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
编者按：本刊在三十九期与四十期上，发表了陈涌的《论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及史笃的《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批评了阿垅在天津出版的《文艺学习》第一期上发表的《论倾向性》一文及他用另一笔名（张怀瑞）在上海出版的《起点》第二期上发表的《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现在阿垅先生来信表示接受批评。我们认为他的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是很好的，值得欢迎的，并且相信，经过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在文艺思想上将最后达到一致。兹将阿垅先生的来信发表如下：
编者同志：
《论倾向性》和《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是我写的。两篇批评也看到的。这使我痛苦。我要好好进行检讨，和完全接受指责。
对于我个人，特别犯了严重的错误，是引文的方面。我应该负担全部责任。因为，从我自己看，这已经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或者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不可饶恕和不可解释的政治问题了！
首先，经过是这样的：我贫乏，不能够完全得到所要的书籍。因此，我有几个笔记本，借书看的时候，就把值得研究和思考的文句摘录在上面，我这样做了几年。《科学的艺术论》，我原来认为是一本有教育意义的书，对于学习文学的人更是如此。我重视这本书，但是我自己手边却没有，尤其解放前我被通缉，生活不定，不可能带书，只有利用钞本的办法。解放以后，在杭州我找遍了各书店，买不到；在经过上海的时候，也找过，还是买不到；还请托过一些友人为我留意，给我买。这事情，有的同志是知道的。文章是去年九月间在上海住的时候写的。写的时候，根据的是手边的摘录得不完全的那个钞本，就犯了这个大的错误。无论如何，责任是在我的。
其次，对于新的情况了解不深，问题提得不全面，分析不够，这当然也是我自己应负的责任。
再次，我是这样理解那一段引文的：说到“私生活”，我误以为那是说的人物的生活内容的一面，要写他们的生活内容的；说到“和一切形形色色跟在周围的人一起”，我误解为所反映的是社会内容，即反映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纠葛，接触，冲突和矛盾的。而且，又误解了“指示给我们看”这一句话。——才得出了这一错误的结果。
最后，十几年来，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第一、我受不到党的教育；第二、阵地是分散的，孤立的；第三、我没有好好受过教育，完全是自学的，这样，使我在许多地方不能够深入，而造成了这一次大的错误。
错误在我，请多批评，给我帮助，真诚地！
此致革命敬礼
阿垅 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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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阳上升的时候
（评丁玲著《桑乾河上》，原文载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消息报）
Ｍ·谢妙诺夫作 陈冰夷译
全体进步人类欣喜地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它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完成了中国人民进行了许多年的解放斗争。苏联人热烈地庆贺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他们怀着极大的兴趣迎接来自新中国的每一个消息。
《旗子》杂志献了一份很好的礼物给苏联读者，它发表了中国女作家丁玲的长篇小说《桑干河上》。
丁玲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她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参加过中国农村里的土地改革工作。小说的主人公是在中国解放区对地主和封建残余斗争中建设新生活的人们。
小说以老农顾老汉回返故乡暖水屯的场面开始：
“路两旁和洋河北岸一样，稻穗穗密密的挤着。谷子又肥又高，都齐人肩头了。高粱遮断了一切，叶子就如玉茭的叶子一样宽，泥土又湿又黑。从那些庄稼丛里，蒸发出一种气味。……
“顾老汉每次走过这一带，就说不出的羡慕：怎么自己也有这末一片好地呢？”
但是这个老农的羡慕立刻被他女儿的问话所遮暗了：
“‘钱二叔的那棵柳树锯掉没有？’
“老头子没有答应，只摇了一摇头。”
原来顾老汉的儿子挖水渠时不留神砍伤了地主钱文贵的一棵柳树。柳树倒下来，压在顾家园子里的梨树上。老农无论怎么恳求那地主砍去柳树，那地主总是不肯。全村的人也明白，都看着那棵梨树一年年死下去。
就这一小段就证明了农村里地主压迫的强烈和农民依赖这些吸血鬼之甚。
跟着小说的发展，作者把我们领到小说人物生活的圈子里去，显示了农村里阶级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方面是以霸持全村的钱文贵为首的地主，另一方面是以共产党人创立的农民团体的领导者为首的贫农。就是从前是佃农现任农会主席的程仁妇联会主任董桂花，和八路军有密切关系的浑号三哥的佃农张裕民等等。
农民大多是以高价向地主租地耕种的佃农。他们受着贫苦的压迫，过着半饥饿的生活，但是许多世纪来的压迫是这样有力，以致于他们还不敢高声喊出他们反对剥削者的呼声。
给地主助纣为虐的有虔婆白娘娘和专事向财主献媚以谋取残羹的教员任国忠。任国忠唯命是听地受着钱文贵的教唆，到处预言国民党即将胜利。
起初那狡猾的地主的话仿佛有点应验。村上流传谣言，说受美国人接济的蒋介石转取反攻，人民解放军败退，仿佛不久暖水屯真的又要出现国民党了。农民被这些挑拨性的谣言所吓坏了。佃农侯忠全把从农会得来的土地又还给地主。农会派到地主那里去取地契的人都受了地主的女人的骗，毫无收获而回。
但是自从共产党县委工作团到村上来之后，情形转变了。老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老董，青年鼓动家杨亮把村上的积极分子和贫农团结起来，使人们有了胜利的信念。
果子未收，树上长的果实真的重得要把树都折断了。但是地主不肯马上采果子，公开进行怠工。于是农会决定没收地主的果子。于是全村都冲到果园里去：
“这是听也没听到的事呀，财主家的果子叫穷人们给看起来，给拿到城里去卖。参加的人一加多，那些原来有些怕的，好象怀了什么鬼胎的人，便也不在乎了。……这件事兴奋了全村的穷人……”
作者自信地和有才力地描写出了那种控制住全体农民的高潮。人民的意愿终于实现，——钱文贵被捕，他将受到全村的审判。
农民们象赴赛会似的到法庭上去，唱着战歌：
“团结起来吧！
“种地的庄稼汉！……
“地主压迫咱，压迫了多少年，
“咱们……把帐算，把帐算！
审判贫农的可恶的敌人钱文贵这一场是小说中最有力的。作者真切地和动人地表达出了反抗剥削者的人民的怒火。被农民们选为法庭主席的是老人李宝堂。他得到了这光荣，感到非常局促不安，但是保持了他的尊严。相信这已开始的事业的正义性的信念鼓舞着他。
“咱老汉是个穷人。看了几十年果园子，没有一棵树。咱今年六十一岁，就像秋天的果树叶一样入土也差不离了。做梦也没梦到有今天，咱当了主席啦！好！咱高兴咱是穷人的主席，咱们今天好好把那个钱文贵斗一斗，有仇报仇，有冤伸冤，有钱还钱，有命偿命。咱只有一个心眼，咱是个穷汉。咱主席说完了，如今大家说。”
于是受过地主气的人，被他压迫得度着非人生活的人，一个一个跟着上来，提出他们各自的控诉。
重要的任务是表现出：在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影响之下，千百万中国劳动者怎样的觉醒了，怎样的进行争取新生活的斗争，——这一任务，作者是出色地完成了。小说《桑乾河上》的价值也就在此。它是伟大中国人民的历史的一页，这人民现在已经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和着手建设工作了。
丁玲很熟悉中国的农村。农民的生活、农民的关系、风景等等的描写非常富有色彩和吸引力。顾老汉，拘谨而信心坚定的佃农程仁聪明而有头脑的杨亮，——丁玲给他们都找到了他们各自的色彩。读者紧张地注意着书中人物命运的发展，跟着作者一起对新中国的这些人物怀着深深的同情和爱忱。
毫无疑问，苏联读者将以极大的兴趣来阅读丁玲的这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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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新事新办》等三篇小说
茅盾
十分高兴而且仔细地读过了《新事新办》、《三十张工票》和《亲家婆儿》以后，我愿意写下我的读后感。
这三篇小说中间，我最喜欢的，就是《新事新办》。三篇小说有它们共同的优点，在内容方面，是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了老解放区农民思想的变化，表现了土改后的农村生活的兴旺和愉快，在形式方面，都能做到结构紧凑，形象生动，文字洗炼。然而这三篇中间，无论从内容或从形式看，又不能不推《新事新办》为最佳。我所以作这样的估价，理由如下：
一、《新事新办》的主题是生产节约，是通过了嫁女娶媳得有陪送这一个旧习惯来表现了这主题的；作者从农村的日常生活中选取了这一典型性的题材，足见他的感觉锐敏，能从人家不大注意的地方着眼，也就因为了这一点，我们读这作品时有清新之感。作者的另一短篇《三十张工票》也写了生产，可就不及《新事新办》写的那样轻灵而自然。
二、《新事新办》在技巧上可说是从头至尾无懈可击。这是一篇技术水准很高的短篇小说。现在有些短篇小说严格说来实在是缩紧了的中篇，是一篇生活的流水账的节略而不是生活的横断面。《新事新办》却是处理得很完美的一幅生活横断面，从这横断面中，清楚地给我们看到“旧的正在消逝，新的正在成长。”自然，《三十张工票》和《亲家婆儿》写的也是生活横断面，但同样是写生活横断面，却不能不说《新事新办》在技巧上是高明得多了。试以《三十张工票》和《新事新办》的开头两段作一比较：
《三十张工票》开头第一二两段用了将近三百字叙述情况。在三千字左右的短篇中，开头就花费了三百字的相当干燥的情况叙述，这是不大经济的。第三段“党支部会上，支部书记高老锁号召党员起保证作用，并布置叫大国带领二妮点种”。这算是把小说的主人公引见给读者了，可是主题仍然点得不够明晰。我们一定要读完第四段，这才辨出点味儿来。
《新事新办》可就不同了。它开篇的那一句，“王贵德头打调到区里工作的前两天，两边的老人看透了闺女儿子的心思，就愿意把喜事办了。”就很有力。这一句就带起了全篇。而且先说两边老人就愿意把喜事办了，下文却闹了蹩扭，文章这才有波澜。接着这开篇的一句的，是二百多字的回叙，把快要结婚的一对来个交代，这二百多字夹叙夹议，多么富于形象。“没过门的小俩口常在一块作活，真是个新事儿！”——老大娘们嘴里这一句既点明了“小俩口”之情投意合，又带出“新事儿”三字，但是这里的“新事儿”还不是扣着题目的，这是先来一个陪衬。
比较了这两篇小说的开头两段，就看得出后者之所以能引人入胜就在于避免平铺直叙，在于有剪裁。
三、再把这两篇小说整个作一比较，我也以为《新事新办》胜过了《三十张工票》。
先说《新事新办》。全篇共三章，第一章展开故事，第二章故事到达顶点，第三章，故事结束——问题得到解决。这三章眉目极为清楚，可是写来一点不呆板。第一章展开故事，先写凤兰和她父亲的意见（关于陪送）不同，而以凤兰说服了父亲作结。从凤兰之不要陪送，转到父亲想卖掉小牛买陪嫁，终于归结到凤兰要小牛代嫁妆，行文曲折而有致，同时又把父女两人的面貌画了出来。可是第二章却另提头，直写王贵德和他的母亲了。这一章的文字极经济，又极有层次。先写王母生气，故作曲笔，然后点出本题。又经过了相当的腾挪，然后以王母之勉强被说服了作结。在这里，王母之勉强被说服与第一章末了凤兰父亲之被说服（也有几分勉强）遥遥相对，但笔法是两样的。最后，第三章，问题解决，全章除写结婚会场的气氛而外，王母仍是描写的焦点。这一个人物的形象写得非常清晰而且是立体的。
现在再看《三十张工票》。这篇小说共分四章，作者对于故事的展开当然也分了层次，可是，无论就全篇看，或就各章看，总觉得细节目的安排不很妥贴，好象一堆素材该舍弃的没有都舍弃，该发挥的没有都发挥；用不少笔墨写二妮（主人公），但二妮的形象并不怎样鲜明。
四、如果一定要在《新事新办》身上找弱点，那么，我以为第三章开头结婚会场的一般气氛是写得差一点的。大凡写这种热闹场面，既要写得错综，又要条理分明，既要有全场的鸟瞰图，又要有个别角落及人物的“特写”；作者做到了条理分明，却不够错综，有了个别的“特写”，却没有给我们看到整个画面。写热闹场面要做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并不顶难。只要作者在下笔以前，眼光四射，先有一番布置就得了；而从《新事新办》的作者在这篇小说内所表现的才能看来，他是可以做到的。
以上就是我对于《新事新办》的一点意见。这些全从技巧方面来研究的话，本来是可有可无的，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是，既要把握技巧，也就不妨偶尔谈谈技巧，因此我还是写了出来。至于追求技巧，乃至钻进牛角尖，则是偏向，不足为训；我希望这篇短文不至于发生不好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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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歌剧《大家欢喜》
马少波
西单游艺社最近上演了马健翎同志的歌剧《大家欢喜》。我象大多数观众一样的，以极其欣喜的心情肯定这次演出的成功。作者以深刻的生活体验、成熟的技巧，描写一个二流子在生产运动中的改造过程，简短、深刻、而且饶有风趣。谁说城市群众不喜欢了解农民的生活？谁说“丑角”一定是坏人？又有谁说“大杂会”的形式不是艺术，就一定会破坏了戏剧形式的“统一”呢？《大家欢喜》的演出，答复了这些问题。
尤其难得的，是西单游艺社艺人们的共同努力：长于大鼓、评戏的魏喜奎，长于太平歌词的魏长林，长于单弦的曹宝禄，长于琴书的关学曾，长于皮簧、单弦的顾荣甫，长于金钱落子的尹福来，琴师吴长宝以至擅有翔翎技艺的宋慧玲，擅有空竹技术的十一岁的王淑英，九个人分担了剧中的全部角色，以他们的现实条件，能有如此好的成就，是很值得称赞的，我以为演出方面，主要表现了以下的特色：
一、演员严肃认真，有生活，有感情，细腻入微，恰到好处。这在职业演员已不可多得；在所谓“十样杂耍的锻炼，而能演得如此真实”的艺人，他们只有单一的、完整、有分寸，更足可贵。技艺，并没有经过戏剧舞台例如魏长林饰王三宝，对于二流子身分感情的体会，细腻深刻，在感情发展上也很自然；尤其对于王三宝在同情中寓批评，批评中又寄予热烈的希望，剧本的这一基本态度是正确的，难得演员能够正确的掌握了这一关键。二流子借米，乡干部劝告，乡长和二流子开荒等场之特别精彩，也是由于演员懂得了改造二流子必须依靠耐心教育，启发觉悟，而又必须坚持强制与自愿结合的原则，因此才能引人入胜。全部演员作到了在尊重剧情的原则下，人人逞能，个个尽职。例如顾荣甫平日在观众中的印象，是很滑稽可笑的，此次饰冯二婶，不仅是演女角色，而且可以说是“反串”正派人物，不但演得象，而且很好的完成了剧本的要求，观众对于冯二婶不由得不给予充分的尊敬。如果没有优越的演技，是很不容易作到的。
二、在艺术形式上适当的运用了现有的技巧和优长，例如歌调很多样化：太平歌词、数板、靠山调、南城调、金钱落子、琴书，以至评戏、皮簧，但是实际听来，还很和谐自然，并无“不统一”的感觉，而且调子变化多，听来很新鲜悦耳，我想主要是他们在运用曲调上，注意了结合剧情，适当选择，而又发挥了专行的成熟技巧，例如冯二婶听说二流子偷线时，所唱的流水板快书，比原剧的曲调，好的多了。
三、整个晚会节目的排列，由浅而深，由轻而重，虽是一般的规律；但在该社则是紧紧把握其业务特色，在多次单人技艺精彩表演之后，最后联合演出《大家欢喜》，真好象最后来一次戏剧性的技艺总结，对于观众是有益的；我想对于艺人本身也是很有益的，因为通过戏剧表演，可以得到演技上各方面的锻炼，从实践中广泛的吸受养分，对于本行业务，会更有效的提高和发展；而且如何使《十样杂耍》成为集体艺术，以至有原则的赋予故事性、戏剧性，也未始不是曲艺发展的道路之一，我想这一道路，是很宽广远大的。
希望西单游艺社的朋友们不断的克服困难，改正缺点，继续努力，坚持下去，排演新戏，排演时装戏。以现有条件，利用这种形式，剧本是不成问题的。在现有的新京剧、新评剧、新歌剧以至话剧本中去选用，稍加修改，便可很快的排出来。因为尽量运用自己最熟悉的调子，可以节省时间，事半功倍，只要用的恰切，群众是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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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读者
读《新事新办》及《亲家婆儿》后的感想
曰术
《人民文艺》第三十九期刊载了谷峪的《新事新办》及翟树雷的《亲家婆儿》两个短篇创作。这是两个不知名的文艺工作者的作品，然而它却有相当优秀的成就，读后使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如编者按语中所说，这两个短篇“通过农村生活与风习的真实生动的描写，显示出老解放区农村中新旧事物、新旧思想之间的矛盾和变化：旧的正在消逝，新的正在成长。”从这两个作品来看，这段按语是恰当的。
《新事新办》通过王贵德与凤兰结婚中女方有没有陪送这个简单的故事，描写出农村中一种新气象的成长，同时对旧习俗也作了很好的说服。
凤兰的爹原来盘算着粜多少粮食，给闺女买什么嫁妆，后来又盘算把小牛卖掉，再买陪送，然而都被“生产模范”的凤兰拒绝了，正因为：“这年头翻身的人家儿，谁没个柜子橱的，那东西有啥用？不能耕地，不能拉犁，再说花衣裳上那穿？现在可不象从前，做媳妇三年不下地，咱到人家门就得下地生产，谁还有工夫擦粉抹胭脂的？贵德是个区干部，他更不让这么办，……”
贵德呢？他娘说：“她娘家过的那么富裕，就一点陪送也没有……”虽经贵德加以解说，但老人心里是不愉快的，当乡亲们问起新媳妇为什么没有陪送时，她就“张口结舌的说不上个什么来，硬着耳根子臊着躲开了”。
然而，为老年人所还不能完全抛开的旧习俗旧思想，是以一个新的方法解决了——把小牛当作了陪送，一方面免得作多余的浪费，另一方面又替贵德家解决了原来没有牲口的问题，“响应节约”和“搞生产”在这个《新事新办》的婚礼里是获得了很好的解决。贵德的娘对这新的嫁妆也是喜悦的，新社会教育了她们“生产发家”，拿生产工具来作陪送，当然是欢欣的。她由“张口结舌”变成了“乐得光想笑”。
这里面对旧风气的转变，描写得很生动、具体，透过它，读者可以看出新农村里的农民是如何重视生产，老年人虽然还残留着一些旧习俗旧思想，但新的办法使这些旧习俗旧思想自然而然地改变了。
和贵德的娘略有不同的《亲家婆儿》里的小果的娘，她是个对新世道“没有见识多少”的老寡妇，在她女儿小果要生孩子的时候，偏偏婆婆闹起病来而到了亲家的家里，来照顾女儿的生孩子，但是她“老是噘着嘴象谁短她二百钱似的”嘟嘟念念的，总是嫌小果婆婆待女儿不好，小果解释不是那么回事时，她“用衣襟一边儿擦泪，一边儿说：‘你们年轻人懂啥，多少辈子都是这样儿。’”
事实告诉了她“多少辈子都是这样儿”的事，现在却不一样，姑妇间多么亲热，婆媳间也很体贴，她的旧眼光开始失掉效用了，相反地，“喜欢的两只眼睛笑成了两个月牙”，“她只觉得她的亲家婆儿太亲近了”。
故事也非常简单，只不过描写了一些农村中的风俗习惯，然而它是指出了：旧的正在消逝，新的正在成长！
毫无疑问，这两个作品，读后是感到亲切和可爱的。
当然，这也并不是完善无缺的作品。这两个短篇基本上是告诉了读者两件新鲜、愉快的事情；而对于人物的描写，故事更合理完美的发展，还嫌有些不够的地方，譬如《新事新办》中对区干部贵德的品质特点的描写是不够的，《亲家婆儿》里的小果的娘对城里解放二年，而她还是“很少打听外面的事”，脑筋一点也没有变，这也不太合理，虽然她有些耳聋，但她日常生活必然要接触群众，不能把她与周围世界完全孤立起来。同时，两个作品对最后的转变也太快，有些突然，尤其是小果的娘，抱了好久的成见，看到很少几个场面就迅速换脑筋，是描写得还是不太够的。
虽然还存在一些缺点，但不能否认它们是相当优秀的作品，特别是对农村事物和农村语言的熟悉，是体验了农村生活才能有此收获的。
同时，不能忘记，两个作者在今天都还是不知名的文艺工作者，而这一类散布在广大工农兵群众中的文艺工作者，数量是很多的，他们是以无比的热忱在工作着，因此，必须来发现、帮助、提拔和培养他们。这是当前文艺工作中一个主要任务，对这一点忽视是有损于文艺运动的发展的。
过去由于处于分散的环境下，因而对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好好重视，也就是说，对大量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帮助是不够的。今后，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文艺工作当作人民事业的一部分，它在教育和宣传上是起着巨大作用的，所以我们要求文艺界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希望在工厂、农村、部队的各级党委，关心这批青年文艺工作者，积极帮助和培养他们。
一九五○，三，二十一，写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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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严肃的态度对待翻译工作
本报三月十一日在《人民园地》曾刊载“介绍《萨根的春天》”一文，后来我们发现这个译本是有很多错误的。现在我们特发表三篇指摘苏联小说译文错误的文章。翻译介绍苏联文艺作品，是当前文艺工作上重大任务之一，也是教育中国人民事业上的重要工作之一。广大读者迫切要求阅读苏联优秀文艺作品，而且热烈爱好这些作品，这种要求与爱好正在日益增长。出版家和翻译工作者应当以十分负责、严肃的态度来满足广大读者的这种需要。现在有些出版商，如上海时代书局，却出版一些粗制滥造、恶劣不堪的译本来贻害读者。这种现象是不好的，必须加以纠正。
《人民文艺》《人民园地》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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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潮锋出版社出版的所谓“全部新译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朱子平
把外国的革命文艺名著介绍到中国来的工作，是重要而艰巨的。这种工作的影响是广大而深入的，所以担当这种工作的人——译者和出版者——必须十分严肃，拿出最大的负责态度和认真的精神来对待它。
但是近来有些出版者却把译笔拙劣错误百出的东西印行出来。上海潮锋出版社的冯驺译“全部新译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个例子。
我细心地从头读下去，但第一页第一行第一句就令我莫明其妙：“在节日前交给你们做的练习题，做好了的，站起来看看。”
我不明白是谁站起来，站起来看看什么。我只好拿俄文原本核对一下。我发现原文的意思是“在节日前，你们到过我家里背课的人，站起来！”至于“……做的练习题，做好了的……”这些字句，原文里连个影子也没有。
同页第六行——“瓦西里神父的眼睛在四个男孩子的姿态上窥视着”；为什么瓦西里神父要“窥视”呢？难道他怕这四个小学生么？而且“在……姿态上窥视”，这究竟作何解释？
但原文其实是“瓦西里神父的小眼睛集中在这四个小人物身上。”
同页第九行“无赖”，被译成“这是不允许的。”
更滑稽的是同页第十行：“不吃烟，胡说，他妈的，是谁把面酵里的烟丝，捏碎散在这儿呢？”读者试想，面酵里的烟丝，被人捏碎了，这是什么怪事呀？其实原文是“混账东西，你们不抽烟，那么是谁把烟丝撒在面酵里的？”
第十五行，神父检查他们的衣袋了。于是：“三个小孩开始把袋子翻了过来，放在桌子上。”袋子（衣袋）怎样可以放到桌子上呢？再看原文，却是“三个孩子开始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桌子上。”
第十六行，原文是：“神父细心检查他们的口袋的每一条缝，想发现烟丝的痕迹……”但是这位译者译成“神父紧?着眼睛，想找出一点烟草屑……”。
第十八行：“畜生，为什么老是摆着鬼脸站着呢？”这是神父骂他的小学生的话。原文是“你干么木偶似地站在那儿？”这儿译者的想象力和推理力也太惊人了，一个大祸临头的小学生还敢“摆着鬼脸”么？他只能吓得“木偶似地”了。
这个全文三百四十页的“全部新译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一页，一共十八行，除了前面指出的错误之外，还有许多错误，如“脖子”译成“胸膛”，“看着”译成“巡视着”，“穿透了”译成“注射着”，“好，现在我们倒来看看”译成“现在明白了”，“衬衫”译成“上衣”等等，加上胡乱添改的，一共有二十多处。简直是行行有错，一行数错。
潮锋出版社把这样低劣的译品印行出来，证明对作者和读者完全不负责任。后边还加了一篇大吹其牛的译后记，更是不应该的！
从这个低劣的译品，我们看到了今天出版界依然存在着惟利是图的市侩的乌烟瘴气。这种乌烟瘴气是必须加以廓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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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的《苏联儿女英雄传》
苦艾
苏联文艺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良师益友。但由于两国语言文字的不同，苏联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必需经过翻译才能够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一个繁重的任务。翻译工作者必须抱绝对严肃的、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来从事这个工作。因为即使是技术上的疏忽也可能造成政治上的错误。
最近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的《苏联儿女英雄传》（顾苍生、孙斯鸣、刘曾艇、张秋洁译），却是一个糟糕的译本。
这本《苏联儿女英雄传》包括十四个短篇，完全是描写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青年男女为国牺牲可歌可泣的故事（原名是《斯大林战士》），可是一翻目录，看见的题目是什么《戎马书生》（原名《马立克·加渤德林》），《良医折肱》（原名《契玛可夫医生》），《连枝比翼》（原名《葛林卡兄弟》），《钢成百炼》（原文《铸造女工莎隆诺》），《致远任重》（原名《荣誉问题》），这一类陈腐的礼拜六派的笔调。
这种笔调，在译文中也到处都是。例如：“一个高高的，齐整的，长着黑头发的少女”译为“亭亭玉立，身段四称的少女，头发乌黑，”“我们会胜利的”译为“高唱凯歌”。“在广大的灿烂的书本世界中”译为“充栋汗牛，彪炳灿烂的群书中”。
这种礼拜六派的文字，早就该绝迹于新文艺界的，却不料今天还有人借苏联文艺作品来传播它。
现在，看看它是否忠实于原文，就挑“人民之女”（应译为“左雅的生活故事”）一篇来检查一下吧。（译本是根据英译本重译的，我们也根据英译本来检查。）那错误实在是多极了的。例如：
“……直到最后的一分钟，她始终对生命保有完全的信念，相信全苏人民的热情和了解其所带来的快乐。”（译本四六页）怎叫“相信全苏人民的热情”？“其所带来”是什么带来？表面上似乎译文是通顺的，但一细想，就完全糊涂了。原文其实应译成这样：
“……她以我们苏维埃人的一切热情和对于生之欢乐的领会，保持了对生命的充分信念，直到最后一分钟。”
“……欣然贡献出我们的心灵，以争取胜利……”（译本四六页）这一句也是似是而非，在原文中有heart and soul这个成语，应解释为全心全意，但他竟把组成成语的每个字个别看待，单独解释。照原文这句应为：
“……乐于全心全意地献身于胜利的事业……”这与他的译文是有显著的不同。
“……对于左雅，书籍是一道窗户，推开可以望见广大的世界，尚在关闭着，她暂时不能临近。”（译本四八页）
这句含糊不清的译文，只可能有两个解释：一、书籍这道窗户尚在关闭着；二、推开书籍的窗户望见尚在关闭着的世界。但无论哪一解释都不好讲。原文的意思是书籍的世界对于左雅是通向她暂时还不能接近的广大世界的一道窗户。也就是说左雅的年龄太小，还不能跨入真正的广大世界，但她通过书本而得到教育，而认识了世界。译者把这一点完全弄错，使读者得到的印象是左雅还没有打开书籍的窗户，或者是，打开了书籍的窗户，却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她只看见一个“尚在关闭着”的世界。
另外还有一个可笑的例子，可以从而看出译者自作聪明反而弄巧成拙。在原文中，写到左雅读书时，曾读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入狱，受尽凌辱仍坚忍不屈的情况，下面就接着说“……左雅熟读过列宁著的《如何自处？》这部书，在她日记中写下：‘宁死不向一个没有爱的人屈服。’”（译本四九页）我们知道，列宁写过名为《做什么》（并非《如何自处》）的著名的书的，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列宁之前写过一篇小说，也是这个名字（已有两个中译本，一名《何为》，一名《做什么》）原文在这儿并没有说是列宁所作或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作。但决不是列宁的著作，是可断言的，因为列宁的《做什么》这一本书中并未谈到半点恋爱，左雅的感想从何而来呢？原文明白的写着，左雅读过关于叙述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囚情形，接着读了《做什么》，这明显的表示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只知道列宁有这么一本书，却不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本同样题名的小说，因而自作聪明弄巧反拙了！
前面只是在两三页译文中举出几个例子，这短短的一篇作品里大小错误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最后，我觉得应该向读者再说明一点，这书是“上海时代书局”（并非“时代出版社”）出版的，而该书店出版的译品的不负责，不忠实，还不只是这一本书而已。例如所出巴巴叶夫斯基的《金星骑士》，（实际应译作《得金星勋章的英雄》）。内容则仅是全书的一部分，没头没尾，译者及出版者也不加以声明，使读者以为这就是原作的本来面目，同时译文也是错误很多。
第5版()
专栏：
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的《萨根的春天》
凌茵
前些日子，看到一本唤作《萨根的春天》的翻译小说，是苏联的一部名著，译者是王仲桓，由上海时代书局出版。我对着英译本和法译本读了一下，原意是想对照着学习一些东西，不料却在里面发现了许多错误。我觉得翻译应该忠实于原作者，应该对读者负责，所以把这书的错误指出一些来，供大家参考，并且深望那位译者及出版者有所警惕和改正。
在对照中我发现译文完全是根据英译，所以现在亦以英译为根据来说。
（一）译文第一页：“而克立其山又是蕴藏了雪崩时生的一座阴险的山岭，……”这话实在费解。这座山蕴藏了雪崩时生的什么呢？其实原文是这样的：
“克立其山，一座老是隐藏着一些崩落的雪块的狡滑的山岭，……”
（二）译文第四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末，萨根方才在国家的公文书中，列入为农村居地。”意思仿佛是萨根早已登记在国家的《公文书》中（什么叫《公文书》呀？），不过登错了栏，后来才列入《农村居地》。而原文则是：
“直到九十年代末，萨根才被计入官方的农村居地表内。”
（三）译文第五页：“其他的乡村，已有很多人为他们标准写述……”，什么“标准写述”呀？但原文不过是：
“那些乡村，有许多别人写文章来表扬它们……”。
（四）译文第六页：“我在一九三三年间回到过萨根一次，当时我决将成为一个画家。”什么是“决将”呢？这样的文字真叫你苦恼，但是原文却不艰深的，不过是：“差点儿成一个画家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
（五）译文第九页：“在基沙这一方面，他对乡苏维埃所处理的各种办法，深表不满，显然地表示他不愿意掩饰他的雄心。”这句原文的意思是：“在克伊索（即基沙）这方面，他不赞成村苏维埃管理事务的方法，并且显然不想把这一事实掩饰起来。”译者弄错不说了，还擅自加上什么“雄心”，使读者对克伊索的性格发生不良的误解。
（六）译文第二十六页：“他不拘礼节地把身体旋转……”而原文却是：“人们不拘礼节地把他转过身来……”宾主倒置，完全弄错。
（七）译文第三十七页：“以一个农民精明的眼光静听着一切。”用眼光来听一切，是很奇怪的。其实原文却是：“用一个农民的锐利的眼光看到了一切。”
（八）译文第三十八页：“一个好农夫不能只养一条狗，而不顾一条牛。”这个警句大约是说一个好农夫不能只养狗不养牛，既要养狗就更应养牛吧？但这是译者杜撰的“谚语”。原文却是很平常的：
“一个好农夫连狗也不肯养在那儿，不用说一条牛啦！”
（九）第四十一页：“他对这个家，一点也不想什么办法。”原文却是：“他对这所房子，或别的什么，一点都不介意……”。
（十）第四十六页：“你须记着一个忧郁的萨根人遇到了晴朗的天气，是一件希有的现象。”那么一个忧郁的萨根人终年只是遇到阴雨了？多奇怪的事呢？原文却是这样的：
“在晴天有忧郁的萨根人出现，是非常稀有的现象。”
（十一）第五十九页：“这并不是拉希德对亲戚的情谊淡薄。”那么拉希德对亲戚很有情谊罗！其实弄反啦。应译为：
“无论如何，拉希德并没有亲族的私情这种弱点。”
（十二）第六十七页：“这姑娘扭转睡体，又在枕上发出了一阵鼾声，一会儿，把她的眼睛张开来。”大概译者以为人睡了一定要打鼾，所以这位姑娘睡了一定也非打鼾不可。其实原文是：
“这姑娘侧过身来，又把鼻子埋在枕头里揉擦了一会，才把眼张开。”
（十三）第九十七页：“基沙在球场上花费了他所有的时间，从清早起一直到夜晚。”好象他是一个只晓得玩，把时间都花费在球场上的人。但原文却是：
“克伊索把全部时间都花费在田地上，从清晨到夜晚。”
（十四）第一○五页：“他愠怒地喝着羊奶；他就自己咒骂自己。”一面喝，一面骂，很热闹的啊？不过原文却是：
“他愤怒地大口喝着羊奶，烫了自己。”
以上只是随手举出的几个明显的例子。全书的错误是多得不堪，例如：把“含有深意”译成“鄙视”（十三页）。把“正式的伐木工”译成“正常的伐木人”（第四十四页）。把“急信”译成“火热的一封信”（第五十四页），把“这些还不够吗？”译成“是不是你已弄清楚了？”（第五十五页）。把“惟一彻夜不眠的人，”译成“一个人在这夜间这样兴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第一页共十一行的译文就有十二处的错误，实在是严重得很了。
此外，译者的文字还是旧知识分子的，脱离人民的文字。例如，把对作家的一个亲昵的绰号“写字的人”译成含有特殊阶级意味的“文人”，把“农村居民”译成含有轻鄙意味的“乡民”等等。用这种文字来翻译苏联文艺作品，是不可能传达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语言问题是翻译文艺作品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我们多多注意，但是现在且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