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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工作
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
斯大林
（原文第一次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六日《真理报》第九九期，现在刊载于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印行的《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编者）
伊恩古洛夫在其论文《追根到底》（《真理报》第九八期）中，讲到了报纸对于国家和党的意义这个重要问题。显然地，为着强调自己的思想，他引证了中央的组织报告，这篇报告说：报刊“建立着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就其力量讲来是相等于任何群众性质的传达机关；报刊是党借以每日每时和工人阶级说话的唯一工具”（注一）。
但是在其试图解决问题时，伊恩古洛夫却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歪曲了从中央报告中所引证的文句的意思；第二，他忽视了报纸的极重要的组织作用。我认为：由于问题的重要性，对这些错误讲一两句话是应该的。
（一）报告的意思并不是党的作用似乎只局限于与工人阶级说话的任务，党应当与工人阶级交谈，而不仅仅是与他们说话。把“说话”这个公式与“交谈”这个公式对立起来，除了空洞的玩弄文字之外，是不表示什么东西的。实际上两者都表示着不可分割的整体，都表现在读者与作者、党与工人阶级、国家与劳动群众之间的毫不间断的相互作用中。这个现象从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一开始存在起，甚至从《火星报》时期起，就已经发生了。伊恩古洛夫想得不正确：这种相互作用只是几年以前工人阶级在俄国夺得政权以后才开始的。从中央报告中所引证的文句的意思并不在于“说话”，而是在于报纸“建立着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就其力量讲来是相等于任何群众性质的传达机关”。所引证的文句的意思是在于报纸的组织意义。正因为如此，所以报纸是作为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引带之一而出现于中央的组织报告中。伊恩古洛夫不了解所引证的文句，无意地歪曲了它的意思。
（二）伊恩古洛夫强调报纸的鼓动的、揭露的作用，以为这把报纸的任务都包括无遗了。他引证了我们国家的一些弊端，同时指出了：报纸的揭露工作，报纸所进行的鼓动，是问题的“根源”。但是显而易见，纵然报纸的鼓动作用非常重要，可是它的组织作用在目前却是我们建设工作的最迫切的要素。问题不仅在于使报纸进行鼓动和揭露，而且首先在于使报纸具有全国各地的、一切工业地点和农业地点的、一切县和乡的工作人员、办事处人员和通讯员的巨大的网，使党的联系通过报纸毫无例外地达到一切工人区域和农民区域，使一方面党与国家、另一方面工业区域和农民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完满。假如像《贫农报》这样通俗的报纸有时召开自己在我国各个地区的主要办事处人员的代表会议来交换意见和总结经验，而这些办事处人员每一个又为着同一目的召开自己区域、地点和乡的通讯员的代表会议，——那末这就不仅在建立党与工人阶级、国家与我国最僻远角落之间的组织联系方面，而且在改善和振兴报纸本身方面、在改善和振奋我国报纸全部工作人员方面迈进了重大的第一步。这种代表会议与这种讨论性质的会议，据我看来，比起“全俄的”和其他的新闻工作者代表大会具有着更现实得多的意义。报纸是党和苏维埃政权手中的集体组织者，报纸是建立与我国劳动群众的联系并把他们团结在党和苏维埃政权周围的手段，——现在报纸的迫切任务就在于此。
使读者回忆一下列宁同志所著《从何着手》（一九○一年写成）一文中关于报纸在我们党生活中的组织作用的一段话，将不会是多余的事情。
“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布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吸收政治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在后一点上，可以把报纸比作一个大木架，它搭在正在修建的房子周围，划出房子的轮廓，便利于各个匠人的交往，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考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达到的总成绩。在报纸帮助之下以及和它联系之中，自然而然可以形成一种经常的组织，它不仅从事地方工作，而且还从事正规的一般的工作来教导自己的人员仔细注视政治事变，估计这些事变的意义以及它们对各个居民阶层的影响，制定革命党影响这些事变的适当办法。单是技术的任务——保证正确地把材料供给报纸并正确地推广报纸——就迫使我们建立统一的党的地方办事处网，这些办事处彼此处于活跃的交往中，知道一般事态，习惯于执行全俄工作的零细职务，使用自己的力量去组织某些革命行动。这种办事处网将成为我们所需要的机关的骨干：这种机关是很大的，足以包罗全国；它是很广泛和多方面的，足以进行严格和精细的分工；它是很坚定的，足以在任何情况之下，在任何“转变”和意外之下善于不屈不挠地进行工作；它是很机敏的，足以一方面善于避免与力量占压倒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当敌人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个地点的时候），另一方面则善于利用这个敌人的笨拙，在他们极少料到进攻的地方和时候向他们进攻。”（注二）。
列宁同志当时讲到了报纸是我们党的建设的工具。但是毫无理由怀疑：列宁所讲的话在我们现在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环境中是完全适用的。
报纸的这种重要的组织作用，伊恩古洛夫在其论文中却忽视了。他的主要错误就在这里。
我们报纸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怎么竟致忽略了这个重要的任务呢？昨天一个同志向我说：显然伊恩古洛夫除了提出解决报纸问题的任务之外，还提出了另一个附带的任务：“刺人一下，使人感到一点儿不舒服”。我自己不来肯定这一点，而且决不否认任何人除了直接任务之外还有给自己提出附带任务的权利。但是不能容许附带的任务把阐明报纸在我们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方面的组织作用这一任务掩盖起来，即使是一分钟也罢。
（注一）见《斯大林全集》，俄文本，第五卷，第二○四页。——俄文版编辑部注。
（注二）《列宁全集》，俄文本，第三版，第四卷，第一一一——一一二页，与第四版，第五卷，第一○——一一页——俄文版编辑部注。
（曹葆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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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才政论家斯大林
萨斯拉夫斯基
在革命初年，斯大林同志有一次填写表格时，回答关于他的主要职业问题说：——政论家。
苏维埃人民与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斯大林是天才的政论家。他的语言的影响是无可抗拒的。它以逻辑分析的力量和为共产主义而战斗的、战士的强烈的热情征服了读者。读斯大林的著作，就意味着为它所完全吸引。
斯大林同志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列宁所理解的那种政论活动的政论家。在他的作品里，革命的语言是与革命的实际工作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写当代的历史——这意思就是说，直接参加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参加这个斗争，对斯大林来说，——这就是最高的领导，这就是他的首要的党的责任。斯大林的政论家的活动——是他在党的战斗中的手段。
布尔什维克的政论——这不是“为文学而文学”。它与资产阶级政论的基本不同点之一就在于此。天才的政论家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写了很多。政论曾是他的主要的政治武器。一九一七年他写了他的有历史意义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出版的曾是其第一部分。其第二部分由于革命的实践——准备武装起义而未能写成。在第一版后记上列宁曾写了这样值得注意的话：“本书第二编（一九○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也许要延搁一个长的时期；因为作出‘革命的经验’总是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为愉快，更为有益。”（列宁全集俄文版，二十五卷，四六二页）
在领导、组织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的时候，列宁继续着写作。他的政论成为“革命经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政论的基本特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把布尔什维克语言的大师——列宁与斯大林作为政论家来描述是那么的困难。政论家的斯大林——这就是在其活动的各方面的斯大林：思想家，学者，领袖，作家，人。他的独特的个性的各个方面，都反映在他的政论里。斯大林政论的感人的与使人折服的力量就由此而来。我们说到斯大林的文学风格。这也是斯大林领导党和政府的风格：湛深的智慧，渊博的知识，思想的明晰与确切，不屈的意志，斗争的热情，对自己人民、对劳动人类、对人的挚爱。
对于布尔什维克报刊来说，斯大林同志当然不仅是天才的政论家，构成布尔什维克语言的学校的大量著作的作者。与列宁一起，斯大林乃是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报刊的创办人，组织者。且不说高加索的那些报纸，《真理报》就是他所创办的。他曾是《真理报》的第一个主编。
与列宁一起，斯大林同志创建了新型报刊的基础。这是真正自由的报刊，仅仅属于人民的报刊。斯大林同志关于苏维埃报刊应成为党的最尖锐的武器，成为与人民群众日常联系的最重要的工具的指示，斯大林同志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言论，关于工农通讯员应成为有社会嗅觉的新闻记者、关于文学中的党性以及其他等等言论——这在一起成了布尔什维克关于报刊，关于新闻科学的学说。在斯大林的指示与作品的基础上，成长与培养起来了大量的苏维埃新闻工作者的队伍。现在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新闻记者也正在经受斯大林报刊学校的训练。
在斯大林同志的政论活动中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多方面性。似乎还没有那一种报纸或杂志，它不是因斯大林的作品而丰富起来。在这里我们只要提一提基础的理论著作。政论家不能略过其中的任何一篇，因为所有这些著作都渗透了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政论。它们乃是一个范例，它说明：政论，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偶然的附属品，而且是它的合乎规律的附属品；它说明：没有政论，就不能有马克思——列宁的哲学。
在斯大林同志所发表于报纸上的论文中间，有着关于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与党的论题的文章。有关于时事问题的社论。有通讯（高加索来信），有论战的札记，有小册子，——政论缩影的真正杰作。
所有的读者都热心地反复读着这些论文和札记。而我们，新闻记者们，应该学习它们，深入地学习每篇论文的构造，它的风格以及内容与形式的一致。必须学习这个，以便我们每一句话都有思想，以便能为每一句话——作为基本思想发展中的必要环节——找出正当根据。必须无情地涂掉那些为了填满空白的完全无用的句子。
在斯大林同志的政论中有这么一部分——它不能归类于报章杂志的范围——，是非常重要与有趣的部分：斯大林所写的宣言。其中大多都与他早年的政治与文艺活动有关。它们本身就是一个学校，斯大林的政论才能就是在其中受到锻炼的。我们在他后来的文章与札记中，在社论中，可以找到他的宣言式的风格的反映。斯大林同志的宣言——按其力量，按其政治的热情，按其感召力来说，这是无可比拟的作品，——是有艺术性的政治散文的最高范例。在这些结合了深刻的政治思想与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宣言中，表现了青年斯大林——工人阶级罢工与游行示威中的领袖、热烈的宣传家、革命的人民卫护者——的风度。
在他的一篇《我们最近的罢工说明着什么？》的文章里，斯大林同志写道：“应当看看这些工人们，应当知道他们以怎样的自豪在说：‘我们不是为着一条毛巾一块肥皂的报酬而斗争，而是为了工人委员会的权利和光荣而斗争的。’我再说一遍，应当知道这一切，以便了解工人们的脑海里起了怎样的变化。”（斯大林全集，俄文版，卷二第九十九页）
在这几句写于四十多年以前的话里，所表现的不仅是对工人阶级的知识，也表现了对工人阶级深刻的衷心的爱，为他们而自豪，和对他们力量的信心。而这是贯穿着斯大林的所有的政论的。他带着热爱，总是注视着工人头脑中的“变化”，他和列宁一起，是这些变化的主要创造者。而且，斯大林是带着怎样的自豪，在后来说出那些关于历史上迄今所不知道的这个新的工人阶级——这是改造人类的最伟大的革命的领导者的工人阶级——的话呵。
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枢纽，贯穿了斯大林的全部作品。在他的理论著作中，报纸短评中，政府演说台上的讲话与对私人的信件中，他都在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像列宁一样，斯大林的全部生活充满着党的斗争。几乎他的全部作品的论辩性——就由此而来。这就是为什么哲学辩证法的最抽象的概念能在他的作品中，以取自为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实际中最生动的、明确的例子，表现出来。论辩——不是论文中的文学混合物而是辩证方法的一种形式，是为新生事物、为真理的斗争，是同旧事物的固守者、同革命的敌人的经常的斗争。解释之对于斯大林——这就是与那些企图朦胧人的人作斗争。
斯大林同志的所有的政论——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它不容置疑地证明了宣传的形式不能以某些报纸或杂志来限制的。而应该向斯大林同志学习，学习再学习用简短的文章来阐明最复杂的思想的非凡的才能。
加里宁关于斯大林同志的语言，曾说过——你不能说得更好了：“如果有人问我，谁最懂得俄罗斯语言，我会回答说——斯大林。应该向他学习语言的简练、明晰和水晶般的纯洁。请你们试一试把斯大林所说的某种思想说得更简单一点吧！”（《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卷二，第二六一页）
斯大林说，列宁的每一句话，都是“击中目标”的。他用这也给自己的语言下了规定。斯大林语言的打击力量，当然，首先在于思想的正确性，精密和准确。然后，它（打击力量）才表现于语言的准确与精练。
斯大林的语言的泉源是多方面的。它们首先——是斯大林与人民的深深的联系。他对于称之为“人民的智慧”及数世纪来所积累起来的人民群众的文化，怀着很大的敬意。这种智慧的结晶，便是民间的格言和谚语，民间故事、民歌、童话的英雄与传奇的形象，鲁斯塔维尔和其他民间诗人的叙事诗。斯大林熟悉并且喜爱民间的谚语，他时常引用它们。它们是使他的文艺语言的生动活泼的重要因素。
这还由于他对艺术文学的湛深的知识，特别是俄国文学的知识。斯大林对俄罗斯语言的知识就由俄国文学而来。照加里宁所承认的，斯大林乃是俄罗斯语言美的伟大的鉴赏家，而且盖世无双。在斯大林的朴素的风格里，我们听到普式庚的散文的回音，莱蒙托夫的激昂的喷射，杜勃洛柳泊夫的热情，沙尔德可夫——谢得林的讽刺。而除了这些文学的泉源之外——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强大的影响……。但这却不是各种影响与力量的混合。这恰好是从各方面流来并汇入一条激流的泉源，他有其特殊的风格，有其内在的力量。
斯大林文章的结构是独创一格而且是异常丰富的。他的思想的明晰和确切，对每一细节的充分的考虑表现在他的整个计划的严谨与匀称上。基本的主旨似乎不是用笔写的而且用雕刻的刀子雕成的。论据是以简短的概要的总结来结束的。文章因结束语而更加有力。所有这些乃是宣传艺术的古典范例。
严谨——这是斯大林的朴素的一个主要特点。严谨与安详。斯大林的政论风格反映了为千百万人所熟知的他的永远如斯的和伟大的安详。
而在人民的领袖的这种安详底下——却有着人民的保卫者、革命的创造者的热情。与湛深的思想一起，在斯大林所写的每一行字句中间，跃动着深深的情感。因此当说到人民，说到自己的人民的时候，每一行都充满着温暖与亲切。因此，当字句打击着敌人的时候，就满是愤怒和轻蔑。
斯大林的微笑隐藏在字里行间。这种微笑，有时用锐利的语言闪耀着，有时用对敌人的尖刻嘲弄鸣响着，而有时则以自己对人们的温柔，引起甚至最冷酷的人们的眼泪。
× × ×
斯大林的政治的研究者，特别注意斯大林同志著作中的讽刺。这是真正致命的讽刺。我们知道，斯大林几乎没有一本不带争论性的著作。而争论则是与嘲弄对手分不开的。
斯大林同志的讽刺的特点在于，它从来也不离开文章的总的结构。它有它自己的位置。它从不顶替论据。嘲弄的力量恰恰在于，它使人确信它是有事实和证据为根据的，它自己在作着对敌人论旨的分析，完成着对敌人的理论的歼灭。试举斯大林同志在同孟什维克斗争时期、在同托洛斯基及党的其他敌人斗争时期、在同国外敌人斗争时期的文章来看吧，讽刺的方法，一击即中，它是重要的、有根据的论据链环中的生动的一环。这也是嘲弄傲慢自大，夸夸其谈，装模作样的讽刺方法的丰富展览。
斯大林的文学风格的严谨还包含着斯大林政论的实事求是。斯大林同志的一切作品都与当前的时事、与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问题、与内外政策的各项问题联系着。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任何对词藻美的迁就！
但是，在我们领袖的这些实事求是的文章中有着何等的使人心折的美和共产主义的力量呵！他写着关于当前工业与农业的种种问题，而我们在他的文章里，正如在他的眼睛里一样，看到——注视着未来的目光。他的今天——这永远是他的明天。他看着我们大家，于是我们就感觉到他的鼓励的眼色，而他同时也看到我们的孩子们。而在这位天才的思想家和现实主义的创造家的泰然自若中，我们察觉到一个理想家，——像列宁一样的理想家。
（郑德芳译自《民主记者》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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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的通讯工作
河北日报编辑部
下面是河北日报寄来的一个关于通讯工作的材料。这个材料有可以参考的经验，但不是发展通讯员的唯一的办法。因为河北省的通讯工作有它本身的特点，这就是，在中共十多年来全党办报的教育下所产生的通讯工作和党委工作的密切的结合。缺乏这个历史条件的报纸，如果要求立即照办，难免首先把发展通讯员的责任归给中共党委并因而放松本身的努力。对于党报来说，党委的领导是重要的，但报纸本身的努力也是同等重要的。两者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建立健全的和有效的通讯工作。关于这个问题，本刊在今后将继续选辑材料，供各地报纸参考。
编者
河北省的通讯工作，经过十余年来的发展，已经织成一面密密的大网，遍布在全省各地。有一万六千余名通讯员，通过了各种各样纵横交错的线，与河北日报联系着。全省各地较大的事情，及一般工作情况与问题，大部分能及时反映到报社。如用稿件数目来说明，据今年一二三月份统计，除各级通讯组织经过初选认为不能上报，因而留下的以外，交到报社的每月平均三千六百四十件（据唐山专区两个半月的统计，平均每月通讯员共写稿一千三百七十一件，经各县通讯干事初步选择后，每月平均交到地委通讯干事者只五百七十件；地委通讯干事再选一次，交到报社者平均每月二百七十三件。如按这样计算，报社收到的稿件只占通讯员写稿总数的五分之一；全省通讯员则每月平均共约写稿一万八千二百件。报纸采用稿件，只占报社收到稿件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此外，各级各部门（主要是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报告，总结等材料，有很多能经常按期寄给报社。还有些人不断给报社写信报告工作情况。河北日报的《问事处》，每月平均收到一千八百多封信，副刊每月直接收到来稿二百余件，均没有计算在以上稿件数目内。
通讯网的组织情况是这样的：
河北日报编辑部（实行编采通合一以前）有通联科（十二人），各地、市、县、镇委宣传部都有通讯干事，是专业通讯工作者。兼职的有：省府各厅、局及各专署均有报道秘书，有的工厂设有通讯干事，唐山专区的专区级各部门均有党报干事。各县（镇）都有中心通讯组，由县级各部门负责干部及县委通讯干事组成，在本县（镇）通讯工作中起核心推动作用，一般的是由县委书记亲自领导。中心通讯组起作用的有三分之一。各地通讯员一般的都组成了通讯组，县以上是以部门为单位组成，区以下就是以区、村、工厂、学校为单位组成。
我们把通讯员分成了三种：长期积极写稿，而且所写稿件质量较高者，报社即聘为特约记者或特约通讯员，全省共有二百七十人，其中有地委委员五人，县委委员八十八人。能够经常写稿者，地（市）委宣传部或县（镇）委宣传部即确定其为骨干通讯员，全省共一千零六十八人。有时写稿但也许很长时间不写者为普通通讯员，全省共一万六千余人。普通通讯员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不大起作用或挂名的通讯员。
这些通讯员，绝大部分都不是报社直接发展的，而是多年以来在《全党办报》的方针下，各级党委都把领导通讯工作当成了日常工作之一，经常进行、布置、动员、检查、总结。如今年一月份河北日报发起写稿运动时，报社的布置还没有发下，先由广播电台广播了，饶阳县委从收音机里听到以后，就立即作了研究，并在县区扩大干部会上作了布置。各级党委经常号召大家都要动手为党报写稿，普遍建立通讯小组，协助通讯工作干部经常召开通讯员座谈会。把写稿作为每个人必须做的工作，提出作完一个工作之后，一定要及时报道。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各级党委还经常检查干部对写稿的认识，批判轻视写稿的思想，对重视通讯工作或写稿积极的人，在报纸上，会议上表扬或通报表扬。对轻视通讯工作或长期不写稿的负责干部，则提出批评甚至通报批评。政府各部门及各人民团体，也经常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布置通讯工作，把通讯工作作为下级对上级报告或总结工作的内容之一。如河北省水利局，局长亲自动手领导通讯工作，并亲自动手写稿和给别人改稿。在水利工作系统中有很健全的通讯组织。省水利局通讯组经常提出关于水利工作的报道要点，一面给报社作参考，一面作为该系统中各级通讯报道的依据。定县专区供销社和税务局，对其下级组织中的通讯员都有经常的指导。
各地建立了通讯小组以后，报告给报社，报社即进行联络指导。通讯员一开始给报纸写稿，报社即抓住不放，初期是每稿必复每信必复，如所写稿件不能发表，就很耐心的提出具体意见，告诉他以后应怎样写，或者这篇稿怎样写就能发表。对发表了稿件的通讯员，则再予鼓励，让他继续多写。
一九四七年进行土地改革时，遍地都是工作组，工作组里也有通讯组长或专门负责通讯报道工作的，报社即与这些人取得直接联系，各地土改情况与问题很快就能反映到报社。
此外，初期报社出版的通讯刊物发给所有的通讯员每人一份，除通过这个刊物进行指导外，也有些鼓励作用，有些人拿到通讯刊物后就觉得再不写稿就对不起报社了。有的通讯员如隔了相当时间没有写稿，报社即写信联络，甚至连写几信，这样就又写起来。通讯员接到报社的信以后，觉得特别亲切，受到很大的鼓舞。很多人就这样和报社成了很好的朋友，如有的调动工作时就主动通知报社，甚至有的因病请假时也通知报社，说明他多少日子不能写稿。
报社及有的专区，县，曾采用评奖模范通讯员、通讯组的办法，也有相当鼓舞作用。
这样，大家就都公认了写稿是每个人的责任，不写稿或轻视通讯工作就是不对的。但也有些通讯员始终是挂名的，认为不做工作不行，不写稿不要紧，写稿是额外负担。
河北省的通讯工作，就是这样发展与巩固起来的。
到去年（一九四九年），通讯组织更加庞大了，通讯员更多了，再像以前那样每稿必复每信必复是作不到了，而且确实有相当一部分通讯员是挂名的，因此就转变了通讯联络的工作方法，并逐步建立骨干通讯员，聘请特约记者及特约通讯员，采取脱壳的办法，逐步精干通讯组织。在河北省来说，这是通讯组织由广泛发展到巩固到精干的发展规律。
后来，报社通联科，主要是在业务上领导各地、市、县、镇委通讯干事及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与县（镇）中心通讯组也有一定的联系。地委通讯干事主要是在业务上领导各县（镇）通讯干事，并与各县（镇）中心通讯组联系。骨干通讯员一部分是地（市）委通讯干事直接掌握的，一部分是县（镇）委通讯干事掌握的。地、市、县、镇委通讯干事又是报社的驻地记者，除作通联工作外，还进行重点采访。除特约记者及特约通讯员的稿件经县（镇）委审查后，即直寄报社通联科外，一般稿件都是经县委审查后，由通讯干事寄地委宣传部通讯干事。有的县（镇）委通讯干事也将稿件进行初选，认为质量太低的即直接退回，不再寄地委宣传部。地委通讯干事将来稿分为三类，较好的就原稿转交报社，不能单独发表的就综合改写后再寄报社，不能用的就退回或作为材料积累起来。
报社通联科与各地的联络方法，除信件外，经常有电话联络，距离较远者即用长途电话。（在刚建省时，各地（市）委设有电台发稿，经常有电报联络）。特别是紧急任务到来时，如雨后抢耕抢种，通联科即昼夜用电话指挥各地组织报道，各地用电话向报社发稿。平时，也常有从百里以外送一件他们认为较好而且时间性较强的稿件来的。此外，为一个突击任务，如战时报道一个战役，去冬今春报道宁河、宝坻、蓟县、玉田重灾区的生产救灾，报社均派记者组带着电台去进行报道，电台除发记者稿件外，也发通讯员的较好的稿件。
河北省的通讯工作，已具相当规模，通讯员数目及来稿数目是相当大的。但目前仍存在某些形式主义的偏向。广大的通讯员网没有完全建立在干部和工农群众中积极分子的基础之上（当然有相当部分还是依靠了积极分子的）。通讯组织大部浮在上层，没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对培养工农通讯员没有引起重视，过去有些农村通讯组，而且有的成绩很好，建省以后都放弃了。入城以后，也没有积极建立工人通讯组。在过去的通讯工作中，多是着重于追求通讯员数量和稿件数量，甚至挑战竞赛，规定每人每月必须写几篇稿，（现在有些地区仍有此偏向），对质量的提高强调不足，因此许多通讯稿件还感零碎、片断、空泛、并有的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盲目性和自流状态。
提高通讯员和稿件的质量，是一个严重的任务，这必须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获得逐步改进。不能急躁。在这一方面，我们曾采用了以下几个办法：
一、对通讯组织的全面指导与重点使用相结合，抓住通讯工作中最主要的一环——主动组织稿件，出题目作文章。
通讯组织发展到目前的状况，不可能再对每一个通讯员都抓得很紧，不可能再采取每稿必复每信必复的方法，但也不能把现有组织完全放弃，因此除了全面的一般指导外，就必须抓住重点使用。报社则抓住地、市、县、镇委通讯干事，县（镇）委中心通讯组，特约记者及特约通讯员（其中很多是各级主要干部），加强对他们的联络指导，根据各地汇报材料、从稿件上看到的问题及各地特点，主动给他们出题目作文章，指定专人写，或经过他们去组织。如报社经常写信或打电话请清苑特约记者马化民（县委书记）组织专题报道，他总是很快就能写来。马化民同志领导的那个中心通讯组也很起作用，他和县长及宣传部长分工领导各部门的通讯工作，经常督促检查、具体帮助、培养通讯员。马化民同志发现那个部门的工作有改进或有问题时，就给该部门的通讯员出个题目，并告诉他怎样写，写了以后，马化民同志亲自详细修改。干部下乡时，他们也亲自指示怎样注意组织报道。
各地（市）委通讯干事，也经常采用出题目作文章的办法，如保定地委通讯干事经过出题目以后，该专区（共辖十七县）有十二个县委书记，十三个县委宣传部部长八个县长都动手写起稿来。稿件质量即显著提高。该专区为强调提高稿件质量，还曾规定各县每月只许交稿二十件到三十五件。定县地委通讯干事出题目组织的材料，能被报纸采用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但初期地委通讯干事出题目时因对各县情况了解不够，出的题目也是千篇一律，甚至把题目油印出来发到各县。有的题目未抓住各个地区的不同重点，不适于当地情况。如通县专区曾有的县认为地委通讯干事出的题目不适当，自己另外出了一个题目，并向地委通讯干事提出：“你们出的那个题目不行，我们写一个别的可以吗？”
遇紧急任务时，也曾不断采用出题目限时间写来的办法。
对通讯组织的领导，也应抓住重点，使用骨干。如今年一二月份写稿运动的初期，定县专区多数县份都是大平面的领导，因而稿件质量很低；博野县一个月写稿一百四十六件，报纸只采用了三件。后来地委宣传部提出通讯组织上的“精兵简政”，贯彻省宣传会议上提出的每县保持五个到十个骨干通讯员，二十个普通通讯员，一二个特约通讯员或特约记者；各县即依此进行了整顿，稿件质量逐渐提高。唐山专区卢龙、乐亭、遵化等县，始终重视培养骨干，因此通讯工作就能持续，稿件质量也较好。
二、通讯工作与各级领导相结合，与各级领导机关的研究部门相结合，并强调负责干部动手写稿。
中共河北省委真正把报纸当成了领导工作的重要工具，对报纸工作抓的很紧，多方面给以方便，经常主动告诉报社在一定时期应当抓住那几个主要问题进行报道。报社也经常根据省委意图提出报道要点，或先提出具体意见请示省委。地、县委通讯工作干部也经常采用这样的方法。如天津地委通讯干事，准备出较成熟的意见后，有计划有目的地去请示地委。通讯干事获得一堆材料时，就找地委请示原则，根据地委提出的原则，结合自己掌握的具体材料、典型事例，即写成综合报道。有时通讯干事写成一篇稿件交地委或专员去审查，负责同志即提高到原则上去认识这个材料，让通讯干事重新整理。通讯干事从各地来稿中发现重要问题时，因比研究室的情况还来的快，就马上汇报给地委，作为领导工作的依据。地委真正体验到了通讯报道对工作的好处，就更加重视起来，每逢工作进行到一个段落时，地委就提出问题，或列出提纲，交通讯干事去充实具体材料，写成报道。天津专署张子善专员曾说：“发动主要干部写稿，可以克服很多官僚主义，因为不调查就写不出报道，有的材料本来看着可以，但一写成稿就觉得空洞了，必须再去调查。”他还曾利用坐火车的空隙时间写稿。
再如文安县委，把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与通讯工作看成是一个东西，通过报道使工作得到很大帮助。如通讯干事发现该县三区忽视轻灾区的生产领导，县委书记即带领通讯干事去进行检查；把这个材料写成报道。报上发表以后，县委思想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更明确而肯定了，于是又发动各部门干部到各区进行普遍检查。县委体验到通讯报道的重要，就把这个工作作为日常指导的内容之一。县委书记经常帮助通讯干事研究题目，指定专人写稿。他还曾在干部会议上提出，能写出好的报道的部门，工作就一定深入。县委还通过报道检查工作，让县区干部每稿写两份，一交报社，一交县委。这样，干部也就很自然的把写稿看成自己的责任。
各地（市）委的会议，一般的都让通讯干事参加，以便了解领导意图及全面工作情况。
地委、县委及其他负责干部亲自动手写稿的很多，如天津地委七个委员都动手，蓟县县委七个委员也都动手，香河县委书记张子明两个半月亲手写稿二十一篇。但也有些负责干部还很忽视通讯工作，既不领导，也不亲自动手。有的县把能力较强的通讯干事调任其他工作。
通讯工作与研究部门结合，不仅可从研究部门获得新闻材料或线索，研究部门也可从稿件中获得材料。
三、报纸编辑部，在编辑计划之前，应先有报道计划发下，以使广大的通讯员能摸准编辑部的意图。但这一点我们还做得很差，因此编辑工作上表现被动。
地（市）委通讯干事多数也能制订一定时期的报道计划，一面发到各县，一面交到报社，报社如有意见即及时提出。有的县（镇）委通讯干事也有报道计划，但多数是没有计划的。
除了通讯工作系统的计划外，其他部门也有的按自己的系统布置通讯工作，这样会更切合实际，便于提高稿件质量。如省府所属各部门都按月订出报道计划，统一交省府新闻发布科检查执行，月底进行总结。但总结制度还不健全。省水利局把报道计划发到下边水利部门的通讯小组，作的较好。保定市的各通讯小组，都有定期的报道计划交到市委通讯干事。
四、在报道方法上，曾反复提出要使一定时期较全面系统的综合报道，一定问题的典型报道连续报道与一般报道相结合。综合报道作的多一些，典型的连续报道则作的较少，还是一般报道多，因而有些报道显得千篇一律。
此外，很多地方采用集体写稿的方法，一方面是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的结合，一方面是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的结合，收效还很好。
以上是今年五月以前的情况。自今年五月下半月，河北日报编辑部开始试行编采通合一以后，在这一方面还没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