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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在一九五○年五月二十日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今天是西安解放的周年纪念日，正当今天，我们来回忆一年来的工作，分析情况，指出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的办法，提起全党同志注意，是有意义的。今天要讲的，就是反对我们工作中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思想作风。
一、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危险
自去年进入新区以来，我们的工作情况究竟起了什么变化？这首先是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解放了西北五省，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并开始进行各项工作。这个胜利的到来，是迅速的，顺利的。但这个迅速、顺利到来的伟大胜利，也有其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任务非常繁重，而领导进行这些工作的主观力量却不够坚强。我们地方工作中，新干部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教育和改造，其中很多人仍在用国民党时期的旧作风、旧办法来对待工作；老干部数量很少，又大部分不善于掌握新区情况，许多人在胜利情况下生长着骄傲情绪，以至沾染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样就使我们领导的机关中发展了各种形态的官僚主义作风，下边执行工作的机关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也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其结果，当然是损害了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这就成为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危险。
自三月间，彭主席号召反对贪污腐化、铺张浪费、本位主义等不良倾向后，两月多以来，此间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单位均开展了群众性的反不良倾向运动。各省各地也都积极响应。凡是在这个运动已经开展起来的地方，都有很大成绩，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行为受到法律制裁，铺张浪费显著减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了教育，工作开始改进。而最重要的，是从一般的反不良倾向，进到深入检查各专业部门、企业单位的领导工作，这才打中了要害，照到了我们工作中阴影方面的最深处。无数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使各种不良倾向（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铺张浪费等）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是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使国家财产，公私经济（公私企业，群众生产），蒙受重大损失的，是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下边执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这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领导群众将反不良倾向运动，继续普遍地开展起来，深入下去，并引导运动向着开展全面检查工作，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方向走去。有两种偏向，要注意防止和纠正：一种是领导者对反不良倾向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对群众运动不作研究，不加引导，将已经揭发出来的事件，搁置起来，不去经过处理这些具体事件教育和提高群众，并吸取群众的意见，改进工作。有的甚至将“反铺张”作为拒绝改进工作的挡箭牌，使下边感到“不顶事”，“没办法”，消沉下去。一种是群众带着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情绪，无休止地追求生活细节。这样会使运动迷失方向，使群众看不见前途，对工作没有好处。正确的原则，是按实际情况办事，凡非必办的事，那怕是花一个钱，也是浪费；而必须办的事，即使花百万千万，也是应当的。所以在群众运动发展过程中，必须密切注视群众思想动态，掌握方向，引导群众循着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正确轨道前进，以达到联系群众，建立各项必须的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二、揭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官僚主义的特征，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我们是忠心耿耿地为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奋斗。也只有动员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下行动起来，我们才会有胜利，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如果我们的思想作风不对头，让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政治微生菌将我们腐蚀起来，再不加警惕，不谋纠正，就会使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办不好，就会丧失群众的爱戴，甚至会使群众离开我们，使已经获得的伟大胜利不能巩固，使我们遭受失败。
可惜，我们领导工作中各种形态的官僚主义，正是很多很多的。
看一看贷放优良棉种的问题吧！今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在关中地区贷放棉籽二百六十余万斤，共可播种十七万余亩，这是该部的一项重大工作，也是关系百万群众生活的重大事件。可是我们没有做好，大部分地区的苗出得很不好，最坏的只有一成苗，必须补种或翻种。据估计国家投资损失三十多亿，群众的损失更大，直接影响增产棉花的计划。人民政府在领导生产事业中的政治威信所受到的损失更是一项不可计算的损失。仔细研究一下这件事，可以说，从收购到储藏、试验、发放，都是一连串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去年收购时，检验不认真，将新、陈、好、坏掺杂不齐的棉籽收了进来。储藏又不注意，不顾秋雨多、棉籽湿，大堆积放，以致受潮发霉。这些情况，领导机关都没有好好检查过。今春各推广站试验，有的出苗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但不上报；有的报告百分之五十，便信以为真，作为一般标准，采取加倍播种方法，向下布置发放。播种时又不去和有经验的农民群众研究，针对各地储藏棉籽霉坏的程度，和今春雨多地凉等实况，给农民以切合具体情况的技术指导。结果当然是非常糟糕的。又如汉中整修湑、褒、汉三渠水利工程，预算庞大，报告不实，水利部没好好审查便批准拨款。但经计划局发现漏洞，派人实地调查，才查出：原预算四百五十万斤小麦，实际最多二百几十万斤即够；湑惠渠拦河大坝坝基不巩固，刚修起又发生新的裂缝；工程方面的包工剥削，派别斗争，弊端重重。类似的事件还很多，这些事件说明一些旧的技术人员仍然用国民党时代的旧作风、旧办法，来对待我们的工作。他们不是将技术与政治结合，与群众结合，而是脱离政治，自以为是，瞧不起群众，结果也就必然使技术脱离实际，成为无价值的东西，工作做不好。我们担负领导责任的老干部，由于自己的知识不足，外行，不熟悉业务，却又盲目地崇拜旧技术人员，思想上当了他们的俘虏，以致把事情弄坏。为要克服这种现象，就必须努力学习，尽快消灭自己的落后与无知，熟悉本身业务，逐渐地由外行变成内行、专门家，担负起全部领导责任。对于旧技术人员，我们要团结他们，向他们学习，这没有错误，今后还要这样做。但所谓学习，是指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吸取别人所具有而自己所缺少的具体知识，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不应当不加分析、不加批判地盲目崇拜。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负责帮助旧技术人员改造思想，引导他们走上与政治结合、与群众结合的正确道路。
再看看粮食问题。最近财政部认真检查了陕中地区的公粮状况，暴露出我们对情况了解的不确实，是极其惊人的。据去年年底陕中各地报告，计算下来，要吃到今年夏征，还差七个月吃粮。今年二月检查一次，多出三个月吃粮，还差四个月。三月份又检查一次，可以吃到夏征。最近西北财经工作会议后，因怕存粮发霉，责成各地实报，结果是吃到七月底，还余四十余万市石。这是何等严重的官僚主义！由于这种对情况了解不确实，就大大影响我们掌握市场，调配物资的工作。去冬因过分估计缺粮的程度，形成公私囤粮，粮价猛涨，还请求中央人民政府从河南运来两千万斤小麦。今春物价稳定后，大量存粮外吐，又形成粮价猛跌，至今西安还是全国各大城市中粮价的盆地，这都是自己的错误加重了自己的困难。搞财政工作的同志，常表现有“只管数字，不问政策”的错误观点；但他们的数字，还是这样的不可靠。就不能怪知识不够，而是对人民事业的负责精神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强。不深入下层，不接触实际，光向下边要报告，靠报告了解情况，又靠报告发指示、决定去布置工作而不管这些报告和指示决定是否符合事实，这样就弄坏了我们的事业，使领导工作变为纸上空谈。
报告为什么不可靠？这因为我们党内说假话的人还多。这又可分为两种人：一种是专门报告“坏消息”的人，他们对上级常是唉声叹气，困难重重，生怕加重自己的负担，粮食问题即其一例。另一种人是专门报告“好消息”的，他们看一切事情都容易，爱放空炮，沉溺在盲目乐观的情绪中。看到下边的“好消息”，都信以为真，赶紧上报；看到下边的“坏消息”，则表示怀疑，压下不管。
这样专门听好消息而弄坏事情的，可以举出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的典型例子。贸易公司从去年九月起，在关中各地采买粮食五百七十余万斤，棉花四十余万斤，本为供给市场，调节物价。但在最近切实检查了一下，才发现这一宗庞大的后备物资，原来多半是白纸黑字、空中楼阁，钱放出去，东西没有全部收回来，其中还有种种舞弊。如果不是迷信底下的报告，如何能让这种情况隐藏达半年之久呢？
要克服这种纸上空谈的官僚主义，首先要不听假话，不要在办公室里关起门来做领导工作。特别在目前情况下，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员，只须有一部分人在家主持日常事情就行了；必须有一部分人员（甚至是大部）经常轮流到下边去，到县上、区上、乡上去，到工厂、学校去，认真检查工作执行情况，深入群众，钻研实际，帮助下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做下去，并成为一种制度，说假话的人的货色，就没有市场了，就会改变作法。这对于我们的事业和干部本身，都是有很大益处的。
我们特别要提到这样一种人；他有长久斗争历史，做的工作也并非外行，不可说他无能；他在办公室里也坐不住，甚至成天不在家，也常到群众中去问长问短，做报告，讲演，解决问题，说他是空谈家，也冤枉。他成天忙得要命，但工作确实没有做好。毛病在那里？在于不善于使用自己的力量。他谨小慎微，不放心别人，事事都管，爱做寺院里的忙和尚，每天起来，开门闭户，扫地打水，烧茶煮饭，敲罄撞钟，送往迎来，拜佛念经，忙个不停。这样的工作人员把有限的精力，消耗到应付事务细故中去，工作推不动，进步很慢，愈来愈赶不上客观事物的发展。这种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实在是太多了。要知道领导工作是一种艺术，仅有热情，是绝对不够的，还要有办法。像打仗一样，光靠勇敢不行，要讲究战略、战术。要学会集中力量去解决当前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每一时期只能有一个中心。为要抓住这个中心，就要将别的事情，丢开一些，放松一些。只要真正抓住这个中心问题，给以透彻解决，其他次要问题也会连带解决，或造成容易解决的条件。同时要善于组织全部工作人员的集体力量，使自己的工作部门成为一套完整的动作合拍的机器。这样才能使工作不断进步。
还有一些人，官僚主义的气味极其浓厚。他做的工作别人不能过问，墙堵得很厚，神圣不可侵犯。一听到批评，就疾言厉色，拒人于千里之外。或是专爱自吹自擂，自作聪明，满足于形式上的轰轰烈烈，不求工作的实际效果。他们都是以雷厉风行的外表，掩盖无组织、无纪律恶劣思想的实质，把许多事情弄坏了，自己还不知道。如西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最近收集到一些税收方面的意见，派一位同志去西北区税务总局查对事实，看有无出入？但该局某负责人竟对这个同志大摆官僚架子，胡乱批评一顿，把这个同志碰回来了。试想：这样的工作人员对共产党的干部尚且如此蛮横，群众还敢上门吗？又如陇海路郑州管理局西安分局，工作中发生不少严重问题，但那里党的组织，从不向西北局报告和请示。他们所发动“献纳交通器材”运动，“三评”运动等等，都发生许多严重错误，有一些简直是令人非常愤慨的事情！对于这些同志，首先要帮助他们丢掉无政府、无纪律的恶劣思想，然后才可以谈得到去帮助他们改变官僚主义作风的问题。
那种纯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者，确实不多，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工作，环境对于这种人是很不利的。但这样一批标本的思想懒汉，并不是不存在的。他们对工作是一味消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因奉此，照例行事，不推不动，甚至推也不动，总之是从来没有主动地办好应办的事情。他们对陈旧腐朽的东西，恋恋不舍；对新鲜有益的意见，关在门外，避免麻烦；对各种恶劣现象，能有最大的容忍。他们对同志间的关系，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对党内任何重大争论，都抱“好好先生”态度。而对自己私人的事情，却往往打算得很周到。不难想像，他们领导下的工作，是糟糕到极点的。对这种思想懒汉，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决不应忘记。要帮助他们打开脑筋，开动机器，好好学习，改正错误，向前进步，否则他们是会从领导岗位上跌下来的。
以上，就是我们领导工作中官僚主义作风的一些主要的表现形态。至于下边在执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作风，那就更其普遍了。征粮，收税，是我们进入新区后第一项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工作，任务大体完成了，但缺点、错误很多，群众对工作人员有很多批评，最主要的就是强迫命令作风。干部不做深入宣传解释工作，靠简单命令行事，由少数人把数目分派好，不让大家讲话，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开会也是形式，只许人家赞成干部的意见，不许反对。没有实际的民主，弊端也就发生了，要私情，包庇亲朋，挤大户，造成畸轻畸重现象。在城市中税收手续只顾工作人员便利，不管群众麻烦。按季征收的税款，要一次缴纳。验货要等几天。更恶劣的是用打骂、处罚、威胁、拘押等办法推动工作，这是绝对错误的。要知道：除现行犯外，公安、司法机关以外的任何工作人员没有捕人权。特别是区、乡政府，税收机关，绝对没有因催收粮款而逮捕人的权力。真正破坏征粮税收工作的坏分子，可以上告，由司法机关判处。依照税收条例规定给予处罚的人，应是那极少数故意违抗税款负担的分子，而不是因为工作没做到，尚有疑虑，或真有实际困难的人。西安市处罚了八百户工商业者，和一千一百辆自行车的持有者，显然是个很大的错误。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我们在接收国民党留下的破烂家务时，很多留用人员，将那种恶劣的官僚习气、保甲作风也带过来了；有些老干部，新学生也受了这种作风的传染。群众批评我们说：“宣传政策太少了！”很对。在新区多开些有准备的群众会议，结合布置工作，讲解各种具体政策，是非常需要的。其实，很多工作人员自己对于政策就糊里糊涂。我们的税收与国民党税收的根本区别：在于我们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国民党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己”。形式上我们也是向人民要东西，但目的是为人民办一些大事情，办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大事，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们的税收政策是公平合理的，我们的征粮、收税是能够获得群众自觉拥护的。这些道理，很多工作人员都不了解，脑子里装满了旧思想：“向群众要东西非强迫不可”，“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当然也不能完全怪下边，领导机关没有好好向他们做教育工作，任务催的紧，政策没有讲清楚，是有责任的。
领导群众生产，是确实注意了。从各地许多具体措施来看，都真正做到以生产为中心，一切工作围绕生产任务进行。但工作方法仍然是命令主义多。华阴县有一家农民，没有种政府发的棉籽，而种了自己的棉籽（实际比政府发的棉籽出苗好），干部借口他没有采用优良品种，强迫他铲掉棉苗，处罚一年不准种棉花。真是岂有此理。宝鸡某地为防治畜瘟，命令群众登记鸡、猪数目，引起坏人造谣说：“喂鸡出税，鸡蛋贴印花”。关中各县组织劳动力，有不少形式主义。如渭南某乡共有十一种生产组织：变工队、卖工队、打柴组、互助组、纺织组、编草帽组、卖凉粉组、卖粽子组、卖豆腐组、卖馍组、收鸡蛋组等，一看就知道是形式主义。有些干部是不懂实际，不懂农村，毫无生产知识，自己糊涂，还要把群众也弄糊涂。有些干部是不顾群众的觉悟水平，自己跑得太前了，把自己了解的东西误认识为群众也了解。不知道农民是最实际的，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亲身体验才会相信。现在的技术改良，将来的集体化，都要经过深入宣传，典型示范，再逐步推广。任何急燥情绪，简单办法，都必定要失败的。
为着克服群众工作中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必须普遍实行干部整训，改造思想，加强工作中的具体指导，并进行长期不断的教育工作。
在过去一年的具体工作环境中，上述种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恶劣现象，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则是很难避免的。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新参加工作的，未经很好教育改造；少数老干部，很难迅速地与各地广大群众相结合，这样就难免或多或少的发生上述各种恶劣现象。问题在于：这些现象，绝对不能代表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绝对不能代表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而是我们革命事业前进发展中的缺点，是需要加以反对和克服的。现在到了提起全党警惕的时候了！我们已经有一切必要条件来着手清除这些现象了！而且不能再迟了！
三、克服缺点，向胜利前途迈进。
我们有无把握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呢？是有把握的。
第一、有党的坚强领导。党中央已作了整顿干部思想作风的决定。西北局已经做出具体计划，要开展一个整顿干部思想作风的运动。这就是说，我们党已经及时地提起了警觉。这次整顿思想作风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执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必须首先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才能有效地纠正底下的命令主义，二者要互相结合。我们这种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全面检查工作，已经开始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不应与过去反不良倾向互相脱节，而是将过去已经揭发出来的事件，逐一具体处理，引导群众去开展全面检查工作；同时又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斗争中，更深入地揭发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违法乱纪等等恶劣现象，加以彻底纠正。
第二、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我们已经选定了一些文件，经过学习文件，教育广大新、老干部迅速提高思想觉悟，用民主的方法，教育改造自己，丢掉那些不适合人民利益的思想、观点和办法，丢掉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气、坏思想，建立起正确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要做到学习文件与实际结合，必须开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领导干部批评自己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这容易击中要害，推动全局。但少数人的眼睛是有局限性的。必须听取下边被领导者的批评，他们能够反映更丰富的生动事实，能够提出很多有益的意见。好比打开窗子才可以放进阳光，呼吸到新鲜空气。我们是非常需要阳光和新鲜空气的。
第三、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合作。一年来党内、党外均有很大进步，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已大大提高，敢于批评我们的缺点，要求我们改进，这是极好的现象。我们对群众的批评，要采取热诚欢迎的态度。经过报纸、各界代表会议、各种群众代表会议等等方式，吸引广大群众、特别是劳动人民来检查和监督我们的工作。在整顿思想作风运动中，积极吸收非党干部和民主人士参加，倾听他们的意见，又帮助他们学习，共同进步，办好人民的事业。
第四、我们已经取得许多新的工作经验。无论在统一战线、民族团结、恢复生产、民主改革等等方面，我们工作中都有许多好的范例。这些范例，都是贯串着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充满创造性的活动，真正代表着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真正代表着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也是真正表现了人民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光明前途的。我们要善于发现这些范例，总结经验，教育全党，使成为改进思想作风的榜样。随着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运动的开展和深入，将这些好的经验，正确的思想作风，推广开来，逐步地普及到我们的全部工作中去。
我们和国民党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国民党是代表没落的反动的阶级，它本身就是一具腐朽的肌体，它身上长的脓疮是不可救药的，只有溃烂扩展，直到死亡。我们则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本身是个健康的肌体，我们有毛病，也有脓疮，但这是比较轻微的，而且是外界（国民党、旧社会）传染来的，是容易治疗的。大家知道：我们共产党就是在不断克服自己的缺点、错误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党内正常思想斗争是推动我们党前进的动力。每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斗争或学习运动，都必然会使我们更加坚强起来。
同志们！只要我们认真开展整顿干部思想作风的运动，治好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病害，我们就可以和全西北各族、各界人民更进一步的团结起来，增加无数倍的力量，有保证地做好当前要做的工作。这些意见，希望同志们好好考虑一番，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一致行动起来。【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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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发表通报
查办郑州路局水塔工程贪污案
对有关失职及犯法人员分别予以处分
【新华社五日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于四日发表关于查办郑州铁路管理局水塔工程贪污浪费案件的通报，公布案件经过、原因和对有关人员的处分。该案发生后，人民监察委员会曾于三月间派出监察小组，会同最高人民检察署和铁道部派出的检查人员组成调查委员会，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兹经政务院批准公布。
事件经过
通报略述事件经过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郑州路局发包十六座一百二十吨水塔。每座概算为六十一万八千五百斤小麦。由于工事股泄漏路方秘密，勾通包商抬高标价，工务处课长、处长不负责任，未加审核研究，路局领导人马虎批准，该项工程竟以每座九十六万九千二百斤小麦的高价包出。加上由路局供给的钢筋，每座实折合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二百斤，超出概算百分之九十九点四。除钢筋、洋灰不计外，按照当时市价，每座包价损失五十一万九千二百斤，加上合同中规定完工后将模型板、脚手板无价归于包商，十六座水塔共计损失九百一十万九千零四十斤小麦。虽因事件被发觉较早，双方议定将原合同废除，另立合同，避免了大部损失，但包商已多领六十四万斤小麦，这笔款项一时收不回来，呆滞资金，已造成不小损失。而包商利用工款以囤积物资和购买黄金等项投机活动，更使国家经济受到不良影响。此外，水塔事件又直接引起了以高价发包十三座四等票房工程的事件，增加损失小麦五十余万斤。
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工作人员贪污腐化
通报指出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负责水塔工程发包工作的工事股正、副主任课员裴保仁、古宝山等贪污腐化，泄露秘密，勾通包商抬高标价。裴、古二人和包商来往很多，经常一起吃喝、赌博。开标前，裴、古二人即将路局建修水塔的重要秘密泄露给包商。开标后裴保仁又歪曲事实，捏造理由，认为标价虽高“尚属合理”，且几次欺瞒领导人员，向课长、处长说：“单价已审核过了，绝无问题。”裴、古等又要求降低包商的取保条件，多次催促财务处给包商发款等。郑州包商因未能参加上述包商（系外地客商）的水塔投标，表示不满，古宝山即要包商胡迪松出面请客，并以高价发包十三座票房的修建工程，收买了裕华等八家包商，不使告发，致路局又损失五十余万斤小麦。此外工务员于汝翼不遵规约，曾额外给包商（非水塔包商）开免费托运单五千三百二十余万元，免票八十余万元。这证明他们与包商的勾结作弊，已非一日。
裴、古在勾结包商中，包商曾允许在工程完工后重酬。至事件被发觉时，古宝山已要了包商的现款、皮袄、自行车等二十多种东西，总值小麦三千余斤。包商并在郑州给他娶小老婆。司事陈慰慈赴上海对保时，向包商要了手表、钢笔等东西，总值一百八十余万元。财务处帮助对保的朱俊明也向包商要了一只手表。于汝翼向包商要了一枝钢笔。
工务处各级负责人员对事件发生应负责任
其次，工务处各级负责人员不负责任，也是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工务处副处长程屏藩、工程课长张乙铭都是工程师，但对修建水塔始终没有详细计划、研究，没有到现场进行调查。修建的地点是在办公室里确定的，水塔的大小是想像出来的。水塔的图样也是从东北搬来的，以致地点、大小等不得不一改再改，造成许多损失。他们对工事股的工作放弃领导，没有督促检查。开标时不去参加，水塔事件发生很久以后，他们对工地情况仍知道得很少。这说明他们对工作很不负责任。
副工程师赵宪曾恂于情面，玩忽工作，明知标价太贵，不向领导干部反映，认为标价贵贱与设计人无关。裴保仁要他照兴华建筑公司标价补造一百三十万斤小麦的预算，心里虽不同意，但怕得罪人，仍然照办。
秘书兼人事股长路明，负责掌握开发免票。当于汝翼要求掌管时，路明明知不对，又经别人提出不同意见，而竟然允许，使于得以滥发免票。
工务处长章奋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不负责任和用人不当，对水塔事件的发生应负重大责任。章奋虽对工程业务不够熟习，但又不虚心，对领导干部也尊重不够。修建水塔，事前没有和局长、军事代表详细商讨，亦毫无调查研究。他把批公文推给了副处长，两个手章，交给了财经课长和秘书。他只是简单地指示下级：“你们大胆地干，作了再说，错了我负责任”，盲目地认为公文划行是官僚主义的藏身窝。因而对水塔工程的设计、发包过程及公文往来都不清楚。当水塔发包后，有人提出“水塔包贵了”，他仍然不及时认真追查处理。直到贪污内幕揭明，他才手忙脚乱。在任用古宝山问题上，章奋也犯了原则错误。古于一九四九年二月才开始参加工作，出身包商，品质极坏。但章奋对于古宝山的恶劣的思想作风却毫无警惕，反而为他一时工作的假积极所蒙惑，不仅把他自新乡调来郑州路局升为副主任课员，而且有意识地叫他冒充老干部，因而古宝山成了工事股的“红人”，敢于无法无天，胡作非为。
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路局存在官僚主义
通报指出郑州路局去年保证了军运，完成了线路大修，特别最近四个月来，在业务上有显著的成绩和进步。但此次检查中发现路局领导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和缺乏爱护国家人民财产的观点。路局的负责人员只想到任务迫切，物价波动，催着工务处快用工款。这就直接促成工务处一面发包，一面呈报的行动。对这样大的水塔工程，路局负责人既未派负责干部参加监标，以后明知标价过高，也未审核研究，糊里糊涂地盖章批准，贪污案情被揭发后，直到监察组到达以前，路局负责人始终没有把水塔事件真正重视起来。路局并缺乏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度，批阅公文互不接头。因而裴保仁就得以利用这个空子获得了领导人员的“照签”。
一年多来，郑州铁路局在发动工人及管理民主化方面工作也做得很差，工人觉悟未能提高到应有的程度。因此路局政治空气不浓厚，职员和工人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扬，团结也不够好，个别坏分子便有机可乘，兴风作浪，这就是水塔事件的根本原因。
宣布处分
通报宣布对上述人员分别予以处分：裴保仁、古宝山均予以撤职，根据铁道部规定，开除路籍，并解送司法机关依法惩办。工务处长章奋予以撤职。路局局长吴士恩、军事代表许子威各记大过一次。副局长张之生、耿一凡各记小过一次。陈慰慈、于汝翼、程屏藩、张乙铭、路明、朱俊明、赵宪曾由铁道部根据其所犯错误之轻重分别予以处分。此外，郑州市公营兴华建筑公司工程师黄彤光参与私商抬标活动，经理李兰谷明知不问，副经理于斌于案情揭露后，不积极检查追究，由该市府分别予以处分。汉口包商复兴营造厂经理胡迪松是抬标之领导者和组织者，不断以金钱、物品、赌博、女人拉拢和腐化公务人员，并串通包商计议标价，组织抬标。事件被发觉后毫不悔悟，又组织包商，准备威胁路局，应停止其包修水塔工程，送郑州市人民法院依法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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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延安劳动英雄杨步浩
上书毛主席报告生产
全乡完成二千亩地的开荒计划
【新华社四日讯】原陕甘宁解放区著名的农民劳动英雄杨步浩于五月七日写信给毛主席，报告他的家乡——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的生产情况。信中说：六乡的农民们在去年十月间知道了毛主席号召他们发展生产、医治战争疮伤、改善生活和提高文化后，即纷纷响应这个号召，展开了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他们已订出增辟荒地、深耕细作、发展生产的计划，并在自愿两利的原则下，组织了变工队三十八组，占全部总劳动力三百八十人的百分之四十九强。信上说：全乡现已完成了二千余亩地的开荒计划，估计今年能超过开荒计划一千亩以上。现在全乡已播种春麦、谷子、豆类等作物五千九百七十亩。妇女们并自动地组织了十四个纺织组，预计全年共可纺花三千零九十斤，织布一千零三十匹，能解决五百一十五人的穿衣问题。信上说：他们是以发扬互助互济的精神，度过了今年的春荒的。今年春季，全乡共植树二千九百株。还成立了小型合作社一个，开设粉房一处，喂猪十五口。全乡耕牛从去年的一百二十犋增加到今春的一百四十七犋，羊子有六百只。此外，每两户平均养一只猪，每一户平均养五只鸡。信上又报告了该乡已办了一个学校，现在有五十多个学生。杨步浩在信上写道：“这都是实行你的指示的初步结果。”
杨步浩最后写道：我们延安今春雨水适时，绿油油的麦苗（按：延安麦收较关中约迟一个月）和谷苗，提高了群众生产情绪。现在到处都可以听到颂扬你的声音：“毛主席号召大生产，又该丰收啦！加油干，才对得起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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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铲除官僚主义作风 才能杜绝贪污浪费
人民监察委员会所发表的关于查办郑州铁路管理局水塔工程贪污浪费案件的通报，是对于官僚主义者和贪污腐化分子的一个沉重打击。
正如通报所指出的，这个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郑州路局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些官僚主义者，怕负责任，怕麻烦，怕得罪人，却不怕国家人民的财产遭受损失。想快点完成任务，不使工款受物价波动的损失，这是对的；但却因此而对工程标价不加审核研究，糊里糊涂盖章批准。于是，贪污浪费就为官僚主义所批准了。
郑州路局一年多以来，在抢修线路、支援大军南下、整理车站、清理堵塞等方面是有成绩的。但由于领导作风未曾改善，已有的成绩也是极不巩固的。而且他们在工作中粗枝大叶的现象十分严重。如该路局计划于五月十日以前修复的二百九十三座桥梁，截至三月底就已全部完成七十座，正施工的有一百七十二座，工量共超过第一期任务的百分之十一。但经铁道部工程总局派出的检查小组检查的结果，发现许多工程质量不够好，铆钉工作很坏。而且，施工计划是坐在办公室订的，常常不合实际，严重浪费劳动力。这证明郑州路局仍然没有很好地接受水塔事件的教训，也说明反官僚主义还须经过相当严重的斗争。
郑州路局工务处长章奋所犯的错误，也值得我们警惕。他对工程业务不够熟悉，但却又不虚心，重大工程事前不请示上级，也不肯调查研究。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滕代远部长在“铲除铁路系统中官僚主义作风”一文中曾指出：“也有人说：我是外行，因此事情没办好。但是，如果是外行，就应该更努力更虚心学习业务。”章奋就是外行而又不肯学习的人。对上级无组织无纪律，对下级则是一套官僚主义作风。有些官僚主义者是玩弄文牍者，他则走到另一极端，把公文、手章交给别人，一律不闻不问。
官僚主义是一切贪污腐化者寄生的母体。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前途，我们要坚决执行共同纲领第十八条的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滕代远部长指出，在铁路系统中，“首先是要组织四十多万铁路员工来参加这一斗争”。在全国各地，同样要广大劳动人民参加这一斗争。郑州路局因为在发动工人及管理民主化方面做得很差，工人觉悟未能提高到应有的程度，职工积极性未能充分发扬，团结也不够好，才使坏分子有机可乘，才使贪污案发生很久未被发觉。而事件的揭发，则还是依靠工人。由于包商在上海购买修水塔所需的钢筋，操纵市场，钢筋价格骤涨，上海建筑工人把这情况反映到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才使事件开始暴露。这说明了我们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才能消灭官僚主义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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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繁峙县委召开会议
检查官僚主义作风
【本报讯】据山西日报讯：中共繁峙县委在五月中旬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上，揭发了县、区领导上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并检查出其根源主要是自满思想。会议并有忻县地委委员郅荫堂同志参加指导。该县县、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首先表现在对待生产救灾问题上。该县二、六区去年受灾严重，县委也知道。但当今年二月灾情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程度并已有一个灾民饿死时，县委却并不了解这一严重情况。专署曾派石友良同志亲去检查，建议县级领导立即派人前去组织生产救灾。但县委仍未重视，也没派人。直至三月份，郅副专员亲去检查，才引起县委的重视。而县府却仍有个别领导同志强调工作忙，未能抽调干部下去加强领导。县供销社由于存在单纯营利观点，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郅副专员曾指示该社将两万斤粗粮去换购灾区群众的土产品，组织灾民进行副业生产。而该社领导干部却一再违抗。向上借口没有资金，实则是在私人商号却存米三万斤。其次，官僚主义作风还表现在：对确定地权、合理负担等政策未认真贯彻执行；部分县、区干部存在着享乐腐化思想；在会议之前，县、区领导仍麻木不仁，盲目的认为繁峙是老区，工作有基础，群众生产情绪高，因而形成长期的不了解下情而放任自流，致今春生产陷于无领导的状态。经过会议的严格批评与自我批评后，县委除公开检讨承认错误外，决定要肃清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结合夏季生产，在党员、干部中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向这些不良的思想作风作坚决的斗争。会后，县委即带领工作队下乡，进行贯彻这一决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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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市协商委会通过政府工作重点
指导私营企业克服困难
【察哈尔讯】张家口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五月二十日特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市人民政府六月份仍以指导私营工商业克服困难为工作重点。在具体措施上，除现已组成之“劳资关系指导委员会”外，即将成立“物价协商委员会”，以期在合理价格范围内使公私都能获得利润。成立“税收研究委员会”，专门研究税收的调整、评议办法、检查缴纳情况等各种问题。为了调整公私关系，将继续广泛召开各行业的公私座谈会，并使之成为定期的协商会议，及时交换情况和意见，解决有关公私间的问题。此外，为解决失业职工问题，市府劳动局将设立“劳动登记介绍所”，清查失业人数，掌握就业机会，以调配劳动力。并准备实行以工代赈，如修路及夏季防疫卫生工作中之捕蝇、捕鼠等。为使这些任务得以贯彻执行，并决定进行整顿干部作风。在广大人民监督、批评下，纠正在某些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命令主义的脱离群众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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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市七区人民代表会议开幕
着重解决公共福利问题 并检查干部作风和纪律
【京市新闻处讯】北京市第七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六日下午二时开幕。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友渔到会指导；并代表市政府，就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两个主要问题——检查干部作风和解决居民福利卫生问题发表演说。昨日会议并听取了第七区区公所和公安局外三分局的工作报告。
会议通过主席团名单后，由主席团主席、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七区委员会书记宋汝棼致开幕词。宋汝棼指出：根据各界居民的意见，这次会议，将着重解决公共福利问题，并检查干部作风和纪律。他又指出：会议将在简单、朴素、省时、省事的原则下进行。
张友渔副市长致词 检查干部作风和纪律 依靠广大市民提意见
接着，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友渔在热烈的掌声中登台致词。关于检查干部作风问题，张副市长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人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市政府已经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展开检查干部作风的工作。要很好的完成这项工作，主要是依靠广大市民提出意见，提出批评。对于作风不良的干部的教育和改造，也要依靠人民的协助与监督。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是协助政府进行这项工作的重要场所，希望各位代表和广大居民，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地对干部工作作风和政府工作踊跃提出批评。批评的范围也不限于区政府，对市政府也同样可以批评。人民政府绝不容许干部因被批评而向群众采取报复行为。大家可以放心。关于公共福利问题，张副市长说：第七区是劳动人民集居的地区，过去国民党以至北洋军阀等反动统治者，对这个地区的公共福利是完全漠视不管的。因此就七区来说，改进市民的公共福利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上次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已确定了首先照顾劳动人民福利的市政建设方针和具体工作计划。但是，可能还有一些必须做而又能做到的工作，政府没有想到，希望大家尽量提出来。如何就区内的具体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加以办理，就成为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韩林光区长作报告 要改善七区环境卫生 加强生产工作的领导
第七区区长韩林光就一年来第七区区公所在政权建设、市政卫生、文化教育、生产和社会救济等各方面的工作，作了详细的报告。关于今后的工作方针和计划，他指出：除了进一步巩固革命秩序外，要有重点地、适当地改善七区的环境卫生，加强对生产工作的领导，发展社会教育，加强对小学的领导，并适当地解决一部分失学儿童教育问题。公安局外三分局局长慕弗报告了一年来的治安工作。他要求代表们发动广大群众协助政府肃清匪特。韩林光和慕弗在报告中都一致强调检查干部作风和纪律，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希望大家能尽量地提出批评，使今后七区的工作做得更好。
昨日，来宾中有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代表李乐光、京市各民主党派代表翁世五、京市文教局局长翁独健、市妇联代表刘俊英，均相继向会议致词和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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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驻我国大使 阿马斯顿昨抵京
【新华社六日讯】瑞典驻我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阿马斯顿及随员等一行三人，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侨事务处交际科马牧鸣科长及瑞典临时代办高罗士陪同，于今日下午六时二十五分抵京。赴站欢迎者有我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欧非司司长宦乡、交际处长王倬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京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代表马文波处长，苏联大使馆参赞费德林，波兰大使馆代办毕罗奇，匈牙利公使馆参赞希蒙尼，罗马尼亚大使馆一等秘书孟天努，印度大使馆一等秘书雁谒森，捷克大使馆三等秘书罗戴，荷兰政府代表侯卫民，挪威政府代表高兰及英国政府代表胡阶森之随员高来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