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经济
论国营商业的任务
杨波
最近有些私营工商业者及一部分工作干部，对于今天国营贸易工作，曾提出一些意见。如说：“政府对工业是‘公私兼顾’，对商业却是只顾公不顾私”等。由于他们认识上的模糊，因之对人民民主政府现行经济政策中的“公私兼顾”政策，也就发生了许多不应有的怀疑。为此特将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营商业的性质与任务略加论述。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中，一开始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商业方面，则规定：“保护一切合法的公私贸易。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但对于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必须严格取缔。国营贸易机关应负调剂供求，稳定物价和扶助人民合作事业的责任……”。根据这一总的政策方针，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我国营贸易工作的任务，主要为：
（一）扶助生产发展。国营贸易工作的一切活动，必须以发展各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为其主要目的。在农业方面：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皆曾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特点，来进行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他们一方面压低价格收购农民的农产品；另方面则以高价卖给农民各种生活必需品，从中攫取暴利。今天我们的国营贸易公司则恰恰相反。它一方面廉价供给农民以各种主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农具、种籽、肥料和纱布等；另方面又以有利于农民再生产的价格，收购农民的各种剩余产品，以此来扶助农业生产，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使农民逐渐摆脱一层层的中间剥削，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如去年新花上市后，各地国营贸易公司收购棉花的价格，在华北区规定为每斤花不得少于八至十斤小米，山东为每斤花十二斤粗粮。在西北区去年新花上市时，由于国营贸易公司未及时收购，当地私商即尽量压低市价，以每斤花六斤左右小米的价格进行收购。后经我贸易公司发觉，为保障农民利益，实行大量收购，才维持到每斤花换八斤以上的小米。东北区在一九四六、四七年国营贸易公司初建立时，农民一吨粗粮，只能换到一匹半白细布，而去年经贸易公司的帮助，使农民一吨粗粮可以换到三匹多白细布。克服了工农产品不合理的剪刀差。
在工业方面，则是保证原料供应，负责推销成品。如上海解放后，由于敌人的封锁，许多私人工商业家，当时皆感受原料缺乏，成品滞销之苦。但经我国营贸易公司的大力扶助，即很快改变了这一情况。半年来我贸易公司供给上海的主要工业原料、燃料，即有棉花四千余万斤，煤炭近百万吨，以及大量的木材、钢板、油料等原料。上海所产之纱、布等棉丝织品，五金器材，及其它生活日用品，亦大量组织向其它地区推销。在京津两市，一年来我国营贸易公司亦供给了棉花六十多万市担，各种加工粮食四万万余斤，以及大量的油料、烟叶、胶料、木材、硫磺等工业原料。并经营各种主要的工矿业产品：布三百多万匹，纱近五万件，煤一百五十万吨以上，蛋品一千五百余吨。此外京津两市的许多小工厂与手工业产品，由于没有一定的牌号，许多私商不愿代销。而我百货公司成立后，即予以收购或代销，解决了这些产品的销路问题。国营贸易公司这一切供给原料、推销成品的活动，无疑的是对整个社会生产事业的发展，起着有力的推动指导作用。
（二）调剂供求，稳定物价，保证人民生活。一切私人商业的市场活动，虽有其一定的调剂供求的作用；但其本质是以营利为其经营的唯一目的。自由竞争追逐利润的结果，经常是在破坏着市场和物价的稳定。尤其在币值不稳的情况下，许多私商更惯于以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等不法手段，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因此，国营贸易公司必须掌握大量的主要物资，调剂市场的供求，并通过群众合作社及自己的零售商店，直接供给广大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借以稳定物价，安定民生，打击私商的投机活动。亦只有如此，才能加强我国营贸易公司控制市场的力量，保持并巩固我国营经济在商业上的领导地位。每当物价波动时，许多私商皆囤货不出。而我国营贸易公司则低于市价大量抛售。为保证各种主要物资的市场供应，免除私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超额剥削，我国营贸易公司在各种主要物资（如粮、花、纱、布、油、煤、盐等）的经营上，不但应做批发生意，而且应通过合作社开展零售工作。
（三）在对外贸易方面，我国营贸易公司是根据“奖出限入”的方针来进行工作的。在出口方面，凡足以左右国际市场的出口物资（如猪鬃）及各种战略物资（如钨、锑、锡等），必须实行国家的统销。一般的大宗出口物资，除准许私商自由经营外，我国营贸易公司，亦必须大量掌握，以便掌握外汇，进行国际贸易斗争。此外一般的土产品，只要国外有销路，即使私商不顾经营，我国营贸易公司，亦皆有责加以收购，组织出口。在进口方面，我国营贸易公司，除应采购广大人民之日常必需品外，还必须适当地组织一部分生产机器及必需的工业原料等进口。但凡我国内可以自行生产并能自给，或可能生产但不能完全自给的货物，即实行禁入或限入，借以保护民族工业的恢复与发展。
根据以上任务，国营贸易公司的业务经营方针，是以为人民服务，扶助生产发展，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为其基本方针。这与私商的以营利为其唯一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如目前国营贸易公司把华北各地的棉花运到上海，按两地市价计算，是非亏本不可的。把东北和西南的粮食运到上海出售，当然也要亏本。再如开滦煤矿所产之煤成本高于邻近各矿约近一倍，但为照顾二十万矿工及其家属的生活，我华北煤铁公司就收购其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目前我华北煤铁公司所积存之近百万吨煤，大部即为开滦煤。我上海花纱布公司，为协助解除许多私营纱厂的纱布滞销，资金周转不灵的困难，经常以稍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私营纱厂的积存纱布。这一切赔钱的生意，私商是不做的；但为扶助生产，调剂供求，国营贸易公司则不能不做。
国营贸易公司对上述业务的经营，是否即说明“在商业上政府只顾公不顾私”呢？我们认为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国营商业的发展与扩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不但不是“与民争利”，而且对于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商业，是采取团结并扶助其发展的态度的。如我各地国营粮食公司、花纱布公司皆以大量的粮食、纱、布等物资，保持一定利润委托私商代为销售。去年天津九千九百五十多万美金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中（自三月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经华北对外贸易管理局批准的数字），私营进出口商的经营，即占百分之六十以上。此外如从其它条件上来看，同样可以说明今天私营商业是有发展前途的。全国范围的真正的统一，和民主改革，造成了空前广大的国内市场。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土改后由于生产发展，生活改善，他们除国营商店及合作社外，还需要私商服务。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工作有赖于大家去开展。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而我们工商业的发展前途，则是十分光明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切正当的私营商业，是受到政府的保护的。这一切有利于私营商业发展的条件，皆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我们说，今天的私营商业，不但不是“没有买卖可做”，而且是大有买卖可做。我们希望工商界，看清上述诸点，拿出自己的人力、财力，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而努力。
总括以上所述，不难了解今天我们的国营贸易公司，与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国营”贸易公司，是有本质地区别的。国民党政府的国营贸易机关囤积物资、垄断市场、操纵物价、控制外汇等行为，是为便于官僚资产阶级贪污发财，中饱私囊的，是破坏生产、波动物价、制造投机的根源（四大家族即是最大的投机商），是为广大人民所反对的。而我们的国营贸易公司，则是为人民服务，为生产服务。因之它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一九五○、二、八
第5版()
专栏：经济
从去年物价上涨看今年的物价
孙执中
这几天来，有好几种食品如蔬菜、肉类、粮食等的价格，都开始有些上涨。这还是一九五○年以来的第一次。于是，曾长期喘息于反动派统治时期物价高压之下的人们，便又对这个问题感到隐忧。其实，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经济情况，不仅与反动派统治时期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即与去年的各种条件相较，也有了若干的差异。我们的物价，不仅决不会如反动派统治时期一样走上恶性上涨的道路；而且，由于某些条件的好转，从今年起一定会有相当程度的稳定。这就是说，一九五○年物价一定要比一九四九年来得稳定些。
一九四九年曾有过三次物价上涨。即四月一次，七月一次，十一月一次。这三次都是先从某一个或两个区域开始，然后波及各地。以京市而论，才解放时，小米每斤为十四元，到年底已涨到八、九百元一斤，约为六十倍左右。与小米有关的其它粮食与燃料，全年上涨的倍数也与此相仿佛。其它如“副食类上升五十三倍，纱布上升四十三倍。”这些都是集中在上述三段极短的时间里，作跳跃式的上涨，其余的时间都比较平稳。去年涨风的原因，主要由于全国军事胜利的形势迅速发展，不但作战费用开支很大，大批起义及投降部队，和旧的公教人员的生活均须维持，被蒋匪帮所破坏了的工、矿、运输等事业及某些私营企业立待投资去恢复；这样，就不得不引起某种程度上的通货膨胀而形成了物价上涨的趋势。
加上某些奸商的投机，推波助澜，更加剧物价上涨。但由于我人民政府采取了行政力量，如监督市场与某些经济上的措施，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起，物价便开始渐趋稳定。
总结一九四九年三次涨风的原因，不外由于通货在某种程度上的膨胀与物资在特殊情况下的缺乏。而这两者是与我们社会上的各种条件分不开的。这些条件在今年都已逐渐好转，兹分述如下：
一、军事上的情况
一九四九年是我们军事上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内我们在中国大陆上获得了无比辉煌的胜利。我们曾有过几个大战役的进行，这些战役都是以数百万军队集中在一起。今后虽还有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的任务要进行，但总的说来敌人已是风中残烛，今年作战的规模当不如去年那样长久庞大。军费上的开支也就可能减少。
更值得我们乐观的是：毛主席自去年发出“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之后，在华北、华东、华中南各军区没有战争勤务的部队，都已从事了生产。各军区并且在指示中均规定了生产任务及要求。河南军区每人交公八十斤麦子，湖北军区规定每人应生产三百斤大米，江西要求每人全年保证收入三百斤谷子，机关人员一五○斤。长沙等地部队的副业生产，更有了具体的成就。此外，在报纸上更不断见到各地军队从事生产有收获有成绩的报导，根据解放军过去在延安南泥湾的辉煌成就，我们深信今年这批生产军的伟大力量，一定会对国民经济有很大的帮助。
二、政治上的情况
去年我军获得了重大胜利，但在许多新解放区，社会秩序还一时不能安定，人民币的信用还未能完全确立。而今年的情况，则已大异。自去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其所受到各界的衷心拥护，真可以说是我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现在除西藏外，全国大陆已完全解放，我政府所领导的区域之广大，也是空前的。在这个形势下面，全国人民对人民币的信任已较去年为高。这个条件对于物价的稳定是有相当的帮助的。由于政治才秩序的安定，我们政府对于某些囤积居奇的奸商已有力量去监视与取缔。更重要的是：我们财经工作人员从去年的物价上涨中已获得了重要的经验，对今后市场的管理已有了许多新的措施。如京市人民政府在去年十一月物价波动时，便采取了加强零售的办法，普设粮、煤、布零售店，直接供应市民。到十一月下旬，只粮食零售店即设立了一百四十九处。在煤、布供应方面，也建立了煤球加工零售店一百五十处，纱布代售店六处。这种措施，对于物价的稳定，也是会起相当大的作用的。
三、国际上的情况
自从我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苏联就首先与我建立外交关系。接着东南欧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也采取了同一的举动。我们国家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的阵营之中，国际地位已空前提高。因此今年进出口贸易必会增加。特别值得重视的——这是一切国际情况中好转起着决定因素的，是中苏两国友谊的进一步的发展与巩固。在去年十月以前，我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苏联虽对我有过援助，如在东北有过局部的贸易协定，但还不能算大规模的。而今年，由于毛主席的访苏，苏联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建设必定会有很重大的帮助。这对我们今年的生产建设，也必定起着重大的作用。
四、财政上的情况
去年由于解放战争正在进行，大部区域还处在烽火之中。除老解放区外，广大的农村还不能缴纳公粮。而几个较大的工商业城市的税收也尚未进行。故去年各方面的支出，主要的是靠发行来维持，这样就相对的降低了人民币的价值而使物价上涨。今年，这些条件已完全不同。在一九五○年的财政概算内，收入项下公粮占百分之四十一·四，各项税收占百分之三十八·九，企业收入，占百分之十七·一，清理仓库收入占百分之二·四，其他收入占百分之○·二，在总收入中，最主要的是公粮与税收两种。根据近日报载：华北虽是水旱为灾，但“今年征收业已基本胜利完成”“河南省秋季征粮工作已胜利完成”。其他如湖北等省的征粮工作也都很顺利的完成了。这说明了公粮的收入，是不会成问题的。至于税收一项所占的百分比，比起“七、七”事变以前来也是不算太高的。我们战前的关、统、盐三税就会超过这个税收的百分比数。这说明了只要不发生意外，“税收”这一项的收入，也是不大成问题的。
应该说明的是，这个收入的总额，仅及支出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一·三，其余的百分之十八·七则是赤字（即亏欠）。解决这个赤字的办法是两个：一个是依靠发行公债，另一个是依靠银行透支，即发行货币。这就是说，今年财政概算中的一部分赤字是用公债来填补的，这与去年相较也是完全不同的。近日来各地购买公债的踊跃，证明我们这一项工作也是有把握完成的。但全部支出中还有百分之一一·五是靠发行来维持的，这是我们预期以内的困难；但与去年比较，则已微不足道。跟着人民币流通范围的继续扩大，增发这样一点货币，估计对物价的刺激可能是不大的。
五、经济上的情况
上一节的分析，告诉了我们今年的赤字要比去年小得多。这一节的分析将说明，去年许多地区虽遇严重灾荒，但我们今年的物资供应，仍可能比去年充裕。这是由于经济建设的结果。也是我们今年物价可以较去年为稳定的最主要的理由。
首先，今年交通的情况，要比去年好得多。内河航运已逐渐恢复，公路破坏了的也在恢复中。特别重要的是铁路运输线的恢复，自京汉、粤汉两条主要干线衔接以后，南北物资已能顺畅的交流。因之物价也可能求得比较的稳定。据人民日报一月十七日所载：“自粤汉路通车后，货物南运日增，广州物价普遍下降，以本月十日与去年除夕相比较，中白米下跌百分之二十弱，三十二支天女纱下跌百分之十强，秦良玉白布下跌百分之十一强。”（新华社广州十六日电）
其次，就农业方面说，一九五○年可以分做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在秋收以前，这期间困难虽然很多，但由于秋征工作的完成，对于公教人员和城市居民粮食的供应，或可不成问题。在去岁由于水、旱、蝗灾，虽曾造成某些农村中的严重困难，但由于我人民政府的得力领导，大部分灾区都在“生产救灾”的呼声中发展了副业和手工业，不久夏收以后，灾荒必可安全渡过。第二个阶段是在秋收以后，根据农业部长李书城的报告，今年粮食计划增产一百亿斤，棉花计划增产四百七十万担，较去年增产百分之四十左右。这些计划在我各级人民政府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之下，我们预期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我们在报纸上已经看到了“兴修水利”，“准备春耕”，“积肥”等的努力报导，这说明了我们增产计划，已有了初步的成就。这个成就只有在我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才有可能。因之，只要不遇到意外的天灾，今年在秋收以后的粮食与某些工业原料的增加生产，是更值得我们乐观的！
再看工业方面生产的情况，就更值得我们乐观了！报纸上报导工业生产完成并超过计划的有如雪片飞来。随便举几个例子，如石景山钢铁厂，在日伪与反动派统治时期，每日最高产量为一八○吨，而自去年十二月起，该厂就创造了日产三三一吨的产量。如与去夏日产一六○吨的成本作比，则每吨减低了成本百分之二十一，计折小米五○三斤，按新产量计算，每日可节省十六万六千四百余斤小米。又如天津制钢厂，从解放后到去年年底，每月平均产量超过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四·九倍，降低了成本的百分之四十四。而且，该厂全体职工在给毛主席报告生产成绩的信里，还提出了要“在一九五○年，争取把我厂制钢产量提高到一九四九年的三·三倍。”的保证。此外，如东北工矿的生产，有的更突破了伪满时代的标准。生产增加，也就意味着物资的增加，物资的增加就可增强物价的稳定作用。我们有什么理由对今年的物价不作乐观的看法呢！？
是的，我们并没有说今年的物价可以完全不涨。一九五○年，可能是我们困难的最后一年。这就是说，今年的物价还可能有稳步的上涨的。不过，由于各种条件的好转，今年物价上涨的速度，一定可以保证会比去年小得多。让我们摘录一段毛主席去年十二月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指示来作为本文的结语：
“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一九五○，一，二十五日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