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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要他粮食堆成山
窗外头鸡叫三更天，
我梦见粮食堆成山；
槽头上驴叫四更天，
我急忙起来把衣穿。
大小子才娶了新媳妇，
闩着屋门睡得甜；
二小子今年才十四，
喊上几遍听不见。
全家大小都喊起，
收拾好犁耙套老犍。
出村来风吹精神爽，
到地里黑土软绵绵。
多少人早已下了地，
一个比一个干得欢。
清早做到东南晌，
上午做到太阳偏西南。
你看那犁铧、耧脚、锄面、铁锨，
一晃一晃像打闪；
你听那“得得”“??”“唷唷”“咧咧”，
东地西地到处喊。
身上的汗浸湿了袄，
脸上的汗滴脚前。
做到太阳落下去，
做到星星出满天。
老婆喊我回家吃晚饭，
我说，“乘着好月亮，
这块地今夜收拾完。”
老婆说我年轻了三十岁，
我说，“今天不干等那天？”
这地是咱们的地，
这天是咱们的天；
咱们还惜什么力和汗！
单等今年秋天到，
干出来一个好丰年！
大囤流来小囤尖，
缸里柜里都盛满；
你看那
小麦、大麦、谷子、豆子、高粱、玉米、棉花、红薯，
我要他
一堆一堆堆成山！
四月七日，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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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春色
一
阵阵暖风李花香，
村中一片吵嚷嚷。
打土坯，合泥浆，
哼啊，哎呀，砸大夯。
这边喊竖柱，
那边喊上梁。
翻身农民光景好，
互助合作盖新房！
二
大黄牛，水溜溜，
拖着粪车遍地走。
一趟两趟连三趟，
三辆五辆十几辆。
二小的鞭子劈拍响，
黑妮紧扯牛缰绳。
水坑旁边来叉车，
连说带笑开了腔：
“二小哥，看谁拉的快！”
“甭吹！怎也比你黑丫头强！”
三
小毛驴，似铁青，
拉起水车赛旋风。
早浇水，顶上粪，
遍地麦苗绿葱葱。
弟赶牲口姐看畦，
田野一片欢笑声。
“姐姐，姐姐，快堵口，
大水要把畦堰冲！”
“弟弟，弟弟，你别喊
听我唱个《东方红》。”
四
春暖地松翻阳气，
六十岁的大爷耕棉地。
孙牵牲口爷扶犁，
参加劳动真欢喜，
“小娃，小娃，好好牵，
收了棉花换花衣。”
“爷爷，爷爷，别着急，
长大我使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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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花换花
月亮挂在杨柳枝，
柳荫底下掏缏子；（注一）
姐妹二人肩靠肩，
悄声悄语谈心思：
“天上的小燕成对飞，
滩里的大雁配对对。
你和姐夫订了婚，
拖了年把再不提。
民兵班里数着他，
姊妹团里数着你；
千人里挑来万人里拣，
你两人心思到一起。
‘自选’（注二）的亲事情意深，
两家大人又同意；
谁想到你们订了婚，
工作的劲头更加足；
姐夫领导互助组，
歇晌的时候不休息；
你领导我们掏缏子，
忙得忘了把饭吃。
全庄上盼着喝喜酒，
你们几番来延迟；
甜瓜落蛋不去摘，
你们打的啥主意？”
“今年开展大生产，
秋后就要选模范；
水流低来人走高，
那一个不想当状元？
青年团员打先锋，
我和你姐夫挑了战；
立下决心带头干，
单等秋天夺模范。
村里选来区里选，
吹吹打打送到县；
劳模会上并排坐，
两朵红花胸上悬；
绿盈盈叶子随风摆，
红艳艳鲜花照人眼。
青年们拿着当榜样，
比手划脚立誓愿。
英雄酒变成交心酒，
庆功筵变成结婚筵。
县长县委来证婚，
我们要花换花来带胸前！”
（注一）掏草帽缏子是平原北部普遍的妇女副业。
（注二）在平原北部农村，自主婚姻叫“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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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造旧艺人与离石烈士楼的壁画工作
编者按：山西离石县团结与领导民间画家从事于绘画革命历史壁画的工作，已获得成绩。这个经验是很好的，值得各地采用、参考。
山西离石县在改造旧艺人方面是做得不坏的，他们的工作很突出，最显著的成绩就表现在离石城内烈士楼的壁画工作中。
但离石县所以有此成绩，却不是偶然的，当地的领导者从一九四四年就开始进行改造旧艺人的工作了。当时离石属原晋绥边区三分区。一九四四年整风后，三分区就在临县召开了一个民间艺人座谈会，参加会的旧艺人除旧剧方面的和说书的盲人外，还有八位农村“画匠”。当时就把这八个搞美术的编了一组，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了思想教育和创作教育。
这八个“画匠”大都是贫雇农出身，社会地位是很低的，他们的手艺主要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这次来参加民间艺人座谈会，由于事先不了解，他们起初是恐惧不安的。经过思想教育以后，阶级觉悟提高了，才有了新的认识。于是便开始尝试画新内容的作品。当时他们一共创作了三种年画，有“减租减息回赎土地”、“丰衣足食”、“夫妻劳军”，在这三种年画里描绘了地主的凶暴，也描绘了回赎土地及人民过丰衣足食的快乐的日子。这些画在当时据说很受群众欢迎。但那时印刷条件很差。这些画由老“画匠”秦德福用五张麻纸裱糊成夹纸抹上桐油，将图画在纸版上，用刀子挖空，也能套五色套版，用这种土印刷的方法，在政府帮助下，三种画共印出二千七百张，后来都卖完了，旧艺人们因此每人分到值一石小米的稿酬，解决了他们家庭的很多困难问题。这样在经济上给与旧艺人以新的出路，使旧艺人对于画新内容的图画有更大的信心。
这次文艺座谈会之后，离石、临县一带的美术工作就显得特别活跃起来。如临县安业、岐道、陈庄、白文、碛口等村镇出现了很多关于生产的、对敌斗争的墙画。临县三交镇公营商店的门面上也画了很多新内容的图画。这些画大半都是参加座谈会的旧艺人画的。在这同时，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在三交镇曾修建了一座烈士塔，塔里面用泥塑了一位人民解放军，一只脚踏住日寇，一只脚踏住汉奸。过往的行人都要到塔上去看看，觉得这种工作是有意义的。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离石又修建了一座烈士楼。这座烈士楼上有四十幅很大的连续壁画，都是民间艺人画的。从日寇侵占离石阎顽溃逃，一直画到一九四六年日本投降后，我军解放离石城。在当地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
一九四九年四月间县委与县政府及原晋绥边区三分区共同组织了一个修建烈士楼的委员会，一切工作都由这个委员会领导进行。绘画内容方面的材料也由该委员会收集。材料收集的对象是以前对敌伪阎斗争亲身参加过的人。每一件事实谈出后，须要经过县委会与县府组织的研究委员会研究。提纲也是由该委员会拟出。绘画工作是由美术工作者张彬同志领导的，画稿也大半是张彬同志起稿的，共画了四十幅。张彬同志根据提纲画好，再在研究委员会逐一研究审查，然后才往墙上画。往墙壁上画时，是两个比较画的好的画匠画的，一个叫任雨亭，三十多岁，汾阳人，现在离石柳林住，这个人的技术是画匠中比较高的；另一个叫李国治，临县人，四十多岁。张彬同志把画稿交给任李两个人后，先给讲解故事，后讲画法。工作开始后由任雨亭画东壁，由李国治画西壁，结果以东壁比西壁画的好。尤以任雨亭创作的“阎伪合流占柳林，三百民兵大围困。”和“军民夜袭卧虎湾，伪军反正作内应。”二幅画为群众所推崇。这四十幅画从农历四月开始一直画到五月下旬，共画了五十多天。整个烈士楼的工作，据说有十八个旧“画匠”，三十多个石匠参加而完成了的，一切纪念碑上的图案和花纹也都是新内容的。
大工进行中即经常有群众来看。烈士楼工竣后，来参观的群众更多。群众看罢后，对日寇及阎蒋匪无不憎恨，甚至有大骂蒋阎匪帮的。还有些群众聚集在一起谈论着，他们谈日伪阎蒋匪如何害人，如何残杀人民；并颂扬我民兵部队及离石人民如何对敌伪英勇斗争。对画的内容上，有参加过对敌伪斗争的同志或民兵看过后，都认为没有一点虚假。有的同志与民兵一进烈士楼，就看见某幅画是他亲身参加过的，于是就对观众宣传开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成群的观众来往不断，至今还时有上去参观的人。半年来总有六万多人来看过了。这件事是轰动了全离石与方山县中阳县一带的，后来在中阳和方山等县也接着修建了烈士楼，楼里的壁画也是由这些旧艺人画的。
在离石烈士楼正中间有两幅像，一幅是十年内战时代中共中央委员贺昌同志的像。贺昌是离石人，后来在江西牺牲了。另一幅是前离石县长韩昌泰同志的像，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说画的像。有些老乡说：“多年没见韩昌泰竟削瘦了许多！”——韩昌泰同志是一九四三年被特务害了的。
离石烈士楼的美术工作，我是亲眼看了的，其中的壁画虽然手法上和人物的形象上还没有完全脱出旧人物画的风格，但有些场面是很生动的，而且群众是爱看的，这些画即使还有许多缺点，但由于它是旧艺人画的新内容的作品，并对群众起了相当大的教育作用，因此我们就应该重视它。这些画是旧艺人在改造过程中所走的第一步，是旧艺人通过美术为人民服务的第一步，是前进的一步，因此对于全国尚未进行改造旧艺人的地区就较有意义。就可以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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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如何掌握旧技巧
一些掌握了较高旧技巧的朋友，愿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很值得人民欢迎的。但是，有的朋友缺少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创作活动，也没有深入研究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基本问题，因而在认识上对于“技巧”各有或多或少的不正确的看法。第一，把技巧和创作方法机械的分开，孤立的看待技巧；一再说“我愿以辛苦学来的技巧贡献给人民”，没有进一步考虑，旧技巧是不是恰能如愿的为人民服务。简单的以为有了熟练的“准确的”旧技巧，就可以反映新的现实并教育和鼓舞人民，而不分析这熟练性能不能适当的描写崭新对象，在新的对象之前是否完全能描写得准确。第二，对于正在为人民服务的作品，采取着不够重视的态度；片面的强调提高，忽视了那些即使有很大缺点的新艺术中所具有崭新的创造性的部分，把自己偏爱的习惯的技巧，作为提高的标准。第三，承认思想感情应该改造，实际生活应该参加，认为这些都要“从头学起”，这是对的，但同时，对旧技巧却采取了全盘肯定的态度；以为只要有了生活，把握得住原则，原封不动的旧技巧可以无碍的为人民服务。我以为：如果不改变这种种看法，即使有满腔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人民不一定欢迎他的作品；即使要准确的描写现实，效果上准确不起来；即使愿意彻底改造自己，自己也不能很好的得到改造；即使迫切要求参加实际生活，实际生活的素材也不能理想的变成创作的血肉。因为，对于旧技巧的不适当的估计，将妨碍他正确的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并受群众欢迎，妨碍他提高自己的创作方法和表现能力，妨碍他顺利的改造思想感情，加速与工农兵结合的过程。
不错，旧技巧中的准确性和熟练性是很可珍贵的，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在一定条件下，尊重专门家的原因。专门家在参加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产生了很多很好的成绩。不论是那一个艺术部门，都看得见这些成绩。关于这，我们不必一一列举事实；只要稍一接触新年画、新曲艺、新歌剧，这种成绩是容易看见的。以绘画而论，我们不能说掌握得住质感量感空间感的专家，在反映新的现实时就会手脚无措；正相反，当他描绘新的事物、新的场面的时候，分明显出旧技巧某些方面的优越性来。就以旧戏老把式的发声而论，它显然要强于初学者。我们不能说长于描写风景的画家，一定不会处理示威场面的远近法。不能说战斗英雄的立体感，和旧裸体画的立体感绝对不同。不能说新歌剧、新音乐完全用不着旧技巧。不能，绝不能。正相反，常常由于这些而显出作品的精粗之分。但是，这仅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尊重旧技巧、学习旧技巧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它的局限性，必须分析它是从为谁服务，反映什么，在什么样的创作意图、创作习惯，什么样的审美观念、思想方法，什么样的立场观点之下所熟练起来的，准确起来的？因而才能辨别：那些方面应该抛弃，那些方面应该发展？
所谓技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不是一种手艺，也不是一种机械。它既然受着作者一定的立场、观点、创作意图、创作方法、创作习惯所支配，那末，它就不能和发射大炮一样简单，不能以为它可以摧毁革命者的防线，也可以摧毁反革命者的防线。作为表现思想的艺术技巧，它不能像瓶与酒的关系那样简单，可以装新酒也可装旧酒。比如替先（Ｔitian）伦布兰（Ｒembrandt）吕班斯（Ｒubens）这样的名画家，在肉体和绸缎、金属的质感描写上，米芾的水墨山水在云雾的巧妙描写上，好些与中国人物画的某种衣褶使用的行云流水描，旧戏的难能的蹻工，实在是很准确或很熟练的技巧。有的是千辛万苦磨练出来的高度的技巧。但为什么在这方面显得优胜而另方面显得拙劣？能和为谁服务以及习惯于表现什么分得开吗？不能的。假定用它们来正确的表现劳动人民，用不着实验，这所谓准确和熟练就必然失去它的光彩。有时成为桎梏。由此可见，技巧，不能孤立的看待。就从新年画、新曲艺、新歌剧来看吧，即使是基本上成功的作品，某些方面，也往往显出新内容与旧技巧（形式）的不协调来。习惯于扮演剑侠的武生和习惯于扮演旧式女子的青衣花衫，当他扮演新的战斗英雄劳动妇女的时候，那些具有相当高度技巧的身段、台步、舞姿、唱白，有时就显得有些蹩扭，吃力。至于美术，这种旧技巧与新内容的矛盾情况，也是容易看到的。
比如写实性很强，不受书法趣味所妨碍，那样简洁的如实的表现着小动物和花果的齐白石老先生，（这位九十高龄的前辈，）他的技巧实在熟练得惊人。亲见他如何慎重的自由的操纵着笔墨，因而生动的描画出螃蟹之类的神态，体积，硬度，不能不使人佩服老先生的技巧的难得。但是，他在文代美展中展出的劳动人民的试作，观众当能记起，老先生显出了相当的困难来。这困难，不能单纯就熟悉对象来解释，也绝不能单纯就愿不愿意为人民服务来解释。至于那些将解放军画得有脂粉气的月份牌，牛背上坐着古装牧童而加上“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题咏的工笔画，分明显出旧技巧（旧形式）不服从新任务的苦衷。对于具体的作者来说，这“瓶”与“酒”的矛盾是不免的，不能苛求的。这是进步中的矛盾。但这矛盾说明一个问题：不仅旧思想、旧感情和新内容有矛盾，就连旧技巧旧形式和新内容在某些方面也是不调协的。
以上这样的例子，有的朋友或会以为不足以说明问题，以为写实性很强的所谓“科学”的技巧应作别论，洋画和话剧当能避免这种不调协的状态。这种想法也是片面的，不妥当的。习惯于表演知识分子的某些话剧演员，即使相当熟悉工人的这种演员，也不能不在工人外衣下透露出知识分子的气息；即使长于写实的画家，也相当了解农民的某些特点，在描写农民的时候，那优美的柔和情调，显然和粗壮的健康的劳动者的形象不相调协。原因虽然复杂，但也不能和习惯的“技巧”截然分割。技巧的熟练性准确性与其所习惯描写的对象与经常表现的内容不能分割。（关于所谓写实的科学的技巧，所谓艺术上的科学，什么是创作上的准确，容后另作分析。）
我以为：所谓高度的技巧，应该是如何正确的深刻的生动的表达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和现实生活并受群众欢迎发生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而不是简单的表面的描写得“像”与“不像”的问题，也不是脱离一定任务、一定内容的单纯技巧上的熟练与准确的问题。当然，“像”是要的，准确与熟练是要的；但是，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我们所要求的“像”？什么是我们所要求的熟练和准确？如果离开了改造旧技巧的任务，甚至只是口头上叫着为人民服务而不研究如何更好的服务，得不到人民欢迎也得不到真正的“像”。如果尚未和新内容新形象相结合，熟悉与准确无从说起。离开了新的标准，高度可能就是低度。那怕过去曾经是多方面才能的作家，即使具备着多方面的描写技术的作家，今天，当他和崭新的形象、崭新的内容、崭新的创作任务相接触的时候，不放下过分维护既成技巧的看法，他就不能在各方面取得较顺利较快速的进步。西蒙诺夫认为：“真正的技巧是从深刻的研究现实生活，正确的了解现实生活，正确的表现先进和落后的倾向而开始的。”由此可见，技巧和生活思想不可分割。由此可见，不是新的现实、新的要求所培养起来的旧技巧，它要受着一定条件的限制。与改造技巧同时，必须参加实际斗争和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但必须认识，“把劳动妇女画成摩登小姐”不仅是思想高度与生活深度的问题，同时也有技巧（形式）问题，表现方法、创作方法问题。作为作家的改造，虽然思想感情是首要的，但是服从思想感情的所谓技巧，也不能原封不动。这些都是问题的各方面，缺一不可的。再说一句：内容与技巧不是“瓶”与“酒”的关系，新的任务要求新的技巧，要为人民服务，必须改造旧技巧。
旧技巧与新任务的矛盾，因不同的人而表现着不同的程度；但矛盾是不容否认的。改造也是必须的。这矛盾不是永远不能解决的，很多朋友正在勇敢的作着新与旧的斗争，而且逐步的取得胜利；但如果否认这矛盾，是错误的，于自己也是有害的。参加实际生活学习政治当然必要，但不下决心改造旧技巧，对旧技巧采取着保守的态度，常常和并不十分迫切要求改造思想有关；因为这就是旧思想中的一个问题。常常和不十分迫切要求深入火热的斗争有关，因为这也是斗争的一部分。放松了这一有关的环节，进步是不能较速取得的。
旧技巧的改造如同思想改造一样要经过痛苦的长期的斗争，我们不能过苛要求那些习惯于描写旧生活而且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经验的朋友，像脱衣服一样一下子就改变了它，立刻取得内容与形式的一致。不是的，正确的办法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创作实践中间，利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来逐步完成这一改造。
旧技巧中既有值得发扬的部分，不论是美术家，是演员，是其它艺术家，他们都掌握着很多宝贵的东西；对于艺术技巧的提高，其作用不能忽视。（不但不容忽视，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为了提高艺术水平，更符合人民需要，建立民族新风格，在某些方面要认真的向有技巧的专家学习。关于这一问题，暂不在这儿多说，希望朋友们在必须尊重遗产的前提下，共同的向这方面作深入的研究。）正确的办法是有所承继，有所删除，有所增益，因而取得新技巧的形成和发展。抛弃应当抛弃的正在衰亡或即将衰亡的部分，发展应当发展能够发展的部分。（新年画，秧歌剧就是这样从旧的里面成长起来的，但新年画秧歌剧到底不是旧技巧的保留。）全盘肯定旧技巧，以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是错误的；轻视旧技巧，以为它不能改造不能提高，也是错误的。
人民欢迎有技巧的专家，但更欢迎的是专家勇于改造自己；欢迎能够正确的，同时也是深刻的生动的反映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愿望、理想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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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写“真人真事”与艺术的加工
萧殷
一
有一位同志来信说：“……要有力的写一个人，只能在本人的真实行动和事迹上，突出的加以提高，但本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有过什么行动和事迹，这种“时间”、“地点”和“事件”不能有所变更或增添，否则，当地的观众（或读者）便会反对。如写某村某劳动英雄，把他去年的事写在今年，把他在那一个地方有过的事写在这一个地方，甚至为写作的方便和有力，给他虚构某些行动和事件，或围绕他的真事上增添人物，那末，某村的人看了这个剧便会说是不真实的，以致减损了作品的效果，这是一部分人的意见。另外一部分人的意见，认为“时间”、“地点”和“事件”有时可以变更的，也可以在某种场合添增人物，这部分人的理由是：写某地的事和人，不一定在某地演出。……”
这封信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如果写真人真事不能写得一点“不走样”，观众就会说你写得不真实；（二）既然改换了事件的时间和地点，或在真人真事上增添了一些东西，仍用实在人物的真名字是否必要？
在不久以前，曾有不少同志写过关于真人真事的文章，大家都肯定地说，真人真事可以写，而且还可以把真人真事写得典型。理由何在呢？那就是根据实在的人物事件，将其基本特征加以突出的描写，使人物的本质性格表现得更完全，更集中，更理想，更真实。这是很正确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就是这样写成的。
可是，现在我们文艺工作者所遇到的最重要的，而又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却是如何把真人真事写成典型，而是群众对于加工了的真人真事的作品，会采取怎样的态度。许多人都反映说：农民观众要求作品中的人物跟实在的人物一模一样，不仅事件的时间地点不容变动，就连生活细节也要求跟实在人物完全一样。这使在群众中作文艺工作的一部分同志感到苦恼，他们说：“群众已要求写真人真事一点‘不走样’，又要求有教育意义，我们真不知怎么写了。”
但是，问题的症结，究竟在那里呢？
二
工农兵群众难道只喜欢描写实在的人物和事件的作品？而排斥一切根据真人真事给以艺术加工的作品么？这显然不合乎事实。的确在某部队里战士们曾指责过某些写他们本部门的真人真事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是“客里空”式的捏造，但同时他们却喜爱“海上遭遇”、“王秀鸾”等一类根据真人真事又经过想像补充了的作品。据一篇通讯报道：某部机关枪连演出“实学苦练”，这个剧是写一个战士用心苦练的情形，写他很虚心，一见别人就问射击要领，经人告诉他之后，他渐渐背熟了，作的也正确了。但在学习中他遇到什么困难？怎样克服的？他这样实学苦练建筑在什么思想基础上？都没有表现出来。所以战士们看了之后，说：“没意思”，有的还说：“谁模范我们都知道，这戏演的还不如平常看到的事情好哩！”
从这些事实说明了一些什么问题呢？说明了群众并不是排斥一切根据真人真事给以艺术加工的作品，只要想像、概括、夸张得合理，合乎现实发展法则，合乎现实与人物性格之间的因果法则的艺术加工，群众不仅不会反对，而且将受到他们的欢迎。把生活原本原样地搬上舞台，他们是不会满足的，因为“这样的生活在平日已看够了，何必还要来看戏呢？”劳动群众尤其不喜欢把表面生活搬上舞台。只是罗列生活现象，没有更深入的反映生活本质的作品，群众是不欢迎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的作品不能给观众什么积极的启示和教育。
那末，工农兵群众为什么在某些场合，又尖刻地指责了一些加入了想像的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呢？为什么说那些作品不真实呢？一些干部为什么又说这些作品的作者是“客里空”呢？其中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想像得不合理。想像，如果离开了现实基础，离开了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那末，“想像”就会变成杜撰，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生活。如果我们因为想像不合理，在作品中歪曲了生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责怪群众？还有什么理由责怪他们“不懂艺术，只喜欢原本原样把真人真事搬上舞台”呢？
如果作品深刻地表现了生活，深刻地表现了人物性格，而又深刻地表现了形成性格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群众就不会在外表的生活细节上去斤斤计较，否则，如果生活反映得很表面，作品没有较深的意义去吸住观众，那末观众必然会在细节上追求外表的真实。记得曾有一个剧，写的是真人真事，但由于写的尽是生活现象，没有什么思想内容，结果熟悉这真事的观众在说了“没意思”之后，就在外表的细节上追求起真实来了，他们说：“我晓得的，那间房子那里像戏里的这样高呢？”可是，熟悉王秀鸾的农民观众，看了“王秀鸾”一剧之后，明明知道戏上演的未必尽同王秀鸾本人一模一样，但因王秀鸾的本质特征被深刻地表现（甚至夸张）出来，因而观众不仅不去计较那些不关重要的细节，反而说：“王秀鸾就是这样勤劳！”
由此可见，根据真人真事加以想像的作品，群众并不一概反对，问题要看作者如何去想像，去加工。如果想像甚至夸张得合理，生活又反映得很深刻，群众是不会有什么非议的。但如果想像得不合理，而被描写的生活又仅仅是表面的，那末，不管你所写的是真人真事也罢，不是真人真事也罢，群众都有理由说你的作品是不真实的。
三
那末，为了使作者所要表现的性格表现得更突出，将实在的分散的事件加以适当的集中，使分散的事件围绕着主要的斗争加以组织，是否容许呢？我认为应该被容许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好的去完成主题，才可能把人物的特性和品质表现得更完全，更真实，更有说服力。
也许有人问：“既然允许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以想像，夸张，概括，那末在作品中是否有必要仍然用真人的名字呢？”要回答这问题，必需看具体的情况。如果你所描写的真人确已具有伟大艺术的伟大英雄所必具的特性与品质，为了使这特性与品质表现得很完全，很真实，而把分散的事件加以集中，并且仍用真人的名字，我想也是可以的。只要能够深刻地真实地写出这伟大英雄的特征与品质，事件的时间与地点的变更，群众大概不会提出什么异议的（即有异议也是次要的）。但如果你的描写对象，是一个实际上不完全具备伟大英雄的特质的人，在写作时，作者为了使这人物性格写得更理想更完全，把平时观察、感受到的许多英雄特性的因素，概括在这人物身上。这本来是正常的创作方法，可是如果作品中的人物还用原有人物的名字，群众就会说你杜撰了。
因此，我有这样的认识：如果你所描写的“真人”确已具有伟大艺术中伟大性格的特征，这性格的确高于一般的人，那末，只要忠实的写出这个性格，并写出形成这性格的环境（阶级原因或历史原因）就可能成为一个很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这样的作品，虽然用真实人物的名字，但不管在当地或其他地区，它都经得起考验，都会收到它应有的教育效果的。但如果你的描写对象还没有伟大英雄的完整的性格，只是由于这“真人”某一行动的感动或触发，使作者脑海里浮现了许多其他类似的英雄的印象，这些印象深深地感动着作者，然后经过相当时间的孕育，逐渐培养成一个较完整的英雄形象。这时候，作者还有什么必要拘泥于真人真事？为什么不把自己再三经验过又感动过的许多新品质的因素，加以艺术的概括，塑造更完全、更理想、更真实人物形象呢？
四
延安文艺座谈以后，为反对凭空杜撰题材，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多起来了，这些作品的确起过它积极的教育人民的作用。在游击战争时代，在连队或区村等一定范围内，借真人真事来作示范或传递经验教训，鼓舞战斗或生产情绪，这是谁也不容抹煞的成绩。其次，真人真事的写作方法，对于那些一向不了解劳动群众不了解劳动生活的作家，也是很有好处的，只要你忠实的去描写“真人真事”，无论如何总比坐在“亭子间”里“闭门造车”所写出来的作品要有更多的生活实感。一个一向不了解劳动群众和劳动生活的作家，由写真人真事入手去逐渐理解劳动生活和战斗生活，一直到今天仍然有它实际的意义。
但是如果总是停留在刻板模写“真人真事”上，不从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作品就很难获得高度的思想内容。我们认为像现在所流行的真人真事的写作方法（要求刻板的，一点不走样的模写方法），只会使作品陷入经验主义的泥坑。这样的写作方法是有局限性与片面性的，它限制了更广泛的生活与经验的表现，如果再加上某些作者的思想水平又不高，不善于本质地理解生活，不善于从特殊的人物事件中看出一般的意义，只满足于生活现象的记录，或满足于照相式地记录生活现象，那末，这样写出来的作品顶多只能传达一些局部经验，反映一些局部问题。当然，这类作品在当时当地，还不能说毫无意义，可是对于广大地区的群众来说，它的意义就不大了。
以真人真事为“模特儿”的作品不是不可以提高的，问题要看你如何去写。当然，这里首先应解决的问题，是作者的政治水平与思想水平必须提高一步，如果这问题不解决，不管你如何写法，刻板的写真人真事也罢，概括各种特征在一个人物身上也罢，都不能使作品获得巨大的教育意义的。
一九五○，四，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