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国际公法的破坏者们
——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冒险政策
苏联法学士 拉扎列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不顾联合国内美国以及那些构成了所谓“美国多数”的国家的顽强的反对，终于被邀请参加讨论苏联所提出的关于美国侵略中国的控诉案了。
因此前几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达成功湖这件事本身就标志着美国侵略政策的失败。这个重要的事实以一种新力量把美国极端顽固地所遵循的对新中国政策的全部非法性、愚蠢性和侵略性指出了。
第五届联合国大会的全部讨论过程，说明了美国统治集团和美国在联合国的代表们，不仅不同意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还尽力阻挠从属于“美元帝国”的其他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
从不承认并公开地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一事实出发，美国帝国主义者们破坏了国际合作和国际公法的全部基础，试图不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并在伟大英勇的中国人民面前断然关住国际机构的大门。
美国跋扈的军人们甚至还以连续的挑衅行动和对中国领土及和平居民的轰炸，尽力“支持”美国外交的侵略地位，不断地企图恶化两国间的关系。
美国的战争贩子们进行着武装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同时委托自己的外交家利用一堆适合于“法学”的论证，来掩饰自己的犯罪行为。
但是，如果按照古罗马人的说法，从历代以来美国人所建立所赞助的类似先例的观点，冷静而无偏爱地把这个最令人疑惑的“论据”，研究一番，就可以看出，这个论据是完全经不住任何批判的。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甚至对于美洲各国之间所缔结的法规和现行的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关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的国际公约也是直接相符合的，公约中说：“作为国际公法主体的国家，应当具备下列的资格：１，有固定的人民，２，有一定的国土，３，有政府，４，有能力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具备这些资格的事实是不难理解的。她甚至已与世界上十七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些国家包括着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缅甸、印度、越南、丹麦、瑞典、瑞士、印度尼西亚。此外还有巴基斯坦、挪威、以色列、阿富汗、芬兰、荷兰、英国、锡兰等八个国家也都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虽然这些国家现在还没有与她互换外交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签订了贸易协定、条约和合同，现在又正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进行着贸易谈判。此外，中国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展开了贸易关系。
美国外交家们认为：不能容许中国参加联合国，因为她“以革命方法改变了本身的管理形式”。他们有意识地忘记了：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政体是居住其中的人民的内部事情；又忘记了：其他国家不应当而且不可能有权干涉该国的内部事情。
正如联合国宪章中所说，“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管辖之事件”。
向美国对外政策的指挥者们如杜勒斯和艾奇逊之流——这些人是在他们认为有永久声望的哲斐逊及美国其他名人面前经常宣誓的——这样的提醒一下，是有益的：现在他们对中国的政策，从那位哲斐逊的观点，以及从门罗、亚当斯和布卡南的观点来看，都明显地恰正相反。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七日，美国国务卿托玛斯·哲斐逊致美国驻巴黎公使莫里逊的关于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指令中说：“对真正为民族意志所宣布的任何合法的政府的承认适合于我们的原则”。
一七九三年，当法兰西政治制度发生了新变化，承认法兰西政府可能性发生了问题的时候，哲斐逊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绝对不可能拒绝任何民族享有像我们一样的奠定自己的政府的权利——依据这种权利，每个民族都可以在自己所爱好的任何适当形式下管理自己，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这种形式”。
对容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一事予以拖延的今日帝国主义美国的领导者们，又应当把一八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美国国务卿布卡南致美国驻巴黎公使拉甲的指令回忆一下，该指令中说：“我们承认一切民族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来创造并改建自己的政体。”
现在美国外交家们也许会辩白的罢。他们说，哲斐逊和其他美国名人的标准和原则对于他们是没有拘束力的，因为这些标准只适用于资产阶级国家，而现在所谈到的国家，却是根本上异于美国政治制度的政体所统治的。
但是，美国外交家们的这些“辩驳”隙全不正确。与某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完全不应当照美国独占资本的雇佣奴仆们所设想那样，意味着一定要赞成该国所建立的制度，而且决没有这样的意味，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只是一种不干涉他国内政并支持国际合作的必要方法罢了。
我们在这里仅仅举一个例罢。一九四八年，在波哥大召开了第九届泛美会议（形式上是为了巩固国际合作，实际上是为了使拉丁美洲进一步附属于美国帝国主义。会议所发表的宣言中提到与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与一个政府建立或维持外交关系，这并不表示对该政府的内部政治的意见”。
从无可反驳的上述事实，可以断定，美国外交，和追随着美国外交的联合国中的“美国多数”，在对人民中国的态度上，没有遵循从前美国所承认而且举世周知的国际公法的标准，单只遵循着华尔街的关于不承认、封锁、延宕和孤立等等的政策，这政策是阶级仇恨所引起并为美国豪富利益所需要的。
这个侵略政策，正如十一月二十七日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的演说中所说，“唯一的解释就是，美国统治集团不顾自己在中国的政策的失败，不抛弃重新在中国建立自己统治的政策。因此，美国暴露了自己为民主中国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同时美国继续正式支持着国民党骗子们，尽管他们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单只代表一小撮腐朽的冒险家集团，这集团是已经被伟大中国人民的巨掌抛弃到历史垃圾堆里了。尽管依照美国也承认了的国际公法的标准，这个反动的国民党集团，丧失了实际的政权，也就无可避免地应该引起外交承认和外交关系的终止。
美国老是企图以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一点来“说明”她对容许人民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的态度。但是，这个论据是没有任何基础的。
从美国和其他国家方面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与容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无论如何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国际的真实情况证明：这个或那个国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总是不应当而且不可能依据于其他国家对它的正式承认或不承认的。国际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系的维持往往迫切地要求着容许一个政府参加国际机构来解决刻不容缓的事，尽管这个政府并非为这个国际机构所有参加者所正式承认。我们再举出一个美国所承认的先例。一九二六年，美国没有反对尼加拉瓜和厄瓜多尔参加纪念波里瓦尔的泛美会议，尽管这两个政府当时没有被美国所承认。美国代表团团长曾对这件事作如下的训示：“国会同意你们的这个观点：尼加拉瓜和厄瓜多尔的代表参加会议这一件事，就是承认该两国的现存制度”。
如所周知，现在这样的原则在泛美联盟中仍然遵守着，在这个联盟里，美国，说得温和些，是在领导地位。根据美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正式承认这个或那个政府，并不是该政府参加泛美联盟领导会议的必要条件。
因此，美国企图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政府迄今没有被华盛顿承认的情况，“造成”不容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借口，这种借口甚至从美国国务院自己主持下的其他事件上所采取的方法与规则的观点，也是绝对没有根据的。
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完全失败的。因为今后任何一个有关远东的问题，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和观点，则决不能获得真正的解决。这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完全正确地声明道：“谁要是企图把中国近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煞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刘竞译自十一月三十日苏联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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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瓦尔德和他的“领事馆”
王坪
中国人民永远记得瓦尔德（AngusIvanWard）这个罪恶的名字。一直到今天，当姬玉衡、于永宾、房品卿、吴翰章等前“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中国职工提到他时，恨得牙齿磨的格格直响；那些永远保存在中国人民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里的“美国间谍案”及“殴打中国工人案”的卷宗，也像活人一样，吐出了对美帝分子的有力控诉。
这里的一字一句都像钉子钉进木头那样的真实可靠。
从这个记载，可以使人联想到美国的一切。因为这个小小“领事馆”中所发生的事情，实质上可以反映整个的美国。
这样的国度，这样的敌人，正该引起我们的仇视、鄙视和蔑视。
一、瓦尔德下车就撒野
“总领事”瓦尔德走起路来飞快。美式大皮鞋在地上格登格登响。一九四七年三月末，瓦尔德“专车抵沈”就任时，下了火车就迈开大步走过恭立两旁迎候的蒋匪官员行列。脚夫老杨来不及躲开，便成为瓦尔德初到沈阳试踢大皮鞋的肉靶子。第二天，瓦尔德又鞭打了中国马车夫。因为载着瓦尔德行装的马车在上斜坡时车夫赶马用力拉，瓦尔德便将马鞭子夺过来，朝着车夫的肩膀重重的打了几下，并且问：
“痛吗？”
“怎么不痛呢？”
“那吗你为什么打马？你打马我就打你！”
这是帝国主义分子兽性的暴露。瓦尔德太太依耳玛不准用坏了的鸡蛋臭了的鱼去喂她的爱猫，却要留着给中国工人吃；天津美军司令部规定吉普车碰死一条驴子赔美金十三元；碰死一个中国人只赔十元……这都是同出一辙的。
瓦尔德与一切帝国主义分子一样，极端瞧不起中国人。他骂中国人“血液里便有贪污、肮脏的成份；一出娘胎便不诚实。”他经常用“Bastard！”“（杂种！”）“God Damned！”（直译是“上帝咒你！”等于中国话“混蛋！”）；甚至用美国语言中最下流的句子“Son of the bitch！”（“婊子的儿子！”）来辱骂中国人。
二、“狗领事”胡贝德
“领事馆”上上下下的人都怕残暴成性的瓦尔德；只有一个人不怕他，而且他还有几分怕这个人。
这个人是他的下属“领事”胡贝德（Fred H.Hubbard）。
胡贝德是干什么的？
他是美国特务头子胡佛所主持的“联邦调查局”的角色。到中国后，在罪恶滔天的“中美合作所”担任训练蒋匪特务的教官。用无声手枪在昆明刺杀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特务，及在香港暗杀杨杰先生的齐玉麟，以及在长春的血尸案、重庆、贵阳的大屠杀案的特务都是在“中美合作所”训练出来的。
胡贝德在“领事馆”是“调查报告组”的负责人。军事政治是他“调查报告”的主要对象。他的房子里阴气森森，又长又大的布幔下面是标着各种记号的军用地图。中国工人进他的房子扫地擦桌子时，如果多呆几分钟就会飞来奇祸。因为他时刻不离那条大黄狗，而他干的又是猎犬式的勾当，中国工人便在背后称他为“狗领事”。
三、对中国职员的侮辱
在美国，所有的公务员都要在效忠美国政府的“忠诚书”上签名，有的还要宣誓。这种“高度的民主作风”也由美国的外交官们带到各国的“领事馆”。中国当然不会例外。
进美国“领事馆”或“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中国人，无论是工作人员或工役，必须经过可靠的人介绍，并经过调查研究，被认为政治上和思想上没有问题才能采用。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签定一张“履历表”，要填写（回答）三十二个问题：要将姐夫、小姨子、表姐、表弟的姓名、住址、职业都写得清清楚楚。他们并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许罢工（但在美国的宪法上并没有限制工人的罢工。当有人问起瓦尔德时，他说：“在美国政府办事的是公务员不是工人！”）。不签字是不能就职的，连打扫厕所的工役也得在上面打个手印。另外还有一种表，要在上面填写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五个保证人，保证工作者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不会发生问题。
这种表在一两年后就要重填一次。当一九四八年春，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地区胜利出击、沈阳紧急、美国反共气焰高涨的时候，“领事馆”的中国职工都被叫了去，每人自备照片两张，在胡贝德等的监视下，填写一份“不得反对美国政府的宣誓书”，每人都需在表上打下十个手指的指纹。其形式的严重，有如美国电影上所夸张表现出来的对付江洋大盗的场面。
即使是这样，瓦尔德仍然是处处防范和仇视着中国人。他常常会突如其来地对中国职员发出一些奇怪的问话：“你对美国政府的认识怎样？”“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你认为谁好？”骤不及防的答案便是构成你某一次“过错”的内幕原因。在调查中国职工的思想方面，瓦尔德的太太依耳玛，就像任何一个美国外交官的太太一样，成为最有力的助手。她会用她的长舌头来诱发你讲话，你偶发的话语成为她哓舌的好材料。有些老实的中国职工常常认为依耳玛“好说话、喜欢说话”，便想从她的嘴里满足一种下意识的好奇欲望，结果正好上当。
沈阳解放以后，瓦尔德“突然发问”的作风更厉害了。因为他发现中国职工越变越“可怕”，越变越使他不安；他每次“突然发问”的结果确实证明了这一点。当一九四九年“五一”大游行时，街头上锣鼓喧天，欢声雷动，他突然问一个递给他一件东西的中国职员：
“今天很热闹吧？”
这位中国职员没有理他。
他干脆叫着这位中国职员的名字问：
“你很高兴吧？”
“是的。今天有人很高兴，也有人很不高兴。”这是他得到的回答。这回答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粗鲁”。
四、“慈善”的面貌、狠毒的心肠
沈阳解放以前，南京“美国大使馆”寄来一份“文化参赞”慕尔伯所拟定的调查表，要沈阳的外交人员胡克时（ＦＯＸ）调查一下东北文化教育的“情况”，说作为美国某“慈善团体”及某“大慈善家”“救济”的根据。调查的问题有二十多个，前面三分之一的问题是“伙食如何？”“图书缺少什么？”……；后面三分之二的问题是：“你对中国的出路看法如何？”“你认为‘戡乱’前途如何？”“美国对华政策你满意吗？”“南京政府的措施你有何意见？”……
这是做思想情报。是通过文化教育界来了解东北人民的思想动态，以作为制订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进一步压迫人民达到美帝奴役中国的政策的材料。
还有一次——当北宁路已经被我人民解放军截断，沈阳解放在即的时候。瓦尔德的情报已经确知蒋匪不日就垮台，他突然用电话通知“总司令”卫立煌，要他立刻调“全东北”的“铁路局长”到“领事馆”来，说是“中美经济合作总署”有重要“委托”。五位伪局长费了老大的劲（因为铁路被我截断，交通很困难。于清晨八时准时赶到“领事馆”。里面传出话来：“‘总领事’有重要会议，叫你们在楼下等一等。”一等就是一两点钟。楼上的重要会议开完了，五位“局长”诚惶诚恐的去见“总领事”，他道貌岸然的说：
“经合总署准备从美国拨来大批枕木、铁轨，以及其他重要铁路器材，以帮助恢复东北铁路。现在请你们把各局现存的枕木、铁轨，以及其他重要铁路器材详细开列出来，好按需要调拨。”
这样，美国特务便掌握了东北铁路材料的情报。而这是预先布置下破坏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阴谋的一部分，因为事隔不久，东北全境便彻底解放了。
五、“旅行”与“研究”
在国民党匪帮统治时期，南京“美国大使馆”的武官郎霭格、伯劳特雷等和瓦尔德、史笃克辈很喜欢“旅行”。本溪、抚顺、辽阳、锦州各地的战线和工厂是他们的“旅行”目标。有一位叫芮克的武官，“深入旅行”到人民解放军长春外围的防线，正用他的了望镜站在吉普车上“观赏风景”时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了。瓦尔德本人对抚顺、鞍山特别感到“兴趣”，前后去“旅行”过五次，并且用几个日本法西斯残余分子专门为他整理抚顺煤、鞍山铁、锦西钼的埋藏量、最高产量、年产量、机械设备等“资料”。
这个老帝国主义分子从他脱离贩卖木材的小商人及收税人员的生涯，变成“外交人员”后，他的那双猎犬似的眼睛，那撮矛头似的胡须，便是朝着远东，朝着中国的。他总是在中国的邻近地带如苏联的海参崴、伊朗的德黑兰等地活动。他并且几次来过中国：二十五年前还到过沈阳。为了很好完成主子给他的卑劣任务，他努力“研究”俄文、中文、蒙古文。
美国政府派这样一个人来驻沈阳，是有其深远阴谋的。
到沈阳后，他用重金聘请一位日本老特务谷贞一郎与他共同“研究蒙文”。他亲自编辑了一本《蒙古语会话》。《蒙古语会话》的内容与已经被世人所揭穿的《印度语会话》、《瑞典语会话》……一样，是准备美军侵略到了蒙古时应用的。对话中有：
“这里到王爷庙多远？”
“你们这屯子里有庙宇吗？”
“这个庙宇可驻多少兵？”……
他又与谷贞一郎合作翻译和编辑了一本《蒙文辞典》，这辞典是以日本侵略者所编辑的《蒙露和大辞典》为蓝本。他翻译和编辑这部辞典的目的与日本侵略者完全一样，是为了侵略和控制“满蒙”，并进而侵略全中国和侵略苏联。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狂妄的梦想。
对于朝鲜和中国的关系，瓦尔德等也很有“兴趣”。他们曾指示他们的爪牙佐佐木弘经在中朝边境的图们、珲春等地设立强有力的情报站，搜集鸭绿江沿岸的地形民情等情报。
正像契诃夫说的：第一幕的舞台上挂得有枪，最后一幕时枪就要打响。瓦尔德等在东北的这些活动，正是美帝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的预谋的又一证明。
六、情报——新闻，新闻——情报
在“新闻自由”下，美国记者当然可以自由到国民党匪帮统治下的沈阳。美国记者的光临，那就是说：贪图名利的人来了；同时也给沈阳的美国人带了获取名利的机会。他们陪伴着美国记者游逛北陵、故宫，尝尝东北的特殊口味，使得记者先生没有闲情去采访（美国记者们也乐得这么干）。“美国新闻处”或“美国领事馆”便把平素搜集的“情报”交给他们，经他们加一些“据满洲问题权威人士谈称”或“据本社记者亲历采访”之类的导语，变成一条美国式的新闻：再用“领事馆”的电台或美国飞机发往美国。美国的报上便出现了耸人听闻的“新闻”，实际上尽是谣言或“情报”的化身。这些美国记者离开沈阳时，“美国领事馆”和“美国新闻处”照例要馈赠一点日本女人的衣服、春宫照片、大烟灯、高尔夫球棒之类以作“纪念”。送走了美国记者后，“美国领事馆”和“美国新闻处”紧接着便向华盛顿报告这次“功绩”，以博得奖赏。
七、“优秀人种中的优秀人”
美帝分子头脑中浸透了“美国第一”的思想；而“美国第一”中又分出了很多“第一”，例如“外交人员”就自命为是“第一优秀的美国人”。在这“第一优秀的美国人”中又分出第一、第二、第三……等级的美国人。第一种美国人他们认为是“地道的”或称“纯粹的”美国人，即盎格鲁撒克逊族，这和日寇自称的大和民族，希特勒口中的日尔曼民族一样。第二种美国人是法国和德国转入美国籍的人，第三种是北欧（丹麦、挪威等国）转入美国籍的人，其次是日本、澳洲等地转入美国籍的人；美籍中国人放在和黑人和红种人差不多的地位。
等级意味着权力、地位。第一种美国人瞧不起第二种及其以下的美国人；第二种美国人深以为自己优越于第三种及其以下的美国人。如此等等，弄得小小“领事馆”中互相倾轧、排斥，乌烟瘴气。新来沈阳时还是会计的史笃克地位不高，因为是第一种美国人，便常常刁难地位比他高的新闻处长傅保罗（因为他是美籍德人）。第二任新闻处长傅保罗又与第三任新闻处长高克兰互相攻讦，在两任交替尚未办清手续的时候，你把我放在办公室中“中国古董”掀开，摆上自己的；我又把你刚摆上的掀开，恢复自己的“古董”。所谓“中国古董”，就是大马蹬、破花瓶，其中还有中国民间的祖宗画像。所以中国职工说：“狗打架弄得中国的祖宗也不安宁。”
这些“第一优秀的美国人”很喜欢搜罗“中国古董”和土产，一方面是在中国时可以显示“清高”，另方面回到美国后可以博得一个“中国通”的美名，而且“中国古董”还可以卖大量美金。这次瓦尔德被赶出中国国境，他一个人就有三百八十几个木头箱子和皮箱、背囊……其中装有四十三个中国古老家庭中用的磁器圆凳；有一百多条中国地毯。瓦尔德的太太说，这些东西带回美国便会变成不可估计的美金。
美金是他们的上帝。随着美金而来的便是社会地位与“荣誉”，因此，“领事馆”中每一个外籍人都尽可能设法弄钱，只要弄到钱，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瓦尔德将公家的新的韦氏大字典收归私有；“副领事”史笃克在“美国新闻处”处长任上把电影机和电影片充私。想往上爬又爬不起来的电台技师希克尼（意大利人）为了达到增加薪水的目的，不惜利用自己的老婆与瓦尔德的秘书雷贝格勾勾搭搭，果然增加了二十元美金。雷贝格更不要脸，他在解放后私接电线，盗用电流，被人民政府电业局查出来。在先他当面撒谎，说这是国民党政府时代的“电力局长”允许他这样干的；谎言骗不了人，又说他住的房子原为“美军联络团”住的，“我没有偷电；偷电是‘联络团长’沈乐甫。”人民电业机关的工作人员要他写个悔过书便可不罚款，他听说“不罚款”，便亲笔写了个悔过书，直到今天，这位“第一优秀”的“美国外交官”所写的悔过书，还存在被瓦尔德咒骂为“血液里便有着贪污成分”的中国人手里。