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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述评
贯彻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和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发表以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对于执行这两个决定都作了很大的努力。仅从报纸上读到的便已经有上海、南京、浙江、辽西等省市的党委会或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这些决定的指示。在各地党委的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重要报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已经开始加强了。报纸用很大的篇幅来登载批评性的稿件。长江日报、河北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新湖南报、浙江日报、绥远日报、云南日报、松江日报等已改组了他们的副刊，以主要篇幅刊载读者的批评和建议的来信，或把副刊整个改称“读者来信”，如河北日报。读者来信在报纸上所占地位的扩大，也证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展开业已提高了读者的政治积极性。本报四月份收到读者来信一千六百七十四件，较三月份增加一倍，而五月份则增加到二千四百七十八件。其他华北各地主要报纸在五月份收到的读者来信也一般地增加了一倍。报纸初步克服了“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报纸工作中的这种进步是值得珍视的。
读者在报纸上发表的意见开始引起了很大的重视。五月二十一日浙江日报发表了三封读者来信，批评各地收购茶叶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二十二日发表了批评这一问题的社论，浙江省商业厅和中茶杭州分公司立即根据报纸的批评作了深入的检查，省人民政府也立即根据报纸的批评和公司方面的检查发布指示，指出纠正偏向改进收茶工作的办法，同时在二十四日的报纸上公布。五月十四日南方日报以第一版重要地位，发表广州市粪溺管理处职工揭发该处负责人杨庆华贪污腐化和严重官僚主义作风的新闻，该市卫生局根据报纸的批评，将杨庆华撤职法办，并举行反贪污大会，同时处理了另外四件贪污案。浙江日报和南方日报的例子也证明，报纸重视读者意见就一定可以帮助领导机关发现错误、改进工作。
我们的报纸在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已经有了成绩，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在这一方面也还有很大的缺点，主要的是：许多报纸的批评还没有充分展开；还没有注意更经常地针对当前最重要问题作集中的突出的批评，有零碎琐细而又不敢放手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我们的报纸工作者对于贯彻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努力不足。
我们的报纸工作者和通讯员还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他们因为怕得罪人，怕“影响工作”，不敢进行批评。五月二十日苏北日报发表了靖府、启东、海门三个通讯站关于报道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检查，就发现了这种现象；在他们的工作中因存在着“怕批评了区里的工作而影响了我们的通讯工作”的错误思想，已经使得稿件中的“批评仅仅停留在乡村工作上，而对区以上工作的批评就非常不够”。
也有的报纸工作者和通讯员还缺少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不敢对批评的稿件自己担负完全的责任。上引苏北日报海门通讯站的检讨中，就说到他们有时“在征询有关部门后，他们不同意发表，也就放松了，未能坚持真理”。这就使我们的报纸放弃了许多应尽的批评的职责。
同时，有些工作人员还缺少正视缺点，根据批评检查错误、改进工作的作风，因此对报纸的批评采取了压制、抗拒、甚至报复的态度。无锡周福赓事件是一个极严重的例子。
五月十一日苏南日报发表了丽新纱厂第四通讯小组批评“工会与群众两不通气”的稿子，丽新工会筹委会主任周福赓不是根据批评来检讨自己的工作，反而把写稿的工人黄纪舵打了一顿，甚至说：“我宁可不要党籍，不当工会主任，我就是要打人。”这一事件发生后，由于无锡棉纺业产业工会和中共无锡市棉纺业总支当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工人中引起了极坏的反响；报纸通讯员眼见言论自由没有保障，纷纷退还聘书，通讯组总组长提出要辞职，少数青年团员提出要退团。五月十四日苏南日报详细地发表了这一事件的经过和关于这一事件的评论，中共无锡市委、无锡市总工会、人民法院等领导机关，即根据报纸的批评作了严正的处理，开除了周福赓的党籍、撤消工会筹委会主任的职务，司法上判处拘役十五天。并于五月二十六日在报纸上公布，用以教育自己的干部。
应该指出，类似周福赓事件的情形是我们在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很可能遇到的。苏南日报贯彻了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合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很好的。但是，各地还有不少同样性质的问题没有及时而正确地加以处理。天津一个公营工厂的工人写稿在报纸上批评了厂方，结果竟被开除了。对于这种不正当的报复行为，报纸上就没有加以报道，要求合理的解决。
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这就说明：我们的报纸工作者还有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有时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强调了“慎重”而实际上取消了批评。这就说明：由于某些干部甚至领导机关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使得报纸在进行批评时很容易遭遇到困难。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报纸工作者也并不是经常有足够的认识，坚持真理，贯彻批评，解决问题，教育读者，有时还是采取了自由主义的妥协态度。阻碍进一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因素就在这里。
放弃和压制批评必然引起严重的后果。松江省就发生过这样一桩富有教育意义的事件：松江省工业厅于秀华写稿批评呼兰火柴厂没有充分注意防火，该厅工矿科邓科长借口“怕影响工人情绪”而拒绝发表，结果呼兰火柴厂一次失火就造成了三十亿的重大损失。在该厂失火事件发生之后，松江日报五月十三日发表了新闻，批评工厂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但是没有把这个压制批评产生恶果的实例发表出来，这是可以引为遗憾的。这种现实的教训应当使我们警惕，只有报纸善尽坚持批评、纠正错误的责任，才能避免像呼兰火柴厂事件那样的对人民国家的重大的损失。
一个多月以来的事实说明，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有待于更进一步展开。为此，我们的报纸工作者应该坚决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要有与缺点和错误作顽强斗争的勇敢的精神，反对为了这种或那种顾虑而放弃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由主义态度。
第二、要建立对批评稿件保证真实性和自己负责的认真的精神，反对对有关机关或当事人的审稿存在依赖心理和妥协心理。
第三、要对于某些机关的某些人员对报纸上发表的批评所作的压制、抗拒、甚至报复行为进行必要的斗争，用具体的事实教育他们，克服这种恶劣的作风。
对于报纸工作者来说，这是贯彻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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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地方报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本文系斯特列普霍夫和皮卡索夫的论文“改进党对地方报纸的领导”中的一节，原载“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六期（三月号）
我们的报纸，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自我批评的工具，起着卓越的作用。在揭发我们工作中所有的缺点上，在揭发个别组织和机关的活动的官僚主义偏向上，没有比报纸更群众化的讲坛，没有别的更有效的手段。为了经济和文化的更进一步高涨起见，为了党的组织更进一步巩固起见，运用报纸来展开批评自我批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是党的领导的头等任务。报纸在党委手里，应当不是被动的事件记录器，应当是战斗性的群众组织者，它不以成就自满，不以荣誉自慰，动员群众去忘我地劳动，去揭露和发现那些加速我们前进的源源不断的潜力和可能性。
联共中央委员会一再着重指出了我们报纸上的尖锐的、战斗性的、原则性的批评的意义。在“关于改进地方报纸‘铁道报’（罗斯托夫）、‘伏尔加公社报’（古比雪夫城）和‘库尔斯克真理报’的办法”的决议中，联共中央指出了“报纸应当……对党的、苏维埃的、职工会的和经济的组织的工作缺点，组织布尔什维克的批评，指出在解决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中克服困难的道路。”
批评的内容，完全不尽在于向某某组织提出个别的批评意见，很遗憾，我们的许多报纸带着这个特点。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教导的，必须从个别的批评意见进而作更深刻的批评，再从深刻的批评进而总结批评的结果，发现批评的结果在我们的建设方面得到了什么成绩。提高我们报纸上的批评水平，提高批评的效果，提高批评对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进度的影响，对于党内生活的影响，——这是党的领导的责任。
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具有创造性的。它是以改进受批评的机关或组织的工作为目的的。报纸上的批评应当能教育我们的干部，提高他们的努力和精力，以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方法教育他们。会作实事求是的批评的报纸，总是能够从批评中提出许多有意义的问题，能够显示未曾使用过的潜力和手段来消除缺点、改进工作。
我们的报纸，千丝万缕地跟人民联系着，并且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应得的威信。苏联埃人们是新生活建设的积极参加者。在这个或那个组织的工作中的每一个疏忽、每一个缺点，都被他们看做是对共同事业的损害，看做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劳动者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帮助消除缺点、改进工作。每天都有成千的信寄到报纸编辑部，信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的代表报告在社会主义建设各部门达到的成绩，诉说自己的经验，请教，等等。在读者来信中，揭发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和其他的组织的工作缺点的批评性通讯，占特别重要的地位。必须争取做到根据劳动者的来信，及时采取办法来分析和总结来自各地的呼声。党委应当有系统地关切读者的来信。
轻视劳动者的来信，是不可容忍的。对于苏维埃人们的呼声采取官僚主义态度，会使报纸跟读者、跟生活脱节，会把下层来的批评束之高阁。显然，个别报纸的编辑部还是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红巴什吉利亚报”忽视了某些共和国组织中最严重地违反国家纪律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官僚主义地对待关于这些组织的工作的缺点的呼声。例如，编辑部对于严重批评巴什吉尔自治共和国教育部和别洛卡泰区党委工作的稿件，并没有加以注意。编辑部冷淡地、官僚主义地对待关于巴什吉尔自治共和国最高法院个别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呼声。编辑部不去细心研究这种稿件，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检查，而把收到的信件寄给来信者所控诉的人。这样，一开始就抑制了正直的、原则的批评。而严重地违反苏维埃法律的人，长期没有受到处分。在个别情况下，巴什基尔省党委工作人员对于报纸的指导是不正确的。他们禁止编辑部发表斯特尔立达马卡斯基火车厂司机苏斯托夫同志控诉车厂主任安得连柯同志对于批评的粗暴压制行为的来信。在他们的坚持下，一篇揭露巴什吉尔生产合作社管理委员会主席奥西波夫同志的不正确行为的小品文，也没有发表。
报纸上的批评，应当是战斗性的、尖锐的、原则性的。害怕指出犯错误者的具体姓名，不愿意不顾面子地批评，将使报纸上的批评成为无力的、抽象的。从报纸上发出展开批评的号召和愿望，而登出的文章是“圆滑的”、软弱的、冷淡的。如果在这些报纸上也会出现有具体姓名和事实的批评文章的话，那么检查一下，它是按照省组织的材料及其所通过的决议写的。但是，报纸负有使命在揭发缺点上帮助党的组织，而不应该跟在事件的尾巴后面。如果“车里雅宾斯克工人报”几乎不登刊严重的批评文章和短讯，那么党的省组织可以从该报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报纸的主编康士坦丁诺夫斯基同志常常粉饰批评。他害怕弄坏跟省组织的领导者的关系，他逢迎地删掉稿件中批评领导者的地方，而且有许多场合，完全阻止正确的批评稿件的发表。显然，这样的报纸受不到读者应有的敬重，而且不是党的组织的战斗的助手。
“车里雅宾斯克工人报”和另外一些报纸在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上的大缺点，首先是因为省党委不能令人满意地领导着报纸，不指导报纸去勇敢地展开批评，不经常积极地支持批评的言论。个别的省党委有时企图压制批评。莫洛托夫省党委不久以前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报纸的。省党委没有支持报纸的正确的批评言论，有时省党委工作人员甚至禁止发表批评的稿件。省党委曾经私下规定了错误的作法，按照这种作法，送到编辑部的批评稿件“被校正了”，“被熨平了”，这剥夺了报纸的主动性，并且降低了它的言论的尖锐性。
非常明显的，这种做法不能帮助报纸上和党的组织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展开，降低报纸的尖锐性和原则性，把报纸弄成失去主动性的、灰色的。谁要是抑制和压迫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就是杀害党的组织的任何自动性，破坏领导机关在党员群众中的威信，在党的组织的生活中肯定党的死敌——官僚主义者的反党的习癖。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当我们不像布尔什维克所应有的那样公开和诚实地指出和揭露我们的工作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就断绝了自己的前进的道路。可是，我们要前进。正因为我们要前进，所以我们应当提出诚实的和革命的自我批评为自己的最主要任务之一。不这样，就没有前进。不这样，就没有发展。”（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三三一页）。所以，对批评的任何压制，对于批评的意见，有任何甚至最小的官僚主义态度的表现都应当看做是反对我们共同事业的行动，看做是我们国家向共产主义道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党委必须向报纸要求勇敢的、原则性的、深刻的批评，应当支持报纸的批评言论，帮助报纸使得所发表的稿件产生效果，跟一切对报纸上发表的批评采取官僚主义态度的表现作坚决斗争。
（李何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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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拆开来说
叶圣陶
这一回先举几个例子。
（一）为了配合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在三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布给全体女干部学习三月八日新华社社论“学会本领做好工作”的通告，该刊本期特意选辑了几个报纸与个人有关目前妇女工作及思想问题的文章。——四月九日第六版“介绍‘新中国妇女’第九期”
（二）为使这一运动达到发挥各种组织机构及各级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和节省爱护国家资财，适应和推进东北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目的，东北首届人民代表会议、东北人民政府、中共中央东北局曾先后作出关于在东北各机关部门实行整编的决议。——四月八日第一版“减少国家开支，提高工作效率，东北区进一步贯彻整编”（原文到这里全句还没有完，“决议”之下用个分号，以下还有一百一十几字才是个句号。实在太繁复了。为了便于讨论，姑且在这里断句。）
（三）据上海解放日报、新闻日报讯：上海市私营棉纺、丝织、染织、帆布等轻工业，由于国营花纱布、蚕丝、贸易信托等公司，本公私兼顾原则，积极以代纺、代织、代染及订货等方式，大力加以扶植，和在各该厂劳资双方开诚协商、克服困难的情况下，生产已得以逐步恢复和趋向好转。——五月三十日第一版“国营企业大力扶植，劳资双方开诚协商，上海棉纺等业趋向好转”
要多尽可以多，就这三个例子也够了。这三个例子大体上没有想错说错，可是这么样的复句叫读者读下去感觉费力，必须一点儿不放松，或者回上去重读一遍，才可以明确的了解。如果念给人家听，或者在电台上广播，听的人没有从容剖析的时间，就未必能够不折不扣的了解。咱们写东西，第一固然要想得正确，说得正确。第二，还得为读者着想，尽量给读者方便，写得能让读者一下就了解。我要提出这三句复句来说，就为的这第二层。
这三句复句是同类的，都是叙述一种情况，连带说明它的目的或者原因。在（一）例，“该刊本期”“选辑了”一些“文章”；在（二）例，“东北首届人民代表会议”等“作出”了“决议”；在（三）例，“上海市私营……轻工业”的“生产已”“恢复和”“好转”：这些个是情况。“为了配合……的通告”共五十五个字是（一）例情况的目的；“为使这一运动……的目的”共六十三个字是（二）例情况的目的；“由于国营……的情况下”共六十五个字是（三）例情况的原因。
三个说明目的或者原因的语句里头，（一）例的最简单。只因为加在“通告”前头的形容语“中华全国民主妇女……‘学会本领做好工作’的”有四十九个字之多，才觉得看起来费力，听起来麻烦。
（二）例的可就复杂了。总的目的是“为使这一运动达到……目的”。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咱们就字面上看，“发挥各种组织机构及各级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把“各种组织机构”跟“各级工作人员”合并起来说的，该算两个目的。“提高工作效率”是第三个目的。“节省爱护国家资财”又是两个目的，因为“节省”跟“爱护”是两回事儿（写在纸面上，中间至少得加个尖点儿）。末了儿“适应和推进东北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适应……”是第六个目的，“推进……”是第七个目的。但是就意义上想，以上的分析太机械了，咱们不能够见一个动词就认为一个目的。实际上恐怕只有“适应……”跟“推进……”两个目的：“发挥各种组织机构及各级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的途径，也是叫他们做到“节省爱护国家资财”的途径；“提高工作效率”跟“节省爱护国家资财”又是“适应……”跟“推进……”的途径。但是咱们只能这么样猜测，可不能断定准是作者的原意，因为文字并没有把这一串的关系表达清楚。
（三）例说明原因的语句分两部分，也就是两个原因，用一个“和”连起来。前一部分是“由于国营花纱布……加以扶植”，后一部分是“在各该厂……的情况下”。前一部分里头又包含两个语句，说明怎么样“加以扶植”，就是“本公私兼顾原则”跟“积极以代纺……等方式”。像这么样复杂的组织，咱们必须直读到“逐步恢复和趋向好转”，才知道“上海市私营……轻工业”现在怎么样了，未免隔得远一点。还有，无论咱们自己读或者听人家念，到“和在各该厂”的地方总不免感觉别扭，仿佛话岔开去了。必须再一细想，才知道这是说的跟“由于国营花纱布………加以扶植”并列的第二个原因。
有人要问：写东西要为读者着想是不错的；像（二）（三）两个例子，目的跟原因就有那么些，难道为了照顾读者，就得牺牲全部或者一部分吗？
我预备这么样回答：必须说的非说不可，一点儿也不能牺牲。不过要让读者少费些心思，一下就了解，应该设法少说太繁复的句子。觉得某一句句子头绪纷繁的时候，不妨把它拆成几句来说。
现在试把（一）（三）两个例子拆开来说，请比较读下去是不是可以少费些心思。（二）例作者的原意究竟怎么样不能断定，只好不改算了。
（一）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在三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上给全体女干部发布了一个通告，要她们学习三月八日新华社的社论“学会本领，做好工作”。该刊本期配合着这个通告，特地选辑了几家报社写的和几位妇女工作者写的有关妇女工作和思想问题的文章。
（三）据上海解放日报、新闻日报消息：上海市私营棉纺、丝织、染织、帆布等轻工业的生产已逐步恢复，趋向好转。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国营花纱布、蚕丝、贸易信托等公司，本着公私兼顾的原则，用代纺、代织、代染及订货等方式，积极的扶植那些厂家。第二，因为那些厂家劳资双方能够开诚协商，克服困难。两个例子拆开来说，字数都比原来多。可是，如果能让读者少费些心思，一下就了解，多写一些也是值得的。除了拆开来说以外，文字也有些改动，并不全照原文；这也为的说得更清楚些。
复句里头叙明时间的，通常用“在……时”“在……之后”等方式；限定范围的，通常用“对于……”“除……外”等方式；点清条件的，通常用“在……下”“就……说”等方式。使用这些方式的时候也往往搞得很繁复，“在”字之后隔开三四十个字才来个“时”字，“除”字之后隔开四五十个字才来个“外”字。这都使读者感觉费力。如果读者不小心把“时”字“外”字滑过，全句的意思就认不准了。凭耳朵听的时候尤其危险，“时”跟“外”都是单音词，很容易滑过的。
我写这篇小东西，想向朋友们提议：复句里头关于目的、原因、时间、范围、条件等等的部分如果太繁复了，最好拆开来说，把复句化作几个单句。这是给读者方便，也可以使咱们的意思直捷的传达给读者。【附带的话】：
上一回我的那篇“类乎‘喝饭’的说法”登出来了，当天下午遇见张守常先生，他告诉我河北省有一个小区域，对于“饭”的确说“喝”。不过，他又说，那个区域所谓“饭”实际是“粥”跟“糊”。
第二天又承毕树棠先生给我来信，现在抄一部分在这儿。“‘喝饭’的说法虽不合理，可是确有这个方言，如吾乡（山东文登县一带）民间即流行此种说法。喝读如Ha，例如说‘喝朝饭’（Ha Chieh Fan ）就是吃早饭，‘喝晌’（Ha Shang）就是吃午饭，‘喝夜饭’（Ha Yeh Fan）就是吃晚饭。甚至邻舍相遇，说声‘喝了吗？’就等于‘吃饭了吗？’我也曾想过，为什么有这种特别的说法？直到现在也没得到确切的解释。大概农民之家吃饭没有什么菜，吃得可不少，往往有‘干的’如玉米饼子之类，有‘稀的’如糁面粥之类，干的总得配着稀的吃，易于下咽，而贫苦者时常是稀的多干的少，甚至全是稀的。那么所谓吃饭事实上只有喝的分儿，所以就干脆说‘喝饭’了。这是按着事实的一种推测，究竟是否有方言上的准确来源，可不得而知。……至如‘吃饭’，也是常说的，比较是城里人的话。”
前几天胡乔木先生又告诉我，邵荃麟先生说起，河南省某几个区域里对于“饭”也说“喝”。
因为见闻不广，我在那篇小东西里说了“可是决没有说‘喝饭’的”的话，现在特地在这里声明一下，以代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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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苏联的工厂报纸工作者
李何
苏联报纸中销路很广，影响很大的是工厂的小型报纸。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年份中才出现的新型报纸。工厂小报和大学校、国家机关、文化机关的小报一样，是以几十几百个壁报为基础的。仅在莫斯科，现在就有小报一百二十多种。莫斯科的机器制造工人、冶金工人、电气工人、铁路工人、纺织工人、食品工人……差不多所有产业工人都有自己的印刷的报纸。有最老的、出版二十年或二十五年的报纸，也有新近才出版的报纸。它们各有明确表现自己生产性质的特点，也有共同的任务，就是首先宣传和推广生产先进者的经验，生产革新者的倡议，优秀的斯达哈诺夫者、科学、技术、艺术工作者的成就。列宁在三十多年前就指示说：苏维埃报纸负有使命“把具体的实际的劳动问题放在”首要地位。列宁的指示，成为工厂小报活动的方向。全苏驰名的“巴黎公社”鞋厂女工柯拉别尔尼科娃所提倡的联合节约方法和每月拿出一天用节约的材料来生产的创议，受到了鞋厂报纸《公社员》的唱和。电车女司机顿尼科娃所提倡的对电车及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施行社会主义负责保护制的创议，受到了“莫斯科电车报”的支持。诸如此类，首先受工厂小报介绍和支持，而后推广和风行全国的事实，说明了工厂小报的作用。
下面是莫斯科一家工厂小报——卡冈诺维奇国家轴承工厂《斯大林的号召报》的例子。
两间房子，窗户朝着工厂的院子，——这是平常的编辑部。
电话铃响了，编辑部一个工作人员拿起电话筒，依照记者的习惯，拿出小本子，小声地说：“喂！这是‘斯大林的号召报’编辑部。车间主任吗？有什么新的事情？提前完成了一个月计划！很好。……不，关于详细的情形，我亲自去问。这样的材料，不能在电话上访问。”他拿着小本子向外跑了。
一个又一个访问者走进编辑部来。一个车间工会负责人拿来了压榨机部斯达哈诺夫者值班的成绩。两个工厂体育会运动员来诉说体育会没有保证给参加五一检阅的服装。一个打铁工人送来了他写的保卫和平的诗。
工厂报纸的题材很广。然而他发表的一切东西，服从于唯一的目的：为完成生产计划而斗争。这目的鼓舞着全体编辑部工作人员和工人通讯员。
参加报纸工作的人不少：差不多有二百个经常的工人通讯员。《斯大林的号召报》的力量在于它是集体的宣传家、鼓动家和组织者。
《斯大林的号召报》新闻工作者的功劳，在于他们能够从几千人的工厂的集体生活上，从许许多多现象和事实中，选最典型的、最特出的、推动工厂进步的、加速工厂速度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现象和事实。报纸疼爱地支持每一个新创议，解释和推广创始人的经验，展示这些创议的爱国主义的深刻的根源。
翻阅一下《斯大林的号召报》合订本，那么就可以看到亚历山大·布洛夫发起的“贯彻组运动”是怎样生长和扩大的。曾经有一个时候，工厂有这样的规矩，修理匠只关心使他那一班工人满意。只有他看到冷眼看待的车床维持不到下一班时，才着手修理它。布洛夫提出了修理匠劳动的新组织方法。现在一切车床都是在开动中而且完全完好的交代下一班，随着这种情况，修理匠劳动报酬的原则也改变了：他们的工资不是按班次来计算，而是按修理组照顾全部车床的生产率来计算。报纸广泛宣传布洛夫的宝贵的新建议，鼓动把它贯彻到生产的实践中去。我们很快知道了，工厂的第一个贯彻组修理匠的工资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五十，管理车床工人的工资也适当地提高了。经常修理得好好的车床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不合格的产品减少了一半。《斯大林的号召报》反映了去年和今年头几个月全体工人的进展过程，他们的创造性的探讨和生产的成就。我们看到了，继着贯彻组，整个贯彻部也建立起来了。布洛夫发起的运动推广到非生产的车间。斯达哈诺夫者的创造性思想，产生了新的创议：工人们对贵重的度量计器施行社会主义保护制。接着，根据技师依凡诺夫和巴拉梭夫的创议，开始了工程师技师和工人之间社会主义合作运动。
四十多个壁报和许多漫画壁报的经常工作人员，是工人通讯员当中的积极分子。《斯大林的号召报》几乎每期都向读者报告有那些新漫画壁报出版了。这些漫画用工人画家和通讯员的锋锐的笔跟生产和生活中的缺点作斗争。
《斯大林的号召报》的批评文章、通讯和小品文瞄得很准。最近根据报纸的材料解除了一个修理车间主任和轮轴车间的一个组长的职务，因为他们的领导作风不良。编辑部发表了一篇叙述不负责地对待一个新建设（关于节约有色金属的建议）的文章，叫做“一个重要新建设的苦命”，经理处为了处理这件事下了命令。
莫斯科最大工厂之一的战斗的布尔什维克新闻工作者就是这样工作着，这是熟练的、有目的的、热情的、真正专业的工作。这里有莫斯科唯一的工厂新闻研究室，常常有许多壁报的编辑和工作人员集合在那里交换经验。《斯大林的号召报》的许多文章、通讯，都写得有趣、活泼。不久前编辑部向读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在国际拥护和平会议上要你讲演的话，你说什么话？”许多斯达哈诺夫者、工程师、科学工作者、医生、家庭主妇的回答中，充满着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斯大林同志的热爱，要求世界和平，痛恨战争挑拨者。
五月八日寄自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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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闻写作要顾到读和听的便利
朱文叔
《新闻工作》第一期里重刊了一篇指示性的文字：“纠正新闻文字中几种技术上的通病”。这是新华通讯社总社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发给各总分社、各分社并转各报社的全体编辑记者同志们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的大意说，“各地来稿中经常采用许多方言、专门术语、简称……等等；又往往习用许多含义不明或用错了的用语；造句文法多不完全，有的缺了主词，有的缺了宾词，有的用错了动词或形容词：这些毛病都大大增加了文字意义不明了的程度。今后必须改正这种语言文字上的混乱现象。我们一切发表的文字必须以最大多数的读者能够完全明了为原则。”“新闻工作”编者在按语里说：“这个电报里所指摘的新闻稿件中文字技术上的毛病，在一年以来还不断地在报章上出现。……这是一个关系千百万人的文风问题。我们希望新闻界的同志们首先注意这个问题，纠正这种文字技术上的毛病。”
报纸是向群众讲话的，是给人民看的。要是报纸里有文字意义不明了的地方，最大多数的读者看不懂，或者看了之后会发生疑惑、误解，那就会减弱报纸的宣传、教育作用。
人民日报的记载跟新华社的通讯是各地方报纸都要利用的。胡乔木先生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里说：“新华社的稿件需要在政治的、文字的水平上更加提高，使全国各地的报纸利用时更加便利。”要是人民日报的记载跟新华社的通讯有文字意义不明了的地方，地方报纸工作人员在利用它的时候，把它“摘要或加以通俗解释”的时候，一定会发生许多疑难。尤其在偏远地方，有了疑难，写信问，来不及；查书，参考书又不多；只有疑惑一阵，猜度一阵，或者把它删去，或者依稀仿佛解释一下。结果，怕不免以误传误，减少宣传、教育的效率。
人民日报又鼓励读者组织读报小组。读报小组的任务是“向群众宣传报纸的内容”。要是报纸里有文字意义不明了的地方，读报小组的积极分子向群众宣传报纸内容的时候，也一定会发生许多困难。一九四五年十月玉华先生写的“东河庄（属临沂县）的读报小组（读的报是大众日报跟鲁中日报）”里说：“因为他们读的时候，大半好读世界大事，人名地名都那么长，又难懂，又难记，大家都听不进去；再加上报上词句不通俗，他们也不讲，不接气不接句的念下去，大家更不感兴趣，没有读完人就跑净了。听的不愿意听，读的还觉得是一种额外的负担，这样，读报小组就慢慢的垮了台。”读了这一段文字，可以知道农村里的读报小组碰到了新闻通讯里的一些文字障碍，读报人是怎么样的困难，听众是怎么样的不容易懂，不感兴趣。现在，读报小组的积极分子还不能全都有很好的语文素养，报纸里文字意义不明了的地方越多，他们的困难就越大，读报小组的作用也就越小。
在目前，我国文盲还非常多，“说”的宣传比“写”的宣传更重要，“听”的教育比“读”的教育更重要。换一句话说，在目前，因为能读报的人还非常少，报纸要向群众讲话，还得把登在报上的写成的文字，改用语言，通过广播，说给大家听。“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里说：“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我国目前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不足的条件下，作用更为重大。”其实，在目前，我们不但要利用广播来补报纸的不足，还得利用广播来发挥报纸的作用。我们要使报纸跟广播结合起来：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要尽量利用人民日报的记载跟新华社的通讯；人民日报的记载跟新华社的通讯，要尽量做到便于广播电台利用，不但做到容易阅读，而且要做到容易说，容易听。换一句话说，人民日报的记载跟新华社的通讯，最好是每一篇，每一则，让广播人员一拿上手，立刻就能照原样在播音机前说，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全国人民都听到这个消息，知道这件重要的事情。要是人民日报的记载跟新华社的通讯还有文字意义不明了的地方，识字的人——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看了读了都还不容易懂，怎么能通过广播说给大家听？固然，这可以经过电台人员揣摩、斟酌、修改、翻译，再广播出去，可是经过了这一番揣摩、斟酌、修改、翻译，内容方面怕就难保没有出入了。再从积极方面说，咱们的文字得改革，改革的办法是用拼音的新文字。在目前，所有语文教育工作者都得考虑改用新文字有些什么困难，有些什么障碍，“未雨绸缪”，从目前起，就想法减少这些困难，除去这些障碍，给新文字铺下一条平坦的道路。新闻工作者就是最重要的语文教育工作者，他们写的文字就是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语文教材。所以，我诚恳的希望新闻工作者在这一方面起带头作用，希望他们写稿的时候，不但在消极方面做到一点儿没有意义不明了的地方，让读者容易看，容易读；而且在积极方面时时刻刻注意：怎么样写才容易说，容易听。凡是看了读了容易懂，说起来听起来可就有问题的地方，尽量减少。凡是凭文字可以了解，单凭声音、不看文字就不容易明了的地方，尽量改文字，改用意思相同一发音就听得懂的文字，改用意思相同只变动了词句组织一发音就听得懂的文字。这样做，他们写的文字，上了报，就是识字会读报的人每天最好的教材；上了广播员的口，就是最好的对亿万文盲讲话的教材。这样做，他们写的文字慢慢的可以具备做新文字前身的条件；凭他们的工作，凭他们的工作的影响，可以慢慢的引导广大人民走向改用新文字的路。
一九五零年五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