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种版本
荣孟源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由范文澜同志领导编成，上册于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册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先后在延安新华书店出版。随后，各地多有翻印。一九四八年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在范文澜同志领导下校订一次，订正本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布面精装两册）。一九四九年九月北京新华书店出版时，又重新校对一次，且小有修改。
一九四九年北京新华书店出版的订正本（平装三册），与延安初版本对照看来，其订正的要点如左。
一，订正本增加了“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和“论正统”两篇文章，对于学习历史科学的观点、立场、方法颇有价值。订正本又增加了年表，将公历、年号、帝王姓名和帝号都扼要标明，以便检查，对于读者是很方便的。
二，全书分三编，三个大标题，都有所订正：
初版本
第一编 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成立
第二编 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侵略到外族的内侵
第三编 封建经济的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侵入
订正本
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成立
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扩张到外族的内侵
封建制度社会螺旋式的继续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侵入。
全书二十二章，其中八章的标题有所订正。每章分若干节，每节的小标题也多有订正。如初版本第三编第四章与第七章，标题都是“封建经济复兴时代”，订正本则改为第四章是“国内统一封建制度进一步发展时代”，第七章是“封建制度更高发展时代”。从编和章的标题中，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概况，订正本比较初版本清楚多了。又如第一编第一章第三节，初版本标题是“黄帝及其后裔”，订正本改为“关于黄帝及其后裔的传说”；同编第四章第五节，初版本标题是“种族间的斗争”，订正本改为“民族间的斗争”；显然经过订正的标题，是比较精确，比较科学的。
三，延安初版本，有一些印错的地方，如第三编第一章第二节，把“柔然（蠕蠕）”，误为“柔然、蠕蠕”；同章第三节，把山东“茌平县”，误为“茌平县”；第三编第八章第九节四，把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梅脱兰德的英文名字“Maitland”，误为“Maileand”；同节六，把“英国所谓自由贸易的本质”，误为“英国所谓自由贸易的本性”；第三编第九章第四节洛书，把右上角的“●—●”，误为“●”。这一类的错误，在订正本中都改正了。
四，初版本对于帝王，一般都称其姓名，不用谥号或庙号；但对于周朝的帝王和诸侯，却都称谥号，这在全书体例上说来是不统一的。初版本在所用的年号之下，有的注明公历，有的未注公历，这在体例上说来也是不统一的，而且公历年数有的还注错了。如顺治十八年应是公历一八六一年，却误为“一八六四年”（第三编第八章第二节八）；又如正德十三年应是一五一八年，却误为“一五一九年”。订正本对于一切帝王诸侯，都直称本名；在正文中删去公历，而在年表中以公历纪年，纠正了初版本中的错误。
五，初版本中弄错了一些史实。如第三编第七章第四节工业一段，根据“李时珍撰《本草纲目》，还没有说到火井”，就说，四川临邛县“大概火井利用在明朝末年”，是错误的。订正本根据“续汉书郡国志注”，改为“四川人用火井煮盐，东汉时已经开始”（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又如第三编第七章第一节说：“朱济炫生子一百人，………济炫曾孙朱奇浈又生子七十人”，是错误的。订正本改为“朱济炫封庆成王，其曾孙朱奇?有子女九十四人（一说生子一百人）。”
六，有些问题，在初版本中未曾叙述清楚。在订正本中多得到了补充。如初版本叙述墨子、老子、荀子和韩非等人的思想，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原因，黄巢起义及其失败原因，………等问题，都不够清楚；而在订正本中都做了较详细的补充。又如初版本第三编第四章第三节，讲述北宋经济过程，忽略了当时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因此，订正本特增加了农业一段，说明北宋经济发展的原因与水利、垦荒、农业技术等发展的具体情况。
七，有些问题的提法，在初版本中是不恰当的，这在订正本中多加以纠正。如对于“筑长城”一事，初版本仅说到：“世界古代著名大工程，长城是其中之一”，而忽略了长城对于中国生产的关系，是不恰当的。订正本改为：“从秦朝到明朝，长城起了防止北方游牧民族侵入中原的作用”；秦朝“兴水利、修驰道、拆毁旧长城、筑万里长城，伐胡越，都含有推进生产的意义；但是，当时人民还没很多的积蓄，耗费这样大的人力物力，人民无法负担。”是比较恰当的。又如对于王莽变法，初版本说：“王莽那样行为怪诞，历史上是罕见的，他似乎是个神经病者，又似乎是个巫师，同时还是个博学好古的儒者。……不能解决当时的根本问题，反而促成了农民起义。”这样注重在“怪诞”方面，忽略了阶级关系的分析，提法是不恰当的。订正本删去“王莽那样行为怪诞”以下四十四个字，又把最后一句话改为：王莽变法，“不能解决当时的根本问题，却加深了人民的灾难。农民起义成熟了，贵族地主也要参加这个起义。王莽变成了独夫。企图解决问题的王莽，成为被问题解决的王莽。”从阶级关系，阶级斗争中来分析王莽变法及其失败的原因，是比较恰当的、正确的。
目前谈“中国通史简编”的版本，当然以北京新华书店一九四九年九月出版的订正本（即平装三册本）为最好。其次是华北新华书店，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订正本（即精装二册本）。至于延安初版本，那是已经过时的东西，不可再用了。其余如晋冀鲁豫、东北和各解放区新华书店的旧版本，与新知书店、新中国书店的旧版本以及三联书店一九四九年七月在上海出版的“沪初版”本，都是根据延安初版本翻印的。在这些版本中，自然全盘保留着延安初版本的一切错误，而且多排印一次，错字多增加一些，如三联书店版竟把“台州民杨镇龙据玉山起义”，误为“台州民杨镇龙王山起义”（四九九页七行）；晋冀鲁豫新华书店版竟把“顾炎武江苏昆山县人”，误为“顾炎武江苏昆县人”（第六册六六六页一五行）；比延安初版本错误还多，那更是不可再用的书了。
所谓“最好”的订正本，是与其他版本比较而言；至于说到订正本本身，缺点还是存在的。第一，错字还有许多。如“唐僖宗”，误为“唐熹宗”（五八九页）；“三炼成铜”、“得铜一斤”、“取铜新法”，误为“三炼成钢”、“得钢一斤”、“取钢新法”（七九一页）等，不过是其中的一二例而已。第二，有的史实值得重新考虑。如叙述张献忠，固然说明了“史传称献忠惨杀事，不大可信”；但是仍旧根据《史传》叙述，对于张献忠军纪严明的事实（见“大西骏骑营督都刘禁约”石刻）并未叙述。又如叙述满清初年禁止天主教士传教，只说：“教皇严禁中国教徒崇拜祖先，玄烨怒”，满清政府“严格保持一贯的海禁闭关政策”；这个说明是不够的，因为根据天主教教会所记载的史实来作比较具体的叙述，天主教在中国受到排斥是有更多的理由的，例如洋教士偷偷把中国地图送往欧洲也是激怒中国人的一个原因。第三，在某些地方，尚感理论分析不够清楚。如西周初年、中国历史开始走上封建制度阶段，是应该详细叙述分析的；但是书中对于史籍中的材料和地下发掘的材料，使用得不多，而且分析得更少。仅仅用一千多字来叙述“周初生产方式”——中国三千年封建制度开始时期的生产方式，实在太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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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好书推荐
《被开垦的处女地》教育了我
立波译 三联书店版
萧洛霍夫著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是我读过的一本好书。
最初读这本书的时候，还在一九四二——四四年。去年秋冬，我有机会到农村去做了四个月群众工作，虽然本书所描绘的与我当前身处的环境相距 万里，时间也隔了二十年，可是这本书还是教育了我。它，作为苏联十月革命初期农村群众中革命斗争的实录，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作风上，对我的指导作用，比较读许多册生硬的教条式的书刊，更有意义，更有力量。
《被开垦的处女地》使我认识了党的政策的重要性。其次，书中对各阶层典型人物的生动描写，帮助我领会到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人物、处理问题。在工作中，我没有犯狭隘的群众观点，我紧紧地掌握了“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一政策原则，这是从书中康德脱·梅谭尼可夫这一典型人物那里体会到的。再如对敌人的造谣破坏及“复辟”阴谋的高度警惕性，大半是受了书中残酷的血淋淋的事例的启示。我在工作中能够少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重大错误（犯了之后，也能立即检讨、纠正），是由于书中那个只满足于发布指示和统计的区党委，和犯了急性病甚至殴打基本群众的村支书的鲜明事实，使我有所借鉴。在执行秋征任务中，书中那位一脸乌雀斑的青年团员征收谷物种子的工作方法，帮助我说服了一个贫农带头缴粮，创造了模范人物。我以为这一本文艺书对于今日的农村工作干部，是特别有帮助的。
还要说到的，本书不但在工作实践上指导了我，而且在理论学习上——例如在阅读《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某些篇章的时候，我也能把那些书上的理论，联系到这一本书中所反映的实际，而获得更加透彻的了解。
建设斯大林格勒的人们
夏讷 何家槐译 三联书店版
最近我重读了这本书，越读就越觉得这是一本极有趣味、极有价值的书。里面刊载着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开创者们的自述，一共有十四篇。作这些自述的人，有总经理，有党委书记，有车间主任，有领班，有突击队长，有普通工匠，也有外籍技师；有在内战期间立过功的老布尔什维克，有初次踏进工厂的乡下姑娘，也有道地的俄国“土佬”。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们，都在联共（布）党的领导之下，发展成为忠心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优秀工作者。这本书极其生动地描绘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人民热烈从事建设的伟大场面。
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在于：各篇的作者都直率地叙述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摸索出来的切身经验。这些经验被记述得这样具体，这样深刻，使人读起来宛如身历其境。这些经验说明了：苏联的职工，在刚刚开始学习管理现代化的大企业时，不可免地在工作中发生过许多错误。而现在他们已经跨过了这一阶段，变成能够胜任愉快地担负建设责任的内行了。联想到我们自己，目前正在学习管理现代企业，自然也虽免像苏联人当时那样会犯错误。但读了这一本书，就会产生一种信心：我们一定能学好管理经济与现代化的企业的本领的。
除上述者以外，这本书也表明了劳动人民的奋斗经历。他们在革命前和革命后的若干岁月里，过的真是不可想像的悲惨、艰苦生活。然而，社会主义的制度终于给他们带来了幸福。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应得的报酬，他们的事业展开了无限的前途，今天他们的生活已经过得很舒适愉快了。读这些自述，任何人都会感到兴奋，响往，激起努力学习，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的热情的。因此我希望每个人，特别是工厂里的职工同志，能够把本书仔细读一下。
因为本书的内容涉及技术问题很多，因此，我对译文还有一个要求。书中关于这一方面，译得不够准确和通俗。我要求译者何家槐先生在该书再版时能够加以修正或改译。
（编者按：这一本书，清华大学本年毕业班一部分同学曾把它作为学习书籍读的。）
企业政治鼓励经验
曲志敏 克列木涅瓦著 舒林译 新华书店版
最近，新华书店出版了“苏联宣传鼓动丛书”之一的《企业政治鼓动经验》，这是一本最合时宜的书，每一个革命工作者，尤其是在企业部门中工作的同志们必须一读。
这本书告诉我们苏联先进的鼓动团体和鼓动工作者怎样以自己的政治工作，帮助完成恢复和继续发展苏联国民经济事业的巨大任务。
过去我们工厂中的宣传工作虽然获得了若干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若干急须改进的缺点。如各厂照例的出黑板报、墙报、油印报等，而不研究效果如何。也有些工作同志整天苦闷着对工人谈话时老一套，工人不愿听。这因为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在不断上升，我们若天天仅局限于“工人当主人，努力生产”“工厂是工人自己的”为题材，向工人进行谈话，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了。我们在认识上必须明确一点：即宣传鼓动要为生产服务，深入生产内部，密切研究和结合生产运动的每个环节，针对生产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生动具体口号和号召，并求形式的多样性。
在苏联，宣传鼓动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培养苏维埃人民的爱国主义，以苏维埃爱国主义和苏维埃民族骄傲感教育劳动人民，用一切方法激起群众的英雄主义的劳动创造热情，因为争取生产建设的胜利，离开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是不能想像的。要时时刻刻地向工人解释斯大林五年计划的政治任务的意义，组织为超过完成定额的竞赛，广泛宣传先进工作者的经验，宣传先进的劳动方法。鼓动工作者所谈论的不仅仅是狭义的生产任务，他们还讲述社会主义经济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教育工人以共产主义的责任心。组织节约国家财富，采用新技术，生产合理化，这都是为超计划积累而斗争的有效手段。在《企业政治鼓动经验》一书里，对上述种种方面，都有着鲜明而具体的提示。
车间主任经验谈
王种蓝 马宏祺等译 东北工业部出版
本书中包含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六个车间主任的经验，详细地叙述了他们如何组织集体斯达哈诺夫工作的经过。斯达哈诺夫运动从一九三五年以来，在突破旧定额创造新纪录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正如车间主任俄斯那斯所说的那样：“个别的新纪录是不能完成计划的，如果全体工人中每一个人都有斯达哈诺夫工作者的成绩，那就不同了。”集体斯达哈诺夫运动就是要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斯达哈诺夫工作者。这个运动的展开，对提前完成斯大林战后五年计划有很大的影响。
车间主任是所谓中下级的生产领导者。斯大林曾这样的提到过他们：“这些中下级的领导者，在我们这里有好几万。他们谦虚诚朴，不出风头，几乎不为人所注意。但是也只有瞎子才看不见他们。因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运寄托在这些人的身上；也就是说，我们经济指导的命运是有赖于他们的。”因此车间主任之能否有效地领导生产，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建设前途。本书中所介绍的车间主任们就是认识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而“谦虚诚朴”地工作着，终于成为提前完成生产任务的优秀领导者。这种高度对国家人民负责，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是值得我们国家的车间主任们学习的。
希望在工业部门的每一个同志都仔细地读一读这本书，吸取先进的经验，把我们的厂矿工作更提高一步！
怎样学习文化
黄炜 天津读者书店印行
本书以工人为对象，解决了他们在学习中所遇到的一些基本问题，全书有十二课，内容包括识字、写作、阅读、讨论，和开小组会等等。
目前工人学习文化的主要困难的问题是怎样写作的问题。工人们很喜欢写作，但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学习写作，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本书十二课课文中，有七课谈到这些问题，告诉工人们：话怎样说就怎样写；做什么写什么；怎样写日记；怎样写会议纪录；怎样记笔记。
本书也谈到怎样在讨论会上发言，把心里的话在嘴上说得出，以及怎样把小组会开好等问题。
本书不但适合正在学习文化的高小程度的职工们阅读，也可以供工人教育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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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近代史（上编）中的几点史料问题
燕丹
范文澜先生著《中国近代史》（上编）在掌握唯物史观的观点，选择史料等方面，都是相当成功的。它是一部比较优良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但笔者读后，觉得还有些地方需要商榷，特提出来研究一下。
（一）鸦片战争中英国的两个“义律”，没有明白的交代清楚，前一个是澳门领事，后一个是陆军统帅，本书对后者既用过“乔治义律”，则为分别起见，就应始终一致，不应有时用乔治义律，有时又简称义律，使读者搞不清楚。
（二）甲午之战中国失败后，满清政府第一次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携李鸿章函赴日求和，日本不允接谈。本书说：“因为他是英国西人，不是美国西人”。（三三二页）。按德璀琳是德国人，不是英国人。罗惇曧的“中日兵事本末”，及罗文所根据的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大概是此处错误的来源。陆树德在庚子事变，联军陷京后，有“救济日记”，他记在天津请德璀琳协助救济情形，九月初八日下有云：“到张宅（张燕谋京卿）见德璀璘，畅谈时事，予告以久闻各国兵丁甚有纪律，极为钦佩，今见各国兵与中国情形相同，方知此次之败，非战之罪也。德璀璘云：现在德国兵如此无理，我亦羞辱，但我国亦以我为德国二毛子也。”时间相距仅六年，天津当不致出现第二个有名的德璀琳，这点我相信李书中称为“德人”是正确的。
（三）李鸿章决定和日本作战后，临时派兵二千人渡海，援助牙山孤军。本书说：“他总要带一些外国关系才敢行动，出重价雇英国商轮高升等三船运兵，中国兵船济远等三艘护送。”（三○九页）查有关甲午战争文献，当时租英国的只是一个高升轮（载九百多兵），并非“三船”。附同高升行的是中国揉江运船。另有中国爱仁飞鲸两船援兵先两天由济远等三舰护送赴牙山是达成了任务的。（见池仲祜：甲午战事记）
（四）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回津，称病不出“派科士达到总理衙门，叙述“李相之忠”，劝速批准和约。和约当然批准，李鸿章给福士达酬劳金十五万元。”（三三六页）按当时伍廷芳被派携约晋京，福士达系满清政府所礼聘，十五万元的酬劳金不会由李鸿章掏腰包，但原文却很易引起误解。
（五）在义和团运动一章中，对光绪在几次会议中的反对意见，完全没有提到。对最勇敢的反对派袁昶、许景澄的下场说是：“在义和团压力下，把袁、许二人斩首”。（四四七页）亦不合事实。事实上那是因为他两人曾把慈禧太后给各省论旨，凡是外国人一律要杀的“杀”字，擅改为“保护”二字，被揭发了，惹得慈禧大怒，立命杀掉的。（但为顾体面，当时不宣布此事）。这在景善日记中，记得很明白。
（六）本书于鸦片问题的三派，对抵抗派林则徐等认为在当时是进步分子，是对的；但在义和团运动中，对统治阶级阵营内所有赞成反对各派，一概认为要不得，不能给他们一个应有的历史评价，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似有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七）统治阶级阵营中必有派别，但统治阶级的首领（皇帝）却是随着本身利益为转移，并不会固定属于那一派。本书叙述道光皇帝采取派系观点，便不免时有矛盾。如赞成林则徐禁烟的道光（旻宁），照著者意思该是抵抗派，但本书在廿一页，因他未准山西巡抚关于准许军民告发官吏吸烟的奏折，便说：“这是投降派对抵抗派第二次打击，取得胜利。”于是道光又硬成了“投降派”；可是在二十五页因道光勖勉林则徐邓廷祯，勿信谣言，安心禁烟。本书又说：“当时旻宁的主要倾向，还在禁烟一面。”这些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如果把各派不往旻宁身上强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八）本书称清朝皇帝，都用本名，不用庙号，如不称道光而称“旻宁”，不称光绪而称“载湉等等。这虽是别开生面，虽有革命意义，但纪年庙号，如果说是封建性的，至少它的封建性并不算怎样严重；像道光光绪等已为妇孺均知的代名，现在舍而不用，要人民大众再记他们生疏的本名，笔者私意以为实在没有多大必要！
上面这几点简单的意见，是否完全正确？笔者并不敢自以为是，特提出来商榷一下。还要附带声明一点，笔者并不是专究历史的，因工作上的需要，实在还只看了关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及义和团运动三部分，所以本文并非笔者对本书全部的意见。
答复
我们接到燕丹先生的来稿后，便把它转到中国科学近代史研究所去，由该所荣孟源同志答复如下，复文曾征得范文澜同志的同意。 编者
（一）鸦片战争中两个义律，一为查理义律，书中简称“义律”，一为乔治义律，书中用全称。并未混淆。
（二）德璀琳，据“东方兵事纪略”说是英国人，书中据此说是英人恐是错了，按其外文名字说亦似为德国人。
（三）高升等三只英国船，系据王芸生“六十年中国与日本”所说，恐是错了。据“东方兵事纪略”说，“高升”为英船；其余二艘，飞鲸与爱仁无明文记载。按上下文的意义，应是两只中国船。
（四）给科士达十五万元，是满清政府给的，书中词句，易引起误会，再版时一定改正。
（五）袁昶、许景澄二人的死，固有擅改谕旨一说，但许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是否有可能来改论旨，颇可怀疑。即便改谕旨，亦不过是他反义和团行动之一。据《拳祸记》说：许袁被杀的理由是：①五月廿、廿一日御前会议时，反对用义和团；②李秉衡北上途中，捕获奸谍，搜得许致南方某制军书与袁致某督办书，书中将北京情形，和盘托出；③许袁上疏请剿义和团，保护使馆；④擅改电谕。总计四条理由，都是因为反义和团。因此说他们反义和团而死，比说他们擅改谕旨而死恰当些。
（六）义和团运动中，满清政府中有赞成与反对各派，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对外卖国，对内压迫人民，其区别是一为不能镇压义和团时，就利用义和团，要在利用中消灭义和团；一为始终是镇压义和团；一为到了一定时期，就公然卖国；一为始终就卖国；实在没有办法说他们那一派“要得”。这和鸦片战争中投降、抵抗二派有落后与进步之区别不同，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有一定的进步性不同。
（七）鸦片战争中皇帝虽然为其本身利益，可以一时接近那一派，一时又接近另一派，但是他绝不是超然的。如旻宁虽然他曾赞成林则徐禁烟，但他是为自己利益打算的，和林则徐等不同，所以认真禁烟，对他不利时，他就反对禁烟了。书中说旻宁动摇，并不矛盾。
（八）对于皇帝称本名，我们认为是应该的。因为封建的庙号与谥号，没有再用的必要，同样是大家所不熟悉的。例如旻宁庙号是“宣宗”，谥号是“效天……（删二十字）成皇帝”，载湉庙号是“德宗”，谥号是“同天……（删十八字）景皇帝”，对于一般人说都是陌生的。既然庙号、谥号，与本名都生疏，那么宁可用本名。再者，一般人所用的“道光帝”、“光绪帝”等称号，是不科学的，不应当提倡。因为“道光”“光绪”都是年号，用它来做为人名是不对的，而且假如一人改元两次、或两次以上，那就不好称呼了，如皇太极的年号，初为“天聪”后改“崇德”，还是称他为“崇德帝”呢，还是称他为“天聪帝”呢。其他朝代，麻烦还多。所以我们主张，皇帝还是称本名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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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近来我们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指出了若干出版工作中的问题，涉及的范围是很广的。其中有些还需要参考实际材料后再行处理。本期略加组织，发表了一部分，希望编者、著者和出版者倾听一下群众的意见。
我们向投函的读者们致真诚的谢意；并向更广大的读者们要求和我们多多联系。
一 关于经典性、文件性著作的出版、翻印
黄相森先生来信指出下面一件事：“近来市上出现一种恩格斯的著作《新哲学典范》，系上海文源出版社出版，梁武译。事实上，这就是恩格斯著《反杜林论》的第一部分。就我所知，《反杜林论》，吴理屏同志在二十年前曾有过一个译本，十年前修改过一次。吴的初译有许多严重的错误（此处仅指第一编《哲学》），但修订本已有了很大的改正。最初看见梁译本时，我还以为是一种新译本，后来才发现梁译就是吴译（只间或更动几个字），而且是吴的初译。所不同的是梁译比吴的初译更坏：第一，梁译保存了全部吴的初译的错误；第二，梁译更有许多任意的删节。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与读者，是不应该的。此外，文源出版社还以《新经济学典范》与《社会主义》的书名分别出版了《反杜林论》的第二、第三编。我不曾把这两本书与原文及吴译对照过，请文源出版社自己检查一下。”
关于上面一件事希望文源出版社作一切实检讨。
另外夏元卿先生寄来一封信，并附了“新文化编译社”印行的一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指出书中很多的校勘错误，使读者受害。这一“新文化编译社”可能只是一个名义，用来做翻印生意的。但糟塌了文件性著作，害了读者，这种行为是应该予以指斥的。
二 关于一书数印
阮楚珍先生指出了另一个问题，说：“有些作家因为印刷条件方便（或者其它原因），把自己的作品随便出版，甚至把同一内容的作品，改头换面地在两家书店先后或同时出版、同时发售。这样不但浪费人力物力，而且使读者很容易上当，是不应该的。”她举出的例子是：大众书店在本年二月出版了王亚平的《中国说唱诗》，本年四月群益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春云离婚》，两本书同样地收进了七篇文字，“而有五篇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有两篇，和《春云离婚》中作者所加进去的一篇序文和后记。”
于蓝先生指出了另一同性质的例子。上海出版公司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出版了曾克的《千里跃进》，一九五○年四月华东新华书店又出版了作者的《挺进大别山》，内容完全一样，只是后者多了一篇茅盾所写的《读“挺进大别山》。天下图书公司在今年二月也出版了曾克的《铁树开了花》，“里面收了作者的六篇作品，其中有四篇又是与上述两个集子重复的。”
他们所指出的这种一书数印的情形都是事实，这显然是不能得到读者欢迎的事。
三 关于改进与加强发行工作
杨明倜先生提出了他对于改进、加强发行工作的意见：
“人民的出版与发行事业在一年来全国人民的政治学习运动展开中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在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和严肃性上也已作了一些工作，但发行工作还有着较多的缺点，主要是组织书籍发行的工作未曾深入读者群众，主动连系，给予他们以选择与购买书籍的最大的便利，从而加倍地扩大有益人民书报的传布数量。我建议：
一、加强报道新书出版情况及内容介绍的工作。这些工作，不及时做好，就会削弱对读者的指导作用，间接也影响了发行工作。
二、书店应注意和工厂、农村、学校各群众团体取得连系，借以更好地了解群众的要求，同时可以委托他们代理销售书籍的工作。过去新华、三联书店乘车运书到军队工厂出售，给读者很大的便利，可惜那还只是突击性的二三次，如果能委托这些地区的群众组织去做岂不更好。还须注意书籍的种类要多，便于读者选择。过去运去出售的往往只是少数文件性书籍，小说杂志等很少。其次，可建立“购书贷款制”，以便利急于购书而暂时付不出款的读者，书款可以由群众团体保证定期偿付。
三、希望出版工作同志积极想办法扩大有益书籍的发行数量，这对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生活是有利的。应该克服存在于部分同志中的保守思想，不要满足于现有书籍的发行数量和书店中拥挤着人群的现象。美国那些反动无耻的出版商尚且注意在街头药房和杂货铺中遍设卖书处，何况我们！”
杨明倜先生这些意见是很值得注意的。一般地讲，书籍的介绍、发行和推广工作做得都是不够的，这在本刊第八号上已经提到了。对于第一点，本刊也应担负一些责任的，希望作家、出版者和读者和我们合作。对于第二点和第三点，在发行工作上的“摆测字摊”思想，和点缀性的突击工作，以及“锦上添花”式的局限在少数地区的偏向，都是应该改正的，因为那都是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经常性的要求的。
四 关于“升学指导”一类书的再批评
本刊上期已经发表了一部分读者对“升学指导”一类书籍的意见，并指出希望教师们借以进行教育，根除这一不良现象。宋岚先生又来信说：“我觉得作的还有些不够，因为这是一个很严重而且很普遍的现象。有些投机的出版商，他们已经“沉醉”于这种“事业”，既省力，又多赚钱，只这样略略一说，对他们是不会发生什么多大教育作用的。而有的教师对这个问题也不够重视。”
他接着举出事实来说明他的意见：“我的弟弟是今年在新鲜胡同小学毕业的，他们的先生便给他们介绍了一本鼓楼出版社的《高小升学工具》作参考书，并且还在校内合作社大批供应。有一天他问我：‘林祖涵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秘书长。’他说：‘那不是林伯渠吗？’我说：‘对了，林祖涵就是林伯渠。’他说：‘他俩不是一个人。’他马上就给我找到了根据，他翻开《高小升学工具》的第十七页上边果真写着‘６，说出五个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林祖涵）’。这真是笑话，编辑先生竟把一个人当作两个人了。我接着看下去，第八题写着历史的主人是（无产）阶级，第十题编者为了说明北伐是什么人领导的，还引经据典了一番，之后下了一个结论，‘因此北伐战争可以说是三个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领导的’。我向您们提议，应该多多提醒大家的注意，彻底消灭这种不良现象。我恳切的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这件工作。”
此外，我们还接到磁县王永鸣和平原省林县梁正伦两位先生来信，分别指出北京益昌书局出版的《解放版实用高小升学指导》，和北京建业书店出版的《解放高小升学指导》当中的若干错误。这一类书籍的通常情形是：大部分问题是旧的，内容是旧的，一小部分问题是新加的，是零零碎碎掇拾来的，而在书名上标明什么“解放版”云云，那只是借以欺骗读者罢了。
附带在这儿说明：本月二十日光明日报“朝阳”曾有一篇“评三本《高小升学指导》”，其中有一本就是建业书店的解放《高小升学指导》，另二本是光华书局的《最新高小升学指导》和本刊上期所反映的万国书店出版的《高小升学指导》，读者可以参阅，本刊不另致评。
第5版()
专栏：
检讨与声明
知识书店关于出版《马恩列斯毛论学习问题》的检讨人民日报图书评论编者同志：
我们完全接受王效仁同志六月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关于《马恩列斯毛论学习问题》一书对我们所作的批评。我们对出版缺乏应有的严肃态度，是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现我们已将有类似错误的《革命人生观》、《共产主义人生观》、《毛泽东思想初学入门》全部停售。
一九五○年七月六日
蒋虹丁对《草原上的太阳》的检讨
我们曾接到林园先生寄来一篇稿，批评正风出版社版蒋虹丁译的《草原上的太阳》，后来知道别的报纸上已经有了批评，并且出版者和译者也都作了检讨，因此我们不再发表林园先生的批评了。蒋虹丁同志把他的公开检讨寄给我们发表如下：编辑先生：
我译的《草原上的太阳》一书出版以后，承北京、上海和南京的朋友们指出了很多误译的地方，衷心非常感激。我诚恳地接受这些批评和指责，并将尽力把这本书重校出版。我所犯的错误主要地是由于抢着出版，在思想上则是粗枝大叶，不求甚解，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够负责的态度。关于正风出版社对于出版的态度，据我所知是比较认真负责的。我以为，不能因为他出版了我这本有错误的作品，而抹杀了它对于出版工作的贡献。
七月七日
范泉关于《创作论》的检讨编辑同志：
拙著《创作论》，撰写于一九四二年，打成纸型是在一九四五年（见序文）。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印行时，对于书中某些观点，已觉不妥，但为了照顾已打成的纸型，所以补写了一篇较长的“序”，作为可能的补救。不过这决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反地是表现了我对人民不够负责的态度。现在除通知出版者停止印行外，已开始彻底改写的工作。贵刊发表的张惠先生所提的意见，使我获得自我检讨和改正错误的机会，谨对张惠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六月六日
编者按：范泉先生著的《创作论》，前由张惠先生来信指出，是一本对读者有害的坏书。（七月廿五日出版的《文艺报》上，已有一篇陆希治写的《一本庸俗的文艺理论书》，就是评这本《创作论》），现在范泉先生来信声明，他已经“通知出版者将该书停止印行”，并“从事彻底改写”，这种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是好的。不过我们最近又看到永祥书店出版、范泉先生翻译的《朝鲜风景》（一九五○年一月三版）一书，原作者违反人民民主的立场，对朝鲜人民颇多诬蔑之处，希望范泉先生自己再检查一下。同时，我们也希望永祥印书馆对于自己的出版物能作一全盘的检查。
本刊编者对上期一错误之检讨与更正
上期本刊发表之《评原理与方法——米丘林五十年工作总结》一文，作者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叶笃庄先生，但由于本刊编者发稿时犯了粗枝大叶的毛病，竟误写为叶笃义，除作了检讨外，特此声明更正，并对作者叶笃庄先生表示歉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