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br/>专栏：研究苏联<br/><br/> 苏联合作社发展的几个阶段<br/> 苏经<br/> 苏联合作社的发展有七个阶段：<br/> 第一个阶段，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前。俄国第一个合作社是在一八六四年诞生的。三十四年后，又成立了合作社的中央联盟。革命前，俄国合作社的规模不大，在五十四个省份中，只有十四个省建立了合作社。那时的合作社，仍不过为资本主义经济经营的一环。资本家在经营合作社的股本中，控制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份，并拟订以股份多少决定投票权的制度，便利资本家控制合作社的业务。那时合作社的主人，不是大商人，就是大的企业主，自己爱怎样做，就怎样做。这样的合作社就不能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而流为资本家的代理人，为资本主义服务。<br/> 第二个阶段，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二年。十月革命以后，合作社是在夺取政权和击败外国包围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那时没有贸易和商业的关系存在，合作社的本身，就是一个商品的分配机构。国家实行严格的战时体制，规定商品通过合作社来分配给居民和军队。因此，全体公民都必须加入合作社。合作社规定股额，每个社员必须缴纳。这个时期就可以称为分配的阶段。合作社的组织只有下层和中央两级，没有省区的中间层。有些基层社的工作，便由中央直接领导。社员凭证购买合作社的商品，必须经过精密计算，所以合作社用人很多。<br/> 第三个阶段，一九二二年末，战争结束，苏联由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转变为新经济政策时期，开放了私营贸易，容许了私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因此，合作社的业务就走上新的道路；更具体的说，那就是合作社本身需要重新组织，拟订各种合作社的法规制度。<br/> 按照新的组织系统，除中央合作社联盟外，又有像中国今日所有的省联合社和每县一个的县合作社，以县为城乡贸易的中心环节，同时进行城市和乡村的贸易。那时合作社很少，附属于合作社的小卖店和铺子也不多，商业活动比较多的均属私营贸易。就一九二二年来说，国家和合作社的贸易额还不到总贸易额的百分之二十；私商则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国家和合作社商业逐年排挤私商的结果，到一九二三年至二五年二年间，就起了急剧变化，造成国家与合作社的贸易占百分之八十，而私商仅占百分之二十的相反现象。及至一九二八年末，私商几已消灭。<br/> 有这个时期内，合作社曾提出这样两个口号：（一）学习商业。（二）谁战胜谁。那就是说，合作社必须在市场上战胜私商。国家并给合作社种种便利和优待，如像：（一）合作社纳的税比私人经营少一倍；（二）铁路运费也比私商少一倍；（三）国家租赁给或分给合作社的房子比给私人的多一倍；（四）银行贷款给合作社的利息比贷给私商的低，银行对合作社放款的期限亦比私人资本长。<br/> 其时，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有三个：第一，执行经济核算以得到利润，换言之，合作社在业务经营中必须得到利润，以累积大量资金，如果合作社赔了钱，就得开门。第二，多多吸收群众参加合作社。第三，尽量为社员觅利益，使他们愿意参加合作社。此种利益可分两方面来说：其一，每一股都可以按股份分红；其二，合作社组织文化的和一般社会的福利机构，经费由利润中拨给，如建设托儿所、幼稚园、俱乐部、图书馆及休息的场所等。休息场所并由国家贴补，非社员也可出钱享受，社员则免费招待。此外又组织了“儿童之家”，以收容战时失掉父母的孤儿。<br/> 那时合作社存在的缺点，首先就是所得利润太多。如当市场一般利润在百分之二的时候，它可以取得百分之四的利润。因此，价格提高了，如一盒五分钱的火柴会卖到七分钱。那时合作社业务经营的主要目的在积累资金，所以利润虽多，并不增加分红，而把剩余当作基金累积起来。但这种追逐利润的做法，于合作社本身不利。政府就批评合作工作人员，说他们是以资本家的观点来工作的。资本家用的是个人观点，扩大利润，现在合作社也如此，就没有考虑到国家利益，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非常有害。第二个错误就是整个合作社工作逗留在城市中，那时在农村，没有起多少作用。<br/> 在这个时期（一九二三年到二五年）内，合作社发展得很快，因而也有了种类上的划分。在城市中，有消费合作社；在农村中，有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从事种籽、马匹、农具、肥料等的贷款，放出时是实物，收回时也是实物。<br/> 在这个时期结束时，即一九二九年末，合作社的组织系统又起了很大的变动，那就是区合作联合社的出现，它负责一区合作社的组织工作，而受省合作联合社的领导。<br/> 整个合作社的组织系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农村合作社加入区合作联合，区合作联合或比较大的合作社加入省合作联合，省合作联合加入所在共和国的合作社联盟，共和国合作联盟则受中央联盟领导，其中只有俄罗斯共和国的省合作联合直接参加中央合作联盟，隶属于中央。这样自下而上的，合作社就成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贸易环带。这里必须补充说一下，民主集中制是苏联人民建立合作社的根本原则。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在任何合作会议上，必须贯彻少数服从多数的精神，同时下级社要服从上级社，上级社颁发的法规，下级社必须遵行，这样才能使管理统一化。<br/> 第四个阶段，一九二八年到三五年是实行斯大林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的时期，国家马大部分资产投放在重工业上。这个时期主要的困难，就是不能充分供给军民以商品和工业制造品。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的业务经营有两个特点：第一，合作社不仅要作生意，而且要建设自己的农业，增加播种面积，培植蔬菜，饲养牲畜，目的在增加食料以供给城市中工人的需要；同时合作社又在群众中分配商品。因此，合作社的机构就有了新的补充，在城市消费合作社下，增添了农业部门，每个消费社都在本区或他区分配有土地，由他们自己来经营。第二，以前每个合作社联合都通过区合作社联合去收购东西，现在比较大一点的合作社，都亲自下乡去收购了。为避免相互的竞争，每个合作社分配了一定的采购区域。到一九三五年，商品供给的情况好转起来，取消了“凭证购买”制度，任何人都可向合作社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br/> 这时，工作不好的合作社就被取消。大城市中较大的合作社，转而隶属于国家贸易部。合作社的工作重心放在乡村和小城市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要加强农村的供销工作，使合作社的一切资金都投向农村。因而，整个合作社组织系统又起了变化。每个合作社本身的机构也在变动，合作联合社的业务方针必须与农村工作相适应。这个转变，一直继续到反法西斯战争开始的时候。在战争中，又发展了合作事业，并组织了许多合作社。<br/> 第五个阶段，一九三五到四○年，是努力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了社会主义重工业和机械化的集体农业。第二次五年计划（一九三三年到三七年），使国民消费提高了两倍以上；而第三次五年计划又要比第二次计划提高一倍半到两倍。因此，就必须推广苏维埃贸易，健全其机构。一九三五年就废除了“凭证购买”制而实行自由贸易。一九三四年城市中国营零售贸易已占百分之六十六强，而消费社只占百分之三十三强，因此消费社在城市中已丧失其重要性。但这时期的农民生活日益提高，乡村中的贸易则面临了新的要求和任务。而旧的狭小的农村消费社，事实上已不能完成这种要求和任务。于是，一九三五年九月政府决定使消费社集中力量于农村贸易和采购，而把城市贸易网完全交给国家贸易体系。<br/> 消费社为适应这一新的任务，乃把整个体系加以改组，基层社合并加强，各州成立了区合作联盟，作为农村消费社的批发中心和领导中心。城市型的区百货商店和特种商店在农村中普遍的设立起来。一九三四年只有三百七十七家区百货商店，到一九四○年就拥有二千七百四十五家区百货商店和二万二千八百九十六家村百货商店，以及一千五百四十七家文化用品商店和八百六十三家日用品商店。这一时期农村消费社更开展了建筑材料的零售业务及农村公共食堂、农村面包厂的业务。<br/> 第六个阶段，由苏德战争的爆发到结束。战时合作社的一切工作，都服从于战争的需要。军队需要衣服、鞋子及其他一切必需品，合作社就负起供给的责任。合作社业务经营重点，非在进行贸易，而在农村中的收购工作。合作社有了如下所述的新任务，而把商业活动降到第二位。当时一切国营企业，特别是国家工业部门，完全为战争工作，无法照顾人民，合作社就为人民制造东西，广泛地展开生产运动，自己收购原料供给自己的工厂。战争结束时，合作社已有了很多的企业和工厂。那时在业务方面，主要的中心的组织工作为收购原料，次要的就是生产管理，第三个才是商业活动。因此，整个合作社的组织系统和形式也都变了，合作社的组织形态应该永远追随着任务的变化而变化。<br/> 第七个阶段，战后，自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在此恢复期内合作社在城市粮食供应方面，表现得不好。因此合作社已在一切城市中进行商业贸易，各级合作领导机构纷纷在新辖区内开设商店。由一九四七年到四八年，统计全苏联开设了一万个商店。商店的性质和合作社不同，商店是一个企业机构，合作社是一个组织机构。因此，为管理这些商店，在各级合作联合下添设城市贸易管理局，更在中央合作联盟下，设全苏联贸易局。在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另外增加了一个专管收购的部门。<br/> 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始，苏联又作了新的决定，要城市合作社的贸易准备转交给贸易部。仿佛又回到战前那样，合作社的工作集中在农村的供销上。
第5版()<br/>专栏：<br/><br/> 苏联人民的储蓄事业<br/> 苏联人民的储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储蓄是根本上不同的。资本主义各国的储蓄，实际上带着强制性，因为劳动者根本没有物质上的保障，例如：失业的威胁，疾病的医疗，养老的准备，子女的教育等，他们是牺牲自己所急需的费用而被迫储蓄的。在苏联，这种储蓄的动机早已不复存在了。因为在这个国度里没有失业，却有免费的医药，儿童的义务教育和各种社会保险等，人民无需再作被迫的储蓄。苏联人民的储蓄，是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逐渐蓄积起来，以便日后遇到必要的时候，去满足自己更大更高的需要，如购买贵重物品或作消夏费用等等。<br/> 苏联的储蓄事业，随着国民经济的高涨而日益发展。一九四一年（卫国战争第一年），在苏联银行中的储蓄总额达七十亿卢布以上。在战争爆发之初，存款虽然略见减低，但自一九四五年起又增加起来了。到一九四六年，银行全部存款达一百亿卢布，而一九四八年，银行存款即已超过了战前存款的两倍以上。这种储蓄能力的增加，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和苏联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br/> 苏联储蓄银行的存款，正是名符其实的国民储蓄，它的来源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劳动收入。在一九四六年初，储蓄银行按照社会成份，将存款人分为下列各类：存款人总数的百分之二六·三是工人及其家属；百分之四三·五是职员（连同其家属）和军事人员；百分之十五·三是集体农庄庄员；其余则是个体农民、学生、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等。这与帝俄时代银行存款的三分之二属于大资产阶级这一点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br/> 苏联储蓄银行，除了用极方便的手续和优厚的利息来吸收人民闲散的资金外，并为存款人免费服务。如替他们经付房租、水电、煤气、电话等费用以及其他款项。这种支付的方法，是用转账的手续来完成的。这给存户以极大的便利。储蓄存款的利息收入，全部免税。存户如果去世，死者的存款即以最简单的手续付给他的继承人。<br/> 公债是苏联人民储蓄的另一基本方式。两者的区别在于储蓄时间的久暂，劳动者可以随时提用他存放在银行的存款；而购买公债，则是把资金较长时间的存放在国家手中，购买者可按购买数额得到一定的利息和奖金。<br/> 苏联人民储蓄事业的发展，是有其个人和社会的意义的。劳动者节省一部分工资，却获得以后使用这种储蓄去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物质及文化需要的可能；国家使用此种储蓄，亦将有助于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密切结合的标志之一。 <br/> （许祖峄）
第5版()<br/>专栏：<br/><br/> 苏联人民生活一角<br/> 叶哲<br/> “三山综合工厂”工人们的幸福生活<br/> 由于今年三月起苏联第三次降低物价的结果，苏联劳动者仅在一年当中就将获得不下于一千一百亿卢布的利益。“三山综合工厂”中许多工人和职员都曾细算了一下，由于物价的降低和他们实际工资的增加，可使他们中间每一个人得到多大的利益。“我和丈夫共得工资二千七百多卢布。全家三个人，——该厂女职工玛利亚·日巴尔陀娃说——有系统的降低物价将使我们生活过得更好，将使我们获得更多的物品。我曾计算了一下，现在，在新的减价之后，我们的实际工资每月增加了五百——五百五十卢布”。<br/> 每一个苏维埃家庭，都感觉到在自己的预算上由减价而获得的巨大利益。<br/> 工人们现在得到更多的制成品。女织工瓦尔瓦拉·弗道洛娃每月所得工资平均为一千五百五十卢布。在一九四八年第一次降低物价之后，由于这一笔节省所得的结果，她就能给家庭添置新的厨房用具和家常日用器具等。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第二次降低物价之后，弗道洛娃就给自己和女儿添置夏季和秋季的大衣，薄呢服装，三双时式的布鞋，四件长衣和别的东西。由于今年第三次降低物价所节省的钱，弗道洛娃打算用来购买新的家具——沙发、食器架和别的东西。<br/> 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三山综合工厂”职工们的生活状况已经起了不可言喻的变化。又挤又脏的破房和宿舍，无知和贫穷都已成了迢远的往事。苏维埃政权已为“三山综合工厂”的工人及其孩子们盖起了漂亮的房舍和文娱活动的场所。并为男女工人之享受教育与提高技术建立了一切必要的条件。<br/> 到疗养地去旅行，进入疗养院或休养所，这在“三山综合工厂”职工们中间已是普通的现象。近三年来，女职工弗道洛娃、葛拉福娃以及成百的其它女工，每年都由国家出费，而在高加索温泉地最好的疗养院，在索迁、雅尔达和莫斯科近郊，度着自己的假期。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五○年三月，“三山综合工厂”中有二千七百个男女工人，在业余时间读完了医疗训练班，并给设立在厂区内的夜间疗养院增进了病人的健康。国家在这几年内支给这个医疗所的经费共达二百多万卢布。最近，职工会依着工厂委员会的建议，在欧巴托利亚（克里米）创立了一个工厂疗养院。<br/> 在“三山综合工厂”的职工们都有可能广泛享受免费的医疗。在整个企业上有着自己的医治疗养部，而各个工厂上则设有保健站。在医治疗养部工作的有二十位技术高明的各种专门医师和大批中级的医务人员。这里有Ｘ光治疗室、电心动计、现代的物理医疗器、一般设备俱全的齿科治疗室和镶牙室。<br/> 在“三山综合工厂”做工的大多数都是已养孩子的妇女。工厂的党组织、职工会组织和行政方面，对于妇女和儿童时刻给予巨大的关怀。工厂委员会的社会保险预算，在一九四九年为五百万另八十八万五千卢布，那笔被用来支付女工们怀妊和生产、看护和养育婴孩的补助费的经费，占着不小的地位。这里建立起一切必要的条件，以便已作母亲的妇女能够安安生生地进行生产，享受教育和从事社会政治的活动。在整个企业之下，一共设立了六个幼稚园和一个托儿所；国家对于这些儿童机关的经费，仅在一九四九年就共支付了三万万另三十五万三千卢布。<br/> 去年年底，职工会工厂委员会给学龄前的儿童们在克里米设立了一个疗养院式的幼稚园，工人们的孩子，目前正在那里一队一队地完成着自己三个月的休息。去年夏天，大约有二千个儿童在“真理”和“萨尔铁科夫克”车站附近的那些疗养院式的和普通式的少先营以及在“克略齐姆”的避暑地休息。由工厂委员会建议而给学龄儿童设立的那个预防医院已经成立了三年。儿童们可以在这里免费地、在特惠条件之下住上一、两个月。他们在预防医院里得到质量很好的四次食料以及必要的治疗。在这里具有设备精美的寝室，特别的房间，儿童们可以在这些特别房间里进行学校的功课。许多有资格的教育家对儿童们进行着很多的教育工作。<br/> “三山综合工作”的帕甫利加·莫洛左娃儿童文化宫，是必须提到的。这座儿童文化宫，白天和黑夜都很热闹。儿童们从学校一放学，就跑到自己所爱好的宫里去：参加许许多多的小组呀，观看电影和戏剧呀，游玩呀，歌唱叮，跳舞呀，运动竞技呀。<br/> 大规模的住宅建设是苏联劳动者物质福利增长的一个明显指标。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三山综合工厂”工人住宅上已经支出几千万卢布。为“三山综合工厂”职工们所建筑和重新装修的已有六十二幢住宅和三万三千六百九十平方公尺的公共场地。该企业的行政当局，在一九四九年开辟了九百八十五平方公尺的新住宅，在这里，居住了职工们的家。到一九四九年底所有住宅的百分之八十都已装置了瓦斯设备。<br/> 为了更好地满足工人们生活上的要求，该企业的行政当局正在扩充工厂的洗濯房，成立新的洗濯、干燥和烫平的分房。内衣的洗濯逐渐机械化了。<br/> “三山综合工厂”职工们有着很多的文化机关，一个装着一千四百座位的美丽的剧场，一所包括供给各小组使用的几个特别房间和几个阅览室的俱乐部，几个文娱室，几个图书馆和技术研究室，一个竞技学校和竞技场。国家支出成百万的费用，来提高职工们的文化和技术水平。“三山综合工厂”中成百的男女工人参加普通夜校、纺织技术学校、纺织专门学校分校学习。人们在这里发展得很快。例如，女织工玛利亚·契尔托娃，利用业余时间读完了技术学校，现在已作为纺织厂的高级指导员而工作着。彼得洛娃，以前是一个漂白间的纪录员，她在技术学校毕业后，就被任为印花厂的劳动部长。老年工人高略契夫，卒业于纺织专门学校，现在他已成了“三山综合工厂”的技术管理部部长。<br/> 乌兹别克集体农民的新生活<br/> 乌兹别克集体农民拉希姆贝尔特·由尔特赛甫和他的家庭，过去不曾有过任何土地，任何住宅。后来根据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决定，由尔特赛甫从国家方面获得了土地和房屋。他的孩子们也都进了学校。当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发出号召的时候，劳动农民都走上了新的道路——由尔特赛甫以及几十万其它乌兹别克农民，都加入了集体农庄。<br/> 在过着集体农庄生活的那些年份内，他改变了自己不学无术的状态，他参加了棉农训练班，参加了集体经济的建设。目前，由尔特赛甫的家庭已是集体农庄中受人尊敬的一个家庭。苏维埃国家，对于种棉能手的劳动评价很高，曾经奖给他许多勋章和奖章。<br/> 关于以前乌兹别克贫农的不幸——饥饿和穷困——只能在老人们的回忆中听到了。乌兹别克的集体农民们现在都过着文明富裕的生活。例如，在去年，由尔特赛甫家庭从集体农庄得到大约八吨的谷物和四万多卢布的现金。但这不是例外。像这一类的家庭，在他所参加的“卡冈诺维契”集体农庄中就有几十家之多。过去的雇农阿伯杜拉亨·哈萨姆巴也夫、玛西罗帕·霍尔巴也夫、列依拉亨·玛特米诺夫等，多年以来每年至少都得到七、八吨的谷物，三、四万卢布的现金及其它许多产品。<br/> 一九三六年，乌兹别克的“卡冈诺维契”集体农庄总共有播种面积二百二十五公顷，每一公顷可收棉花三百五十公斤。现在，他们在五百四十二公顷的面积上，每一公顷至少可以收到二千公斤。在一九三六年，该集体农庄的收入为十六万卢布，而在去年，则已增至八百多万卢布。<br/> 该集体农庄中发展着的不仅是棉花的栽培。他们还有一个美丽的合作社的果树园，五个畜牧场，其中有牛、猪和羊七千头；还有一个大大的养蜂场。<br/> 一九四二年完成的灌溉网，促成了收获量的提高，蔬菜果树园和牧场的更近一步的发展。<br/> 目前该农庄已有二百多幢的住宅。许多集体农民房屋都已装置了电话。所有工作队，不论在村中或是在田上，彼此之间都用电话来联络。电气被广泛地使用在集体农庄的生产上。在电力的帮助之下，集体农庄的制粉机、切草机、肥料加工机、锯木厂都在不断地转动着。<br/> 乌兹别克的集体农民们早已忘记了那些由祖先手上遗传下来的原始农具。国家机器拖拉机站的强大技术，差不多把手工劳动完全从我们集体农庄中排挤出去了。在田野上工作的是：拖拉机、复合的农业机器、联合式的棉花收获机。集体农庄全部田野工作的百分之九十五已经机械化了。<br/> 去年秋天，“卡冈诺维契”集体农庄大会上决定开始建设一个农业城。这个新城的中心将有一座文化宫。在农业城的两条主要街道上将筑建成三百五十幢住宅。每幢住宅都有二个到三个房间，一条走廊、一间厨房、一个洗澡间、自来水管和下水道设备。在城中心将有一所新的中学，一家百货商店，一个剧场。在街道尽头，就是一个机械化的制酪农场，几幢农场的附属房屋，几个仓库，几个作坊，一个制粉厂，一个碾米厂，一个罐头工厂以及集体农庄的其它企业。幼稚园和托儿所、医院、休养所，分布在那些绿叶掩映的、静悄悄的横街上。在横跨新城的运河堤岸上，则有一个带着水上站的竞技场。这项建设预计需要五年完成。
第5版()<br/>专栏：<br/><br/>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br/> 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府秘一字第三八二二号<br/> 现在郑州、苏北、淮阳等地已发现疑似霍乱患者多名，天津市亦于七月十四日发现真性霍乱病例，本府为适应紧急情况，防止其侵袭及蔓延计，特制订北京市一九五○年预防霍乱紧急措施办法公布之。<br/> 市长 聂荣臻<br/> 副市长 张友渔<br/> 吴晗<br/> 北京市一九五○年预防霍乱紧急措施办法<br/> 一、本市目前预防霍乱应行之紧急措施，其主要工作范围如左：<br/> １、扩大防疫宣传；针对目前情况，提高市民警觉，以介绍防治简要办法，报导各地流行现况，劝导接受预防注射，注意饮食物及环境卫生等为主要内容，由市卫生委员会，采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扩大宣传，其具体办法另订之。<br/> ２、疫情报告：市内发现疑似霍乱患者时，市民应立即报请本区卫生所调查处理（同时可迳到传染病院诊察治疗）其无卫生所之我，应报告区公所（政府）转报公共卫生局防疫队，如系医务工作者，应于初步诊断后，报请所在区之卫生所即日调查处理并转报公共卫生局防疫队登记。<br/> ３、检疫：在本市市内检疫工作未实施以前，凡乘坐火车来京旅客，下车入站前之车内检疫消毒工作，由铁道部卫生局负责办理，如发现有霍乱疑似患者时，应与市公共卫生局联系处理。<br/> ４、预防注射：甲、以注射单纯霍乱疫苗为主，由各区卫生委员会负责分段指定日期场所，公告市民如期前往接受注射，其逾期尚未接受者，施以强迫注射。乙、注射应在扩大而有组织的原则下进行，开始从贫苦住民较多的第三、四、七、八、九等五个区起作重点实施，区的工作人员不足时，由市卫生委员会派员帮助完成之。丙、作为户口副 页之预防接种纪录，已在郊区建立良好基础，本期内决定城郊各区普遍采用，由公共卫生局赶印备用，公安局协助推行。<br/> ５、加强饮水之检验消毒：甲、自来水应于最近期间内，提高加氯量，并保证南城未梢地区保有百万分之○·一的剩余氯，城内各水源井一律暂停供水，西郊水厂速即装置消毒设备。乙、公用饮水井，必须做到普遍消毒，并将消毒次数增到每天二至三次，自用井限制公用饮用，（其有特殊原因，经公共卫生局核准者不在此限）并实施检验及消毒，其专作工业使用及水质不良者，一律禁止饮用。<br/> ６、加强饮食物管理：甲、清凉饮食物：子、凡经营清凉饮食物之店铺及摊贩，均须具有适当合理之卫生设备，并加强检验。丑、制售冰榻商店，必须备有发给小贩使用之适当用具，经公共卫生局检查许可者，始准批售（如小贩自备用具合于条件者，亦得向公共卫生局申请检查许可）。寅、冰镇冷食品，除有冷气设备外，应一律使用人造冰。卯、刨冰、果子干、查干汤、酸枣汤、果干汤、甜水（糖或糖精另调味料及色素制成者）除进行检查管理外，防疫期内暂行劝令自动停售。乙、一般一般饮食物：子、凡直接入口食物，应一律具有严密防蝇设备，其需要冰镇而无适当设备者，应一律使用人造冰。丑、腐烂饮食物，一律禁止售卖。寅、西瓜除具有带门之严密玻璃罩或纱罩者外，一律不得切开售卖。以上甲、乙、两项之实施，应通过各该行业组织，列入卫生公约，由各主管局（公共卫生局，公安局，商业局）督导执行。<br/> ７、垃圾粪便处理：本市垃圾粪污之鼾，在防疫紧急措施期间，由卫生工程局配合全面预防工作，积极加强管理。<br/> 二、本办法所称紧急措施期间之开始及解除，由市卫生委员会以书面公告市民周知。<br/> 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