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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各位同志：
今天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主席周扬同志要我来讲几句话。我感到非常惶恐：第一、这些日来我好像是青蛙跳上了干坎，专心搞科学行政的工作，把文艺从脑子里赶了出去，叫我今天来谈文艺，实在有些生疏；第二、说实话我过去是看不起民间文艺的，认为民间文艺是低级的、庸俗的。直到一九四三年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这才启了蒙，了解到对群众文学、群众艺术采取轻视的态度是错误的。在这以后渐渐重视和宝贵民间文艺。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更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不像在座的钟敬文先生是民间文艺的研究家，老舍先生是民间文艺的写作家，我什么也不是，也说不出什么。
民间文艺包括范围很广，文学之外还有各种艺术。如果要我全面地来发表意见，是不可能的事。但如果回想一下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是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的作品。
最古的诗集是《诗经》，其中包括国风、大小雅、三颂（周、鲁、商）。国风是当时（春秋末，战国初）的民歌民谣，大雅小雅主要是周代的宫廷文学，周颂是周朝祭神的颂歌，鲁颂是鲁国祭祀的赞美诗，商颂是宋襄公时代的祭祀之謌，也是贵族文学。所以一部诗经，只有国风是来自民间的，雅、颂都是贵族文学、宫廷文学。但是比较起来，国风的价值远超过雅、颂。也就是说民间文学的价值远超过贵族化的宗庙文学、宫廷文学。
再说到众所周知的《楚辞》。屈原写《离骚》是采取了民间的文艺形式而又发展了的。其他有些也是民间文艺作品，经过宋玉、景差等人加工的。这证明了经过正当地加工的民间文学是最有价值的，是有最长的生命的。
两汉引以自傲的赋，实际上是一种像两扇大门一样死板的，比明清的八股还要没有价值的东西。两汉遗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而乐府正是从民间来的诗歌。它们所达到的艺术水准，现在的诗人还达不到。
六朝盛行骈文，但是这些东西在今天已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是民间的，尤其是在南朝流行的《子夜歌》、《竹枝词》等。这些作品都是非常佳妙的，非常动人的。
再往下跳跃一大步吧，可以看到奇峰突起的元朝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突然的高潮。现存的元曲数量很多，大都是很有价值的。元朝的统治者是个外来民族，还不知道利用文学艺术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一般文人巴结不上，只得下求，创作以人民为对象的作品，使民间文艺开放了奇花异彩，至今仍具有很大吸引力。明清小说如《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都是承袭了民间的传统如变文、评话等创作出来的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成就。
国风、楚辞、乐府、六朝的民歌、元曲、明清的小说，这些才是中国文学真正的正统。以前认为是正统的那些，事实上有许多是走入了斜道的，在今日已经毫无价值的东西。
今天，经过了毛主席的启示，我们应当彻底改正以前鄙视民间文艺的错误观点。民间文艺是无尽的宝藏。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应当特别重视它，并且加以研究。
我们今天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就是要对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民间文艺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研究的目的，我想到的有五点：
（一）保存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加以传播。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有各地方的色彩，收集散在各地的民间文艺再加以保存和传播，是十分必要的。我很喜欢《国风》这个“风”字，这“风”用得真是不能再恰当了。民歌就是一阵风，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忽然就像一阵风地刮了起来，又忽然像一阵风地静止了，消失了。我们现在就要组织一批捕风的人，把正在刮着的风捕来保存，加以研究和传播。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捕风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像《诗经》这样的搜集就不多。因此有许多风自生自灭，没有留下一点踪迹。今天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不能再让它自生自灭了。
（二）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我们搜集了民间文艺，并不是纯粹为了当做艺术品来欣赏，甚至奉为偶像，而是要去寻找它的优点来学习。在诗歌，要学习它表现人民情感的手法语法，学习它的韵律，音节。同时，还可以借民间的东西来改造自己。民间艺术的立场是人民，对象是人民，态度是为人民服务。凡是爱人民的即爱护之，反对人民的即反对之。我们的作家应当从民间文艺中学习改正自己创作的立场和态度。
（三）从民间文艺里接受民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文艺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且是现实生活的评价与批判。民间文艺中，或明显的、或隐晦的包含着对当时社会，尤其是政治的批评。所以今天我们研究民间文艺不单着眼在它的文学价值，还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群众的政治意见。今天我们大家都要有自我批评，更要收集群众意见。在民间文艺中就提供了不少材料。民间文艺是一面镜子，照出政治的面貌来。这个道理，并不是今天才发现的，古人也早已有此见解。古代统治者派遣采诗官，采集诗歌在朝廷演奏，借以调查民间疾苦。这种事是否的确有，不能确定，但至少有人有过这种想法。在音乐方面，古人也知道“审乐而知政”，从民间音乐的愉悦或抑愤中考察政治的清明或暴虐。我们不好单把民间文艺当作一种艺术来欣赏，一种文学形式来学习，还必须借民间的镜子来照照自己。
（四）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或准官家的史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把手的材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
（五）发展民间文艺。我们不仅要收集、保存、研究和学习民间文艺，而且要给以改进和加工，使之发展成新民主主义的新文艺。在中国历史上长久流传的文学艺术，如《离骚》、元曲、小说等，都是利用民间文艺加工的。这对我们是个很好的启示。今天研究民间文艺最终目的是要将民间文艺加工、提高、发展，以创造新民族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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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苏维埃文学的布尔什维克党性与高度的艺术技巧而斗争
Ｋ·西蒙诺夫作金人译
（续本刊第四十二期）
作者在这里完全忘记掉我们所有的交换经验方法了：斯塔汉诺夫分子的旅行，技术工作者的代表大会，工厂相互间的技术情报的交流，——一句话，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一切并不要求对珂拉布廖夫的匆匆来去的飞行作什么报导，而是要求描写集体的紧张工作和另外一个工厂的集体方面对它的友谊帮助。
根据这样一个例子，这儿显然说明了作者对工厂现实生活的无知，而且对那种在我们工业中所发生的事物缺乏正确的理解，也不善于看到那种推动我们重工业前进的先进事物的具体形式。
在契尔库里斯克工厂中的生产继续上升——就是作者在小说结尾所预约的在工厂传送装置上节省三分钟的那种事——也是描写不正确的。其实这三分钟——是工厂的集体克服了许多巨大困难，是先进与落后的紧张斗争，是发明，文化，才智，以及我们工业中的工程师和工人们所具有的特殊高尚知识的表现！
如果相信作者所写的文字，他的人物大多数都是具有最高人类品质的。珂拉布廖夫——一个大工厂的优秀领导者；卢肯，这个工厂的党的组织家，——是个深通业务的工程师；塔琪扬娜·波罗甫采娃——是个天才的艺术家。然而作者一面宣布主角们具有很多的优秀的品质，却并没有表现出如何具体开展这些品质，如何把它们实现出来，因此，在小说中是企图描写新的事物，本质上却没有看见这种新的事物。他只看到生活遵循着前进的一般方向，但是并未表现出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发生的。于是当然就创造出一些在许多方面不真实的，不能令人相信的形像。而且这正是违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本质的。
同时还想说说，显然潘菲约洛夫同志未曾考虑过那些在各个时期党报对他的长篇小说《为和平而斗争》的第二部和《在被征服者的国家内》所做的公正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的意义证明作者对我们军队中的人物行为的标准，对在德国的苏联人的工作研究得不够充分，结果就写出了许多不真实的东西。
潘菲约洛夫的小说《伟大的艺术》需要遭受严厉的和尖锐的批评，因为它的错误是很大的。它应当遭受批评首先是因为这本小说的大部错误都和作者的脱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和对我们现实生活研究得不够充分，和不善于正确地、肯定地描写我们生活中的新事物，以便读者能在小说的人物身上看出活生生的苏维埃人等问题有关的。在潘菲约洛夫的小说中由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蔑视所以未收到应有的效果。
不过，在尖锐和严厉批评小说的同时，也要指出它的修改的途径。如果潘菲约洛夫同志能真正地描写工人的集体和工厂的党组织，如果和珂拉布廖夫一同再创造一些活生生的，正确的工厂先进工人们的形像，如果他表现出工厂是如何由集体的力量兴建起来，如果他能正确地表现苏维埃人用来和敌人斗争的那些方法，那末这本作品是可以修改的。叶尔米洛夫在刊登于《文学报》（一九五○年第九号和第十号）上的论文中并没有对这本小说下这样的结论。在这篇文章中感觉不到对一个享有盛名的、发表了在多方面有错误的、显然是不成熟的、然而可以修改的作品的苏维埃作家的关心的和党的态度。在叶尔米洛夫同志的论文中甚至没有表示愿望潘菲约洛夫同志修改自己的作品，以便使它因作者补充工作的结果能成为有价值的和人民所需要的作品。而且这种愿望——并不仅仅是批评家的礼貌的形式！我们的文学批评是社会的事业，是党领导文学的一种形式。
党教导我们对苏维埃作家干部要小心翼翼。如果谈到一位苏维埃作家的若干错误的话，那末除了批评家之外，还有哪一个发现这些错误的人能很关心地全面来想想这部作品，它是否还能修改呢；除了批评家之外，还有哪一个关怀苏维埃文学命运的人能唤醒作者来修改已发现的错误呢；除了批评家之外，还有哪一个以党性原则武装起来的人能竭力指给作者以修改其作品的道路呢？如果批评的文章没具有这种愿望，我们就有权力认为这篇文章是不愿意帮助苏维埃文学的，而是文章的作者利用报纸或杂志的篇页来出风头的。
和这一同，对于我们的批评界来讲算作一个原则问题的，应当说是《文学报》（一九五○年第七号）所刊载的，为了梭甫洛诺夫的剧本《莫斯科性格》所写的社论。
《文学报》对于自己过去对这个剧本所做的毫无保留的积极评价一字未提，就宣布《莫斯科性格》是一个具有不正确的中心思想的剧本，因为编辑部并没有对作者指出剧本错误可能改正的途径，由此判断，显然是认为剧本是无希望的了。令人想到《文学报》在这篇文章中没有表现出对苏联文学现状的真正的关心态度。正确地谈到梭甫洛诺夫所具有的和许多评论这个剧本的批评家（也包括本文的作者在内）所未指出的错误，《文学报》就把剧本的全部内容都归咎到这种错误上去了。
梭甫洛诺夫的剧本是什么主题呢？剧本中是讲述生产革新者的工作，是讲由他们所发明的，而为纺织工业所需要的新机床。纺织综合工厂的全体人员和党的区委都支持这种机器的推进。波塔波夫——农业机器部所属工厂的，座落在机床发明者所居住的和支持这种发明的纺织工厂的区域内的工厂厂长——拒绝在他所领导的工厂内生产这种机床的建议。然而厂长的理由是强调他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任务，暗中是不愿帮助推进那种宝贵的发明。
对于在波塔波夫领导的工厂中制造这种新发明机器的必需性，梭甫洛诺夫除了讲到那种工厂是座落在同一区内，纺织工厂也在这个区内等情况之外，再没有举出任何理由来解释。自然，这也就不正确了。
紧接着，梭甫洛诺夫又犯了第二个错误，用剧中人物的口要求波塔波夫立刻大量制造机器。然而凡是熟悉社会主义计划原则的人都知道，关于制造新机床的问题是应由国民经济的适当机关来决定的，要适合于总的国家计划，要适应于力量和资料的合理分配，照顾到许多工厂——有连带关系的工厂和交货工厂——的总的利益。这种问题当然不能像在这个剧中发生的，在区的范围内来决定。
由于这些错误的前提，剧本中就产生了许多更严重的错误。把拒绝制造机床的波塔波夫叫到党的区委会去，并由区委会决定建议“保证立刻准备制造机床。”这样，党的区委在这个场面上就成了行政管理了，本质上是预先决定了部的意见，责成波塔波夫开始准备制造机床，命令进行改造工厂的准备方法，对于这些，区委当然是无权的，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这就叫做破坏领导的重要原则，要遭受到我们最严厉的批评。
再加上，虽然是谈的总的国家事业——谈的是为全部纺织工业所需要的机床，——在剧本中却是顽强地和固执地强调机床是“在我们区内”，“为我们的综合工厂”，“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所发明的，这就是要波塔波夫自己在哪一个地区工作，他就应当起最重大的作用。
这样，在这儿关于为社会主义工业一个整部门所需要的机床问题，首先强调的不是国家方面，而是强调的“区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在这些情况中就被当作本位主义，被当作专权而且蔑视社会主义计划化的原则了。
显然，有许多作为剧本基础的生活观察是作者未加批判地就拿来用的。因此剧本中有一些场面反映了一些地方领导人物的有缺点的行为，他们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总的国家利益、对待社会主义计划化的原则，而当需要对问题作认真的研究，和照顾到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地方，他们又陷在行政管理的狂热中。
这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作者是一定要修改的。而且这种错误如果在认真地对剧本改写时一定能修正。
梭甫洛诺夫要倾听对他的剧本所做的若干严重缺点的批评，要从新写过和修正剧本。可能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不要去理《文学报》的意见，因为那种意见企图把作者赶到牛角尖里去，而且并未提出任何修改剧本的建议。
一些企图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写作的作家们所提供给自身的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与全面研究的要求，对于苏维埃的批评家来说，自然也是必要的。
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深刻的和全面的研究，没有对新鲜事物的感觉就不可能成为党的批评，不可能成为从艺术的真实性的观点出发，从我们的为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的观点出发，以估价作品的批评。
不研究现实，脱离开生活，仅仅从事于书斋工作的批评家是不能正确地估价苏维埃文学的作品和实现那种用称为文学批评的东西所从事的党的领导方式的。
的确，我们的生活是多样的。它的领导的、进步的倾向实际是由苏维埃人民群众，我们的社会工作者的劳动努力，在建筑共产主义的大厦的各个不同地段上累积起来的。作家们对于生活中的若干具体表现没有深刻的认识，就不能创造有完美价值的艺术作品。然而一个批评家不会对生活本身中的先进的与落后的东西加以分别，难道能正确地，适当地批评这些作品，拥护其中的进步东西和揭露其落后的东西吗？
在我们的批评界中有不少人为了答复这个正确的要求，提出了抗议，理由是一个批评家不可能成为万能博士，不可能同样地很好地熟悉现实生活的各方面。
这些抗议是不正确的。
正确的和深刻的了解现实生活的主要动力，在苏维埃社会所发生的基本进程，这应该是研究现实生活的基础。一个批评家具有这样的了解就有可能正确地评价描写生活各方面的作品。此外，一个批评家在其工作中一定要神圣地牢记斯大林同志的关于一个党员应当是对一切都关心的指示。
其次，没有一个人要求批评家的万能性。批评家的权利——就是在其自己的论文中首先要关心到他所特别深刻研究过和全面熟悉的那些方面。而且相反，谁也不能赋与他万能地说明生活的一切现象和触及一切问题（包括他所不熟悉和他很少研究过的问题）的权利。
而恰好是最近些年来所发表的许多批评论文正苦于缺乏对现实生活的具体认识。
可以举批评家施凯林的论爱伦堡《暴风雨》的文章（一九四八年第一号《十月》）来做个例子，这篇文章很危险地说明了作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与进行时期的国际关系的不熟悉，以及对发展了这种关系的具体环境的不熟悉，对俄罗斯苏维埃人对法国共产党员反对希特勒占领者的斗争的英勇的鼓励模范作用的不了解。
可以举瓦日达耶夫的关于批评布希敏的《法捷耶夫的〈毁灭〉中的思想形像概念》一文（一九四九年第三号《新世界》）的论文为例子，在这篇论文里面同时既表现出对远东游击活动特点的知识是表面的，又表现出不了解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把作品的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结合起来的必要性。
可以举别廖佐夫的论儿童文学的文章（一九四九年第七号《十月》）为例子，在那篇文章里，明显地看到作者毫不关心苏维埃儿童和苏维埃儿童文学的教育任务。
还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马卡洛夫论波列沃依的中篇小说《归来》（一九四九年第五十八号《文学报》）的文章，批评家在文章里面指出了波列沃依小说中的一些部分的缺陷，不能掌握生动的材料，没有看出小说的严重缺陷——对于生产，对于先进工厂中炼钢的革新过程的描写是不正确的和不对头的。
党报屡次强调，如果苏维埃的批评想要成为苏维埃文学发展的动力，它就一定要从事于对作品的艺术的分析，帮助作者技巧的稳步提高。
然而很多很多我们的批评家直到现在还没有根据这些指示给自己做出必要的结论。苏维埃文学作品的批评常常是带有公告的性质的。在许多论说和文章中都是说作者的思想很好，构思很正确，作者是站在思想正确的立场上，他描写了优秀的苏维埃人，那就是仅仅说明作者思考过，他描写了所思考过的人，但是并没有说明他是如何完成自己的构思，如何塑造自己的人物。在这一类论文中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仿佛地位不很重要，只在论文的尾巴上出现，形成照例地指出几处小缺陷的结束语。
罗塞里司在讨论伊万·李亚博克里亚契的讲述一个普通的集体农民的小说（一九四九年第四号《新世界》）时，很少谈到作品的艺术价值，一句缺点也没有谈到。然而照罗塞里司自己的话，是在评论《一个青年乌克兰作家的处女作！》茹奇珂夫在评论卡林琴珂的中篇小说《堪察加的朋友们》（一九四九年第五号《十月》）时仅限于叙述小说的内容。文章中根本没有对艺术形式的分析。对这个问题仅仅谈到的三句话，是不能算作讲论小说的艺术价值的：“小说读起来很容易。作者用简单的，大众化的语言讲述了生活的真理。唯一的（重点是文章作者西蒙诺夫加的）值得责难的地方，——这就是在小说中所遇到的许多地方，用语缺少正确的翻译。”这不太客气吗，一个苏维埃作家需要这一类的自由主义吗？布拉伊妮娜对于古里亚的中篇小说《善良城》（一九四九年第七号《旗帜》）匠心独用地写了一整篇赞美的文章，里面批评家的全部任务都指向一件事——就是重述这本有趣的、然而根本还没有摆脱缺点的小说的内容。
这一类的评论本质上是一种伪装的对作品真正批评的逃避，逃避回答作者如何处理自己的任务问题。如果注意地分析一下这些论文的结构，再想一想文章的作者们是如何在了解形式与内容的问题，那末就很清楚，这类文章的结构是彻底形式化的（彻底的形式主义！）。文章的作者们对形式和内容的相互关系了解是不正确的，毫无道理地使两者互相脱节：开头只讲述到内容，对在这篇具体作品中这种内容所采用了的那种艺术形式根本不加以分析，然后在结束语中就只检查作品中的个别形式上的缺点，使它们脱离开事物的内容，脱离开所描写的现实生活，脱离开作者的思想立场。
许多批评家不明白，对一篇作品的批评不仅要从分析其艺术缺陷的观点出发，而且还要从分析其艺术成就的观点出发的必要性。这一类的批评家不指出艺术成就，不分析它们，这样也就是说不指出其好的，正确的方面，不指出作者在其未来作品中应当努力的方向，他们不过尽了对作品来说是毫无感情的旁观者的作用，一个苏维埃的批评家是不应当成为一个旁观者（从坏的意思上去了解这个词），而是应当成为在生活上和文学上为党的事业而斗争的战士！
文学理论的远离批评界是特别令人难以忍受的。
一个埋首于档案中，忽视现代的艺术作品的文学理论家，对于自己的学者任务了解得很狭隘，忘记掉斯大林同志号召我们的科学不能和生活隔离开，而是要面对人民的必需要求的话。譬如说，谁在妨碍我们的异常熟悉俄罗斯诗歌及其历史的古德济教授来写一本有关像依萨考甫斯基那样的伟大苏维埃诗人的著作呢，而恰恰是直到现在，对于这个诗人我们的批评界并未写过任何一篇认真的，适合于他在苏维埃诗歌中所占据地位的文章。
在许多场合，对作品缺少艺术的分析，不仅是和批评家对自己的任务了解不正确有关，不仅是和他的缺少应有的业务天才和职业技巧有关，也说明了许多无原则的，小宗派的，友谊的想法，在这种场合由于不愿批评这一篇或另外的一篇作品就故意放松了对艺术的分析。
这类批评就是在《戏剧》杂志上所发表的许多论文的特点。阿布拉莫夫的一篇题名为《未来的道路》——论苏洛夫的《绿色的街》的（一九四九年第一号），无限称赞的，然而却一字未涉及批评的文章，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文章。匝哈洛夫的一篇《新的感觉》——论苏洛夫的三个剧本（一九四九年第八号）的文章，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称赞性质，几几乎是完全宽恕了缺点和缺乏对艺术技巧的分析。
对于《自己的》作者们——首先是包括编辑和编委会的委员们——的无限制的称扬，最近几年来在《十月》杂志的批评和书评栏内所刊载的许多文章和论述都有这种特点。不久以前党报上曾经举出了刊登在《十月》杂志上的，这类批评的例子。现在不得不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是因为杂志的编辑部直到现在还没有利用报纸的指示对自己做出认真的结论。
《十月》杂志的编辑部，无论如何是不愿对批评表示反应的。在杂志的实际工作中，发生了对于我们的艺术和社会政治科学杂志来说简直是破格的事件：第十一号《十月》以文艺选集的形式出版了，是由三篇作品编成的：把杂志主编潘菲约洛夫的长篇小说《伟大的艺术》全部刊完，把另外的一个长篇续完和登一个剧本，批评和书评一栏在这一期内就完全没有。在后来的第十二号和第一号两期内，编辑部同样没有刊登编委会的直接说明，也没有刊登具有特殊明显的党的原则和深刻的艺术分析的文章来答复报纸的批评，只有刊登那些文章才可以证明编辑部已经根据对其错误的批评进行了实际的总结。
一九五○年第二号杂志内，编辑部刊登了一篇别里克的文章，其主要内容是企图对不久之前在《真理报》上批评了《十月》杂志的批评家塔拉仙科夫的全部文学工作给以毁灭性的粉碎的反驳。当然，塔拉仙科夫的文学活动是具有不少严重错误和谬见的，也应当和其他任何一个批评家一样受到批评。然而别里克在《十月》杂志上所发表的那篇批评其工作的文章中所具有的那种偏见，是令人望而生疑的，在这种场合就迫使怀疑到文章作者的诚实性。
在别里克的文章中不仅批评到塔拉仙科夫的若干真正错误，而显然是牵强附会地批评一些假想的错误。例如，从塔拉仙科夫的文章中引用了一些句子，其中确定地说苏维埃文学“在人类艺术的发展上是向前迈进一步……”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强调新的质的阶段，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把艺术提高到这个阶段，”别里克很显然在歪曲着，和他自己所引用的句子完全矛盾，由他亲手所加上的“仅仅”这个字眼帮助之下来曲解塔拉仙科夫的文章的意思。他写着：“因此我们认为塔拉仙科夫的，关于苏维埃文学在人类艺术的发展上仅仅向前迈进一步的意见是错误的。塔拉仙科夫论据的错误是由于说在苏维埃文学中（到底是在什么人的身上，或在什么作品中？——作者原注）否定了性质上属于新的东西——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或者，照批评家的意见，它只不过是逐渐向前发展，也就是还不过仅仅前进了一步。”
不难确信，这种虚伪的控诉是和别里克那篇大文中一个字也未触及到我们党报对《十月》杂志批评部所作的批评那种情况是有关联的。
所有列举的这一切和《十月》杂志的编委会还没有直接对着党报对该杂志批评部的若干缺点所做的批评加以表白这一点结合起来，就可以令人认为在别里克的文章中是具有一种伪装的，和作者进行清算的企图，因为这位作者发表了一篇批评《十月》杂志批评部实际上有许多不健康现象的文章。
不是全部我们的文学机关刊物的编辑部都了解，在自己所办的刊物上对主编和编委的自吹自擂和自我宣传是要降低这些刊物，而且和苏维埃人所具有的那种自我评价的谦逊态度是相矛盾的。
《苏维埃艺术》报也具有这种缺点，例如，仅仅在一九四九年第十六期这一期内，就玩弄了许多次花头，恭恭敬敬地在各种文章里都提到报纸编委苏洛夫的姓名：在社论里，在匝满斯基的《和英雄的会晤》一文里，在大事记里也提到两次。此外，在这一期报纸里还有两篇文章——马卡洛夫的《未来的呼吸》和纳兹万诺夫的《创造的快乐》——是谈论他们在苏洛夫的剧里所扮演的角色的。同时，在《苏维埃艺术》报上对桑德罗·山希阿士维里的获得一九四九年斯大林奖金的剧本，却没有地方发表讲述这些剧本的文章。
的确，在这儿还应当提醒一次：要加强谦逊态度。
不久前才开完的苏联作家协会的全体会议，在我们的文学社会生活中起了积极作用。全体会议显然地表示，只要如党所要求的，一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在我们文学的发展上就成为很巨大的动力，只要一忘掉这些原则，那末在文学的生长上就起反作用。
全体会议揭发了在苏联作家协会中的还没有消灭的友情关系，揭发了在《十月》杂志编辑部内的无原则的小宗派团体，揭发了戏剧委员会及莫斯科剧作家支会工作的混乱，它们没有执行在击溃了反爱国主义批评分子集团以后对它们所提出的任务。
在会议上举出的对卡塔耶夫的长篇小说《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例子中，揭发出《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方面缺少对文学作品的必需的要求。应当说，在卡悦林的长篇小说《公开的书》的第一部中是具有许多本质上的缺点，对于编辑部的没有把自己对作者的工作做完，表现了急性病，发表了未彻底成熟的作品一点来说，这是绝对的证据。会议指出，在《文学报》的编委会工作中缺乏自我批评，该报编辑部企图不谈自己的错误，在报纸的工作上缺少充分的原则路线。
全体会议指出，作家协会的领导机关——书记处和主席团——在最近几年粉饰了若干尖锐的问题，没有发展批评。
全体会议指出，我们的若干杂志和《文学报》只看做对世界主义分子的斗争不过是一个战役，并没有倾听党的要求，站在高度思想的立场上残酷地批评这种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
有一些同志们不正确地了解，认为全部世界主义只不过引起对反对苏维埃戏剧的若干进步作品的反爱国主义批评分子集团给与猛烈的抨击，把反爱国主义批评分子集团击溃，就可以算做对世界主义的斗争已经结束。
世界主义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军事统治意识形态，它是企图统一全世界民族，铲除它们的民族基础，迫使它们服从自己的意志的。自然，对这种敌视我们的意识形态的现象进行斗争，是一种严重的斗争，是一种在目前还要展开广泛战线进行的斗争。世界主义分子的突击，他们企图影响文学的阴谋——用伪装的方式，而有时也用完全公开的方式——直到现在还继续进行。由这种观点来看，特别应当毅然决然地批判柯瓦连科夫同志在会议上所做的错误演讲，这篇演讲对充满了很明显的世界主义谬见的格林的作品进行直接辩护。
全体会议指出，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进行了许多次毫无结果的讨论（《十月》杂志上的关于威谢洛甫斯基的不必要的和无原则的讨论，《文学报》上的关于马雅柯甫斯基的讨论），而且有时在这些讨论中间，把自己的若干篇幅刊登一些不必要的和有害的争论文章。同时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对出版的许多书籍却很少发表真正的，确具原则性的，不顾情面的分析，对文学上的许多必要问题也很少发表创造性的，具有党的热情的评论。如众周知，如果“没有创造性的讨论，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末也就不能有前进的运动。创造性的讨论和客观的，独立的批评——这已经成定理了——是创作发展的重要条件。哪儿没有批评和创造性的讨论，哪儿的发展源泉就枯竭掉，陈腐和停滞的温床也就会生根………”（日丹诺夫在联共（布）中央所召开的苏联音乐工作者大会上的演讲）。
作家协会及其书记处与主席团，若干杂志，《文学报》都面对着根据那种在全体会议上所发表的对它们工作的公正批评布尔什维克式地进行原则性总结的必要性。
作家协会，若干杂志和《文学报》是应当根据党在其若干历史文件中和党报的若干论文中给与我们文学的发展批评的清楚纲领来自我批判地对其工作加以评价的。
然而责备自己工作的缺点还不够，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不够。摆在作家协会及其领导机构与作家协会一切机关刊物面前的，最主要的，——这就是根据党的指示，制订团结一切文学力量的广泛纲领，根据党的原则性，以与各种小宗派主义的形式和互相宽容的体系进行残酷斗争为基础，制订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广泛纲领。作家协会书记处及其主席团应当以广泛的共同讨论为基础来建立领导作家的整个工作。
苏维埃文学——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正在向前发展和巩固着。在战争的和战后的若干年月，包括一九四九年在内，它产生了许多在提出和解决若干巨大国家问题上具有特别深刻的党性的艺术作品。
依靠这些作品，在适应着党的号召，文学批评是应当展开我们文学的未来工作的积极纲领的。文学批评应当顽强地要求苏联作家们遵守布尔什维克党性和提高艺术技巧的原则。对于一本书的分析，在思想内容方面，同时也在艺术技巧方面提出同样的要求，这是可以办到的。
文学批评一定要经常注意到斯大林同志所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指示。斯大林同志这些话强调指出苏维埃文学的积极作用，强调指出苏维埃文学批评在培养苏维埃社会新人物——共产主义建设者——上的积极作用。 （完）
附记：
本文因翻译匆忙，前半登出后发现若干地方有不妥或错误之处，特改正如下：
一、第一栏短行第十八行“幸福是很巨大的”，应译为“是幸福的和伟大的”。
二、第一栏短行第五十五行“都要求艺术家们忠实于党性的原则……”起，应译为：“当要求艺术家们忠实于党性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时，是永远而且无例外地要把完成艺术技巧、完成艺术形式的任务提到他们面前。”
三、第三栏短行倒数第十七行“剧本”二字下面遗漏“贝开托夫的经历”。
四、第五栏第十六行“很公正地指出，在小说里存在着对现实生活的轻视……”起，应译为：“很公正地指出，凡是书内存在有对现实生活蔑视的地方，凡是现实生活被了解得不正确的地方，作者就用寻觅人造情节和廉价趣味的方法来代替生活的描写。”
五、第五栏倒数第二行至第六栏第六行“党要求作家，为了使之能深入生活及其运动的本质……”一段，应译为：“党要求作家，当他深入生活及其运动的本质，选取苏维埃人的优良感情与品质，鞭笞落后的和过时的东西时，他要能表现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是能和今天一样，有计划地和自觉地以其劳动来创造我们未来的生活的。”
六、第六栏倒数第五行“落后人物”应译为“其余人物”。
七、第九栏第六行“伏尔加河沿岸”应译为“波伏尔希耶”。
八、第九栏倒数第二十行“因此对于‘这于我们没有用处’的结论也不是什么新的结论……”起一段，应译为：“……也就是从这儿得出并不是什么新的结论，‘这一切对我们没有用处’。已经弄清楚这个为任何苏维埃人皆知的道理之后，珂拉布廖夫又从莫斯科汽车工厂订购很多材料，一面研究它们，一面惊呼：‘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第5版()
专栏：
认真改进翻译工作
编者按：本刊第四十一期刊载了三篇指摘苏联小说译文错误的文章后，收到潮锋出版社的一封来信。该社对它所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本的批评，表示接受，并决定重译这部小说。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很好的。现在把该社来信发表于下。另外，我们又收到一见先生的一封信，他指出凌茵批评王仲桓译《萨根的春天》一文内，凌茵的改译亦有错误和意义不明处。经将原信转凌茵同志阅后，他认为这个指出是必要的，正确的。兹将凌茵同志的来信也发表于下：
潮锋出版社来函编辑同志：
三月二十六日贵报第四十一期人民文艺栏内朱子平先生批评本社出版的冯驺先生所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全部新译本译文的错误一文我们已经读到。我们认为不但应该虚心接受，而且应该郑重道谢。
回忆该书的第一个译本，远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系段洛夫、陈非璜二先生由日文本重译的。当时读者和本社都感到该书的译文不完善，惟并不失却原意，在那时又没有人做这个工作，而当时这书的需要，又很迫切。在这种情况下，本社便贸然的把它出版了。但在本社出版工作的立场上来说，对于出版革命文艺的重要书籍，而把不完善的译本，长期的因循不改，这是有背本社出版工作一贯的严肃立场的。因此，在一九四八年重新鼓起我们的勇气，请冯驺先生重译为全部新译本，把不完善的旧译本全部销毁了，（就是在版权上，我们也明文刊注着。）以表示我们对读者的负责态度。
冯驺先生是根据英文本译出的，校对工作员是根据中文原稿校对的，未经从原文校对过，这是一般出版业出书的普通过程。至于我们对译文认识的不够，这是对读者直接和间接都应该负责的，绝对不愿诿避我们在出版工作上的责任，不过希望读者原谅我们还年青，我们还在学习，在工作上求进步。
兹经敝社自我检讨后，愿诚意接受舆论意见，并决定以行动表明敝社之工作态度。即日起，敝社将该种译本停止重版，并请禾金及孙肇坤两先生重行根据最新（一九四八年）俄文原本，彻底新译，借以完成介绍世界文艺名著之严肃任务。专此奉闻，并望时赐指教，以匡不逮。此请撰安
潮锋出版社谨启
一九五○、四、二。
凌茵同志来函《人民文艺》编辑同志：
承转下天津一见先生对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文艺第四十一期上我批评王仲桓译的《萨根的春天》一文的意见，已仔细读过。一见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一方面赞成对王译本作批评，同时指出我在批评中又犯了错误。既鼓励又教育了我。
一见先生所指出来的我的错误，是在我那篇文章里指摘王译本错误的第二条。王译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末，萨根方才在国家的公文书中，列入为农村居地”。我把它改译成：“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萨根才被计入官方的农村居地表内”。但是正确的译文应该是：“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萨庚都计算在官方的农村居地表内”，意思是以后才不计入，所以我的译文和王译一样，完全跟原意相违反了。因为当时的注意力完全被“公文书”这个突出的错误所吸引，反而忽略了“方才”这个主要错误，而照抄下来，以致自己也犯了错误，这种疏忽是值得自己永远警惕的。
此外他又指出我的改译有一处意思欠明确，也是对的，我想应改译为：“那狡猾的山经常隐藏着一些崩落的雪块，以备不时之需”。我应该加强学习中文的表现力。
我感谢他的好意，并且衷心接受他的指正，愿在以后的工作中提高切实仔细的负责精神。请编辑同志将这封信发表，以便对读者改正我的错误。
此致敬礼！
凌茵
四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