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
史笃
由于全国解放，马列主义学说得到空前广泛的传播，被广大知识分子所热烈学习和研究。这对中国人民的教育，与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都是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事情。但是绝大多数人对马列主义学说还是刚刚接触，而且大家对马列主义学说的渴求又几乎达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于是一切的假马列主义就得到了在“思想”市场上鱼目混珠、欺骗读者的机会了。
在这样的时候，保持马列主义学说的纯洁性，随时随地向一切歪曲、玷污马列主义的、冒充马列主义的“理论”作坚决的斗争，是思想战线，包含文艺战线上的一个重大的任务。我们一方面要进行最广泛地传播马列主义学说的通俗化的工作；另一方面为了保持马列主义学说的纯洁性，就必须坚决揭露一切马列主义伪装，使它们在群众面前露出原形来。
上海出版的文艺刊物《起点》第二期上，张怀瑞作《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就是一个必须加以揭发的伪造物。不管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这篇文章堆满了马列主义词句，而实际是完全违反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的。
它一开头就引用了马克思在《新莱茵评论》上发表的一篇书评中的一段话，并且立即从这段话里做出和原意完全相反的推论，作为自己的论据。它说马克思反对文艺作品把伟人们描写成脚穿短靴、头带神光的非现实的形象，但是推崇“深入私生活”的描写法或创作方法，并举出两部作品为例——这两部作品“由于深入到这班人物的私生活中……即使它们离开忠实地来描写现实的人物和事件的地步还远得很，马克思却把它们作为一个范例，甚至方向，向我们特别地提了出来”。这就是说，“按照马克思”，“深入人物的私生活”才是创作的方向，至于什么政治生活，社会斗争，都和这“方向”无关。因此它紧接着发问：“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写正面人物呢？”那回答自然应该是并且必然是“写正面人物的私生活”了。
但是对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能有多少人不发生怀疑呢？不错，头带神光的非现实的描写是要不得的，可是“深入私生活”的“忠实描写”会引导文艺走上正确的道路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为了郑重起见，不妨多费点篇幅研究一下马克思的原文和本意。先看该文作者的引用：
“‘无论在革命之前，在各种的结社和印刷品上面，或者是社会革命之后处于公开的地位上了，对于一切党的运动的前驱者，以充满全生命的坚实的象征风的色彩加以描写，是多么使人渴望的事情。而从来的描写，决不是在现实的姿态中写出这种人物来，他们总是被写得神乎其神，写他们公式的形态——脚穿短靴，头带神光。这种神化了的拉斐尔风的肖像画，是失却一切描写的真实性的。
“‘这里有两部作品，是完全抛弃了从来的二月革命的“伟人们”所带着出现的短靴和神光的。它深入到这班人物的私生活中，使他穿上普通的服装，而和形形式式的跟在周围的人物一起，指示给我们看。但是，虽然如此，离开现实地的人物和事件的忠实描写，还远得很。’”
引用者所根据的译文是有错误的。比较正确的译文应该是这样：
“最渴望不过的事是把大革命之前在秘密结社里或报馆里的、或者革命之后身居官职的、那些站在革命政党的首脑地位的人们终于用强烈的冷布兰德式的色彩描绘出了他们的一切生动的品质。这些人们向来没有被描绘成他们的真实的样子；他们是被表现作官场人物，穿着短统靴，头上发出晕光。在这种拉斐尔式的美的神化之中，失掉了全部的绘画的真实性。
“这里所批评的两本书是摆脱掉二月革命的‘大人物们’向来带着的短统靴和晕光了。它们走进了这些人的私生活，表现穿着拖鞋的他们，和他们的全体各种侍从们在一起。但这并不是说这两本书丝毫较接近于对人物和事件的忠实描写。”（译自美国国际出版社一九四七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第四十页。）
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谬误的贻害读者的译文也要负它应负的责任。但这丝毫不足以减轻污辱马克思的该文作者的罪过。因为紧接着他所引用的译文后面，马克思还有这么很明白的两句话：
“这著者之一，是路易·菲烈普长年相随的公开的密探。另外一个是老牌的职业阴谋家，他跟警察局有暧昧的关系。”
为什么盗用马列主义词句的该文作者把这两句话隐瞒起来，而做出马克思把特务的著作推荐给我们作“范例”和“方向”的罪恶推论呢？
那么，谁都可以明白了，并不是马克思而是这位盗用者在提倡深入私生活的描写，并不是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而是这位盗用者的“理论”，要引导文艺创作走向那个违反马列主义的“方向”！
那么，谁都可以明白了，马克思是教导作家们掌握真正的、具有深广的政治内容和思想内容的现实主义，而在反对非现实的神化的描写同时，反对了“深入私生活的”把革命领袖人物的尊严卑俗化了的描写。但是这位盗用者恰恰割弃了深广的政治内容和思想内容，拿出描写“私生活，拖鞋和侍从”的、庸俗化了的、没落阶级的法宝对大家说：“这就是马克思的现实主义！”而他这却完全不是偶然的，正是符合于他这篇文章的整个论调和中心思想的。而他的那些论调和思想当然又是用马列主义的词句装饰着的。
他的中心思想是：阶级立场、或世界观、或政治，虽然“不是不关重要的”，算是“武器之一”吧，可是“现实主义”却是“极关重要的”，不仅“同样是武器之一”，而且会做出对世界观的“伟大的胜利”来的！
他的中心思想是：工农兵既然当了权，没有办法，就算它“在历史的意味上”是个“主角”吧，“但是如果把问题单纯地即机械地向文艺提出，却是颇欠妥当的。”“为了如实地反映现实，其他的阶级还是同样可以作为主角的；”“只有工农兵的主角唱独脚戏，那就是没有斗争对象的斗争”，算个什么呢？没有了蒋介石，还有共产党吗？“想一想吧，或者看一看吧，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的作品的主角，到底是些什么人？什么阶级？”是你们叫唤的工农兵吗？可是它们“获得了伟大的胜利”。
够了，够了！
我们知道，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文艺服从于政治，创作方法服从于世界观。自然，政治并不就等于文艺，世界观并不就等于创作方法。在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一个真正忠实于现实的、有良心、有才能的作家在他的创作中可能突破为他的阶级所限制的世界观，而达到对于现实的真实的描写。但在社会主义社会，或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人民的文艺必须服从人民的政治，革命的现实主义必须服从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
恩格斯以巴尔扎克为例指示了现实主义能够违反反动世界观而获得胜利，却不是说现实主义甚至能够违反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获得胜利。今天我们的问题首要的是逐步掌握和巩固这永远不可战胜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却不是把现实主义和世界观对立，把现实主义描写成一种可以离开世界观而独往独来的超时代超阶级的法宝，把世界观的重要性降低到可有可无的地位，实际是否定了阶级立场与世界观的重大作用，也就是取消了作为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灵魂的文艺的党性的原则。
劳动人民历来就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迄今以前在文艺上从未反映出他们的这种应得的地位。可是到了今天，中国的劳动人民已经做了国家的主人，今天的问题，并不是工农兵在文艺上的地位已经“超越”或至少相应于他们在历史意义上或政治意义上的地位，而是跟不上和落后于历史意义上和政治意义上的这种地位的时候。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在他们作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的时候，都要求了并且获得了在文艺上的主角地位，现在劳动人民更加千万倍理直气壮的要求这个地位了，可是这位第一句是马克思，最后一句也是马克思的作者却摇摇头说“不妥当”！同样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畸轻畸重，不从个别作品而从整个文艺来说，也是没有疑问的事。这就是必须号召和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们面向新的人民，面向正面人物。说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无分彼此，同等重要，那就恰恰等于放弃了对正面人物的深入，也就恰恰违背了历史所交给文艺的主要任务：表现新中国的新的人物。苏联文艺是我们的最好的证例。三十余年来它曾经不断的鞭挞反面人物，可是主要的则是表现“新的苏维埃人”、“社会主义的人”的成长，而获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可是这位马恩列斯毛的词句的盗用者却主张不分轻重；在他看来，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问题毫无意义，“问题在于立场和态度。”不错，立场和态度非但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基本问题。可是这位作者的“理论”体系却是这样的：工农兵和其他阶级吗？——在于立场和态度；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吗？——在于立场和态度。立场和态度吗？——在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吗？——请看巴尔扎克！一切归结到巴尔扎克，即使我们中国并没有半个巴尔扎克，可是“马列主义”是如此颁定的！——因为，“但是，巴尔扎克却并不由于偏袒没落的贵族和反对新兴的资产阶级之故而对于现实就或多或少地有所歪曲”！“如果一个作家能够忠于现实的话，——那么，比方，即使他原来并没有取得人民的立场，如同巴尔扎克吧，也就意识地或者不意识地能够把现实血肉地反映出来，而流露了它的人民性的一面”！这就是他的中心思想了。也就是他要借用那么多马列主义词句向我们宣讲的东西了。
那末，谁都明白了吧，引用马克思，是为了证明深入私生活的创作方向；引用毛泽东的“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农兵”，是为了证明工农兵和其他阶级无分轩轾；引用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是为了证明现实主义征服世界观或阶级立场；引用列宁论托尔斯泰，是为了证明托尔斯泰的作品的人民性。“关键完全在于忠于现实，把握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至于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农业共产主义思想、平民主义的政治思想之类当然完全无关了。诸如此类，这不是对马列主义的最大的歪曲和玷污是什么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针对这篇文章提出严厉批评的缘故。为马列主义学说的纯洁性而斗争，这是一个巨大的长期的工作，特别在理论批评工作比较不开展的文艺战线上更需要我们加紧的努力。
三月十六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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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修改“鸿鸾禧”的问题
艾青
编者按：本刊三十七期（二月二十六日）发表了艾青同志的“谈《鸿鸾禧》”一文之后，收到了两位读者的来信，都赞成该文的分析，并且提出了对剧本的具体的修改的意见。我们特地发表了其中一位年青工人的来信。从这热情的信里可以看出，旧剧在群众中有着广大深刻的影响，而已经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虽然爱好旧剧，却同时也有了批判能力。他们是不满意未经改革的旧剧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革旧剧呢？我们以为改革旧剧一方面应该不违背历史的真实，同时又须能鼓舞人民群众的斗争情绪。这个工作是艰巨的，但也是有重大意义的。
来信和艾青同志的复信一并发表如下：
艾青同志：
您写的《鸿鸾禧》一稿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我看了非常同意、兴奋。我对旧剧很有兴趣，却又感觉矛盾。譬如关公杀死黄巾贼无数，而黄巾是被迫起义的农民，关云长这家伙就是个大刽子手了。但是我看见舞台上的关公，威武极了，两眼不睁，双手摸须，大红脸，威风凛凛。因此凡有关公戏，我就要看。然而在思想上，我是不认为关二爷是好人的。
金玉奴一剧，我想把后面改为：莫稽坐官后，贪污腐化，另娶妻子，压迫、剥削人民。金玉奴被推入水中，被渔翁所救，金松找到玉奴，团结了群众，杀死莫稽，大家选金松为知县，大快人心，你道可也不可？此致敬礼！
郭竞 三月三日郭竞同志：
看了你的来信，谈到关于如何修改“鸿鸾禧”的问题，而且拟了一个具体的方案，你的热心使我很感动。和你一样，另外还有一位甄平同志也拟了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两个方案的精神是相同的，都是想使金松父女由于莫稽的背叛而参加了革命。你主张“金松找到玉奴，团结了群众，杀死莫稽，大家选金松为知县”。甄平同志则主张“把这个戏的时代安排在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时代（或者是太平天国时代），金玉奴是被农民救起来，由于现实的教育，参加了农民军，会合了她的父亲金松，找到了莫稽作一个大清算。……”从你们的方案里，可以看出大家对旧剧要求改革，而且都是想使改革了的旧剧具有强烈的革命性，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广大群众的情绪的反映，这种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可宝贵的。
但是，对于你们所拟的这两个具体方案，我却不能完全同意。我觉得这样的修改是十分勉强的。在封建社会里，像金玉奴所遭受的这种悲剧原是很多的，而这种悲剧之不能避免，是由于封建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封建社会是个充满悲剧的社会，一定要使每个旧剧都改变成喜剧，是不合历史真实的。同时，我也不同意在我们的“改革”了的旧剧里，每次都用群众斗争的场面来结束，这种办法，显然是把一个文艺作品所要求的政治性理解得十分简单化了。试想把金松选为“知县”，是多么不自然的安排呢？按照这样的一种精神来修改旧剧，一定会把封建制度的中国社会，写成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而当前也的确有些改革旧剧的人，是企图把社会的历史完全翻转过来的。许多原来描写古代生活的剧本，常常生硬的放进了一些今天所流行的新术语，也是这种修改方式的一个例子。
听说最近已有两个同志修改了“鸿鸾禧”这个剧本，我还没有看到，也不知是怎样修改的。向你致敬礼！
艾青 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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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学习旧年画形式
王朝闻
一
在新年画创作里，不论内容与形式，都有很多可贵的作品。仅就学习旧形式这一点而论，也有不少成绩。像冯真的《娃娃戏》，就是最引人注意的一例。它具备着“五子登科”等等以儿童为题材的那种逗人喜爱的旧年画的特点，但到底又不是“五子登科”这类旧格式的套用。它也讲究构图上的装饰趣味，但比那些旧年画更活泼，更有生活气息。巧妙的把严肃的内容和儿童游戏相结合，这结合无损于它的浓烈的生活气息。或者说，这游戏中本来就具备着严肃内容，无非被作者敏锐的感到，并适当的用装饰性的样式介绍出来。
为什么作者能够超过公式主义的“五子登科”呢？这原因不仅由于作者在儿童心理上有其独到的体察，不仅由于他喜爱并比较熟悉革命的儿童，不仅在于他有明确的宣教工作的责任感和严肃的创作态度，也由于他没有忽略接受遗产的原则。——是借鉴而不是替代，是吸取而不是抄袭，是发展而不是保守。这张年画在装饰趣味上没有拒绝旧年画的影响，但它到底是一幅反映现实的新年画，没有被旧格式所拘束，没有在形式上作浮浅的模仿而忽略新内容。正相反，他是在为了新内容而利用了集体的创作方式以研究适当的形式才达到现有水平的。
和这种倾向相反的套用旧形式的倾向，今年在无锡、上海、香港、武汉、敦煌、开封、冀鲁豫、北京等地的部分作品中出现。虽然这些地方美术界的同仁们在新年画工作上很努力，也产生了很多成绩，但就套用旧形式或没有摆脱传统审美观点因而妨碍新风格的成长这一点而论，应该说这是今年新年画中的重要缺点之一。为了互相帮助，举几件作品谈谈是必要的。
先说以儿童为题材的年画吧。上海京华印书馆所发行的一幅“城乡互助”，就是显著的例子之一。在“代表”工农的两只旱船里，各有三个儿童，儿童的形象贫乏不用说了，顶使观众感到不满的是把市民趣味插在这应该说是严肃的主题里，无批判的模仿或惯用色情的旧艺术。斜睨着姑娘的、那个鼻子上写了“王”字的小丑，与其说是儿童，不如说是流氓。这样儿童是在儿童灵魂被沾污的旧社会里经常出现，但不值得表扬——用应该是教育人民的艺术来加以表扬。很显然，作者与出版者忽略了它将产生什么社会效果。也许由于旧习惯旧传统的束缚，根本没有计较它是否毒害儿童，没有用新文艺方针来衡量它在宣传教育上该负什么责任。不论如何，冠冕堂皇的标题，——“城乡互助”——掩盖不了低级的庸俗的旧趣味，客观上，作者把具有严肃意义的主题歪曲了。
无锡出版的“福禄寿”三星，几乎完全是一张旧年画。除了极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拼凑上一面绿色小旗，上面写着“拥护毛主席”和下脚的“福禄寿”三字加上新的注解之外，从什么地方能承认它是一张对于旧形式有所删除有所增益的改造过的年画？与其说是不易摆脱旧形式的束缚，不如说是旧形式的原封不动的移运。与其说是旧形式的利用，不如说是旧内容的借尸还魂。开封出版的“年历”竟然是穿农民服装的灶王爷。也许作者在适应落后群众的习惯，但这种适应在效果上是向封建思想投降。在敦煌出版的门神式的“工农赐福”“兴家强国”，那工农不是人而是神是鬼，是化了装的神和鬼。学习古典遗产连神鬼的绿色眉毛也搬到工农头上，实在是不小的“疏忽”。如果竟因为太热中于封建艺术的形式，那更是值得在为新群众时深深考虑的。尽管这些愿意为新文化工作的朋友们很热心。（敦煌那样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也制作了不少年画，单凭这一点，也就不容忽视。）人民可以欢迎他们的热情，却不欢迎这无批判的套用旧形式因而损害了新内容的倾向。
套用旧形式的毛病，也表现在上海长春画片公司出版的比较工细的“迎接胜利年”，冀鲁豫农村画店出版的“解放军保卫老百姓”等画上面，虽然作者好意在歌颂解放军，但是，那财神似的，四大天王似的解放军，很难给观者以正确的认识和热爱。上海艺文书店出版的“东方红，中国出了毛泽东”，毛主席的像出现在虚幻的空中，宗教的神秘气氛很浓，现实的人民领袖在这样的画面上成为一种神似的存在。比这更不恰当的，是武昌人民教育馆制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里的毛主席及其出现的光景。它将给观众什么印象是容易想象的。
此外，在北京和上海出版的部分的中国画风和月份牌风的年画里，虽然情况不如此触目，但是还没有摆脱旧风格的束缚因而引起观众不满的情况也还是值得作者注意的。“庆祝新中国”里的儿童，由于形象不现实，有人说是“满清的儿童”。一些农妇太像仕女画的面型和姿态，观众说他们是“地主姑娘穿破衣”。有的农民形象被观众误认为李铁拐，为老道。有人认为“解放军成了洋场公子”。工笔画和月份牌当然应该利用，但在画风与形象上必须认真改造。否则，不仅不能表现群众的思想，连外貌也不能现实地描写。
早在公历新年，香港大公报就印赠了外表精致的，“我们跟毛泽东在一起”。在香港宣传各个革命阶级应接受伟大的人民领袖的领导，在帝国主义统治地区歌颂应该歌颂的人民领袖，这是很好的。但是，由于作者太看重他的习惯了的装饰趣味，或“漫画”趣味，来一个大头小身体，效果上是对于人民领袖的一种歪曲。把英明的人民领袖画得那样呆头呆脑，不熟悉人民领袖的群众，如何能从这画引起“跟他在一起”的崇高情感呢？
当然喽，新形式的出现，必须在旧形式的不断改造中产生。这过程中有艰苦的斗争，从否定中产生肯定。如何为群众的学习过程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为了加速缩短这过程，必须是勇于检讨既有成绩，因而才能预见或正确准备贡献新成绩。
旧年画形式那些方面应该学习的理论尽管还有待于同仁仍作研究，但至少，装饰趣味要服从现实内容，任何变形或想像要不歪曲现实本质。可以像旧年画一样明快、朴素、均衡、饱满、鲜艳，不能任意粉饰或扭折生活。不抹杀旧形式的长处也不让旧形式的落后部分借尸还魂。有条件的适应群众的欣赏习惯不等于投降旧习惯，无区别的把封建的市民趣味的习惯来和新的发展的审美观念相混淆。
学习旧形式是形式问题，也不止于形式的问题。热心于年画工作的朋友们，为了避免投降旧形式的客观效果，单从形式问题来考虑，问题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初学画而年纪又小的冯真，如果说他多少有一些成就的话，那成就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很显然，主要的不在于旧形式的模仿而在于合理的运用，特别重要的是他参加斗争生活和政治学习的相当努力。
二
旧形式的套用，也还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论根据。下面是最近收到的有关洛阳年画工作的一篇论文的节录。（虽然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是正确的，强调参加实际生活，学习政治之重要，但在学习遗产问题上，是错误的。）
“……特别是新灶画，刘更身同志把《张皂君》改画成老农民，把《一家主》改写成《全家乐》，把《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改写成《翻身生产，劳动发家》，观众就特别感兴趣，而且这些画将是每一个农民每天所看到的图画，群众爱好它，但我们的美术工作者的实际行动远远落在群众需要的后面。……
“……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普遍的习惯，把灶画上只画十个或十一个人，那一定会大大减低它的销售量。因为十二口人的灶画，对农民来说虽然有些迷信成份，但这已不是少数人的事情了。他们是要求人兴财旺。诸如此类的群众习俗，我们都必须注意研究，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同群众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旁点是摘录者加的。）
很明显，这位写论文的同志以为在神像格式里装一点新内容，不问装不装得进去，只要“群众”愿买，“爱好它”就行，他认为这符合群众“需要”，这是照顾群众“习惯”。在这节录部分的前后，一再提到“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他对于这革命的原则在套用神像格式上作了不正确的解释。他同意神像格式的套用，让顺应潮流的灶王爷化装农民，或者赞成“老农民夺取了灶王爷的宝座”（群众看了年画后的反映），把“翻身生产，劳动发家”的严肃内容庸俗化。
如果我们对于“喜闻乐见”，“群众需要”作狭隘的庸俗的解释，不从根本的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这个需要来看，即使还是多数群众的“需要”，也不应加以完全无条件的“满足”习惯，否则，在改造旧形式问题上我们就会犯投降旧形式的错误。动机上是尊重群众，效果上是不尊重群众利益。对待长期被迷信思想毒害了的某些群众的欣赏习惯和欣赏要求，不从本质上来加以分析，不从启发群众政治觉悟着想，而一味照顾与迁就群众某些落后欣赏习惯，不区别什么是他们应该“喜闻乐见”的艺术，这不是群众路线而是尾巴主义，是对于庄严的普及工作采取了不严肃的态度。即使很多群众都喜欢那种旧形式，但是因为作为群众教育的美术，是为了提高他们的觉悟而不是简单的迁就他们的习惯，只换文字不改旧格式旧作风，那是不行的。因为群众从形象上来认识内容不是由文字来认识内容，那就不能产生依靠劳动以致富的积极效果，而是看旧灶爷一样希望神给予帮助，这不能说是正确的利用了旧形式。
对于群众需要的狭隘看法，也源于对群众欣赏习惯的固定看法。群众的欣赏习惯是不是不变动的呢？不是的。特别是政治地位已经提高，政治觉悟正在不断提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群众，他们不会永久停顿在喜爱灶王爷或象征发财幻想的财神之类的题材和适应此一题材的表现方式的。所以为人民服务的年画作家，必须从政治学习，斗争生活的体验和观察，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从原则上认识什么是新社会的群众的愿望和理想，从生活形象中去感受这些内容如何表现在他们的对待各种事务的动作、姿态、表情、心理状况及各种人物的相互关系上。这，不仅可以正确的生动的刻画人民，虚构出虽未成为普遍存在却可能存在或即将成为普遍存在的形象。而且，从而可以学习或体会什么是将要成为习惯的审美观念，以便求得年画的现实性与装饰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恰当的统一。
三
有人怀疑，如何学习民间年画还没有系统的理论，作家靠什么来正确改造旧形式呢？如何批判的学习美术的民间形式，至今确还缺乏系统的理论，在毛主席文艺方针之下，系统分析民间形式的理论还要等待创作工作者在改造旧形式的实践中的努力，理论工作者在遗产中的研究并从改造旧形式的程序中去研究。但是，对待旧形式的改革必须从宣传教育的效果着眼，有批判，有继承也有抛弃，有发展也有淘汰，而不是无条件的拥护这一原则是已经肯定了的。前面说过，改造旧形式是一种斗争过程：是克服它还是投降它？是优良部分的承继发扬因而提高了新年画呢？还是误解利用而让它化装保留呢？这必须从旧年画的服务目的与新年画的服务目的来研究，必须从政治效果的估计来处理这问题。前面说过，如果不把接受遗产问题简单的看成处理形式的问题，而是从广大群众的教育作用来对待这一问题，如何向旧年画学习的问题不一定等待系统的理论先出现，也不至犯经验主义的毛病，因为这实践中其实已有理论在。有相当群众斗争生活经验也有相当政治水平的很多年画工作者不是已经创造了群众喜闻乐见，真正符合需要的成绩吗？
总之，旧形式的学习问题是形式问题也不止于形式问题。离开了作家的新艺术观点的学习，离开了为人民与如何为人民的原则的学习，离开了群众斗争生活的体验以及观察，对旧形式不从它为谁服务与如何为谁服务上面学习，不区别什么是应该死亡的和必然发展的欣赏习惯，而止于形式主义的探索，很难甚至不可能逃出旧形式的手掌心，有一片为人民服务的好心而得不到好效果，不在这方面犯错误也要在另一方面犯错误的。
关于学习旧形式的问题止于此。由于对问题的理解得有限，不能更具体的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且为了研究问题，也没有顾及这些意见是否会损害了一些刚开始为人民服务的朋友的创作热情。我想，即使是错误意见，也还有机会检讨；朋友们也不会因为比较直爽的批评就损害了创作热情的吧。
（《人民美术》第二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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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十张工票
谷峪
编者按：本刊三十九期（三月十二日）转载了谷峪和翟树雷两同志所作的《新事新办》和《亲家婆儿》。据我们所知，这两个短篇都引起了不少读者的重视。本期我们又刊载了谷峪的另一个以组织军属互助生产为题材的短篇。这三个作品都是描写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我们希望：工厂和部队中的文艺写作者和爱好者也把他们通过实际生活的体验与观察而写成的作品寄给本刊。
柳堤这村子，百十户人家当中就有二十多户军属，缺乏劳动力的也有十几户。村中去年代耕了一年，虽然军属的光景不十分富裕吧，可是比起别家也不坏，总是：人们感觉累赘一点。今年春天，一滴雨也没下，秋耕过来的地一踏一冒烟；没耕过来的地也裂成了一指来宽的缝口。眼看小满到了，谷子高粱晚种几天还不要紧，但棉花再不种就迟了。那热风黑夜白日的吹，吹的人们的心上真像二十四个小老鼠抓心一样不舒服。
三月十八日，区里刘助理员来组织抢种，号召：有一点劲的都要使出来。这一下农民们可乐了，他们一计算连军工属在内全村六百五十口人，除去二百口老幼以外，还有四百人，每家点上三亩二亩的花，那真是不费吹灰之力。
党支部会上，支部书记高老锁号召党员起保证作用，并布置叫大国带领二妮点种。
第三天早晨，大国给二妮送了三十张工票去，当时也和她讲了一下今年上级号召抢种的意思。那知道大国刚回到家，二妮就反过味来了，她一数工票是三十张，她猜这是慢慢地就不管代耕了：“哼！这是指望胡弄我。”她气冲冲地又追到大国家里：“今年怎么少给二十张工票哇？”大国平心静气的和她讲道：“前两天不是我和你说过了吗？咱村军属多，妇女们有一点力也要使出来。”
“意思是叫我下地呀！从小我和娘在城里摆烟摊就不知那锄怎样拿啊！”
“我还不是一样？从你大哥参军走以后我才练的。你看我还有这一双小脚呢。”
“一个不比一个！你多进步呀，你好干！人家村上没有强迫你！”说完她噘着小嘴把工票往桌子上一摔：“你和村上说吧，不给种地不要紧，我给前方写信，叫傻小子脱下军装；放下枪杆回家来种地！”说完扭头就走，边走边说：“人家那人在冰天雪地里打仗，给人家种这点地还嫌冤呢！”大国将她拉回来，左说右劝，再三的鼓励和解释：“她婶子！别着急，你也是军属，我也是军属，今年村上一张工票也没给我，我都不发愁……。”
“别说那，没你那进步，俺也就不落后了，哼！”
“……看，我拉你多点上二亩棉花也是为了你呀，你看你走的人缘，谁敢劝你？”二妮想了一会又说：
“……这样吧！村上给种多就多，少就少，不种就不种，我没意见就算了。”
“这是咱村计划的今年多种棉花，不种还能行吗？再一说今年公家收买，发了财还不是自己富。前方听说了以后，你小宝他爹也要在连里伸伸大姆指：‘咱有个能干活的好媳妇！’去吧！今天先给你家点。”大国强死赖活的把她拉到地里。她终究还是懂事，刨个坑，浇浇水，多少也干点。全组的人看见她干活就非常欢喜，在休息的时候三强来个狗熊耍扁担，小其来个老?鱼喝汤，热闹的很。
全村点完种以后，有的小组就觉得完事大吉啦！可是这个组仍然愿意成立着。只有一个问题：不知二妮愿意不愿意？后来大家趁她高兴的时候，给她商量了一下，她也不好意思反对。
★ ★ ★
头几天锄地，二妮总瞅人不注意的时候就开小差。等别人回家问她，她不是说为喝水，就是为饿回来的。这样大国得出了经验：下地提水拿草帽；怀里再把干粮捎。大国又嘱咐自己的孩子，好好领她小宝玩，别摔倒；别碰着，要找娘的时候给他拿块饼子哄哄他。
四月初五正是小满那一天，全组给二妮家锄棉花，别人都是一锄两个垅背，二妮因为才学锄地被全组优待就锄着一个垅背。这样一来半上午她没掉队，直到太阳照在当头，她才感到有些累。这时就发现了那小棉花，在坷垃缝里夹着，细细的根，小小的叶，就像线头上卧着个小蝇子一样，小风从北吹来往南一倒，从东吹来就往西一倒，越捉摸越不带劲。再一看手心——红了；腰也酸了；一步一看地头还长着哩。拿腿吧，别人都不走自己也找不出充足的理由，她指着大国的脊梁狠狠地说：“你就苦死我了，左圈右圈叫我上了你的套，谁知道锄地，可比浇窑累多多了，这锄不拉劲，它就不回来。你进步还拉个垫背的！”
突然，天阴上来，一阵凉风吹过，天要下雨了。满地里干活的人都兴奋的大喊大叫，锄的更有劲了，这时二妮却扛起锄来就跑：“回家堵窗户呀，快下雨了！”三强一看她跑开腿就追，追上她，要她回来等一会大伙一块走，但她长短也不，于是俩人越吵越急，大国远远的就劝，到后来三强一手将她的锄夺过来，她却说：“这样更省劲。”说罢扭头就走了。三强到大伙跟前气的干跺脚，就是不好意思说什么。他是个荣誉军人，有刚直的暴脾气，老宽也气的说：“以后再别叫她来了，咱就给她种吧！”大国劝了这个劝那个：“咱不是为了找气生，今年大生产，为了叫她也使上点劲……。” 下了两天雨，三强气的只吃了一顿饭，口口声声要退出小组，大国解释了半天说：“别和她一样见识，现在她能到地里走一趟，比起以前来也是一个大进步。”她又低声向三强说了几句话，然后她充满信心地笑了，原来她把支部书记给她想出来的好办法告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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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妮的棉花锄第四遍的时候，已经开始伸胳膊了，大家伙看着它黑的直想往外冒油，不用说大家是越锄越带劲。二妮也比从前好了一些。今天是锄地的锄地，抓粪的抓粪，二妮那脾气，一会干这，一会又干那，大伙也不说什么，都听了大国的话。如果发现她那嘴快要噘起来的时候，知道她是累了，人们赶忙说：“干的工夫不少了，歇会吧。”“不！”她倒不啦。她是个二十一、二岁的人，有些小船跑顺风的小孩的脾气：“讲个故事吧。”她干的反倒上劲了。三强那里笑的肚子疼，暗道：支书真能捉摸别人的心眼。大国也就把昨晚向支书学来的那两个故事卖了一个：
“……孔雀在老辈里长的丑极了——光屁股，一根毛也没有，自从学会了搭窝，身上就披挂上了好看的毛。夜猫子不学搭窝，越长越丑，谁看见了谁讨厌，臊的它白天不敢出来……。”
“……我孩他爹和长营（大国丈夫）在一块当兵的时候，全连人都知道大国能干活，人家见了长营哥，都喊：‘光荣丈夫’，谁不眼红啊！”
“三强，队伍上知道谁媳妇踏洼下地，不笑话吗？”
“哎，那里，都是毛主席领导的呀！队伍上还搞生产呢，劳动才是光荣么！”这时大国一眼看见刘助理员、支部书记、农会主任……踏着地上这里来了，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哎，干部们前两天验庄稼了，看着哪块地里强就把那旗子插在哪地里，那不是他们来啦吗！”这时干部们已走到了跟前。互助组里的人们嚷道：“插在这地里吧，这花铺了一回粪，这会又抓了一回粪，光锄就锄了四遍啦！”
果然，那鲜红的旗子飘荡在二妮家的地头上，田野里那几百只羡慕着的眼睛都向这里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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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晚上，互助组在大国屋里开娱乐晚会，农会主任很早的就掂着一壶酒来了；支部书记老锁提着两只鸡；大国炒了四碟菜；三强把院里的石榴、葡萄摘来了一大篮子。支书的意思，也捎着开个检讨会，找一点经验。可是月亮已到了东南角上了，就是少二妮一个人找不到，可把大伙急坏了，有的提意见不等她了，有的提议把东西收起来明天开。正在呛嚷着，二妮背一包袱花来了，她一见这一伙就乐了，又一看大国从区上开会也回来了，她握住大国的手，亲切的说：“我那亲人，你可回来啦！我在月亮底下给你把东地头上的花拾了拾。”她举起一棵花柴：“您看，这一棵上边一百一十五个桃，真成了干枝梅了！”这棵棉花在大家手里传递着，人们的脸上都现出一种骄傲的笑容，支书伸出两个手指头：“二百斤得往上说。”
二妮俏皮的说：“要真是二百斤，我那三亩花可往那里放呀？” “给前方写信，叫他们给想个办法，来解决一下这困难问题！”三强这一句和二妮那一句一凑，惹的满屋大笑了。
刚要书归正传，刘助理一面喊着一面跑进来：“哎！好消息！”掀开帘子一瞧：“都在这屋里呢！”他手中那一张小报，引起了全场的注意，十几双眼睛都不错眼珠的钉着它，几乎呼吸都停止了。
刘助理一字一句的念道：“要致富忙互助！”这是题：“二区柳堤互助搞的好，军属大国组里的棉花每亩估计收棉花二百斤………党员大国响应上级增加生产的号召，用尽了一切办法来领导了互助组。”大家一阵鼓掌和呼喊，小屋多亏是泥垒的，如果是纸糊的，早就抬起来了。大国的脸上只顾一块一块的由白变红，由红又变成紫。
“别吵！还有哩！军属二妮从小生长在城市里，没有下过地，今年参加了点种，打破了靠别人生产的依赖思想，今年只给了她三十张工票……”还没等刘助理念完，二妮一拉大国：“前几个月那工票不是丢到这桌上了吗？”大国把那一叠工票还给她，她举在手里嚷道：“这工票一张也没有用，农会主任，还原封还给你！”
“别！给大伙补补吧。”
“我不要！”三强说。
“我更不要了，”老宽说。
“组里给我多干了活，秋后我一人给做两双鞋，用不着工票！明天我赶城里集，叫报馆里把工票的事再给这样改过来：“在‘村里给了她三十张工票’的底下，再添上七个字：‘她一张也没有用。’”
满屋里人全都乐的蹦了起来：
“好！”
“这报叫前方小宝他爹看见，看痛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