技术要好，这个很要紧，而且从解放到现在，他开车从来没有出过事故，这就不容易。只要老英雄的领导方法改变一下，先克服自己一些缺点，多尊重他，多和他商量，这个人还会变得更好。我们再在各方面做出好榜样让他看看，对他不难闹好。”
“老郑呢？”
“老郑也一样，对他要采取说服教育。他信服老商，尽量靠近老商反对老英雄；只要老商转变了，他就不敢调皮，跟着也就会转变的。不过，”郭树德接着说：“不能着急，这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做到的事情。也不要害怕，有什么困难，咱们三个共同想法克服它！”
杨道芳高兴了，说：
“只要你郭大车好好领导，就出不了错。”
王清权也说：
“郭大车，你要多指点指点，要说干活，我是落不了后的。”
“光靠我一个也不行，”郭树德末了说：“咱们要多碰头，多开会，多批评检讨，有了问题就好解决了。”（附图片）
庄言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