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7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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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林县小店村支部在领导生产中健全党组织
编者按:小店村在领导生产中整理与健全支部的经验,证明只有在运动中才能扩大并巩固组织以及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也才能对党员进行有效的教育和正确的鉴定。现将小店村的经验发表以供各地农村支部参考。
平原省林县小店村支部有党员二六个,支书工作积极,但存在着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作风。并与武委主任韩兴子闹不团结。村中有三个青年怕参军躲到外面上学,家中因迷信被支书整过,因而对支书怀恨不满。一九四七年土地法颁发后,他们回村利用武委会主任,煽动军属组织贫农团斗争了支书。这时宋章子(村长)、逯保子(副支书)、韩丑子(副村长)等几个积极党员,也都消沉不干了。支部半年没开过会。结束土地改革与整党时,分清是非,解决问题,领导上也作了检讨,大家情绪才稍稍提高。但由于支部脱离群众,一部群众又被坏分子掌握,去年二月政府派下军鞋,军属在坏分子挑动下全体抵抗不做,并大骂区村干部。问题解决后,支部以此教育党员,使大家认识了:假如支部党员不团结,不为群众服务,不但群众不拥护,而且会使坏分子乘机捣乱。但党员中表示坚决干的也不过十来个人。
去年六月县委提出抗旱点种与抢种任务。区分委到小店村帮助支部作计划。刚订完计划就下起雨来,雨还未停,韩丑子、逯保子等便背了锄头到地里检查。当时已有三指雨,他们想假如能抓紧时间抢种还能出来。回去即召集支部开会,决定动员群众抢种。但党员进行宣传后,群众仍犹豫不定。支部召集党员开会研究后,决定深入群众动员。二十个党员以闾分为七伙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活动,并先打通自己家里人的思想。同时党员与党员,党员与群众当场碰组互助,解决劳畜力困难。全村群众大部思想通了,但少数群众仍说“看情况吧!”韩丑子他们便决定再从行动中带动群众。次日天明,韩丑子就到广播台上喊叫:“天明了快起来耩地吧!”党员干部起来背上耧、拿上套,叮叮当当往地里走。互助组也互相打门叫喊。韩丑子又在广播台上大声问:“到那里种呀?”下边人回答着:“到东地!”“到西地!”这样又带起来了一些人。如妇女党员带头拉耧抬大粪,影响韩修福老婆一清早也拉了五亩地肥(军属,男人参军后没去过地)。干部马上广播表扬。被表扬后她更加积极,当代耕人去给她耩地时她说:“你们光管耩,我给拉砘。”全村一百八十个女劳动力,参加抢种的即有一百四十多个。全村原计划两天种完,但由于发动妇女劳动与广泛的劳畜力变工互助,一天半就把一千四百一十二亩麦茬地种上了。种后连阴两天,第三天苗都出来了。群众非常高兴。支部及时作出总结,评选了十个模范党员,同时批评了韩兴子、郭虎(农会主任)、韩福林几个既不执行决议,又不宣传动员群众的党员。接着又召开群众会议总结,会上群众一致赞扬党员干部抓紧时机领导抢种。军属过去对干部不满,这次干部领导群众先给军属种上了,都非常高兴。最后评选模范二十名(其中党员十名),党内树立了正气,支部与群众关系也初步密切了。
苗出来后,地里又出了蝼蛄。在饭场上朱秀贵向韩丑子说:“苗倒出来了,就是蝼蛄虫可厉害哩(因抢种没使红矾),这用什么办法能除了呢?”韩丑子听到这个反映,考虑到这是全村群众的迫切要求,即找逯保子、宋章子商量捉虫。但大家都没实际经验,决议党员先试验出办法,然后再动员群众去捉。第一夜他们几个人用两个红灯到地里等了两个钟头也没捉住一个,大家认为大概是灯光太小,第二夜背了几筐子麦秸,烘了两三个钟头只飞来一个。大家说,幸亏是试验,不然群众一定不满。但大家仍不灰心。有人听说蝼蛄虫好往粪堆底下钻,于是第三晚上分成两班试验,韩丑子一班用大粪,一担子分成六堆倒在地里,宋章子一班用圈粪。次日一早去看,每堆底下有五六个。大家高兴了,把它装到葫芦里,拿到饭场上让群众看。群众立刻吵嚷着:“呀!这么多,怎么捉的?”党员即介绍捉虫经过与办法,又到广播台上介绍经验,号召捉虫。支部马上召集会议,作了捉虫计划,给群众宣布后大家都同意。第二天一早就捉了七百多个,十天总结时捉七千多个。在支部和群众中分别总结检查评选模范,干部从合作社公益款中取出一部分钱,买了几个篮子两张镰发奖。大家高兴的说:干部为咱捉虫可真下了工夫,不然咱可想不出这个办法来。第二个十天计划中又捉了七千多,两次共捉一万四千多。最后总结时干部把一万四千多蝼蛄虫拿到会场上展览。群众说:“每一个蝼蛄吃到秋天最少也能吃一升粮食,总共就要吃一百四十多石!”这样等于增产一百四十多石粮食,大家非常高兴。
经过抗旱抢种与捉虫,绝大多数党员积极了,被群众选为模范的就有十九个。大家也体会到领导生产与自己生产并不矛盾。自己抢种领导了群众抢种,自己捉虫领导了群众捉虫,既搞好了自己的生产,又得到了群众拥护。此时韩兴子看到绝大多数党员都团结在韩丑子等几个干部党员周围,并得到了群众拥护,才彻底检讨了自己,并声明以后要和大家团结,积极领导生产争取模范。旧支书也认识到自己作风不好,表示要坚决改变作风。他在这个时期由于工作积极也当了模范,在积极领导生产中把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也解决了。
秋收到来了,支部订了四天送肥割绿豆计划。党员在群众中动员男女分工竞赛,男人说:“俺四天把所有的肥全部送到地里,你们妇女干啥?”妇女们说:“俺四天把全村绿豆割完。”一百二十多个妇女劳力除病号外,全部参加割豆。全村二十辆小车、四十四个牲口,自动变工互助,担的推的背的往地送粪,回来捎绿豆,男人们晌午不歇晌,帮妇女晒豆打场,四天的计划三天便完成了。
上级号召温汤浸种。党员有的思想不通,群众也无此习惯。韩丑子即用三个花盆,把浸种的,不浸种的,油搓的都作了试验。结果浸种的先出来一天,出的又齐又肥。不浸种的晚出一天而且不齐不肥。油搓的出得更晚。开支部会时他把三盆苗端到会上,打通了全体党员的思想,决定动员全村实行浸种。会后分别召开青年团、妇联会、互助组长等会议,说明浸种好处与办法。青年与妇女挑战竞赛,保证动员自己家里实行浸种,互助组内也互相竞赛,结果全村一千二百十二亩地全浸了种,只有两户因外出未浸种(共地十七亩)。三秋总结时,共选出三十八个模范,其中二十四个是党员。在此基础上改选了支部委员会,韩丑子当选支部书记,逯保子仍任副支书,其他运动中的积极党员也都选到领导岗位上,健全了支委会的组织与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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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报告
——一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上
中国福利基金会,自开办以来,便是一个人民的团体,它的创办人和领导者,中央人民政府宋庆龄副主席,很久以来,便是和英勇斗争的中国人民联在一起的。因此,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它向全世界的呼吁中,便把中国人民为消灭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作为它的中心课题。并且一向设法使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的斗争与中国人民的斗争互相联系起来,事实上中国福利基金会一直对这个斗争起着帮助和推动的作用。
第一个时期
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自一九三八年六月在香港创立之日起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香港止。
在这一时期本组织之名称叫做保卫中国大同盟,它的主要工作为支援抗战,并为联合战线之一部分。保卫中国大同盟中心任务,为在国际基础上,筹募款项,进行医药工作、儿童保育工作,与成立工业合作社等活动。它当时强调将筹得之款项及物资送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八路军和所解放的敌后地区去。例如,保卫中国大同盟曾介绍加拿大人白求恩大夫前往解放区服务;白求恩大夫竟至在建设第一个国际和平医院时,呈献了他的性命。
给坚持敌后抗战的游击队运送物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在早期,国民党对于“联合战线”字样,都加以嘲笑。在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甚至于在西安附近,曾经没收了一批运往延安迫切需要的药品,尽管中国有许多人士,以及国外捐赠人,国外友人提出严重的抗议仍属无效。当一些亲眼看到的人报告出解放区战士已有很好的医药工作时,国民党也曾经威胁人们,使人们沉默。纵然如此,保卫中国大同盟却一直在支持着解放区,直到孙夫人乘最后的一架飞机,离开香港。
第二个时期
福利基金会的第二个时期,自孙夫人抵达重庆至战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复员到上海为止。
在这一时期,保卫中国大同盟的任务,与前一时期相同,即支援解放区及边区战士,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由于重庆当时已与外界近于隔绝状态,使得保卫中国大同盟在国际间推进工作的机会大为减少。由于孙夫人的国际地位,由于孙夫人处理款项及物资有完整的纪录,保卫中国大同盟,得以有机会向国际间陈述坚持抗日工作的敌后人民——游击队的具体需要。同时为了完成工作,还要把筹得之款物尽量争取把合理的部分运往解放区,因为当时筹募款物机关,如美国的援华救济会和英国的援华会,与国民党的关系都很密切。因此,对解放区的捐助,永不能与该区人民的需要、贡献和人口的百分比相等。在这个斗争中,保卫中国大同盟经常要击败一些从国内外反动派所发出的毁谤言论。这些反动派主张捐款不要送到解放区去。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允许了一些外国记者到延安去。结果国民党的谎言被驳斥了。因为在延安运用救济款物所举办的国际和平医院、托儿所与其他工作,都任人参观,并且具有惊人的成绩。
在这一时期,保卫中国大同盟,抓紧一切机会进行工作。它经常地发动一些工作来筹款,以应急需,例如一九四四年救济河南饥荒就是一个例子。结果大批款项,涌到这一区域里。在国民党甚至于使救济工作腐化,并让许多人饿死的时候,保卫中国大同盟就这样进行着实际的工作。
第三个时期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孙夫人返抵上海,保卫中国大同盟开始了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时为止。
孙夫人返沪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宣布了继续她所主办的事业。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名称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同时她也宣布了这一组织的远景,它将扩大与发展,它将致力于遭受战争创伤的恢复与建设工作。那时中国福利基金会所作的计划如下:
(一)国际和平医院与医学院工作(全在边区与解放区)
(二)十个托儿所与孤儿院工作(也在边区进行)
(三)援助贫病作家(在上海、重庆、昆明、成都进行)
(四)实验农场与制药厂工作(在边区)
一九四六年七月后,这一计划又增加了上海儿童工作与儿童剧团工作。在新增加的工作中,包括上海工厂区与贫民区的扫除文盲工作,并密切联系着医药保健及公共卫生教育工作。此外,透过儿童剧团,把文化传播给没有文化的人,使他们建立自己的文化,这一工作,也是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的。
这两项工作还需要另外的说明,他们是有着双重任务的,第一个任务,他们必须掩护中国福利基金会对解放区的工作。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和它对于一切有益于解放区人民工作的阻难,使中国福利基金会不得不表示它本身是毫无区别地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在那一时期我们工作是着重于解放区的。但是一九四六年,政治协商会议破裂,美帝援蒋的内战,大规模展开,上海的政治情况更加不利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时候,它更需要具体地证明它的政策与方针是毫无地区的分别的,由于这种掩护使中国福利基金会得以继续为解放区人民服务。这样的说明,并不意味着上海儿童工作组与儿童剧团的工作是不需要的。这工作的本身也有它的重要性。所以第二个任务便是对上海穷苦儿童,展开服务工作。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穷苦儿童是没有机会入学的,由于他们缺乏受教育的机会,因而教育工作是非常需要的。同时由于穷苦的人民几乎没有听到过医药治疗是怎样一回事,因而医药工作也是急需的,此外组织这些贫苦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属也是很重要的工作。由于识字班与群众医药工作的媒介,中国福利基金会为组织城市贫民与迎接新中国的准备工作创造了一些条件。在识字教育方面,采用了陶行知先生的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这一工作在进行时,适应着城市的需要,并且在受教育的少年儿童中,注重领导及组织工作,在我们的儿童图书馆里,少年儿童们获得真的知识,他们在这里讨论时事,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成立自己的读书会。在另一方面,儿童剧团用艺术的形式——歌曲,舞蹈与戏剧——表达了人民的思想和要求。远在解放之前,这一个团体曾经向广大的观众,暴露了当时社会的罪恶,并且也表示了只要团结,人民是有力量克服这些罪恶的。
但是这些儿童福利活动并不限于上海一地,通过与美国一个捐款机构叫做战灾儿童义养会的合作,中国福利基金会成了战灾儿童义养会的中国代表,因此中国福利基金会得以扩展它的工作,在义养会的工作中在全国通过三十几个机构或团体支持了五千个孩子。在解放以前义养会帮助的对象是进步的或可能进步的团体,当时这些学校或儿童机构很少有旁的经费来源,通过了义养会的帮助它们才得以渡过了这个极度困难的时期。
这些便是在国民党反动派逐渐增加的压力下,中国福利基金会所完成的工作。事实上,当上海临近解放,并且面对着国民党的最残暴的时候,中国福利基金会必须缩小活动,但同时我们还要好好地组织和领导人民应付意外。因此我们变成了上海临时联合救济会的一部分,而我们的儿童剧团,便成了一个文化工作的单位,用歌曲和舞蹈来鼓舞群众,迎接解放。
第四个时期
中国福利基金会发展的第四个时期,从上海解放开始至现在为止。
像其他的人民团体一样,中国福利基金会在解放后所处的环境,是完全有利于为人民服务的,而且完全免除了压迫,因此我们进入兴奋的工作情绪中。五月二十七日对上海是一个崭新的日子,从这个日子以后,我们便进入一个新环境。并且运用新环境给我们的一切便利来开展工作。
在从前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常感到是在孤独的工作着。而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则是做不完的工作和无数的合作者。我们的工作原则便是配合政府政策并联系有关机构共同进行工作。我们的工作范围扩大了,而我们的工作目标也清楚了。我们在新中国中的任务更重大了,于是我们制订了工作计划,而在适当地准备工作之后,我们现在正逐步的实现着它们。
这时中国福利基金会全部工作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我们举办了儿童夏令营,对于来自上海工人区的一百多个小先生施以集体训练,提高他们政治水准,使成为当时建立上海少年先锋队的基础。我们举办一个能容纳二百个孩子的托儿所,服务的主要对象为干部的子女。我们重新组织了上海儿童工作组,计划的中心在通过集体活动来提高工人及贫民子女的文化水准,儿童剧团扩大了,以便为这个将来会在全国发展起来的富有儿童文化教育意义的工作创造经验并起示范作用。儿童义养会在人民政府的政策下帮助许多儿童教育或教养机构使他们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需要,义养会还帮助一些学校恢复被反动派毁坏了的房舍,并且在若干地区帮助当地人民政府建立组织,收容乞儿及贫苦儿童把他们转入生产中去。与以上这些工作同时,中国福利基金会仍继续努力为原来在老解放区就开始了的工作如国际和平医院及其他儿童机构等的捐募款项及物资的工作。
当上海刚刚解放,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参加人民政府工作或加入南下工作团,我们吸收了新的工作人员,通过了紧张的学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的工作人员又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具有充分的力量和决心,继续并扩大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一贯宗旨为中国人民服务。
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同人觉得除了上面提到的工作之外还可以继续致力于国际宣传工作,因此我们愿就这方面向大会陈述一点意见:
最近几个星期来,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国务院正不断的利用救济问题做为攻击新中国的手段之一。它企图再一次的欺骗世界人民,他们想使得人民相信中国人民政府没有办法解决粮食问题,同时艾奇逊和他的走狗们,更故意要迫使人们认为中国政府拒绝接受对灾民的援助。
本来由中国新闻机构发出的具体报道都说明政府及人民正在努力救济灾荒,使灾情停止发展进而逐渐减轻,并且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来解决粮食问题。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内的人民大众无法获得这些报道,或者这些报道全被歪曲了,而所得到的全是些谎言。
对于救灾工作的恶意造谣并不足以使我们惊奇,我们早就预料到他们会这样作。不过我们必须掌握下面的事实:
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内的一般民众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往往所知甚少,甚或对我们有着错误的概念,真正了解我们的人数是不多的。这正是因为多年来帝国主义的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故意蒙蔽消息,歪曲事实,以及利用救济工作来进行宣传的结果。当他们谈到中国,他们总是把中国描写为“贫穷饥饿,而且是没有希望的”。当他们以慈善的姿态给我们一碗米的时候,他们要迫使我们感谢帝国主义,他们企图使人们轻视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力量,他们一直在培养一种对慈善救济的依赖性。那些以帝国主义为背景的救济机构,要我们感谢今天的恩赐,但是从不帮助我们为明天而努力。因此我们觉得这种帝国主义式的救济工作必需连根拔掉。我们必需改变外国人士对我们的看法,必需教育他们,我们应该供给他们正确而详细的资料,来说明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在克服困难时所表现的自信、勇气和卓越的成绩。我们应该告诉他们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救济工作如何起了本质的变化,如何在广大的群众力量上进行生产自救,如何以集体力量进行节约互助,告诉他们中国人民如何在正确的领导之下改造环境、战胜灾荒而使生活走向和平与丰富。
接着我们要告诉他们,中国人民从医治战争创伤走向胜利的斗争,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民主力量战胜法西斯化的斗争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我们应该向他们显示中国人民的团结,进而构成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大团结。我们将通过这种正直而有效的宣传运动来支持他们的斗争,使这个斗争汇合成世界和平运动的高潮。
为了达成这个战斗性的教育与宣传的任务,可以采取很多方式,如通过政府的正式报告及新闻报道,但也可以采取非正式的方法如通过人民间关系来进行报道工作,而后者更容易被帝国主义国家内的人民接受。
因此中国福利基金会愿意继续它的工作为国家及世界和平而努力。这正是我们从创立第一次国际和平医院以来已继续了十二年的工作。但是当狂妄的战争贩子们正以原子弹或超级炸弹威胁人类时,这一工作更显示重要性,我们愿意担任这个工作并希望代表会议分给我们这个任务让我们把中国真实的情况传达给全世界的人民。
在即将产生的全国人民救济总会和这次代表大会即将决议的许多任务中,我们认为国际宣传将是一件重要工作。这件工作就是要通过救济方式使国外人士晓得中国人民怎样在自力更生的决心中向建设新中国的大道迈进,而一个强盛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争取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消息带到地球的每个角落里去!
【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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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务院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两项任命名单
【新华社五日讯】政务院第三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名单两项如下:
一、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办公厅副主任补充名单
办公厅副主任 岳嵩 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行政处处长。
二、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工作人员名单
税则处处长 吴耀祺 前国民党政府上海江海关税务司。
货运监管处副处长 李长哲 前国民党政府上海江海关税务司。
石云阶 曾任辽东税务局局长。
查私处处长 殷之钱 曾任上海江海关副监察员。
副处长 卓观潮 前国民党政府重庆、兰州、上海海关副税务司。
海务处副处长 董鸣岐 前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东北航政局副局长。
财务处处长 陈铁保 曾任上海江海关军事代表秘书。
统计处处长 林大琪 前国民党政府九龙海关文锦渡支关主任。
视察处副处长 巫竞放 曾任重庆海关接管小组委员。
人事处处长 许明(女) 曾任中国共产党抚顺市委员会秘书长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副处长 孙恩元 曾任上海江海关印刷所所长。
总总务处副处长 陈琼琨 前国民党政府上海、重庆、汉口、湛江海关税务司。
东北海关管理局局长 张化东 现任东北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副局长 孙纯 原任东北海关管理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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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京市新闻

  全市已成立三十三个生产合作社
千余手工业者参加生产
【本报讯】记者近宇报道:北京市手工业工人在市供销总社、银行及国家贸易机关的扶助下,大部组织起来,得以就业生产。京市供销合作总社自去年七月开始,组织独立劳动者及失业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以来,迄今已组织了三十三个,参加生产的手工业工人共一千三百八十四人。
国家对这些生产社曾给了多种帮助。自去年七月到今年三月,供销总社曾向生产合作社收购了二万多匹土布,大量的袜子和毛巾。还给制鞋合作社代揽了六双只鞋子,向缝纫社定做了大批的衬衣和短裤等。草绳合作社所产的草绳,经由总社与石景山钢铁厂订定合同,保证了销路。国家银行对他们贷款总额有十余亿元,三十三社中有二十一个社受到银行贷款的扶植。花纱布公司委托棉织社加工,皮毛公司委托地毯社加工染线,毛巾社的产品由百货公司为其推销。这样就解决了原料和销路问题。
这些工人在建社和经营中曾经克服了许多困难。表现组织起来的好处。太仆寺街鞋业合作社建社初期,是由八个失业工人每人出小米十斤搞起来的。在去年冬天最困难的时候,工人在地上睡觉,吃窝窝头没有咸菜,社员卖掉衣服,坚决维持不散摊。十一区毛巾社的社员为了坚持业务,大家约定没有活就蹬三轮,决不能吃掉本钱。加入生产社的工人,一般生产情绪都很好。鞋联社曾举行生产竞赛。该社模范社员赵德福到外边学习做洒鞋技术,回来再教给大家。
社员的生活随着生产社业务的开展,已经初步解决。目前缝纫、制鞋、建筑、毛巾、电气等社的社员平均每月每人能拿到二百斤小米。有的生产社除了解决社员生活以外,并积累了资金。十一区毛巾社在半年多时间增添了五张机子,除了购置、开支还净余了二十一捆纱。建筑合作社在仓南胡同做工的一百多个社员,还聘请了八个义务教员,在每晚工余上课两小时。社员们高兴的说:“要不是组织生产社,做完工就散伙,那里还能念书!”
这些生产社目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技术水平低、不会经营管理等等。有些社员对自己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意义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加强社员教育就成了今后生产社工作中的重要的问题。配合着社员对生产社认识的提高,充分发扬社员自己管理生产社的民主作风,再保证产品质量,在经营中执行合同维护信用,手工业工人自己的生产组织——生产合作社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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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京市新闻

  马相伯等贪污渎职
人民法院判处徒刑
【京市新闻处讯】京市人民法院昨(六)日宣判马相伯、夏金贵、齐寿曜、王冲、陈家汇等五人贪污赎职案。马相伯处徒刑七年,夏金贵处徒刑六年,齐寿曜处徒刑六年,王冲、陈家汇各处徒刑三年。
马相伯于一九四九年九月由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即现在公共卫生局)派往市立传染病医院担任军管联络员兼副院长,到职后,生活腐化,经常利用职权贪污公共财物。截至今年一月五日止,先后自该院药局索取吗啡等针药七百七十九支,吗啡片二十片,鸦片锭戒烟药六百五十片,及其他药品多种,依现值计共折合伏地小米五千三百十三斤。马犯每日须注射吗啡针药等毒物十支,并经常利用职权命令该院事务员动用公款私购家具、烟酒及其他日用品,至撤职时止动用公款共达九十五万一千一百七十五元。
夏金贵于北京解放后,任第八区区公所民政科科长,在职期间生活日趋腐化,先后结识烟毒犯王寿亭等,吸食鸦片、海洛英等毒品,终致利用职权,盗卖公粮(救济粮)九百七十三斤,贪污军属生产金等公款一百四十万元;假借名义招摇撞骗,先后向商民二十七户诈骗人民币一百十六万五千元。
齐寿曜自一九四九年八月起任京市人民法院学习审判员,在职期间,利用职权,擅调卷宗,泄漏机密,曾先后六次向诉讼当事人进行敲诈,并接受贿赂,共计人民币六十四万余元,银元十五枚、食品一盒。此外尚曾多次违法渎职,意图受贿未遂。
王冲于北京解放后任京市民政局行政科副科长,在职期间,工作懈怠,生活堕落腐化,曾运用多种方式,先后共贪污人民币四十六万一千三百一十元;并自一九四九年四月起,经常嫖妓,虽屡经批评、教育,仍不知悔改。
陈家汇在日寇及国民党统治时代长期习染旧社会恶习,自一九四九年四月起,充任京市税务局稽查科办事员,本年三月曾以稽查漏税为名向京市兄弟奶厂索诈人民币十万元。
马犯等五人送京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该院以马犯等五人严重违犯法纪,特分别从重判处徒刑。其中齐寿曜身为司法工作人员,虽然以身试法,本应从严惩处,但该犯于审理期间已有初步觉悟,坦白供述罪行,故从宽减处徒刑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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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京市新闻

  人民艺术剧院生产队
下乡帮助生产备受农民欢迎
【本报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了学习农业生产技术,体验劳动人民生活,曾组织了一个五十人的生产队,赴东郊八里庄协助农民生产。该队于四月十日抵八里庄后,即参加各生产互助组,协助缺乏劳动力的农民特别是军属鳏寡户开荒、镐地、抬土、垒堰及雨后豁地播种,部分同志还做了送粪、施肥、浇园等工作。有的同志还协助农民修理房屋。由于同志们劳动热情很高,自觉地爱护农具、田苗,虚心地向老乡学习生产技术,并听从指导,受到老乡们普遍欢迎及爱护。生产互助组小组长农民孙鸿仪说:“你们来帮助我们,我们自己更得多干活,不然真对不起毛主席!”同志们在生产劳动过程收获很大,逐步认识了农村,知道了土改的情况,并深刻体验了劳动创造世界这一真理。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志说:“以前只知道收租,现在才知道粮食是血汗换来的!”该队在该村春耕任务完成后,于日前返院。并拟不久另组下厂工作队下工厂工作。
(人民艺术剧院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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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京市新闻

  向先进的苏联出版事业学习
——记苏联出版物展览
为了庆祝苏联出版节,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与国立北京图书馆在该馆联合举办了一个“苏联出版物展览”,陈列有六百多种苏联出版的报纸、杂志、书籍和近百幅的苏联艺术作品图片,刻画出了苏联出版事业的轮廓。
自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出版物成了党和政府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有力武器,出版物帮助苏联人民以马列主义的理论知识在各方面武装了自己。苏联的出版事业是完完全全为人民服务的,书籍在苏联已成为广大人民大众的财富。每年有数万种新书以一百一十九种语文出版,各民族用自己的文字印行着大量的书籍和小册子。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已出版书籍一百万种,印行总数达一百二十万万册,一九四九年所印行的书籍就有七万万册。
苏联的报纸是真正人民的报纸,它们与广大的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担任了真正舆论表达者的任务。同时苏联的报纸是党和政府决议的有力宣传者,它们不但向人民解释决议的意义,并促使决议的实现。它们正确地掌握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帮助政府与人民不断进步。在展览室中,我们可以看见各种不同性质的报纸。有代表党的真理报,代表团的共青团真理报和少先队真理报,有代表政府的消息报,有代表最高苏维埃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有为军队出版的红星报、红海军报,为工人出版的劳动报、汽笛报,为农民出版的社会主义农业报,还有文学报、苏维埃艺术报等等……现在在苏联出版的报纸有七千七百种之多,总销数达三千万份。
苏联出版的杂志在政治文化生活中也具有极大的意义和作用,苏联的杂志照顾着广泛的题材,各个大的科学、经济、文化、教育建设部门都有专门性的杂志。甚至有专谈养蜜蜂的,有专研究玻璃与陶器的制作技术的,有专报道集体农场生产的,各式各样,不一而足。据一九四六年统计,苏联那一年出版的杂志,有九百六十种,印数超过一万万册。例如“布尔什维克”就印行了四百八十万册。一九四九年出版的杂志已增至一千四百种。
陈列着的几百册书籍包括的范围也是很广的,从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到通俗知识的小册子,从托尔斯泰、普式庚、高尔基等诸文豪的著作到儿童普通读物,从科学理论到工业、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从历史地理到国际问题研究,各种书籍都是印刷精美、装璜讲究,有些还附有美丽的插图,令人见而喜爱。
看到苏联在艺术方面的出版物,我们就可以明白苏联的艺术已达到怎样的高度发展。除了几十帧获得斯大林奖金的名画及其他艺术品的图片外,还有歌集、乐谱和关于艺术方面的书籍,一册专谈《奥赛罗导演计划》的书就有数十万言。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我们的国家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需要大量的报纸、杂志和书籍来教育、动员和组织我们的人民,在出版事业方面,我们应该虚心的向先进的苏联出版事业学习!
(文瑞、刘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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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京市新闻

  苏联对外文协
主办俄文教授法讲座 五月份讲授讲程排定
【本报讯】北京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为了交流非俄罗斯学校中俄文教授法及学习俄文的各种方法和经验,特于四月二十八日起,每周在南河沿十九号请苏联在华语文专家用俄语讲俄文教授法及俄文学习法。讲完后并可提出问题讨论。这对俄文工作者和学习者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希望本市各机关团体以及大、中学的俄文工作者和正在学习而有听讲能力者前往听讲。愿听讲者可于五月六日以前把姓名、职业、电话、地址书面通知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宣教组(御河桥二号),以便发给听讲证。
又,该演讲会五月份讲程如左:
五月七日由T·r·包尔托里娜讲关于非俄罗斯学校中的俄文课。(功课的目的、功课教材的内容。功课的安排方法。功课的组织、计算和准备。)五月十四日由П·П·拉德涅柯夫讲读书方法。五月二十一日由M·C·伊留舍娃讲语言发言发展的练习方式(口述的和文字的)。(熟练研究语言的一般方法之规定,俄文课程中语言发展之工作方式和适当方法。)五月二十三日N·N·由白同茨卡娜讲文法与正字法。(讲授俄文文法和练习正字法的一般方法的规定。文法与正字法课程中的适当方法。)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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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和李大钊在北大的工作室经常开放
【本报讯】毛主席在北京大学的工作室和先烈李大钊的纪念室,今后经常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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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存应税货物误补税款退发
【京市新闻处讯】京市人民政府税务局根据税务总局指示:不论公私厂存原料器材及私人自用存货(必须与囤积居奇者严格区别),凡在本年二月一日新货物税暂行条例公布前已先运存或购存,且又不到市场销售者,应免予补税,已分令各税务分局将前次旧存应税货物登记补税工作中所误补的属于以上范围的税款一律退还。退税办法如下:(一)对于少数私人、机关自用物品已补税者,一律立即退以原缴货币数字的现款;(二)对厂商所存原料、器材,如果短期(一两个月)内就可以新纳货物税或工商业税扣抵的,可以暂不退款,短期内不能以新纳货物税或工商业税扣抵的,仍退以现款;(三)退款工作由各原收款税务分局进行(原由市税务局补税的,则由市税务局办理)。执行步骤是审核一户退一户,在五月底以前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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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公司与粮食加工商签订加工合营合约
【本报讯】北京市零售公司为使食粮加工合乎标准,并达到扶植生产、公私兼顾的目的,特选择比较殷实可靠、设备完善、地址适当的加工户,征得其同意后,订定加工合营合约。加工户将其房屋及一切设备折为八股至九股,零售公司供给原料、包销成品,折为一股至二股,并参加一人为副理,共同经营。现在合营加工户已有七家,在该公司领导下,不仅加工技术较前改进,成品质量提高,且使生产得到发展。如四区加工户永裕源自与该公司合营以来,加工的荞面质量已有显著改进,群众反映良好,销售量较前大为增加。目前不少加工户亦正纷纷向该公司要求订立合营合约,零售公司正在审查中。
(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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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周“人民讲坛”节目
【本报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七日到十三日每晚二十点到二十点三十分“人民讲坛”节目的内容如下:
七日 (一)国立清华大学家庭妇女会主席袁震介绍清华家庭妇女会的工作;(二)清华大学家庭妇女会会员、家庭女工吴少文讲:“只要有决心,就能学好文化”。
八日 天津中纺三厂工会副主任郑泽森讲:“天津中纺三厂是怎样实行民主管理的”。
九日 (一)北京归国华侨联谊会筹备委员前马来亚各民族各业总工会主席卢成讲:“马来亚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二)回答姜铁英等听者关于改进广播内容和广播形式的来信。
十日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主办节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副司长江陵讲:“加强工农业余教育的领导”。
十一日 (一)北京市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教导主任唐孝纯讲:“北京市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概况”;(二)介绍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十二日 (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讲:“保证执行我们的婚姻法”;(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讲:“新旧兼顾的婚姻法”。
十三日 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办节目: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讲:“巩固革命胜利与保卫持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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