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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农业教育建设的开端
记北京农业大学的“农耕学习班”
本报记者 金凤
一、新方针的确立
由前华北大学、清华、北大三校的农学院和辅仁大学农学系在去年十二月合并组成的北京农业大学，已经初步执行了面向农业生产、理论和实际一致的新农业教育方针，也就是教育、研究、生产三位一体的方针。新方针的实施表现在学制改革方面，更具体地表现在“农耕学习班”的成立。
农大打破了旧有的四年制的学程，正试行着包括四个教学阶段的新学制。第一阶段是七个月（从九月到来春三月），学生主要学习数学、化学、动植物等基本科学课程。第二阶段六个月（从四月到九月，包括春耕到秋收的整个生产季节），学生到芦沟桥农场（配合妙峰山林场）进行农耕学习。第三阶段是两年，学生开始分系学习基本农业科学和本系的必修课和选修课。第四个阶段是一年，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或到实习工作岗位上去工作，并随时向指导的教师报告工作情况、问题和经验。
新学制确立前曾经过慎重的研究和热烈的争论。有些人担忧会“降低了学术水平”。有些人引用了一些外国的、过去的例子，认为“科学理论”主要是精致的实验室和宏博的书室中的产品，而农大的任务就是在于培养能掌握这些“科学理论”的人才，使他们能把这些“科学理论”应用到“落后愚昧”的中国农村中去；因此他们反对将学习时间这样整段地“浪费”在生产劳动中。但是，当大家回顾了过去农业教育中“理论脱离实际”、“农科学生认不得庄稼”以及“农业科学仅仅停留在实验室和课堂”等失败的教训时，“农业教育面向生产”的方针首先被肯定下来了；当大家进一步联系到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农业科学技术人才以及中国农科学生的实际情况（大部分农科学生不熟悉农村，不了解农民，没有生产劳动的习惯）时，对于新学制的建立逐渐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二、农耕学习班
三月底，一年级学生五百八十多人，在“农耕教学委员会”的领导下，组成了“农耕学习班”，四月初赴芦沟桥农场开始了新学制中第二阶段的学习。
农耕学习班根据农耕季节划分为春耕播种、收获与贮藏等九个教学阶段。各系则成立了农耕教学小组，配合着农耕学习的各个阶段开设各种课程的讲座。在春耕阶段中，他们半日上课，半日劳动；听课以后，立即跟着劳动。譬如讲了“土壤改良”以后，学生们就下地去做改良土壤工作。这就使得他们能够将课堂上所听到的学理，在实际劳动中得到印证；又在实际劳动中发现问题，提到课堂上来请求教师解答。这是一个理论与实际一致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锻炼劳动观点的过程。
三、理论和实际一致的问题
刚下农场，在劳动方面，他们拾石子、刨树根、种树和平地。一部分学生觉得这些只是“简单的劳动”，学习不到什么东西，于是感到苦闷。一部分学生倒是热心地要从实际劳动中发现和研究问题：他们看到一块石子就要研究那是火成岩还是水成岩；看到花生外边红里面白又要研究它的成因；一部分学生还热心地试验着嫁接和杂交。但是问题发现很多，不能一一解决；实验也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就发生怀疑：究竟还是多学一些“理论”，再来联系实际，还是学了实际再去联系理论。他们以为还是“理论”学得少了，因此联系实际没有多少效果。
但实际劳动教育了他们。
第一分班主任陆志豪和一些学生在拾石子时想出了“大会师”、“小会师”、“相背而驰”等组织劳动的方式，使得学生劳动的兴趣和拾石子的效率都提高了，原定十五天的工作一天就干完。他又在刨树根时想出将木棒缚在树根上，用绳子拉倒树根的办法，使原来需要两小时的工作在十几分钟内就完成。这就使得学生认识到拾石子和刨树根也不简单，劳动过程中尽能产生理论和学问。
学生们参加了更多的生产劳动——整地、筑畦、开沟、选种、浸种、播种等等，逐渐认识了一些田间作物，学会了一些农具的使用，懂得了一些农耕知识。他们了解到这些实际劳动就是真实的生产知识。他们逐渐认识到所谓农业科学理论就是从农业生产中产生、丰富和提高，再反过来指导农业生产的。他们认识到在生产过程中理论与实际是统一而不是对立、分立的。因此，他们反省了那种“学了理论再来联系实际”的想法，事实上那是把理论仅仅了解为书本上和实验室的“理论”；他们也批判了一镐想刨出个理论来的性急的想法。这样，他们在实际的生产劳动中，体会和肯定了“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学方针的正确。
四、泥土中洗了个翻身澡
同时，在劳动过程中，他们锻炼着劳动观点。当他们体会到了劳动的艰难，他们开始珍惜劳动的成果。当他们筑成的菜畦被别人不小心地踩了一脚，他们感到十分惋惜。由此，他们联想到过去农民辛辛苦苦劳动的成果大部分被地主夺去时将感到如何的心痛！这就使得他们能够比较深刻地认识到地主阶级的罪恶。思想感情也开始变化了：他们开始爱惜农具，像爱他们的钢笔一样。大风起来，他们看到田野时不再光是欣赏一片麦浪的起伏，却开始担心风灾对于庄稼的损害。对于粪尿不再抱着极端厌恶的态度，而是认识到这是对于农作物极其有用的肥料，因此掏厕时就唯恐它太少了。这样，他们在劳动中逐渐洗涤过去的肮脏的剥削阶级的意识，而开始滋生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农民结合”对于他们不再是一句抽象的空话而有具体的内容了，不再停留在主观的愿望而是见之于实际的行动了。
五、教学从实际出发
配合着这些劳动生产进行教学，对于先生们也是一个艰难的学习过程。一些先生们尝试着从“劳动观点”和“生产观点”出发，联系实际生产来进行教学：譬如陈禹绳先生的“人粪尿”的报告，分析了人粪尿的成分和作用，提出了保存的办法，学生们听了以后不但由此明白了人粪的价值，并立即着手改造厕所；裕载勋先生讲的“合作农场”，使学生们不但明白了现有的合作农场的性质和情况，而且明白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个体农业经济发展的道路；冯兆林先生讲授“土壤改良”，领着学生到地里去实际观察，比较了农场的石子累积的土地和相邻的老乡的土地，向学生说明这两块土地同属一个土系；但老乡的土地由于拾去了石子、开了水井和上了有机肥料，地里的庄稼就长得很好，而且两年三熟；而农场的土地则由于过去无人经营，地里收成就很坏，一年只一熟。于是学生们就着手拾去石子，具体进行改良土壤的劳动。这些联系了实际，从实际出发而又指导了实际的教学，都受到学生热烈的欢迎。但由于过去经常搬用外国教材的习惯还不是一时能改得过来，而联系实际的教学要到实际生产过程中搜集教材也需要一段时间，因此有些课程的教学还不免脱离实际，尚待继续加以克服。
六、初步的成果
农耕学习班的成绩是肯定的，当农耕学习班的师生在农大春耕学习总结大会上报告着一个月来他们的教学、思想收获和生产收获（他们植树六千多株，播种棉花、菜蔬二百零五亩，改良土壤一百亩），当他们热烈地喊出“是共产党、毛主席使我们一下靠近了真理”时，农大一位老教授感动地说：“恭贺芦沟桥，成为新农业教育建设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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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大十五位教授讲助教组成工作团
到东北垦区指导部队生产
【本报讯】记者金凤报道：北京农业大学教授、讲助教十五人自四月十日到五月二十日的四十天中，赴东北帮助某部队进行垦荒、播种，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并搜集了不少实际教材，创立了科学技术为生产建设服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范例。
在广阔的荒漠中开垦的战士们，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的指导。
东北某部队的生产规模和生产任务都很巨大，计有劳动力三万余人，牲口一万多头，开垦荒地四十五万亩，生产任务为生产大豆六千万斤。除一小部分指战员经营副业生产外，绝大部分指战员投入了垦荒生产。垦荒时遭遇困难极多：开垦地区甚为荒凉，有的二三百里内不见人烟，部队首先要在冰天雪地中建立窝棚，开凿水井，建立运输道路；而荒地面积大，种类不同，有大荒、二荒、紫花垄等；土壤种类多，有黑油沙土、黑沙土、白浆土、灰土、黄土等等；自然环境又十分复杂，有平原、山地及沼泽地带等。在开荒生产中，指战员们以高度的生产热情克服了物质上的种种困难，但在了解自然环境的特点、掌握生产技术方面他们却迫切需要农业科业及技术上的指导。
农大东北工作团到垦区研究当地情况，指导着部队的开荒生产工作，受到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
农大农艺、土壤、园艺、森林、畜牧、兽医、农经等七系十五位教授、讲助教所组成的东北工作团在一个多月中，经过了佳木斯、勃利、密山，视察了各个垦区。测量地形，考察土质，了解当地自然情况；又通过视察或和部队举行座谈，以了解部队生产中的情况和问题。同时访问当地老农，了解当地的生产情况和特点，听取老乡们的生产经验，再加以比较、分析、研究和讨论，整理了当地农民的经验。他们于是召集部队指战员，向他们报告和解答问题。此等报告共举行了二十二次，为教授们对部队生产进行农业科学及技术指导的主要形式。在这些报告中，教授们分析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及各种耕作物的性质，使指战员们了解耕作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他们又针对当地部队生产中在土壤、耕作法、森林、畜牧、兽医等方面所发生的问题，分别作系统的科学说明，并提出许多有用的建议：如垦荒的计划化和全面化、生产的长远打算、积肥、防洪排水、植树造林、牲口的合理喂养与管理等，使部队生产能更合理的改进。他们又解答了指战员所提出的许多生产上的问题：如怎样辨认土壤、耕地要耕多深、怎样筑垄以及为什么要筑垄等等。某教授并为战士们拟出了关于耕作法的歌谣：“大垅深沟不怕涝，随犁随耕准保苗，小株密植（播种密度大，株行距宽）收获多，三铲二踏定收成，大荒（荒地的一种，荒废年代最久）细作顶熟地，适期播种苗见壮”，这些歌谣，因为与战士们的生产有关，因之就为他们所喜闻乐记。此外，教授们根据科学的理论为指战员们解释老乡们良好的耕作经验，把农业科学知识灌输给指战员们：如种植豆科有根瘤菌的植物可以增加土壤中的氮素，增加土壤的营养等；同时他们也批判了老乡的狭隘经验主义。这些，都对部队生产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提高了指战员们对生产的信心。
教授们在实际工作中，增进了生产的实际知识，并增强了为祖国生产建设服务的信心与热情。
另一方面，教授们通过了这次工作，也有了学理上及思想上的收获。许多教授增加了不少实际生产知识，搜集了不少实际教材。如土壤系教授李连捷在二十年前在教科书上读到世界上最好的土壤是黑盖土，这次去东北时才有机会看到，并进一步了解到黑盖土的各种性能。农艺系教授蔡旭则搜集了系统的东北特殊的耕作法如洋犁片、二犁一个、细作法等，了解了开荒的各种办法，可以作为最实际的教材。同时，由于部队指战员都接受过一定的政治上以及文化上的教育，他们相信科学、相信技术，使教授们易于在部队中推广农业技术，如等高调植、小株密植等，为今后在部队生产中更大规模地推行农业科学技术开辟了道路。
在思想方面：教授们看到了战士们的生产热忱（垦区在东经一百三十三度到一百三十五度，北纬四十四度到四十六度、早晨三点钟即天亮，战士们就牵马下地工作）、艰苦劳动、钻研学习、克服困难（如训练拉炮的马来拉犁，生产效率不断的提高，由一付犁每天开荒四、五亩地的成绩提高到每天开荒三十亩，超过当地熟练农民的开荒效率）的精神，加深了他们对于劳动人民的感情以及对祖国生产建设的信心。他们又看到部队集体生产的效率比当地个体小农生产的效率提高了一倍到两倍，看到指战员们运用集体的智慧改进了很多生产技术和农具，因而具体地看到新中国集体农业的远景以及深刻地体会到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力量的伟大。而老乡们告诉他们的丰富的农耕常识和经验，也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中国农民的勤劳和智慧，加强了他们今后向老农学习、搜集和整理民间农业经验和技术的信心。教授们这些思想上以及政治上的收获，一一证实了农业科学面向生产、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新农业教育方针的正确性，因而也就大大地加强了他们为新农业教育方针努力工作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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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悼念严朴同志——我的父亲
严慰冰
严朴（严达人）同志，江苏无锡人，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积极领导无锡工人运动。“四一二”后领导无锡农民进行武装抗租抗税斗争。一九二八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九年在白色恐怖下，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当年秋在法租界被捕后，受尽酷刑而始终英勇不屈。一九三一年，严朴同志被调到上海党领导机关担任掩护机关工作。其后转入江西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副部长。长征途中，因病被派赴重庆宜昌组织交通站。后又被派赴苏联学习。一九三八年回国后，历任中央组织部第二科科长，西安、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秘书长、第二科科长等职务。日本投降后，奉派赴东北工作。去年春奉命南下，因病在京疗养。不幸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逝世。
——编者
父亲安息于首都西郊的墓地，已经一年了。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来追忆他的平生，与他优良而值得学习的品质。但因为长期的颠沛离散，我自知人事以后，与父亲相处的时期，仅仅是在他卧病不起、住院疗治的最后两个月。所以我虽是他的同志与女儿，对于他却知道得并不多。
父亲出生在富裕的地主家庭，本人是大学生。在他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他过着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乡里的人们，称之谓“三少爷”。一九二五年的大革命浪潮，使父亲思想上起了绝大的变化，他积极地参加了反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是最早被捕的十五人之一。其后他毅然背叛了他出身的阶级，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教育并改造了父亲。“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父亲领导农民进行抗租抗税的武装斗争。他自己首先把土地交给农民，不收地租。并领导农民在万分困难危险的情况下同国民党的武装清乡进行斗争。这时他已由农民的朋友，成为江南几县广大农民所热爱的领袖。直到抗战时期，无锡农民还盼望着父亲回家。当时江南无锡一带的党组织就打着“严朴”的旗号，组织起抗日的武装。
二十五年来，“要解放劳苦大众！”这一坚定的信念，鼓舞了他始终不懈的斗志。他经历过长期艰苦生活的考验。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在情况十分险恶的大城市的秘密工作中，在帝国主义牢狱中各种酷刑的摧残下，他一直是勇猛前进，从未丝毫表示气馁与动摇！
父亲是善于接近群众与团结群众的。由于他的忘我与乐于帮助他人的精神，使他能深知群众的痛苦，而奋不顾身的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在他参加革命的初期，他挥金如土，在乡人们有灾祸疾病等不可抗拒的困难时，他尽力帮助，毫不吝啬。因此在暑假年假父亲回到乡里的时候，我的家便顿然热闹起来。附近贫苦的老乡，接二连三的来请求父亲解决各种大小问题，许多人哭着来，而笑着回去。随后，他由这种对农民的同情，更进一步，组织与领导农民向地主进行斗争。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大革命失败，反革命进行“清剿”，环境最困难的时候，四乡农民曾以他们的力量，他们的智慧，一方面保护我们被难的老小，一方面掩护父亲工作。老农们联合几个庄子，布置警戒，对付军警与地主的武装。在最恶劣的情况中，父亲常常一夜中被农民掩护着转移几个地方。有一次父亲不得已躲进坟山，老婆婆们躲避了地主保卫团的注意，在夜间偷偷地给他送食物。有一位好心的老婆婆将煮熟的鸡蛋，与供神的糕点，装在胸前与腰间，送到父亲跟前，并好奇地发问：“严先生，你家是财主，穿的是绸，吃的是肉，为什么当共产党，吃这苦头，抓住了连性命也不保？”父亲告诉她：为了使天下穷人，人人都能穿绸吃肉，才当共产党。并向她宣传劳动者翻身的道理。老婆婆感动和伤心地哭了。去年五月，当父亲病危时，他温习着这个旧时的记忆，他曾要求大夫容许他吃带壳煮熟的鸡蛋，并强烈地希望自己的病好起来，重回江南，见那避难的所在，与那好心的老婆婆。一九二九年，父亲在上海法南区的黄包车夫中进行工会活动时，他日夜都和黄包车夫们生活在一起。白天和他们一起吃饭，夜晚就和他们一起睡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而他从来没有感到过生活艰苦。
对同志对下级，父亲是谆谆善诱的。见到人家的长处，那怕是微小的一点进步，他都眉飞色舞地给予鼓励。见到同志的缺点，或屡劝不改，他就难受得流泪。在病危期间，每早有许多实习大夫，随主任大夫查病房。个别年青大夫，离他的病床稍远，或不集中精神听讲，父亲就顶着急。他吃力地摆着手叫：“来！走近一些，站远听不到。”“在我这重病号身上，好好学习，你也摸摸我这鼓起的脾脏，研究为什么？”
党给父亲以任何艰难的工作，或分配他到任何偏僻苦寒的地方工作，他无一次不是欣然接受，埋头苦干。他从不讨价还价，从不作自私的考虑，去计较“名誉”、“职位”及“生活条件”。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如何不辜负党对他的期望。他告我，他常常是很快乐的，“我没有琐碎的不应该有的烦恼，因为我不计较小我的得失。我贡献出我所有的一切：财产，能力，与生命！”“我只愿作个无名英雄，为我们党的事业鞠躬尽瘁！”
在生活上，父亲是十分刻苦的，他从不在规定的供给制度以外，滥用他的职权，去非法谋取自己生活上的享受，为自己作一丝一毫打算。相反的，他常常把组织上给予他的一份，也慷慨地让予别的同志。在长征途中，他身体病弱，可是当党一两次给他找到牲口代步时，他总是把牲口让给别人，自己扶着一根拐杖，一步步的步行。去年病重之后，党给他的保健费，也拿去帮助有困难的同志，或响应党的各种号召，慷慨地捐助出来。甚至在最后病危时，他看到天旱不雨，担心遭年景，怕增加老百姓负担，还不肯进行必要的治疗。打针时要问：“一针合多少小米？”住院要算每天多少花消？要辞退特别护士，要搬住二等病房，以减轻费用。
父亲死了，为实现他的志愿，他贡献了他所有的一切。抱憾的是：他未能见到新中国开国的盛典，和中国全部的解放；未能回到他热爱的江南，见到二十年前他患难相共的战友。
广大劳动群众，在新政权之下，已经获得解放，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人人都吃肉穿绸的理想是一定会实现的。安息吧！亲爱的英雄！您的名字，将永远活在同志们的记忆里！活在江南人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