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论英国大选
加拉赫著 福英节译
这是英共的下院议员加拉赫同志在去年十一月份《劳动月刊》所发表的论文，证明工党与保守党在重要问题上是意见相同，选举竞争是一骗局。
——编者
一九五○年的大选，将为对英国人民欺骗最甚的一次选举。早时的自由党对保守党的装模作样的选举战，比起工党与保守党行将扮演的“战斗”来，却可以算是严重的战争了。工党与保守党之间正在像煞有介事地进行这种假“战斗”时，他们对于一切重大问题却意见一致。他们对于所有的重要的事情，如向美国屈服、反苏联反东欧的战争集团、所谓西方联盟、美国独占资本对殖民地人民之剥削、工资冻结、重要的削减、金镑贬值，却全都联合一致。无疑问地，工党政府为英国和美国的资本阶级已尽了很大的效劳。没有另一个政府能够像工党政府那样做到了分裂工人。
可是，对于美国主子们说来，工党政府可供利用的时期现已过去了。美国主子们已再用不着工党政府了。但他们也不要保守党政府，因为他们知道公开的保守党政府不很能够控制得住工人。他们所欲的是举国一致的政府；而他们所欲的，他们一定可得到。他们欲有这样的一个政府，它既能无情地压低劳动阶级的生活程度，但由于政府中留有工党和职工会的头目们，它仍然具有足够的影响来破坏和削弱职工会的力量，因而能够阻止工人们对日益恶化的生活条件起来作任何真正的反抗。
工党头目们认识到这一发展是不能避免的。他们的脑子所转的问题，只是如何使其实现而同时又使他们自己的力量大部分不受损。在大选之前提出举国一致的政府呢？还是大选之后才组织举国一致的政府呢？工党决定了采取后者。
因此，比万在国会辩论金镑贬值时，对保守党邱吉尔加以攻击。比万用一切的欺骗民众的手法来造成一种印象，即，有值得斗争的问题。真是有吗？看一看国会中的动议吧。拥护政府的动议是：“本院支持在华盛顿所采取的决定，”如此这般，“对政府信任”。保守党的修正案是：“本院虽然赞同在华盛顿所采取的决定，”如此这般，“对政府不信任”。所以，他们在原则上是意见一致的，或者说，没有原则，大选将在“如此这般”的小微末节上进行竞争。比万在辩论金镑贬值的讲话中，就充分表示这种精神。他一开始就举出一批“事实”来否证邱吉尔对政府的攻击。他要证明邱吉尔是错了——他证明太多。邱吉尔宣称，政府浪费了“我国的资源”，我国所处的地位比“西欧联盟”中我们的任何一个联盟国还要坏。比万不同意这个意见。他有“事实”证明我国处境虽然是坏，但并不像别国那样坏。它们的境况比英国更不如。它们全都是每况愈下，而且恶化得比英国的日益恶化还要迅速。何等样的自供呵！每一个从马歇尔计划获得“援助”的国家都一落千丈，趋向着全国破产；而我们的唯一的安慰是——据比万所说——别国境况比我国恶化得更甚。
有一次有人问我，我国战后有这些困难，我是否反对接受美国的援助。我回答说，如果援助是必需的，而且给予援助是公开的和真诚的，我并不反对接受援助。如果我在深海中行将没顶，若有人抛一救生圈给我，我自当感谢他；但若有人抛一块铅给我，并且欺弄我说这块铅会使我浮于水面，我对他就会讲不同的话了。
比万的政策是攻击邱吉尔；但这在最主要的金镑贬值问题上，对可怜的工党党员并没有什么帮助。
他说工党政府要保持充分就业，然而，金镑贬值如何有助于保持充分就业，则完全没有解释。国会中的每一位工党议员都同意克里浦斯在七月所说的话，金镑贬价将为一个大灾害。甚至在宣布金镑贬值的那一个星期日，《星期画报》还登载克洛斯曼的每周论文，证明了金镑贬值毫无疑问地将不利于英国人民。
谁欲金镑贬值？不是工党，也不是职工会大会。不。美国欲金镑贬值，而强迫英国内阁这样做。
英国内阁既被迫而接受金镑贬值之措施，乃不得不找寻某种说明来解释为什么要翻这样丑的一个筋斗。工党的怪可怜的议员们要找些话来说。所谓“智囊们”绞尽脑汁，发明了一种说法，说如果要避免大批失业就只好金镑贬值。“智囊们”把这种说法告诉政治破产了的议员们，议员们（包括克洛斯曼在内）立即抓住这种说法，而在议会中和在报纸上从事散布此种主张了。
怎样讲法呢？据克里浦斯的意见，我国的资源是流出这么快，我们已不能再偿付必需的输入品了。如果我们削减这些输入，我国工业将缺少原料，就将不得不缩短开工时间或完全关厂。要避免那种情况，我们把金镑贬值，因此，对我们的输入品要偿付更多的金镑。这是何等样的补救方法！我们付不起三亿金镑，所以，我们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是对同样的货物付出三亿九千万金镑。这是何等的荒唐，几乎令人不能置信。但是，“我们希望”输出会大为增加。对输入已没有“希望”。我们对输入品要付更多的钱，没有什么出路。这就是比万称为“事实”。这是一定的。我们的输入将叫我们付更多的代价。这将如何阻止失业呢？对此一神秘，连克里浦斯也没有企图解释。至于输出，就使我们扩大了一半，也仅仅抵消我们由于对输入品付更高的代价和我们的输出品价格降低所遭受的损失。
可是，如果这种论据讲得不太好，他们还有另一种更似是而非的论据可用。拼拼凑凑得很好，在国会的工党会议上提出来。“金镑贬值是一权宜之计，用来使我们渡过暂时的困难，过后我们就将向经济稳定与新的繁荣前进。”这群人物是“计划家”。他们将用“计划”来造出何等的奇迹呀！他们都在谈着。他们在谈“计划”如他们在谈金镑贬值为一权宜之计然。他们所说的权宜之计，其意思是说此一行动不涉及政策或原则。这是放弃计划。这使计划成为不可能。
看一看经过吧。美国在一九四六年末物价暴涨之后，当时的财政大臣道尔顿在一九四七年耶稣复活节左右到下议院来，恸哭我们不能履行答应了美国的美元义务。他有任何政策，任何计划，以挽救我们脱出迅速来临的危机吗？没有。他有一权宜之计（削减输入、对烟草及其他供本国消费的物品征税提高）使我们渡过暂时的困难。让我们忠心地接受这些削减吧，让我们都振作起来吧，让我们都不要占同胞的便宜吧，只要这样，一切就将顺利了。工党国会议员们把它一口气吞进去了。他们把政府的污水狂吞进去的容量是无限的。几个月之后，道尔顿又向我们报告说，情况更坏了。是的，先生，情况是更坏，不是改善。我们振作得不够。所以，我们一定要再试一下。输入再削减，本国消费再削减。“权宜之计，来使我们渡过暂时的困难”。
道尔顿去职，在保守党大欢呼中克里浦斯上台。他们真真欢迎他。他不是声明他将无情地打出一条出路来解决美元难题吗？我们现在怎样啦？情况日佳吗？不，先生，仍然是情况日劣。但他是扭转形势的人呀。当他发令的时候，上帝的法则或自然的法则是要屈服的呀。巴丁顿夫人滚开吧，把扫帚给克里浦斯。看着他把潮水扫回去吧。他用庄严的声调，庄严的容貌，宣布着：重要的削减，剥减本国的消费，工人要更吃力工作。这一次，如果我们全都真正振作起来，行为得像基督徒，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克服一切的困难，重见光明，过着快活的日子。
工党议员曾经起来大声抗议吗？他们曾经要求政府要有这样的一个政策，一个计划，明白地指出逃脱恐慌的道路而达到社会主义目标吗？愚蠢的问题，兄弟们，愚蠢的问题。工党国会议员们对于决策是没有发言权。正如有一位工党国会议员有一天对我说，“我与波立特同坐火车，我告诉他，我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同意他的意见，但我们不敢开口。我们被恐吓。”从来没有向他们征求过意见。做了决定，然后告诉他们，如有敢企图推翻该决定的，就要吃苦头。
我们要有重要的削减等等，而且，我几乎忘记了，我们还从这个冻结财政大臣得到一个新的权宜之计，（如果我们相信保守党的话，是最好的权宜之计，）即“工资冻结。”但是，天呀，我们行为并不像基督徒，我们没有振作起来，我们没有工作得够卖力，或者是归咎于可恶的共产党人。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的情况并没有改善，我们继续每况愈下，所以，我们只好再试试“权宜之计来使我们渡过暂时的困难，”这就是我们为何采取金镑贬值之简单解释。
这是一最杰出的“计划”。如果你还怀疑，可以问一问工党议员，他会告诉你一切。但你不要问比万。他太忙于思索如何进行竞选，以邱吉尔为中心人物来进行竞选，没有精神来想如像金镑贬值和削低人民生活程度这样的琐事。邱吉尔与比万这两位扮演龙钟老汉的丑角保证使你们的脑子不再想及空空如也的食物架子，甚至不想及空空如也的肚子。
但是在人民面前出现的，不仅是这两位扮演龙钟老汉的丑角。也将照例有代美英帝国主义洗刷的宣传，并对苏联的诬蔑。我看到了工党的一本小册子，其造谣诬蔑和歪曲事实是无比的。说美国是爱和平的国家；说苏联是危害和平。对于那些一度曾经宣称尊敬红旗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们，这是何等可耻的变节！他们告诉我们说，苏联“在希腊、中国、缅甸、印尼、和马来组织内战。”像这样说谎，这样完全不合事实的，简直就没有！在希腊，是英国的军队，英美的金钱和装备；在中国是美国的金钱和装备；在马来是英国的军队保护着锡和橡皮独占资本的利益；在印尼是荷兰的军队镇压人民的独立斗争。他们却这样厚脸皮地说苏联要对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果负责。
这小册子之企图毒害人民的思想，并不止于此。甚至说，“美国要把原子弹交给一个世界管制机构，各国都欢迎这一建议，苏联则使用其否决权，否决此一建议。”我们想一想吧。我知道工党领导人物有许多是很愚蠢的。有许多人是被他们自己的宣传所催眠了，不论什么东西，只要对美国有利、对苏联不利的，他们都信以为真。但没有人确是这么愚蠢到相信美国真要放弃其原子弹。美国不愿意把原子弹告诉英国，虽然英国派了科学家到美国去帮他们制造原子弹。说美国要放弃原子弹的人，是被他自己的宣传所骗了。
这一切都将在英国大选中出现，再加上两位扮演龙钟老汉的丑角以及对于金镑贬值的思想混乱，并不会促进革命，而是混乱和阻碍进步的力量。我们要向这种在讲台、报纸和无线电上散布的胡说八道的宣传进行斗争。但和平与进步的力量日益加强。我们将充满着信心地从事战斗。我们最后一定得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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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国会斗争与大选
英共议员 皮拉丁
（根据一九四九年八月九日在共产党暑期学校中所作报告的笔记。）
大选渐渐临近，我们已经发表了竞选纲领，现在，党的注意正转向于国会斗争。但是，可以注意的是，尽管对国会的作用理论上的探讨很多，仍然有着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认为竞选斗争会扰乱我们一般的日常工作的倾向。
在共产党与自命代表工人阶级的其他政党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些党声言政治工作的一切的一切就是国会。这是他们所承认的唯一的一种“斗争”形式。但在共产党，却有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依一定的发展阶段，依策略上的需要而定，一切都是为了把阶段斗争推进到一个较高的阶段。这种斗争常常通过工会、房客协会、和平运动、国会等等进行。工人阶级懂得这点，他们参加这些斗争，了解这些变化着的斗争形式。
“但是”——我能够听到一种恼怒的喊声——“国会是资产阶级的机关，和工会之类不一样。”可是，工厂也是资产阶级的机关，我们却仍旧在里面工作，并且组成工厂小组。我得赶紧补说一句，就是国会自然有其特定的职责，这一点下面即将讨论到。
这种对待国会内工作和参加选举工作的宗派主义态度，在英国工人阶级运动中流行已久，特别是在某些“左派”中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不仅是全国争论的问题，而且是国际上争论的问题。这是列宁在共产国际初期会议上讨论过的关键问题之一，它给英国年青的共产党提出了许多严重的问题。我们有许多极好的同志反对参加国会内的工作。他们争论说，这是堕落，并在工人阶级中间造成危险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幻想。列宁曾在几篇文章里，于紧张讨论这个问题中间，十分明白地解释过这个问题。首先，他说明了国会的情形以及反对参加国会斗争者的论据之所在：
“……资产阶级民主的整个历史，特别是在先进的国家里面，已把国会变成史无前例的营私舞弊、财政和政治上欺骗人民、钻营、伪善和压迫劳动者的主要舞台或主要舞台之一。”（列宁选集第十卷，第一百七十页）
列宁明白这一切，虽然如此，他却力主参加国会工作：
“我们能设想另外一个机实，关系到一切阶级，像国会这样吗？这是不能人工地创造的。一切阶级之所以都卷入国会斗争，就是因为利害矛盾确关在国会内表现出来。……国会是阶级斗争的舞台。”（同上，第二百四十七页）
列宁说，既然如此，那末共产党就必须参加资产阶级的国会，特别是当国会对于那些还没有把它认识透彻的落后群众还很重要的情况下：
“这个讲台（国会）在最广大的落后劳动群众眼中，或是在充满小资产阶级偏见的人眼中，是特别来得重要的；因此，恰恰就是从这个讲台来进行宣传、鼓动、组织的工作，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绝对必要的。”（同上，第一百七十页）
只有被选入了国会，才有可能，根据一定历史条件的基础，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和国会制度。它必须从外面并从内面来加以改变：
“每数年一次去解决统治阶级何人应当在国会中来摧残和压迫民众——这便是资产阶级代议制之本质，……但是，如果提到国家这个问题，如果把代议制看作是国家的机关之一，从无产阶级在这一方面的任务的观点上来说，那末，跳出代议制的出路在那里呢？
“跳出代议制的出路，当然不在取消代表机关和选举制，而是在于把‘清谈馆’式的代表机关，变为实际‘工作的’团体。……‘不是议会的而是工作的’机关——这是直接对准着现代社会民主党议员们和国会‘守房门的小狗们’说的！”（国家与革命，第三十七页）。
因此，我们不是丢开国会和拒绝——不论是用什么样高尚的理由——参加它的工作，而是相反，像对待其他资产阶级的机关一样地对待它，并进行工作，加以改变。这是列宁用来澄清这个问题，击破宗派主义反对参加国会工作的论点。
所以国会乃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场所，涉及工人阶级的很大多数以及他们认为重要的大部分问题，都在这里讨论和处理。它同时又是资产阶级压迫工人阶级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这就给了它以特别的性质。它欺骗工人阶级，使他们以为它反映他们民主的意志，而在今天，再没有那一个政党像社会民主党（在英国即为工党——译者），特别是其右翼，这样热中和大力地耍这一套欺骗工人阶级的把戏。
因此，我们的任务不仅是利用国会作为一个讲台，揭露它的丑恶，击破资本家及其幕僚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所蓄意培育起来的民主幻想，而且还要这样进行工作，使大量的共产党人当选为国会议员，使我们能够借此准备把一个“清谈馆”变成一个“工作的团体”。因为，如果我们争取到足够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使许多共产党人当选，那末，议会外面的群众的支持将给予在议会内的工作以必要的支持。
虽然国会脱离群众，但若以为群众运动对它不发生影响，就非常错误。相反，国会对群众的行动反应特别灵敏。国会外的一次强有力的运动，会在国会内引起波澜，有时还是很高的波澜，如在码头工人罢工期间将能看见的。这是国会工作（以及各地方议会在它们自己领域内的工作）上一个常常为没有能够深刻认识这一好处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的方面。共产党人必须从这个或那个群众运动着想，看看如果组织得好并且贯彻下去，会不会不仅影响整个国会，而且特别还影响那些为发生斗争地区选出的议员以及那些坐在前排的部长们。过去几年中间有过许多这样的例子。如果不了解，决定国会工作的因素到头来还是群众压力和群众行动，则我们在国会方面所做的工作，有许多都可以打消。
只要注意一下下院中对于各种演说的反应，就会知道，一个代表大的工会或者其选区正发生斗争的议员，比起一个没有群众支持的议员来，更受人注意。这就是为什么身为一个大工会的中央组织者休依森攻击克利浦斯的预算时，有那样的作用，为什么在码头工人罢工时，梅里西先生特别受人注意的缘故。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必须了解这点，特别是那些在其所属工会中有影响的党员。因为向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解释这点是极端必要的；向他们指明真正的力量所在，以及他们要怎样才能够击败现政府的政策并实现他们所热切希望之改变。不能做到这点，就是表示，群众将继续为国会“民主”所统治，而这种“民主”，像泰晤士报新近所指出的，只有在政府和反对党之间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接受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形下，才能在其现在的基础上继续下去。
如果我们把群众运动看作我们推进阶级斗争的工作的基础，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国会工作，那末国会活动和国会选举就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估计，而我们就能够确当地了解这种活动的形式对我们总的运动的意义所在。
让我们清楚而明确。例如，我们在下一次选举中的目标就是击败保守党的资本主义力量；暴露右翼工党领袖，争取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当选，使得我们在国会内外的战斗的力量加强起来。最要紧的是，在提出这些目标时，我们整个政策必须证明并看作是脱出右翼工党领袖的为保守党所统治的政策的道路。
在这方面，我们听到有人在批评。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些目标相互矛盾。他们说，在目前，舍保守党而外就是工党，所以我们只应该占一些有名无实的席位，以免危及工党的胜利。另一种说法的理由恰恰相反。他们说，既然保守党和工党都实行同样的进攻工人阶级和支持资本主义的政策，我们就应该两者都不支持，并且应该不参加选举。这样，我们就达到了这样的情形，即双方都要求党在选举中完全不要起什么重大作用，而采取消极的态度，劝工人阶级不要参加投票。简言之，就是我们恰恰在国家政治生活达到高潮的时候放弃领导。
这些同志难道不是忽视党的作用，忽视长远的展望和目前形势的需要，忽视工人阶级正在发展的行动以及他们正需要强有力的战斗的领导吗？这些同志难道不是把保守党和整个工党运动混为一谈，不是忽视工党的群众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工党的右翼的地位并非固若金汤，并且他们和他们的政策还是可以击败的吗？不参加的办法若要见效，必须有巨大的规模。如果我们有那样大的影响并且能够使大量工人群众不参加，那末显然我们就应该置力于选举，在我们拥有这种巨大群众影响的地区进行竞选。这将是转消极办法为非常积极的行动。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没有看到这种建议的积极方面，证明他们的看法受到了当前困难的影响。
我们正进入一个对工人阶级的进攻与日俱增的时期。前面还有剧烈的斗争，所以显然我们的党必须挺身而出，领导起工人阶级的斗争。我们的党必须证明自己与工党不同，乃是工人阶级及其生活的保卫者，是社会主义的战士，不为工党领袖右翼政策所玷污和损害。
工人对于右翼政策的失望正愈来愈大，特别是在工业地区，而且不顾反共宣传的洪流，工人们愈来愈愿意倾听我们的道理了。工人阶级正从它亲身经验认识到，现政府的右翼政策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工人之是否正确地学到了这个教训，取决于我们的党，取决于他们是否认为我们比工党好；是否他们认为我们是认真的政治力量——而工人认为一个党是否认真，常常是依据这个党的选举工作。你们那一个没有听到过真诚的工人们都说我们共产党是一批好人，但是，我们在下院只有两个议员，又能作什么呢？
不管我们如何感慨，事实仍是千百万真诚的工人把国会及国会代表权看作决定一个政党是否是认真的主要因素。如果在现在这样的时候，工人阶级开始进入行动，国家政治生活达于高潮，各界人民都在讨论和比较各种纲领与政策的时候，我们只推出寥寥无几的候选人参加这次竞选，我们怎么能够起影响，我们的政策人家怎么会了解呢？工人们会怎样看我们呢？如果相反，我们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推出候选人参加竞选，我们的话就可以传达到成百万的人。如果我们这样做，并且在我们不能推出候选人竞选的地方，独立地进行选举运动，那末，我们的纲领和政策就会传到我们党很少进去过的地方。我们的好的政策就会摆到人民的面前，而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会帮助重新鼓舞起许多由于右翼宣传和工党政府的政策而感到迷惑的工人。
因此，国会工作是与阶级斗争分不开的。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像我们处理一切问题一样——就是，领导工人阶级，为工人阶级而斗争。这是我们工作的一方面，是党的总的工作的一个配合部分，不是与之分离，而是帮助推进我们工业方面的或其他的活动，正如这些活动反过来也帮助推进我们的选举和国会工作。
（奇译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号《共产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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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共在竞选中的土地政纲
敦曼著 健恒译
在目前土地问题的灾难性的情况下，与大选即将到来的时候，一个巨大的责任落到了共产党的肩上。鉴于其他政党间显明的团结一致，以及他们对本可以在我们自己农场上生产的食物每年却支出巨额金钱予以毫不在乎的容忍，因此将是我们（指英共——译注）的代表也仅有我们的代表才能提出一个真正的对策了。
工党政府的各项政策上，再也没有比它对本国农业的方针更该谴责的了。因为那彻头彻尾地是阶级性的政策，是用以安抚同讨好地主同保守党的农民的，它就可悲地丧失了那些可能利用的存在着的机会，来大大地扩充制作面包的粮食、肉类、糖类、蔬菜与饲料的生产了。
与一九四五年投工党政府选票的千百万工人的期望相反，政府在土地问题上的纪录，与保守党在同样环境下的作法，全然没有什么两样。正当史无前例的巨大款项以高价方式倾流给工业中的雇主阶级，企图以此刺激生产增加而毫无成就的时候，农场工人对足够生活的工资以及废除租佃制的要求，却遭逢到拒绝、规避及幻灭。
我们的候选人所要争取的纲领，是与一九四七年威廉士所宣布的四年计划截然不同的。我们要站在最前列来争取废除一九四四年赫得逊所首倡、而为威廉士所发挥的所谓“回到畜牧”的政策。我们这样做并不因为我们不需要畜牧产品——牛乳、鸡蛋、肉类、咸肉等——的大加扩充，而是因为如我们在一九四四年所预示，没有普遍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牧畜产品只能使得——而且已经使得——更依靠舶来饲料的供给，以及种植制作面包的谷物的田亩之减缩。（尽管有威廉士所定的目标，一九四三年以来小麦耕地已减少了一百万英亩——即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所以，我们的纲领与其他政党纲领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正确地基于继续增加耕地的需要，并以每年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英亩的速率，来减缩仍旧存在于英格兰与威尔斯的一无生产未经开发的八百万或九百万英亩的永久草地。假若这个得以完成，那么，要使小麦田亩数回复到三百万英亩的水平或甚至使其增加到超过这个数字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增加的土地将使几十万英亩土地可种植如燕麦、紫苜蓿、甘蓝与草类等饲料，这样就可使我们能妥当地增殖牲口的数目了。
同时，耕垦那古老的、“永久的”草地，可利用最好的混种法，来在生产过一个时期谷物的土地上种植草类。这种土地的肥沃就可恢复，也可生产比“永久”牧场更多和更好的草料。再加上大大增加用储藏草料和干晒之方法，会较制干草有效率得多，并且还可以以减少了亩数的牧草地，来饲养数目大大增加了的牲畜。
但是在这个国度的所谓农地以外，还有着千百万英亩包括山林、泽地以及鹿林的边际土地，它们亟需开发。工党政府被保守党的政策所束缚，同时也不愿意侵犯地主既得的利益，就拒绝我们经济情势所需的巨大的开拓工作。仅在苏格兰一地，就有着一千至一千二百万英亩的土地，在目前除了松鸡与麋鹿之外，什么也不出产。然而，只要把土地国有化并采取一个长期的投资计划，它就可以很快地变成出产大群牛羊的土地了。
但是这样一个纲领需要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步骤。它的实现不可能不与富农和地主冲突。高价政策必须修正。现在无区别地倒入农民钱袋的巨额款项（极大部分为富农所得），应当拿来在农业骨干的千万小农之间鼓励合作农业的计划之用。现在国内粮食生产，主要的一部分是由小农生产的；但工党政府对他们的待遇却极不好。由于他们个人的生产品售卖的数额很小，农产品价格高昂虽大大增加了富农的收入，却并没有解决他们因缺乏资本设备和原料等而引起的问题。
其次，这样一个纲领没有管制与指令是不可能实现的。因“全国农会”的坚持而使威廉士放弃的权力，应该恢复，在战争岁月里那些耕作命令和生产某些特定农作物的指令，亦应当重新采用。今天一般的情况，是生产下降、农业标准恶化、可耕地日见荒芜，以及草地被忽视等，在这个时候，在所谓监督制之下的列入第三者的农民，其人数就全国而言，已减低到很少了；这种情况，显然是一丑闻。
最后，还有土地上的劳动力问题。农业工人们在一九四五年占压倒多数投票支持工党，使得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很多乡村议席，但是再也没有其他工业部门较农业工人所受待遇更坏的了。政府违背了它废除很坏的租佃制的每一诺言。物价这么高，有谁能够说他们目前九十四先令的最低工资，不是仅仅够维持生活的工资呢？政府拒绝取消雇佣定约管制令，表示它已认识到这点。但今天在工业中每一工人的生产力已较从前任何时候都高，最低工资照常理也该比目前水平高得多。“全国农业工人联合”的许多支部已在压迫它们的执行机构采取行动，支持它们每星期最低工资六镑的要求，这将成为我们党在乡村竞选中的中心主张。这不单只是一个对农业工人公平的问题。没有农场工资水平的真正增加，没有一个大的造屋计划和废除租佃制，农业就不可能吸引足够的劳动力来从事必需的工作。
新的开荒运动及小麦田亩的增加；土地国有化及充分使用土地的全部资源；对农业工人以及小农的公平待遇——概括说来，这些就是我们所争取的当前的社会主义纲领。
如何来使得这个纲领通过呢？第一，党的所有支部对这些有关问题的重要性要有一新的认识，因为它们不独影响消费食物的人民大众，而且眼光扩大来看，它们还影响到我们为脱离金元独裁而独立的斗争。
第二，支部与选区筹划它们的竞选运动时，应当考虑到围绕着大多数城镇支部的那些乡村中的民众。
最后，在每一选区，必须订下计划吸引分散的同志、同情者、小的乡村团体，参加活动，以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来推销“乡村旗帜报”。就它在已销售地区的影响看来，若把推销报纸的责任付与少数同志，是不能再容许了。这报纸逐月领导着乡村有组织工人的斗争。使它在各郡的销售数都能与勒司特、肯德或多塞德等郡的销数相等，那一定会争取到新的力量为我们的纲领行动起来，即为着人民利益而充分开发土地，并为农村中的新型的阶级斗争奠立一个基础。
（译自《世界新闻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