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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焦作矿务局第四厂
工人因积极工作牺牲 厂长反说他“英雄主义”编辑同志：
我们焦作矿务局第四厂领导上出了一件官僚主义的具体事实。事情是这样的：二月二十七日第四厂井下工人魏黑片在井下积极工作，怕高车拉上空钩，赶着挂钩，（该井是半机器式的开采方式。井下是否挂上笼了，井上不知道，只管开高车。）因时间短促而挂上了自己的手指尚未取开手，上面即开车了，将黑片带到井筒当中，手指脱节而跌下，当即不幸牺牲。此一事件发生后，该厂厂长赵大周不但不立即进行检查，设法于今后避免这种不幸事件，反而说死者是“英雄主义”。当时矿务局总工会发给死者家属抚恤费四百八十七万七千四百三十元。此款是由工会干部宋存发同志领回的，第二天一数却又丢了一百万元，这主要也是宋存发和厂长赵大周松懈责任所致，现在尚未弄清这桩事情。但就以上事实，即工人因积极工作而牺牲生命，厂长赵大周反说是“英雄主义”，就足以说明这种官僚主义作风的严重程度。应当指出这种漠视工人生命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应当在矿山管理工作者的思想上彻底来个清算，决不能容许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在人民企业中继续存在下去。
此一事件发生后，矿务局即责成该厂自上而下的进行检查、检讨，得出教训（现已初步的检查了一遍），并责成赵大周厂长深刻反省。
魏黑片现年二十一岁，家中只有一个老母亲。黑片在村中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及民兵队长，一向工作积极，从小就下过七年窑，这次是二月二十七日早登记报名的，不料当天即遇此不幸。
焦作矿务局保卫科穆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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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介绍
介绍《苏联共青团文献》及列宁、斯大林论青年的著作
最近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文献》、《斯大林论青年》和《列宁论青年》等几本有关苏联青年团和青年工作的书。这是几本极有价值的书，做青年团工作的干部们和青年们都应该拿它放在手边时常阅读。
全国学联执委会通过了开展新民主主义学习的决议，各学校都在开展新民主主义学习。要了解与掌握这个学习方针，这几本书就给了我们不少极重要的参考文件。列宁的《论青年团的任务》，指出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在于学习，说明了学什么与怎样学习的问题。斯大林的《给无产阶级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更明确的规定了无产阶级大学生的三条任务：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与文化的自觉的建设者；把自己看作是劳动群众不可分开的一部分，能够得到群众的信任与帮助；并且了解精通科学的必要，不能空洞的谈论政治，应该真正掌握科学。斯大林的话，作为今日中国青年努力方向，依然是具有头等指导意义的。此外，叶秀娃在共青团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学校工作的报告，及共青团关于学校工作报告的决议，还有米海洛夫在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的第三段，也给我们在学习问题上，在学校工作上，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我们看过《青年近卫军》，看过《丹娘》，都非常景仰苏联共青团员们的高贵品质。然而这品质是怎么教养成的呢？共青团的团章给我们指出了这个原因：“全苏联列宁共青团靠紧联共（布）党，是它的后备军和助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苏联列宁共青团以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团员，使他们刚勇，朝气勃勃，不怕困难，深信自己的力量，准备在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克服任何阻碍。”
如果我们读米海洛夫在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就不难了解，苏联共青团团员在卫国战争中，在建国工作中的表现也正是这样的。
这几本书里的文章值得介绍的当然还有很多，这里只举出关于学习的和关于青年团员的品质两点来向青年朋友们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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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市电话三分局工作效率要提高
我们从本月十号就请电话三分局给我们装置机子，当天来了两个人，问清了装在什么地方。我们问何时能安好，回答说“明天可装好”。可是到十五号又来了一个人，又问明了安在什么地方。我们再问何时能安好？回答又是“明天可安好”。两次都用登记簿子登记清了，且让我们盖上了章。但是机子到现在十几天了还没有装起来。什么原因也问不出来。我想这样对工作是有很大妨碍的，我们这十几天当中，工作多少是受些损失的，我们认为电话三分局的工作效率太低了。（北京公安总队一团政治处 王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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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希望派出所办理出租与租房登记
为解决房客觅房不得、房主有房欲租无客的情况，我觉得最好由欲出租的房主向附近公安派出所声报空房数量，坐落地点及其出租条件，愿租房者可径向各派出所询问。这会是一举两利的。 （读者 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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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办好广播 推进学习
——师大二院广播小组经验
师大二院广播小组每天的广播节目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转播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青年节目、文艺节目和一些重要的临时节目；还有一部分是校内的广播，分为文娱、学习、服务几个节目。广播小组开始时，没有订立工作制度，小组组员忙的特别忙、闲的特别闲，同学给小组供给的稿件也不知道怎么编写，因此，工作就很混乱，节目内容也不够精彩。后来在师大文学院广播小组联欢会上，焦菊隐院长向我们指出：“要想师大文学院广播小组搞得好，必需有一个周密的工作计划和严格的工作制度。”根据焦院长的指示，我们便反复讨论，建立了工作制度：
第一、固定转播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青年节目、文艺节目。
第二、建立了值日制度和明确的分工：每位组员在每星期值班一次或两次，负责每天的业务；小组以下分成编辑、学习、文娱、总务四个分组，负责组织校内的节目供给电台通讯稿件；小组并且还建立了会议制度。
这样，我们在工作当中就初步克服了事务主义和混乱的状态。
同学们最欢迎的是青年节目和新闻，尤其是青年节目里的时事漫谈和青年讲座。有的同学听了时事漫谈以后很高兴地说：“这样有系统的把一个星期国内外的大事情连贯起来讲，使得我对现实的认识更深刻了。”广播电台播送胡华同志讲的中苏新条约新协定的时候，解决了好多同学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经验：要使同学们听广播的效果更好，在广播收听前展开广播内容的宣传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们学校的同学们已经把听广播变成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这是因为广播小组和学生会、教学委员会、中共支部、青年团支部、文工团、通讯组、图书馆、卫生组、工会、合作社等单位都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所以广播节目便能紧密地和广大同学生活结合了。我们的广播节目经常配合政治课学习，介绍学习经验，报导学习情况。有一次，我们介绍了小组讨论中的“点将台”方式，当天历史系一年级一个小组就用了这个方法，在饭厅前设立了点将台，提出问题让别的小组解答。另外，我们带动了许多文娱活动，帮助了文工团。我们曾配合学生会、文工团号召同学们早起，结果得到同学们热烈响应。在评议助学金的时候，有一班审查的不严格，我们就在广播的时候加以批评，结果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们又重新仔细地评议了一次，纠正了第一次的偏向。最近，学生会和防空委员会号召同学参加挖防空壕，我们就通过广播鼓动大家，大多数同学都踊跃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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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文善炉灶的构造
某师炊事员王文善，节省烧煤所用炉灶的构造，经清华大学膳团询问后，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解放军报》寄来图样如下：
【说明】把炉底下的炉条换成圆形铁板，上面凿成黄豆粒大小的窟窿，防止炭渣漏掉。炉底与锅底对正，相隔十生的，使火焰直烧锅底。前灶门留五六寸大的方口。走烟道宽五寸，高二寸五，防止火向后跑。灶膛是锅形的，不浪费火的热力。炉底与风箱之间的走风筒，向炉底上斜，大口向风箱，小口向炉底。（附图片）
王文善式炉灶横切面图
王文善式炉灶纵切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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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救灾捐款
本刊收到王达仁同志捐助灾民人民券十万元，已转交救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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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摘
土改工作中的群众路线
清华大学教授 冯友兰
按：清华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教授，曾于寒假期间和清华师生二百余人参加京郊土地改革工作；在乡下工作了一个半月，本月初旬返校。本文是他返校后所写。
土改工作是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的。在京郊土改工作中，每一个行政村有一个土改工作组领导土改工作。每一个行政村包括几个自然村，几百户人口。虽然地域不算太大，人也不算太多，但是在土改工作中，也有很多不容易办的事。
譬如就分胜利果实说，其中就有许多不容易办的事。胜利果实包括土地、农具、房子、车马。按郊区的土改政策，地主的土地及富农出租的土地，没收为国有，但是原来的佃户，还是原耕不动，由政府发给他们土地使用证，继续使用。所以每一行政村，就只有少数土地可以实际拿来调剂贫农雇农。例如丰台西北的张仪村有二百零四户，九百六十八人，共占有土地两千九百八十五亩。实际可分配给贫雇农的胜利果实是地三百五十亩，农具四百四十四件，大车六辆，牲口八头，房子三十三间。芦沟桥人口比张仪村多，实际可分配给贫雇农的胜利果实，是地二百五十亩，农具六百二十二件，大车七辆，牲口十三头。
因为人多而胜利果实不多，所以政策规定，不用平分的办法，而用调剂的办法。照着个别贫雇农的实际需要，而给他土地农具，给不给及给多少完全视个别的贫雇农的实际需要而定。在我们没有走过群众路线的人，觉得这个办法，实行起来，可真是困难极了。专凭工作组的几个人，怎么能够知道，在许多贫雇农中，谁果真需要地，谁果真会种地。而且在调剂土地农具的时候，土地房子有好有坏，有远有近，农具也有好有坏。关于这一类的问题，随时都可以发生争执。
但，诸如此类的问题，倚靠群众是不难解决的。在参加土改工作的一个半月中，我开始了解怎样是走群众路线，并且也学了一点怎样走群众路线。
原来土改工作，大部分都是农民自己办的。工作组的任务，是组织他们，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用工作组的术语说，就是“组织队伍，检阅队伍”。队伍组织成以后，有了积极分子作了骨干，事情就由队伍去干了。工作组只要把握政策，看见队伍气不足的时候，就要设法鼓励。有时太过火了，就要设法拉回。好像一个船上掌舵的人，只管把定船的方向，至于船走，就要靠群众了。
群众划分阶级，分胜利果实，都用一个妙法，就是“自报公议”。在划阶级的大会上，凡是与土地有关的人都出席。先让有土地的人自报他所占有的土地、房子、大车、牲口，以及全家人口等等。从民国三十五年报起。每报一项，主席就问：“他说的对不对呀。”总须到会的人认为不错，才进行第二项。若果有人认为他报的不对，主席就喊：“了解他的情况的人都说话呀。”如是报完以后就让他自报他的阶级成份。然后大会评定。有些人的阶级成份是很明显的，用不着争论，但是也有自报的高而评定的低的，也有自报的低，而评定的高的。群众评定以后就由农会出第一榜，上写封建地主某某若干户，经营地主某某若干户，富农某某若干户，中农某某若干户，贫农某某若干户，佃农某某若干户。在郊区，阶级成份须经区政府批准，方出最后一榜，成为定案。
最后的一榜出来后，谁是地主，已经决定了。就由农会的清丈组去丈量他的土地。丈量是一件麻烦的事，可是农民中能写会算的也大有其人。一面又叫地主来，用自报公议的办法，决定他的农具的数目种类。
紧接着就是没收农具。我们工作组有几枝大枪交与农会的人带着，农会干部，青年干部，妇女干部，以及工作组的人，都去到地主家里，先由持枪的农民，把守大门，然后将地主叫出，喝问农具在什么地方。去的人一齐动手，将农具搬出，摆在院中，由农会的登记组登记以后，由农会的搬运组套上地主的大车，拉回工作组（也就是农会办公的地方）。这是打倒封建的最高峰。
当然在现在情形下，地主没有反抗的可能，农民带枪，一般只有象征的意义。但是所象征的事实，是伟大的，就是，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武装了农民打倒二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以下就是分配土地及农具。这时就遇见上面所说的那些问题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还是自报公议。先是由需要土地农具的农民在各小组自报需要土地若干亩，什么样的农具若干件。我们没有经验的人，看见各小组送来的单子，都直发愁，因为各单子所开的数字，比实际可以调剂的土地，及没收来的农具数字大得多。可是经过开会公议以后，土地及农具，都还有余剩。在张仪村是如此，在芦沟桥也是如此。剩余的东西，还是再分，不过于此可见公议的效力。
在公议的时候，农会的各小组都各在会场一个角落里聚齐。主席照着自报的单子，一名一名的念。念到一个人，就要大家看他是否需要地，有地他是否有劳动力能种。他要的亩数，是否太多或太少。有些人的自报，显然是很合理的。主席就喊：“某某人要几亩地，你们同意不同意呀！”下面齐喊，同意，这就通过了。在有可以争论的时候主席就叫各小组各自讨论。经过几分钟后，小组长报告：“我这一组同意给他多少，”或是“不给他”。如果各小组的意见还不一致，主席就喊：“了解某某人的情况的人，都说话呀！”等到各小组的意见差不多时，主席就喊：“各小组同意给他若干亩，你们同意不同意呀！”下面齐喊同意，这就通过了。
分配农具，也是经过这种公议的办法，指定某人得到那一块地，也是若这一种办法，当然这种办法是很费时候；需要一连几天的开会，每会都要四五个钟头，不过可真能解决问题。
有个同我一起参加土改工作的同学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妙处在一个凑字，臭皮匠分开都不行，可是在一起你有一点意思，我有一点意思，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全的意思了。我说：自报公议的办法真好，不知是谁发明的，那位同学说：当然还是群众发明的，还是臭皮匠凑着发明的。
（转载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