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访问伊里亚·爱伦堡
——莫斯科访问记之三
刘白羽
六月的莫斯科，有如中国的春末。二十六日下午，雨后放晴，克里姆林宫塔顶上闪着幸福的金光。我们由“纳采纳尔”（我们住的饭店）出来，沿着高尔基大街的树荫，走到有名的苏维埃广场。莫斯科市苏维埃那座红色建筑耸立在广场正面。从它那里向左侧望，是一幢白色的七层大楼。在这楼房正门上面，我看见一个金色浮雕人像。这是一种纪念，纪念从前在这里面居住过的俄罗斯大作家西施可夫。而现在这里面住着我们将要访问的苏联大作家爱伦堡。
当我乘电梯升向第七层楼的一瞬间，我想到：我将会见的是怎样一个人？世界上的人们是怎样看着他？
伊里亚·爱伦堡的名字，已经是世界妇孺皆知的名字。人们谈到爱伦堡，与其说是在讲一个作家，无宁说是在讲自己的幸福，在讲人类的和平。很久以前，当法西斯黑色炸弹在西班牙人民头上狂炸的时候，爱伦堡在玛德里防线上。他的作品充满斗争的血与泪。他控诉罪恶，号召复仇。后来他亲眼看见巴黎沦陷的历史悲剧，他来到为全世界人民而战的苏维埃祖国前线。他的心充溢着整个欧洲人民的辛酸与愤恨，他的每一句话有如利剑指向敌人。在莫斯科有人告诉我，据说一九四一——四二年，希特勒疯狂迫近莫斯科，曾经宣布，占领莫斯科后，要绞死六个人，其中之一就是爱伦堡。但在那漫长漫长的战争年代，爱伦堡却把胜利的钟声不断敲响。他的文章，就有如红军前进的脚步声，震动世界，从莫斯科走向柏林。当然，我也不能忘记他最早介绍入中国的小说：《康穆纳尔的烟袋》以及近年连获斯大林奖金的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和《暴风雨》。今天，当美帝国主义用新的战争来威胁世界人民时，我们听见爱伦堡更高的声音：“作为一位作家，我希望谈文学，谈文学的魅力，谈诗人和文人。但我要谈另一件事：谈那像乌云一样高悬在世界头上的威胁。我要讲这个，是因为新的野蛮人威胁着我所珍爱的一切：他们威胁欧洲图书馆中发黄的古书和刚刚翻开看图识字的孩子、普希金和龙沙尔、鲁佛和伍菲齐、诗人喜爱的树木、诗人自己、花园，还有所有我们光荣的古文化的城市。”（注）这是以诗人的语言说出全世界人民的心意。
按了门铃后，我们被引进客厅。爱伦堡来了。
他——是一个老人了，满头参色头发，穿着一套米黄色衣服。他的眼睛深沉地看着世界。
坐下来之后，我们向他致意，并且说到他的著作在中国出版的情况。他对我们说——他很高兴，而且他已经有了中文版本的书籍。他引我们穿过走廊，走进他的书房。书房不大，与客厅并列，但方向相反。客厅的窗下正是莫斯科市中心繁华的高尔基大街。书房则朝着楼背后，因此这里十分幽静，窗外展开海洋一样的屋顶和蓝色天空。两窗之间横置着一张巨大书桌，桌上摆满书籍、原稿和各种小巧的花盆、陶磁及古艺术品。窗上爬满藤蔓，——这藤蔓不长在外边，而是从里面一个磁盆中生长起来的。椅后墙上挂着一排十三个烟斗，同时还有各色各样的烟斗散在书房各处。这时，我蓦然记起我很久以前看见过他的一帧照像。可以想见，当他在深沉的思索时是怎样吸着烟斗。他引我们走到桌对面书架前站着，这是和墙壁一样高的书架。他从中指点各种中文译本给我们看。其中最显著的是徐迟、袁水拍合译的《巴黎的陷落》的全译本。同时我也看见戈宝权译的《六月在顿河》等政论集。翻着发黄了的草纸，让我回想到抗战时期艰难的出版条件。原来这满满一架书都是爱伦堡自己的作品。这里有世界各国的译本，东方的日本以至西方的英国。据说《巴黎的陷落》出版不久就有了十五国译本，《暴风雨》呢？架上有一栏完全是《暴风雨》，可惜这里还未看见中文译本。这时，我觉得我不是站在书架前，而是站在浩瀚的大海面前，而是站在世界面前，而是站在伟大时代面前了。
转过身，我注意到墙壁上一幅爱伦堡的铅笔速写像。
我知道爱伦堡与毕加索的友谊，我记得毕加索为保卫世界和平运动而绘的白鸽，已经飞遍全世界，我很想寻找出毕加索的笔迹。果然，爱伦堡发现了我的注意力，他说：
“毕加索！”还补充了一句：“这不很像中国画吗？那也是毕加索！”
那是书桌侧面墙壁上一幅彩色风景画，和它并列还有苏联名画家的几幅风景画。
爱伦堡就在这墙下，这窗前，这巨大书桌上，向世界不断发出强烈的光彩。
我们又回到客厅来。下午的阳光正照满室内，——盆栽的花木，东方民族色彩的美丽墙毯和各种艺术品构成这室内一种烂缦色调。爱伦堡夫人穿着黑色长衣也来招待远方来客。在那面长桌上摆满食物，但我们就着窗下小圆桌围坐下来。记得十天以前，在《文学报》社，西蒙诺夫问我们：“爱伦堡他也想看到你们！”现在他和他的夫人，就向我们发问了关于中国语言及中国诗的问题。他说他读过法文译的毛主席的诗。他由诗的影响又问及目前中国文艺作品。我们也就向他提出关于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雨》的创作问题。
他说到《暴风雨》中所描写的人物。
他说这里面所有的人物都是他在生活当中看见的人。不过写的不仅仅是所看见的人，而是把看到的人的优点、缺点集中在一起而创造的人物。
爱伦堡的话是简练而精深的：
“不要像照像那样，看见一个人就把他反映出来。这不是作家。这可以到照像馆里去做事。作家需要的是典型。”关于这个问题他还说过：“《暴风雨》没有单独的独特主角。那里面写的是在战争中的法、德、苏联的知识分子。那里面的人物，只是一部分重要一些，一部分次要一些。《巴黎的陷落》也是如此。一个作家所写的英雄，不是根据一个人而是很多人，——外面所看见的，加上作家自己所创造的思想、性质。”
说话引到搜集材料方面来。他说：“搜集材料只是为了布景。那是第三、第四等的事情，不是第一等的事情，那不是为了主题。内容，人物的思想都是从现实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作家描写的不是从前所看见的事实，而是按那些情形自己创造出来的。”
关于生活，他认为：“作者不应以旁观地位看生活，而应当自己亲身参加生活。”他说：“否则，不能感动读者。”
我们问：“创作过程中，人物是否不完全按照预先拟想的，而有所改变？”
“刚写时，对于英雄怎样活动，还不是完全确定的。——只有在创作过程中，人物的状态才渐渐确定下来，如果处理得不对，自然也就发生了矛盾。”
“写作中间修改多不多？”
“写一章觉得不好，就从新写，写好了就写下去，不再修改了。”
这时，从门廊里又传来电话铃声。这已是第二次了。他去接了电话回来，十分幽默地讲：“电话这个发明很不好，整天要你去接电话。”把大家都引笑了。
我们的说话转到作品的主题方面来，他很肯定地回答：
“从来没有先想写那个题目，而后去搜集材料，主题是从生活中体现出来的。
“比如写《暴风雨》，那不是我的想像。因为现实中发生了战争，这部书的主题就是战争。至于书中的故事、情节，那不仅仅是所看见的，而是创造的。”在这里，爱伦堡指出非常宝贵的创作经验，他说：“比如现在我打算写《暴风雨》第二部，我就需要知道法国人民现在的生活。许多人对我讲了关于这方面的故事，可是我并不把这现成的故事写上去，我要写上去的将还是我自己所创造的。我并没有去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可是我为什么能写斯大林格勒会战呢？那一方面固然是听了别人所讲的，一方面主要是因为我经历过其他战场上的战争生活。这样，我没有去，还是可以写。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他并没有可能参加当时的战争，不过他确实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他又着重地重叙了他的意见：“对作家来说，主要的不是搜集材料，而是参与生活。”
“很大的危险，是一个人在二十岁上就成了专门作家。”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脱离了实际生活。“契诃夫是一个医生，他接见过各种各样的人，高尔基也是这样。作家从二十岁就做起，那很危险，不可能做好的作家，因为他不知道生活。”他十分幽默地微笑着加上一句：“学跳舞愈早愈好，做作家愈迟愈好。”
我问他是否已经开始写《暴风雨》第二部？
他说还没有。他说他现在正在写关于比利时、瑞典的文章。
是的，我记得当我刚刚到达莫斯科时，别人告诉我：爱伦堡不在莫斯科。他原来是两个星期以前才从比利时、瑞典归来。说到这次出国旅行，爱伦堡夫人告诉我们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原来这次他是为了写《暴风雨》第二部，去了解目前法国人民生活的。可是法国政府害怕他，不准他进入巴黎。虽然当法国危难的时候，当法国人民抗德斗争的时候，爱伦堡曾经由于他对斗争的贡献，而获得法国近卫军军官的荣誉头衔，而且当时那还是由戴高乐签署发布的，可是现在，法国政府不准他进入巴黎。经过苏联大使馆努力交涉，想争取他能在巴黎停四十八小时。巴黎警察厅提出条件：只要他不写文章。可是马上他们又推翻这种想法了。这样，爱伦堡在飞机场也未逗留多久，从这飞机下来，被送上那一架飞机。于是，爱伦堡到法国附近的瑞典与比利时。不过，法国反动当局是无法在法国人民与爱伦堡之间筑一堵墙壁的。法国爱国人士通过那道禁令，而来到了比利时和瑞典。他们把他们目前的生活与斗争统统告诉给爱伦堡了。这事件，正说明爱伦堡，——反动统治者是怎样惧怕他，恨他，但为了和平而斗争的人民是怎样欢迎他，爱他。
夕阳把窗玻璃染得金黄灿烂。
访问将近两小时。当我们告别时，他以收在“火星”丛书中出版的新著《作家的声音》送给我们做纪念。让我们记着——这是一个多么好，又多么深刻的题目。让我们记着——爱伦堡那深沉的，坚毅的望着世界的眼睛和那走在保卫和平前列的步伐。当我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当我正在记述我这篇访问记的时候，爱伦堡已经不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住宅里，而又出现在布拉格，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会议上。当美联社记者提出挑拨性问题时，爱伦堡回答说：“在美国并没有朝鲜兵或中国兵，美军却在朝鲜屠杀着人民。谁是侵略者，道理很明白。”是的，这是真正的作家的声音，战斗的声音。
【注】这是爱伦堡在巴黎保卫和平大会上的演讲辞中的首节。龙沙尔（Ronsard）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大诗人。鲁佛（Louvre）和伍菲齐（Uffizi）是有名的美术馆，前者在巴黎，后者在意大利翡冷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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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被人民需要的时候
——长篇小说《火车头》第十六章
（续九月三日《人民文艺》第六十四期）
草明
“咱们装车的早闲着啦，铁板割不下来，锅炉安不上，咱没活干啦。咱们昨天一天就做加工活，把‘二七号’弄得漂亮些。”装车分厂有人回答老林头。
旋盘的一个矮个也笑着说：“本月份还同上月么？这个月不加夜班也就能完成任务。天津解放了，北京也快了。人家解放军前进得多快，咱修的火车头赶不上啊！”
“可不是，二月七号以前说不定北京已拿下，咱们的‘二七号’可以开进关，开到郑州去！听说机务段的‘北平号’已经修得不大离了。”
萧主任布置好一切，便回大楼去找刘厂长去了。
李学文早已领着四个人去取箱子；林忠秀看着这一些决心来帮忙的人，也就不客气，每人都分配他一样工作。自己打完电话回来，老柳一脸黑呼呼的从锅炉里探出头来，笑嘻嘻地叫道：
“老李的办法真行，电焊割丝扣，和瓦斯一样好使。”他说着，爬了下来，跑到人家准备好的锅炉板跟前，招呼了两个小伙，动手就要割。
老林头瞅见了远远嚷着，禁止他说：
“老柳，等李学文回来再动手。他说还要装只水箱，怕电缸抗不了，他找水箱去啦。——”
“去吧，等他找水箱回来，我的锅炉板已割开啦。”老柳把铁板放好，瓦斯线按上，电焊钳子夹好了炭棒，戴上防火镜子。
老林头一急，大声说：“老柳，你不等他，电缸烧坏了，谁负责？”
“我负责，我包！”老柳根本不相信电缸会抗不住。
“好，你负责，你不听我的摆弄，记住，下一次开民主会你不要怪我批评你。”老头气嘟嘟地说。两头跑来跑去。
小陈和另外两个小伙早就跑到老柳跟前，帮他扶铁板，小陈在旁边怂恿了一句：“干吧，怕什么！”
安上火线，炭棒点着了，紫色的火光闪亮着、嗤呀嗤呀地响着，红色的铁水四面飞溅着，厚厚的铁板割开了个小口，小陈就大声叫道：“割开啦，林班长，割开啦，快来看。”
老林头转忧为喜，赶着跑去看，附近有人撇下自己的活跑去看。这时李学文几个人正好抬着沉重的消防箱进来。他老远就听见小陈的嚷叫，晓得有人已经动手；他一急，赶忙撂下箱子，上前推开众人，一手抓住老柳，还来不及拔他的天线，火焰突然灭了。老柳当是李学文推他之过，急忙再把天线接上，点不着了。那边干活的人也嚷开了。
“怎么啦，没电？”
“电缸烧坏了！是谁叫动手的？”李学文严厉地问。
人们立刻颓丧地站着，小陈害怕得躲在老林头背后，老林头知道闯了祸，摇了摇头。老柳看见自己闹了乱子，撂下电焊钳子，摘下防火镜子，转过脸来，后悔地望着李学文那双生气的、压成三角形的眼睛。
李学文看着那块张开了二寸来长口的铁板，看着狼狈地撂满一地的电线、炭棒、电焊钳子；心中烦恼起来了；咬紧了两颗铜镶的门牙。
刘国梁和萧子英突然出现了，刘国梁脸上的高兴和笑容，给送葬似地站着的人们吓回去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几乎是自言自语。
人们一看见厂长出现，颓丧的脸色再加上惊慌，都把头低下来。
“什么回事。”他略带严厉地问。
“电缸烧坏了！”老林头抬起头来回答，不敢望他。
“一个电缸值多少钱，你们知道吗？”刘国梁望了望那些俯低的脸，想起了烧毁一只电缸，心里一急，转向李学文说：“李师傅，我不是特别嘱咐你当心电缸的么？没想到你这回没立下功劳就——”
萧子英跑过来，安慰大家说：“没事，不要紧，电缸好修，等我去看。”他和刘厂长的严厉的口气显然不协调。因为他知道在这样的时候，对工友只能鼓励他们再试，别的办法都是不好的。他说完，便又马上去看电缸和重新布置工作去了。
柳亮臣右脚上前半步，迟疑地想开口承认自己的错误；李学文看见，勇敢地抬起了头，用缓慢的调子抢先说：“我错啦，厂长！——电缸我包了它，按月扣我的开支吧。”
“李师傅，不用你一个人来包，我们大家伙来包。”十来个工友争先恐后地说。
“是我领导的不好。”老林头还想说什么，可又停住了。
柳亮臣在那边悄悄的流眼泪。小陈拚命啃自己的手指甲。听谁说了大家伙来包。人们觉得胸口轻快了些。有吁吁气的、有换换脚的、也有抬头偷眼望刘厂长的。铆工厂的邓副主任禁止住那一头因没电不能干活的人吵嚷、便蹑手蹑脚地走过来，悄悄站到刘厂长背后。
刘国梁开始了他长长的教导说：“浪费的意思，你们还不明白。一个电缸，这大一个铁路工厂出不起，要你们来包？不是的。烧坏一个电缸、这机车的成本就增加了，这就叫浪费。何况铁板还没割开？这显然得不偿失。……大家不是早知道电缸抗不住么？为什么还让电缸烧坏？这个电缸不是我的，也不是那一个个人的，是属于全国人民的，因此我们谁也没有权力烧坏他。停了电，许多人不能干活，这又损失多少？李师傅是有过失的，但是我希望他带罪立功，再试验……”
动力分厂的董桂新这时赶到了，听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他暗地里后悔自己来迟了：“我早来一刻钟就好。”他看见刘厂长那么心痛一只电缸，心里有点不明白。他等刘厂长说的差不多，便提议说：“昨天电机班修好了两个电缸，我去叫他们马上来装。”他没有等别人说话，转身就走去挂电话去了。
听说马上能装好电缸，大家的胸口又轻快了一些。李学文心里很焦急，如果刘厂长的话还要说下去，人家新的电缸已装上了，他的水箱还没弄好，岂不耽误了割铁板？刘厂长呢，生怕工友们听不明白，把话翻来复去说好几遍，李学文望着刚才董技术员送来的那捆粗线，望着那个水箱，急的直瞪眼。
萧子英回来了，向刘厂长建议先让工人们去修水箱，好等电缸一装上就能试验。刘国梁生怕工友听不明白，还想再说。但是他到底接受了他的意见，把讲话结束，回大楼去了。他一走，大家松了一口大气，便都灵活地动起手来。这时宣传委员也领着方晓红跑过来，安慰大家，鼓励大家再试验。萧子英戏谑地和大家说着笑话，也动手帮大家缠电线。刚才这里的那种害怕的僵持的空气，不晓得跑哪儿去了，好像这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似的。那边停了工的人们，有一部分过来帮忙修水箱，另一部分帮忙按电缸。不一会工夫，电缸按上了，水箱已装好了。人们兴奋地监视着这一回的试验。
这一回李学文自己掌握电焊；董桂新亲自试电压、指挥人们添水加盐；老林头和老柳操心和紧张得一脸是汗。萧子英在给大家打气，安慰人心。这只临时的电解槽使电压增加，电缸安全无恙。人们嚷着“水热啦！”“盐少啦！”董桂新的沉着而自信的脸色安慰了大家。在这时候他给人们以应有的指点。这边李学文弯下高大的身子，俯低了戴上防火镜的大脑瓜，电焊钳子在他那宽阔熟练的手掌里特别平稳。一样紫色的火光，一样的嗤呀嗤呀的音响，厚铁板裂开的口子却越来越大了。人们虽然看不见李学文眼睛的表情，但是看见他的嘴巴张得很大，有时把它压成扁圆形，有时两排牙齿磨着。他那举起控制把线的右手，保持着十分惊人的稳定，好像它在那儿不过平平地放着似的。智慧的，热爱祖国的血液，就在这紧张的手背上的突起的血管里流过。
这一回小伙们也冷静多了，敛住了呼吸，一直到锅炉板割开，才敢说话。
李学文伸直了腰，一手推开防火镜，一手擦着汗，萧主任跑过来，当腰抱着了他，摇撼着他那松树似的身子；小陈也过去乘机抱着师傅的腿。方晓红快活地和李学文与董桂新握了手。大家围拢过来，用眼光，用语言，用动作来对这个铆工表示庆贺和称赞。李学文也感激地笑了，愉快地笑了。他那敦厚的眼睛傻里傻气地瞪大，更觉好看了。他开始理解：“自己被人民所需要的时候，才产生真正的快乐。”
小陈亲昵地嫉妒着他师傅：“怪不得老娘们都爱他！”
老林头顾不上来恭维他的心爱的侄儿，忙着叫人端锅炉板去烤，老柳也快活地敏捷地工作。萧子英摇头摆脑地说：“你是铆工，我也是铆工，你比我行啦。工人真要开动脑瓜，提高技术，在现场，技术决定一切！大家都应该学李师傅的好样。你瞅他割的特别平，比柳师傅割的口子不同多啦。……”
“怎样才能叫割口割的平？”小陈抢先问。
“这小子就爱问。”李学文宠爱地摸了摸徒弟的头、然后面对着大家说：“第一手要稳，第二就要快。平常干活，干完头一遍之后就要到处瞅瞅，比比，想想毛病在那儿；第二遍就顺手一些。干完了第二遍还得瞅，比；第三回就得手了。手熟以后，就不妨寻思寻思，换个样儿，怎样干才能更节省时间，更节省材料……”
“对啦，每个工友都能学你的样子，都花花脑子就好。其实，技术这玩艺儿，越干越有味儿，创造个花样，成功啦，才有意思啊！”萧主任一提起干活，就忘了自己是分厂的主任。
“电焊割铁板，其实不算新花样，在早就有人用过。”李学文解释说。
“那只水箱，可算得发明啦！”林忠秀像证人似地叫道。随后他提醒大家：“还得割铁板、割管子啦，别把活撂下唠嗑，‘二七号’出不来，发明了也白搭啊！”
大家一听，笑着，立刻动作起来，回到岗位又干开了。萧子英跑到那位还在一心一意拾掇水箱的董桂新跟前，向他伸出手来。技术员正在专心摆弄水箱，抬头看了看萧主任，又俯下头去。萧子英又柔声柔气地请求他说：
“让我们来握握手吧，同志。这一回你对大家的帮忙不小啦。又是老话一句：职工应该合作，发挥天才啊！”
董技术员和萧主任握了手，听对方称赞自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不吱声。过了一会，他抬起头来，用和熟人说话一样随便的口气说道：“我爱弄新玩艺儿，在动力厂我已经改造了几样小工具，怕上头不同意，还没拿出来使唤。以后铆工厂有什么困难需要动力厂帮忙的，请告诉我一声，让我想想办法试试看。”
“你改造的工具该拿出来试一试啊。是什么玩艺儿？电气我可不大明白……”
他们俩个正谈的津津有味，旋盘和装车厂陆续有人来看被电焊割开的铁板，看水箱，把现场挤的好热闹。老林头、董技术员和萧子英，无形中就变成了说明人，对大家说明电焊怎样能割开铁板，为什么要加一只水箱。
李学德也跑了过来，挤开了大家，挨到弟弟跟前看着他用闷劲割铁板的样儿。他瞅着那块冷冰冰的又硬又厚的铁板就操心；但是火光所到的地方，铁板缓缓儿裂开了口，口儿越张越深了，割开了，从整体里分裂开来的两块铁板沉重地掉地了。李学德的心儿也高兴和兴奋得快要裂开了两半似地。他这两天的沉重的忧愁，忽然掉地了，像这样惊奇式的快乐，他第一次体验到。——不，当他的妻子第一次临产时，他被妻的痛苦的呼喊吓坏了，他以为她会死的：但是，后来，儿子那向人类报到似的哭啼响叫以后，她的痛苦的呻吟也结束了。她不特没有死，——并且带来了一个新生命。他的忧愁立刻变成了快乐。——那一次的快乐，和今天的快乐都有点说不出来的味道。他看见弟弟一面站起来一面擦汗，他奇怪着弟弟今天为什么特别高、面孔也特别可爱。平常他觉得他愣头愣脑、不顺眼的时候多；现在却是这么和气、聪明。他站到弟弟跟前，敲着自己的脑瓜说：“老三，我这个脑瓜好比那块硬铁板，你却是那一朵火核，你把我的脑瓜化开啦。今后我不反对你试验这个，发明那个了。大伙瞅瞅，发明一样东西，比咱们加十天半月的夜班还强呀！没有你，锅炉板怎能割开？‘二七号’准出不去呀。”
李学文低头一看，是他大哥，他不好意思，避开了脸，压抑着心中的高兴，用手推开他大哥，戏谑地说：
“我不是火核，大嫂子才是火核！”
哄堂的大笑响遍了铆工分厂的一角。
自从电焊代替氧气割开铁板以后，现厂里工友们情绪普遍高涨了，许多职员和技术人员对工人也改变看法，自动和他们亲密起来，遇到缺乏器材或什么困难时，分厂主任和技术员也来问问工人们。
李学文从这一天起也忙了起来。萧主任叫他和董技术员总结这一次的经验；工会里请他向全厂讲述电焊割铁板的动机和经过；新闻记者来访问。各个分厂的工人有人想创造一样东西，遇到困难时，也来问问他。李大嫂还在邻居前替他到处宣传；因此他回到家常被那些老头老太太问长问短。他突然成为马家湾铁路工厂的一个有名的人物了。
李学文自己很惊异这样的改变。他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变动，脑瓜还是一样大，手还是一样粗，究竟身上增加了一些什么呢？为什么人们对他突然不同了呢？他完全不明白。相反的自从那一天起，他感到困难越来越多了。本来不会说话的，硬叫上讲台讲他克服困难的经验。他讲了一次话嗓子三天三夜都不带劲。各分厂的工友来问到他技术上的困难时，他才惭愧的不成；电焊呀，锅炉呀，他还明白点；别的手艺，他那里懂得？
但是他的确开始理解：“要替大伙解决困难，人才活的有意思，才得到快乐和安慰。可是，大伙越是需要自己，就越觉得脑瓜不够用！”
单志本来打算把他老表囤起来的氧气抬高价钱，好好挣一笔钱；这一来，他的幻想失败了。这时全场都高高兴兴，独他一个人懊丧，他渐渐觉得自己的懊丧是可耻的。
路茂林看见人家拿电焊割铁板成功，满心高兴，他的改造铁型计划就更有信心了。一连想了三个晚上，他脑筋开朗了，将铁模钻上许多小孔，每个小孔上又塞上同样粗细的小铁棍，让小铁棍和圆孔之间自然形成的缝隙去排除气体。试验的结果，铜瓦没有砂眼了。此后，铜瓦废活从百分之三十五减至百分之七。
旋盘厂的老韩头看见人家立了功，那能服气，也漏夜想办法改造了一台制弹簧的机器，比半手工制的快十倍。他又和刘景宽、沈洪二人改制出一台剁锉机和一台制钢刀用的滑道机。
不仅“二七号”能按原定计划落车、点火；一时发明代用品来克服困难的，和改良机械提高产量的、献器材的，像雨后的春笋一样，一桩接一桩出现。一月份的计划，提早一天完成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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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伏契克“在绞索下写的报告”
——东欧杂记之九
冯至
编者按：七年前，希特勒匪徒在集中营里屠杀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伟大革命者和卓越的新闻记者尤利乌斯·伏契克（Julius Fuchik）。他是捷克人民爱戴的作家、政治领袖、捷克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权力》的主编和党中央委员。在捷克沦陷期间，他和他的同志们英勇地领导祖国人民与纳粹敌人作顽强的地下斗争。不幸在一九四二年的春天被捕，到次年九月八日牺牲。在囚禁期间他写了一部记载狱中生活、人物和思想的笔记，即这里介绍的“在绞索下的报告”。现在这部著作已经成为世界进步人民传诵的读物，它“像钟声一样响彻着欧洲，从此岸到彼岸”（哈华特·法斯特）。捷克人民为了崇敬伏契克，已把九月八日定为他们的记者节。前天捷克驻我国大使馆曾举行纪念集会。
在捷克斯洛伐克很少有不知道尤利乌斯·伏契克这个名字的。他是青年和新闻记者的好榜样，所以捷克青年联盟“学习优良”的奖章上刻着伏契克的像，最卓越的青年文工团被称为“伏契克文工团”，新闻工作者把他的死日，九月八日，定为“记者节”，有贡献的新闻记者每年在这天获得伏契克奖金。我们刚到布拉格的那天晚上，一个青年联盟的干部就向我们推荐伏契克《在绞索下写的报告》，他说，“这不是普通一般的报告文学了，是捷克人民的经典。”
伏契克（一九○二——一九四三）生在产啤酒出名的皮尔森城，是一个工人家庭的儿子，共产党员，在布拉格作报纸编辑；他写过政论，文评，剧评，关于捷克和苏联的报告，短篇小说；他乐观，勇敢，年青。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法西斯德国占领了捷克全境，这个许多人都熟悉的新闻记者忽然不见了，同时在布拉格或其他捷克的小城中出现了一个满面胡须，目光直视，谁也不认识的“荷拉克教授”。这个伪装的“教授”作出一种不问时事，不问政治的超然姿态，躲避了纳粹特务的注意。但他这时正积极参加捷克人民的独立运动，经常领导着捷克共产党的地下报纸《红色权力报》。这报纸如今在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份最大、最有影响，人人必读的报纸，那时在地下由于伏契克有力的文字也是一件最锋锐的反法西斯的武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进攻苏联，当天晚上伏契克就散发传单，阐明这次战争的意义。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斯大林向苏军发表了那伟大的演说词，《红色权力报》的读者在二十四日晚就能够读到。报纸广泛地传播着，工作也顺利进行，但不幸一件偶然的疏忽使这个“荷拉克教授”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落在纳粹特务的手里了。特务们认出他是伏契克，把他送入布拉格附近潘克拉斯地方的监狱。每天严刑拷问，叫他说出组织上的机密，他始终保持沉默。他在狱里没满一个月，纳粹匪帮在布拉格的首领，著名的刽子手海特利许被刺了，布拉格立即戒严。在戒严期内，纳粹实行报复，杀戮了成千成万的人，把海特利许被刺处附近的两个村落里狄斯和雷察基夷为平地，从潘克拉斯监狱里每天都有不少的人被拉出去绞死或枪毙。伏契克随时都有被拉出去的可能，但是特务们总希望能够从他口里得到一些重要的机密，所以他留下来没有死去。也正是在这戒严时期，一天出乎意外，一个狱里的监视人轻轻问他：“你怎么样？”伏契克回答：“我不知道。他们告诉我，我明天就要枪毙。”随后监视人说：“可能他们这样做。也许不是明天，也许迟些天，也许根本不。但是在这些时候……最好时时准备着……”他沉默了片刻又说：“万一不幸……你愿意让人向外面传递一些消息吗？或是你愿意写些东西？你要了解，不是为了现在，是为了将来，你怎么到这里来的，是否有人出卖了你，这里人们都是什么态度……使你知道的不至于和你一起沦亡……”——随后他就给伏契克送来了纸和铅笔。
伏契克在特务警察面前始终保持他的沉默，但当他手里握着铅笔，面对这宝贵的纸张时他就不沉默了，他起始向着他的同志，向着捷克人民和全人类述说狱里的形形色色，可爱的，可憎恨的，以及可嫌厌的人物，述说他伟大的思想，对于苏联的热爱与对于捷克将来的信心。他写完一些，就交给那个监视人偷偷地带出去，放在安全的地方保存起来。一直写到第二年的六月九日，特务们要把他解往柏林，他知道不久就要死去，此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写“报告”了，他用这样几句话作了结束：
“我这出戏也要终结了。我不能描写这个终结。我还不知道它。这再也不是戏。这是生活。
“在生活里没有旁观者。
“幕落下来。
“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
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他在柏林被害。过了一年又八个月，希特勒政权崩溃，捷克斯洛伐克解放，伏契克的夫人从另一个集中营里出来，找到当年潘克拉斯监狱里的监视人——他的名字叫柯林斯基——，把伏契克写的零张碎页连缀在一起，就是这部如今成为捷克人民的经典的“在绞索下写的报告”。
在五月，布拉格的大街上充溢着快乐的生活，行人都换上轻便的春服，一些商店陈列窗里摆出各色各样的儿童玩具，玻璃和陶制的器皿。有不少的人在战争时期受过纳粹匪徒的鞭打，住过特务的集中营，他们如今都快乐，健康，好像为了祖国前途无量的建设，在工作中谁也不愿意回想过去的那些阴惨而冰冷的故事。但若是偶然和他们提起伏契克，他们便立即变得严肃了。这严肃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情感：悲悼与尊敬。他们悲悼这样一个优越的捷克人民的儿子在纳粹的特务那里受到那么多难以想像的摧残与折磨；他们尊敬这个忠贞爱国的共产党人在身体难以形容的痛苦下表现了那样崇高的精神，不断地在启发他们，教育他们。我在五月中旬比较空暇的一天，在布拉格一家书店里，买到这部“报告”的德文译本。回到旅馆里就打开来读。这本书从第一页起就把我系住了，一句接着一句，一段接着一段，一章接着一章，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使我把它放下，一直读到最后的一行：“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其中每个字都放射着血的气味与忠贞的光芒。当我读完了，把窗子打开，望着布拉格大街上来来往往，快乐而匆忙的生活，“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这句代替了千言万语，作者最后的一句话不住地在我心里翻腾着。
从这天起，我得暇便想从这本书里诵读一两段，因为其中的每一段几乎都是一首美丽而崇高的诗篇。他写着监狱里的同志们怎样声气相通，形成一个伟大的集体，特务警察们是怎样灭绝人性，几个像柯林斯基那样的“监视人”怎样暗地里援助狱中的被难者，还有一些两面讨好的懦夫，“如果你要淹死了，他们袖手旁观，如果你靠近了河岸，他们向你递过来手”。他又写出许多人临死不屈的坚强。在戒严时期捷克人成千成百地被杀戮，一个革命战士在死前对特务说：“这对你们毫无用处。我们有许多人还要牺牲，但是归终被打倒的是你们……”伏契克被审问时，特务们问他：“你难道还不明白吗？这是结局了，你明白吗，你们一切都输了。”
“只是我输了。”伏契克说。
“那么你还相信共产党的胜利吗？”
“当然。”
“还相信俄国的胜利吗？”
“当然。战争不能有旁的结局。”
这样的一本书，如果把它感人的地方都记录下来，就等于把全书从头到尾抄一遍或是翻译一遍。现在我只把两段关于“五一”的文字记在下边。伏契克在狱里度过两次“五一”。第一次的“五一”时，他到狱里刚刚一个星期，被拷打几乎死去了，他写那天的感想：
“五月一日！这时候我们已经在许多城市的周围起来了，预备好我们的旗帜。这时莫斯科的街上头一批的队伍已经走向检阅场，并且现在这时有千百万人为了人类的自由从事最后的斗争，千万人牺牲在这斗争里。我是他们里边的一个。充作他们里边的一个，充作最后战争的战士里的一个，是美好的。”
一九四三年的“五一”，正巧柯林斯基值日，伏契克说，这是一个幸福。在这天又有片刻时间充作共产党的新闻记者，写一个报告叙述这个新世界里战斗力量的五月检阅。他这样报告：
“现在是我们早晨的散步。我先操练。孩子们，今天是五一，我们开始一些与往日不同的动作，虽然守卫们在惊讶。第一个动作，一，二，一，二，打锤头。第二个动作，收割。锤头与镰刀。用一些幻想，同志们就会明白。锤头与镰刀。我向四围看。他们微笑着，并且兴奋地重复这些演习。他们明白了：这是我们的五一大会，这个哑剧——是我们的五一宣誓，纵使我们走向死亡，我们也永久是忠贞的。
“回到牢房里。九点钟。现在克里姆林宫的钟正敲十下，红场上开始检阅（注）。父亲，我们跟在一起走！那里正在唱国际歌，现在国际歌歌声响彻全世界，它应该也从我们的牢房里唱出来。我们歌唱。于是一个革命歌曲跟着另外的一个，我们不愿意是孤单的，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属于那些现在正自由地歌唱而和我们同样在战斗中的人们……”
（注）布拉格时间比莫斯科时间晚一小时。
（附记）回到北京，才知道这本书有中文的译本，书名《绞索勒着脖子时的报告》，刘辽逸自俄文转译，一九四八年大连光华书局出版。这篇杂记里引用的译文，系根据德文版，并参照中译。中译本在北京的书店里很难找到，后来蒙吴伯箫同志从长春把他收藏的一本寄给我，使我能读了一遍中文的翻译，我非常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