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联共八次大会关于报纸的决议
（一九一九年三月）
（一）国内战争时期党的工作的一般削弱，最有害地影响了党报和苏维埃报纸的状况。差不多一切我们的党的和苏维埃的期刊之一般缺点——脱离地方的——而不少甚至脱离一般的政治生活。省的党报和苏维埃报差不多完全不报道地方生活，而一般问题的材料选择得极不确当。发表着冗长乏味的文章，而不以简短清楚的语言写的文章去反映一般生活和当地生活的最重要问题。有时整整几页印着文件，而不以简单明了的语言叙述其中最重要之处。发表着各机关的指令决议的全文，而不从这些材料中去编成地方生活的生动的社会记事。
（二）所有这些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党的最好的著作的力量去做国家工作了，而报纸在大多数情形下落于很少经验的工作人员手中。
（三）大会认为地方组织应立即采取方法来健全党报和苏维埃报纸，大会促使同志们记着：报纸是宣传、鼓动、组织的最有力的工具，不可代替的影响最广大群众的手段。
（四）为着改善党和苏维埃的报纸，必需：Ａ、指定最负责最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员担任编辑，他们必须实际地在报馆中工作。Ｂ、党委应该给报纸编辑部以一般的指令和指示，可是不要干涉编辑部的日常工作琐事。Ｃ、军事检查应严格限于作战问题和军事组织性问题的范围内。
（五）党和苏维埃报纸，最重要任务之一——揭露在职人员和机关之各种犯罪行为，指出党和苏维埃组织的错误和缺点。所有这些，必须以严正的实事求是和同志的语调出之。
被报纸上说到其行动的人员和机关，必须在短时期由在同一报上加以实事求是的更正，或指出关于缺点与错误之改正。如果没有这种更正和承认，革命法庭即控诉被指明的人员和机关。
（六）省报应注意其极大的群众读者。因此：它第一、应该生动和通俗的报道。第二、应在报上反映工农和红军士兵的生活。报纸应对军队生活（包括前方和后方）、党的生活、以及妇女运动与青年运动加以极大的注意。
（七）中央机关报应该特别注意党的建设问题。它应该经常使全党知道整个党的生活，指导各省报纸等等。
（八）大会认为没有很好的报纸，就不能有健全的坚强的党和苏维埃建设。大会向一切党的组织提议，选拔最坚定努力和忠实的工作人员，来为报纸服务。
第5版()
专栏：
给地方报纸以一切的帮助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真理报社论
弗拉吉米尔·伊里奇·列宁曾经说过，“资本主义把报纸作为资本主义的企业，作为富人们发财致富，开心取乐，为他们通报消息的工具，而对劳动群众说来，则是欺骗他们和愚弄他们的工具”。
苏维埃报纸是新型的报纸。共产党、列宁和斯大林把报纸作为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的伟大的工具，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在反对陈腐事物的、为新的和前进的胜利斗争中，在劳动创造中，苏维埃人把报纸看作忠实可靠的朋友、顾问和助手。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中，以苏联各民族语言出版的地方报纸是我们的出版物中为数最多的一种。地方报纸产生于集体农庄群众运动时期，并在我党为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的斗争中起着重大作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苏维埃国家已经普遍地有了地方报纸。报纸在群众中宣传党的伟大号召，耐心地和顽强地解释了集体农庄道路的优越性，教育群众建设新的生活。苏联现在已经有了四千多种地方报纸，发行总数达好几百万份。
地方报纸是和地方生活直接联系着的。报纸用周围环境中的接近而明确的事实和例子来宣传列宁——斯大林的思想，解释党和政府的决议，并帮助劳动群众执行这些决议。报纸在各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显著的作用。
地方报纸帮助党组织培养和教育我国的爱国主义者，一切经济和文化建设部门中的勇敢的革新者。优秀的斯达哈诺夫运动者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之成名首先是经过地方报纸介绍的。全国闻名的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区米哈洛夫斯基拖拉机站的拖拉机工作队队长伊万·沙茨基就是最高质量的拖拉机工作队竞赛的发起者。我们乐于指出，古尔加尼斯基区委会与该地报纸《红旗公社》报是首先热烈地支持了这个建议的。
今天本报刊载了几封地方报纸编辑们的来信。在简短的报道中，他们叙述了关于创造性的报纸的主动性，关于联系读者，关于农村通讯员工作以及关于某些党组织在领导地方报纸中所产生的某些严重缺点的问题。
地方报纸已成长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并成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组织劳动群众的伟大工作。就是读者也不比十五——二十年以前的读者了。他们的知识领域扩大了，思想和文化水平提高了，他们的生活经验也丰富起来了。
现在的苏维埃农村是完全新的农村。目前我们这一时代的英雄，新生活的创造者，社会主义田地里的忠实和自觉的劳动者，斯达哈诺夫运动者，勇敢的革新者，为数众多的农村知识分子决定了农村的面貌。集体劳动和集体农庄的公共财产，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苏维埃的头等技术，电力站，无线电分站，电影院，学校，俱乐部和文化宫，课堂和图书馆决定了新农村的生活方式。多少新鲜的和值得注意的事物每天每天地在我们的生活中生长着啊！
报纸的首要任务就是反映新鲜事物，描述创造性的出现和劳动群众力量的空前未有的高潮。报纸应该依靠先进的事物以一切的力量和办法来支持工业和农业经济中的革新者，传播我们工作中的范例和先进的倡议，培养和苏维埃先进人类的成就同等重要的高尚意志。为了报纸本身的新鲜事物的保持，就必须向自高自大，安于现状和自满自足作斗争，反对旧习惯和停滞不前的现象，对缺点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许多地方报纸工作中的严重缺点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就是党的区委会和州委会方面的软弱的领导。还有的区委会至今没有深入地方报纸编辑工作，不注意经常地改善报纸的内容，不注意帮助报纸展开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例如，今年在沙玛尔加斯基州任何一个党的区委会也没有讨论过关于新闻工作的问题。
在地方的政治和经济工作中，某些党的区委会显然对报纸的作用和意义估计不足。只有对新闻工作的不正确的态度，才能解释把报纸的编辑工作委托给一些不成熟的干部去做，或编辑本身在很长的时期脱离了他的基本工作的这些现象。例如，辽沙斯基州史洛夫斯基区和加卢斯基州乌格斯基工厂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那里的地方报纸编辑很长一个时期都以各种运动的全权代表的身分出现。
好的有威信的报纸在党的区委会手中是该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领导的最重要的支柱。然而好的报纸是不能没有编辑和党区委会的领导和帮助的。
一九四○年联共党（布）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地方报纸的决议”中说，区委和市委书记应当亲自领导地方报纸，每日检查报纸的内容，并将报纸用于解决该地区面临的一切迫切的政治和经济的任务，在政治上与文化上保证为报纸选择有学识的工作人员。然而某些党组织的领导者没有执行这些要求。
联共党（布）中央关于地方报纸的决议中给各州委会、各边区委员会和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改善地方报纸的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有系统的讨论地方报纸中的一些问题，听取关于报纸工作以及区委会和市委会领导报纸的报告，在检查地方党组织工作的时候，细心地了解地方报纸的内容。然而某些党州委会，如奥尔洛夫斯基联共党（布）州委会，就很长一个时期没有研究过关于地方报纸工作的问题。
党领导地方报纸的灵活而有效力的方式就是各州和各共和国报纸中的报纸述评。在精到的述评的帮助之下能够传播各报的经验和成就，揭露报纸工作中的缺点，指出编辑工作的方向，以业务上的建议和指示来帮助报纸。
地方报纸的使命是解决具有重大性质的任务。这些报纸应该为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为经济和文化建设更进一步高涨的斗争中成为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鼓动者和组织者。但是只有在每日不停地扩大并巩固与劳动群众的联系，并在一切工作中依靠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中的积极的通讯员，才能胜利地完成报纸的这些光荣任务。
二十五年以前，斯大林同志在祝贺《农民报》的时候写道：“要爱护农村通讯员——你们的军队，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应该经常记得并顽强地执行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指示。
党组织的任务是每天每天地领导自己的报纸，给报纸以一切的帮助，提高报纸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在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的斗争中提高其作用。
（徐炳译）
第5版()
专栏：
四个苏联地方报纸编辑
写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摘录）
一、农村通讯员是我们的支柱
每天有二十至三十个农村通讯员和访问者来到我们这里。
邮差每天来三次，农村通讯员常常打电话告诉我们消息。所有有意思的新闻都已见报。
给编辑部寄信的作者彼此经常交换经验，谈论缺点，批评粗心的工作人员。每个通讯员只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意志——达到最高标准，在社会主义竞赛中争取第一位。而要争取第一位和重要地位就要有完成向斯大林同志誓言过的任务的决心。
农村通讯员是我们的支柱。编辑部有系统地召开了农村通讯员的地方和小组会议，发出“帮助黑板报编辑小组”的信。
党的地方委员会与党书记领导报纸，经常地帮助编辑部。根据我们的请求，区委会讨论了关于报纸材料的作用的问题。区委会把许多对劳动群众的信和提议没有答复的负责干部都请来参加了会议。向他们提出了警告。现在编辑部不需要再提醒对方，就可以收到对批评的答复了。
基辅联共党（布）州委会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州委会常给我们写信和述评。今年州委会举行了书记与地方报纸编辑部指导员的研究会。（基辅州斯波亮斯克区地方报纸编辑依万·耶日里）
二、不倦地学习
我们区的每个角落里的生活都是热腾腾的。地方报纸“布尔什维克”在努力更完善地描述苏维埃人民的劳动创造。我们想使报纸的每句话都能为读者所了解并能启发他们的思想，提高他们的政治与生产的积极性。
许多内容都是读者暗示我们的。名为加里宁的集体农庄的主席奇格里诺夫告诉编辑部说，集体农庄庄员华西里耶夫的一家很努力劳动，并得到了可观的收入。奇格里诺夫同志要求以最好的语言来写这些忠实的劳动者。
研究了华西里耶夫的家庭预算，收入及开支以后，编辑部写了一篇以《集体农庄庄员华西里耶夫一家的年终收入》为题的有意思的文章。读者一看就知道苏维埃农民是怎样往前迈进了一步。爱好劳动的集体农庄庄员富裕地和文明地生活着。
编辑部每月召开农村作者积极分子会议，听取意见和读者的建议与情况。
党的区委员和区委书记经常帮助报纸。我们认为党员积极分子很少参加报纸为最大的缺点。
我党在进行着大规模的思想教育工作。因而地方报纸的责任也增大了，必须提高报纸的思想政治水平。我们报纸工作人员必须不倦地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要学习布尔什维克政论家的艺术，向老的和新的干部学习，在生活中学习，以便确实地完成这些任务。（窝洛聂沙州白高里区《布尔什维克》报编辑齐托夫）
三、支持劳动者的倡议
报纸很注意三人小组，十人小组及集体农庄间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竞赛。报纸上登载了许多文章。
编辑部与检查所一同检查了机关工作和劳动者的来信与不满。
可惜党的区委会对报纸的作用估价不高。每当把编辑当作全权代表派赴任何一个村庄时，区委会的工作人员就用这样一些话来祝福他说：
——想想吧！报纸不过一张小纸片。这个工作两个人做两个钟头已经够了，而你们呢？一搞就是一个礼拜，还要小心翼翼……
区委会工作人员很少给我们写稿子。
编辑部很少收到回答劳动者的信。区委会也不严格要求各工厂和机关的领导者及时回答报纸上所提出的警告。
近来报上登载了一系列的批评文章，然而区委会从来也没有讨论过。
弗拉基米尔斯基州联共党（布）州委会的宣传鼓动部很少帮助我们。当我们提出在集体农庄里应该节约和经济的时候，州委会并不支持报纸。
我们最高兴的是，读者对地方报纸很感兴趣。报纸发行三千六百份，都是订户。证明报纸在劳动者中是有威信的。（弗拉吉米尔斯基州尤里耶夫·波里斯基区《集体农庄呼声》报编辑诺沃雪里斯基）
四、编辑部要和先进的人商量
我们报纸的编辑部经常和本区优秀的人们与积极分子谈话。
编辑部组织了集体农庄庄员的小组调查队到本区先进的集体农庄以便研究与传播经验。这种调查研究经常是以热烈的讨论会来结束的。关于调查研究的总结都在报上发表。
春天，本区的一批集体农庄庄员和农业技师，按照报纸的提议组织调查团到沃罗涅斯科州的沙石地区去。
和进步群众的谈话以及编辑部与读者密切联系的结果，增加了经常的投稿者，报纸上读者的来信也增加了。
党的生活在报纸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党的课题都是党的区委书记、科长与区委会指导员、党组织书记以及几十个宣传鼓动员与普通共产党员来写的。
区委会领导报纸并支持它的倡议，区委书记暗示我一些新的课题。（亮赞斯基州白天鹅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报编辑苏洛夫若夫）
第5版()
专栏：
列宁怎样用报纸为集体的组织者？
黎澍
一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是以报纸作为一个主要工具来创造党和领导革命的。从《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以至《真理》报，报纸始终是掌握在列宁手中的最有力的武器。十月革命以后，报纸仍然是联共建设党和国家的重要工具。
“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是贯串在列宁著作中的灿烂的新闻学说。按照列宁的计划，出版报纸是在俄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第一个实际步骤，而首先是出版中央政治报。因为在一九○○年前后，俄国早已存在着许多细小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和组织，它们有自己的活动，有自己的地方报纸，但是它们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手工业方式、小组习气与思想上的分离是当时党内生活的特征。列宁坚决反对这种涣散状态，要求建立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然而也反对以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来达到这个目的。他认为这种统一“是不能根据什么代表会议的一纸决议来达到的”。他主张创办中央政治报，公开地和各方面地来讨论现代“经济派”，“培恩斯坦派”和“批评家”所提出的原则上和策略上的基本问题。列宁说：“在统一以前，并为统一起见，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列宁指出，只有这样，才能为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创造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条件。
列宁要求地方组织首先应当拿出力量来参加共同事业，关怀中央报纸，为中央报纸工作。只有有了中央报纸供给的全面的材料，地方工作才会更丰富更完备起来。他痛责地方刊物比中央刊物占优势的涣散状态。在“做什么”一书中，列宁写道：“地方刊物比中央刊物占优势，这不是贫乏的表现，便是奢华的表现。当运动还没有创造出充分力量来从事大生产时，当运动还拘泥于手工业方式，差不多还沉溺在‘工厂生活琐事’中间的时候，就是贫乏的表现。而当运动已完全能执行各方面揭露工作和各方面鼓动工作的任务，因而除掉中央机关报之外，还需要有许多地方机关报的时候，就会是奢华的表现。现时我们地方报占优势，究竟是证明什么，让每个人自己去判断吧。……我们的大多数地方组织，至今都几乎只想到地方机关报，几乎是专为地方机关报而积极工作。这是不正常的情形。其实是应当恰巧相反：大多数地方组织者首先应关怀全俄报纸，首先应为全俄报纸工作。在没有做到这点以前，我们就办不成一个多少能够用刊物上的全面鼓动来帮助运动的报纸。而当这一点已做到时，必要的中央机关报与必要的地方机关报间的正常关系，就会自然建立起来了”。
二
列宁认为报纸之为集体的组织者，可以譬喻为建筑房屋用的建筑架。“它指出建筑物的轮廓，便利各建筑匠间的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并考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达到的总成绩。在报纸的帮助和联系之下，自然可以形成经常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要做地方的工作，而且要做经常的一般的工作，来教导自己的组员留心考察政治事件，估计这些事件对于各人民阶层的意义和影响，规定革命党影响这些事件的妥当办法”。
这个经常的组织就是进行报纸推销工作的代办员网。这种代办员是经过选择的职业革命家，而不是只在空暇的晚上才干革命的人，他们将是党组织的骨干。由他们所构成的全国代办员以及通讯员网，既与报纸联系着，又互相联系着，以严格而细密的分工，在全国各地进行自己的工作。
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慕尼黑出版的《火星》报，就是按照列宁这个计划进行工作的。
列宁不只是在《火星》报发表他的辉煌的论文，而且殷勤仔细地领导着《火星》报的代办员网。奋不顾身的《火星》报代办员用各种方法把报纸运过国界，在俄国境内各地冒着警察的高压散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并把各地方委员会团结在《火星》报周围。他们一遭破获，就得被流放、监禁或判处徒刑。列宁异常重视他们的工作，亲自主持《火星》报与各地代办员以及俄国境内各个组织间的通讯。他竭力保证与俄国各组织间有经常不断的联系，仔细地观察《火星》分子的每一步活动。他收到关于某一工作人员被捕，关于某个委员会或某次刊物转运遭受破获，关于丧失与某个组织间的联系的消息，往往通宵不能安睡。他细心地和那些来到国外的同志谈话，询问地方组织的工作情况。一九○一年到国外担任《火星》报编辑部秘书的克鲁普斯卡亚回忆说：“我们曾经很详细地知道每一个《火星》代办员所作的事情，曾经和他们讨论他们的全部工作；当他们中间的联系断绝时，我们就把他们彼此联系起来，把关于遭受破获的消息通知他们等等”。
经过《火星》报代办员的努力，《火星》报在俄国境内广泛地引起了各地马克思主义团体和工人阶级的注意。在《火星》报思想的周围，在《火星》报本身的周围，逐渐团结起了绝大多数的地方组织，《火星》报把地方组织一个一个地从经济派手里夺了过来。这样，《火星》报就不仅成了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上的斗争中心，而且成了实际上与组织上的社会民主党的中心。
《火星》报为列宁组织计划的奋斗是成功的。一九○三年七月三十日，即《火星》报出版一年半以后，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来移往伦敦开会）。大会在国内的筹备工作主要地是由《火星》报代办员负责的。依靠列宁的领导，他们首次在建筑架上完成了任务。
三
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在彼得堡出版的《真理》报是完全按照列宁的图样，在斯大林主持下创办的。斯大林指出，《真理》报真正是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彼得堡工人阶级努力的结果。《真理》报的出版经费是从工人中募集起来的，工人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了《真理》报的必要的技术与物质的条件。
列宁从距国境不远的克拉科夫城不断地给《真理》报写稿，每天每天地注视着《真理》报的工作。他要求《真理》报准时寄给他，甚至几小时的迟误都使他焦虑不安，他在写给编辑部的信上说：“《真理》报总是比各资产阶级报纸迟到半日。难道不可以改变这种情形而经常按时寄送，使它能与各资产阶级报纸同时寄到么”？
《真理》报在当时经常遭受着沙皇警察的取缔，被迫缴付罚款，而每一次罚款都是依靠工人捐助的。列宁非常重视这个事实。他再三考察究竟是那些工人组织给《真理》报捐款。因为这种捐款不仅能使《真理》报继续存在，而且具有极大的组织意义。克鲁普斯卡亚在她回忆列宁的著作中说，列宁甚至还计划过一种特别的捐款形式，名为“一个工人哥比”。按照这个计划，凡是同情《真理》报的工人，在领得工资的那一天都捐出一个哥比。看哥比的数目就可以知道有多少工人是同情《真理》报的。仅仅由于一九一二年这一时期俄国职工会和党组织还比较薄弱，所以这个计划未能实现。然而工人一个哥比一个哥比的捐款还是非常踊跃的。当《真理》报出版两年的时候，列宁非常兴奋地指出，在两年之内，将近有六千个工人团体替《真理》报募捐。他说，这证明《真理》报是由工人们自己支持的，而孟塞维克报纸的经费主要是从知识分子与自由资产阶级那里得来的。
列宁特别注意《真理》报在工人中发行的情况。他曾经向《真理》报索取全部定户名册，细心地计算工人定户的数目，分析工人定户分布的情况，查明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工厂，在什么城市和什么工人村落定户最多等等。列宁在一九二一年二月七日《真理》报《论过渡时期的共产主义刊物》一文中，对报纸的不正确的分配表示非常愤慨，因为报纸没有发行到群众中去，而停留在各种苏维埃时代的官僚手里。他建议要充分注意报纸的张贴工作，首先要供给工人农民阅览室和图书馆张贴用的报纸，使报纸能广泛地传布到工农群众中去。
四
列宁在编辑工作上，建立了十分严肃认真的布尔塞维克的作风，也同时体现了报纸之为集体的组织者的作用。
《火星》报每一期的稿件，列宁都是用他的全部热情和一贯的彻底性去处理的。报纸内容以及个别的文章都要在编辑部会议上讨论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过细加以推敲。这是列宁的特性，他深入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他要亲自改正校样，虽然这个工作大可以委托其他同志去作，但他仍旧怕报纸上会要出现些微的错字、缺点或疏忽的地方。克鲁普斯卡亚说，总是首先由列宁亲自校阅一遍，然后交给她，以后他还要亲自审查一遍。列宁竭力吸收工人作者为《火星》报写作通讯和论文。在他准备出国创办《火星》报之前，列宁就和涅瓦卡附近的五金工人巴布石金约好，要他给《火星》写通讯，并征求工人通讯作者。在《火星》报快要出版时候，又写信给当时在伦敦准备回俄国去的染匠诺根，要他务必与《火星》保持密切的联系，组织通讯小组，给《火星》报传递消息。其他所有《火星》报代办员也都担负着同样的任务。列宁非常关心修改工人通讯的工作。他要求保存原作的精神、体裁和特点，使它们不致失掉本来的彩色、过分地知识分子化。曾经因为各地方的工作人员把工人通讯改得面目全非再行寄来，使得列宁非常生气，他坚持要与工人建立直接的联系。
列宁非常善于组织报纸的写稿工作。他曾经把党内著作人才大量收集在《真理》报周围，包括著名作家高尔基。列宁同时又十分注意撰稿人的成分，屡次关心地计算着《真理》报工人通讯员的数目。在这一点上，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是如此之不同。普列汉诺夫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总是以为他就是编辑部，编辑部就是他。而列宁则是集体主义者。一方面他有着对编辑工作的高度的责任心，一方面他能充分运用编辑人员的力量，取得他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列宁对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家要求原则上的坚定性，而对年青的、初学写的作者却采取另一种注意的、关怀的态度，给他们许多改正错误的指示。一个年青的作者因缺乏经验，或因沉醉于什么而甚至犯了原则性错误，但能够学习，列宁就不惜任何时间帮助他。当他的文章没有修改到合乎要求的时候，列宁就决心不只一次地，而是两次三次地来修改它。
克鲁普斯卡亚对于列宁之善于组织写稿，有过一段非常生动的描写。她说：“例如，要阐明某个新的主题。开始谁也没有表示愿意写作。于是依里奇就找他认为是最适于写作这一问题的文章的人谈话，开始宣传他。并不立刻提出要写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而首先来同他谈到这主题中所涉及的问题，引起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然后又把他引到一定的方向上去，看对方说什么。有时事成僵局再也不能进展时，那依里奇就另找旁人，又开始同他谈话。当看到对方‘上钩’时，他就更详详细细地来讨论问题。他根据回答和对话就能看出对方将怎样论述问题，那时他就向对方详细地叙述自己的意见，更详细地发挥自己的观点。然后他提议——‘你来写写这个问题罢，你是会写得好的’。于是这位被依里奇的谦诚态度所诱导的人就答应了，而且叙述出来常常简直就是列宁的意见”。
使报纸成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领导的中心，使全党环绕着它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组织报纸的推销工作，使报纸的代办员成为党组织的骨干；在工人中组织报纸的支持者和读者，使报纸广泛地传布到工农群众中去；最后，组织工人通讯员，组织著作人才写稿，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办好报纸。就是这样，列宁在各方面贯彻了他“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学说，建立了布尔塞维克报纸的优良的传统。
第5版()
专栏：
新闻报道的时间性问题
成也竞
我们的新闻报道工作仍然存在着迟缓的毛病。这种毛病主要地发生在一部分由老解放区农村办报出身的新闻工作者身上。长期地处在经济分散、交通不便的农村环境工作，不免使我们有些同志缺乏时间观念。农村读者对于报纸的时间方面的要求本来不如城市读者强烈，而且那时即使要争取时间，也往往限于客观条件而无法作到，于是迟缓拖沓便积久成习。这种思想、作风和习惯是这样根深蒂固，以致今天到了一个完全两样的新环境，即进入集中而又复杂的城市中，面临着迅速发展的事物，我们的迟缓作风便不能与此新环境相适应。例如，我们往往不懂得怎样去争取、利用、支配和调节时间，不能善于掌握复杂多变的当前事物中的中心环节，不会很好地利用城市中相当便利的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电信设备，因此我们不能在一切场合把应该迅速报道的重要新闻及时地报道出去。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些“水土不服”。
这个“水土不服”的毛病是非解决不可的。当主观的思想作风与客观环境发生矛盾时，如果事实证明是前者落后于后者，那么我们就只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改进我们的思想作风。要知道，我们这种思想作风的弱点，已经阻碍了我们工作的发展，使我们的工作不能满足读者的希望和要求，有时甚至造成政治上的严重损失，影响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某地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在当时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对于全国也有相当影响，许多读者都渴望知道这一事件。根据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要求，也必须把它迅速地传播到全中国全世界去，以扩大它的政治影响。然而，当地的新闻工作者却迟迟不把这一事件准确迅速地报道出来，一直耽误了十几天之久，等到最后发表的时候，读者的兴趣和注意力已经降低，它的政治影响也大为减弱。试问，这是多大的政治损失，是何等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又是怎样的失职！因此，散漫、迟缓、时间观念不强，这不像有些人所了解的是小问题，是技术问题，而正如新华通讯社所指出的：“这不仅是技术问题，这是我们政治上不够敏锐，工作态度不够认真负责，在工作作风上疲蹋粗疏的结果。”
更进一步地探求新闻报道所以迟缓的原因，除了思想作风方面的基本问题以外，尚有如下各点：
（一）由于长期农村环境所养成的缓慢松弛作风，使我们对于即使是重要紧急的事件，也缺乏当天发稿的能力与习惯。
（二）编辑、记者写稿，常常缺乏电报费和报纸篇幅观念，毫不节约字数，稿件冗长，译发费时。
（三）有些报社、通讯社和机关、团体之间，缺乏密切联系。各地有些机关团体缺乏主动地及时地供给新闻的习惯，不善于利用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进行业务的宣传。而后者也不善于及时地从机关团体取得日常消息。这样，有些应该公开发表的新闻就不免遗漏或延误了。
（四）在农村环境中形成的一套工作机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在进入城市以后，没有进行适当的合理的改革，使之适应新的环境。编辑部门机构庞大，层次重叠，手续繁多，工作效率低，办事不能敏捷有效。
（五）长期农村环境造成的不太注意争取时间的结果，使我们各个工作环节的工作人员——记者、编辑、译电人员、电务人员、校对及印刷工人普遍地缺乏准时完成工作的习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和新闻广播时间或报纸出版时间联系起来，不知道计算时间，也缺乏计时制度。
因此，各地新闻机关为了克服报道迟缓，保证新闻及时发出，首先，必须在全体新闻工作人员中，普遍地进行加强时间观念的教育。这种时间观念的教育，不要单纯地孤立地进行，因为那样容易发生偏向；而应该与整个提高工作效率，加强政治责任心的政治教育联系起来进行。要使每个工作人员了解，时间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与我们的新闻文稿、报纸、广播相联系，有着具体的政治内容的。我们决不是为争取时间而争取时间，从单纯的技术观点出发争取时间，而是为了提高新闻的政治效果，为了对实际斗争能起更大的推动作用，而争取时间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可以要求我们某些新闻慢些发布，但大多数新闻必须及时发布，并且越早发布越好。我们要使工作人员——首先是负责干部和编辑记者——了解，新闻工作人员必须具有政治头脑，必须时刻关心时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变化、以便抓紧当前事变中的主要事件和问题，了解它的情况和意义，及时地组织报道。只有培养起这种政治上的敏感——这种敏感又是与高度的政治责任心不可分离的——才能不耽误主要工作，并区别工作中的主要、次要、轻重、缓急，有条理地来安排自己的工作。要使每个工作人员了解，新闻工作是一种严重的政治工作，它和人民的全般革命斗争息息相关，我们应该以严肃的态度来从事这种工作，而决不应该有马虎疲蹋，不负责任的现象。
其次，记者、编辑和全体新闻工作人员都应该学会争取、利用和支配时间。新闻机关必须与其他工作机关、团体密切联系，了解每天和每一时期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重要事件，以便有计划地组织新闻报道，安排报纸和电台的节目与篇幅，而不致临事慌乱。必须学会利用社会力量帮助采访新闻，以免事事都要由记者自己参加或从头参加到底，以致忙不过来。必须学会在采访当时就把主要事实和关节之处调查清楚，并即采即写，交给当事的负责人看过，立即送出，以免事后再去调查或找人审核。必须学会写作简短新闻的能力，以简练的文笔来概述重要而复杂的事件；特别是在时间紧迫的场合，能够先写简要的消息，尽早发出，然后再作详细的报道。必须学会善于安排工作程序和新闻节目，把紧急的重要的稿件首先处理发出或留置篇幅。必须学会利用电信、电话和其他便利的交通工具，来尽速传递新闻。
再次，必须适当地调整和改善我们的机构和制度，使之更加适应城市环境，以便提高工作效率。新闻机关的组织宜简，层次宜少，尤其是处理新闻文稿的过程和手续应力求减缩。要使我们的组织简化到这样程度，就是记者编辑所写的重要与时间性强的稿件，能够直接送到社长、总编辑或编辑主任手中审核修改；在编写一般的稿件时，也能经常与新闻机关主要负责人保持密切联系。这样做法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提高工作效能，缩短工作时间；二是领导人员和基本干部发生直接的工作关系，易于教育和提高记者编辑的采访写作水平，领导人员在业务上也不致疏旷；三是可以节省人力，使采访写作工作能有充足力量。凡是不适合于城市环境的制度应该废除或改变，必要的工作制度应该保持或建立。如稿件的登记、处理、收发、传递，必须有严格的制度，而且在通过每个环节时，都要计算时间，领导者要经常地抽查这种制度的执行情形，遇有紧急而又重要的新闻应该亲自监督发出。在我们全般的组织工作中，必须把时间的组织列为重要项目。
但是，在我们提倡克服迟缓，争取及时报道的时候，又应该注意防止另一方面的偏向，这就是无原则的竞争时间。例如，不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不问新闻是否真实准确，就胡乱发表。在思想上，把迅速和准确、真实相对立，认为时间第一，其他都可马虎。又例如，为着抢时间，而不照顾国家和人民利益，不问新闻是否合乎国家的纲领、政策和法令，也不管发表出去对于社会的影响怎样，听到一点消息，就随便出号外，发传单，耸人听闻。这种借口和做法都是不对的，不应该的。这是一种单纯技术观点，是旧式新闻记者的作风，是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办法。这种为了抢时间、争读者，而不择手段，不顾社会影响的做法，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正是由那个动荡不定的社会产生的。但是，在人民民主的社会中采取这种做法，就违反人民利益，不合乎新的道德标准，是不必要也不应该的事了。我们的新闻报道是为人民服务的，它应该对人民和国家负责，应该服从于人民和国家全般政治利益的要求。因此，我们的新闻首先就要真实准确，要合乎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政策，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力求迅速，争取时间，做到尽早发布。我们所以要争取尽先发布某一新闻，目的无非是希望更有效地教育人民，更能发挥它的政治影响和推动实际工作，使它更加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如果新闻本身是不真实的，不合乎政策的，那么它不但不能起这种积极的作用，而且反会造成不好的结果，并破坏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自身的信用。因此，对新闻的时间性问题树立正确的观点，是完全必要的。
第5版()
专栏：
编者的话
目前我国各地的地方报纸，一般是有不少成绩的。但多数报纸对地方生活的反映不够，关于地方生活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还作得较差，因此报纸在群众中的影响也还不够大。这足以说明，没有关于地方生活的丰富的、生动的、有思想的报道，地方报纸就不可能为当地广大读者所欢迎。本刊本期译载的《联共八次大会关于报纸的决议》及真理报社论《给地方报纸以一切的帮助》，对于改进我国地方报纸情况有重要的意义。附载《四个苏联地方报纸编辑写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摘录》，也可以帮助我国新闻工作者学习和当地人民生活密切结合的工作方法。希望各地领导机关以及报社的负责同志加以注意，作为改善各地报纸工作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