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铲除铁路系统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西安铁路分局官僚主义的恶果
莲花寺石场连续发生事件
浪费国家资财毁坏农民青苗
【本报西安讯】记者陈迹报道：西安铁路分局莲花寺石场连续发生了三件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一）严重地浪费国家财产；（二）原封不动地保存封建把头制度；（三）毁坏农民青苗。这三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该局负责干部在工作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包商抬高单价 路局损失重大
莲花寺石场位于陕西华县之东，为陇海沿线所用石碴和片石的重要产地。该场场地属于国家，所设置的股道属于铁路局。包商殷钰成依靠封建势力，在此开采石碴和片石，垄断石场，任意抬高包工单价。解放后，西安铁路分局不调查这种情况，不详细考核包商的包工单价，轻率地向包商殷钰成包订了一万四千方片石，每方单价为二十八点一斤面粉，竟比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的单价贵十二点七三斤面粉。一万四千方片石的总价，就要贵十九万零九百五十斤面粉。该局负责干部对于这样高的单价，从未提出意见，随便批准了。包订以后，该局工务处又不随时催促该商按期交货，任其拖延，以致不能及时供应工程上的需要。该商在解放前尚积欠铁路局数千方石碴和片石。该局对于这笔旧账，毫不关心，未及时与该商清算，至今该商尚未还清这旧欠的石碴和片石。由于该局不认真检查该商所开采的片石和石碴，大多数片石和石碴不合标准。当该局使用石碴时，才发现一千六百多方石碴不合规格，不能使用。该局将这些不能用的石碴重新加工，就花了六千六百多斤面粉的工钱。该商打好片石，不按期装运；路局因急需片石，只好由自己派人装运。这笔运费，亦有好几千斤面粉。该局对于像这样的损失，采取马马虎虎的态度，未作严格的检查与追究。
包商管理石场 路局再受损失
去年十二月该局曾商得政府的同意，将莲花寺石场移给该局管理。该局派工程大队负责接管。该工程大队接到命令后，对现场情况，未作调查，亦不派专人赴该场主持工作，竟然指定包商李德荣和包商杨玉林的大工头赵金生，代表路局，率领当时在潼（关）大（营）段修路的临时工人，至该场工作；并命令李、赵两人负责组成管理组，掌握生产任务。这个管理组的正副组长即由李、赵两人担任。管理组下设十五大组，大组组长都是包商的工头。大组有管理员、事务员、伙夫等七人，都是包商的部下。管理组人员太多，其中不事生产的竟有十多人。该局负责干部对于这个包商包办的组织，从未提出异议，却让它存在了两三个月。当时工程大队的一些干部却兴高采烈地说：“我们这个组织，打破了包商的剥削制。”
在包商工头对石场的管理下，石场出产的片石和石碴的成本极高。路局遂遭受又一次的损失。两个多月，该场共出产片石两万方，石碴二万四千余方，每方片石的成本比包商包的单价还要贵一点七七六斤面粉，两万方片石就要浪费两万多斤面粉；每方石碴成本亦比包商的单价贵二点二七六斤面粉，二万四千多方石碴，就要浪费五万斤面粉。此外，该场在距离股道四百公尺以外开采石碴和片石一千多方，这一千多方石碴和片石都运不出来；若要运出来，所花费的装运费几乎相等于股道附近另开采一千多方片石和石碴的工价。在该局枕木奇缺的情况下，该场以八千八百根枕木盖房子，却不用在急需的工程上。当时该局新购枕木，每根约价五万元。八千多根枕木，该花多少钱！该场平时所用的材料，大多没有记账，至今有些材料，还不知道用到那里去了。由于管理组不负责任，所开采的片石和石碴大多不合标准。片石过小了，抛在铁路沿线的，不计其数。根据初步的不准确的统计，他们浪费国家财产的数目，约值七十多万斤面粉。
封建把头制度 剥削压榨工人
在包商统治管理组时期，该局每天发给工人三斤半面粉的伙食费，被包商克扣后，工人就根本吃不饱。有些工头常在夜晚偷窃工人所开采的石碴和片石。有时，工头还无故扣除工人的工资。因此很多工人工作了一两个月，得不到一个钱。
今年三月十日，该局材料科代替工程大队，接办莲花寺石场。他们取消该场管理组的组织，却完全恢复包商剥削制度，对于包商统治下的工人情形则不闻不问。包商借着路局的势力，向工人说：“公家承认包工制合法，我们剥削你们是应该的。如果你们再乱嚷‘钱拿得少’，老子就要开除你们。”工人们不敢讲话，任其剥削、压迫和欺骗。包商们不发工资给工人，却说：“路局还没发钱！”事实上他们拿工人的工资去做投机生意，有时甚至做工人的买卖，赚工人的钱。他们管理工人伙食，从不公开账目，工人不能提意见。路局和包商订了合同，包商不履行合同，任意征收工人工具费、管理费，无故克扣工人的生产数量。工人每天劳动十六小时以上，而所得的工资极其微小，有的把伙食费交了以后，还要倒欠包商的钱。合同规定工人打一方石碴得十七斤面粉，但工人实际只能得到三四斤面粉。有些新工人，还得不到一斤面粉。根据最近调查，在包商统治下的工人约有两千多人，其中吃不饱的有三百六十一人，没衣穿的有二百三十四人，没鞋穿的有二十六人，拿不到工资（工资都被包商及其工头领去了）的有五百一十三人。西安铁路分局对于这样残酷的封建剥削制度，知道得不清楚，他们总认为：“包商怕我们，还敢乱来吗？”对于工人的真实情形，至今还不了解。他们这种不关心工人利益的思想和不了解情况的官僚主义作风，替封建把头制度贴上了护身符，使工人利益遭受了无比的损害。
包商仗势欺人 毁坏农民青苗
该局接办莲花寺石场前后，都未曾与当地县、区、村政府取得联系，任意扩大场地，随便侵占农民青苗地。从去年十二月初至今年四月，先后毁坏农民青苗二百九十一点六一亩，挖坏农民坟墓十四座，砍掉农民的大小树木二百九十八株。七十三户、三百零七个农民受到严重的损害。由于该局依靠包商管理石场，以包商李德容为首的管理组遂以路局的名义，率领工人漫山遍野地开采片石和石碴，对于农民青苗，任意毁坏。他们发现那里有石碴，就到那里乱挖；挖了青苗，还对农民说：“这是公家要这样干的。”有时他们把石碴丢进青苗田里。当毁坏青苗事件发生以后，该场负责人仍然不重视此事，对于当地政府的反映置之不理。潭头村村长李精诚向他们反映这件事时，反被他们训了一顿：“你们不协助政府办铁路，却只晓得斤斤记挂你们村里的一点点小利益。”农民们要想看看他们被损毁的青苗，也被工头们喝令止步：“不要来，我们这儿有很多工具，丢了找谁？”农民们气愤得流泪，有些包工头不通知农民挖了坟墓，将尸首抛在路旁。农民们对于这些事情，无不恨之入骨。他们说：“毁了咱的青苗，咱没吃的哪！”有的骂道：“铁路人是大土匪。”由于该局不及时处理这一事件，路局与群众的关系益形恶化。最近该局虽派人赴该场调查，赔偿农民青苗，并向农民道歉，但路局因这一事件所遭受的政治损失，是令人痛心的。
第2版()
专栏：
归绥办事处
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
【本报归绥讯】张家口铁路分局归绥办事处包头工务段领导干部没有依靠群众，仅凭老一套的经验拟订中修工程计划，开工后也不深入现场检查，在工程开始的头几天，即损失小米一万斤。归绥办事处得悉后，已责成该段领导干部进行深刻检讨，并请示分局给予个别主要负责人以应得处分。同时并通令所属各单位结合学习滕代远部长“铲除铁路系统中官僚主义作风”的论文，展开深入的反官僚主义斗争。
（李国琏）
第2版()
专栏：
天津铁路局
严格批评官僚主义
改选并重建管理委员会
【本报天津讯】天津铁路管理局与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同时，大力推行民主管理化。四月份以来，该局共建立并改选了七十三个职工代表会和工厂管理委员会。
今年三月间，该局曾检查了所属各单位管委会工作情形，发现领导干部对管委会普遍不够重视，对管委会的性质和任务认识不清，有的单位把管委会当作工会性质看待；有的仅把功、过、奖、惩等人事工作提交管委会解决；很多管委会因会前无准备、无计划，开会也解决不了问题，会后又既不传达也不执行，不征求群众意见，也不向群众报告工作。总之，在行政包办代替下，许多管委会均流于形式。路局党、政领导为纠正此种官僚主义作风，首先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并进行改选了管委会。在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天津路局各单位的生产竞赛和创造新纪录运动现正开展中。
（刘竹村）
第2版()
专栏：
深入检查官僚主义作风
济南站成立管委会
【本报济南讯】济南铁路管理局济南站的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以致曾不断发生事故，工作质量逐渐降低；经济南路局帮助后，反官僚主义斗争和加强民主管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去年九月份，该站晚开列车为百分之二十七，至十二月份增为百分之六十一。其中因车站责任而晚开的列车，由十月份的十七列增至十二月份的七十列。去年十月份，该站货车停留时间为二十五小时，至十二月增为三十二小时；同时中转时间亦由六小时增为九·五小时。责任事故在去年九、十月份各一次，十二月却增为五次。济南路局政治部和工会有鉴于此，特于今年二月派人协助该站进行民主管理教育，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酝酿，领导思想已较前提高，员工对民主管理亦有较明确的认识，因而该站职工在分别召开的小组会议上，提出了有关运输建议和领导方面的书面意见共二百余条。
在此基础上，该站于本月二日召开了第一次职工代表会议，领导干部着重检讨了过去忽视发动群众，使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缺点。同时并号召全体职工展开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铲除一切官僚主义的作风。会上经过选举，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现在管委会已开始研究改善工作的办法。
第2版()
专栏：
西安铁路分局的官僚主义
——莲花寺石场事件的根本原因
本报记者 陈迹
西安铁路分局为什么会发生莲花寺石场事件？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莲花寺石场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该局在领导工作上存在着万分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这种官僚主义作风，表现在不依靠工人群众，不深入现场，不了解下情，不重视国家人民财产等各方面。
一、不关心国家人民财产
远在今年二月，郑州铁路管理局发现莲花寺石场有浪费现象，曾要求管理该场的西安铁路分局注意检查。西安铁路分局领导干部却采取马马虎虎的态度，并不派人赴现场调查，有些人自以为：“不会有严重的浪费吧？”今年三月底，郑州局组成工作队至该局协助工作，再度向该局提出这一问题，并指出：“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当时该局有些干部认为：“负责莲花寺石场工作的同志，在抢修工作中，表现了很好的成绩；今天我们说他们有浪费，无疑是对他们的一个打击。”后来该局派人实地调查，果真发现了严重的浪费现象。这时候，他们才感到事情的严重，督促有关部门检查。但是，在检查过程中，他们还是不很紧张，有的说：“我们没有贪污，怕什么？”对于包商殷钰成抬高单价，使路局大受损失的这类现象，他们并未研究清楚，仍然是“糊里糊涂”。同时，他们也没有把检查浪费的精神，贯彻到其他部门去，以展开反贪污反浪费的运动。事实上，在他们工程修建、材料保管和其他包工工程中，还普遍存在着比莲花寺石场更严重的浪费现象。他们对于这个事实，是置若罔闻的。
二、不深入现场，不了解情况
铁路分局的负责干部，应该是最熟悉段站情况的。然而，西安铁路分局的负责干部却完全相反，他们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批阅报告，签署公文。近在咫尺的长安机务段、工务段和车务段的职工不常见到他们。乘火车只要三四小时就可以到达的莲花寺石场，也没有他们的影子。他们不知道莲花寺石场有多大，有多少人；不了解莲花寺石场那些场地是公家的，那些是农民的；不明白莲花寺石场包商和路局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只晓得向下级要汇报，要下级供给情况。但是他们的下级有些也和他们一样地不去现场，一样地靠他们的下级报告情况。这样的结果，使他们对下面的真实情况知道很少。当郑州局发现他们工作中有很多问题时，他们惭愧地说：“我们分局反而不如管理局了解情况多。”当莲花寺石场原封不动地保存封建把头制度的消息，传入他们耳朵时，他们感觉奇怪：“哎哟！剥削得这么厉害吗？”当毁坏农民青苗的事件发生时，他们才慌张起来：“怎么搞的？为什么毁坏这么多呀？”由于他们不了解下情，他们也就不能很好地督促下面的工作。长安工务段的干部说：“我们的上级不常来还好；来了，我们更不好办！”他们常召集下级干部开会，每次会议，都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员工们反映：“我们的局长是‘有会必到，到会必吹；吹了不管，员工不满。’我们的军代表是‘有会必来，来了必讲；事前无准备，事后不解决。”这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实在是很危险的。
三、分工不明确，领导无核心
一年来，西安铁路分局的党、政、工、团，没有明确的分工。党政不分，政工工作混淆不清。军事代表既要抓行政事务，又要照顾政治工作，样样想管，样样管不了。局长之间分工不明确，你抓一把，我摸一下，谁都没有把重要的工作掌握起来，有时穷于应付，有时却忙于交际应酬。办公室内充满了浓厚的官僚文牍主义。工会不领导群众生产，有时却代替行政发放煤条、水条和工资面。这样，在领导工作上，形成无核心的状态，变成“谁都负责，谁都不负责”的混乱现象。莲花寺石场事件发生后，整个领导干部就不能共同设法，集中力量，负责解决。大家都说：“我对这件事不大清楚。”
四、无组织、无纪律
西安铁路分局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这是官僚主义者必然会有的表现。他们对下不熟悉情况，对上不请示报告。去年他们发动清点献纳和民主评议等运动，产生了不少偏差。事前他们没有向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请示，事后发生了错误，他们也不向上级报告。至今他们对于这两个运动，尚未作出总结，以检讨自己的错误。该局人事科在过去调整工资时，没有标准，也不向上级请示，竟然独自实行；后来他们自己拟定了调整工资的五条原则，亦未呈报郑州局和铁道部，即以此实行了。象调整工资这样的大事情，他们都糊糊涂涂地不通过上级，擅自实行，可见他们的无组织、无纪律已经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郑州局派人至该局帮助工作时，有些干部竟讽刺地说：“你们郑州局带着满身的疮伤，还来治疗我们？”他们这样地轻视他们的领导，因此当他们听到郑州局提出莲花寺石场事件严重时，他们自然不会认真注意，切实检查了。
五、没有民主管理
西安铁路分局党、政、工、团的负责干部，对于过去所做的工作，未作彻底检查。工作做不好，都说下面不对，却缺乏严格的自我批评。民主风气未见发扬，群众意见无法表达；生产管理委员会徒具形式，合理建议运动，亦未开展，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未得发挥。领导干部天天喊：“我们要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样去做。比如莲花寺石场有两三千工人，天天受着包商的封建剥削，苦痛已达极点，然而该局党、政、工、团的负责干部对此不闻不问，反而准许包商管理石场，继续保存封建把头。该局缺乏民主管理精神的另一结果是，旧有员工不敢向老干部提意见，对老干部做的事，口头上都说“好！”发现了工作中的毛病，也只放在心里不愿提出来。员工们以为：“提出来，对自己工作总有些妨碍。”莲花寺石场的职员说：“咱们这个场子的鬼花样多着呢！咱们知道一些，也无法告诉上级。”
西安铁路分局官僚主义的领导，既不依靠工人群众，又不深入现场了解情况，工作上就会招致不应有的损失，莲花寺石场事件也就必然会发生了。
第2版()
专栏：
广东中山县忽视粮食保管
损失公粮达百万斤
县府和粮食局已作检讨
【广州讯】据南方日报消息：广东中山县忽视公粮保管，致使国家财富遭受严重损失。自征收以来，截至四月上旬止，仅两个区发热、霉坏以及被贪污拐骗而受损失之粮食即达百余万斤。现该县人民政府及粮食局已作检讨，并向上级请求处分。
该县公粮所以遭受如此严重损失，主要是领导机关对公粮保管重视不够。如九区寄存容奇公粮七十九万余斤，至三月下旬珠江专署派员检查时，即已发现全部发热，局部已出芽寸许至三四寸不等。但究竟损失多少，其后一直未确实报告，亦未追究责任。又如该区去年十二月底将公粮二十七万一千多斤存于私人米机商处，直到今年三月下旬才去检查过一次，以后即不闻不问，该米机商遂将公粮拿去租米机、买工具、雇工人。后来区政府要其辗米八万九千余斤，因未及时提取，米便发生霉坏。当时因未作适当处理，直到海南战役要碾米支前，才发觉米已亏空七万多斤，但此事也拖延未作处理。再如大黄圃（属九区）亦将公粮八十余万斤存放米机商处，除先后已提走大部外，尚于十八万四千余斤未提走，该店司理黄国材因亏空过大，卷款潜逃，寄存之公粮，便因之遭受损失。但究竟损失多少，二、三个月后，仍未呈报，该县府对此亦未处理。类似的情况在各地还有很多。现中山县人民政府及粮食局对以上严重损失事件已作检讨，除在四月三十日向珠江专署作了书面的反省，认为这是对国家、对人民缺乏高度责任心的表现，并请求给予处分，同时保证以最大努力克服过去的缺点。南方日报对此种重大的国家财产的损失事件，极为重视，于五月十一日以显著地位发表该项新闻的同时，特发表社论，指出公粮损失的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对于公粮的保管运输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把这件工作当作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去完成，工作人员疲塌松懈，对国家人民财产损失熟视无睹等。因此，号召各级党、政领导及全体公粮保运工作人员，加强注意，为防止公粮的损失与浪费而斗争。
第2版()
专栏：
山西永虞县不重视公粮保管
粮食局应严格检讨
【本报讯】山西运城专区永虞县因粮食局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漠视国家资财的保管，以致造成二十六万斤公粮被贪污挪用的损失。
该县于今年划县后向虞乡县移交粮食时，在清点中始发觉该县开张粮库所存公粮二十六万余斤，竟无一粒现粮。经进一步调查了解，始知粮食悉数被该库支仓主任冯镜权贪污挪用尽净。其中计有中央粮麦子一三、八○○余斤，银行麦子一八、六○○余斤，县地方粮麦子一二○、五○○余斤，民政科战勤麦子一○○、九○○余斤，连同各村村经费暂存粮共计二六二、六○○余斤。该县除将冯镜权扣押外，同时派专人进行清理。
经检查结果，基本原因是该县粮食局对国家公粮的保管工作根本不重视，对粮库管理人员不教育，对仓库不深入检查，更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且该库动用公粮搞机关生产等，远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在区长武世民直接支持下即已开始，如该区一财政助理员就挪借过麦子二十石。但该局对此问题根本未慎重处理，致使该库干部敢于大胆大量挪借公粮；再加以主犯冯镜权系商人出身，思想非常落后，而该局竟不加审查，重用为支仓主任，将人民常年劳动所得，贡献给国家的粮食，随便交与这样一个毫无国家观念的投机商人去管理。过去虽亦派员检查，但未深入了解，致使二十六万斤粮被非法挪用，范围遍及十二个村而尚无所闻。去年八月该支仓所属宋家卓保管库曾将九千余斤麦子贪污挪用，县粮食局亦未因此而引起重视和警惕，直至去年十二月晋南专署秘书主任前往永虞县检查工作时始发现，才责成即时处理具报，但该县县长对此亦置之高阁，到今年二月底尚未呈报。后运城专署于二月下旬又专文指示进行此项工作，并派干部二人协助，但该县依然未加重视。该县县府和粮食局应即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认真、彻底将全县所有粮库进行检查，并应进行严格的检讨。
（丁一、金童）
第2版()
专栏：
帮助农民度过青黄不接
安国县积极贷换粗粮
【本报安国讯】安国县供销社为了解决农民在青黄不接时的困难，保障麦价平稳，通过订合同方式，贷换粗粮给予农民，已作出不少成绩。从五月十九日开始，全县合作干部一齐出动到各村，利用晚饭后和歇晌的时间，召开村干部会和群众大会，用对比方法，说明以粗换细的意义，打破了“收麦吃麦”的散漫思想。街头诗、黑板报、广播台一齐配合宣传，号召大家讲信用、订合同，采用事前调查，换时审查，换后检查的办法，把粗粮借换给真正缺粮的农民，防止了二流子懒汉“混水摸鱼，吃了再说”的打算。十天之中，在八十二个村订立了八十五张合同，共换给社员高粱四十六万八千一百七十五斤、非社员三万九千五百三十九斤。
（焦春景、张玉璞、甄一均、刘养才、何凤岐）
第2版()
专栏：
算细账了解夏荒严重
宿县营子村订生产计划
【上海讯】解放日报消息：皖北宿县时村区营子村，从算细账中了解麦收后夏荒仍很严重，通过各户订计划，确立了长期生产备荒思想。该村在人民政府的贷粮救济，领导生产以来，胜利的度过春荒。但夏荒问题仍存在。该村共有二百九十五户，一千三百一十九人，一千三百二十一亩四分田，因去冬连遭三次霪雨恶雪，有七百三十六亩田全被淹光。其他五百八十五亩，仅有三至五成收成。因此目前有部分干部、群众产生了悲观情绪，但另有部分干部和群众却认为度过春荒到麦口，就是过了一关，存在着“不问它有无麦收，总有办法”的麻痹思想。中共宿县地委工作队了解此情况后，即在该村分别召开村长组长与党员、青年团员会议，动员大家深入各户，调查夏收情况。并逐户查灾算细账，了解了该村灾情。从麦收到秋收共计有七十五天。以每人每天吃粮二斤计，共计到秋收缺粮八万四千三百三十斤；秋后麦种还需三千斤。
经此详细一算，干部、群众对灾情的麻痹思想即被打消。接着又抓紧时机按户订出生产度荒计划，同时全村又作了整个打算，要求：①抓紧时间，及时抢种秫秫。②种早熟庄稼，每人要种十棵南瓜。③洼地可种稻与芝麻、豆子，以便雨旱都有收成，每组要种一百五十亩。根据以上的计划作总的计算，全村都有信心度过夏荒。因全村一百九十人会打斗篷，从现在到旧历七月的七十天中，可得利五千二百五十万元，可换粮五万二千五百斤。全村据不完全统计，有一百五十条网打鱼，从旧历四月底算起，到七月六十天中，可赚粮三万六千斤，单这两项副业就可赚八万八千五百斤。南瓜能早接嘴三十天，七百十三人又可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斤，总计可得粮为十三万一千二百八十斤，除弥补所缺口粮八万四千四百三十斤外，连三千亩麦种（每亩须十六斤）也有了办法。
现全村已开始抢种秫秫和南瓜，其他副业生产也正在进行中。
第2版()
专栏：
备荒简讯
泗阳采用三算办法 提高群众备荒认识
▲苏北泗阳防夏荒采用三算办法（算麦季收成是否够吃；算秋季收成如何；算国家财政困难），以提高群众对防备夏荒的认识，并发动多种瓜菜。全县二十天已种四百七十七万七千多棵瓜，全县人口五十万，平均每人合九棵。预计每棵能结五斤到十斤瓜，但与县委要求的每人种十五棵至二十五棵的数目相差尚远，现正继续发动，以达预定要求。
九江提出具体办法
▲江西九江十二万灾民，已度过了严重的春荒。但由于去年灾情严重，夏荒问题仍然存在着。该县特提出几点办法：（一）继续领导群众进行副业生产并加强合作社的供销业务。（二）供给群众日常迫切需要的日用品，例如六区农民急需合作社为他们收购十万斤石膏作肥料。（三）依靠早熟作物充当口粮。（四）对收租地主进行合法退租，也可解决部分食粮。
浙江嘉兴高照乡 提倡节约搞副业
▲浙江嘉兴高照乡根据度春荒的经验，积极准备度夏荒，并订出了预防夏荒办法：提倡节约，不得在蚕茧上场后，滥吃滥用；对早熟作物要多施肥，赶种菉豆、黄瓜、茄子、豇豆等；从事副业生产，如掘树根，挑水果卖等；抓紧机会多做短工；开展自由借贷。
江西上犹检查备荒
▲江西上犹组织了三十三人的生产备荒（夏）检查工作团，下乡进行检查。
湖南长沙民主乡 发动户户订计划
▲湖南长沙县民主乡预防夏荒办法中提出：继续清算贪污，以解决修堤和种籽的困难。凡地主富农所欠堤工一定要补足。并发动户户订计划，以保证能度夏荒，并发动订计划的挑战运动。
第2版()
专栏：
简讯
济南铁路管理局 搜集钢轨四万根
▲济南铁路管理局搜集铁路器材工作已告结束。据统计：四个月来搜集到钢轨四万七千八百余根，其中三万四千八百余根完整可用，约可修建线路一百七十余公里。此外，并搜集到道岔一百十五付，车轮一千六百余个，以及铁枕、木枕、鱼尾板、道钉等可以使用的各种器材有十九万多件，对解决该局目前材料困难贡献甚大。
成都清仓大部结束
▲成都市仓库物资清理工作已大部结束。据初步统计，清查出来的物资能抵交财政任务者共折米四千六百七十九万多斤，其中有黄金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银洋二十四万八千六百九十八元，食盐八千多斤。此外，并清出各种通讯、运输等器材十九万一千多件又十九万四千多公斤，各种油料六万多加仑，汽车四百三十辆，元车、刨床等工作机三百七十一部，钢铁等三十七万多公斤，镍币、镍合金五十九吨，及其他物资甚多。所有清出物资现正作统一估价中。
第2版()
专栏：汉口通讯
开始好转的武汉工商业
本报特派记者 萧航
一、新的转机已经出现
武汉人民清晰地看到了人民民主制度的巨大力量。这个制度，在短时间内扭转了十二年来的通货膨胀局面；又在短时间内领导私营工商业开始从严重的困难中跨了出来。
从下述的数字，可以看出武汉工商业情况的改变。
这种情况，首先表现在申请停歇业与开业的工商户方面。三月份，有三四一户申请停歇业，核准了一五六户。四月份申请停歇业的达一零零九户，核准二四五户。五月上旬，停歇业的空气依然很浓，申请户达七零四，核准了三零二。五月中旬，情况开始好转，申请户为二三九，核准二零一（上述各项核准户均包括过去申请后来始核准的户）。到五月下旬，已经有确切的根据，证明武汉私营工商业稳定了下来。十天内，申请停歇业的只有一零一户，而申请开业的却有三四四户，其中工业占了二三八户。拿申请开业与停歇业的核准数字作个比较，工商业户共增加四二户。这是近几个月来没有的现象。
这一现象是和金融物价稳定，市场渐趋活跃分不开的。
先说物价指数。以去年十二月为一百，从今年一月起，物价一直上升，到三月上旬达到了最高峰，总指数是二一三·四。三月中旬以来，物价下落，到五月上旬，总指数下降为一三八·三六，中旬回升至一四零·八七，下旬续升为一四六·五三。
金融情况的变化是，银行存款已渐减少，放款和汇兑均有增加。从三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汉口分行的存款数字激增，到五月二十六日达到了高峰，此后逐日下降，至六月五日，存款数字已减少百分之十三。减少的数字，已大部投入市场。私营行庄存放款数字的变化也很显然。以六月一日与四月二十九日比较，存款已从四六二亿减少至四二三亿，放款由二八九亿增至三五五亿。至于汇兑的情况，据汉口分行统计，五月份与四月份比较，汇入数字增加百分之三十三强，汇出数字增加将近百分之二十。增加的数字主要是在五月下旬出现的。应当说明，当上述各项资金投入市场之后，市场、金融情况并没有发生波动，依然保持着稳定状态。
二、工商业者的思想顾虑开始解除
五月以前，武汉工商界思想上是一片混乱，他们怀疑政府“说的是新民主主义，行的是社会主义”，耽心四个朋友的关系会起变化。有人为此还做了一付对联，提出所谓：“挂红旗，五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了。
但是自从毛主席提出调整工商业及刘少奇副主席的“五一”讲话发表以后，工商业界的思想开始起了变化。比较进步的人士，相信共产党说得到做得到，开始由悲观转向稳定。但因当时武汉公营企业正在开展零售业务，他们又有些怀疑，因而急于要求政府“把口号变成行动”。
五月三日至七日举行的武汉市第三次各界代表会议，扫清了这些疑虑。棉花商张吟秋说：“开过代表会议，工商界人士喜形于色，都感到有了希望。”六月二日，在欢迎桂林工商代表团的会上，武汉群业公司经理余金堂介绍了来自武昌的一付新对联，这对联写道：
“挂红旗，五星已定；扭秧歌，稳步前进。”
工商业者的混乱思想一经澄清，对营业的态度乃转趋积极。武昌碾米业公会筹备会主任陈世庸，鼓励预备报停的业户勉力支持，等待好转。于是，皮商熊祥泰、杂货业的元成彰记等数家，打消了报停的念头。百货业、香烟业的华昌等十多家原已报停，现在又筹备复业。煤炭业的代表说，已经停业的四十多家煤炭店，也有大部分可以复业。这样，到五月下旬，开业户竟超过了停业户。
三、依靠了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武汉工商业开始好转的原因，来自三个方面。首先而且是主要的方面，是政府所采取的委托加工、收购成品等方法。中国花纱布公司中南区公司已与武汉第一纱厂订立了全面委托加工合约，在合约有效期间，纱的原料和产品，全由花纱布公司供给和收购。花纱布公司并正与申新、裕华、震寰等纱厂洽订合约，在合约签订之前，先拨借给申新、裕华原棉各一千五百担，震寰棉纱五十件，借以维持生产。为使纱价不致暴跌，以减少私营厂商的困难，花纱布公司除在市场上尽先让私厂出售成品外，并直接收购了武汉四大纱厂（第一纱厂、申新、裕华、震寰）的棉纱二千九百件。另外，中国百货公司中南区公司，近在全区投资一百八十九亿六千万元，用以收购成品，支付加工工资。仅在汉口一地，现已收购各种布匹一一、八六七匹，绸缎一五三匹，棉纱二十八件，肥皂二、五五零箱，香皂七五一箩，火柴七、四九九篓。并于五月下旬签订了八个合同，委托武汉云记服装工业社等承制衬衫、短裤、蚊帐、枕蕊等。除棉纱换蚊帐不计工资外，其他加工工资已付二千五百余万元。这样一来，武汉的纺织业已全能维持生产。其他厂商也得到有力支持。
再一个方面是，劳资协商，改善经营。在十分困难的工厂商店里面，只要资方愿意继续维持经营，工人即主动与资方协商，提出改善经营的意见，并自愿减薪、增产，使成本降低，把营业维持下来。燧华火柴厂工人自动减薪十分之一。同时，增加工时，每月多出的四车火柴，也不要工资。燧华的机器原已破旧，工人已尽极大努力将产量从去年的每月四十篓，提高到今年三月的一百一十篓。如今，工人们说：“为了度过当前的困难，我们决定再把产量提高到一百二十篓。”这种感人的努力生产的精神，鼓励了资方。现在资方正准备换购新机器。
人民政府的大力扶助和工人的积极支持，使不少工商业者的经营积极性较前提高了。燧华火柴厂经理在劳资协商会议上把账目公开出来，报告了营业的真实情况，让工人研究；并接受工人建议，检讨了管理上的毛病，答应取消封建的工头制度。经过劳资双方的推诚协商，该厂成本降低百分之十，销路增加，维持营业已不成问题。有些小商店已开始联营。如汉口永清街的合兴公等十家米店，由于资金微薄，铺面太小，不能承揽较大的买卖，使经营发生困难，现在十家已联合为两家，开支大大节省，挽救了停业的危机。又如五金业、铜器业、铁业的十七家小商店，也因开支太大，营业额小，不能维持，经市工商局协助，正筹组“大联金属工业原料公司”，以经营铜铅锡为主，不日即可开张。有些工商业者已适当减少了费用。如杂货业的曹祥泰经理，每月节省一千余万元，打算每月增加资本十五担米。
种种迹象表明，武汉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转向了稳定，一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已经开始维持下来。
四、工商界要努力改革
武汉工商业只是刚刚稳定下来，有不少复杂的问题尚待解决。就目前看，在政府已经决定扶助之外，更重要的是工商业者要决心改善经营上的弊病。现在，有相当多的工商业者，单纯地要求政府扶助，给以合理的利润；要求工人减薪、增产，以降低成本。所有这一些，政府和工人，已经作了或正在作着各方面的努力。但是仅仅如此，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最显明的例子是第一纱厂。过去，中南区花纱布公司向该厂的三次委托加工，已经亏损了三一八件棉纱。就最近的加工条件来说，花纱布公司仍然每件纱要亏九万多元，每匹布亏一万五千多元。即使这样，据说该厂并不够本。那么问题的症结在那里呢？据武汉市总工会筹委会五月十七日报告，在私营企业中，浪费大，生产效率低，因而成本高的现象严重存在，而以第一纱厂为典型。该厂二十支轻磅红球棉纱每件成本需六二五斤棉花（资方估计需六八零斤），较之上海、天津、青岛等地高出百分之九左右。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劳力配备、职工比例很不合理。平均每一万个锭子要六一四人，与东北纱厂定员每万锭一二零人左右比较，超过五倍。全厂六、○○四个工人，二○八个职员，工人和职员的比例是二九比一；而非技术职员比技术职员则多一倍有余。许多职员是“走门子”进来的，有些高级职员都是只管拿钱吃饭，从业务上说，却没有什么作用。其次是工资制更不合理。有的助理工程师拿二八六分，普通课员反而拿三三八分，挂名的专员竟拿四四零分。工人的计时工资达八十四级之多，都挤在一○三至一七○分之间，级差仅一分两分，平均主义的现象非常明显。勤杂人员的工资更是不合理，营业处的扫地工人有的拿二二一分，比技术工人一般拿一四○分还多得多。
最后是没有精确的统计报告制度，缺乏成本核算。在工厂日报表上，只有生产品或原料消耗的数字，而从来没有废品、浪费的纪录。出厂、库存、营业三方面的数字，又总是不相符合，盈亏如何，也就无法精确计算。上述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如不加以改革，生产是没法根本搞好的。因此，工商业者改善经营方法，乃是进一步好转的重要环节。
六月七日写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