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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画评论
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
唐天健
胡华编著 新华书店发行
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就其斗争的复杂与内容的丰富来说，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这三十年中间，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是翻天覆地的三十年，这是中国人民以无比的英雄主义的精神战斗着的三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在这三十年中间写下了一页光辉灿烂的历史。
这一页历史曾经为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大大小小的御用文人所曲解所诬蔑，在他们的臭气冲天的若干印刷品中，曾经把国民党、蒋介石描写为中国历史的主人，这样做的代表人物，我们可以举出胡适之与蒋廷黻。这一页历史也曾经为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若干历史学者所不理解，他们对国民党固然采取了对立的态度，但在他们所写的近代史中，却又把他们所否定的那一批人物的行为当作正统的历史来处理，对于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大革命，或者写的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写。
许多年来，在解放区所进行的历史教育却并不是这个样子。在解放区内，共产党领导着人民进行战斗，人民成了主人，这个历史的真实在历史教育上也得到了正确的反映。但是由于工作的繁忙，至今还没有一本比较完整的现代史教科书写出来。胡华同志的这本书，总算是把这种认识真实历史的若干科学观点，作了大略的介绍。
首先，与所有地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及小资产阶级的作者所写的现代史根本不同，我们是把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大革命当作现代史的主流来处理的，这就符合了客观历史的真实。编者在这本书里介绍了这个观点。比如五四运动，许多人总是把它单纯的看作新文化运动或爱国运动，这本书把它写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不只革命的果实为国民党蒋介石所窃有，多少年来革命的荣誉也为他们所盗据，在许多人心目中，共产党与人民在那一次革命战争中不过是个配角而已，这本书说明了“中国人民曾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推动与组织之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伟大的胜利。”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了绝大部分的中国，杀人越货，“制礼作乐”，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被封锁在若干偏僻的乡村里，十年的历史，一向被人们颠倒起来叙述着，这本书却以土地革命的新中国作中心来说明了这一段历史。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着人民解放军及广大人民进行的，在若干历史小册子及历史教科书中，也都抹杀了这个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将功劳写在坐在峨嵋山上进行反共投降阴谋活动的蒋家匪帮身上，这本书却按照事实而将战争中的艰苦斗争与战胜后的荣誉归之于人民。
其次，是关于近三十年来的中国革命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近三十年中领导着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解放运动而且取得了胜利，既然是个历史的事实，那么进一步就要问，它到底依靠了什么来领导呢？编者在这本书里介绍了认识这个问题的科学观点。第一说明是依靠了理论与政策的正确。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八十年中，中国人民曾经进行了无数次的求解放斗争，但是只有到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明确的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与反封建（页三七），从此以后，中国的革命运动才得到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本书中，在历史发展的关键问题上，对于经过毛泽东同志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的革命理论在革命指导上所起的作用，作了比较清楚的指点，虽然这些地方说明得还很不充分，乃至生硬。比如第二编中，叙述了共产党如何根据对中国社会阶级的科学分析，主动的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建立了以共产党为领导、国共两党为骨干的革命统一战线（页四五——四八）；在蒋介石的反共信号刚刚发出后，标出了毛泽东同志“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正确分析（页六九——七○）；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快要转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紧要关头，介绍了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明“历史证明，依了毛泽东路线，是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路线，而依了陈独秀路线，则是引导革命走向失败的路线。”（页八六——八八）第三编中，在五次“围剿”之前，介绍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页一二八）；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侵略下，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页一五二及一六四）。第四编中，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大举溃退，“全国人民要求对抗战前途有个全盘的科学分析”时，介绍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页一八四——一八五）；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日益增长，全国人民惶惑不安时，介绍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页二○○——二○一）；在抗战快要胜利，人民要求指示胜利后的前途时，介绍了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页二三四）。第二，依靠了它的善于团结群众，领导着群众进行英勇的斗争。这就是本书用了大部分的篇章所叙述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即团结了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群众，向敌人作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斗争，并从这些斗争中逐渐获得胜利的历史事实。
如上所说，在这本书里，编者企图努力运用科学的观点来系统地说明近三十年的中国历史。但是必须指出，这本书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有很多的缺点。正如编者在“前言”里所说的“书中对每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国际背景，叙述得很不充分，对于革命在各个重要关头的成功与失败，也未能从路线上政策上作较充分的深刻的分析。”现在我们愿意把我们所看到的本书中的一些主要的缺点提出来，供编者修改时与读者研究时的参考。
第一，“对每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国际背景，叙述得很不充分。”我们在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段中对于这个缺点便已看得出来，这一节只列举了很少的一点材料，便下了个需要许多材料才能说明的断语：“因西欧各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就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若干新的发展。”而以下关于五四运动的许多叙述分析，都是以这个经济背景为根据的。第二章对于“军阀混战下农民生活的痛苦，人民革命要求的增长”（页三六）的叙述，没有任何具体材料，全部是一般的抽象的语句。第四章关于五卅运动的社会经济背景的说明，更是一堆概念的连缀，缺乏生动的历史事实：“一九二三到二四年，世界资本主义开始相对稳定，各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紧，中国工业发展表现为停滞状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受到损失，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更加恶化，农民也因军阀混战与租税加重而破产流离，中国各阶级的革命要求是日益强烈了。”（页五四）此外，页一一八关于军阀混战所加于人民的痛苦，页一三六关于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迅速走向殖民地化，页一三八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在一九三一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等等地方，都叙述得极不具体，像一般论文的断语，不像历史的分析说明。
第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及“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两编内，关于解放区的各项建设叙述得太简略。在这两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不只领导人民进行了革命战争，而且也领导人民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没有后面这一点，十八年长期的革命战争的进行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在两编内仅仅占了五页的位置。所以产生这个缺点的原因，固然可以拿史料困难来做解释，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原谅了编者的努力不够。
第三，有人认为本书在处理下面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都有“高度精彩”的叙述，这两个问题是：１、中国无产阶级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大革命失败以后必须从城市转进到农村，２、中国革命如何从三四次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最后获得了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对这本书的过誉，实际上，对这两个重要问题，本书并没有足够完备的叙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共产党为什么把进行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农村去呢？作者只说：“北伐革命失败，固然使共产党从大城市退却下来……革命的进攻方向是转移了，转移到那反革命力量较弱、矛盾较多的农村，转移向那有深厚革命基础的农村。”他并没有用充分的具体的史料，作为他这个正确的论断的基础。也就是说，编者并没有依照中共六次大会决议及“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指示，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上来分析说明这个问题。对于两条战线的斗争，除了在叙述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情况中说明得比较清楚以外，都交代得很简单，使读者很难从中得到明确的认识。如页一三二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的批判，主要的是抄了几句文件，缺乏具体的分析；页一三三及页一九一关于对张国焘的斗争，两处总共写了七八十个字，而在后一处则只有这样一句话：“在一九三八年的四月里，又清洗了无耻叛徒张国焘，党内是更加纯洁更加团结了。”这叫读者如何理解呢？页二一○对于统一战线中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错误的说明，也是只有结论，没有事实，使读者感到来得很突兀。编者在这些地方都企图说明毛泽东的思想与路线的正确，但由于对错误的思想与路线叙述得太概念化，也就减弱了读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充分认识，也就不容易从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得到宝贵的教育。
第四，在体例上，各篇各章是极不一致的。大体说来，第二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章及第三编第七章（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卖国殃民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体例比较谨严，材料的取舍比较得当，理论与史料结合得也比较密切。其他各章的叙述，有的失之过详，有的又失之过略。如页七四关于汀泗桥、贺胜桥战斗的叙述，页一八二关于日寇在南京大屠杀的叙述，都说得很仔细，保存了较为原始的材料。而在第一章内，关于新文化的内容及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则叙述得过于简略，特别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等“当时也并不是文化革命的真正领导者”一点，分析得过少，不足以破除流行的错误的认识。页一一三关于古田会议的内容，也只说了一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决议，确立了建党建军的整套的理论和原则。”到底这一整套理论和原则是什么呢？书中却留下了空白。页一九九叙述抗战中国民党所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过与被打退时，只介绍了山西与河北解放军对进犯者的还击，对陕甘宁边区（当时是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敌人进犯的主要目标）军民的打击进犯者，则只字未提。其他详略失宜的地方还很多。
这是讲的主要的缺点。这本书题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既是“初稿”，就是说它本不应当是正式发行的东西。而编者和出版者对于这个重要之点却没有明确声明，这是不适当的。这本书在目前之所以暂时出版，显然第一是因为应付当前迫切的需要，作为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暂用课本。第二是能借此收集一些意见，作为编辑一本比较完善的课本的准备。编者在“前言”里说：“希望将来能集中较多的力量，出现一部比较完善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教科书”。我们希望编者能在“征求到大家的许多意见”之后，把这本“极其粗略的草稿”修正得比较接近这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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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列主义与自然科学（新书介绍）
中国青年社编 青年出版社出版
冯昌达
这是一本叙述马列主义与自然科学关系的书，是由几篇文字汇集而成的。
“搞自然科学的人何必学马列主义呢？我认识了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我跟着它走不就得了？”
“我现在知道搞自然科学的人应该学习马列主义了。不久以前苏联滨海军区审讯日本细菌战犯就给了我很大的教训，但我还不大清楚马列主义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究竟怎样。”
类似以上的问题，一些研究自然科学的朋友们不是常常在争辩和讨论的吗？因此，“马列主义与自然科学”这本书的出版，在目前是非常需要的。
在这本书中，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导言”和“辩证法”是两篇重要的论文。在前一篇中，作者首先对自然科学的历史作了一个概述，用历史的事实证明了自然科学由于它自身发展的结果，使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成为“必须摈弃的东西”。恩格斯说：希腊时代的哲学家们认为自然界是永远地产生与消灭、不断地流动、不休息的运动和变化着，这种观点只是一种天才的直觉；但是我们呢？却是以严格的科学方法，以经验为基础而研究的结果。因此也就更为明确。这篇文章对那些到今天还没有放弃，或者还舍不得放弃那“必须摈弃的东西”的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一章，恩格斯在这里简明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性质。有些人往往以为辩证法只是社会科学中的法则，而不知道它也是自然科学中的法则——甚至否认它在自然科学中的伟大作用。事实上，辩证法的规律并没有什么神秘，也并不深奥。恩格斯告诉我们：它不过是从人类历史和自然界历史中抽引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就是上面两个历史阶段与人类思想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不仅在革命理论和实践上有辉煌的成就，在自然科学上他们也有伟大的功绩。李亚的《在马列主义照耀下的自然科学》一文，他对这四位人类伟大导师在这方面的贡献分别作了扼要的叙述，并且以历史证明：只有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自然科学才可能有无限光辉的前途。
《苏联的科学——先进的科学》和《美国科学为垄断势力与军国主义者服务》这两篇文章应该对照着读。从前一篇文章中，我们看到了苏联利用原子能改变西伯利亚鄂毕河等河的河道，计划把几千万公顷的沙漠和洼地变成肥沃的田地；米邱林、李森科等生物学家创造了许多新的植物品种。在后一篇文章中，我们看到的是怎样一种情形呢？美国垄断资本家们把科学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按照自己的（不是按照人民的！）意志来处理，为了获得超额利润，防止固定资本的跌落，常常故意不去利用新的发明，如有名的“通用汽车公司”（汽车工业的垄断机构），仅利用了它享有的全部专利权的百分之一！这两篇文章以事实为证，彻底地粉碎了科学“中立”，科学“独立”，“科学与政治无关”的谎言和谬论。
此外，在本书中的文章，都相当联系到实际，特别是钱正英同志的“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裴文中教授的“学习自然科学的人是否要学马列主义”，作者都以自己工作中得出的结论，来说明马列主义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尤其具体，值得我们好好地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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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做好出版工作
炎如
自从去年上海、武汉等城市解放以后，我国出版界逐渐开始全面地活跃起来。上海向来是全国出版业的中心，目前出版家的数量和新出版物的种类，仍以上海占第一位。其次是首都北京和天津，东北的沈阳和大连。此外如华东区的济南，中南区的武汉、广州，都有书刊出版。就新出版物的种类来说，虽然还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从报纸上的书籍广告和一般书店门市部的情形看来，除了新华书店印行的马列主义文献、毛主席著作和政府文件之外，主要的有苏联介绍、文艺（包括苏联文学翻译）、社会科学小册子等等，其次是新名辞辞典、新连环图画、工农读物、学习手册和学习资料等等。但在市场上流行的书籍，解放以前刊行的还是占多数。就新出版物的质量来说，公营的书店还有若干出版物是草率而不够水平的，私营书店固然也有比较认真地在工作的，但一般说来大都嫌不够认真。很多书籍，不但政治水准很差，连文化水准也不够高。翻译作品译文大都很草率，可信赖的不多。听说某书局为了抢先出版翻译作品，一找得可以翻译的材料，就把原出版物拆散，分交几个人去翻译，在几天之内，就可以把它译好印出来，这样粗制滥造出来的东西，质量自然不会怎么好。此外如翻印文件和编印学习资料，大多很杂乱。而且往往同一篇文字，被选在好几种不同的书名的选本里，这是一种浪费。这种情形，在各地新华书店的出版物中，也常可以看到。从目前整个出版界的情形看来，显然还呈现着无计划、无目的、盲目生产的混乱现象。
目前我们的出版界为什么还存在着这样的混乱情形呢？我们认为较主要的原因，不外下面两项：首先是我们出版界过去许多年来所形成的旧风气，积重难返，一时还不容易改变过来。只是为了追求利润，漫无计划地进行生产的作风显然是不符合于新时代的要求的。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有过奋斗历史的进步出版业。在过去也不免沾染了某些不够谨严的作风。到了现在有些出版业者，在主观上未尝不想把工作做好，可是由于对人民出版事业的性质还不能有透彻的了解，在做法上仍还不能把旧的那一套完全抛弃，这就是说，目前出版界的混乱情形，是旧时代出版界的一种残留现象。其次在公营出版业方面，新华书店虽然已经有十年的历史，可是从前在老解放区里是分散在各地区独立作战的，当时的物质条件又是那么艰苦，因此它在政策上、组织上、业务上，都长期或多或少的存在过各自为政的情形。今天它刚刚开始走向全国范围统一的道路，还不能很快地把工作提高一步，同时对全国私营出版业，也还不能起更好的示范和协助的作用。
“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在共同纲领中有着明确的规定，人民出版事业是定会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扶植的。然而在出版业方面，却必须先从自身来作种种努力，决不应稍存依赖的心理。从前国民党反动政府，曾经在出版界施行过配给外汇购买纸张的办法，这种办法，表面看来对于出版业是有好处的，但是只要稍稍一想，便可以知道这种好处原来是反动政府向全国人民榨取来的血汗的余沥，以广大的人民利益为前提的人民政府，决不能这样来做。今天我们出版业者，必须认清出版工作是整个革命工作的一部分，也就是整个国家建设工作的一部分，必须配合国家的整个方针、政策认认真真来做，那他的事业才真正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在去年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闭幕词中说：“为人民服务的出版事业是有前途的……我们的出版事业与旧的出版事业不同之点，就是无条件为人民服务。人民解放事业的利益，对于我们是唯一的利益，无论书店赚钱或赔本，无论个人享受得好或坏，都要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出版工作者，在国民党统治下，甚至不惜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新华书店和三联书店是这种出版事业的榜样，全国的优秀的出版工作者都将跟着这条道路前进。”陆部长的话，是对新华书店的工作者说的，这些话，在今天，对于一般出版业者，似乎稍嫌陈义过高，但我们相信在不久以后，出版工作者都会了解这些话的意义而“跟着这条道路前进”的。同时，整个社会环境也在督促出版业者非向前进不可。任何地区，一经解放以后，公私机关团体的各级干部、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以至一般市民和工农大众，学习进修已经成了风气，人民大众的政治水准一般地已经显著提高，文化水准也在逐渐增进，读者群对于书刊的质量的要求也和以前不同了。目前书店的发行工作者常常会碰到那样的事情：读者买了书刊回去看过之后，发觉其中有什么错误，就拿着原书向书店去责问，为什么这样不负责任出售这样的书刊。在报纸杂志上，读者投书批评书籍的情形，也在一天天多起来。在出版界的群众批评风气展开以后，出版业者即使不为读者的利益打算，如果还是想在“白纸上印黑字”，拿质量很差的书刊印出去搪塞读者，读者是不会接受的。
在目前的新情势之下，我们的某些出版业者，也许要兴彷徨莫适之感吧。其实出版业的路广阔得很。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四万万八千万人口的国家，向来文化程度又是那样落后，一等到国家经济建设事业走上轨道，文化建设的高潮必然要伴随着到来，在出版业上要做的事情，将会使我们的出版工作者应接不暇的。就是在今天，广大的读者不是已经在渴望优良书刊的出版么？
过去我们的出版业者，往往像百货商店一样，包罗万象，力求货品种类的齐备，大家总想从出版物的种类上来取胜于人，其实这是并不足为训的。如其种类多而质量不精，毋宁择定某一部分读者为对象，或某一部门读物为范围，认认真真地来做，比较容易做好。今天，各种不同对象的读者，数量都在逐渐扩大，出版工作更非好好地有计划地分工不可。
过去我国出版业几乎全部集中上海一地，这自然因为上海具备着许多出版业所需的良好条件的缘故。今后全国所需要的庞大数量的出版物决不可能由上海一地来供应。为适应全国各地区人民不同的需要，各地区应各有其出版中心，带地方性的书刊，自然以由各地方编印为适宜。至于印刷、纸张、油墨等等物质条件，一定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新中国出版业的路真是宽广得很。中心问题还在我们的出版业者是否能够了解人民出版事业的性质。这就是出版业者思想改造的问题。朱德副主席对这问题曾说过一段话，让我节录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束。
“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事实，文化建设高潮即将到来的事实，在我们的出版工作者面前将不断提出许多的重大任务，要求大家从头学习。一个人如果不能在思想上不断提高自己，不能在业务上每天追求进步，他一定是做不好任何工作的，当然也做不好出版工作。革命的出版工作者必须时时刻刻记得他是对人民负责的，是在人民中的政治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因此他首要向人民大众学习，能够认真向人民学习的人，才能够做好教育人民的工作。革命的出版工作者一定要把日常业务提到政治的高度，精益求精地改进业务，提高工作效率，因此他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认真研究各方面的政策，拿来和自己的业务结合起来。”（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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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一本新连环画
适夷
连环图画的改造问题，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新连环画的出版，数量正在逐渐的发展。为着适应今天群众文化生活的要求，新的文艺工作者热心的学习群众文艺的这个新的形式，是可喜的现象。在这篇短文中，我想具体的谈到一本新连环画，从这儿来接触改造连环画工作中一个基本的问题。
我要谈到的一本新连环画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由黄一德、陈江风编绘，上海华东书店出版的“新时代连环画”中的一本。首先从形式方面谈起，华东书店出版的新连环画，有许多形式上的特点；开本大，画面明朗，人物突出，说明文字简单，这些都是好的一面。同时也具有一般新连环画共同的缺点，画幅少，连贯性不强，流于插图式；没有旧连环画那种把场面、人物行动的具体过程作细致的描写和密切的连系，使识字不多的人不必完全依靠文字就能够理解故事的轮廓和进程的特征。我以为旧形式的这一个特征是重要的，这是把旧有的绣像小说和近代电影手法结合起来的连环画形式的主要特征之一，它能受广大儿童和劳动人民的喜爱，这个特征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当然，我们的改造工作，更重要的是在于内容方面的改造，一般新连环画都采取了新的题材，特别是改编了老解放区的许多主要的文艺作品，反映了劳动人民在伟大的人民革命中的生活和斗争，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但今天新经解放的大城市中的文艺工作者，大都对劳动人民的生活还不够熟悉，在革命斗争中的体验也不深入，因此在吸取这些题材的时候，对于如何处理这些题材，如何从政治的思想的原则上来掌握主题，就显得没有力量，特别是有些从事通俗形式的文艺工作者，思想上还多少保留对通俗工作的轻率的观念，便形成在工作上的粗糙潦草的作风，缺乏细心钻研的精神，造成了许多重要的缺点和错误。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人民革命中一个重大的史实，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革命，在这一个伟大斗争中经历了严重的历史的考验而终于获得胜利，奠定了今天人民胜利的基础。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以谨严的态度，和对革命前辈的尊敬和热爱，来处理这个历史的事迹。在艺术创作上这样严肃的一个题材，在通俗文艺中也不是可以轻率地处理的。
但是我们新连环画的工作者却以一种轻浮草率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革命的庄严的史实。首先作者处理这个题材的态度，完全是冷淡的，客观主义的，凭着一些片段的记载，对于长征在革命史上的重大的意义，是基本上没有认识的。他们——编者和绘者要把这个史迹通过图文形象来教育广大群众，究竟要教育一些什么，连自己的观念也是模糊的。书中平铺直叙的罗列了长征中的一些事迹，一些表面的现象，究竟要创造出一个怎样的主题，在无论图画和文字中，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读者在这本连环画中，没有方法看出红军是中国工农群众在土地革命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一支人民自己的军队，它怎样在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匪帮的残酷围剿，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侵略的形势中，为着团结更广大的人民发动抗日战争而出发了长征。编绘者似乎在强调长征的艰苦和英勇的一面，但是不把工农红军的阶级斗争的基本意义明白提示出来，一般的艰苦和英勇便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在图文中只看见一支军队在前进，经历了无数的拦击，险阻，而终于一一把它克服了。这样的场面，我们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侵略战中也可以遇到，并不是长征的本质的意义。
其次，作者的立场是完全不稳定的，他们固然描写了英勇的红军，但是也同样强调了白军的“英伟”，第六页把守乌江的敌军，第十九页金沙江边的敌军，第二十一页蒋介石匪首的形象，都画得非常“庄严”，从这儿看不出作者对他们的憎恨的态度。在敌我对面的场面，如第十页渡乌江后的夜袭，第三十页大渡河对岸白匪的守军，第五十五页腊子口的冲锋，第五十八页冲杀敌军的场面，在画面上都强调匪军的一面。这种画面配备的不称，和视角的转移，显出了作者潜意识中的超然物外的态度。
长征克服一切的困难，获得最后的胜利，也同时因为工农红军是一支密切联系群众的队伍，正因为紧紧的依靠着群众，所以长征能获得这样辉煌的胜利。但是在连环画中我们是看不到征途中的一个人民群众的，我们只看到“捉到一只渡船……”（第二十八页）“又捉到三只船……”（第三十三页）“后来捉了几个蛮人做向导……”（第五十三页），似乎一路上只以强迫命令使用人民的力量，并不是一支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人民的队伍。
连环画中对少数民族的处理，完全是偷袭了美国电影的“蛮荒探险”式的形象。倮倮族的形象（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页）除了头上一块布完全照抄了帝国主义艺术家对菲洲民族的看法，松潘草原的“蛮人”（第四十九页，五十三页），变成了南美洲的红印地安人。对于自己所不熟悉的事物，凭着主观自以为是的处理，完全不是从事严肃文艺工作，对读者负责的态度，而且采用这样的形象，事实上是存在着作者的大民族主义，轻蔑少数民族的思想。
在连环画的长征中，也无法了解党的政治领导的力量，只有三处写到了共产党员，第七页十八个共产党员报名渡江，第二十八页十六个共产党员跳下船去，第三十页三十个共产党员攀铁索爬桥，但是党的领导怎样掌握这一支长征的队伍，却是不在我们作者的视野里边的。作者的视野中只看见“妙法”（第十四页），“骗”（第十五页），“冒充”（第十六页）等等。
以上只说了几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其他不合理的，多余的篇幅还有不少，如在敌我肉搏中，敌机还在投弹（第四页），又如在第五十一页画面上从蛮人田里摘来的大萝卜，纯粹变成一种猎奇的意义等等。
总之，我以为连环画“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题材的处理和主题的掌握上存在很大缺点和错误，同样的缺点和错误也局部地或多或少地存在一部分新的连环画中，因此减少了应有的教育意义，或甚至起了歪曲的有害的作用。我单单举出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因为我们对这样的题材不得不要求更高的政治、思想的修养和更严肃的态度。改造连环画今天还是一种新的工作，我们与质的提高同样迫切地要求量的发展，但是不能因此就允许轻浮、草率的现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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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出版（读书笔记）
逸君
这是笔者读《苏联的出版》一书和《再提高出版工作的思想水平》一文后所写的笔记，因为内容颇可供我国的出版业者和编辑工作者参考，特地投寄图书评论发表。《苏联的出版》一书，原著者是马尔库斯，上海时代出版社刊行。“再提高出版工作的思想水平”是《真理报》社论，载中央文教委员会编印的“文教参考资料”第一集。
苏联的出版，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组织人民和对人民设施共产主义教育的强大武器，是党和政府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强大武器。
苏联的出版成了劳动人民的真正财产，它为人民服务，表达他们的利益和意见。苏联的出版是民主的，也是苏联一切民族都能理解的。他有俄文，也有各民族的文字。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却主要为有产阶级服务。
联共（布）党曾经给苏联的出版局指示：苏联“必须以马列主义理论和技术生产的知识武装最广大的群众——社会主义建设者。书籍必须是教育、动员并组织群众环绕在经济和文化建设工作的周围的最强大的武器。书籍的素质必须符合群众日益高涨的文化要求。”
出版自由是人类基本的不可分割的自由之一。但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如果没有取得政权，没有将保证出版自由的全部物质基础集中在自己手里，那么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出版自由，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人民的出版自由，在苏联国家的基本法律——宪法——中是被确认了的。宪法订定：“为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并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起见，由法律保障苏联公民享有：甲、言论自由，乙、出版自由，丙、集会自由，丁，游行及示威自由。公民前项自由之保证，为印刷所、纸张、公共场所、街道、电信工具以及其他一切用以实现此项权利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均供劳动者及其团体使用。”
布尔什维克的出版工作——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它完全服从人民的利益，完全为劳动人民服务。
资本主义国家的布尔乔亚的出版，却服从另外一些目的。布尔乔亚的报纸、杂志完全可保卫资本主义独占资本的剥削者的贪得无厌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自由”的意义是煽动各国人民之间的敌意，进行种族歧视宣传的自由，只是攻击劳动人民基本民主权利以满足帝国主义反动派私欲的自由。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人民是没有事实上实施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必要条件的。“全世界，凡是存在着资本家的地方，出版自由……就是收买和制造对布尔乔亚有利的舆论的自由”（列宁）。出版的物质基础——印刷所、纸张等——几乎为少数出版企业的大资本家所有，在他们的手中掌握了所有的报纸和出版事业，以遂其反动帝国主义的愿望。
在苏联，出版事业是按照各类性质进行分工的，那就是说每一个苏联出版机关大部分是出版一种书籍：政治或艺术、农业、医学等。因此，在苏联有：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国立艺术书籍出版局、国立农业书籍出版局及国立医学书籍出版局等。
在苏联，书籍已成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财富。在沙皇时代（据一九一三年出版材料统计），每一居民平均约有书○·七册，在一九三九年的苏联，为每一居民出版了四·一册书，这就增加了六倍。
在一九一八——一九四六年中，苏联出版了八十五万九千种书，销数共达一百零七亿册。
苏联的书籍用一百十九种文字出版。苏联的许多民族，现在用自己的文字出版着数量庞大的书籍和小册子，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他们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的。
苏联人民文化发展的指标之一，不仅在于书籍印数的增加，而且也在于它种类的增多和质量的改进。
真实、具有说服性、质朴、高度的思想性，是苏联出版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正是苏联人民固有特色的反映。这一点对我们说明了苏联的出版和自己人民的有机的、不可割裂的关系。出版物在苏联人民中享有最大的威望和信任。
高度的思想性、政治性，对社会和政府机构活动的缺点，作大胆的原则上的批评，与群众紧密的每日不断的联系——树立了苏联的出版在苏联人民中间的崇高威信。
苏联读者政治和文化水平的增长，就对苏联的出版提出日益增高的要求。它们（指出版机构）事业活动的每一步，人们将依据它们出版的书好不好来加以评价。因此，就书籍出版工作者说来，没有比出版能够满足苏维埃读者日益增长的要求的书籍更光荣了。
苏联读者常常用书信向报纸和杂志提出意见，在书信中要求那些发行思想上的废纸的出版机构建立工作制度。考虑这些正当要求，迅速改正出版工作在组织上的缺点，乃是出版机构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要把出版机构变成思想的堡垒，必须加强和不断改进编辑部。
出版、编辑工作要求对所负担事业有巨大的热爱，要求创造性，要求不屈不挠地提高每个出版同人的思想水平。出版工作者必需时时刻刻把苏维埃读者——聪明的，好学的，顽强的，热情的书籍爱好者，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建设者，放在眼前。苏维埃出版者也必须照顾到，我们祖国成百万的国外朋友、特别是人民民主国家的朋友，望眼欲穿地注视着苏联的每本新书。一本好的苏维埃的书，乃是人民的教师和培育者，它向读者揭示着共产主义的伟大境界。
出版机构第一步审订作者所交出的原稿，加以初步的批评。这种审订和这种批评的原则性和熟练的程度如何，这本书的将来命运在许多方面有赖于此。不可以让原则的批判不知不觉染上讲情面的态度和派系的意味。实践一再证明，凡是对于接受出版的书没有慎重的和尖锐批评的审查的地方，凡是没有注意作者写的什么，他表现的什么，他的思想立场怎样的地方，那里便把缺乏思想的、反科学的、反艺术的作品公诸于世了。
苏联读者常常对出版机构所作的书籍评定给予严重的纠正，给予出版机构未来工作以有益的忠告。经验指明，如果出版机构希望出版高度品质的书，他就应该尊重读者的意见，和读者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