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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密切结合检查工作开始整风
东北贸易部检查贸易计划
明确认识了过去偏差已拟订改进办法
【本报讯】据东北日报消息：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根据东北局关于整风应着重解决当前贸易工作中关键问题的指示，已开始结合工作进行整风，并初步解决了贸易工作的计划问题，使领导思想较前明确，为今后加强贸易计划性打下基础。
该部整风系贸易部长亲自领导，从局处长和东北一级专业公司经理以上干部开始，经过文件学习及酝酿研讨，确定整风主要解决四个有关政策思想及作风问题。即：一、贸易的计划问题；二、价格政策问题；三、国营贸易本身的经营管理及经济核算问题；四、公私关系问题。
首先检查贸易计划，八月初旬，已告一段落。该部检查结果，认为贸易工作中有关计划的政策思想问题所发生的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对基本情况研究不够贸易计划缺乏准确性
一、贸易部对工作中基本情况研究不够，重大情况发生变化时又没很好的掌握，致使贸易计划缺乏准确性。如以关系城乡内外贸易最重大的粮食购销计划为例，去秋各地对土改后粮产增加估计不足，因此把国家购粮计划定小，而农民卖粮结果，大大突破原定计划，使国营贸易的物资及货币供应计划破产，工作被动，到处发生货物供应不及时及品种不全的现象。待今春关内粮食困难已基本解决，物价平稳，市场发生变化时，贸易部又未很好的研究新情况，未及时提出改进粮食工作的意见，五月间粮食一度停购，影响了农业生产及城乡物资交流。又如今春关内物价下降，市场起了变化，该部又未作及时深刻研究，没有充分认识到全国市场变化对东北市场所发生的影响，而原按全年计划物价上涨百分之二十来制订的卖钱额，本应在市场变化、物价平稳的情况下予以修改，但该部并未及时修改，致实际卖钱达不到计划要求，领导上却仍按原定计划要求下级完成任务，结果不但任务未完成，反而造成下级工作中的困难及偏差。这也是贸易部在领导作风上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主要来源。
经过充分讨论后，已认识到：目前的国营贸易正面对着这样的情况：国家有计划的进行经济建设方在开始，全国经济情况复杂，变化很大，广大自由市场存在，小生产者的生产、需求不易做准确的了解，而中国的对外贸易又受若干因素的影响。因此，今后在制订与执行贸易计划过程中必需对这些复杂情况做更多的了解，加强对各种基本情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并对各种重大情况发生变化时很好的掌握。首先是对城乡交流、内外交流情况的调查研究，以及结合各部门对工农业生产及变化、城乡人民需要及变化、城乡购买力及变化做系统的调查研究，以为拟定和适当修正计划的依据。这是做好贸易工作的基本关键。根据这样的检查及认识，贸易部已决定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指导，充实某些部门的调查研究机构，并加强对完成国家贸易计划的组织性纪律性。
商品流转环节未能紧密衔接
二、贸易部及所属专业公司在执行计划中对商品流转的全部过程考虑不周，未能充分分析研究完成计划的必备条件，使商品流转的各个环节不能衔接，致影响全盘贸易计划的实现。以土产公司采购活猪、鸡蛋为例：在确定活猪收购计划后，缺乏接收、饲养活猪相衔接的计划，买了猪没猪圈养，发生大批死亡现象。鸡蛋有了收购计划却没有建设储存鸡蛋设备的计划，以致发生大量鸡蛋变质、腐臭的事。其他公司业务中也有类似现象。因此使贸易工作被动、商品资金积压、发生不必要的损失浪费，妨碍了商品的正常流转和计划的实现。发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是贸易部对所属专业公司在这些具体计划方面缺乏严格的要求与监督检查，没有及时指示各公司研究商品流转的规律及完成计划所需的各种条件。
该部提出今后各级贸易组织应加强对商品流通全盘过程的研究，周密分析每一项计划实现所需的各种条件，按照总计划的要求，在执行计划的各个工作环节间加强与推广合同制，做到每一项商品自采购、运输、接收、保管、加工、调拨、出销都有整套衔接的计划，并要有与之适应的财务计划。以此方法克服贸易工作计划不周的严重现象。
存在单纯回笼思想致使工作发生偏差
三、现金计划不周，领导上存在单纯回笼思想：该部检查现金回笼计划时首先肯定：由于物价稳定的要求和工业建设需要现金的要求，贸易部应担负一定的现金回笼任务。但回笼任务的大小，应由国营贸易卖钱总额减去开支总额来表现，它是商品正常流通的结果。只有在完成商品流转计划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回笼任务。而半年来，贸易部的领导思想上对此点认识不足，单纯的强调下级必须完成回笼任务，并当情况变化、物资来源发生问题，物价平稳，回笼差额自然减少时，贸易部门亦未主动提出适当修改回笼计划，并在思想上企图以主观努力争取扩大卖钱额来保证计划的完成。在领导思想上对单纯强调回笼可能发生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因之对下级采取过高的要求，这就促使工作中发生若干偏差。如百货部门为了完成回笼采取了不正常的经营方法，把稍过一时即可销售的货物当做冷货贱价出售，国家财产受了损失。甚至在业务经营上未能规定相当范围，影响到公私兼顾政策的贯彻，且使贸易部本身资金周转不灵。在一个时期内，现金缺乏，使东北市场的城乡交流陷于停滞。该部自第三季度起已纠正了单纯强调回笼的思想。
该部整风在结束了对于贸易计划问题的检查后，即根据检查工作结合改进工作的精神，作了关于编制东北一九五一年计划的指示，并开始对贸易工作中另两个重要问题——公私关系及价格政策问题，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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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汽车工业会议闭幕
对建厂生产等问题提出初步意见
【新华社十六日讯】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八月二日召开的汽车工业会议，已于十二日闭幕。会议研究了汽车工业的现况，对新厂建设的厂址，建厂时间和步骤，车型、产量、设备的调配与订购，现有配件厂的统一领导，拖拉机的制造，技术人员的吸收和训练等问题，均讨论出初步意见。这些意见将提供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作进一步审核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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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西省营蛋业公司
不管质量盲目生产
积压不合规格蛋品十六万余磅
【本报讯】据东北日报消息：辽西省营蛋业公司，由于领导干部存在官僚主义，致今年三月开工以来生产的二十三万零二百磅蛋黄中，有十六万一千八百磅不合规格，占总数百分之七十。原来该公司自己没有化验室，所出产品，均须送往天津化验。五月中旬将制出成品交给经理科长负责寄往天津化验。但他并未立即寄出，在办公桌里放了三天，又交给供销科经理股长寄往天津。而该经理股长将样子又压了一个多月没寄走。在这一时期中，该公司领导上不但没有追问过样子是否寄去化验了，而且盲目的指示打了四百九十八万蛋。结果制出的蛋黄全部不合规格，加上以前生产的，计有十六万一千八百磅不合标准，现在全部积压在仓库里。每磅按十四万五千元（东北币）计算，合计积压资金二百三十四亿六千一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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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土改后经过两年大生产运动
东北消除夏季缺粮现象
【新华社沈阳十二日电】今年夏季东北广大农村的农民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往年青黄不接的缺粮现象。这是东北农民在土地改革以后经过两年来大生产运动的成果之一。北满黑龙江、松江、吉林三省现在村村户户都有余粮。很多地区的农民今年还有余粮出卖，以便购买生产和生活必需品。据松江省最近的估计：该省农民今年还有余粮六万余吨。吉林省榆树县五千四百五十余户的黑林子区，平均每户存有余粮一石以上（每石五百斤，下同）。东北区粮食公司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四月，已收购了农民的余粮达一百七十余万吨，超过原购粮计划的一倍。但至今各地农民手中还有大量余粮待售。该公司自六月份开始继续购粮以来，仅一个多月内即已购到粮食十一万余吨。
东北农村在土地改革以前，由于受地主和伪满时期日寇的残酷剥削，不论如何丰收，每年六、七月间粮食均感缺乏，在此期间农民大都以野菜、树叶和糠麩等充饥。土地改革以后，由于农业生产的逐渐恢复和发展，农民夏季缺粮的严重现象已逐渐减少，但还需人民政府每年发放一批贷粮始能度过。在今年，这种情况已大大改变。在繁忙的夏锄季节里，乡村大道上过往粮车络绎不绝，集镇上各种待售的谷物充满了市场。辽东省西安县夏锄期间一个月中，农民通过合作社出卖的粮食，即有六十三万余斤。
由于东北农民积余大批粮食，因而生活也大大改善。黑龙江省讷河县双泉村李金章互助组因土地改革后实行精耕细作及扩大耕地面积，去年平均每个劳动力收获了五十余石粮，在今年夏锄中，几乎顿顿吃干饭，而且家家有余粮。松江省阿城县农民曹福六口之家，土地改革前每年粮食吃到四月就完，今年到七月中旬铲完地后还剩三石粮食。吉林省舒兰县东孤村过了十余年乞丐生活的董兰臣，如今生活也和其他农民一样富裕，现存在仓中的粮食有二石多。由于粮食的充裕，各地农民的人强马壮的愿望已经实现，因而保证了今夏多铲多趟计划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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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土改后加强劳动互助改进农业技术
东北农村十万剩余劳力 转入工厂矿山生产部门
【本报讯】据新华社沈阳讯：东北农村半年来约有十万剩余劳动力转入工矿生产部门，这是由于土地改革后加强了劳动互助组织，改进了农业技术的结果。辽东省庄河、新金、复县三县，有五万余农民参加了鞍山钢铁公司、本溪煤铁公司和附近各工厂与矿山的工作。辽西省若干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除参加私营企业生产外，由该省劳动局介绍至阜新煤矿生产者约万余人。松江、吉林等省转入地方工业及国营矿山、林场生产的农民也为数不少。
有两千余个互助组和两万余个插犋组的庄河县，近两万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转业后，他们分得的土地都交给互助组或插犋组代耕，把自己在工矿生产中所收入的一部分工资寄回，作为代耕者的酬金。这样既不荒芜土地，又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这些已转入工矿业生产的农民，大都热心学习并初步掌握了工矿生产技术。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业，是在东北人民政府统筹之下进行的。主要是由各级人民政府的劳动部门和工会，根据各地工矿企业所需要工人数量和当地劳动力的剩余情况，有计划地进行招聘，从而避免了各工厂矿山自行招工和各地农村自行组织剩余劳动力的盲目性。辽西省阜新、兴城等县人民政府，并采取了与需要工人的厂矿订立合同的方式，效果更好。按东北工矿业在恢复和发展中，需要增添工人的数量颇大。在今年第一季中，东北各地流散工人参加东北工、矿、林等业生产和修建工作的即有二十多万人。随后，东北人民政府除努力在关内完成招聘技术工人的计划外，并在农村中动员大批剩余劳动力，参加工矿生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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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健全机构加强干部配备
中南完成上半年税收任务
单纯任务观点和漏税现象还要克服
【新华社汉口十六日电】中南区由于健全了税收机构，加强了干部的配备和对税收工作人员教育的结果，今年上半年的税收任务已胜利完成。
三月份以前，中南区税收工作是各项工作中较弱的一环。税收机构极不健全，干部又少而弱，加上各级政府的负责人一般存在轻视税收工作的思想，放松了对税收工作的领导，以致各地普遍发生严重的漏税现象。整个中南区的税收额自一月份旺季过去后就一直下降，三月份入库税款比一月份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一点一九。在征收固定工商业税方面，则因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偷漏现象十分严重，因而产生了相当普遍的畸轻畸重现象。自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后，中南区各级人民政府为坚决执行这个决定，以便争取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当即着手加强了对税收工作的领导。各级人民政府都抽调了一部分主要负责干部，根据税源的分布情况，有重点地建立税收机构和加强原有机构的干部配备。目前全中南已建立了六十九个税务分局、五百零二个县局，约两千个税务所，共有税收干部两万八千六百三十三人，比年初增加了八千八百五十三人。同时各地税务局并用轮训或组织在职干部学习的方式训练原有的税收工作人员，对于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分子则进行了必要的洗刷，因而使人民政府的税收工作人员初步树立了廉洁奉公的作风。经过这一番整顿后，中南区税收自四月份起即逐月增加，尤以华南增加得最为显著。广东、广西两省和广州市的税收六月份即比一月份增加了四倍以上，占中南区六月份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
与整顿机构、加强干部配备同时，各地税务局又依靠群众，加强缉私工作。在对固定的工商业税的征收方法上，也由单纯的民主评议的办法，改为民主评议与重点典型查账相结合的办法，已使过去发生过的畸轻畸重、大户压小户或小户挤大户、本地挤外地等现象大为减少。因此打击了若干工商业者中存在的“谁能逃税便是能手，老实坦白，就要吃亏”的思想，提高了正当工商业者的经营积极性，并使纳款入库效率得以提高。
中南区税收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其中主要的是部分税收干部在克服了片面的“仁政”观点之后，却产生了“要完成任务就不能讲政策”的单纯任务观点，因而不少地区发生了不该征税的乱征以及强迫命令等不良现象。另一方面，漏税现象也还未完全根绝。以工作较有基础的河南省来说，漏税尚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华南则更较河南为甚。现在中南区各地税务局正结合整风运动，总结和检查上半年的税收工作，整顿干部的思想作风，以期克服这些缺点，并将税收工作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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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税务局
稽查重心面向正式商户广泛发动群众协助缉私
【新华社天津十六日电】天津市税务局在严密缉私、防堵偷漏方面已做出成绩，违章偷漏案件已经逐渐减少。今年上半年内，税务局共缉获税务违章案件六千余件。因补税或加罚而补进的税款达三十六亿余元。此外，在稽查中并破获一部税务范围以外的非法案件，如买卖金银、地下钱庄、贩卖毒品等，已随时送交司法机关处理。
天津市税务局的稽查工作是在不断改进中提高的。该市去年在稽查工作上曾发生过“纠缠小的、放松大的”，即只注意街头小贩，不注意正式商户的偏向。因此不仅杜绝偷漏的工作收效不大。今年上半年中，该局逐渐纠正了这种偏向，将稽查工作重心转向正式商户，并广泛组织和发动群众来协助缉私，同时在处理违章案件上采取适当处罚与着重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因此偷漏现象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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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逐步调整 检查漏税
渝上半年税收逐月增加
今后将加强外勤进一步杜绝漏税
【本报重庆讯】重庆市上半年税收工作，经不断整顿后，漏税现象逐渐减少，逐月收入均有增加。
重庆市解放较晚，且干部不多，工作基础较薄弱，故上半年内虽然各项税款收入达一千四百零一亿多元，且每月均有增加，如六月份收入六百二十多亿元，较一月份（一月份是七十九亿）增加七倍。但与全年任务相较则仅完成百分之二十三点五二，相当于上半年预计完成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一六。其中以工商业税完成数较多。
各月收入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半年来依照了中央税务总局制定的税法，配合渝市具体情况，逐步进行了调整，并着重检查漏税，以求负担的公平合理。自一月份以来即先后成立了工作队、印花税检查小组、查账组等三机构，经常进行调查、教育与宣传，并在通衢要道设立检查站。这对于减少漏税、保证收入起着很大作用。如印花税收入六月份即较一月份增加十一倍，工商业税收入六月份比一月份增加十六倍，货物税收入虽逢淡月亦增加一点九倍，其他各税收入增加九倍。其中工商业税收入大量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从一月份起，几次进行了工商业户的调查，使纳税户从原来的九千多户增加到一万七千余户，在五月十二日到六月中民主评议一九四九年所得税与今年首季营业税时，甚至评出了二万九千户，因而使六月份工商业税收入（包括临时商业税）较一月份增加了十六倍。临时商业税原极混乱，收入亦微，自一月份以来，由于加强了检查，控制了交易市场、仓栈后，情况有了显著的改进。货物税主要是加强驻厂稽征，控制产销，并进行了存货普查，消除了过去市场的混乱状态。
对于漏税稽查，六个月以来，共处理违章案件二百三十七件。处理时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这样曾鼓励了积极分子协助税局缉查，并因而破案不少。
为了进一步杜绝漏税，增加国库收入，该市税务局在六月份即决定将业务全部放到分局，加强外勤，估计今后工作将有进一步的开展。 （朱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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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沪市民主评议工商业税中
部分商户漏税仍严重
【本报上海讯】上海市税务局为贯彻二届全国税务会议“依率计征、依法办事”的决议和精神，在征收三、四、五月份工商业税时，已根据新精神采用民主评议进行稽征，大部分工商业户均能照实报税，并按时缴纳，但仍有部分工商业户自私自利，想尽种种方法企图逃税。据该市分区分业评议的三十七业所搜集的逃税资料，主要的逃税方法不外以下几种：（一）两套账，（二）多种发票，（三）设立暗户，（四）隐匿账册，（五）销货作佣金，（六）记小数不记大数，（七）记载不实等。所有逃税户中，以九江路中庭西药行漏税最严重。该号设置假账被查出漏报营业额七亿九千四百万元，而原报营业额仅一百二十一万元，相差竟达六百五十余倍。其余一般的逃税，大都在十倍左右。为了完成国家税收任务，如何彻底纠正严重的偷漏税行为，仍是目前上海市税务局与工商业界应该严加注意的问题。
（上海市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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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经济保卫工作会议制订全年工作计划
【新华社汉口十五日电】为了更好地做好中南区的经济保卫工作，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和财政经济委员会联合于上月二十一日至本月二日召开了中南经济保卫会议。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在会上作了关于经济保卫工作的报告。会议根据全国经济保卫会议的精神和中南地区的特点，讨论了中南区经济保卫工作的情况，制订了全年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计划。
一年来，中南区的经济保卫工作是有成绩的，共破获了特务破坏案件数十起；各工厂、矿山及企业单位中的经济保卫机构已次第建立；在护路、护厂、护矿工作中，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模范工作者，有力地保护了工矿企业的安全和生产秩序。但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残余匪帮仍不断地派遣和指使特务分子进行各种经济破坏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半年来在工矿企业发生的事故中，带有政治性的破坏事件即占百分之三十。这就说明经济保卫工作的重要。
中南区公安部部长卜盛光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说：经济战线的隐蔽斗争是复杂的和长期的。他号召经济工作干部和经济保卫工作干部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重视经济保卫工作，力戒管理松懈和麻痹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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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举行农民代表大会
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
【新华社西安十四日电】陕西省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已于八月一日至七日在西安市举行。出席大会的农民代表共四百四十四人。会议通过了陕西省农民协会的组织章程，选出李合邦、王振喜等五十七人为省农民协会委员，成立了省农民协会。李合邦、王振喜分任正副主任委员。大会一致同意陕西省副主席张邦英所提出的该省农民运动主要的任务，即秋后在关中全区和榆林分区的部分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在陕北老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在陕南新区继续发动群众协助政府剿匪和开展反恶霸、减租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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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湖南通讯
是谁造成贫困与灾难？
——记封建土地制度下的洞庭湖滨农村
本报记者 力文 方堤
一、荒洲怎样变成良田
湖南滨洞庭湖十一县——常德、益阳、沅江、湘阴、汉寿、南县、沣县、华容、安乡、临湘、岳阳，共有垸田五百六十余万亩，绝大部分是能产两季稻子的良田。湖南人民把这块地方叫着“米仓”，但这“米仓”原来却是渺无人烟的荒洲，到处丛生着芦苇和茅柴。
荒洲是一百多年来陆续在洞庭湖里淤积成的。特别是最近三四十年，湖心泥沙淤积得更多了，洲土面积便随着宽广起来。这些年来，洞庭湖周围的淤积地，成了国民党官僚、党棍及当地豪绅、恶霸争夺的血腥场所。国民党反动政府三十年前在湖南设“湖田局”，后来又改用“湖田清理处”等名目，来尽情的吸吮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土地兼并者向“局”、“处”纳一笔资，扯了“照”（即霸占土地的执照），就获得了公开强夺土地的权利。更有些恶霸豪绅和帮会头子，不用到反动政府扯“照”，当他们看到某块洲土将要淤现的时候，便带着打手乘划子兜上一圈，周围插上标记，这块淤积地便算是属于他了。当这块洲土出水的时候，任何人不能动一粒土。最大的成了“洲土大王”，他们都拥有一万亩至数万亩以上的土地。
荒洲圈定以后，地主们组成堤务局，招来成千的工人和农民，开始筑堤开荒、修垸子。
农民从各地来到这里开荒，每亩荒洲先向地主缴五六斗至一石的“进庄”（押金），写下佃约。然后搭个茅棚安身，开始一棵一棵地砍掉洲上的芦柴，起五更睡半夜的排除洲内的渍水，用劳动来创造可耕的土地。“押金”每年加重着，第二年、三年当荒洲变成良田时，它也由一石变成二石三石甚至四石。
“地主修垸子是不花本钱的。”“头年修个皮，二年修半截，三年留个尾，四年才补齐”——这是一个在垸子里教书多年的小学教师，对地主筑修堤垸的生动描述，也指出了“不花本钱”的原因所在。举例来说吧：一个四千亩大小的荒洲，第一年可收两千四百石谷的押金，堤却只“修个皮”，用一半以上的谷去放高利贷；到第二年，又借口堤未修成要佃户再增押金，经过三年时间，本加利，利滚利、增加押金又有新利，单利息修这个垸堤就用不完。另一方面，修堤时间拖长了，工人的工资也就更便于拖欠、克扣，许多工人修了两年堤得不到工钱，只能得到几张兑不到钱的“工票”，等到第二年春荒严重的时候，工人们只好把工票以三成或五成的价格低价卖给堤务局。湘阴老修堤工人罗春堂对这笔账记得很清楚，他说：“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我在和丰垸修堤，堤务局讲好了每方土（四百四十担）二斗米，但直到第二年，才给了我几张工票，每方土的工票刚好买二升米。”在罗春堂作工的那个垸子，有几十个工人饿得不行，向堤务局要工钱，地主们就从县里搬来枪兵，进行了一次大屠杀，四个工人牺牲了，十几个受了伤，还有十几个被按上“匪”的罪名，押在牢里。
这就是滨湖每个垸子成长的历史；荒洲就是这样变成良田的。这些良田是地主的吗？不！地主们是用比强盗还卑劣的手段从劳动人民手里抢去的。
二、地主掠到土地以后
这里土地集中到惊人的程度。据湘阴、汉寿、沅江三县七个村的调查，仅占人口百分之三的地主，即占土地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一。这还只是代表一般地区。较突出的如湘阴全县占户口百分之一·八的地主，即占土地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一；其中个别地区，几乎全部土地为地主所占有。如锡安区康宁垸，地主占有全垸土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切罪恶的剥削，就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当农民谈及他们被剥削的情景时，凄惨地说：“没有田作啊，不让他们（地主）摆布，又怎么办？”是的，地主就是利用农民“没有田作”，向他们进行押金、地租、高利贷等多种剥削。这些剥削方法彼此结合，像一条铁炼一样紧紧地束缚着农民。
地租租额，一般为每亩一石五斗至两石，形式上约占每亩常年正产量（三石到四石）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实际上要高到百分之六十或七十。因为地主按“毛亩”索租，“毛亩”是包括了不能耕作的房屋、路基、牛棚等地基，以及地主出租写佃约时，以少写多的虚数在内的。通常实耕田仅占“毛亩”三分之二，或更少些，这便大大加重了租额。
农民佃田时须先缴“押金”，每亩多为三石，是一种野蛮的额外剥削。地主们在计算“押金”时，又常“因时制宜”地将谷折钱，或将钱折谷，折的价格由地主决定。农民常因此负债终身或破产。
湘阴普庆垸地主李炳炎的佃户，永远忘记不了李炳炎是怎样地将押金以钱折谷，来加重剥削他们。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宣布禁用银元。李炳炎硬把殷春生开始租地时缴的一百四十块银洋的押金，折成了十四石谷（当时市价每石谷仅三元）后，又以押金“少”，叫春生再拿出十一石谷。自耕农王锡林是这样破产的：一九三二年，他借了李炳炎二十五石谷，第二年还不起，就被李炳炎利上加利，把十二亩七分田（内有三亩祖坟地），全部夺去抵了债。田仍由王锡林种着，并逼着他拿出三十石谷的押金，随即又欠了新债，不到几年光景，王锡林家里所有的树木、家具、房屋等，便都成了李炳炎的财产。
李炳炎的剥削事实和本领，在滨湖农村，并不突出，用当地农民的话来说，还只是个三五百亩的“小角色”，当然他不能与“洲土大王”们相比，即比起另一“小角色”蔡策勋，也还逊色。
蔡策勋是沅江二区五村的地主。七月初，当我们从益阳经沅江到湘阴时，曾听到许多农民对他痛恨的控诉。这里只谈一件：
一九四四年，日寇侵入沅江时，风声很紧，蔡策勋把家务连同十几亩橘园及一块荒地，交雇工向菊秋代管，仓惶到亲戚家逃难。临走时他对雇工说，回来时平分橘园的产品。第二年蔡策勋回来了，向菊秋靠了全家辛劳，已把橘园培植得十分繁茂，挂满硕大的蜜橘，还有一个月就可丰收了。蔡策勋见财眼红，心生鬼计，硬说向菊秋偷卖了他的家具，把菊秋押送乡公所去坐牢。邻舍们同情向菊秋，把他保释出来，蔡又使出更毒手段，一夜，派枪兵逼着向菊秋离村，不走，就要拉出去打死。一场丰收的希望，变成了眼泪：向菊秋不但没分到蜜橘，一年工资也落了空，深更半夜，他带着妻儿，一步一回头地离开那即将丰收的橘园，叫着苍天，逃难他乡。这样，蔡策勋全部吞占了三百多担蜜橘，百多石红薯和一部棉花。
至于那些“洲土大王”，如南县的汤东荪、湘阴的陈锡珊、沅江的王一华、汉寿的高耀林等，在他们所统治的大块地区上——他们都霸占着十几个到几十个垸子的大部或一部土地，延绵达数十里，农民就是他们的奴隶，任他们抢掠和屠杀。诸如：一九二三年，高耀林带着二百多打手，武装抢劫全固垸农民的菜子，满满装走四只“大帮子船”。王一华常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强迫佃户提早缴租，缴不起的就记在账上，秋后以每石谷五斗利索还。一九三七年提早收租时，又东垸有个姓曹的佃户，被逼情急，打伤了两个催租的枪兵，第二天王一华即通知乡公所增派了两挺机枪，十二个枪兵，捉住曹某，说他是“暴徒”，立即枪杀了。佃户们畏于王一华的淫威，只好忍气吞声，任凭摆布。
于是，在这号称“米仓”的滨湖区，出现了一幅罪恶与悲惨的景图：一面是“洲土大王”们的荒淫享乐。湘阴陈锡珊用农民血汗换来的稻谷，填满了高大的“万石仓”，在长沙修建起美丽的洋房；沅江王一华终夜聚众狂赌，输赢动辄数百亩，酒海肉山的尽情挥霍，连豢养的两只洋狗，每天也吃一斤肉；南县汤东荪出嫁女儿时，餐餐“美援”大米，曾以三十多石谷给女婿订制了一把金盒牙刷——这是一个农民两年多的生活啊！另一面的农民呢？终年辛勤地劳动在土地上却不得温饱，成年不断的吃着碎米和野草。滨湖流行着一首描述农民生活的民谣：“滨湖地方‘好赚钱’，一去二三年；想要回家看母亲，‘冒得’（没有）过河钱。”深刻地反映了农民们未来滨湖前的希望，和遭受残酷剥削后，极其贫困的无限酸辛。
三、“强占山、霸管水”
当农民们缴不起租谷，押金被扣光了，家产荡尽，无力种田的时候，只有靠双手到柴山（未开发的荒洲）去打柴，或下湖捕鱼来生活。据调查，湘阴锡安区就有一万多樵民；去年到洞庭东湖打柴的有三四万人。渔民呢？益阳三区有一千一百多户；沅江全县三千多户，湘阴锡安区有八千户。洞庭湖十一县樵民和渔民数目是很大的。
他们依然逃不脱残酷的封建剥削。这里是“强占山、霸管水”的世界。每个湖，每座山，都被强暴者掠为己有。沅江恶霸地主皮东清，曾强占过从沅江到岳阳间的大小鱼湖。汉寿“洲土大王”高耀林霸占有信阳洲等五六个柴山。
樵民们一天辛苦得来的柴，柴山老板（地主）硬要抽去百分之二十至四十，人工、运费还得由樵民自己出。有的老板不要柴，按镰刀索柴课，不管你打多打少，每年（只有六七月能打柴）每张镰要缴谷四石左右。在飘尾，一个姓王的大地主来收过一次；伪岳阳县政府来收过一次；国民党军官总队也来收过一次。每把镰刀却收去了八石谷。樵民对那个也不敢不给，有时双方争索柴课，发生殴斗时，遭殃的也是樵民。
渔民在湖里捕鱼，必须缴“渔课”，一般占捕鱼量百分之四十到六十。“洲土大王”更购置专事巡湖索课的汽轮、木船，威风凛凛地在各鱼湖中来往巡视。前年，渔民余长生（沅江一区）快过年了，还没有一粒米，乘夜架船到日落滩湖，想捕点鱼换米过年。不幸被巡湖的碰上了，当场把鱼网扯得稀烂，鱼也没收了；湖主还吩咐保长罚了他五块银洋。他那里拿得出，眼睁睁看着一家人的命根子——渔船，被湖主划走。
此外，渔民们还受着国民党的“月捐”、“渔业工会会员费”等征课，及鱼行的高利贷和佣金等中间剥削。
许多农民都说：“要谈苦呀，我们还赶不上他们（樵民和渔民）。”
四、人祸带来天灾
伴随着残酷的封建剥削，是一次又一次的水灾。有的垸子七年之中溃垸三年，也有一年内连遭两次水淹。以一九四九年（当时尚未解放）为例，滨湖十一县共溃决堤垸四四一个，淹没垸田一、七四二、○○○亩，另有垸堤虽未溃决，渍水成灾的垸田二、五三三、○○○亩。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计减少稻谷产量一千四百九十余万石，使一百二十余万灾民，流离失所，陷于极端困苦的境地。
激流中跑了农民的茅房、牲口、农具，吞没了将要收割的稻禾，不少人被夺去了生命，这是天灾；但是，这天灾是由人祸带来的。亲身经历了两个不同世界，解放一年后的滨湖农民，看得更清楚。今年四月间，华容新生大垸的修复工程完工了，远近一万五千余农民赶来祝贺，并送了一幅生动的对联：“六十年来，封建地主修堤，总是溃口；个半月里，翻身农民挽垸，一举成功。”为什么封建地主修堤总是溃口呢？在我们这次访问中曾不止一次的听到农民们这样说：今年垸堤修得坚实，如无意外大水，可保无事。往年修堤的经费都比今年多，真正用在堤上的最多超不过四成，其余的被堤务局委员们塞进腰包，或者是住旅馆、嫖妓女、吃大餐以“事务费”的名义报销了。真的把农民们拿出的堤经费、渔课、和“堤贷”都用在堤工上，垸堤是能够不溃的。
滨湖各垸均设有堤务局，解放前为地主劣绅把持。当权地主常把名义上东佃各出一半的修堤费，用虚报、挪移种种办法，全部或大部转嫁到佃户及小农户的身上。
堤务局委员们并不将治水防灾放在心上，而是把堤务局当成贪污自肥和尽情挥霍的机关。就拿抢险来说吧，购买防汛器材的钱款，作为“事务费”——包括旅馆费、招待费、旅费……报销了，大水发来，便手忙脚乱的派枪兵拆掉农民的房子，收敛破被烂席，赶着农民去抢险，洪水冲垮了垸堤，委员们又可借口“赔偿农民损失”，趁机发一笔“抢险财”。各垸堤务局开支“事务费”通常占总经费百分之六十以上。汉寿县太和垸堤务局半年的账目，各种事务费名目十数项，纸张费一项即为十八石米，烟丝费是七石米。沣县七里湖地主周承霖当堤务主任时，曾利用修堤贷款，做了一笔生意。他以银洋二元一角一石谷计算，领了三百石谷的“贷款”，只花一元八角钱一石，买到三百石谷；待谷价涨到四元时，再把谷卖掉；又用这笔款，放了一次“拆息”（一种短期高利贷）。于是，周承霖由拥有二百亩骤增至七百亩田了。这在滨湖是很普通的事实。
再看，垸堤溃决时的事实：湘阴县十一区余家垸，地主易景山当堤务主任，除按每亩收三斗堤费外，还向伪政府贷了七百石谷和二两四钱金子的“贷款”。“贷款”经伪省参议员胡达、县参议员刘爱山层层贪污，钱款到垸子，又被易景山一伙“预支”了，堤却未修，也没准备防汛器材。农民们着急了，去问易景山，易景山说：“我们的土质好，浪越打土越紧”。五月十七日夜，大风浪来了，堤上的土一块块崩下来，农民们急忙找堤务局，易景山就在这风浪紧急的时候溜走了，眼巴巴看着溃了堤。接连又淹没了马眼、复兴、林新垸等三垸一万三千亩良田。和丰垸去年未溃垸。前年水位比去年低二、三尺，垸堤本可不溃；水势正紧，堤务主任廖子成（地主）到外垸催租去了，留下他的走狗刘仕卿（堤工长）在局主持，六月二十日有几个农民，发现在廖子成田的附近堤上，有漏洞浸进水来，当即鸣锣救险，刘仕卿极力阻挡（因为，按老章程，在谁田里堵口，谁出抢险费，他想替主子节省些钱财），并用手枪把农民赶散；随后就和一些狐群狗党喝酒打牌去了，漏洞越冲越大，大水灌进了和丰垸，刘仕卿还在和朋友们玩牌。就这样，三万余亩即将收割的稻禾，两万多人民的财产，葬送在这个小流氓手里了。
是天灾，也是人祸。是谁造成的贫困与灾难？还不明显吗？
一九五○、七、二六于洞庭湖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