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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春节科展闭幕
观众共达十万余人
妇幼卫生与从猿到人两部分将在中山公园等地继续展览
【本报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领导、北京市三十余学校、机关、团体联合举办的北京市春节科学知识展览会已于昨（二十八）日下午四时胜利闭幕。该会原订展览十天（自二月十七至二十六日），后应观众要求延长了两天。十二天中，参观人数共计十万余人（包括工、农、兵、学生、干部、一般市民、家庭妇女等，并有一百五十多个单位集体参观）。
展览会分妇幼卫生、从猿到人、一般科学知识三部分。由于展览材料的选择都掌握了面向工农兵，普及科学知识。因此展览会获得广大劳动人民的热爱。许多农民和战士从郊区数十里外赶来参观。观众看过陈列的模型、标本和图表，听过各部门解说人员的说明后，都感到很满意。一致认为在这里增长了不少见识。有的人打破了宗教迷信思想；有的人在这里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从猿到人的具体发展过程，解决了学习唯物史观中的问题；很多劳动人民看过新旧接产方法的对比和妇婴卫生常识部分之后说：“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不知有多少人糊糊涂涂丧失了生命。”他们明白了：许多科学卫生方法的采用并不是很困难的，只要改革了旧习惯，就可以减少许多死亡，增进下一代人的健康。
展览会的布置、管理、维持秩序、解说和其他会场服务工作，除了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参加之外，还动员了大学教授和大中学生两千多人。科学普及局袁翰青局长和裴文中、韩寿萱、祁开智、顾正容等教授或负责照顾整个会场工作，或在展览室解答观众提出的问题。他们每天上午九点以前就到会场，一直到下午观众走完才离开。会后又主持批评检讨等工作。他们每每忙到深夜。参加服务工作的同学们，大家唯恐服务不周到。许多十二三岁的初中同学，在风沙中坚持几个钟头维持场内场外的秩序，从开幕到闭幕从没有发生过纠纷和扰乱；负责解说的同学和医务工作者，热忱地主动向群众解释，仔仔细细回答群众的问题，和观众打成了一片。有的人写下姓名住址，留下书面问题请求详细解答。
展览会的工作者在展览期中，逐日检讨研究改进，以便更好地为观众服务。例如负责解说的同学起初语言不通俗，以后很快就改进了。展览会的最初三天，全会场只有一个进口和出口，有的人感到要一次全部参观三个部分“消化不了”，而且使场内太拥挤；第四天起，展览会改进了管理，增辟进出口各一处；将全会场分为两部分，可以分开参观。这样容纳了更多的观众，也使他们可以分两天看得更仔细些。
展览会的场外，每天有许多人限于会场容量不能入场参观。看过之后，有许多人在意见簿上写着：材料太多，一时看不过来；希望能长期展览或延长展览日期，将来再仔细看。有的人希望能把这种展览会拿到农村去巡回展出。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展览会闭幕之后，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拟将妇幼卫生部分移到中山公园；北京图书馆拟将从猿到人部分移到该馆继续展览。
（科展宣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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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种人物看科展
杨福珍
他们都懂得了从猿到人的真理。宗教徒不再信上帝；劳动人民真正认识了自己是历史的主人。
这次春节科学知识展览会中的“从猿到人”部分，是通过了八十五张图表，一百一十件标本和模型，说明了人类发展的过程——由低级动物演变成类人猿，又由类人猿演变成人类；并且显明地指出“劳动”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整个的内容，贯穿着“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了世界”的真理。十二天来，它给不同阶层的十万余观众解决了不少模糊的观念，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其中最显著的是一个宗教信徒。二月二十一日来参观的有一位中学教员佟长明，他过去是一个崇拜奥古斯丁的教徒，虽然在北京解放后一年中，不断接受革命的影响，使他的信仰已在动摇，但是对于是“上帝”造人，还是劳动创造人类这个问题，在他的脑子里还是个问号。
他带着这个问题走进了“从猿到人”的展览室。生物演化的图形首先送入他的视线，接着就是古代爬虫动物的化石和各种生物的模型，说明了简单生物发展到复杂生物的过程，这使他明白了各种动物都是几万万年以前的寒武纪中最原始的动物演化而来的。
在人与大猩猩骨骼的比较中，他看到了猩猩是没有后脑骨的，而人的后脑骨就特别突出，这是爱劳动多思想的结果。而四肢呢，由于劳动的结果，人的前肢骨骼比后肢骨骼短；但猩猩却是相反的。佟长明看到这里，对于劳动在人类的发展上的重要性，有了深深的领会。但是他又提出了问题：“猴子为什么要下地来呢？他的尾巴是怎样消失的呢”？解说的同学答复了他：因为古代森林时常起野火；且因气候关系，在山洞里是能避寒冷的；地上的百草果实和鱼类等东西多，比在树上找东西吃要容易，所以一部分猴子，便慢慢由树上迁移下来。因为在树上长尾对攀缘树枝有用处，下地来慢慢要站立起来走路，尾长不但无用，反而妨碍走动，所以尾就逐渐退化了。
野人不只要防御猛兽的伤害，同时还要用石刀木棒做武器，去捕捉野兽来维持生活，所以他们是集体的劳动着和生活着。佟长明经过这些问题的解释，才逐步认识到“从猿到人”的真理。
北京解放以来，他学习了劳动创造世界的理论，开始认识到宗教是半真半假的东西，这回看到这些有根有据的证明，他才彻底的了解了：从猿到人是有根据的。“上帝造人”是空话，是阶级社会中蒙蔽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说：“它麻醉了我半生，做过不知多少‘礼拜’，今后要全盘推翻这种错误，我要把背诵‘圣经’的时间，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还有一个中年妇人，当她步出了“从猿到人”的展览室以后，很感叹的说：“原来人是这样发生的，过去我一直认为人是由‘上帝’创造的，今天才知道那种无凭无据的话，是不可相信的。”
一个十二岁的小学生李若苓，领着她五十岁的姑姑来看科展。她的姑姑是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在“从猿到人”展览室中，小学生给她姑姑讲着：“你整天对我讲‘上帝’，但是我也没见过一次‘上帝’，今天见到真实的模型，我相信人是从猿变来的，以后再也不听你什么人是‘上帝’造的话！”
一部分机关干部，他们看了“从猿到人”的展览，也有许多收获。在理论上他们早就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是很抽象的。不知所以然的。一个名叫王梅村的观众说：以前我看社会发展史，对于人是猿变从来的总也想不通。那时我想，既然咱们是从猿变来的，那么现在的猿为什么不能变成人呢？今天听到解说，才晓得了过去的环境和现在的环境不同，现在的环境不再能使猿变成了人了。看到大猩猩与人的骨骼的比较，及猿变人的模型图样，才知道在几十万年前，猿和人就已经分家了。最初我们人的脚趾和手指是一般细长的，为了找东西吃，要用脚跑路，所以脚趾变得又粗又短。人的脑筋想得多了，所以就变大了，变复杂了。过去我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猿猴会变成各种不同的人类，又形成了不同的民族。今天我才知道，人类的祖先就是一个，无论是黄种、白种、黑种、红种原来都是一家人，只是因为地理环境、气候、食物等生活条件的不同，就使得他们的肤色体质、言语不一样了。他们的聪明都是一样的，这一家人，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劳动人民看过了“从猿到人”的展览，联系解放以后接受的政治教育，进一步从多少年来被封建统治所蒙蔽的愚昧思想里走出来，并且更进一步地激发了劳动热情，建立了主人翁的思想。正如卖估衣的吕宗树所说：“以前我打小鼓做生意，走遍了多少胡同，骗过了多少老太太。贱买贵卖，挣钱多了，就多吃多喝。今天我看到了‘从猿到人’的经过，才想到劳动真不容易，经过了好多万年，劳动了又劳动，古猿才一辈一代的变成今天的人。我自己为什么不去劳动生产而去骗人呢？过了春节我和我的同行老温商量好，一定到吉林去耕地生产，找个长久的活干。”
赶大车的王老四看了展览以后也激动的说：“咱们会说话，也是干活发出来的声音呢。咱们要学习祖先那样的努力劳动，找得吃的穿的，那才好哩！”
“从猿到人”的展览不仅对观众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就是担任解说的同学，自己也得到了好多宝贵的经验。例如：他们的语言已经能使劳动人民接受了，他们抱定了“对进来的每一个观众，决不让他白白的出去”的决心，耐心的解说，进一步懂得什么叫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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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展览会来普及科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二十二日广播词摘要
袁翰青
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人民过去是与科学绝缘的；科学的成果只有少数官僚、地主、买办之类的人能享受。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绝大部分的科学工作者的观点改变了，他们一方面自己要求进步，同时愿意做一些于人民有益的事，也就是愿意替人民服务。而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把“爱科学”定为国民公德之一，这可见中央人民政府对于科学的重视。可是要使人民爱科学，必须先使人民懂得什么是科学；并且为了破除迷信，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增进健康，提高生产技术，也需要将科学知识普及到广大的人民。所以科学普及的工作在目前是十分重要的。
怎样进行科学普及工作呢？自然科学是生产斗争的知识，它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的物。因此，科学教育是不能单靠文字的，何况目前中国还有很多劳动人民没有能掌握文字这一项武器；所以利用具体的物来进行科学普及工作可说是最直接而且最容易收效的方法。用实物陈列起来，供观众的学习，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是一向重视的。长期陈列了许多图画、模型、标本、实物让人终年可以参观的就是科学馆、博物馆、文化宫之类的机构。这一类机构的建立需要相当多的经费和好几年的筹备方才能实现，而在我们中国，以前国民党时代的科学馆多是因陋就简，规模很小，徒有其名。至于博物馆多系限于陈列一些历史上的文物，我们几乎没有一所科学工艺方面的博物馆。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我们只有用展览会的方式，拿实物和表演来进行普及科学教育的工作。这种展览会的方式虽是临时性的，但是能够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地运用；如果布置得当，宣传的好，一定能在短时期间吸引大批的观众，所得的教育效果是并不太小的。
半年以来，在新中国的各地方曾举行了一些与科学有关的规模不小的展览会，如像去年秋季的大连工业展览会，冬季的天津工业展览会和本年一月间上海的农业展览会，都得到广大的观众的拥护，对于提高生产热情，改进工农技术，起了相当好的作用。我相信，和这些相类似的展览会在全国各地一定会陆续举办的。
我们现在谈一谈目前正在展出的北京春节科学知识展览会，这是由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组织了北京的三十多个有关的科学机关、团体和学校所举办的一个会。展览会的地点在北京市和平门外的厂甸，借用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大礼堂和十个教室作为会场。
在筹备期间，我们征求了多方面的意见，决定这个展览会的内容要尽量做到切合实际，能为一般人民大众所接受，为一般人民大众来服务。因为厂甸是北京市民以及近郊农民春节的文娱中心，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而逛厂甸的很多是妇女，所以布置了一个大的陈列室，作为妇幼卫生组。又为了满足当前许多正在学习社会发展史的人的要求，设了一个“从猿到人”展览组。而基本科学知识为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心理之类，很多与生产和日常生活有关，也有借这个机会来普及的必要，于是乎有一个一般科学组。各组展览品的设计、绘图、制造、装配、布置和整个的配合，都有推定的筹备单位来主持。这是一个相当繁重，突击性的任务，可是各部门都如期完成了。在展出之前的筹备工作究竟动员多少人无法确切的统计，大体的估计，决不在五百人以下，而展出期间参加工作的人员有一千多，可见这是一个群众性的工作。我们对于这许多科学工作者的支持，表示谢意。没有他们的合作，这次展览会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向其他准备筹办展览会的机构建议，发动群众是唯一的办法。
展览会开幕以来，每天观众都在七千人以上，还有许多人限于会场容量不能当天入场参观。一方面我们应当抱歉，场地太小了；另一方面群众求知心的恳切使我们感动。同时也可以看出，展览会这一种形式对于普及科学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希望各地热心的自然科学工作者都能充分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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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电影事业猛进
本年内将制新片一百六十余部
为工农兵扩增放映队至七百个
【新华社北京二十七日电】中国人民电影事业，正以崭新的姿态飞跃地发展着。自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成立后，全国已建立了东北、北京、上海三个制片厂，五十八个新闻纪录片摄影队，拥有三千多名电影工作者；全国各大行政区也分别成立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影片经理公司和一百个电影放映队。去年一年内，共摄制成了八部新闻纪录片、六部故事片和三部翻译片。
远在一九三八年，中国人民电影事业即在延安创立，但当时只有一个由六、七个干部组成的摄影队。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年中，拍摄了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以后陆续摄制了《南泥湾》等五部简短的纪录片，这些片子都是无声的。
一九四六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华北也有了一个电影队，中国的人民电影事业才渐渐初具规模。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先后完成了十几部新闻纪录片和短片，包括各辑《民主东北》、《解放东北的最后战役》、《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等。这些作品都真实地纪录了东北人民英勇争取解放的史实，并在广大军民中起了极大的宣传教育作用。在摄制中，摄影工作者们组成的战地摄影队，跟随着担任攻击的尖刀连、尖刀排前进，曾有摄影师张绍柯、王静安、杨阴萱等共产党员在工作中壮烈牺牲。
东北全境解放和北京、天津、上海的相继解放，给中国人民电影事业提供了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一九四八年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工作大大开展。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北京中电三厂和上海接管的中电一、二厂、中国电影制片厂、实验电影工厂等先后被接管和改组成北京与上海两个电影制片厂。由于东北、华北老解放区一部分电影工作干部的参加，北京电影制片厂迅速地恢复了生产，接替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制作新闻纪录片的任务。
一九四八年以前，中国人民电影的出品，都是新闻纪录片。一九四八年底，东北电影制片厂开始第一部故事片《桥》的摄制，这也是第一部描写作为新社会的主人翁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影片。《桥》放映后，立即受到广大的观众特别是工人的热烈欢迎，南京等地的工人发起向老梁（《桥》里主要的人物之一）学习的热潮，有三十七个工会向电影工作者和制片厂献旗。接着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四九年又完成了《回到自己队伍来》、《光芒万丈》、《中华女儿》、《白衣战士》、《无形的战线》等故事片，并即将完成的有《赵一曼》、《蒙古春光》等片。这些故事片都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工、农、兵为解放事业而献身的英勇战斗与无畏精神。一九四九年东北电影制片厂还翻译了三部苏联的故事片：《一个普通的战士》、《俄罗斯问题》和《大转变》，翻译技术极为成功。
一九四九年完成的新闻纪录片有：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淮海战役、太原解放》、《百万雄师下江南》、《第四野战军南征记》、《新中国的诞生》、《伟大的友谊》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北平入城式》、《富饶东北》、《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共八部，超过原定生产计划两部。这些影片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伟大的历史场面，在广大的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去年十一月起，北京电影制片厂又聘请了苏联电影名导演格拉西莫夫与瓦尔拉莫夫为首的苏联电影工作者参加工作，开始拍摄两部反映战争胜利与新中国建设的五彩纪录片。
在短短的时期中，中国人民电影事业已获得了上述飞跃的发展，成为新中国宣传教育的有力的武器。全国的解放和伟大和平建设的开始，为人民电影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更大的任务。中国的人民电影工作者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下正满怀着信心接受这光荣巨大的任务。一九五○年，电影局计划生产七倍于四九年的影片，计制作故事片二十六部、纪录片十七部、美术片一部、翻译片四十部，共八十四部；翻译苏联文教科学短片和摄制《新中国简报》共八十四号；发行方面，在六个经理公司的系统下，将普遍建立办事处与发行站，为了面向工、农、兵，建立与扩大工、农、兵中间的电影放映工作，在一九五○年底将使放映队由去年的一百个队增加到七百个队；同时将加强国外发行，现国外发行已开始扩展到苏联、东欧、东南亚及其他国家中去。
今后，中国的人民电影工作者将继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更好地向苏联电影事业学习，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提高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而使中国人民电影事业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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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的好女儿——赵桂兰
雷风
一个共产党员，能够使他个人的利益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与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年青的女共产党员赵桂兰创造了不平凡的事迹。
赵桂兰是大连建新工厂的化学配置女工，今年二十岁。她进厂两年来，一直以非凡的热情工作着。去年十二月间，赵桂兰因为月经病常感头昏，全身发软没劲。厂方和工友们都劝她休息几天，但她想休息了工作没人代替，便照常坚持工作。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放工的汽笛声已经响了，赵桂兰从一个工作室里拿了一包用棉纸包的“雷汞”，准备送到配置室去。当她走到离配置室还有二十步远的地方，突然头昏了，房子在眼前直转，地也动，两腿直打颤，身子乱幌。她一想不好，手里拿的“雷汞”是配置开矿山用的，一触地就要爆炸。可是就在这时，她已经坚持不住，扑通一声跌倒了。她知道“雷汞”触地了用不上一分钟就要爆炸。她想把“雷汞”扔出去。可是她又想到工厂里摆着那么多机器、原料，要是把“雷汞”扔在空地上还好，否则工厂就要遭受很大损失。“不能！”她紧闭着眼、咬着牙，握紧了“雷汞”。就在这一刹那，“轰”的一声，附近门窗上的玻璃都被振动响了。工友们都惊慌地朝着响声的地方跑来，老远就看见一个人在躺着。跑近一看，一个女工像血人一样躺在一个被炸的坑边。从那血迹模糊的脸上认出是赵桂兰，大家不同的声音尖叫着：“呀，赵桂兰！”有人把大卡车找来了。又有人找来了一床大棉被，大家小心地把她抬上车。车刚要开，她哥哥苍白着面色赶来了，跳上车去小心翼翼地抱着她。到医院马上抬进手术室，这时工厂的中共总支部副书记钱同志也赶来了。在手术室，她哥哥才清楚地看出他妹妹上嘴唇裂开，前额、两颊炸伤，右臂从手到肘少了半边肉，断了五根筋，血淋淋地像从血盆里刚捞上来的。当她哥哥看到她的左臂、前肢被锯下扔在大磁盆里时，心里一酸，忍不住低低地哽咽起来。赵桂兰从昏厥中慢慢苏醒过来，不自觉地哼了一声“痛啊”！过了一会，她好像听见了哥哥的哭泣声，就低声说：“哥哥，你不要难过，我不痛了。”其实，这时麻药过劲，正是疼得厉害的时候。周围的人叫她这么一说，鼻子都酸了。一阵紧张的手术过后，大家盯着医生的脸，盼望医生说一句赵桂兰的性命能保得住……医生却默默的摇头。
动手术后第四天，伤痛稍稍减轻了，赵桂兰发觉左胳膊有些飘轻。趁着哥哥出去的工夫，她用腿把被子撩起一半，眼睛用力向下一看，左手没有了！她一阵心酸，眼泪像断线的串珠一样直往下淌。四天来，她没有为伤痛流过一滴眼泪，换药时痛的冷汗直流，甚至痛的昏死过去，她总是紧咬牙关，从不喊叫一声痛。她忍受着一切最难言的伤痛，是怕她叫喊了使别人难受。可是现在她想到自己残废了，再不能工作了，她伤心地哭起来了。她哥哥进来一看愣着了，急忙问：“妹妹怎么了？”她没有出声，两眼水汪汪地瞅着她哥哥。一会儿，她沉重地说：“哥哥，手没有了”！她哥哥一听，心里像一阵刀绞，差一点也哭出来。他竭力压制着自己，想找句话安慰她，但却一句也找不着。他忽然想起总支副书记钱同志告诉他的话，赶忙出去打电话，把钱同志请来。赵桂兰沉痛地对钱同志说：“我文化太低，往后再不能为党多做工作了”。钱同志热情地安慰她，给她讲了许多共产党员的英勇故事。钱同志还怕她想不开，最后又诚恳地告诉她：“赵桂兰同志，你只管好好养伤吧！将来党会帮助你提高文化，照顾你的工作，而且也能负责照顾你的私生活。”赵桂兰心里非常感激，用力地笑了！
几天来党的支书和部长、厂长、工友都不断地来看望她安慰她。党对她的照顾真周到，吃、穿、住没有一样不想到。护士们也热情地照看她，还给她念东北日报上的党员的故事。赵桂兰感到党像自己的慈母，给自己以无限的爱抚和安慰，她身上便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
什么力量驱使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创造出这样不平凡的事迹呢？
赵桂兰出身贫苦，经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她父母早已去世，只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嫂子。她大哥一九四七年就到建新工厂做工，二哥担任人民警察的职务。这时她两个哥哥的薪水已经能养活全家，再不像解放前那样要饭受苦了。但她不愿在家闲着叫别人养活。一九四八年初她也到建新工厂里做工了。不久，这个女孩子的非凡的工作热情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在进厂不久的一个晚上，她和组长王培英同志一起值夜班。半夜时，忽然屋里硝酸把瓶口涨开燃烧起来。她急忙叫醒组长。组长叫她看守着，自己赶忙去喊人来扑灭。屋里的烟越来越多。这时她记起了别人讲过，把窗户开开就不冒烟了。她没有半分迟疑，打开门冲进去，拚命闭着气，摸索着把窗子打开。待组长把人喊来时，硝酸已把她的裤子、鞋都烧破了，人也被熏得很厉害。别人惊奇地称赞她，她像没这回事一样笑着。后来她被分配到化学配置室去学技术。别人都因为这个工作危险不愿干，但她说：“怕困难就不能革命！”在学习期间，她的师傅思想上还有些保守思想不愿教徒弟，但她想出办法克服这个困难：她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有空就学写字，用心记住各种化学药品名称，留心看师傅怎么配置，她什么时候瞅着师傅高兴了就多问问。工夫没有白费的，不久她就能把化学药品名称和分量写成单子贴在墙上，慢慢摸着配置工作的门路了。
党发现了在赵桂兰身上具有着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时，就开始培养教育她。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她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在党的教育下，她变得更坚强勤奋。她不但自己努力，并且时时帮助别人进步。她哥哥就是在她的帮助推动下逐渐进步，参加了党。就是在这次养伤中，当她知道了她还能工作时，她就愉快地盼望着出院后重新学习、工作。她知道去看她的人，都会为她的伤痛和以后痛苦的残废生活而难过的。因此，无论谁去，她对自己的伤痛总是一字不提，相反，很关心地问别人工作怎样，学习怎样，像平常一样谈笑着。这使每一个去看她的人，都能从她身上得到无限的振奋和鼓舞。（附图片）
赵桂兰瞅着女师傅高兴了就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