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人民园地
本刊编者对于
“街头诗画的思想性”一稿的检讨
一月十七日本刊在发表“街头诗画的思想性”一文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石家庄街头”并没有“出现”文中所批评的这些诗和画。事实是这样的：
这些诗和画的原稿是石家庄华北军政大学的各单位送到该校政治部审查的，审查时即被发觉有不适当的地方，因而并未张贴。政治部把这些材料整理为内部通报。“责成所属各单位注意，今后在审稿过程及宣传工作中，更加提起警惕。”杨新同志就把这个内部通报改写寄来。
事实既是如此，那末我们对这篇稿子的处理就完全错误了。在编者按语中“望石家庄负责宣传工作的机关作公开检讨”等语，就成为无的放矢了。
这个错误的造成，除杨新同志的来稿有未把事实原委交代清楚之处这一缺点外，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我们对工作的责任心与严肃性不够，“想当然”地处理稿件。因为来稿第一段的原文是：
“人民胜利的第一个新年，很多单位都在赶制街头诗画，广泛地进行群众宣传工作。”
我们处理这稿子时，感到没有写明什么地点以及“很多单位……”一语范围太广，易使人把局部的现象看成为普遍的现象，于是根据稿末的“十二月二十七日于石门”及作者通讯地址，就在文章开始的地方加上了一个石家庄。把石家庄一个学校的“很多单位”写成石家庄市，这已经是错了；但是更错的地方，却还是我们连带把“都在赶制”改成“出现了”，这就与事实完全不符了。
显然，假如我们具有足够的政治责任感和严肃的工作作风，就不能不考虑到“都在赶制”并不等于已经“出现”；稿子虽是在石家庄写的，也并不一定就是写的石家庄的事情。我们接到这样不清楚的稿件，就应该写信向作者探询究竟，决不应该这样自作聪明地修改，并且这样轻率地发表。
我们因为犯了这个错误，谨向石家庄负责宣传工作的机关和读者们承认错误。我们今后一定要在编辑工作中加强责任心，使这种错误不再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宝贵的篇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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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园地
和苗族同胞会了面
去年十一月二十号，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川南支队的同志们，在湖南芷江县城听到一个好消息：“贵阳解放了！”同志们都乐得闭不上嘴。支队部鼓励大家说：同志们，咱们紧随着解放贵阳的兄弟部队前进吧！
同志们听说进了贵州以后，要过苗族的地区，又高兴又发愁，怕苗族同胞对人民解放军还不怎么了解，吃饭宿营可能会碰到困难。二十号二十一号两天，大伙都忙着准备，干粮、雨具、草鞋……都收拾好了，二十二号天刚亮，他们就冒着雨出发了。
俗话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等到一进了贵州，才知道在秋冬之交的多雨季节，简直是“天无一日晴，地无一里平”。同志们天天顶着雨在高山上转来转去。“出溜”一下就是一个跟头，引起大家的一阵哗笑；可是笑的人一不留神，他自己也栽了个跟头。摔来摔去，谁都成了泥人，大家的笑声也总是不断。公路和桥梁给匪军破坏的很多，同志们拉着手过水，帮着炊事员做饭。一路上的老百姓，看到这支不知道疲乏和困难的队伍，有人点头微笑，有人更竖起大拇指来说：“解放军真是要得。”
从镇远到施秉的一段，离苗区不远了，同志们精神更紧张了。有的同志说：“苗胞要是不让进房子，可得准备雨地里露营啦。”又有一位同志说：“苗胞要是不愿意拿米跟我们换食盐，我们还准备得挨饿呢。”有人就在小声练习着简单的苗族话。
天快黑的时候，队伍就要到施秉城了。正碰上两个穿青布衣裙，背着茅草的妇女。这时候，一位贵州同志小声说：“这就是苗家妇女！”这句话一传十，十传百，一会就传遍了，队伍走得更快了，大伙好奇的瞧着苗女。又一位同志小声说：“不能看，怕她们不愿意！”有的同志真的低下了头，不敢再看了。可是苗女并没害怕，她们笑着，也向队伍瞧，有一个苗女还用汉族话告诉同志们：“你们在城里宿营吧？就剩三里路了。”这证明：虽然这个地区才解放不到几天，他们对解放军已经有了相当认识。同志们紧张的情绪立刻舒坦下来了。
进了施秉城，有好多苗家妇女挑着担子在卖菜；有的同志还给分配到苗家去住，受到苗族同胞的热烈欢迎。大家那一晚过得很美，没有人露营，而且都饱饱的吃上一顿好晚饭。
第二天，沿路到处有苗女卖零食，都是些家常的食品，像米粑粑呀、包谷花呀、烤白薯呀，花样很多。她们和停下来休息的解放军战士说：“国民党反动军队在这里的时候，谁也不敢作生意，你们来了，以后的日子该好过啦！”有的同志因为这儿刚解放，怕她们还不能接受人民币，就用铜元买东西，她们倒笑着摇手说：“我们不希罕铜元，我愿意要解放军的票子。”
苗女的装束是很好看的：头发在额前梳成高高的髻子，拿青色的布包起来，穿的是圆领的上衣，腰间系着青布多摺的裙子，两腿用青绑腿裹起来，天气虽然很冷，她们可还光脚穿草鞋。她们的身体都很健康，加上这样打扮，看去是很精神的。她们不光作生意，一路上还看到很多苗女和男子一样的在田里干活。
苗族的男子，和汉人穿着同样的衣服，很难分辨出来。有几位同志走到黄平城郊的时候，看见三四个人拿着棍子从山上跑下来，一位同志小声向旁边一个穿破军装的老百姓说：“他们是不是苗家？”那人说：“是的呀，我也是的呀！”大家问他为什么穿军装，他说：“因为没有衣服穿，才买来这件破棉袄，要不是你们来，我还不敢穿呢，国民党在这里的时候，我穿着这件衣服在田里干活，他们说我是逃兵，就来抓我，我拚命的跑，从山崖跳下去把腿都摔断啦！”说着他指指还包扎着的左腿，悲忿的流下眼泪。接着，他告诉同志们：那几个拿木棍的苗家的房子，给国民党匪军烧光了，东西也给抢光了，几个青年男子也给拉跑了。他还说：苗家大半没有田产，种地主们的田，打下的粮食，除了四六分以外，还要替地主负担全部田赋。同志们给他说明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土地政策，还和他讲了一些穷人翻身的道理，他高兴的抓着同志们的手说：“好极啦！苗家想不到有这一天！”
西南服务团川南支队的同志们进入苗区以后，不但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反而得到当地苗胞的很多的帮助，苗家换给他们雪白的米吃，卖给他们便宜的东西用，还自动帮助工兵，奋勇的抢修蒋匪破坏的桥梁。
解放军的同志们，会见了亲爱的苗族同胞，受到了苗族同胞的亲热的接待和积极的支援，就更进一步加强了迅速进军，解放全中国解放各族同胞的决心。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日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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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园地
波兰文学在发展中
人民民主波兰的经济正在大步向前发展，全国充满着建设的热情；深深生根在祖国土壤里的波兰文学的发展，是和人民民主波兰的建设分不开的。
一九四九年波兰工人党派联合会议通过一项宣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波兰为社会主义制度打下基础的伟大历史任务”。这决议受到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波兰作家们则从决议里得到了热情和对未来的信心。波兰作家协会向会议致敬的信里明确地说：这会议表现了“波兰社会一切从事创造最真诚的希望。波兰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保证了国家迅速的重建和波兰文化的蓬勃发展”。
一个月以后，全国规模的波兰作家会议在斯捷申举行了。波兰文学最优秀的代表们在那里动人地反映了迷漫全国的建设热情；没有人为缺少题材而抱怨，因为他们都亲身积极地参加了新波兰的建设工作。
会议的中心问题是创作上的写实主义问题，就是怎样真实而深刻地描绘现代波兰，怎样高度为国家的建设而服务的问题。作家们对这问题展开了讨论，他们一方面研究苏联文学的经验，一方面根据波兰社会发展中的具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苏联作家柯纳朱克和索夫洛诺夫报告了苏联文学的创作经验及其前途，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苏联文学所起的作用，并提醒大家要了解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和它与教条主义的不相容。这些报告对波兰作家有很大的帮助。
在波兰作家佐克夫斯基的报告里，着重地提出了作家们只有紧紧抓住题材，成为真诚的写实主义者，才能发掘人民精神上的宝藏，产生有价值的作品。其次，文学作品必须深刻地记述新波兰的诞生，及其新的人物和社会关系；波兰作家在这方面才走了第一步，以后应当继续向前发展。
会议上对新波兰的作家和作品确当地肯定了成绩而又严肃地指出了缺点。第一部描写建设的小说，普特立可夫斯基的“基础”被认为不够完美，大家深信以后将有更多更有力的写建设的作品出现。批评家们指出，某些描写波兰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者斗争的作品，由于作家没有深入生活，并受了自然主义，虚无主义或悲观主义的影响，因此不能把波兰优秀人民在严格考验下所表现的不屈的意志及英勇的事迹反映到文学作品里来，而或多或少地引起悲观情绪。这些作家的病根是模仿颓废的现代西欧文学和美国文学，波兰进步作家们正向这不良倾向作斗争。
但是，波兰的文学是有其伟大的写实的传统；同时，作家们也都认识“这一代的迫切的主题是人民民主的建设”。在斯捷申会议上，新波兰流传最广的小说“旧与新”的作者，鲁德尼基的话被提了出来，他说波兰文学的任务是“通过艺术的形象来描绘社会主义的建设”。波兰的优秀作家们都在为这句话而努力。（小规）
（本文材料根据《苏联文学》一九四九年第七期苏联阿尼西莫夫“向上发展的新波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