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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铁道部材料局天津钢铁配件厂
厂长邢笑先不接受报纸批评事件的调查、处理报告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
编者按：关于铁道部材料局天津钢铁配件厂厂长邢笑先不接受工人日报批评的事件，七月二十五日本报本版曾摘要报道。下面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关于该案的调查报告，业经政务院批示同意。这一报告对于各地干部有重大教育意义，特将全文发表。
（一）事件经过
四月二十五日，工人日报登载了一封天津钢铁配件厂工人通讯员杨恩庆的来信，反映该厂领导上存在很多问题。该信登出后，厂长邢笑先不但未接受批评，纠正缺点，反大为不满，竟找工人日报记者王源至该厂谈话，冷嘲热讽，毫无原则。五月十七日，该厂在报社几次催促下写了一封回信，对通讯员报道的问题，多所解释，认为与实际情况不尽相符。邢厂长这种对待报社批评的错误态度，是完全违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为了推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本委协同铁道部派员组成监察组，于六月一日赴该厂调查。
（二）报道情况的了解
监察组深入该厂职工中听取反映并在现场调查后，证明杨恩庆报道的情况是正确的。记者王源的报道（王源的报道刊载于五月二十五日工人日报。——编者）基本上也正确，仅有个别问题的报道失实。第一是把主持管委会选举的工会组织委员写成“仓库的一个职员”。第二是报道中提到质量问题时说：“所谓质量只是要求方铁要方，不成菱形便成了。其实就是菱形也一样用。”这样的说法是不合适的。上述两点经监察组指出后，王源同志即虚心接受，并承认自己与邢厂长谈话后，也有些感情用事。邢笑先最初怀疑通讯员及记者批评动机不纯及其对待的态度均是十分幼稚与错误的。
（三）该厂领导上存在的问题
１、依靠工人阶级办好工厂的思想不明确。
依靠工人阶级办好工厂的思想不明确，首先表现在对管委会的领导上。管委会从酝酿到成立都很草率。厂的领导上及管委会委员本身对管委会的性质和作用都认识不清。管委会成立后，只开过一次会，以后就与执行日常行政任务的厂务会议合并召开，实际上等于取消管委会。管委会的决议不敢大胆的让委员到工人中去传达，怕工人委员传错，而企图以简单的行政布告来代替。管委会在开会前，未普遍征求群众意见，即有个别工人提出问题，讨论后也不公开向工人传达，只是“向原提议人作解释”。因此，许多工人反映：“管委会根本不起作用”，“只代表少数人意见”，“从来也不给我们说说，不晓得他们在搞些什么”。
其次在对待工会工作上，也同样表现了依靠工人阶级思想不明确。从工人中选举出来的工会干部，工作积极热情。邢总认为他们水平低，能力弱，办不了事，一味训斥责备，不去耐心帮助。动员放弃年终双薪时，工人对工会不满。邢没有设法扭转这一情况，扶持工会威信，却对工会主任当众训斥，打击了工会委员的情绪。邢对工会组织上的独立性尊重不够，没有认识到工会是工人阶级群众性的组织。工会用文教费买鼓、号，邢亦干涉。因此，干部怕负责任，工会遇事不敢作主，要请示厂长决定，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工会的组织。
再如对旧技术人员的团结，也反映了这种思想，如一厂工人对该厂主任万树芳、工务员仪吉明不满，提出他们不负责任，不重视工人的合理建议。邢笑先不对万、仪进行适当的教育，促其改正，反而动员工人不要提他们的意见，怕影响他们的工作情绪。
２、严重的官僚主义及家长制的作风。
邢笑先去年十二月到厂后，虽主观上是想把工厂搞好，但只是终日在办公室里布置工作，听取汇报，很少深入现场，对生产情况及工人的思想情绪不了解，连布置生产的动员大会也不去参加。今年三月全体员工大会上，工人向邢提出批评意见，邢却回答说：“我要依靠组织推动工作，我在厂内只认得各股主任，在一、二厂只认得厂主任，要我接近你们，叫我找谁？”处理问题亦十分主观和草率。例如为了想区别职工中的积极、中间、落后分子，不是从生产运动中去了解，而是让工会委员给每个工人做不公开的鉴定。不但任务未完成，且因某些工人听到鉴定里说他落后，对工会大为不满。四月份为完成垫板生产任务，不是发动职工的积极性和改良技术，而采取每日叫工人加工两小时的办法，引起工人不满。“五一”评模问题，事前无准备，无布置，临时匆忙评议，未能做到鼓励职工生产情绪的积极作用。
工人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以及有关生产、卫生、福利的问题，领导上总是拖延不予解决。例如：西厂房焖火炉是露天装置。下雨刮风，都影响工作。工人赵承淇去年底就向厂主任及副厂长建议修建板房，今年四月再次提出，至今未能解决；拔铁部拔铁机齿轮箱下没有油盒，油都流到地沟里，浪费很大，工人王希贤两次向厂主任建议铸一油盒或修一油槽，均未被采纳。今年一月工人齐建又提议用铁皮做几个油盒子，才做了三个放在流油较多的地方，但其他地方的机油仍流入地沟；拔铁部原来使用之马力电滚，经常发热要停车待凉影响工作很大。去年六月自北京买来了一个小型二○○马力电滚，一直拖到今年五月才按装上；一厂烧水锅炉太小。不够供给全厂工人饮水，半年前就向行政上提出，但至今尚未解决。因此，工人反映，“提意见也是白提，反正解决不了。”
邢笑先家长制的领导作风，亦是很严重的。工会委员、管理会委员都怕他，有意见也不敢提。对工会干部是一有缺点与错误，就严予训斥。如放弃双薪时。工会主任李士元未在厂，工会委员丁明刚没搞好工作，邢不仅对丁大发脾气，且一在追逼李，急得李哭了起来。邢跺脚说：“你怎么这样脆弱，我见不得哭，再哭我还有更厉害的办法。”这样的批评，事实上是打击了干部的情绪。因此，工会干部都表示：“怕工作两头不讨好，不愿意干”。
（四）邢笑先的转变
邢笑先在监察组初去时，一再强调：配件厂是敌伪留下的烂摊子，缺点是不可免的；前任军事代表张鹏在时，工作就搞得很乱；主观上是想搞好工作，亦努了一把力，整顿了组织，但尚未整理好，记者就来批评，亦没有给工厂指出个方向。总的说来，当时邢对报社的批评仍然不肯接受，并怀疑记者的报道动机不良。谈话中特别强调其“依靠组织，逐级负责”的工作方法是完全正确的。根据这种情况，监察组就决定先深入现场，了解情况，然后再从领导思想上来解决问题。经过两天调查，证明该厂情况确实严重。第三天即开始找邢谈话，首先指出：杨恩庆的报道是正确的，记者的调查报道基本上也是正确的。批评的动机和精神都是好的，对工厂工作改进有积极作用；工作方向要从检讨中获得，借口记者只是作了批评，没有指出方向，拿不出办法而不肯接受批评是错误的；检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时应该着重主观方面，不应强调客观原因，如管委会、工会工作没有搞好，就应先从领导上去检讨。并着重指出：“报道中所提的问题仅是一部分，主要的问题还在于领导思想与工作作风上”。并列举了一些例子，说明其过去处理那些问题有缺点，有错误，应该怎样做才能收到好的效果。采用了分析，批判具体问题的方式，帮助他认识错误。两次谈话中，邢笼统的承认了一些缺点，例如自己脾气急躁，对待工会干部态度不好，批评多，说服教育少。对管委会的作法不是大胆放手，而是小手小脚等。但仍强调客观情况和主观动机是想搞好工作的。对于领导思想与作风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当时仍未认识到。邢曾表示：“工作干不了，身体不好，要求上级调动”。并提出：“大家都不同意我的看法，那我就承认错误。上级怎样处分都可以。”对于自己的错误开始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消极态度。
研究了这种思想，遂继续找邢谈话，一方面指出对待问题必须虚心冷静，不同意见可大胆提出，但应该面向真理，正视现实。检查工作，主要是吸取经验，教育干部，而不应首先考虑处分问题；另方面肯定其工作动机是好的，也做了若干工作。但主观动机想搞好工作，并不等于工作就作好了。检查工作并不是检查动机，也不是检查作了什么，而主要是检查作得怎么样？例如“依靠组织，逐级负责”的工作方法，原则上是对的。但工会垮了，管委会不起作用，各级干部不敢负责或不负责任，而领导上又不深入现场了解情况，只听取汇报，事后亦不检查。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依靠组织，逐级负责”的工作方法，实际上成了一句空话。另外，又把调查的具体材料给他看，并介绍他阅读一些有关文件。这一期间，邢笑先的思想斗争是剧烈的，情绪上亦十分苦痛（据了解当时他常打强心剂、吃安眠药）。经过了五次谈话后，邢笑先才开始承认自己依靠工人阶级思想不明确，有家长制作风。此时，邢已主动找监察组谈话，力求改正错误，要求向全厂职工公开检讨。七、八两日，邢整天写反省提纲，通宵不眠。有些问题想不通时，就要监察组帮助他分析。提纲写好后，邢又要求预谈一次，首先，他承认“到厂后主观上就认为工会干部不中用，想把他们改选掉。因此，一方面苛责甚至打击工会干部，一方面限制工会干部的活动。否定、抹煞工会工作的成绩，只看见它的缺点。成立管委会，不仅是草率而且是由于铁道部材料局二月份有个指示，要在最近时期内建立管委会，为了完成任务才匆忙建立起来，并不是为了实行民主管理和感到工作上需要。因此，选举前就认为选不出真正能办好事情的委员来”。其次，他认识到自己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及家长制的作风，并说了许多具体事实。如工会根据工人要求用工会文教费买了鼓号，未告诉他，他就责备李士元独裁，斥李没有群众观点。天津地区工会通知准备“五一”游行的文娱节目，他在北京，李士元即通知一、二两厂工会组织工人在业余时间练习秧歌。他回厂后，不问清底细，就打电话讽刺李士元说：“工会主任，我向你请示，五一游行是谁叫你搞的？我怎么不知道？你随便把厂里五百多人带出去，行吗？你要负责！”李正要解释，他却把电话挂上了。关于“依靠组织，逐级负责”的工作方法，他也承认“只是片面强调，并错误地把它和深入现场，了解情况，对立起来看。半年以来经常感到工作推不动，却没有认识到应该很好的走群众路线，在生产中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相反地是抱残守缺，离开了群众，离开了生产来整顿组织，结果一个组织也没依靠上”。报道问题。他承认“当初对待通讯员及记者的态度是错误的，只从枝节问题上去争执，不从批评的基本精神上考虑”。谈话中，表示完全接受报纸上的批评，同意工人日报编者的按语（工人日报于五月二十五日刊出该报记者王源的报道时，编者加上按语，指出邢厂长对待报纸批评的态度是错误的。——编者），并感谢通讯员、记者及监察组的帮助。他说：“如果没有通讯员及记者的批评和监察组的耐心帮助，配件厂的工作不会改变，个人的错误亦不可能改正。发展下去，对工厂、对个人都是十分危险的。”此时邢笑先已经改变了消极的情绪，流露出积极愉快的心情，对配件厂的工作亦有了信心。这对于主观性很强而又相当自以为是的邢笑先同志来说确是不容易。因此监察组一面给以鼓励，一面指出这仅是开始，重要的是如何把检讨的精神贯彻到工作中去。十日下午，邢笑先终于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公开检讨，承认错误，并表示“今后一定放下官僚架子，深入现场，和职工同志紧密的联系起来，共同把配件厂的工作搞好。”
（五）处理意见
邢笑先抗拒工人日报的批评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是与其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不相信群众，自以为是，不爱学习，老一套作风分不开的。但经过此次揭发批判，邢已从思想上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作了比较深刻的自我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错误，搞好工作；同时，邢笑先主观上确是想把工厂办好，也作出了一些成绩。配件厂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是由于领导方法不对头，另一方面工厂条件差，缺乏工厂工作经验，以及上级领导帮助少，亦是事实。为此，本委决定对邢笑先免予处分。
（六）几点建议
对该厂在最近期内的工作，有如下几点建议：
１、党、政、工、团统一步调，集中力量，面向生产，展开新的生产运动。注意节约，防止浪费。
２、健全管委会、工会的组织，认真搞好管委会、工会工作。明确行政和各种组织的相互关系。实现工厂管理民主化的方针。
３、工人所提出的若干合理化建议，特别是关于生产与劳保问题的意见，应认真研究讨论。凡是正确的并能够办到的，应立即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必须向工人解释清楚，要切实铲除拖延不理的不负责任态度。
４、此次调查中该厂领导上反映铁道部有关部门如材料局及直属工会等对他们的帮助是很不够的，“要求多，给得少。”希望今后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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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安铁路分局接受批评不严肃
莲花寺石场包商依然克扣工人
当地政府及人民监察机关应迅速切实处理
编者按：六月十四日本报发表“西安铁路分局官僚主义的恶果，莲花寺石场连续发生事件”的消息后，该分局代理局长袁伯扬、副局长王志恒、军事代表杨树生于六月二十三日致函本报，表示诚恳接受批评，并提到“包商额外剥削工人的问题已初步纠正。”六月底，据称该分局党代表会上对这一问题也曾作检讨。但是，八月六日本报又接某军炮兵团政治处及陕西省华县县工会联名来函，反映莲花寺石场包商额外剥削工人的行为仍未停止，西安铁路分局对此问题并未彻底解决。莲花寺石场包商对工人的剥削是一种残酷的封建性质的剥削，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所不容许存在的。我们希望西安铁路分局领导方面、当地政府及人民监察机关对此问题加以检查，迅速切实予以解决，坚决维护工人利益，对不法包商应进行必要的教育或处分，追回所获得的不法利润。同时西安铁路分局，在此次整风运动中，应进行严肃的检查，对薛世俊这样的干部，应给以严厉的处分。兹将某军炮兵团政治处、陕西省华县工会的来函公布如下：
编辑同志：
关于莲花寺石场问题，六月份人民日报曾刊登陈迹同志报道，提出批评。但据现在了解除损害群众青苗问题已处理外，西安铁路分局对取缔包商剥削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莲花寺包商剥削工人的手段很残酷，工人普遍反映说：“全中国都解放啦，就是莲花寺没有解放！”
今年麦收前，莲花寺石场二千九百多工人，操纵在殷钰成（钰记）包商和李德荣（荣记）包商手里，受着严重的剥削。他们两家包商各有一千二百工人，其余尚有四百余人是民工。工人是以灾区逃来的难民为主，以三百余老工人为基础组成。在今年三月至五月的两个多月时间内，“钰记”和“荣记”两家工人往往作了几个月的工，不但没有分得工资，反而欠了包商的面粉，个别人还被包商把被子行李扣下做为欠账的抵押。工人受不了这样严重的压榨，至五月麦收时，很多人不算账就走了，钰记、荣记两千五百多工人，当时只剩下八百多人。工人走了之后，包商把工人的工具据为私有，他们支配着这批工具，再发给新工人，又扣工人的工具费。当时，路局为了顺利完成雨季防洪任务，赶制了一批工具，无代价的借给包商铁链子二百条，踏板一百块（板一块价值一百一十五斤十一两面粉，铁链子一条八万元）。而包商得了这些工具后，又变成了私产，仍按每方石头向工人扣工具费二斤四两面。按最低的计算，钰记包商二十四个管理人员，每日所得工具费合面粉一千五百余斤，每人平均五十斤。
今年三月间，西安路局材料处秦代表曾与包商订立合同，规定包商之管理人员日得工资（除生活费外）不得超过面粉八斤至十斤。但这种规定并未实现，包商仍继续对工人进行封建剥削。石场副主任薛世俊接受包商郭鸿俊贿赂，与包商串通剥削工人。薛从西安买回飞轮香烟一百包，买时每包一千余元，交给郭鸿俊按二千五百元一包卖给工人，从中获取厚利。今年三至五月间，包商郭鸿俊约两个多月没有给工人开支工资，工人要求算账，结果算出郭欠工人工资五十五袋面粉，副主任薛世俊不但不督促郭把工资发还给工人，反而出头包庇，代表郭召集工人代表算账，把郭欠工人的面粉，一笔抹去，反倒算成工人欠郭一千余斤面粉，并强迫工人代表签字，但工人代表坚决的拒绝了。后经军事代表王保全直接处理，郭才把所欠五十五袋面粉发还了工人。
莲花寺事件发生后，郑州铁路局政治部宣传部秦部长和西安铁路分局王副局长在五月中前往该场处理包商对工人严重不合理的剥削问题时，曾决定从包商利润中，每方石头退回半斤面，作为今后工人福利基金，以六万五千方石头计，应扣面粉三万五千斤。但直到现在还未进行处理。
我们建议西安铁路分局迅速处理下面几个问题：一、将工人所遗留下之大批工具，从包商手中收回，作为该场的财产，由石场工会适当的合理的支配使用。二、迅速实行麦收前秦部长关于从包商利润中每方石头扣回半斤面粉，作为工人福利基金的决定，并将该项面粉交给工会，举办工人福利事业。三、将无息借给包商的二千六百万元工具费，无条件收回；并停发包商工具费。另外，建议华县领导机关，加强对莲花寺石场的领导，并协助建立莲花寺工会组织。
某军炮兵团政治处
华县工会 同启 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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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用职权侵犯私人航业
吴家瑛撤职查办
【本报讯】天津航务局航务科长吴家瑛，系解放后的留用人员，思想落后，严重存在着国民党时代的恶劣作风。天津市军管会及中央交通部批准发还上海私营大公轮船公司之大公轮时，吴家瑛瞒上欺下，假公济私，滥用职权，侵犯私人营业。事实经过如下：大公轮（总计一七○吨）原被国民党匪军劫扣，于一九四九年东北解放后开至塘沽，由水上公安局代管。原船主赵文钦请求发还。经天津航务局请示天津市军管会及中央交通部，于一九五○年批准发还原主。在赵文钦办理领船手续的过程中，吴家瑛曾代赵找大华企业行出具担保，并代办其他手续，因而取得赵的信赖。赵即遇事托吴，而吴便事事包揽。赵于二月去上海前，托吴代找船长，照顾修船事宜，并嘱其副理安茅良遇事与吴商量。吴即乘机揽权，安插亲友，介绍车开文管账，田春城（车之内弟）管伙食，刘凤鸣当大副，办公地点亦设在车家。起初吴遇事尚与安先谈后办，后来则先做后谈，最后便自己作主，不再找安。赵文钦原拟雇船员十六人，当赵于五月二十五日回津时，已雇用船员二十三人之多。本来舱面船员可在开船前一星期找妥，而吴却在一个半月前即找妥，并叫他们上船。舱面用具和修船零件亦由吴代为购全。船员薪金吴亦自行拟数借发。开支发生困难时，吴即向航务局干部借款一千二百多万元。赵自上海汇来的款项与现在所欠款项，共达一亿三千万元之巨，均由吴经手账面并有一百万元的差额。自赵回津后，再三示意要吴交账，要车、田去赵处办公，但吴拒绝交账，车、田亦不去赵处办公。刘大副有事仍请示吴，使赵大为不满。赵委托航务局塘沽办事处主任钟福镜转知吴交账，而吴竟表示曾向大华企业行作保，责任重大，所以必须自当经理，并以车开文为副经理，始能交账。直到六月二十四日航务局塘沽办事处主任钟福镜向该局报告后，吴始将账交出。天津航务局发觉此事后，即于六月二十七日宣布将吴家瑛停职，令其反省，并向有关方面调查。结果证明属实，但吴反省极不坦白，天津航务局遂于七月五日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将吴家瑛撤职，并移送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刘森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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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园地
共产党员违犯法纪同样得受法纪制裁编辑同志：
平原省交通厅所领导的平原汽车运输公司，自一九四九年成立以来，业务的进展很少。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该公司内部党群关系很不好，非党人员大部抱着“少说话为妙”的态度，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发挥，因此使工作受到了不少损失。
譬如去年冬季，公司发现了交通厅调来的郭长和（中共党员）同志的贪污事件，便召开了反贪污大会。郭长和在会上坦白承认了贪污事实，说出了贪污物资和金钱的数字。可是这个案子，就此了结了，郭长和并未受到应得的处分，并未偿还贪污物款。后来，在一个评薪的小组会上，有人追问起这事来。另外一位党员同志回答说：“郭长和的事，党已经处理了，非党员不必过问。”我认为：郭长和同志的错误，党内是应该给以处分的；可是党的处分并不能代替行政及国家法律的处分。公司领导上既不责令郭长和偿还人民的损失，又不在大会上向群众说明处理经过，就这样了事，这是不应该的。
可是，后来，公司又发现事务员任可富贪污及售票员李寿延丢款二十万元，保管员魏金兴丢了十四盘马车上用的珠子等事件。他们三人都不是党员，所以有人提出要把他们送公安局、送法院。公司召开大会时，经理说：“他们使人民财产受到损失，一定得赔偿！”至于送公安局、送法院事，后来因整党学习关系，便搁下来了。
这两件事实说明了，该厂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在处理上是有偏差的。因此使公司里许多非党员的职工，有意见不敢提，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
我认为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犯了错误，应该同样的受法律和行政的处分（党员当然还要受党纪处分）。同时，我要求领导上追究这件事情，以便正确党群关系，改进领导，以利工作的推进，很好的完成国家的运输任务。
赵纯一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章关于党员义务的第四项规定：“模范地遵守革命政府和革命组织的纪律，精通自己的业务，在各种革命事业中起模范作用。”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做了违反政府法纪的事，不但要受党的纪律处分，还应受到政府的法律制裁；因为共产党员是站在人民之中，而不是站在人民之上的。如赵纯一同志来信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平原运输汽车公司对犯法党员不予行政处分，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样会严重地影响党群团结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而妨碍了工作的进展。希望平原汽车运输公司党组织和其上级党组织迅速检查、纠正这件事情，以改善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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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园地
统一战线不是无原则地迁就
绥远包头市邮政局业务组长张鸿钧（留用人员）吸食鸦片料面，今年四月间贪污公款二百三十六万零八百元。邮局领导上（局长请病假，旧人员代理）发现后，竟向局内全体职工发动“募捐”运动，以弥补亏额。邮局中共党支部的负责同志对这样的行动，不但不向张提出严格批评和向领导上提出正确的处理意见，反而自己也捐了钱。结果，全体职工共摊款一百四十八万元。张本人却不出分文。市委发现后，责令该支部负责人讨检。他们却认为：“张鸿钧家有老婆孩子，生活很困难。大家都拿钱，自己不拿不好看”。他们认为自己拿钱和张贪污是两回事。其他党员虽没拿钱，但说：“谁有钱谁拿，管他们呢？！”局内职工对此极为不满。有一人找我们的同志说：“给张鸿钧拿了钱，我父亲骂了我一顿。他说你帮助人，谁帮助你？我要抽条子了！”其他人说：“张鸿钧贪污，叫我们替他摊款，真是岂有此理？！”我们的同志向群众解释说：“你们已经拿了就拿了吧，大家要是都抽条子的话，那就抽翻了。”这些同志所以这样作，据说是“怕影响了统一战线”。后经包头市委进行教育，支部进行了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已有初步觉悟。违法贪污者，也已送法院依法惩办。（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来件）
编者按：从本文可以看出：我们的个别支部与党员对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团结非党人士、团结留用人员的号召的了解是有很大偏差的。我们反对某些支部与党员对党外人士与留用人员采取排斥与歧视的态度，主张与人家诚心诚意地与他们团结合作。但这一切是为了群策群力，彻底实现共同纲领；而贪污行为则是违反共同纲领的（共同纲领第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党员不仅不应帮着捐款弥补贪污款项，而且应该积极揭发批判贪污行为，以维法纪。对于家境十分困难的工作人员，亦应由大家自愿资助，任何人无权摊派。募款填补贪污款项，等于鼓励贪污行为，这是完全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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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园地
北京市电业局揭发集体贪污案
案犯刁显章等七人已送法院
北京电业局最近揭发了刁显章等七人的贪污案。事实的经过是这样的：
北京电业局核算股职员刁显章、任长源、蔡云龙及收费股职员孙世贺、朱连启、孙顺城、李宗庭等七人，均为留用人员，在日寇统治时期经常合伙进行贪污。一九四九年二月北京解放后，他们仍不知悔改，利用职权作犯法行为，经常盗用贪污国家财产。自一九四九年三月起至同年八月止，共计贪污十七次。贪污数额如按电价折算，共为五万一千余度，约合小米五万一千余斤。
该案是由收费股孙世贺于今年三月至六月在中共北京市委干训班学习期间坦白揭发出来的。孙世贺在解放后，经过长期的学习与改造，政治觉悟提高，参加了青年团。但仍因碍于情面而未能将该案早日揭发。今年参加市委干训班学习后，该员始将思想搞通，自动检讨出曾于去年三月间与核算股刁显章、任长源及收费股朱连启、孙顺城等集体贪污八万余元（当时折合小米五千余斤），他本人分了一万元赃款。北京电业局负责同志根据这一线索去找刁显章等四人谈话，从他们自相矛盾的谈话中，追究出集体贪污的实情：核算股刁显章等滥制收据，由钢印管理员孙顺成私自盖印，再由收费员李宗庭等以欺骗手法留下用户的收据。这样他们便将收到的电费私吞了。
北京电业局为了弄清全部事实，已将他们转送法院处理。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都在进行精简节约运动，而我们国营电业中仍有贪污事件发生，并且经过了一年多长时间的隐藏与掩盖之后，才由个别的觉悟分子坦白出来。这是领导上疏于检查的结果。希望电业管理总局根据这次揭发的集体贪污案的材料，在干部中进行教育，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精简节约的指示，发动群众进行检举，以消灭各地电业中的铺张浪费与贪污现象。
燃料工业部通讯组
编者按：刁显章等的集体贪污案，说明了北京市电业局对于旧的制度未作彻底改革，致使贪污分子仍和过去一样，制造假据，从中舞弊前后贪污小米五万余斤，而未被发觉。这种恶果是由该局领导上的严重官僚主义造成的。因此，我们希望该局领导同志在这次整风中进行深刻的检讨，严格经济手续，改革旧的制度，并应切实认真的教育与改造留用人员，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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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园地
“有了自己的政府，啥难关都能度过！”
记息县郑汉甫乡长领导群众度水灾
河南息县张陶区曹岗乡，是水灾最严重的地区。
该乡位于沙河北岸。全乡共有十四个村庄，二千三百八十人，地四千九百九十九亩。今年六月间连日大雨，河水上涨，把堵水的闸口冲坏，并冲断十二块闸板。乡长郑汉甫为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急忙动员了一百八十余人，用芦席、梁木、麻袋、土坯、石条、绳子等物，修筑了一丈八尺高、六尺宽的闸口。其后又接连下了几天暴雨，沙河河水大涨，该乡十四个小庄中有九个都低于河堤一丈左右。郑乡长非常焦急，即把群众组织起来护堤。他带着十二个民兵在雨水中放哨看埂，曾有十二夜没有好好睡觉。有一天夜里，四十七个口子被水冲开。他领着三百多群众，用了九百七十多棵树，三百二十多根梁木，四百八十多付门板，堵住了水流。谁知第二日水势更凶，一下冲开了一个宽约两丈的大口子。他看着群众都抱着被子牵着牲口，向高地上跑，把他急得哭起来。但他想：光哭不是办法，就动手用六个大席连起来，并和村民梁鸿彬一起跳下水去，想用席子挡一下，使水流的慢点，好让群众堵口。谁知水深势急，把他们打走了。站在埂上的群众看见这个情况，顿时有十几个人亦奋不顾身的跳下水去，把他俩救上来。
郑汉甫到岸上后，看到水灾已成，没有休息一会儿，即涉水到岳城请来了两只大渡船和三个小划子，把人及牲口都抢救到五个高岗的村上去。岗上人在乡长的动员下，认识了天下穷人是一家，不但帮助抢救，而且找房子给灾民住，并借给粮食吃。
受到水灾的九个村，庄稼都被淹死、冲走，房屋尽都蹋倒。这时群众非常焦急，认为只有逃荒。
郑汉甫乡长把群众抢救到岗上后，一夜没阖眼，想着善后的办法。天未发亮即涉水跑到四十五里地以外的区政府请示处理办法。区政府立即派人前往安慰灾民，一面请示县府，将该乡公粮四万五千斤全部免征，另发给救济粮三千斤，贷给种籽二千斤，贷款二百九十万元。灾民在洪水未退走前，即派人坐船到新蔡县买回荞麦、谷子、绿豆、萝卜等种籽。等水刚退去，就在淤泥上播种，连一块地也没有荒。因淤泥很肥，禾苗都长的很好。秋收有了指望。
抢种工作完成了，郑乡长又带头动员群众，将那个危害人民的大河口子修理好。
灾民回到村子里以后，着手重修家园，每户都盖起两间棚子暂住。为解决目前的生活困难，他们又在郑乡长的具体帮助下利用政府的二百九十万元贷款，自由结合成互助组，分别去贩粮食、贩柴、贩瓜、贩陶器。他们都在“省吃俭用”的原则下，维持着生活。
群众看着自己的庄稼都长的很好，又有政府的贷款，提高了生产度灾的信心。老百姓都说：“咱们有了自己的政府，啥难关都能度过”。
岳鸿亮
第3版()
专栏：
毛泽东号（中篇连载）
丁克辛 轻影作 庄言插图
五、“朱德号”挑战
“司机长，听说有人要跟咱们挑战哪？”司炉胡春东找到李永这么说。
“谁说的？”
“人们都在说，你还不知道？”
李永不是不知道，他正发愁哩：真的要来了挑战，怎么回答人家呀？车上的人都不一条心。
果然有一天，“毛泽东号”入库乙检（注一），车上工友正帮助机器房进行检修。老圣人郑笃恭急忙忙地跑进车库来，手里拿着一封信，大声喊：
“老商！老商！”
人们听了这一喊，都停了手里的活；一见有信，马上围上来一圈，七嘴八舌地说：
“快看快看！”
“莫非真来啦？”
老商却不带劲地慢吞吞接过信，看完了把嘴一咧，伸手对老英雄说道：
“给你给你，吃饱了胀的慌，没事找事哩！”
这老商叫商宝恒。瘦高个子，白净脸，大分头。三十多岁，上过高小。“毛泽东号”顶数他文化高。是个老司机，开车漂亮：不管是开是停，叫你在车上一点也觉不出，汤水放在车上，稳稳的晃都不晃。站台上的旅客一行行站了队，他把车开进来，能叫每辆车的上下口都对准一行行。旅客不用挤不用嚷，从容地上下就是了。
大伙儿着急地嚷道：
“商大车（注二）怎么回事？你怎么不说呀？”
老英雄赶紧接过信，看完说道：
“当真来啦，是朱德号给咱们的挑战书。”又对商宝恒说道：“老商你文化高，先给大伙念一遍，让大伙听听。”
大家催老商快念，他还是慢吞吞的。
但到底他把挑战书念了一遍：
信是“朱德号”机车的特等英雄郭树德出名写的，大概意思是：“朱德号”在东北是第一个实行负责制的，现在“毛泽东号”也实行了，老英雄李永又当了司机长，所以要来个友谊竞赛。竞赛条件是：
第一、不光包乘，还要包修包检，真正做到三包负责制；
第二、省煤省油，不出责任事故；
第三、日车公里逐渐提高。……
注一：机车每跑四、五千公里，需要清洗一次锅炉，走行部分和汽室汽缸等进行检修，这叫乙检。还有甲检丙检。乙检需要两天时间。
注二：大车是司机的别称。（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