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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工作
广播台如何加强与听众的联系？
梅益
如何加强与联众的联系？这是广播工作者由农村进入城市后，在工作中最先遇到的同时又是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广播台就可以办得好。
广播台要加强它与听众的联系，必须具备三项条件。第一是广播台本身的技术设备。现在大多数人民台（主要是市台）的设备，都可以保证它和广大人民的联系。第二是群众的收听设备。目前基本群众有收听设备的很少。这问题在短期内很难解决。但我们正采取协助工厂、机关、学校、团体和公共场所购置、改善或充实收听设备，成立收听小组，组织集体收听等办法，初步解决群众收听问题。只要广播台的工作做得好，群众觉得广播非听不可，那么他们自己是会设法解决他们的困难的。第三是广播台的编播工作与组织工作。这个问题，现在已成为各广播台能否加强它与听众联系和能否把工作做好的关键所在。
全国现有的四十九座广播台中，有三十二座是在去年建立起来的。去年进入中国各大城市的广播工作者，几乎都是空手的。他们没有任何业务的准备，对城市广播台的编播工作和组织工作，毫无经验。因此他们在联系听众的工作上，也就走了一些弯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的发展，有着大体相同的规律：开始时候，多数是以办报的方法来办广播台。结果是内容枯燥，稿件缺乏，工作不开展，上级不重视，干部不安心，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又因为不懂怎样去组织群众，听众的圈子也不大。但是各人民台，由于它从最初一天起，就以其广播为广大人民服务，因此它就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并大大有利于它和听众的联系。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之后，各人民台的工作方法终于有了改变。编辑与记者走出了编辑室，和群众的联系比较广泛了，广播小组组织起来了，稿件有了来源，相当数量的工人、学生走进了播音室。广播工作者也就获得了信心，推进了工作。和前一个阶段的工作比起来，这显然是进了一大步。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上海人民台半年来组织了一千一百十个通讯员，有一万五千人到广播台广播。天津人民台组织了二千人的四百七十个广播小组，去年一年就有一万七千三百十四人到电台广播。北京人民台现在一共有五十二个广播小组，通讯员四百二十八人，本年头三个月到电台广播的一共二千二百二十四人。沈阳人民台去年一年曾组织职工、青年、部队等讲演、座谈会等四百七十八次，组织文娱节目七百七十次，向广播台送稿的通讯员二百三十三人。全国现在有二十九个人民台办了职工时间，有二十七台办了青年时间，有二十五个台设立了听众服务的节目。
但是，各人民台与听众的联系，现在正在经历进一步的考验。各人民台联系群众的工作，已暴露了一些缺点：一方面，是广播台本身还有一些节目，仍然不能符合或是不能满足听众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广播台的组织工作，或者因为在组织集体收听时带强制性，或者把组织听众与组织广播混在一起，或者在组织广播小组的时候，利用了听众喜欢到广播台广播的心理，追求数量，忽视指导工作，要求的多给予的少；以及别的一些缺点，结果若干人民台的一些广播小组，现在已失去了作用，一部分则变成为群众的负担，过去喜欢参加广播的人，现在有一部分也不热心了。事实已证明了各人民广播电台与听众的联系，还是不巩固的和不密切的。
为着改进广播工作，加强广播台与群众的联系，我们必须在编播业务和组织工作两方面，采取各种必要的办法。下面四项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我们与群众的联系主要应该是政治的联系。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播送寻人、找职业这一类次要的、纯技术性的社会服务稿件。广播工作者要时时刻刻关心群众的利益，懂得他们的要求，使我们的节目更能接近和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广播工作者要反对政治空谈，但是在工作中，只要有可能，就要主动地引导群众的兴趣到公共生活方面来。要让广大人民中的积极分子，利用广播台作为讲坛，为我们共同的事业，积极发表意见，传布经验，号召进步，反对落后。要让我们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有威信的社会人物，利用广播台述说他们的胜利，报告他们的经验，发表他们对各项重要问题的热情演说，并号召全体人民献身国家的建设事业。广播工作者应该以具体的事例，生动的语言，以启发阶级觉悟，培养爱国热情，提高敌忾心理，使广大人民沿着毛主席指示的道路前进。广播台，特别是市台，还应该成为进行政治鼓励，推进城市建设和交流生产经验的场所。只有这样，广播台才能吸引广大人民的注意，并成为城市生活中非常活跃的一个部分。过去那种单纯为凑满时间，无选择地邀请广播小组到广播台作一般的广播，或甚至只参加文娱节目的演出，这些做法，在表面上好像联系了群众，而实际上却阻碍了广播台去进一步地建立与群众的联系。因为这些节目的内容大都很空洞，一般不为听众所欢迎，也没有积极的意义。
广播台应有自己的采访部，进行自己的采访工作。它的采访活动，应该紧紧围绕着上面所说这个中心，帮助广播台得到许多线索，并组织必要的广播。广播台的记者不应当只进行新闻的采访，更不应当花费许多人力去报导一些零碎的，技术性的和与广大人民生活无甚关系的问题。
要珍视听众的来信，要用严肃的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处理它。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报纸有较多的和较成熟的经验，应该向报纸学习。如果听众来信是经常多的，可以专门为播送重要的信件，设立一个节目，并把广播台的复信一同播出去。
上面说的，是加强与听众的联系的主要方法之一。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广播台还要根据它本身的干部情况与工作条件，作有计划有步骤的布置。处理比较复杂的问题（尤其是有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决不应操之过急。如人力有困难，广播台甚至暂时可以把这一类问题转给当地的报纸去处理，而集中力量去加强一般性的政治联系的工作。
第二、必须办好节目，特别是与主要听众有关的节目。广播台是以节目来团结听众的。应该根据听众的需要来组织节目。最受听众欢迎的节目，也正是能够使广播台与广大听众发生最密切关系的节目。每一个节目都应该有确定的听众。没有一种节目能得到一切听众的爱好，甚至就是新闻节目，也不可能有这种吸引力。广播台的主要对象，应该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但是又要适当照顾到现在拥有大量收音机的中上层听众。在决定和安排节目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使各方面都有他们爱听的节目，使各种听众都能在他合适的时间，听到他们所爱听的节目。节目一经排定，就要进行广泛的宣传，以争取大量的听众。节目非不得已，不要变动，免得听众费力去寻找。但是广播台可以保留一小部分时间，以便机动使用，来安排一些临时节目。节目宁缺勿滥，不要因为有了某些比较现成的稿件，或是为了填满时间，而安排了不必要的节目，浪费了经费和听众的时间。鞍山是我们的钢铁中心，但是鞍山广播台唯一的一个讲座，却是植物讲座。可以相信，这决不会符合矿工普遍的需要。为了要办好节目，广播工作者必须经常从报纸与文件中，从会议和报告中，以及从其他各种可能得到的材料中，去寻觅种种线索，以深入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其中存在着的问题。有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我们就有充分的把握，来安排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每个节目，就有可能与群众的具体情况相适应，与他们的要求相符合；也有可能使我们的节目，办得生动活泼，言之有物，叫人听了觉得亲切；也有可能使广播具有一种魅力，使人一听，就听下去，听后就想再听，有一天不听，就恍然若有所失。
第三、每个节目的组织工作，要尽可能地与各个有关部门，配合进行。必须通过行政，推动工作。在目前收听工具还不普遍的情况下，广播台不通过各企业、机关、团体、学校的行政当局，争取他们的协助，就很难动员许多的人来收听，因而大大减低了广播的作用。北京市台的广播学习讲座得到教育部的全力支持和各学校当局的配合，收效很大，就是一例。
第四、要广泛地去组织听众，特别是要在有组织的群众中组织收听小组。要采取各种可能的方法，去实现新闻总署所公布的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广播台有了收音员和收听小组，就有了确实的群众基础，就可以经常得到听众的反映，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改进自己的工作。应该把在群众中组织收听和组织广播的工作分开。一个小组兼负组织收听与组织广播两种任务，这种作法，对扩大组织听众是不利的。组织收听的工作，应较比组织广播的工作更重要。应该争取听众中的积极分子，作为收音员，并且加强他们与广播台的联系，使之成为广播台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收音员和收听小组的任务，是按照它所属单位或小组本身的需要，动员群众收听广播台的一定节目（政府机关、部队、学校和群众团体专设的收音员，还要记录各种重要新闻），并把他们的意见反映给广播台。收听小组应该按生产、工作单位或是生活单位组织。所谓生活单位，是指生活在一起的有共同的职业的人们，而不是指区街的组织。后一种组织形式，在天津已证明为不合宜的。收听小组的人数不应太多，一般以三四人至二三十人为合适。广播台应该首先集中力量，在主要对象中间，开展收听小组的组织，并经常与它们取得联系。必须经常地或是定期地举行收音员（或称收听小组干事）的座谈会或汇报会，倾听他们的反映和意见。广播台在播送重要节目之前，除了大力作公开的宣传而外，还要把重要节目的时间和内容，及时通知他们。广播台应该把收听干事看作为它与听众的桥梁，而尽量给予各种帮助，包括政治上的教育和技术的指导（例如收音机扩音器的使用以至修理），以便收音员能自觉和胜任愉快地担负组织收听的工作。要经常检查收音员的工作，特别要注意他们是否利用行政或其他的便利，使收听带强迫性。许多经验证明了，带强迫性的组织工作，只有使听众离开收听小组，并且增加了今后工作的困难。经常检查他们的收听设备，帮助他们改进收听工具，也应列为广播台的日常工作之一。
上述四项，前两项是属于编播工作的，后两项是属于组织工作的。为着更密切地去联系群众，广播台还应该使它的内容浅显通俗，简单明了；各种重大问题，政府指令，以及重要新闻，广播台应作通俗的解释和说明；应该以当地的语言播音；应该广泛采用录音、实况录音的形式，和为当地群众所喜爱的文艺形式。在娱乐节目方面，要经常邀请或转播重要文艺团体与著名艺人的演奏。
以广播为广大人民服务，并不断加强它与听众的联系，是人民广播事业所独有的特点。我们人民广播工作者，应该把我们的事业与群众联系的程度，作为衡量我们的工作的尺度。只有密切地联系了群众，人民广播事业才有坚固的基础，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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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
葛烈勃涅夫
我们党中央非常注意改进报纸工作，提高其政治思想水平。这是从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在目前条件下所面临的一些伟大历史任务出发的。
苏维埃人民正在实现国民经济的重建与发展的伟大的战后斯大林计划。国内到处展开了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知识分子争取四年完成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的竞赛。我们的报刊——社会主义建设的强有力的武器——在人民的竞赛组织中，在动员群众为更进一步加强我们伟大祖国的威力中有着绝大的作用。
党展开了广大的思想工作。人民政治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劳动群众共产主义的觉悟性的巩固，人类意识中资本主义残余的克服，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和民族自尊的教育，这些都是苏维埃社会的生活必需品。布尔塞维克报刊是掌握在党手中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劳动群众政治教育的光辉的工具，有着加强对群众教育的影响，促进党组织的一切思想工作的巩固与发展。
现在在党组织与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党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在解决这些任务上，报刊也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所有这些都要求严肃的巩固我们的报纸，提高其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其在国内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
报纸的改进，它的题材的扩大，内容的深刻，首先将依赖编辑部怎样广泛地在报纸上吸收作者积极分子来合作。从党员积极分子、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知识分子中吸收普遍的通讯员小组，与群众、与读者们的密切联系，是所有我们的报纸质量的生动与提高的关键。
一
布尔塞维克报刊，作为新型的报刊，它的特性，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报纸的群众性。
列宁和斯大林教导我们，布尔塞维克党的力量——就在于和人民的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并了解他们的需要，不仅是教育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
斯大林同志指示说：“布尔塞维克的强有力就在于保持与自己的母亲也就是产生、抚养并教育了布尔塞维克的群众的联系。当他们与自己的母亲，与人民，保持联系时，他们就有一切的机会，成为不可战胜的。”（斯大林《论党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斯基派及其他两面分子的方法》）
与人民的密切的经常的联系，善于每天每天地和群众谈话并反应群众的要求，这就是布尔塞维克报刊的力量之所在。
群众性也是我们的报纸和资产阶级报纸的基本上的、原则上的区别。资产阶级报纸的使命——保护、装饰资本主义并使之适合于资本主义制度。报纸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利益服务的。列宁写道，资产阶级报纸是富人的通报消息的工具和欺骗与愚弄劳动人民的工具，奴役人民的工具。近来资产阶级出版机关的行为是再没有比列宁这个定义解说得更好的了。资本主义的报纸现在正服务于最放肆的、最残暴的帝国主义反动派。谎言、诽谤、阿谀成为报纸垄断与服务于他们的新闻记者们的日常的事情。
在我国有着出版的真正的自由。苏维埃报刊是服务于列宁斯大林党的和全苏维埃人民的伟大事业——共产主义事业的。它给劳动群众培养苏维埃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心的高尚的感情，鼓励他们去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更进一步的增长与繁荣而斗争。不是名位也不是贪婪而是无限的忠实于自己的人民、高尚的布尔塞维克的党性、思想——这就是推动苏维埃新闻记者干部的力量并且是他们的领导的基础。
我们报刊的群众性的原则包括如下基本的几点。
第一，布尔塞维克报刊按其性质，按其政治目的来说，真正是群众的、人民的报刊。报刊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鲜明的表现。
第二，我们的报刊是党与群众之间联系的最坚韧的工具，布尔塞维克领导群众的最重要的手段。
第三，我们的报纸的群众性也在于报纸是在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参加报纸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二
和群众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是布尔塞维克领导的基础。党组织当前的一切工作，宣传、鼓励和组织工作，其目的都在于巩固和扩大这个联系。党直接按照不同的路线并在各种传动带的帮助之下来取得与群众的联系。
在我们党与群众的联系中，报刊起过并且正在起着重大的作用。在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期中，为了组织工人，为了在人民中进行鼓励与宣传，为了在群众中争取自己的影响，布尔塞维克广泛地运用了报纸。
斯大林同志于一九○一年《斗争报》创刊号社论中写道：“报纸的最重要的责任——是尽可能接近工人群众，尽可能经常影响他们，作为他们的自觉的和领导的中心。”（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八页）
就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期中，为了加深与巩固党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报纸的意义也是同样伟大的。斯大林同志教导说，报刊，就其力量而言，等于任何群众性的传达工具，报刊在党与工人阶级之间建立了无形的联系。“报刊——这是最有力的武器，在它的帮助之下，党每日每时地、用自己的、党所需要的语言，来同工人阶级谈话，在党与阶级之间扩展精神联系的别的工具，别的类似的灵活的机关，天地之间还没有。”（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第二百○四页）
斯大林同志论到布尔塞维克正确领导的三个条件是：
第一，必须找出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正确的解决，但是不考虑群众的经验，不统一两个经验：领导者的经验与人民的经验，就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在实现这一正确领导的重要条件中，报刊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我们的报纸登载许多论文、通讯，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共产党党员、党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的来信，信中交换并综合多数人的实际工作经验，这些经验在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建设中有着巨大的意义。
正确领导的第二个重要条件就是善于组织执行所通过的决议。然而没有群众的直接帮助就不可能做到。报刊帮助党宣传决议的思想与意义达到劳动群众的广大阶层的觉悟，动员他们胜利的去实践党的这些决议。显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报纸就应该被一些优越的类似指令、指示的材料所充塞。报纸影响群众，以它的各种文学体裁和工作方式来教育并组织群众。它应当简单地和明白地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行谈话，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提高他们去完成党所提出的任务。
最后，布尔塞维克正确领导的第三个条件就是工作执行的检查。然而工作执行的检查没有群众的直接帮助是不可能组织成的。在这方面除了其他的手段以外，党把报纸当作社会监督的和展开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在以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在以共产主义的最高的与高尚的原则教育劳动人民的基础上，党建立了与群众之间的联系。
党依靠这些办法，这些精神联系，通过报刊实现与群众之间的联系。
群众性——是布尔塞维克报刊的一切活动的基础。没有与群众之间、与读者之间、与党组织之间的广泛的和经常的联系，没有有生命力的渊博的知识，就不能够真正办好报纸。因此每日的积极的群众工作就是布尔塞维克的办报的方法。
事实上，难道没有与群众之间、与党组织之间的经常的联系，记者的文字工作可以想像吗？显然是不可想像的。列宁教导我们，布尔塞维克报刊工作者应该做政论家所经常做的事——写近代的历史。因此报刊工作者应该这样去写历史，使得他们所写的日常生活给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带来应有的帮助；应该这样写历史，使得他们所写的能帮助运动的直接参加者自觉地选择斗争的手段、技巧与方法，用最小的力量收获最大的和最巩固的结果。
只有在报纸工作者很好地了解了生活，经常与人民保持巩固的联系的条件之下，他们才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任务。为了积极地帮助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就必须细心地研究他们的英勇劳动，在我们生活中发现一切新的、进步的事物，在工人中、农民中、知识分子中宣传社会主义生产中革新者所发现的劳动活动中的最好的技术与方法。要求于布尔塞维克记者的是生活的严肃的知识，他应该经常处在党所生活着的、人民群众所生活着的这些事件的中心。布尔塞维克报纸工作者比任何人都更要面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细心地研究群众的创造经验，党组织的多方面的活动。
报纸工作者不只为自己的文字工作需要这些联系，他们首先要经常地尽可能更多地从工人中、集体农庄庄员中、知识分子中吸收通讯员来和报纸合作。
布尔塞维克报刊永远建立在劳动人民自己广泛参加报刊工作的基础上。我党伟大的创始者和领袖列宁和斯大林，后来又是布尔塞维克报纸的第一个编辑，给我们以怎样办好群众的政治报刊的光辉的范例。为列宁和斯大林所领导的报刊永远以从工人中、党的工作人员中、普通党员中积极吸收报纸通讯员为最独特的一点。这一类报纸有《火星报》和《斗争报》，《前进报》和《无产者报》，《无产阶级斗争报》和《时代报》，《明星报》和《真理报》。
前世纪末一八九九年列宁指出：“……在我们的工人中传布给社会主义报纸写业余的通讯的最好的习惯。……”（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二百七十一页，第四版）
后来，在《做什么》一书中乌拉基米尔·依里奇指出，甚至在最落后的工人中都发展了真正的“发表”欲——一种高尚的欲望。（列宁全集第五卷第三百六十九页，第四版）
果然不错，工人参加布尔塞维克报刊工作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增多了。在《真理报》出版第二年全年（一九一三——一九一四）二百七十份报纸中，刊登了一万一千多篇工人通讯，亦即每一份报纸上平均有四十多篇通讯，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三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更大规模地参加了我们的报刊。在广大的苏维埃国家的各个角落里都展开了工农通讯员运动。给报纸寄业余的通讯在我们的人民中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习惯了。高尚的发表欲在劳动群众中更加巩固起来了。
在这些年代里，工农通讯员运动在苏维埃报刊的发展与巩固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了绝大的作用。斯大林称工人和农村通讯员为工农报纸的建设者。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是社会主义的积极建设者。在工厂中、作坊中、建设中，他们是生产的先进者，在农村中是为集体农庄而奋斗的不倦的战士。在写给报纸的信件中，工农通讯员大胆地揭穿了阶级敌人的阴谋，公开地批评了缺点。党永远热心地倾听着工人与农村通讯员，这些无产阶级社会舆论领导者的呼声。
现在，在为实现更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与伟大的斯大林的重建纲领而斗争的时候，在我们的报纸工作中，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工农通讯员运动像以前一样地起着巨大的作用。
和我们国内经济与文化增长的同时，工农通讯员运动也生长了，扩大了。现在的工农通讯员运动与苏维埃最初几年的工农通讯员运动有着本质的不同。事实上在这个时期中，我国人民的文化水平也大大提高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正在日趋消灭中。现在，在工厂和企业、集体农庄、苏维埃农场和拖拉机站，有不少的人是受过七年制中学、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国内增加了几百万的苏维埃知识分子的胜利军。
国内所发生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文化革命，把我们报刊的积极分子的面貌也改变了。谁是我们现在的工人和农村通讯员呢？是工业和农业经济的斯达哈诺夫运动者，技术上成熟的、掌握了对新鲜事物的敏锐感觉的人、生产革新者。现在的工人与农村通讯员——是有着广阔的文化与政治视野的人们，党和非党的布尔塞维克；社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引导者，大胆地出来反对坏的和不够格的事物，反对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的残余；这是我们社会中的先进的以共产主义态度对待劳动的模范人物。现在的工人和农村通讯员就是这样的。
可惜某些报纸工作人员还不了解在工农通讯员运动中所发生的变化。从文化革命的事实中，个别同志恰恰做出了相反的结论来。他们差不多是这样想的：由于苏维埃人民的文化水平的增长，于是读者对报纸的要求也高了，因此首先要明确走向文艺家和职业记者的方向。现在只有他们应该用自己的材料在报纸上占绝大地位，只有他们应该去满足提高了的读者的要求。
做出这样不正确的、根本错误的结论以后，这些报纸工作者开始说什么工农通讯员运动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在个别的编辑部里还发现轻松生活的爱好者，他们断定现在用不着搞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作者积极分子的工作了，用不着再关心报纸上信件和通讯的来源了。
还用得着证明类似这些想法的无聊和错误吗？只有不了解布尔塞维克报刊本性的人们才能够得出这种不合理的结论来。
恰恰相反，我国人民的文化的提高在报纸的面前打开了在工人中、在集体农庄庄员中和在知识分子中广泛吸收作者积极分子、丰富报纸内容、开展报纸主动性的巨大的可能性。只有那种善于吸收大量作者来参加自己的报纸工作的编辑部才能充分地满足提高了的读者的要求。
工农通讯员运动存在着并发展着。我们在给报纸编辑部的劳动者来信的洪流中，可以看出这个触目的运动。我们从许多报纸上每天刊登的斯达哈诺夫运动者的内容丰富的论文和通讯中，可以看到这个运动。在卫国战争的年代中，我们看到战士通讯员的战斗活动，现在又看到他们的完美的工作。最后我们在工厂和企业的、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场的几万种墙报中，我们也看到工农通讯员运动。
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严肃地纠正报纸编辑部的错误，给他们指出广泛吸收作者积极分子的必要性。在一九四五年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关于各共和国、各边疆与各省级报纸质量的改进和内容的扩大的决议》中，指出“报纸编辑部削弱了对作者积极分子与自己读者联系的工作。在报上很少登载领导的党的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经济专家、工程师、农业技师、工业和农业经济中的先进工作者、科学文化艺术工作者的论文。某些报纸被潦草的、毫无意义的、以干燥无味的事务主义的指示体裁所写成的一些论文和通讯所充塞了。”（《党的建设》一九四五年第十三—十四期）
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指示当时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共（布）党各边疆委员会与各省委会有义务采取措施严肃的改进各共和国、各边疆与各省的报纸，在实际中使报纸成为群众的政治教育和动员劳动群众为更进一步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而斗争的战斗的机关，以一切方法利用报纸为党领导群众的最重要的手段。
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改进省级报纸《铁锤报》，《伏尔加公社报》及《库尔斯克真理报》的决议中，给了如下的指示：
“研究从工人中、农民中与知识分子中广泛吸收通讯员来参加报纸工作，是改进报纸和巩固与群众的联系的最重要的条件，建议各报编辑部和作者积极分子组织日常工作，实行召开非编辑部作者积极分子会议，讨论编辑部的工作计划，并召开由编辑提出关于报纸工作报告的读者会议。”（《文化与生活》一九四六年第四期）
那里的编辑部和党委会从中央委员会的这些指示中做出了必要的结论，那里的报纸就达到了一定的改进。
最近以来许多人在谈及并写了关于《库尔斯克真理报》的工作经验，但是在这一经验中什么是最值得注意的呢？库尔斯克省委会与编辑部用什么办法达到了自己报纸的改进呢？他们主要的抓紧了非编辑部的作者。请看看这个报纸吧。你们可以看到那上面更多的农业经济方面的先进分子的，集体农庄突击小组、三人工作小组的领导者的，党、苏维埃及经济工作者的有意义的材料。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材料充实了报纸的内容，在报纸上提出了农业的、党与苏维埃建设工作的重要的生气勃勃的问题。为了在报纸上吸收工人和农村通讯员与党积极分子参加工作，编辑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群众工作方式：与作者进行个别谈话，在编辑部举行报纸积极分子会议，组织农村通讯站等等。
《列宁格勒真理报》对作者积极分子工作做得很好。编辑部党的生活组与党工作人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大量地刊登他们的论文与通讯。经济组于一九四八年初刊登了几十篇关于列宁格勒市工业工作问题的材料。工业部门工作人员的论文，总是把企业工作中重要的、迫切的问题提出来并引起热烈的社会反应。例如，工程师谢米诺夫在报上提出关于生产自动化和电气机械化的问题。他的论文便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并唤起了很大的兴趣。编辑部得到不少对谢米诺夫的提议的反应——来信和论文。
《列宁格勒真理报》关于在企业中建立“通讯站”、团结了成百的工人通讯员积极分子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现在在五十个工厂里已经有了这种《通讯站》。编辑部和他们每天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通讯站》组织成以后，编辑部马上就增加了各种现地报道的来源。报纸得到了开辟新的专栏“晚间在列宁格勒城各企业中”的可能性。
在建立“通讯站”时，应该特别注意无论如何不要束缚其他工人投稿的主动性。相反地，编辑部应该依靠这些“通讯站”，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扩大并加深自己和广大读者群众的联系，吸收新的和更新的作者来和报纸合作。
沙拉托夫《共产党员报》显著地改善了对工人通讯员，对积极分子的工作。在一九四七年，该报发表的论文和通讯，计：集体农庄主席——一百二十四篇，突击小组长、三人小组长和牲畜饲养所主任——一○七篇，拖拉机驾驶员和联合机驾驶员——九○篇，农业技师和动物饲养家——八十三篇，拖拉机站长与苏维埃农场主席——一七○篇，工人斯达哈诺夫运动者——一六二篇，企业主任和工程师——一百七十二篇，党和共青团工作人员——三百十三篇，教员和医生——六十二篇。编辑部在一年中收到一万二千余篇论文、通讯和来信。
《铁锤报》（顿河罗斯托夫），《苏维埃西伯利亚报》（新西伯利亚），《伏尔加公社报》（古比雪夫）等报编辑部已经开始对作者积极分子与工农通讯员进行巨大的工作。
然而在许多编辑部中，在这方面还没有发生变化。此外还经常发现根本忽视对非编辑部积极分子工作的。例如，《布利安斯克工人报》就是这样。一九四八年三月中所进行的检查曾指出，该报编辑部对工农通讯员的联系是非常不好的。在许多部门里，对待非编辑部通讯作者们抱着轻视的态度。
在编辑部里曾经形式地有过一项规定，根据这个规定，必须在四天之内确定寄来的每一篇通讯的命运。然而有许多材料在各部门一搁就是几个星期。在检查时，在报道组发现了二十四篇短篇通讯，放在那里已经一个多月了。在农业经济组类似的材料有一百一十六份。在其他各组还有关于违犯农业经济组合章程，关于浪费社会主义财富的尖锐的警告，农业先进者论述本身经验的论文。
不但不愿意对作者积极分子、工农通讯员进行工作，连这些人的来信都不愿意理会，《布利安斯克工人报》编辑部工作人员以一切官僚主义态度的回答来折磨作者。下面就是几个这样的例子。
儒可夫斯基区图书馆主任给该报写了一篇文章说到，该馆为数不多的全体同人怎样克服了困难，正在进行着巨大的和有益的工作。这篇文章没有问世，而作者收到了一封如下内容的回答：“本报编辑部将不刊登您的关于区图书馆工作的通讯：本报不能为一个至今还没有完备的馆址的图书馆作宣传。”
编辑部回答另一个报道区教员会议开幕的通讯员说：“您的关于教员会议的报道没有发表出来，因为其中很遗憾地没有一点值得其他教员借镜的地方，没有一点经验。”
该报工业组组长给报道关于橡胶厂最好的旋盘工人的一篇通讯的回答是：“旋盘工——对于布利安斯克橡胶厂不是一个有特性的职业。因此您的关于旋盘修理的描写未能在本报刊出。”
“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集体农庄的农村通讯员给该报写了一篇关于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的先进三人小组的短讯。该报农业组组长不愿意刊登农村通讯员的短讯，就给他写了如下的回答：“您所寄来的材料，整个说来是很难读的，——姓名完全弄不明白。用电话来校对又不可能。因此文章就没有登出。请尽可能写清楚，并希望以后不要在稿纸上两面书写。”
在检查时发现农村通讯员的通讯是很容易读的，所有的姓名写得也清清楚楚。
这样，《布利安斯克工人报》编辑部就把工农通讯员参加报纸工作一事一笔勾消了。
有时在某些报纸上作者们很难打开一条门路，《红色鞑靼报》的工作作风中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喀桑科学图书馆馆长几次给报纸写论文和通讯；有时是由于个人的主动性，有时是由于编辑同人的要求而写的。然而他的文章没有一篇问世过，虽然这些文章对读者来说，是绝对有意义的。奥索阿维阿希玛苏维埃工作人员寄来的许多有意义的材料，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奥索阿维阿希玛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几篇归了档的通讯的标题：《射击竞赛》，《冬季打猎在高潮中》，《江湖垂钓记》，《在火线上的青年射击手》。
必须以彻底的方式结束某些地方拒绝作者参加报纸工作的非党作风。必须无情地铲除报纸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的颠倒是非和形式主义。问题就在于以一切的力量发挥工人通讯员与农村通讯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报纸周围创造广泛的通讯员积极分子。（下期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