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给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的回信
斯大林
编者按：这封信写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第一次刊印于一九四九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印行的《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这封信提出了如何在文艺思想战线上进行斗争的重要的原则，对于我们是有很大的现实的教育意义的。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同志：
信写得太迟了。但是迟了总比不写好些。
（一）我认为在文艺方面（也就是说，在戏剧方面）提出“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的问题是不正确的。“右倾分子”或“左倾分子”的概念现在在我国是党的概念，严格讲来，是党内的概念。“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这是离开真正党的路线而偏到这边或那边的人们。因此，如果把这些概念应用于像文艺、戏剧等等这样非党的和无比广大的领域，那就奇怪了。这些概念倒可以应用于党的（共产主义的）某一文艺小组。在这种小组里可以有“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但是把这些概念应用于在当前发展阶段上的文艺，而其中又有各种各样的派别，直到反苏维埃的和简直是反革命的派别为止——那就是把一切概念倒置起来。最正确的就是在文艺领域里应用属于阶级一类的概念，甚至于运用“苏维埃的”、“反苏维埃的”、“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概念。
（二）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不能把《哥洛万诺夫主义》（注）算作“右倾的”或“左倾的”危险，——它是在党内派别范围以外。《哥洛万诺夫主义》是属于反苏维埃一类的现象。当然，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哥洛万诺夫自己不能改正过来，他不能摆脱自己的错误；甚至当他甘愿与自己的错误诀别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追究和处罚他，我们也必须这样地强迫他出国。
或者，例如，布尔加可夫的《逃亡》，也不能算作“左倾”或“右倾”危险的表现。《逃亡》是表现企图引起对某些反苏维埃的侨民阶层的可怜，即使不是同情，——因此，这是企图辩护或半辩护白党的勾当。《逃亡》像现在这个样子是反苏维埃的现象。
然而我完全不反对上演《逃亡》，如果布尔加可夫给自己的八个梦再加上一两个梦，在这一两个梦里描写苏联国内战争内在的社会动力，使观众能了解所有这些特别“忠诚的”雪拉芬英和各种各样的大学讲师被赶出俄国并不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一时高兴，而是因为他们（不管他们如何“忠诚”）以前骑在人民的脖子上，布尔什维克把这些拥护剥削的“忠诚的”的人们赶了出去，是实现工农群众的意志，因此做得完全正确。
（三）为什么布尔加可夫的剧本这样多次地上演呢？也许因为我们自己的适于上演的剧本太少了。在没有剧本的时候，甚至《土尔平们的日子》——也是一个剧本。当然，“批评”和要求禁止非无产阶级的文学是很容易的。但是最容易的不能认为就是最好的。问题不在于禁止，而在于用竞赛的方式，用创造能够取而代之的、真正的、有趣的、富于艺术性的、具有苏维埃性质的剧本，去一步一步地把新的和旧的非无产阶级的低劣作品从舞台上驱逐出去。而竞赛是一件巨大而严重的事情，因为只有在竞赛情况下才能够达到我们无产阶级文艺的形成和结晶化。
至于说到《土尔平们的日子》这个剧本，它并不是那样坏，因为它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些。不要忘记：这个剧本留给观众的主要印象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印象：“如果甚至像土尔平们那样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事业完全失败了，放下武器，向人民的意志低头，——那末，可见布尔什维克是不可战胜的，任何人对于他们、对于布尔什维克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土尔平们的日子》是布尔什维主义战无不胜的力量的示威。
当然，作者对这种示威是一点“罪过”也没有的。但是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四）的确，斯维杰尔斯基常常搞出最不可思议的错误和歪曲行为来。但是，的确，戏剧上演委员会在自己的工作中所搞出的错误也不少，虽然是在另一方面。请回忆一下《紫红色的岛》、《两个对手的阴谋》以及这类低劣作品，它们不知道为什么竟被戏剧上演委员会很乐意地通过给真正资产阶级的卡梅尔奈戏院上演呢。
（五）至于说到关于“自由主义”的“传闻”，那末最好是不讲吧，——让莫斯科的老板太太们去从事“传闻”吧。
约·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
（注）《哥洛万诺夫主义》是表现在某一部分戏剧工作人员之企图把旧的资产阶级的风习和工作方法搬到苏维埃剧院里来。在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年，“大剧院”的一群演员以乐队指挥哥洛万诺夫为首反对革新和创造适合于广大群众巨大要求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新的戏剧上演节目。这一群人与戏院全体工作人员对立起来，拒绝提拔新的演员人材。党所采取的关于改造苏维埃剧院工作的措施，保障了克服《哥洛万诺夫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编辑部
（曹葆华、毛岸青译）
第5版()
专栏：
怎样运用文学作品来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吴小武
编者按：我们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和美术，是为人民服务的，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它应当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培养人民的新道德，以发扬它的教育人民的伟大功能。我们一方面要求每一文艺作品具有这种内容。另一方面要求人民中的积极分子、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工作人员将这种作品有计划有组织地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宣传，在工厂、农村、部队、学校中，组织阅读、朗诵、演映和讨论。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第三十九期，作者吴小武同志根据亲身经验，指出这种文艺宣传的作用，并提供了具体的方法。我们认为这些经验和方法值得宣传教育工作者的参考、采用和推广。
一九四五年夏天，我在张家口铁路工厂里做教育工作。里边有一个叫王春年的青年技工，他在工人里边不算积极也不算落后；不过，他很喜欢看小说。有一次，他读了苏联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后，他写了一篇《读后感想》；记得里边有一句话说：“我立志要做保尔·柯察金第二（书中的英雄）。”从此，他在生产上、学习上一天比一天积极了。不久，敌人进攻张家口，我军主动撤退，王春年就背上步枪随同我们走了。在行军过程中，他表现得很坚决。他随身带着苏联作家毕尔文采夫的《考验》，一有功夫，他就读它。他说：他已经读了两遍了。常常是一面行军，他就把书里的故事讲给旁的工人听。他说：“我们的撤退也是为了进攻，是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不久我们就要打回张家口去的！”他的行装极简单，但却带了一付钳工用的工具。很显然，他的思想和行动，是受了这两本书的影响的。到了老根据地以后，在建厂的工作中他成了积极分子，不久，他参加了共产党。当然，不能说他的进步，完全是为读了这两本小说的缘故。但至少可以说：这两本革命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这个青年身上是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他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自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我之参加革命，最初也是因为读了高尔基的《在人间》。这本书使我的眼界开阔了。原来在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自己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人和人的生活。接着我又读了其他一些革命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今天看来，甚至还有些不健康的东西，但启发了我的幻想，给了我探索新的生活以及对于黑暗社会的反抗的勇气。在当时曾经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据我所知，和我同一时代的一些青年和知识分子，最初参加革命的动机，也常常是因为受了革命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但我那时以为对于工农群众就未必如此。自从我在王春年身上发现了类乎这样的情形以后，看法上也就有了改变，使我比较深刻地认识了《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这一英明的论点。
一九四七年冬天，我在冀中定县马阜才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在村里过阴历年的时候，停止工作四天。这村有好几个说评书的，趁这机会，就分了几摊说开了水浒、小八义、封神榜……，听众极多，兴趣很浓，深夜不散；和我平时向村里群众讲话的情形比较起来，真令人羡慕不止。这启发了我把我所惯用的比较枯燥的说教式的宣传方式改变一下，试图运用文学作品通过说评书的形式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我读过不少小说，还受过一个时期的演员训练；所以这在我是并不十分困难的。我针对着当时农民的思想中存在着的问题，决定了宣传的内容。例如：为什么农民运动只有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取得胜利？为什么土改以后还必须加紧生产才能丰衣足食？根据这些问题，就来选择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文学作品。但是，在我读过的文学作品里边，却没有恰好完全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于是我就把几本作品中的内容综合在一起，例如《白毛女》、《晴天》、《李家庄的变迁》、《血尸案》、《李有才板话》、《夜明珠》、《血泪仇》……并且加上自己的一些“创造”，拟了个提纲，编成了一部书，名叫《苦辣酸甜》。也学说评书的人那样：声调有高低、有表情、有动作……向农民们开讲了。一连讲了两天两夜，既未敲锣召集人，也未派人按家按户去叫，听讲的人却越来越多，听讲的时候，中途溜跑的、打瞌睡的人是没有了！显然比我的演讲叫座。后来每逢开会的时候，他们总是要让我先说一段书。而且，当他们在辩论一个问题的时候，常常引用《苦辣酸甜》中的例子。
去年冬天，我到天津中纺二厂去帮助“工人学习班”的工作。参加这个“学习班”的人大都是生产上、思想上进步得较慢的。开头讲了几课“社会发展史”，真是有点格格不入，连课堂的秩序也很难维持，人们大有不忍卒“听”的样子。我马上改变了方法。找了丁克辛同志所作的通俗长篇故事：《三兄弟》。哥儿三个都是工人，老大是一个旧社会里所谓“安分守己”的人，掉下张树叶也怕砸破了脑袋，对于压迫者的迫害，只会忍受，不敢反抗，终于悲惨地死去了。老二恰好相反：脾气暴躁，谁敢通他一下，他就和他拼命………有些盲动，以致碰了几回壁以后，就挺而走险，毫无价值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老三接受了两个哥哥的经验教训，参加了共产党，找到了工人阶级真正解放的道路。他们的父亲是一个码头苦力，母亲是一个纱厂工人。这个故事的地点是在上海，时间从“九一八”事变起，直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以后。历史背景和生活是真实的。故事结构完全是虚构的。人物是根据现在的工人中的类型描写的。通过这个故事，可以让大家了解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血肉关系，了解为什么唯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全体工人阶级英勇奋斗，才能得到解放，以及解放以后工人阶级为什么要加紧生产。
讲的效果很好，工人们随着人物、故事、情节的变化而激动、兴奋。当讲到一个老工人共产党员，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的时候，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高举胳膊喊口号了！当讲到他们的母亲在生老三的那天还在厂里做工，却还受到“那么温”辱骂的时候，全场静悄悄地，我看见台下有好几个女工用手绢在擦拭眼睛。
我每当讲完了一节，就把这一节分析一下，提出几个问题来，说：“从这件事情里边，大家可以看到……”用工人的话来说：讲一点“政治”。比方说我讲到老大对于压迫者的迫害，只会忍受，不敢反抗，终于悲惨地死去了。接着我就说：“从这件事情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工人阶级要求解放，只有团结起来，向压迫者进行坚决的反抗才能达到目的。工人阶级只有自己才能解放自己，任何畏缩、忍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讲到上海解放以后，那个工厂成了国营的了，老三就带动大家积极生产，节省原料、提高质量；而在过去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他是带动大家实行怠工罢工的。我就说：“为什么呢？因为解放以后，工厂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了，工人是工厂的主人翁。”这个故事整整讲了十天。讲完以后，让大家讨论，讨论题是：应该向谁学？为什么？等，各小组讨论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向老三学；因为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求得解放。
后来，工人们就提出了要求：给我们多讲点政治吧！这就是说：他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急于要知道更多的事情和道理了。于是我就又讲起“社会发展史”来，讲“劳动创造世界”、“谁养活谁”、“建立新的劳动态度”、“国营工厂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等等。讲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尽量多举本厂的生动的例子，和文学作品中的例子，工人们听起来虽然还不如听故事时那样容易懂，但是大多数人都很愿意努力学习。
当“学习班”结束的时候，全班二百多人，有四十七人申请入团；十二人申请入党。最使我难忘的是：学习班里有一个青年女工杨秀娟同志，外号叫“小老美”，才十六岁，她在旧社会里，受尽了污辱和损害，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摧残，以致性格上有些变态，缺点很多，但经过学习以后，她就表示要下决心改正缺点，争取入团。最近以前，该厂的前党总支宣传委员謌焚同志来京，才知道杨秀娟同志回到生产岗位上以后，在生产上、生活上、学习上，有了显著的进步。不幸在二月间患脑膜炎逝世，病中还念念不忘厂里的事。“学习班”里其他的同志，大部分都参加了新厂的工作，在生产竞赛中，新厂的成绩成为全厂的先锋（该厂共分三个分厂），而在这个生产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大部都是在学习班里学习过的。这当然是由于工人同志的努力以及各方面原因所造成的，决不是说这完全是学习班的成绩，更不是说因为学习班里在讲课的时候曾经运用了文学这个武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运用文学作品或通过文学的形式来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是有效的方式之一。
在实践过程中，我逐渐体验到：应当运用文学作品来丰富我们宣传教育工作的内容，也就是说，应当使我们的文学作品更进一步地和群众结合，为群众服务。我曾以为这是我在工作中的新发现或新创造。但最近在学习的过程中才知道把自己作了过高的估计，深感自己孤陋寡闻。看看苏联，在这一方面的经验，是多么丰富，多么成熟。本刊本期（《中国青年》第三十九期——编者）所发表的《苏联青年团初级政治学习小组在学习中怎样利用文艺书籍》一文（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恩·斯密尔诺瓦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苏联，使用文艺形式来进行政治教育完全是正规的办法。苏联青年团对文艺是非常重视的。例如：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工厂团的宣传员帕·乌琴科夫同志，在《一个宣传员怎样领导政治学习？》一文中说：“在学习时，我是利用文艺作品的。还是在学年刚开始我向组员们介绍学习小组的课程的时候，我就编出了一张书单，建议他们去阅读书单上所列举的书籍。”“这张书单所列举的书目是不很多的。其中包括下列作品：高尔基的《母亲》与《我的大学》，马雅科夫斯基的《列宁传》，李昂尼泽的《斯大林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冈察尔的《旗手》，哥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布宾诺夫的《白桦树》，比流科夫的《海鸥》等。”通过了这些作品，他在领导团员的政治学习中，收到了巨大的效果。
又如：苏联工厂俱乐部里主要的文化生活是文学晚会。这种文学晚会的活动是多样的：或者讨论一部出版的小说，或者开作家座谈会，或者谈一本书，或者朗诵一本书。
中央空气水力研究院工厂的“文学礼拜四”已举办了三年。该厂的图书馆在下一个礼拜四前就通知全体工人下次的节目。大部分是讨论小说。在正式讨论前工人都有充分准备，往往在吃饭休息中间可以听到对那部小说的热烈讨论。
有一次“礼拜四晚会”的客人是爱伦堡，热烈讨论的就是他的小说《暴风雨》。另一个“礼拜四晚会”来了鲍里斯·波里伏衣，他是小说《真实的人》的作者，那晚上更成功的是书中的主人翁名飞行家Ａ·马列西耶夫也出席参加了讨论会。其他的名作家也经常去出席那些晚会，只要他的作品被讨论到的时候，他是会出席的。这种晚会，收到了很好的政治教育的效果。
在我国也有很好的例子。如青年团沈阳市工委宣传部，在去年九月，曾发了一个通知，号召全市团员学习《库里申科大队长——追记抗日战争中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一文，并指出：这是一篇非常生动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团市工委会决定印发它并规定全市青年团员有组织地进行阅读和讨论，尽可能地发动外团青年参加这个学习，要使全厂、全校、全机关里的青年，都能读或听讲这个故事。并且指出：在进行学习时应注意方式的灵活，避免生硬的讨论，可采取故事会等形式；学习也可联系其他关系国际主义的教育内容。这也是很好的运用文学作品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的方式之一。
从上面这些例子里，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更好的如何在政治学习中利用文艺书籍的方法。
总的说起来，运用文学作品来进行宣传教育，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一、选定若干优秀的文学书目介绍给青年阅读，并且组织讨论。
二、朗诵文学作品给青年们听，并且组织讨论。
三、在讲课时运用文学作品作例子。
四、根据一本文学作品中的故事，用说评书的方法讲给大家听。或根据数本文学作品中的故事综合编成一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并且提出要点和问题，向大家讲解。
比较起来，前两种方法宜于在知识青年中运用；后两种方法宜在识字较少和还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工农青年中运用。
在运用文艺书籍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启发大家结合讨论当前工作中思想中存在着的问题。例如东北团委为了加强团员及青年的国际主义教育，就向大家推荐《库里申科大队长》一文等等。所运用的文学作品必须经过选择，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组织讨论时，引导大家着重作品的思想——政治意义，不要单纯地去讨论作品的写作技巧。这样做，就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文学作品是通过生活，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说明问题，来阐明政治思想的；特别是青年易于接受，从而影响和改造了思想和行动，从而启发他们逐步地去研究和学习政治理论。
第5版()
专栏：
自由中国的文学
尼·费德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性的胜利带来了古老的封建文化及其衰老的传统和孔子教义的完全崩溃，这种文化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集团——国民党的利益的。
在一九四二年，正当抗战的高潮时，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鼓励文艺工作者们建设一种战斗的爱国主义的文学。他说：“……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们热烈地响应了这个号召。以他们的锐利的武器——作品去帮助人民战胜了日本的侵略，现在，又和全人民在一起反对美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国民党反革命，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自由作舍身的斗争。
在对资产阶级和地主们的旧世界宣战之后，今天的中国进步文学，专注于艺术的整顿和新中国的建设。那些古老的、顽固的美学法规已被抛弃，人民正在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学——有目的的和富有高尚思想的文学，和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不可分地结合着的文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我手边有几期在人民中国的首都北京最近出版的两种文学杂志：全国文协的机关刊《人民文学》，和全国文联的机关刊《文艺报》，这两种刊物都生动的证明了在现代中国的生活里所发生着的伟大变化。在这些刊物里，我们看到中国的名流和政治家的关于现代中国艺术和文学的发展的基本问题的许多文章。
在这方面特别使人感到兴趣的是《人民文学》上所发表的，文化部部长和中国的领袖作家之一，茅盾写的《发刊词》。说到今天中国作家和艺术家面临的主要任务的时候，茅盾说艺术和文学必须反映那些正在中国发生的划时代事件的庄严伟大。作家必须描写新中国的诞生和生长，他必须表现和歌颂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和经济建设中的成就，他必须创造能满足广大群众的欣赏要求、并且用全心全意服务祖国的精神去教育他们的作品。
《人民文学》实行着茅盾所提出的原则，分析了许多作家的作品，要求他们勇敢地走进生活的激流。这杂志要求有更多的诗歌、短篇小说、剧本、通讯报告和论文，对在军队里、在乡村里、在城市里、在工厂里的解放了的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努力作忠实的描写。
去年七月，在解放了的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个会议由于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胜利而可能，是中国的真正的自由民主战士们的第一次自由的集会。《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著名的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周扬在文代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国人民的新文艺的报告。
他说：“……‘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文艺已成为教育群众、教育干部的有效工具之一，文艺工作已成为一个对人民十分负责的工作。”
说到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文学方法，周扬强调说，新生活强有力地涌进了艺术的境界之中。新近出版的包括了一百七十七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诗歌、报告的《人民文艺丛书》，鲜明地证明了中国文学如何改变了方向和如何与现实结了不可解脱的联系。有一百篇以上的作品是描写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和人民军队的生活的。其他四十篇以上的作品的主题是农民反对农村里的封建势力和要求土地的斗争。这丛书里有许多作品描写恢复工业生产和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少数作品是描写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英勇传统的历史题材。
这个丛书的所有作品的最根本的主题，是英勇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和劳动伟绩的主题。在这些作品中，那些坚决地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工人、农民和士兵们，被表现为真正的主人。
伟大的中国作家鲁迅于一九三四在《引玉集》的后记中所说的预言式的话，已经实现了。
“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中国进步作家近年来创作了许多出色的爱国作品。其中著名的是：进步作家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描写一个中国乡村的解放和土地改革的施行，以及同一作者的《李有才板话》；孔厥和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邵子南的《地雷阵》；胡丹沸的剧本《把眼光放远一点》；马健翎的《血泪仇》和《穷人恨》；柯仲平的《无敌民兵》；歌剧《刘胡兰》；电影《桥》等等。
中国人民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势力的英勇斗争，在这些作品里是被忠实地和使人信服地表现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克服了一切障碍，以及战争与劳动的英雄们如何从他们中出现。
中国的进步文学曾受到从伟大的苏联传入中国的崇高思想的启发和激励。茅盾在《文艺报》发表的一篇《欢迎我们的老大哥，向我们的老大哥看齐》，说到了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有益的影响。
周立波发表于《人民文学》上的，题名《我们珍爱苏联的文学》一文中说：“苏联的诗歌和小说，很久以来就在中国得到了广大的读者。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萧洛霍夫和西蒙诺夫等等在中国都是十分熟悉的名字……”
周立波写道：“解放军的指战员们在过去，在游击战争的环境里，由于战争的频繁，日寇的“扫荡”，常常要过敌人的封锁线，常常要轻装，有些同志，把自己的衣服和亲人的书信都丢了，但还是携带着苏联的小说。苏联的小说被看得和自己的武器一样的重要。”
姚远方在《文艺报》上发表的《苏维埃战时文学成了我们无形的军事力量》一文，报告了苏联作家们怎样成了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的真正的战友。
姚远方写道：“高涅楚克的《前线》，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格罗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皮加别夫著的俄罗斯杰出军事家苏沃洛夫的传记——《士兵兼统帅》，以及电影《十三勇士》《克隆斯达海军起义》等等，特别是别克著的描述潘菲洛夫师团艰苦缔造的可歌可泣的历史——《恐惧与无畏》，……更使我们部队广大指挥员百读不厌，从高级将领直至下级指挥员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读它，有的甚至精读了四五遍……”在会议上，军事训练中，在研究战役的会议中，指挥员们总是引证这些书里的例子。
“在我们战地报纸的编辑部，时常可以收到部队指挥员们写来的读《恐惧与无畏》的心得和感想，并在文章中联系他们的思想进行自我批评……。”
在石家庄的攻坚战中，作者继续写道，聂荣臻将军所部的许多部队，专门研究了《日日夜夜》中描写沙伏洛夫指挥斯大林格勒的一个逐房争夺战斗的一章。徐向前将军所部在攻取太原的战役中，同样地将这一章的摘要印成战场传单，发给担任巷战的部队。这些传单证明了对于攻占华北最强固的堡垒之一，有无可估价的帮助。
苏维埃作家的作品，就是这样的成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所鼓励的腐败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斗争中的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种思想的武器。他们照明了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道路，并且为它的英勇的战斗员们服了务。
和国家的生活密切结合起来的中国文学，正在获得日益增加的广大读者。它是一个在建设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伟大民族的思想的忠实表现。
（王金陵节译自《苏联文学》五月号）
第5版()
专栏：
苏联文学的发展及其问题
《苏联文学》编辑部
为了追求文学的更深刻的思想内容，苏维埃作家按期举行创造性的讨论，以互相交换对各种文学问题的意见，并广泛进行批评。
斯大林反复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苏维埃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苏联人民伟大领袖所说的这些话，对于苏维埃文学是同样适用的。苏维埃文学前进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在作家中间开展原则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工作。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按期召开的全体会议的特点是批评。由多民族的苏维埃文学的代表们所参加的会议是具有创造意义的会议。在会议中讨论了迫切的文学问题，大胆揭露了各种阻碍苏维埃文学前进的缺点，会议对我们苏联作家的团体生活说来，是件重大的事情。
来自十六个共和国的作家，以及各地区的和各共和国作家团体的领导人、文学批评家等，出席了本年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作家协会第十三次的全体会议。
文学批评、发展儿童文学和乌兹别克斯坦文学是议程上的重要项目。贯彻在多数报告中的原则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表明了多数的会议参加者是敏锐地关心着苏维埃文学的严肃工作的。报告者一方面批评若干缺点，一方面使会议顺利进行并获得建设性的结果，以促进苏维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更大发展。
讨论主要围绕着苏维埃文学批评这个中心，这是苏维埃领域中头等重要的题目之一，同时它是发展文学和在广大群众中扩大它的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我们的文学和艺术刊物以它的许多篇幅来刊登批评和书评，在苏联的全国性的报纸和各共和国报纸上经常出现着文学批评的论文。新的科学和文艺著作的批评刊载在莫斯科出版的《苏维埃图书》刊物上。《苏维埃艺术报》以及戏剧和电影杂志是为了总结和传播苏维埃电影和戏剧工作的经验而刊行的。
充分讨论苏维埃文学批评工作是早已感觉需要的。苏维埃多民族的文学在最近期间所获得的胜利，以及它在苏维埃社会生活和对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中所起的日益增大的作用，使文学批评家必须扩大他们活动的领域，综合日益扩大的现象，以帮助苏维埃文学的发展。
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法捷耶夫作了关于文学批评的主要的报告。
他说：“战后的时期可以称为新世界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前进的意识形态向着垂死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衰老的意识形态展开进攻的时期。”
今天的资产阶级批评是违反人民的利益并公开地为它的帝国主义主子服务的，法捷耶夫这样说：
“在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粗劣的自然主义实际上是结合为一体的，是退化的标志。资产阶级艺术的当代的“精神上的领袖”——萨特和乔依斯之类所走的就是这样一条明显的道路。
“国外帝国主义的走卒过去经常责骂我们，说艺术的党性要求等于命令艺术家写怎样的主题、内容和形式。不，先生们，我们答复他们，这里问题不在于抽象的形式，而在于你们的形式意味着艺术的没落。
“当伟大的列宁提出文学的党性的原则时，他这样写道：“这是不消说的，在这件事情上，无条件地必须保证个人的主动性和个人爱好的广大的空间，使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获得充分的发挥。”我们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这样写道：我们的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保证艺术创造有一切可能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作风和体材。
“因此，”法捷耶夫继续道：“我们和帝国主义的走卒所争论的不是形式这个名词的问题，而是我们反对他们对于人类的蔑视，对于社会的人的蔑视，对于他的进步的发展的蔑视，同时我们抗议艺术中的这种颓废和退化。……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主要是美国或英美帝国主义所扯起来的一面旗帜；它的目的是镇压各民族的发展自己民族的努力，进行它的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帝国主义者就利用一切手段，提出世界政府的口号，在像法国那样的一些国家内豢养用金钱收买的特务，他们叫嚣着必须否定自己的国籍和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美帝国主义者动员了各式各样的现代文学的‘领袖’，如像安德莱·纪德和Ｔ·Ｓ·爱略特之流，起来保卫这世界主义的原则。
接着法捷耶夫详尽地叙述了共产党向苏维埃文学中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特别是对反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批评集团的批评。他强调说这一斗争是为了巩固艺术发展中的最前进的原则。
“我们应当时时记着这一事实”，他说：“我们是在创造新社会的文学，共产主义的文学。这就是为什么党领导我们进行反对文学领域中的世界主义斗争，为什么这个斗争——虽则无祖无宗的世界主义者并不多——却带着十分尖锐的性质，并展开在几乎所有的我们的共和国中。
法捷耶夫说：“党以展开这样的斗争来替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更加提高，廓清道路。”
他接着分析文学批评落后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多数批评家脱离了现代生活；把批评家分为专门研究过去的文艺批评家和只研究现代文学的批评家——这是资产阶级的文学研究的残余思想。”
法捷耶夫认为缺少总结性的论文，以及缺少对艺术作品的艺术成就方面的足够的分析，是重要的缺点。
他再说到严重注意文学理论的必要，并特别强调说，不充分去分析思想内容和形式的问题是非常难于前进的。
他在结论中说：
“批评和批评的批评都应该有力地展开……必须关心青年。近来许多青年写了优秀的论文。我们必须帮助教育这些年青人……
“……批评家应该认识，他们之必须知道生活，知道它的实际，并不下于手执钢笔或画笔的艺术家。现代作品显示生活中的新的东西。如果不知道生活实际，那么要正确估价这些书将是不可能的。
“党在某些问题上纠正我们，主要是由于它在领导共产主义建设的全部进程中获得了对生活的卓越的知识，它能看出某一文学作品中的不真实地方，而我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次要的方面，因此就容易忽视这些了。”
在法捷耶夫报告之后，接着发言的是亚历山大·潘凡节夫、亚历赛·苏尔柯夫、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尼古莱·格列巴契夫、蒂洪·苏玛希金和安那托里·索福罗诺夫以及来自苏联各共和国的作家、批评家和文学专家们。
演说者一致强调说，必须在文学中忠实地描绘布尔什维克党员、教育家、群众的领袖和组织者，认为这是作家和批评家们的主要工作。此外，改进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技术也有充分的讨论。
多数演说者强调说，像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美学这类问题应该继续加以更深刻的研究，批评家必须不断地努力使自己熟练于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分析。
法捷耶夫在他的闭幕辞中说，无论是有经验的老作家或是年轻作家都迫切需要经常的学习。
他说：“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经历了伟大的爱国战争；他们从现实生活中来，对现实中的新东西是十分敏感的，并且把这些描写在自己的作品中。这些人形成一个不小的队伍，好几十个人，他们是全国闻名的。他们改变了苏维埃文学的面貌。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最前进的、最革命的艺术方法。但是如果人们不学习和改进自己的技术，即使运用这最革命的方法也可能写得很坏。
“列宁和斯大林永远是青年作家的最好的导师。他们认为人们应该永远学习，并且应该学习过去的经验，向老年人学习，这方面是决不能简单地加以忽视的。
“党同样也曾经批评过我们，指出我们对我们的作品的艺术性不够注意。……难道我们排斥过美，排斥过艺术的美吗？……列宁的文学的党性的原则建立了作家和社会中最前进的力量之间的亲密的联系……这个社会正从事于建设共产主义，使作家可以接近这世间所包容的一切精神的财富。只有现在，文学和艺术才真正可以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美’这个字来形容它。”
全体大会讨论的另一问题是儿童文学，由作家协会副总书记西蒙诺夫作报告，并由柯尔纳楚克补充报告乌克兰儿童文学问题。他们都指出苏维埃文学中的这一不可分开的部分，也是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个发展步调一致的。
西蒙诺夫谈到适合于作为儿童读物的主题时，引用了高尔基的话说：“一个孩子是很自然地要求一些动人和特殊的东西，在我们国家内动人和特殊的东西就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所创造的新的事物。我们儿童的注意力应被导引集中在这方面，这应该成为他们社会教育的主要部分。”
近几年来所出现的杰出的儿童读物的主要的价值即是在于它们能够把苏维埃社会中的新的特色表现出来，如集体农场和社会主义工业中少年们的工作；社会主义新的道德，学校中的新的关系，对劳动和对周围环境的态度。
西蒙诺夫详尽地论到儿童性格的培养和在儿童读物中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情况。他强调儿童读物需要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其他布尔什维克著名领袖以及内战中的英雄的故事，这些人的生平可以作为苏维埃青年的模范。
他谈到在苏维埃条件下的浪漫主义问题。他着重说，在苏联，现实和浪漫的想像，梦和真实是在苏联人民的英雄事业中结合着的。苏联人民正在把最大胆的梦想付之实现。因此，真正浪漫主义的作品只有把现实生活作基础才能创造出来。
会议的第三项问题是乌兹别克文学的现状，由乌兹别克作家协会主席拉什多夫作报告。这一问题的讨论阐明了其他非苏维埃文学的发展的问题。
（王进节译自《苏联文学》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